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黨案考 · 朱元璋的統治術
一、大明帝國和明教
吳元年（1367，元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朱元璋的北伐大軍已經平定山東。南征軍已降方國珍，移軍福建，水陸兩路都勢如破竹。一片捷報聲使應天的文武臣僚歡天喜地，估量軍力、人事，和元政府的無能腐敗，加上元朝將軍瘋狂的內戰，蕩平全國已經是算得出日子的事情了。苦戰了十幾年，為的是什麼?無非是為作大官，拜大爵位，封妻蔭子，大莊園，好奴僕，數不盡的金銀錢鈔，用不完的錦綺綢羅，風風光光，體體面面，舒舒服服過日子。如今，這個日子來了。吳王要是升一級作皇帝，王府臣僚自然也進一等作帝國將相了。朱元璋聽了朱升的話，「緩稱王」，好容易熬了這多年，才稱王，稱呼從主公改成殿下，如今眼見得一統在望，再也熬不住了，立刻要過皇帝癮。真是同心一意，在前方斫殺聲中，應天的君臣在商量化家為國的大典。
自然，主意雖然打定，自古以來作皇帝的一套形式，還是得照樣搬演一下。照規矩，是臣下勸進三次，主公推讓三次，文章都是刻板的濫調，於是，文班首長中書省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輿圖，應天順人，宜正大君之寶位……既膺在躬之歷數，必當臨御於宸居……伏冀俯從眾請，早定尊稱。」不用三推三讓，只一勸便答應了。十天後，朱元璋搬進新蓋的宮殿，把要作皇帝的意思，祭告於上帝皇祇說：「唯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唯臣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戡定諸雄，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回二萬里廣，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祗。是用明年正月四日於鐘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帝祇，唯簡在帝心。如臣可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注475
即位禮儀也決定了，這一天先告祀天地，再即皇帝位於南郊，丞相率百官以下和都民耆老拜賀舞蹈，連呼萬歲三聲。禮成，具皇帝鹵簿威儀導從，到太廟追尊四代祖父母父母都為皇帝皇后，再祭告社稷。於是皇帝服袞冕，在奉天殿受百官賀。天地社稷祖先百官和都民耆老都承認了，朱元璋成為合法的皇帝。
皇帝的正殿命名為奉天殿，皇帝詔書的開頭也規定為奉天承運。原來元時皇帝白話詔書的開頭是「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文言的譯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為這口氣不夠謙卑奉順，改作奉作承，為「奉天承運」，表示他的一切行動都是奉天而行的，他的皇朝是承方興之運的，誰能反抗天命?誰又敢於違逆興運?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和他的文武臣僚照規定的禮儀節目，遂一搬演完了，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以應天為京師。去年年底，接連下雨落雪，陰沉沉的天氣，到大年初一雪停了，第二天天氣更好，到行禮這一天，竟是大太陽，極好的天氣，元璋才放了心。回宮時忽然想起陳友諒采石磯的故事，作皇帝這樣一樁大事，連日子也不挑一個，鬧得拖泥帶水，衣冠污損，不成體統，實在好笑，怪不得他沒有好下場。接著又想起這日子是劉基揀的，真不錯，開頭就好，將來會更好，子子孫孫都會好，越想越喜歡，不由得在玉輅里笑出聲來。
奉天殿受賀後，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進爵。皇族不管死的活的，全都封王。一霎時鬧鬧攘攘，欣欣喜喜，新朝廷上充滿了蓬勃的氣象，新京師里添了幾百千家新貴族，歷史上也出現了一個新朝代。注476
皇族和其他許多家族組織成功一個新統治集團，代表這集團執行統治的機構是朝廷，這朝廷是為朱家皇朝服務的，朱家皇朝的建立者朱元璋，給他的皇朝起的名號——大明。
大明這一朝代名號的決定，事前曾經經過長期的考慮。
歷史上的朝代稱號，都有其特殊的意義。大體上可以分作四類：第一類用初起時的地名，如秦如漢。第二類用所封的爵邑，如隋如唐。第三類用特殊的物產，如遼（鑌鐵）如金。第四類用文字的含義，如大真大元。注477大明不是地名，也不是爵邑，更非物產，應該歸到第四類。
大明這一國號出於明教。明教有明王出世的傳說，主要的經典有《大小明王出世經》。經過了五百多年公開的秘密的傳播，明王出世成為民間所熟知所深信的預言。這傳說又和佛教的彌勒降生說混淆了，彌勒佛和明王成為二位一體的人民救主。韓山童自稱明王起事，敗死後，他的兒子韓林兒繼稱小明王，西系紅軍別支的明昇也稱小明王。朱元璋原來是小明王的部將，害死小明王，繼之而起，國號也稱大明。注478據說是劉基提出的主意。注479
朱元璋部下分紅軍和儒生兩個系統，這一國號的採用，使兩面人都感覺滿意。就紅軍方面說，他們大多數都起自淮西，受了彭瑩玉的教化。其餘的不是郭子興的部曲，就是小明王的餘黨，天完和漢的降將，總之，都是明教徒。國號大明，第一表示新政權還是繼承小明王這一系統，所有明教徒都是一家人，應該團結在一起，共享富貴。第二告訴人「明王」在此，不必痴心妄想，再搞這一套花樣了。第三使人民安心，本本分分，來享受明王治下的和平合理生活。就儒生方面說，他們固然和明教無淵源，和紅軍處於敵對地位，用盡心機，勸誘朱元璋背叛明教，遺棄紅軍，暗殺小明王，另建新朝代。可是，對於這一國號，卻用儒家的看法去解釋，「明」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開來是日月，古禮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說法，千多年來「大明」和日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無論是列作郊祭或特祭，都為歷代皇家所看重，儒生所樂於討論的。而且，新朝是起於南方的，和以前各朝從北方起事平定南方的恰好相反。拿陰陽五行之說來推論，南方為火，為陽，神是祝融，顏色赤，北方是水，屬陰，神是玄冥，顏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北的蒙古大漢。那麼，以火制水，以陽消陰，以明克暗，不是恰好?再則，歷史上的宮殿名稱有大明宮、大明殿，古神話里，「朱明」一名詞把國姓和國號聯在一起，尤為巧合。因此，儒生這一系統也贊成用這國號。一些人是從明教教義，一些人是從儒家經說，都以為合式，對勁。注480
元朝末年二十年的混戰，宣傳標榜的是「明王出世」，是「彌勒降生」的預言。朱元璋是深深明白這類預言，這類秘密組織的意義的。他自己從這一套得到機會和成功，成為新興的統治者，要把這份產業永遠保持下去，傳之子孫，再也不願意，不許別的人也來耍這一套，危害治權。而且，「大明」已經成為國號了，也應該保持它的尊嚴。為了這，建國的第一年就用詔書禁止一切邪教，尤其是白蓮社、大明教和彌勒教。接著把這禁令正式公布為法律，《大明律·禮律》禁止師巫邪術條規定：「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感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句解：端公、太保，降神之男子；師婆，降神之婦人。白蓮社如昔遠公修淨土之教，今奉彌勒佛十八龍天持齋念佛者。朋尊教謂男子修行齋戒，奉牟尼光佛教法者。白雲宗等會，蓋謂釋氏支流派分七十二家，白雲持一宗如黃梅曹溪之類也。明尊教即明教，牟尼光佛即摩尼。《昭代王章》條例：「左道惑眾之人，或燒香集徒，夜聚曉散，為從者及稱為善友，求討布施，至十人以上，事發，屬軍衛者俱發邊衛充軍，屬有司者發口外為民。」善友也正是明教教友稱號的一種。招判樞機定師巫邪術罪款說：「有等捏怪之徒，罔領明時之法，乃敢立白蓮社，自號端公，拭清風刀，人呼太保，嘗雲能用五雷，能集方神，得先天，知後世，凡所以煽惑人心者千形萬狀，小則入迷而忘親忘家，大即心惑而喪心喪志，甚至聚眾成黨，集黨成禍，不測之變，種種立見者，其害不可勝言也。」注481何等可怕，不禁怎麼行?溫州、泉州的大明教，從南宋以來就根深蒂固流傳在民間，到明初還「造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咸歸之」。因為名犯國號，教堂被毀，教產被沒收，教徒被適歸農。注482甚至宋元以來的明州，也改名為寧波。注483明教徒在嚴刑壓制之下，只好再改換名稱，藏形匿影，暗地裡活動，成為民間的秘密組織了。
事實是，法律的條款和制裁，並不能也不可能消除人民對政治的失望。朱元璋雖然建立了大明帝國，並沒有替人民解除了痛苦，改善了生活，二十年後，彌勒教仍然在農村里傳播，尤其是江西。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年底誥戒人民說：「元政不綱，天將更其運祚，而愚民好作亂者興焉。初本數人，其餘愚者聞此風而思為之，合共謀倡亂。是等之家，吾親目睹……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則等輩，皆系造言倡亂者致干戈橫作，物命損傷者既多，比其事成也，天不與首亂者，殃歸首亂，福在殿興。今江西有等愚民，妻不諫夫，夫不戒前人所失，夫婦愚於家，反教子孫，一概念誦南無彌勒尊佛，以為六字，又欲造禍，以殃鄉里……今後良民凡有六字者即時燒毀，毋存毋奉，永保己安，良民戒之哉!」他特別指出凡是造言首事的都沒有好下場，「殃歸首亂」，只有他自己是跟從的，所以「福在殿興」。勸人民不要首事肇禍，脫離彌勒教，翻來覆去地說，甚至不惜拿自己作例證。可以看出當時民間對現實政治的不滿意和渴望光明的情形。
政府對明教的壓迫雖然十分嚴厲，小明王在西北的餘黨卻仍然很活躍。從洪武初年到永樂七年（1409）四十多年間，王金剛奴自稱四天王，在沔縣西黑山天池平等處，以佛法惑眾，其黨田九成自稱後明皇帝，年號還是龍鳳，高福興自稱彌勒佛，帝號和年號都直承小明王，根本不承認這個新興的朝代。前後攻破屯褰，殺死官軍。注484同時西系紅軍的根據地蘄州，永樂四年「妖僧守座聚男女成立白蓮社，毀形斷指，假神扇惑」被殺。永樂七年在湘潭，十六年在保定新成縣，都曾爆發彌勒佛之亂。注485以後一直下來，白蓮教、明教的教徒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傳播以至起義，可以說是史不絕書。雖然都被優勢的武力所平定了，也可以看出這時代，人民對政府的看法和憤怒的程度。注486
二、農民被出賣了!
經過二十幾年的實際教育，在流浪生活中，在軍營里，在作戰時，在後方，隨處學習，隨時訓練自己，更事事聽人勸告，徵求專家的意見，朱元璋在近代史上，不但是一個偉大的軍事統帥，也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
他的政治才能，表現在他所奠定的帝國規模上。
在紅軍初起時，標榜復宋，韓林兒詐稱是宋徽宗的子孫，暫時的固然可以發生政治的刺激作用，可是這時去宋朝滅亡已經九十年了，宋朝的遺民故老死亡已盡，九十年後的人民對歷史上的皇帝，對一個被屈辱的家族，並不感覺到親切、懷念、依戀。而且，韓家父子是著名的白蓮教世家，突然變成趙家子孫，誰都知道是冒牌，真的都不見得有人理會，何況是假貨?到朱元璋北伐時，嚴正的提出民族獨立自主的新號召，漢人應該由漢人自己治理，應該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保存原有的文化系統，這一嶄新的主張，博得全民族的熱烈擁護，瓦解了元朝治下漢官、漢兵的敵對心理。在檄文中，更進一步提出，蒙古、色目人只要參加這文化系統，就一體保護，認為皇朝的子民。這一舉措，不但減低了敵人的抵抗掙扎行為，並且，也吸引過來一部分敵人，化敵為友。到開國以後，這革命主張仍然被尊重為國策，對於參加華族文化集團的外族，毫不歧視。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漢人同樣登用，在朝廷有做到尚書侍郎大官的，地方作知府、知縣，一樣臨民辦事。注487在軍隊里更多，甚至在親軍中也有蒙古軍隊和軍官。注488這些人都由政府編置勘合（合同文書），給賜姓名，和漢人一無分別。注489婚姻則制定法令，准許和漢人通婚，務要兩相情願，如漢人不願，許其同類自相嫁娶。注490這樣，蒙古、色目人陶育融冶，幾代以後，都同化為中華民族的成員了。內中有十幾家軍人世家，替明朝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對於塞外的外族，則繼承元朝的撫育政策，告訴他們新朝仍和前朝一樣，盡保護提攜的責任，各安生理，不要害怕。
相反的，卻下詔書恢復人民的衣冠如唐朝的式樣，蒙古人留下的習俗，辮髮椎髻胡服——男盪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注491蒙古俗喪葬作樂娛屍，禮儀官品坐位都以右手為尊貴，也逐一改正。注492復漢官之威儀，參酌古代禮經和事實需要，規定了各階層的生活、服用、房舍、輿從種種規範和標準，使人民有所遵守。
紅軍之起，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實現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平等。在政治和民族方面說，大明帝國的建立已經完全達到目的，過去的被歧視情形，不再存在了。可是，在經濟方面，雖然推翻了外族對漢族的剝削特權，但是，就中華民族本身而說，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特權，並沒有因為政權的改變而有所改變。
元末的農民，大部分參加紅軍，破壞舊秩序，舊的統治機構。地主的利益恰好相反，他們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就不能不維持舊秩序，就不能不擁護舊政權。在戰爭爆發之後，地主們用全力來組織私軍，稱為民軍或義軍，建立堡砦，抵抗農民的襲擊。這一集團的組成分子，包括現任和退休的官吏、鄉紳、儒生和軍人，總之，都是豐衣足食，麵團團的地主階層人物。這些人受過教育，有智識，有組織能力，在地方有號召的威望。雖然各地方的地主各自作戰，沒有統一的指揮和作戰計劃，戰鬥力量也有大小強弱之不同，卻不可否認是一個比元朝軍隊更為壯大，更為頑強的力量。他們決不能和紅軍妥協，也不和打家劫舍的草寇，割據一隅的群雄合作。可是，等到有一個新政權建立，而這一個新政權是有足夠的力量，保護地主利益，維持地方秩序的時候，他們也就毫不猶豫，擁戴這一屬於他們自己的新政權了。注493同時，新朝廷的一批新興貴族、官僚，也因勞績獲得大量土地，成為新的地主（洪武四年十月的公侯佃戶統計，六國公二十八侯，凡佃戶三萬八千一百九十四戶）。注494新政府對這兩種地主的利益，是不敢，也不能不特別尊重的。這樣，農民的生活問題，農民的困苦，就被擱在一邊，無人理睬了。
朱元璋和他的大部分臣僚都是農民出身的。過去都曾親身受過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但在革命的過程中，本身的武裝力量不夠強大，眼看著小明王是被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和孛羅帖木兒兩支地主軍打垮了的，為了要成事業，不能不低頭賠小心，爭取地主們的人力財力的合作。又恨又怕，在朱元璋的心坎里，造成了微妙的矛盾的敵對的心理，產生了對舊地主的兩面政策。正面是利用有學識、有社會聲望的地主，任命為各級官吏和民間徵收租糧的政府代理人，建立他的官僚機構。原來經過元末多年的內戰，學校停頓，人才缺乏，將軍們會打仗，可不會作辦文墨的事務官。有些讀書人，怕朱元璋的殘暴、侮辱，百般逃避，抵死不肯作官，雖是立了「士人不為君用」就要殺頭的條款，還是逼不出夠用的人才。沒奈何只好揀一批合用的地主，叫作稅戶人才，用作地方縣令長、知州知府、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另外，以為地主熟悉地方情形，收糧和運糧都比地方官經手方便省事，而且，可以省去一層中飽。規定每一個收糧萬石的地方，派納糧最多的大地主四人作糧長，管理本區的租糧收運。這樣，舊地主作官，作糧長，加上新貴族新官僚新地主，構成了新的統治集團。注495反面則用殘酷的手段，消除不肯合作的舊地主，一種慣用的方法是強迫遷徙，使地主離開他的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師（南京）、山東、山西等處，釜底抽薪，根本削除了他們在地方的勢力。其次是用苛刑誅滅，假借種種政治案件，株連牽及，一網打盡，滅門抄家，洪武朝的幾樁大案如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屠殺了幾萬家，不用說了。甚至地方的一個皂隸的逃亡，就屠殺抄沒了幾百家，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公布這案子說：「民之頑者，莫甚於溧陽、廣德、建平、宜興、安吉、長興、歸安、德清、崇德、蔣士魯等三百七戶。且如潘富系溧陽縣皂隸，教唆官長貪贓枉法，自己挾勢持權，科民荊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陽節次遞送至崇德豪民趙真勝奴家。追者回奏，將豪民趙真勝奴並二百餘家盡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戮。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十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注496豪民盡皆誅戮，抄沒的田產當然歸官，再由皇帝賞賜給新貴族新官僚，用屠殺的手段加速度改變土地的持有人，據可信的史料，三十多年中，浙東、浙西的故家巨室幾乎到了被肅清的地步。注497
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財力和人力的充分運用，朱元璋用二十年的工夫，大規模舉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六百年來若干朝代若干政治家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算是劃時代地完成了。丈量土地的目的，是因為過去六百年沒有實地調查，土地簿籍和實際情形完全不符合，而且連不符合的簿籍大部分都已喪失，半數以上的土地不在簿籍上，逃避政府租稅，半數的土地面積和負擔輕重不一樣，極不公平。地主的負擔轉嫁給貧農，土地越多的交租越少，土地越少的交租越多，由之，富的愈富，窮的更窮。經過實際丈量以後，使所有過去逃稅的土地都登記完糧。全國土地，記載田畝面積方圓，編列字號，和田主姓名，製成文冊，名為魚鱗圖冊，政府據以定賦稅標準。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國水田總數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注498，夏秋二稅收麥四百七十餘萬石，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和元代全國歲入糧數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八石注499比較，增加了一倍半。
人口普查的結果，編定了賦役黃冊，把戶口編成里甲，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的地主十戶作里長，余百戶為十甲，每甲十戶，設一甲首，每年以里長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之事，先後次序還是根據丁糧多少，每甲輪值一年，十甲在十年內先後輪流為政府服義務勞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的休息。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糧增減重新編定黃冊，使之合於實際。洪武二十六年統計，全國有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六百八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注500，比之元朝極盛時期，世祖時代的戶口，戶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注501，戶增加了三百四十萬，口增加了七百萬。
表面上派大批官吏，核實全國田土，定其賦稅，詳細記載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滷的區別，凡置賣田土，必須到官府登記稅糧科則，免去貧民產去稅存的弊端。十年一次的勞役，輪流休息，似乎是替一般窮人著想的。其實，窮人是得不到好處的，因為執行丈量的是地主，徵收租糧的還是地主，里長甲首依然是地主，地主是決不會照顧小自耕農和佃農的利益的。其次，愈是大地主，愈有機會讓子弟受到教育，通過科舉成為官僚紳士，官僚紳士享有非法的逃避租稅，合法的免役之權。前一例子，朱元璋說得很明白：「民間灑派包荒詭寄移丘換段，這等俱是奸頑豪富之家，將次沒福受用財富田產，以自己科差灑派細民。境內本無積年荒田，此等豪猾，買囑貪官污吏，及造冊書算人等，當科糧之際，作包荒名色，征納小戶。書算手受財，將田灑派，移丘換段，作詭寄名色，以此靠損小民。」注502後一例子，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告訴中書省官員：「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人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注503不但見任官，鄉紳也享受這特權，洪武十二年又著令：「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注504連在學的學生，生員之家，除本身外，戶內也優免二丁差役。注505這樣，見任官、鄉紳、生員都逃避租稅，豁免差役，完糧當差的義務，便完全落在自耕農和貧農的身上了，他們不但出自己的一份，連官僚紳士地主的一份，也得一併承當下來。統治集團所享受的特權，造成了更激烈的加速度的兼併，土地愈集中，人民的負擔愈重，生活愈困苦。這負擔據朱元璋說是「分」，即應盡的義務，洪武十五年他叫戶部出榜曉諭兩浙江西之民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忠孝仁義之民。」不然呢?「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應該像「中原之民，唯知應役輸稅，無負官府。」只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注506。
里甲的組織，除了精密動員人力以外，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布置全國性的特務網，嚴密監視並逮捕危害統治的人物。
朱元璋發展了古代的傳、過所、公憑這一套制度，制定了路引（通行證或身份證）。法律規定：「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里即驗文引。如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天下要衝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詰往來奸細及販賣私鹽犯人逃囚，無引面生可疑之人。」注507處刑的辦法：「凡無文引私度關津者杖八十；若關不由門，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緣邊關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絞。」軍民的分別：「若軍民出百里之外不給引者，軍以逃軍論，民以私度關津論。」注508這制度把人民的行動範圍，用無形的銅牆鐵壁嚴密圈禁。路引是要向地方官請領的，請不到的，便被禁錮在生長的土地上，行動不能出百里之外。
要鉗制監視全國人民，光靠巡檢司是不夠的，里甲於是被賦予了輔助巡檢司的任務。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知丁是監視的意思：「誥出，凡民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俱在里甲，縣府州務必周知，市村絕不許有逸夫。若或異四業而從釋道者，戶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余皆四業，必然有效。一，知丁之法，某民丁幾，受農業者幾，受士業者幾，受工業者幾，受商業者幾。且欲士者志於士，進學之時，師友某代，習有所在，非社學則入縣學，非縣必州府之學，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為未成士之師，鄰里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幾齣入可驗，無異為也。一，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一，專工之業，遠行則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必知方，巨細作為，鄰里采知，巨者歸遲，細者歸疾，出入不難見也。一，商本有巨微，貨有重輕，所趨遠近水陸，明於引間，歸期艱限其業，鄰里務必周知，若或經年無信，二載不歸，鄰里當覺（報告）之詢故。本戶若或托商在外非為，鄰里勿干。」逸夫指的是無業的危險分子，如不執行這命令：「一里之間，百戶之內，仍有逸夫，里甲坐視，鄰里親戚不拿，其逸夫或於公門中，或在市閭里，有犯非為，捕獲到官，逸夫處死，里甲四鄰化外之遷，的不虛示。」注509又說：「此誥一出，自京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務必從容驗丁。市井人民，舍客之際，辨人生理，驗人引目，生理是其本業，引目相符而無異，猶恐托業為名，暗有他為。雖然業與引合，又識重輕巨微貴賤，倘有輕重不論，所齎微細，必假此而他故也，良民察焉。」注510異為，非為，他為，他故，都是法律術語，即不軌、不法的意思。前一手令是里甲鄰里的連坐法，後一手令是旅館檢查規程，再三叮嚀訓示，把里甲和路引制度關聯成為一體，不但圈禁人民在百里內，而且用法律、用手令，強迫每一個人都成為政府的代表，執行調查、監視、告密、訪問、逮捕的使命。注511
三、新官僚養成所
專制獨裁的君主，用以維持和鞏固皇權的兩套法寶，一是軍隊，二是官僚機構，用武力鎮壓，用公文統治，皇權假如是車子，軍隊和官僚便是兩個車輪，缺一不可。
朱元璋從親兵爬到宋朝的丞相、國公，作吳王，一直作到皇帝，本來是靠武力起的家，有的是軍隊，再加上劉基的組織方案——軍衛法，一個輪子有了（詳後）。
另一個輪子可有點麻煩，從朝廷到地方，從部、院、省、寺、府、監到州、縣，各級官僚要十幾萬人，白手成家的朱元璋，從哪兒去找這麼些聽話的忠心的能幹的文人?
用元朝的舊官僚吧?經過二十年戰爭的淘汰，生存的為數已不甚多，會辦事有才力的一批，早已來投效了。不肯來的，放下臉色一嚇唬，說是：「您不來，敢情在打別的主意?」注512也不敢不來。剩下的不是貪官污吏，便已老朽昏庸，不是眷懷勝國的恩寵，北遷沙漠注513，便是厭惡新朝的暴發戶派頭，恐懼新朝的屠殺侮辱，遁跡江湖，埋名市井。注514儘管新朝用盡了心機，軟說硬拉，要湊齊這個大班子，人數還差得太遠。
第二想到的是元朝的吏，元朝是以吏治國的。從元世祖以後，甚至執政大臣也用吏來充當，造成風氣。注515朱元璋深知法令愈繁冗，條格愈詳備，一般人不會辦，甚至不能懂，吏就愈方便舞文弄弊，鬧成吏治代替了官治，代替了君治，這是萬萬要不得的。注516
第三隻好起用沒有作過官的讀書人了。讀書人當然想作官，可是也有顧忌，顧忌的是失身份：「海岱初雲擾，荊蠻遂土崩，王公甘久辱，奴僕盡同升。」注517和奴僕同升也許還不太要緊，要緊的是這個政權還不太鞏固，對內未統一，對外，北邊蒙古還保有強大力量。顧忌的是這個政權是淮幫，大官位都給淮人占完了，「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注518。更顧忌的是恐怖的屠殺凌辱，作官一有差跌，不是梟示種誅，便是戴斬罪鐐足辦事，「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注519。不是不得已，又誰敢作官?
第四是任用地主作官，稱為薦舉。有富戶、耆民、孝弟力田、稅戶人才（納糧最多的大地主）等名目。有一出來便作朝廷和地方的大官的，最多的一次到過三千七百多人。注520可是，還不夠用，而且，這些地主官僚的作風，也不完全適合新朝統治的需要。
舊的人才不夠用，只好想法培養新的了。朱元璋決心用自己的方法，新造一個輪子——國子監，來訓練大量的新官僚。
國子監的教職員，從祭酒（校長）、司業、博士、助教、學正到監丞，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於吏部，國子監官到監是上任作官，學校是學校官的衙門。政治和教育一體，官僚和師儒一體。祭酒雖然是衙門首長，「嚴立規矩，表率屬官」，但是，並無聘任教員之權，因為一切教職員都是部派的。監丞品位雖低，卻參領監事，凡教官怠於師訓，生員有戾規矩，課業不精，並從糾舉。不但管學生規矩課業，還兼管教員教課成績。辦公處叫繩愆廳，特備有行撲紅凳二條，撥有直廳皂隸二名，「扑作教刑」，刑具是竹篾，皂隸是行刑人，紅凳是讓學生伏著挨打的。照規定，監丞立集愆冊一本，各堂生員敢有不遵學規，即便究治。初犯記錄（記過），再犯決竹篾五下，三犯決竹篾十下，四犯發遣安置（開除，充軍，罰充吏役）。監丞對學生，不但有處罰權，而且有執行刑訊之權，學校、法庭、刑場合而為一。當然，判決和執行都是片面的，學生絕對沒有辯解申說和要求上訴的權利。注521膳夫由朝廷撥死囚充役，如三遍不聽使令，即處斬刑，學校又變作死囚的苦工場了。注522
學校的教職員全是官，學生呢?來源有兩類，一類是官生，一類是民生。官生又分兩等，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外夷子弟（包括日本、琉球、暹羅和西南土司子弟）。官生是由皇帝指派分發的，民生是由各地地方官保送府、州、縣學的生員。注523原來立學的目的，是為了訓練官生如何去執行統治，名額是一百名，民生只占五十名。注524可是後來官生入學的日少，民生依法保送的日多，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在學人數為例，總數八千一百二十四名，裡面官生只有四名，國子監已經失去原來的用意，成為廣泛訓練民生作官的機構了。
功課內容分《御製大誥》、《大明律令》、四書、五經、劉向《說苑》等書。注525最重要的是《大誥》。《大誥》是朱元璋自己寫的，有《續編》、《三編》、《大誥武臣》，一共四冊。主要的內容是列舉所殺官民罪狀，使官民知所警戒，和教人民守本分，納田租，出夫役，老老實實替朝廷當差的訓話。洪武十九年以《大誥》頒賜監生，二十四年令「今後科舉歲貢生員，俱以《大誥》出題試之」。禮部行文國子監正官，嚴督諸生熟讀講解，以資錄用，有不遵者，以違制論。注526違制是違抗聖旨的法律術語，這罪名是非同小可的。至於《大明律令》，因為學生的出路是作官，當然是必讀書。四書、五經是儒家的經典，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都在裡面，孔子的思想是沒有問題的，尊王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大套，最合帝王的脾胃，所以朱元璋面諭國子博士：「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注527可是，《孟子》就不同了，洪武三年，他開始讀這本書，讀到好些對君上不客氣的地方，大發脾氣，對人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下令國子監撤去孔廟中的孟子牌位，把孟子逐出孔廟。後來雖然迫於輿論，恢復孟子配享，對於這部書還是認為有反動毒素，得經過嚴密檢查。洪武二十七年（1394）特別敕命組織一個《孟子》審查委員會，執行檢刪職務的，是當時的老儒劉三吾，把《盡心篇》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一章，「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和《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章，《萬章篇》「天與賢則與賢」一章，「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以及類似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一共八十五條，以為這些話，不合「名教」，太刺激了，全給刪節掉了。只剩下一百七十幾條，刻板頒行全國學校。這部經過凌遲碎割的書，叫作《孟子節文》。所刪掉的一部分，「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注528。至於《說苑》，是因為「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深有勸戒」。是作為修身或公民課本被指定的。此外，也消極地指定一些不許誦讀的書，例如「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術，宜戒勿讀」注529。由此可見學校功課的項目，內容的去取，必讀書和禁讀書，學校教官是無權說話的，一切都由皇帝御定。有時高興，他還出題目「聖制策問」來考問學生呢!
學生日課，規定每日寫字一幅，每三日背《大誥》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每月作文六篇，違者都是痛決（打）。低年級生只通四書的，入正義、崇志、廣業三堂，中等文理條暢的升入修道、誠心二堂，在學滿七百天，經史兼通的入率性堂。率性堂生一年內考試滿八分的與出身（作官）。注530
監生的制服叫襉衫，也是御定的。膳食全公費，校會饌。有家眷的特許帶家眷入學，每月支食糧六斗。監生和教員請假或回家，都要經皇帝特許。注531
管制學校的監規，是欽定的，極為嚴厲。前後增訂一共有五十六款，學生對課業有疑問，必須跪聽，絕對禁止對人對事的批評，和團結組織，甚至班與班之間也禁止來往，以及不許議論飲食美惡，不許穿常人衣服。有事先於本堂教官處通知，毋得徑行煩紊。凡遇出入，務要有出恭入敬牌，和無病稱病，出外遊蕩，會食喧譁，點閘（名）不到，號房（宿舍）私借他人住坐，酣歌夜飲等等二十七款，下文都是違者痛決。最最嚴重的一款是「敢有毀辱師長，及主事告訐者，即系干名犯義，有傷風化，定將犯人杖一百，發雲南地面充軍」注532。朱元璋寄託培養官僚的全部責任於國子監，這一條的法意就是授權監官，用刑法清除所有不服從和敢於抗議的監生。毀辱師長的含義是非常廣泛的，無論是語言、文字、行動、思想上的不同意，以至批評，都可任意解釋。至於生事告訐，更可隨便應用，凡是不遵從監規的，不滿意現狀的，要求對教學及生活有所改進的，都可以援用這條款片面判決之，執行之。國子監第一任祭酒宋訥是這條監規的起草人，極意嚴酷，在他的任內，監生走投無路，經常有人被強制餓死，被迫縊死，祭酒連屍首也不肯放過，一定要當面驗明，才許收殮。注533後來他的兒子宋復祖當司業，也學父親的辦法，「誡諸生守訥學規，違者罪至死」注534。學錄金文徵反對宋訥的過分殘暴，想法子救學生，向皇帝控訴說：「祭酒辦學太嚴，監生餓死了不少人。」朱元璋不理會，說是祭酒只管大綱，監生餓死，罪坐親教之間，文徵又設法和同鄉吏部尚書余商量，由吏部出文書令宋訥以年老退休，這年宋訥七十五歲，照規定是該告老的，不料宋訥在辭別皇帝時，說出並非真心要辭官，朱元璋大怒，追問緣由，立刻把余、金文徵和一些關聯的教官都殺了，還把罪狀榜示在監前，也寫在《大誥》裡頭。這次反迫害的學潮，在一場屠殺後被壓平。注535
洪武二十七年第二次學潮又起，監生趙麟受不了虐待，出壁報提出抗議，照監規是杖一百充軍，為了殺一儆百，朱元璋法外用刑，把趙麟殺了，並且在監前立一長竿，梟首示眾（這在朱元璋的口語叫梟令，比處死重一等）。二十八年又頒行趙麟誹謗冊和驚愚輔教二錄於國子監，到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又召集祭酒和本監教官監生一千八百二十六員名，在奉天門當面訓話整頓學風，他說：
恁學生每聽著：先前那宋訥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後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
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懷著異心，不肯教誨，把宋訥的學規都改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呵，好生壞事。
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著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呵，都不饒，全家發向武煙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
今後學規嚴緊，若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沒頭帖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將那犯人凌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遷發煙瘴地面。欽此!注536
和統制監生一樣，國子監的教官也是在嚴刑重罰的約束之下的。以祭酒為例，三十多年來的歷任祭酒，只有以殘酷著名的宋訥是善終在任上，死後的恩禮也特別隆重，可以說是例外，其他的不是得罪放逐，便是被殺。注537
痛決、充軍、罰充吏役、枷鐐終身、餓死，自縊死、梟首示眾、凌遲，一大串刑罰名詞，明初的國子監與其說是學校，不如更合式地說是監獄，是刑場。不止是學生，也包括教官在內，在受死亡所威脅的訓練，造成絕對服從的、無思想的、奴性的官僚。
從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這一時期監生任官的情形來看，第一，監生並沒有一定的任官資序，最高的有作到地方大吏從二品的布政使，最低的作正九品的縣主簿，以至無品級的教諭。第二，監生也沒有固定的任官性質，朝廷的部院官、監察官，地方最高民政財政官、司法官，以至無所不管親民的府、州、縣官和學校官。監生萬能，幾乎無官不可作。第三，除作官以外，在學的監生，有奉命出使的，有奉命巡行列郡的，有稽核百司案牘的，有到地方督修水利的，有執行丈量、記錄土地面積、定糧的任務的，有清查黃冊的（每年一千二百人），有寫本的，有在各衙門辦事的，有在各衙門歷事的（實習），幾乎無事不能作。第四，三十年來監生的任官，以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為最高（洪武二年擢監生為行省左右參政，各道按察司僉事，及知府等官。二十六年以監生六十四人為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十九年為最多（命祭酒司業擇監生千餘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縣等職）。「故其時布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注538大體說來，從十五年以後，監生的出路，已漸漸不如初年，從作官轉到作事，朝廷利用大批監生作履畝定糧、督修水利、清查黃冊等基層技術工作。至於為什麼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大量利用監生作高官呢?理由是，第一，剛開國人才不夠，如上文所說過的，沒有別的人可用，只能以受過訓練的監生出任高官。第二，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藍玉被殺，牽連致死的文武官僚、地方大吏為數極多，許多衙門都缺正官，監生因之大走官運。至於為什麼洪武十九年監生任官的竟有千餘人之多呢?那是因為上年鬧郭桓貪污案，供詞牽連到直省官吏，因而系死者有幾萬人，下級官吏缺得太多的緣故。至於為什麼從洪武十五年以後，監生作官的出路一天不如一天呢?那是因為從十五年以後，會試定期舉行，每三年一次，進士在發榜後即刻任官，要作官的都從進士科出身，甚至監生也多從進士科得官，官僚從科舉制度里出來，國子監失去了培養官僚的獨占地位。進士釋褐授官，這些官原來都是監生的飯碗，進士日重，監生日輕，只好去作基層技術工作和到諸司去歷事了。
地方的府州縣學和國子監一樣，生員都是供給廩膳（公費）的，從監生到生員都享有免役權，法律規定「免其家差徭二丁」。
洪武十二年頒髮禁例十二條於全國學校，鐫立臥碑，置於明倫堂之左，不遵者以違制論。禁例中最重要的是：「生員家若非大事，毋輕至於公門。」「生員父母欲行非為，則當再三懇告。」前一條不許生員交結地方官，後一條要使生員為皇家服務，替朝廷消弭「非為」。另一條「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才，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唯生員不許!」注539重複地說「不許生員建言」，「惟生員不許」，為什麼單單剝奪了生員討論政治的權利呢?因為他害怕群眾，害怕組織，尤其害怕有群眾基礎有組織能力的知識分子，這個有號召力量的學生群，他是認清楚他們的力量的。
地方學校之外，洪武八年又詔地方立社學——鄉村小學。
府州縣學和社學都以《御製大誥》和律令作主要必修科。
在官僚政治之下，地方學校只存形式，學生不在學，師儒不講論。社學且成為官吏迫害剝削人民的手段，「有願讀書無錢者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卻乃逼令入學。有錢者又縱之，無錢者雖不暇讀書，又不肯放，將此湊生員之數，欺誑朝廷」注540。朱元璋雖然要導民為善，卻對官僚政治無辦法，嘆一口氣，只好把社學停辦，省得「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注541。
除國子監以外，政府官吏的來源是科舉制度。國子監生可以不由科舉，直接任官，而從科舉出身的人則必須是學校的生員。府、州、縣學的生員（俗稱秀才）每三年在省城會考一次，稱為鄉試，及格的為舉人。各布政司舉人的名額是一定的，除直隸（今江蘇安徽）百人最多，廣東、廣西二十五人最少，其他九布政司都是四十人。第二年全國舉人會考於京師，稱為會試，會試及格的再經一次複試，地點在殿廷，叫作廷試，亦稱殿試。這複試是形式上的，主要意義是讓皇帝自己來主持這論才大典，選拔之權，出於一人，及格的是天子門生，自然應該死心塌地替皇家服務，發榜分一二三甲（等），一甲只有三人，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榜眼、探花的名號是御定的，民間又稱鄉試第一名為解元，會試第一名為會元，二三甲第一名為傳臚。鄉試由布政使司，會試由禮部主持。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的都為翰林官，其他或投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會試不及格，改入國子監，也可選作小京官，或作府佐和州縣正官，以及學校教官。
科舉各級考試，專用四書、五經來出題目，文體略仿宋經義，要用古人口氣說話，只能根據幾家指定的註疏發揮，絕對不許有自己的見解。體裁排偶，叫作八股，也稱制義。這制度是朱元璋和劉基商量決定的。十五年以後，定製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在八月，會試在二月。每試分三場，初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一道，詔誥表內科（選）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注542
學校和科舉並行，學校是科舉的階梯，科舉是學生的出路。學生通過科舉便作官，不但忘了學校，也忘了書本，於是科舉日重，學校日輕。學校和科舉都是製造和選拔官僚的制度，所學習和考試的範圍完全一樣，都是四書、五經，不但遠離現實，也絕不許接觸到現實。誠如當時人宋濂所說：「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余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注543學校呢?「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句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注544到後來甚至弄到「生徒無復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注545。科舉人才不讀書，不知時事，學校沒有學生，加上殘酷的統制管理，嚴格的檢查防範，學校生員除了尊君和盲從古人之外，不許有新的思想、言論。於是整個學術文化界、思想界、政治界，從童生到當國執政，都嚮往三王，服膺儒術，都以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挨了打是「恩譴」，被斫頭是「賜死」，挨了罵不消說有資格才能挨得著，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更不會有不是的皇帝，君權由此鞏固，朱家萬世一系的統治也安如泰山了。
四、皇權的輪子——軍隊
皇權的一個輪子是軍隊。
朱元璋在攻克集慶以後，就厲行屯田政策，廣積糧食，供給軍需。他和劉基研究古代的兵制，徵兵制的好處是全國皆兵，有事召集，事定歸農，兵員素質好，來路清楚，政府在平時無養兵之費。壞處是兵員都出自農村，如有長期戰爭，便影響到農村的生產。而且兵源有限制，不適合於大規模的作戰。募兵制呢?好處是應募的多為無業游民，當兵是職業，數量和服役的時間，都可以不受農業生產的限制。壞處是政府經常要維持大量數目的常備軍，軍費負擔太重。而且募的兵來路不明，沒有宗族鄉黨的掛累，容易逃亡，也容易叛變。理想的辦法是折衷於兩者之間，有兩者的好處，而避免個別的壞處，主要的原則，是要使戰鬥力量和生產力量一致。
劉基創立的辦法是衛所制度。注546
衛所的兵源有四種，一種是從征，即起事時所統的部隊，也就是郭子興的基本隊伍。一種是歸附，包括削平群雄所得的部隊和元朝的投降軍。一種是謫發，指因犯罪被謫發充軍的，也叫作恩軍。一種叫垛集，即徵兵，照人口比例，一家有五丁或三丁出一丁為軍。前兩種是定製時原有的武力，後兩者則是補充的武力。這四種來源的軍人都是世襲的，為了保障固定員額的維持，規定軍人必須娶妻，世代繼承下去，如無子孫繼承，則由其原籍家屬壯丁頂補，種族綿延的原則，被應用到武裝部隊里來，兵營成為武裝的家庭群了。注547
軍有特殊的社會身份，單獨有軍籍。在明代戶口中，軍籍和民籍、匠籍平行，軍籍屬於都督府，民籍屬於戶部，匠籍屬於工部。軍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轄，在身份上，法律上和經濟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軍和民是截然地分開的。民戶有一丁被垛為軍，政府優免他原籍老家一丁差徭，作為優恤。軍士到戍所時，由宗族替他治裝。在衛的軍士除本身為正軍外，其子弟稱為余丁或軍余，將校的子弟則稱為舍人。日常生活概由政府就屯糧支給，按月發米，稱為月糧，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步軍一石（守城的照數支給，屯田的半支）。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無家口的四斗。衣服歲給冬衣棉布棉花夏衣夏布，在出征時則例給胖襖鞋褲。注548
軍隊組織分作衛、所兩級，大體上以五千六百人為衛，衛有指揮使。衛分五千戶所，所一千一百二十人，有千戶。千戶所分十百戶所，所百十二人，有百戶。百戶有總旗二，小旗十，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人。大小聯比以成軍。衛所的分布，根據地理險要，小據點設所，關聯幾個據點的設衛。集合一個軍區的若干衛所，又設都指揮使司，作為軍區的最高軍事機構，長官是都指揮使。洪武二十五年（1392）全國共有十七個都指揮使司，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戶所六十五，首都和地方的兵力分配如下：
在京武官 二七四七員
軍 士 二〇六二八〇人
馬 四七五一匹
在外武官 一二七四二員
軍 士 九九二一五四人
馬 四〇三二九匹注549
這十七個都指揮使司又分別隸屬於五軍都督府。
軍食出於屯田，大略是學漢朝趙充國的辦法，在邊塞開屯，一部分軍士守御，一部分軍士受田耕種。目的在省去運輸費用，和充裕軍食，減輕國庫的負擔，使戰鬥力和生產力一致。跟著內地衛所也先後開屯耕種，以每軍受田五十畝作一分，官給耕牛、農具，開頭幾年是免納田租的，到成為熟地後，每畝收稅一斗，規定邊地守軍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種，內地是二分守城，八分屯種，希望能達到自足自給的地步。注550
軍隊里也和官僚機構一樣，清廉的武官是極少見的，軍士經常被苛斂剝削，朱元璋曾經憤恨地指出：
那小軍每一個月只關得一擔兒倉米。若是丈夫每不在家裡，他婦人家自去關呵，除了幾升做腳錢，那害人的倉官又斛面上打減了幾升。待到家裡（音伐）過來呵，止有七八斗兒米，他全家兒大大小小要飯吃，要衣裳穿，他那裡再得閒錢與人?注551
正軍本人的衣著雖由官家支給，家屬的卻得自己製備，一石米在人口多的家庭，連吃飯也還不夠，如何還能孝敬上官，如何還能添製衣服?軍士活不了，只好逃亡，只好兼營副業，做苦力、做買賣全來，軍營就空了，軍隊的士氣、戰鬥力也就差了。
除軍屯外，還有商屯。邊軍糧食發生困難時，政府就用開中法來接濟。開中法是把運輸費用轉嫁給商人，政府有糧食有鹽，困難的是運輸費用過大，商人有資本也有人力，卻無法得到為政府所專利的鹽，開中法讓商人運一定數量的糧食到邊境，拿到收據，就可以向政府領到等價的鹽，自由販賣，從而獲取重利。商人會打算盤，索性僱人在邊上開屯，就地繳糧，省去幾倍的運費。注552在這一交換過程中，不但邊防充實了，政府省運費，省事，商人也發了財，皆大歡喜。而且，邊界荒地開墾了，不但增加了政府的財富，也造成了地方的繁榮。
軍權分作兩部分，統軍權歸五軍都督府，軍令權則屬於兵部。武人帶兵作戰，文人發令決策。在平時衛所軍各在屯地操練、屯田，戰時動員令一下，各地衛軍集合成軍，臨時指派都督府官充任將軍總兵官，統帶出征。戰事結束，立刻復員，衛軍務回原衛，將軍交回將印，也回原任。將不專軍，軍無私將，上下階級分明，紀律劃一。唐宋以來的悍將跋扈、驕兵叛變的弊端，在這制度下是完全根絕了。
朱元璋對軍官軍士是用十二分的注意來防閒的，除開在各個部隊里派義子監軍，派特務人員偵伺以外，洪武五年還特地降軍律於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於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所與信寶，金銀、段匹、衣服、糧米、錢物，及非出征時，不得於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准免死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海南充軍。注553後來更進一步，名義上以公侯伯功臣有大功，賜卒一百十二人作衛隊，設百戶一人統率，頒有鐵冊，說明「俟其壽考，子孫得襲，則兵皆入衛」。稱為奴軍，亦稱鐵冊軍。事實上是防功臣有二心，特設鐵冊軍來監視的。功臣行動，隨時隨地都有報告，證人是現成的，跟著是一連串的告密案和大規模的功臣屠殺。注554
在作戰時，雖然派有大將軍指揮大軍，指揮戰爭進行的還是朱元璋自己，用情報、用軍事經驗來決定前方的攻戰，甚至指揮到極瑣細的軍務。即使最親信的將領像徐達、李文忠，也是如此。例如吳元年（1367）四月十八日給徐達的手令，在處分軍事正文之後，又說：「我的見識只是如此，你每見得高處、強處、便當處，隨著你每意見行著，休執著我的言語，恐怕見不到處，教你每難行事。」洪武三年四月：「說與大將軍知道……這是我家中坐著說的，未知軍中便也不便，恁只揀軍中便當處便行。」給李文忠的手令：「說與保兒老兒：……我雖這般說，計量中不如在軍中多知備細，隨機應變的勾當。你也廝活落些兒也，那裡直到我都料定!」大體上指導的原則是不能更動的，統師所有的只是極細微的修正權。
對待俘虜的方針是屠殺，如龍鳳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的令旨：「吳王親筆，差內使朱明前往軍中，說與大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知會：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軍中獲寇軍及首目人等六萬餘眾，然而俘獲甚眾，難為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每軍中，將張（士誠）軍精銳勇猛的留一二萬，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軍中暗地去除了當，不必解來。但是大頭目，一名名解來。」十二年三月且嚴厲責備徐達不多殺人：「吳王令旨，說與總兵官徐達，攻破高郵之時，城中殺死小軍數多，頭目不曾殺一名。今軍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頭目青旛黃旗招誘之力，不是你的功勞。如是三月已里，淮安未下，你不殺人的緣故，自說將來!依奉施行者。」吳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因為俘虜越獄逃跑，又下令軍前：「今後就近獲到寇軍及首目人等，不須解來，就於軍中典刑。」洪武三年四月：「說與大將軍知道：止是就陣得的人，及陣敗來降的王保保頭目，都休留他一個，也殺了。止留小軍兒，就將去打西蜀了後，就留些守西蜀便了。」則不但俘虜，連投降的頭目也一概殘殺了。
有一道令旨是關於整飭軍紀的，說明了這一舉措的軍事理由。時間是龍鳳十二年三月：「（張軍）男子之妻多在高郵被擄，總兵官為甚不肯給親完聚發來?這個比殺人那個重?當城破之日，將頭目軍人一概殺了，倒無可論。擄了妻子，發將精漢來，我這裡陪了衣糧，又費關防，養不住。殺了男兒，擄了妻小，敵人知道，豈不抗拒?星夜教馮副使（勝）去軍前，但有指揮、千戶、百戶及總兵官的伴當，擄了婦女的，割將首級來。總兵官的罪過，回來時與他說話。依奉施行者。」注555男子指的是張士誠的部隊，被擄是指的被朱元璋自己的部隊所擄。把俘虜的妻女搶了，送俘虜來，養不住，白賠糧食，白費事看守。擄了婦女，殺了俘虜，敵人知道了，當然會頑強抵抗。為了這個道理，朱元璋只好派特使去整頓軍風紀了。
五、皇權的輪子——新官僚機構
由於歷史包袱的繼承，皇權的逐步提高，隋唐以來的官僚機構，以鞏固皇權為目的的三省制度——中書省出命令，門下省掌封駁，尚書省主施行——中書官和皇帝最親近，接觸機會最多，權也最重。宋代後期，門下省不能執行審核詔令的任務，尚書省官只能平決庶務，不能與聞國政，三省事實上只是一省當權。到元代索性取消門下省，把尚書省的官屬六部也歸併到中書，成為一省執政的局面。地方則分設行中書省，總攬軍民大政。其下有路、府、州、縣，管理軍民。
三省制的形成有它的歷史背景和原因，就這制度本身而論，把政權分作三份，一個專管決策，一個負責執行，而又另有一個糾核的機構，駁正違誤，防止皇權的濫用和官僚的缺失，對鞏固皇權，維持現狀的意義上說，是很有用的。可是，在事實上，官僚政治本身破壞了癱瘓了這個官僚機構，皇權和相權的衝突，更有目的地摧毀了這個官僚機構。
官僚政治特徵之一是作官不作事，重床疊屋，衙門愈多，事情愈辦不好，拿薪水的官僚愈多，負責作事的人愈少。例如從唐以來，往往因事設官；尚書都省原有戶部，專管戶口財政，在國計困難時，政府要張羅財帛，供應軍需，大張旗鼓，特設鹽鐵使、戶部使、租庸使、國計使等官，由宰相或大臣兼任，意思是要提高搜刮的效率，可是這樣一來，戶部位低權輕，職守都為諸使所奪，便變成閒曹了。兵部專管軍政，從五代設了樞密使以後，兵部又無事可做了。禮部專掌禮儀，宋代卻又另有禮院。幾套性質相同的衙門，新創的搶了舊衙門的職司，本衙門的官照例作和本衙門不相干的事，或者索性不作事。千頭萬緒，名實不符，十個官僚有九個不知道自己的職司。冗官日多，要官更多，行政效率也就日益低落。注556到元代又添上蒙古的部族政治機構，衙門越發多，越發龐大，混亂複雜，臃腫不靈，癱瘓的病象在在顯露了。
而且就官僚的服務名義說，也有官、職、差遣之分，官是表明等級、分別薪俸的標識，職以待文學侍從之臣，只有差遣是「治內外之事」的。皇家的賞功酬庸，又有階、勛。爵、食邑、功臣號等名目。以差遣而論，又有行、守、試、判、知、權知、權發遣的不同。其實除差遣以外，其他都是不大相干的。注557
皇權和相權的矛盾，例如宋太宗討厭中書的政權太重，分中書吏房置審官院，刑房置審刑院注558，為了分權而添置衙門，其實是奪相權歸之於皇帝。皇帝的詔令照規矩是必須經過中書門下，才算合法，所謂「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注559用意是防止皇權的濫用，但是，這規矩只是官僚集團的規矩，官僚的任免生殺之權在皇帝，升沉榮辱甚至誅廢的利害超過了制度的堅持，私人的利害超過了集團的利害，唐武后以來的墨敕斜封（手令），也就破壞了這個官僚制度，摧毀了相權，走上了獨裁的道路。
朱元璋繼承歷代皇權走向獨裁的趨勢，對官僚機構大加改革，使之更得心應手，為皇家服務。
元代的行中書省是從中書省分出去的，職權太重，到後期鞭長莫及，幾乎沒有法子控制了。朱元璋要造成絕對的中央集權，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一區的政令。布政使是朝廷派駐地方的代表、使臣，稟承朝廷，宣揚政令。全國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布政使司，十五年增置雲南布政使司。注560布政使司的分區，大體上繼承元朝的行省，市政使的職權卻只掌民政、財政，和元朝行中書省的無所不統，輕重大不相同了。而且就地位論，行省是以都省的機構分設於地方，布政使則是朝廷派駐的使臣，前者是中央分權於地方，後者是地方集權於中央，意義也完全不同。此外，地方掌管司法行政的另有提刑按察使司，長官為按察使，主管一區刑名、按察之事。布、按二司和掌軍政的都指揮使司合稱三司，是朝廷派遣到地方的三個特派員衙門，民政、司法、軍政三種治權分別獨立，直接由朝廷指揮，為的是便於控制，便於統治。布政司之下，真正的地方政府分兩級，第一級是府，長官為知府，有直隸州，即直隸於布政使司的州，長官是知州，第二級是縣，長官是知縣，有州，長官是知州，州縣是直接臨民的政治單位。注561
中央統治機構的改革，稍晚於地方。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發後注562廢中書省，仿周官六卿之制，提高六部的地位；吏、戶、禮、兵、刑、工，每部設尚書一人，侍郎（分左右）二人。吏部掌全國官吏選授、封勛、考課，甄別人才。戶部掌戶口、田賦，商稅。禮部掌禮儀、祭祀、僧道、宴饗、教育及貢舉（考試）和外交。兵部掌衛所官軍選授、簡練和軍令。刑部掌刑名。工部掌工程造作（武器、貨幣等）、水利、交通。都直接對皇帝負責，奉行政令。
統軍機關則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節制中外諸軍。洪武十三年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每府以左右都督為長官，各領所屬都司衛所，和兵部互相表里。都督府長官雖管軍籍、軍政，卻不直接統帶軍隊，在有戰事時，才奉令出為將軍總兵官，指揮作戰。戰爭結束，便得交還將印，回原職辦事。注563
監察機關原來是御史台，洪武十五年改為都察院，長官是左右都御史，下有監察御史百十人，分掌十二道（按照市政使司政區分道）。職權是糾劾百司，辨明冤枉，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百官猥茸、貪污、舞弊，學術不正和變亂祖宗制度的，都可隨時舉發彈劾。這衙門的官被皇帝看作是耳目，替皇帝聽，替皇帝看，有對皇權不利的隨時報告。也被皇帝看作是鷹犬，替皇帝追蹤，搏擊一切不忠於皇帝的官民，是替皇帝監視官僚的衙門，是替皇帝檢舉反動思想、保持傳統綱紀的衙門。監察御史在朝監視各個不同的官僚機構，派到地方的，有巡按、清軍、提督學校、巡監、茶馬、監軍等職務，就中巡按御史算是代皇帝巡狩，按臨所部，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是最威武的一個差使。
行政、軍事、監察三種治權分別獨立，由皇帝親身總其成。官吏內外互用，其地位以品級規定，從九品到正一品，九品十八級，官和品一致，升遷調用都有一定的法度。百官分治，個別對皇帝負責。系統分明，職權清楚，法令詳密，組織嚴緊。而在整套統治機構中，互相鉗制，以監察官來監視一切臣僚，以特務組織來鎮壓威制一切官民，都督府管軍不管民，六部管民不管軍，大將在平時不指揮軍隊，動員復員之權屬於兵部，供給糧秣的是戶部，武器的是工部，決定戰略的是皇帝。六部分別負責，決定政策的是皇帝。在過去，政事由三省分別處理，取決於皇帝，皇帝是帝國的首領。可是在這新統治機構下，六部府院直接隸屬於皇帝，皇帝不但是帝國的首領，而且是這統治機構的負責人和執行人，歷史上的君權和相權到此合一了，皇帝兼理宰相的職務，皇權由之達於極峰。注564
歷史的教訓使朱元璋深切地明白宦官和外戚對於政治的禍害。他以為漢朝、唐朝的禍亂，都是宦官作的孽，這種人在宮廷里是少不了的，可是只能作奴隸使喚，灑掃奔走，人數不可過多，也不可用作耳目心腹，作耳目，耳目壞，作心腹，心腹病，對付的辦法，要使之守法，守法自然不會作壞事，不要讓他們有功勞，一有功勞就難於管束了。訂下規矩，凡是內臣都不許讀書識字，又鑄鐵牌立在宮門，上面刻著：「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又規定內臣不許兼外朝的文武官銜，不許穿外朝官員的服裝，作內廷官不能過四品，每月領一石米，穿衣吃飯官家管。並且，外朝各衙門不許和內官監有公文往來。這幾條規定針對著歷史上所曾發生的弊端，使內侍名符其實地作宮廷的僕役。注565對外戚干政的對策，是不許后妃干政，洪武元年三月即命儒臣修《女誡》，纂集古代賢德婦女和后妃的故事，刊刻成書，來教育宮人，要她們學樣。又立下規程，皇后只能管宮中嬪婦的事，宮門之外不得干預。宮人不許和外間通信，犯者處死，斷絕外朝和內廷的來往以至通信，使之和政治隔離。外朝臣僚命婦按例於每月初一、十五朝見皇后，其他時間，沒有特殊緣由，不許進宮。皇帝不接見外朝命婦，皇族婚姻選配良家子女，有私進女口的不許接受。元璋的母族和妻族都絕後，沒有外家，後代帝王也都遵守祖訓，后妃必選自民家。外戚只是高爵厚祿，作大地主，住大房子，絕對不許預聞政事。注566在洪武一朝三十多年中，內臣小心守法，宮廷和外朝隔絕，和前代相比，算是家法最嚴的了。
其次，元代以吏治國，法令極繁冗，檔案堆成山。吏就從中舞弊，無法根究。而且，正因為公文條例過於瑣細，不費一兩年工夫，無從通曉，辦公文、辦公事成為專門技術，掌印正官弄不清楚，只好由吏作主張，結果治國治民的都是吏，不是官，小吏們唯利是圖，毫不顧到全盤局面，政治（其實是吏治）自然愈鬧愈壞。遠在吳元年，朱元璋便已注意到法令和吏治的關係，指令台省官立法要簡要嚴，選用深通法律的學者編定律令，經過縝密的商訂，去繁減重，花了三十年功夫，更改刪定了四五次，編成《大明律》，條例簡於《唐律》，精神嚴於《宋律》，是中國法律史上極重要的一部法典。又為簡化公文起見，於洪武十二年立案牘減煩式頒示各衙門，使公文明白好懂，文吏無法舞弊弄權。從此吏員在政治上被斥為雜流，不能作官。官和吏完全分開，官主行政，吏主事務，和元代的情形完全不同了。注567
和吏文相同的是文章的格式。唐宋以來的政府文字，從上而下的制誥，從下達上的表奏，照習慣是駢驪四六文，儘管有多少人主張復古，提倡改革，所謂古文運動，在民間是成功了，政府卻仍然用老套頭，同一時代用的是兩種文字，廟堂是駢偶文，民間是古文，朱元璋很不以為然，他以為古人作文章，講道理，說世務，經典上的話，都明白好懂，像諸葛亮的《出師表》，又何嘗雕琢，立意寫文章?可是有感情，有血有肉，到如今讀了還使人感動，懷想他的忠義。近來的文士，文字雖然艱深，用意卻很淺近，即使寫得和司馬相如、楊雄一樣好，別人不懂，又中什麼用?以此他要秘書——翰林——作文字，只要說明白道理，講得通世務就行，不許用浮辭藻飾。注568到洪武六年，又下令禁止對偶四六文辭，選唐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和韓愈《賀雨表》作為箋表法式。注569這一改革不但使政府文字簡單、明白，把廟堂和民間打通，現代人寫現代文，就文學的影響說，也可以說很大，韓愈、柳宗元以後，他是提倡古文最有成績的一個人。他自己所作的文章，寫得不好，有時不通順，倒容易懂。信札多用口語，比文章好得多，想來是受蒙古白話聖旨的影響，也許是沒有念過什麼書，中舊式文體的毒比較輕的緣故吧?
唐、宋兩代還有一樣壞風氣，朝廷任官令發表以後，被任用的官照例要辭官，上辭官表，一辭再辭甚至辭讓到六七次，皇帝也照例拒絕，下詔敦勸，一勸再勸再六次七次勸，到這人上任上謝表才算罷休。辭的不是真辭，勸的也不是真勸，大家肚子裡明白，是在玩文字的把戲，誤時誤事，白費紙墨。朱元璋認為這種做作太無聊，也把它廢止了。
六、建都和國防
自稱為淮右布衣，出身於平民而作皇帝的朱元璋，在擁兵擴土、稱帝建國之後，最惹他操心的問題第一是怎樣建立一個有力量的政治中心，即建都，建在何處?第二是用什麼方法來維持皇家萬世一系的獨占統治?
遠在初渡江克太平時（1355），陶安便建議先取金陵，據形勢以臨四方。注570馮國用勸定都金陵，以為根本。注571葉兌上書請定都金陵，然後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以自守。注572謀臣策士一致主張定都應天，經過長期的研究以後，龍鳳十二年（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六月，擴大應天舊城，建築新宮於鐘山之南，到次年九月完工，這是吳王時代的都城。
洪武元年稱帝，北伐南征，著著勝利，到洪武二十年遼東歸附，全國統一。在這二十年中，個人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統轄的疆域由東南一角落，擴大為大明帝國，局面大不相同。吳王時代的都城是否可以適應這擴大以後的局面便大成問題。而且，元帝雖然北走沙漠，仍然是蒙古大汗，保有強大的軍力，時刻有南下恢復的企圖。同時沿海倭寇的侵擾，也是國防上重大的問題。以此國都的重建和國防計劃的確立，是當時朝野所最關心的兩件大事。
基於自然環境的限制，從遼東到廣東，沿海幾千裏海岸線的暴露，時時處處都有被倭寇侵掠的危險。東北和西北方面呢?長城以外便是蒙古人的勢力，如不在險要處屯駐重兵，則鐵騎奔馳，黃河以北便不可守。可是防邊要用重兵，如把邊境軍權付託諸將，又怕尾大不掉；有造成藩鎮跋扈的危機。如以重兵直隸中央，則國都必須扼駐國防前線，才能收統轄指揮的功效。東南是全國的經濟中心，北方為了國防的安全，又必須成為全國的軍事中心。國都如建設在東南，依附經濟中心，則北邊空虛，無法堵住蒙古人的南侵。如建立在北邊，和軍事中心合一，則糧食仍須靠東南供給，運輸費用太大，極不經濟。
帝國都城問題以外，還有帝國制度問題。是郡縣制呢?還是封建制呢?就歷史經驗論，秦、漢、唐、宋之亡，沒有強大的藩國支持藩衛，是衰亡原因之一。可是周代封建藩國，又鬧得枝強幹弱，威令不行。這兩個制度的折衷辦法是西漢初期的郡國制，一面立郡縣，設官分治，集大權於朝廷，一面又置藩國，封建子弟，使為皇家捍禦。把帝國建都和制度問題一起解決，設國都於東南財富之區，封子弟於北邊國防據點，在經濟上，在軍事上，在皇家統治權的永久維持上，都圓滿解決了。
明初定都應天的重要理由是經濟的，第一因為江浙富庶，不但有長江三角洲的大穀倉，而且是絲織工業、鹽業的中心，應天是這些物資的集散地，所謂「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注573。第二是吳王時代所奠定的宮闕，不願輕易放棄，且如另建都城，則又得重加一番勞費。第三從龍將相都是江淮子弟，道地南方人，不大願意離開鄉土。可是在照應北方軍事的觀點看，這個都城的地理地位是不大合適的。洪武元年取下汴梁後，朱元璋曾親去視察，覺得雖然地位適中，可是無險可守，四面受敵，論形勢還不如應天。注574為了西北未定，要運餉和補充軍力，不能不有一個軍事上的補給基地，於是模仿古代兩京之制，八月以應天為南京，開封（汴梁）為北京。次年八月陝西平定，北方全入版圖，形勢改變，帝都重建問題又再度提出。廷臣中有主張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有人主張洛陽為全國中心，四方朝貢距離一樣。也有提議開封是宋朝舊都，漕運方便。又有人指出北平（元大都）宮室完備，建都可省營造費用。七嘴八舌，引經據典。朱元璋批評這些建議都有片面的理由，只是都不適應現狀。長安、洛陽、開封過去周、秦、漢、魏、唐、宋都曾建都，但就現狀說，打了幾十年仗，人民還未休息過來，如重新建都，供給力役都出於江南，未免過於和百姓下不去。即使是北平吧，舊宮室總得有更動，還是費事。還不如仍舊在南京，據形勢之地，長江天塹，龍蟠虎踞，可以立國。次之，臨濠（濠州）前長江後淮水，地勢險要，運輸方便，也是一個可以建都的地方。注575就決定以臨濠為中都，動工修造城池宮殿，從洪武二年九月起手，到八年四月，經劉基堅決反對，以為鳳陽雖是帝鄉，但就種種條件說，都不合適於建都，方才停工，放棄了建都的想頭。注576洪武十一年（1378）才改南京為京師，躊躇了十年的建都問題，到這時才決心正名定都。注577
京師雖已奠定，但是為了防禦蒙古，控制北邊，朱元璋還是有遷都西北的雄心，選定的地點仍是長安和洛陽。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特派皇太子巡視西北，比較兩地的形勢。太子回朝後，獻陝西地圖，提出意見。不料第二年四月太子薨逝，遷都大事只好暫時擱下。注578
京師新宮原來是燕尾湖，填湖建宮，地勢，南面高，北邊低、就堪輿家的說法是不合建造法則的。皇太子死後，老皇帝很傷心，百無聊賴中把太子之死歸咎於新宮的風水不好，這年年底他親撰《祭光祿寺灶神文》說：
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唯宮城前昂後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聯此心，福其子孫。注579
六十五歲的白髮衰翁，失去勇氣，只好求上天保佑，從此不再談遷都的話了。
分封諸王的制度，決定於洪武二年（1369）四月初編《皇明祖訓》的時候，三年四月，封皇第二子到第十子為親王。可是諸王的就藩，卻在洪武十一年定鼎京師之後。注580從封王到就藩前後相隔九年，原因是諸子未成年，和都城未定，牽連到立國制度也不能決定。到京師奠定後，第二子秦王建國西安，三子晉王建國太原，十三年四子燕王建國北平，分王在沿長城的國防前線。十四年五子周王建國開封，六子楚王出藩武昌，十五年七子齊王建國青州，十八年潭王到長沙，魯王在兗州，以後其他幼王逐一成年，先後就國，星羅棋布，分駐在全國各軍略要地。
就軍事形勢而論，諸王國的建立分作第一線和第二線，或者說是前方和後方，第一線諸王的任務在防止蒙古入侵，都憑藉天然險要，建立軍事據點，有塞王之稱。諸塞王沿長城線立國，又可分作外內二線，外線東渡榆關，跨遼東，南制朝鮮，北聯開原（今遼寧開原），控扼東北諸夷，以廣寧（今遼寧北鎮）為中心建遼國，經漁陽（今河北薊縣）、盧龍（今河北盧龍），出喜峰口，切斷蒙古南侵道路，以大寧（今熱河平泉）為中心，包括今朝陽赤峰一帶，建寧國。北平天險，是元朝故都，建燕國。出居庸，蔽雁門，以谷王駐宣府（察哈爾宣化），代王駐大同。逾河而西，北保寧夏，倚賀蘭山，以慶王守寧夏。又西控河西走廊，扃嘉峪，護西域諸國，建肅國。從開原到瓜、沙，聯成一氣。內線是太原的晉國和西安的秦國。後方諸名城則開封有周王，武昌有楚王，青州有齊王，長沙有潭王，兗州有魯王，成都有蜀王，荊州有湘王等國。注581
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設置官屬，親王的冕服車旗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見王要俯首拜謁，不許鈞禮。地位雖然極高極貴，卻沒有土地，更沒有人民，不能干預民政，王府以外，便歸朝廷所任命的各級官吏統治。每年有一萬石的俸米和其他賞賜，唯一的特權是軍權。每王府設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有三護衛，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的到萬九千人。注582塞王的兵力尤其雄厚，如寧王所部至有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朵顏三衛騎兵，都驍勇善戰。注583秦、晉、燕三王的護衛特別經朝廷補充，兵力也最強。注584《皇明祖訓》規定：「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如本國是險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而且守鎮兵的調發，除御寶文書外，並須得王令旨方得發兵：「凡朝廷調兵，須有御寶文書與王，並有御寶文書與守鎮官。守鎮官既得御寶文書，又得王令旨，方許發兵。無王令旨，不得發兵。」注585這規定使親王成為地方守軍的監視人，是皇帝在地方的軍權代表，平時以護衛軍監視地方守軍，單獨可以應變。戰時指揮兩軍，軍權付託給親生兒子，可以放心高枕了。諸塞王每年秋天勒兵巡邊，遠到塞外，把蒙古部族趕得遠遠的，叫作肅清沙漠注586，凡塞王都參預軍務，內中晉、燕二王屢次受命將兵出塞，和築城屯田，大將如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都受其節制，軍中小事專決，大事才請示朝廷，軍權獨重，立功也最多。注587
以親王守邊，專決軍務，內地各大都會，也以皇子出鎮，星羅棋布，盡屏藩皇室，翼衛朝廷的任務。國都雖然遠在東南，也安如磐石，內安外攘，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了。
七、大一統和分化政策
朱元璋以洪武元年稱帝建立新皇朝，但是大一統事業的完成，卻還須等待二十年。
元順帝北走以後，元朝殘留在內地的軍力還有兩大支，一支是雲南的梁王，一支是東北的納哈出，都用元朝年號，雄踞一方。雲南和蒙古本部隔絕，勢力孤單，朱元璋的注意力先集中在西南，從洪武四年（1371）消滅了割據四川的夏國以後，便著手經營，打算用和平的方式使雲南自動歸附，先後派遣使臣王禕、吳雲去招降，都被梁王所殺。到洪武十四年決意用武力占領，派出傅友德、沐英、藍玉三將軍分兩路進攻。
這時雲南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分作三個系統：第一是直屬蒙古大汗，以昆明為中心的梁王。第二是在政治上隸屬於蒙古政府，享有自治權利，以大理為中心的土酋段氏。以上所屬的地域都被區分為路府州縣。第三是在上述兩系統下和南部（今思普一帶）的非漢族諸部族，就是明代人叫作土司的地域。漢化程度以第一為最深，第二次之，第三最淺，或竟未漢化。現代貴州的西部，在元代屬於雲南行省，其東部則另設八番、順元諸軍民宣慰使司，管理彝族及苗族各土司。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平定湖南、湖北，和湖南接界的貴州土人頭目思南（今思南縣）宣慰，和思州（今思縣）宣撫先後降附。到平定夏國後，四川全境都入版圖，和四川接境的貴州其他土司大起恐慌，貴州宣慰和普定府總管即於第二年自動歸附。貴州的土司大部分都已歸順明朝，雲南在東北兩面便失去屏蔽了。
明兵從雲南的東北兩面進攻，一路由四川南下取烏撒（今雲南鎮雄、貴州威寧等地），這區域是四川、雲南、貴州三省的接壤處，犬牙突出，在軍事上可以和在昆明的梁王主力軍呼應，並且是彝族的主要根據地。一路由湖南西取普定（今貴州安順），進攻昆明。從明軍動員那天算起，不過一百多天工夫，明東路軍便已直抵昆明，梁王兵敗自殺。明兵再回師和北路軍會攻烏撒，把蒙古罕消滅了，附近東川（今雲南會澤）、烏蒙（今雲南昭通）、芒部（今雲南鎮雄）諸彝族完全降附，昆明附近諸路也都依次歸順。洪武十五年二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和雲南都指揮使司，樹立了軍事統治的中心，閏二月又置雲南布政使司，樹立了政治中心。注588分別派官開築道路，寬十丈，以六十里為一驛，把川、滇、黔三省的交通聯繫起來，建立軍衛，「令那處蠻人供給軍食」，控扼糧運。注589布置好了，再以大軍向西攻下大理，經略西北和西南部諸地，招降麽些、彝撣、贊諸族，分兵戡定各土司。分雲南為五十二府，五十四縣。雲南邊外的緬國和八百媳婦（暹羅地）見況，派使臣內附，又置緬中、緬甸和寮國（今暹羅）八百諸宣慰司。為了雲南太遠，不放心，又特派義子西平侯沐英統兵鎮守，沐家世代出人才，在雲南三百年，竟和明朝的國運相始終。
納哈出身是元朝世將，太平失守後被俘獲，放遣北還，元亡後擁兵虎踞金山（在開原西北，遼河北岸），養精蓄銳，等候機會南下，和蒙古大汗的中路軍、擴廓帖木兒的西路軍，互相呼應，形成三路鉗制明軍的局面。在東北，除金山納哈出軍以外，遼陽、瀋陽、開元一帶都有蒙古軍屯聚。洪武四年（1371）元遼陽守將劉益來降，建遼東指揮使司，接著又立遼東都指揮使司，總轄遼東軍馬，以次征服遼瀋、開元等地。同時又從河北、陝西、山西各地出兵大舉深入蒙古，擊破擴廓的主力軍（元順帝已於前一年死去，子愛猷識里達臘繼立，年號宣光，廟號昭宗）。並進攻應昌（今熱河經棚縣以西察哈爾北部之地），元主遠遁漠北。到洪武八年擴廓死後，蒙古西路和中路的軍隊日漸衰困，不敢再深入到內地侵掠，朱元璋乘機經營甘肅、寧夏一帶，招撫西部各羌族和回族部落，給以土司名義或王號，使其分化，個別內向，不能合力入寇，並利用諸部的軍力，抵抗蒙軍的入侵。在長城以北今內蒙地方則就各要害地方建立軍事據點，逐步推進，用軍力壓迫蒙古人退到漠北，不使靠近邊塞。西北問題完全解決了，再轉回頭來收拾東北。
洪武二十年馮勝、傅友德、藍玉諸大將奉命北征納哈出。大軍出長城松亭關，築大寧（今熱河裡城）、寬河（今熱河寬河）、會州（今熱河平泉）、富峪（今熱河平泉之北）四城，儲糧供應前方，留兵屯守，切斷納哈出和蒙古中路軍的呼應，再東向以主力軍由北面包圍，納哈出勢窮力蹙，孤軍無援，只好投降，遼東全部平定。注590於是立北平行都司於大寧，東和遼陽，西和大同應援，作為國防前線的三大要塞。又西面和開平衛（元上都，今察哈爾多倫縣地）、興和千戶所（今察哈爾張北縣地）、東勝城（今綏遠托克托縣及蒙古茂明安旗之地）諸據點，連成長城以外的第一道國防線，從遼河以西幾千里的地方，設衛置所，建立了軍事上的保衛長城的長城。注591兩年後，蒙古大汗脫古思帖木兒被弒，部屬分散，以後經過不斷地政變、篡立、叛亂，實力逐漸衰弱，帝國北邊的邊防，也因之而獲得幾十年的安寧。
東北的蒙古軍雖然降附，還有女真族的問題亟待解決。女真這一部族原是金人的後裔，依地理分布，大別為建州、海西、野人三種。過去不時糾合向內地侵掠，奪取物資，邊境軍隊防不勝防，非常頭痛。朱元璋所採取的對策，軍事上封韓王於開原，寧王於大寧，控扼遼河兩頭，封遼王於廣寧（今遼寧北鎮），作為阻止蒙古和女真內犯的重鎮。政治上采分化政策，把遼河以東諸女真部族，個別用金帛招撫（收買），分立為若干羈縻式的衛所，使其個別的自成單位，給予各酋長以衛所軍官職銜，並指定住處，許其稟承朝命世襲，各給璽書作為進貢和互市的憑證，滿足他們物資交換的經濟要求，破壞部族間的團結，無力單獨進攻。注592到明成祖時代，越發積極推行這政策，大量的全面的收買，拓地到現在的黑龍江口，增置的衛所連舊設的共有一百八十四衛，立奴兒干都司以統之。注593
遼東平定後，大一統的事業完全成功了。和前代一樣，這大一統的帝國領有屬國和許多藩國。從東面算起，洪武二十五年高麗發生政變，大將李成桂推翻親元的王朝，自立為王，改國號為朝鮮，成為大明帝國的屬國。藩國東南有琉球國，西南有安南、真臘、占城、暹羅和南洋群島諸島國。內地和邊疆則有許多羈縻的部族和土司。
藩屬和帝國的關係締結，照歷代傳統辦法，在帝國方面，派遣使臣宣告新朝建立，藩國必須繳還前朝頒賜的印綬冊誥，解除舊的臣屬關係。相對地重新頒賜新朝的印綬冊誥，藩王受新朝冊封，成為新朝的藩國。再逐年頒賜大統歷，使之遵奉新朝的正朔，永作藩臣。舊藩國方面則必須遣使稱臣入貢，新王即位，必須請求帝國承認冊封。所享受的權利是通商和皇帝的優渥賞賜。和其他國家發生糾紛，或被攻擊時，得請求帝國。在沿海特別開放三個通商口岸，主持通商和招待蕃舶使的衙門是市舶司，寧波市舶司指定為日本的通商口岸，泉州市舶司通琉球，廣州市舶司通占城、暹羅南洋諸國。
朱元璋接受了元代用兵海外失敗的經驗，打定主意，不向海洋發展，他要子孫遵循大陸政策，特別在《皇明祖訓》中鄭重告誡說：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中國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今將不征諸國名列於後：
東北：朝鮮國
正東偏北：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
正南偏東：大琉球國 小琉球國
西南：安南國 真臘國 遏羅國 占城國 蘇門答刺國
西洋國 爪哇國 湓亨國 白花國 三弗齊國 渤泥國注594
中國是農業國，工商業不發達，不需要海外市場，版圖廣大，用不著殖民地，人口眾多，更不缺少勞動力，向海外諸國侵掠，「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從經濟的觀點看，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從利害的觀點看，打仗要花一大筆錢，占領又得費事，不幸打敗仗越發划不來。還是和平相處，保境安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樣一打算盤，主意就打定了。注595
屬國和藩國的不同處，在於屬國和帝國的關係更密切，在許多場合，屬國的內政也經常被過問，經濟上的聯繫也比較的強。
內地的土司也和藩屬一樣，要定期進貢，酋長繼承要得帝國許可。內政也可自主。所不同的是藩國使臣的接待衙門是禮部主客司，冊封承襲都用詔旨，部族土司領兵的直屬兵部，土府土縣屬吏部，體統不同。平時有納稅，開闢並保養驛路，戰時有調兵從征的義務。內部發生糾紛，或者反抗朝廷被平定後，往往被收回治權，直屬朝廷，即所謂「改土歸流」。土司衙門有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安撫司、長官司、土府、土縣等名目，長官都是世襲，有一定的轄地和土民，總稱土司。土司和朝廷的關係，在土司說，是借朝廷所給予的官位威權，來鎮懾部下百姓，肆意奴役搜括。在朝廷說，用空頭的官爵，用有限的賞賜，牢籠有實力的酋長，使其傾心內向，維持地方安寧，可以說是互相為用的。
大概地說來，明代西南部各小民族的分布，在湖南、四川、貴州三省交界處是苗族活動的中心，向南發展到了貴州。廣西則是瑤族（在東部）、壯族（在西部）的根據地。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交界處則是彝族的大本營，四川西部和雲南西北部則有麽些族，雲南南部有僰族，四川北部和青海、甘肅、寧夏有羌族。
在上述各區域中，除純粹由土官治理的土司而外，還有一種參用流官的制度。流官即朝廷所任命的有一定任期、非世襲的地方官。大致是以土官為主，派遣流官為輔，事實上是執行監督的任務。和這情形相反，在設立流官的州縣，境內也有不同部族的土司存在。以此，在同一布政使司治下，有流官的州縣，有土官的土司，有土流合治的州縣，也有土官的州縣。即在同一流官治理的州縣內，也有漢人和非漢人雜處的情形，民族問題複雜錯綜，最容易引起紛亂以至戰爭。漢人憑藉高度的生產技術和政治的優越感，用武力，用其他方法占取土民的土地物資，土民有的被迫遷徙到山頭，過極度艱苦的日子，有的被屠殺消滅，有的不甘心，組織起來以武力反抗，爆發地方性的甚至大規模的戰爭。朝廷的治邊原則，在極邊是放任的愚民政策，只要土司肯聽話，便聽任其作威作福，世世相承，不加干涉。在內地則取積極的同化政策，如派遣流官助理，開設道路驛站，選拔土司子弟到國子監讀書，從而使其完糧納稅，應服軍役，一步步加強統治，最後是改建為直接治理的州縣，擴大皇朝的疆土。注596
治理西北羌族的辦法分兩種：一種是用其酋長為衛所長官，世世承襲。一種因其土俗，建設寺院並賜番僧封號，利用宗教來統治邊民。羌族的力量分化，兵力分散，西邊的國防就可高枕無憂了。現在的西藏和西康當時叫作烏斯藏和朵甘，是喇嘛教的中心地區，僧侶兼管政事，明廷因仍元制，封其長老為國師法王，令其撫安番民，定期朝貢。又以番民肉食，對茶葉特別愛好，在邊境建立茶課司，用茶葉和番民換馬，入貢的賞賜也用茶和布匹代替。注597西邊諸族國的酋長僧侶貪圖入貢和通商的利益，得保持世代襲官和受封的權利，都服服帖帖，不敢反抗，明朝三百年，西邊比較平靜，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變亂，當然，也說不上開發，從任何方面來說，這一廣大地區比之幾百年前，沒有任何進步或改變。
（原載《中國建設》第六卷第三、四期，194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