間諜 · 康拉德對本書的評註

《間諜》這本書的起源：我認為，可以追溯至一個特殊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內，無論是在精神上或是情感上，我都是處於一種叛逆的狀態，吸引我動筆寫此書的主題、情節梗概、藝術效果等要素均是在這個時期里形成的。 事實上，我是憑著一股衝勁開始寫這本書的，而且是一氣呵成。不久之後，這本書到了公眾手裡，我發現有人責備我根本不應該寫這本書。有些人的譴責很嚴厲，而另外一些人表達了很悲傷的腔調。雖然我面前沒有擺著他們的批評意見，但我知道他們批評的大意，大體看，他們的批評的理由是很簡單的，這點讓我也感到吃驚。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不過，並非非常久遠。我必須承認，在1907年的時候，我基本上還是原來的那個樸素的、單純的人。如今在我看來，即使是一個沒有藝術修養的人也能看出，由於那個故事的背景很骯髒，而故事本身也很不道德，把這樣的故事寫成書肯定會招致某些人的批評。 當然，他們的批評是嚴肅的，但並不普遍。事實上，理解和同情的占絕大多數，批評的是極少數，不記得這點是很不禮貌的。我相信讀者不會匆忙對我下結論，說我是因為感到了自尊心受傷或為人寡恩才這麼說的。我覺得，一個善良的人會認為，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生性謙遜。不過，我並非僅是出於謙遜才選擇用回擊責難的方式來講道理。不，確實不是因為謙遜。我敢肯定我不是個十分謙遜的人，但那些讀完我的作品的人，會說我是個相當正派的人，不僅機智，還很圓滑，我怎麼可能不去利用別人的話為自己唱讚歌呢？絕對不會的！我寫這本書的動機是格外特別的。我總是希望讀者能理解我寫作的正當性。我不是想為自己做辯解，而只是解釋。我不會堅持說自己是正確的，而僅是想解釋我沒有不正當的企圖。在我內心深處，絕對沒有隱藏著輕蔑人類感情的企圖。 解釋有使人變得乏味的風險，這也許可以看作解釋的小缺點和小危險。世界對行動的動機不感興趣，而對行動的後果卻很感興趣。只會笑臉相迎的人，肯定不知道如何去調查真相。他喜歡顯而易見，他不喜歡聽解釋。不過，我現在就是要做解釋。很顯然，我並非真的需要寫這樣一本書。我沒有任何壓力必須觸及這個主題；在這裡，主題這個詞有兩個含義，一是在狹義上指這個故事，二是在廣義上指人類生活的某種特殊展示。我完全同意這兩種含義。但我從來沒有想到過要用描寫醜陋的方式去震撼讀者，或用簡單的改頭換面的方式讓讀者吃驚。我這樣說，是希望讀者相信，無論是從人物特徵或是從我引入這些人物的理由看，任何人都能看出，整個故事不僅充滿了義憤，還包含了潛在的憐憫和輕蔑，這證明我超越了故事中原有的不道德和骯髒。 我是在一段為期兩年的艱苦創造期之後，開始構想《間諜》這本書的。在那兩年的創造中，我完成了描寫遙遠的南美洲風情的《諾斯特羅莫》，以及絕對關於我本人生活的《如鏡的大海》。在這兩部作品中，第一部涉及了大量創造性努力，我認為我再也不能去寫那麼大視野的作品了。第二部無保留地描寫了我與大海之間的深厚關係，以及大海對我半輩子生活的影響。也就是在這個寫作時期內，我真實的感受能力有了兩個鼎力合作的夥伴，一個是極高的幻想能力，另一個是敏感的情感，這兩者都很誠懇、很忠實於現實。然而，我仍然覺得自己好像被遺棄了一樣，淪落在大量無用的感覺的苧麻殼中，迷失在另外一個充斥低劣價值的世界裡。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做出改變，改變我想像力，改變我對未來的看法，改變我的精神狀態。我倒是認為，我的情緒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發生了一種本質性的改變。我不記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寫完《如鏡的大海》，我知道我已經把我對自己和讀者的真誠寫入了這本書的每一行，於是我很不情願地封筆不寫了。就在這段空閒的時期，我肯定沒有主動想找點醜陋的東西去寫作，但《間諜》這本書的主題——我是說那個故事——卻來找我了。有一次，我的一個朋友偶然與我談起無政府主義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我們是怎樣談到這個話題的，我已經記不清了。 然而，我記得我們談到了無政府主義運動是一場毫無益處的犯罪，而無政府主義的學說、行為、心理狀態也同樣毫無益處。我們還談到了，無政府主義分子半瘋狂、半無恥欺詐的可悲本性，他們利用人類的苦難和容易輕信的毛病總是渴望走上自我毀滅的悲劇結局。這讓我無法寬恕他們的哲學假說。這樣談論了一會兒後，我們又談起一樁具體的實例，我們回憶起有人想炸毀格林尼治天文台的事。這是一件浸透著鮮血的荒謬事，荒謬到無法用任何理性思維過程去理解起真相，甚至連非理性思維過程也無法辦到。雖說不合理的事有其自身的邏輯過程，但這樁暴行卻不然，事實是一個人把自己炸成碎片，而天文台的外牆只有輕微的裂縫。這無論如何也無法與某種理念相聯繫，既聯繫不上無政府主義理念，也聯繫不上其他理念。 我向我的那位朋友指出這點，他聽了後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用他那典型的雖然隨意但顯得無所不知的方式說：「那傢伙比傻子還傻，他的姐姐後來自殺了。」我們當時確實就說了這麼幾句。這個消息讓我感到極度震驚，半天說不出話來，而他則轉去談論其他事情了。後來，我也沒有想過去問他是如何獲得這個消息的。我敢肯定，如果他曾經有機會看到一位無政府主義者的私生活，那會使他與黑社會建立起聯繫。他是個喜歡與社會上三教九流聊天的人，這些發人深省的內幕消息可能是他的第二手或第三手資料，比如說，從一名馬路清潔工那裡，或是從一名退役警察那裡，或是從俱樂部某些詭秘的人那裡，甚至有可能是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從一名國務大臣那裡。 毫無疑問，這條消息具有某種啟發意義。這就好像一個走出了森林，來到平地——確實看不見什麼東西了，但光線充足了。這條消息確實沒有什麼好深入看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甚至沒有想到要去再多看一眼。不過，啟發性的印象卻留在我的心中。雖然這個印象令我滿意，但具有被動性。一周之後，我偶然遇到一位警察局副局長寫的一本相當簡潔的回憶錄，據我所知，這本回憶錄從來沒有受到重視，這位副局長顯然是個能人，性格中有很強的宗教色彩。倫敦在19世紀80年代發生過多起爆炸案，當時他擔任倫敦警察局副局長。這本回憶錄寫得很有趣，也非常謹慎；不過，我現在已經忘記其中大部分內容。該書沒有揭示什麼真理，僅是浮光掠影地描繪事情。這本書中有一個小段落只有10行字，但很吸引我，不過我不想解釋為什麼我會受到吸引。作者（我記得他的名字叫安德森）在這段文字中記錄了在英國下院大廳里與內務大臣進行的一次對話，當時發生了一系列無政府主義者暴行。我記得內務大臣是威廉·哈考特爵士，他很生氣，而警官則連忙道歉。給我最大震動的話是哈考特爵士當時說的幾句生氣的俏皮話：「這些都很好。但你所說的保密，似乎就是為了使內務大臣蒙在鼓裡。」這話很能反映哈考特爵士的性格特點，但傳遞出的信息並不多。然而，這件事中肯定有某種特殊的氣氛，因為我突然感到受到了啟發。於是我就做起了思維化學實驗，就像學化學的學生那樣，在裝有無色溶液的試管中滴入點合適的試劑，然後觀察結晶過程。 對我來說，最初是我的思維發生了改變，我那已經安靜下來的想像力被攪動起來，一些不成熟的形式和梗概出現在我的思維里，就像那些奇怪的出乎意料的結晶體一樣吸引著我的注意力。在這樣的結晶現象面前，任何人都會陷入沉思——甚至對過去的沉思：南美洲，那是個太陽光暴烈，充滿野蠻革命的大陸，有大片的鹽湖，鹽湖就像一面鏡子，映襯出天空的皺眉和微笑，是世界光明的反射鏡。一幅巨大城市的圖像浮現出來，這是個畸形的大城市，其人口比某些大陸的人口都要多，城市內部集聚著巨大的人造威力，仿佛可以漠視天空的皺眉和微笑，世界的光明都被這座城市吞噬掉了。在這座城市裡，有足夠的空間講任何故事，有足夠的深度描繪任何激情，有足夠多種類各異的場地放得下任何布景，有足夠的黑暗埋得下5億生靈。 我向不同的方向望去，各個方向都出現一眼望不到盡頭的視野。要想找到正確的方向，往往需要幾年的時間。似乎確實需要幾年的時間……逐漸地，我在那巨大城市的背景中看到一片冉冉升起的火焰，那就是維羅克夫人熱烈的母愛，這片火焰使那母愛擁有了神秘的熱情，而那母愛反過來又給這片火焰染上了某種憂鬱的色彩。最後，溫妮·維羅克的完整故事形成了，從她的兒童時期，直至她結束生命。由於一切都還處於初始階段，她的故事與其他部分相比很不協調，但我至少有了可以修改的基礎。為此我花費了整整3天的時間。 這本書就是有關溫妮·維羅克的故事，但她的故事情節有所刪減，以便適應全書的需要，故事情節以荒謬殘酷的格林尼治爆炸案作主要線索。這個寫作任務，我不能說很辛苦，但極為困難，困難得引人入勝。我必須也要完成這項任務。這是我的一種需要。為此，我需要在溫妮·維羅克夫人周圍構想出一組人物，這些人物直接地或間接地與她的那個「生活經不住推敲」悲劇性的懷疑態度有關聯。我個人從來不懷疑溫妮·維羅克夫人故事的真實性，但她的故事必須從那座巨大城市的朦朧背景中分離出來，使之變得可信。可信不可信，我說的不是她的靈魂，而是她的身世；不是她的心理，而是她的人性。寫她的身世，我的線索並不少。我必須努力地與自己的記憶保持距離，因為我早年經常夜晚孤獨地在倫敦散步。我不能讓這些回憶湧現出來，充斥這本書的每一頁，因為當我處在嚴肅地表達我的思想感情的狀態下，我的回憶會一幕接著一幕地浮現，這種情況在我寫每行文字時都一樣。從這點看，我確實認為《間諜》是一本很真誠的書。為了獲得純粹的藝術效果，我採用了諷刺的手法。即便如此，我寫這些諷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我真誠地相信只有諷刺手法才能表達我的輕蔑或同情。這本書算是我寫作生涯中一次小滿足，因為我成功地實現了預定目標。我似乎真的把這本書從頭到尾寫完了。在這樁有關維羅克夫人的案子中必須要有人物，在創作本書的人物過程中，我也獲得了某些小滿足，因為我需要化解創造性工作必然會產生的大量的、讓人難以忍受的疑問。以維羅克先生本人為例（他是個漫畫人物造型），我曾經聽到一個很有閱歷的人說「康拉德要麼與那個世界有聯繫，要麼有極好的直覺」，因為維羅克先生「不僅在細節上可能，在本質上也是恰當的」。這話讓我聽了很滿足。後來，一位來自美國的訪客告訴我，紐約有各種各樣的革命流亡者，他們覺得這本書就是一個很了解他們的人寫的。這似乎是個很崇高的恭維，請想一想我的實際情況，與那位給我故事線索的無所不知的朋友相比，我與革命流亡者有比較少的聯繫。然而，我確信，在我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曾經幾度變成極端的革命者，不過，我不認為我比他們更加信仰革命，但我心中擁有的目的性比他們要強烈，把他們一生的努力加起來也比不過我。我不覺得這是誇張。我僅僅是在專注於我做的事。我總是非常專注地寫好我的每一本書。我能專注到近乎自我放縱的程度。我這樣說，也不是在誇張。我別無選擇，說假話讓我感到厭倦。 本書中的人物，無論是守法的人，或是非法的人，都有各自的出處，也許讀者已經發現了這點。這些人物都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我在這本書里並不想把他們合法化。至於我對罪犯和警察之間關係的道德評價，我想說的是，這個問題至少是可以進行討論的。 自從這本書出版以後，我一直維持著自己的態度，這一晃就是12年了。我不後悔我寫了這本書。最近，外部環境發生改變，雖說這與我為這本書寫註解無關，但迫使我把包裹在這個故事之外既憤怒又蔑視的文學外衣脫去，這件外衣是我幾年前花費了巨大努力才給這個故事穿上的。可以說，這等於迫使我看這個故事的骨架，我承認這是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架。但我仍然要強調，溫妮·維羅克夫人故事的驚人之處是故事充滿了悲哀、瘋狂、絕望的無政府主義的結局，就像我在前面所強調的那樣。我不想故意侮辱人類的感情。 約瑟夫·康拉德 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