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黨案考 · 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
一
14世紀中葉勃發的民族革命，經過了二十年（1348至1368）的長期戰爭，方才告一結束。戰爭所波及的地帶，北至和林，東至高麗，南至兩廣，西至陝甘，無一地不受蹂躪。戰爭的主角，最初是被統治的南人、漢人向統治者的蒙古、色目人進攻，奪取當地的政權形成群雄割據的局面。後來這些割據者的向外發展，引起各個利益的衝突，陷於混亂的互相殘殺的吞併戰中，同時對方的統治階級也發生內部的政變，也同樣地互相吞併，發生內戰。這樣，一方面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不斷地在苦戰，一方面統治者因內部分化而發生內戰，被統治者也因個別發展而互相吞併，結果，雙方的實力俱因內戰外戰而減削，許多有勢力的領袖都自然地被淘汰，被吞併，形成一個混亂的分裂的局面。最後，統治者因內訌而失去抵抗的能力，被統治者的無數集團則為一後起的有力的革命領袖所吞併，一蹴而將盤踞中原百餘年的蒙古族逐出塞外，建立了一個統一的漢族自治的大帝國。這一次大混戰的發動，動機是民眾不堪經濟的政治的壓迫而要求政權的讓與，最後才一轉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號。在革命開始時，外表上蒙著極濃厚的宗教的迷信的罩袍，絕大多數的革命領袖和群眾都是白蓮教和彌勒教的信徒，舉行著種種儀式，宣傳彌勒下世救民疾苦的口號。一方面又假託是宋的後人，把這次革命解釋為宋的復國運動。一直到朱元璋出來，他本人及其軍隊雖然曾隸屬於上述的團體，可是一到了能獨立行動的時候，他便決然地捨棄這雙重的矛盾的策略——膚淺的欺騙的神話宣傳和已經失去時效的冒牌的復宋掩護旗幟，更進一步赤裸裸地提出這一次革命的目標是民族的解放，漢族應由漢人治理。這一鮮明的轉變，更掀起了過去百多年被剝削被壓迫的民族仇恨，得到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的深切同情，地主們也因利益的保全而加入合作，十年中便完成了他們的使命，把整個漢族從蒙古人鐵蹄之下解放出來。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二十年混戰的結果雖然完成了民族革命的偉業，而在實質上，分析雙方所含的因子，官吏地主商人完全擁護舊勢力，和蒙古皇室及貴族站在同一戰線。在反面，革命的領袖及其群眾卻完全是另一階級，貧農、佃戶、流民，組成了以推翻統治者為共同目標的革命勢力。階級意識的潛伏性劃分了雙方的群眾，農民和地主衝突的尖銳化發動了這一次戰爭。統治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革命集團所代表的卻是農民的利益，所以在表面上，儘管是揭出政治的民族的解放口號，而在實質上，卻完全是農民和地主的鬥爭。到後期民族意識的自覺，使革命集團的口號從政治經濟的被壓迫，轉而側重於民族地位的歧視方面去，因此，民族革命雖然完全成功，這一群領導者卻已忘記了當初起事時的動機和目標，外族的壓迫雖已解除，同族同種間的畸形的經濟社會組織，卻並未因之而有所改變。並且，這一群成功的領袖，都因他們的勞績從下層爬到最上層，從平民變成新貴族，從農民變成大地主，代替他們所打倒的蒙古、色目人的貴族地主的地位，以暴易暴，農民所受的剝削，日積月累，愈來愈厲害，統治者的榨取技術，經過長期的訓練，卻愈來愈高明。這一口號的轉變，雖然在當時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手段，可是，同時也因為這轉變，忽略了革命之所以發生的背景和最初所指出的社會病態，不能對最切要的土地問題加以徹底的解決，這是一個嚴重的失敗。
二
蒙古人在中國失去政權，被逐回到蒙古去，與其說是被漢族用武力所推翻，不如說是元帝國的自然崩潰。
元代的社會組織，是畸形的，不健全的。在文化方面，蒙古族比漢族落後，在人口方面，蒙古族和漢族的比例正如蒼鷹之和大鵬同籠，他們單憑了武力的優越來控制一切。皇室、貴族、僧侶、官吏、商人、地主所組成的統治階級，和用以維持政權的巨額軍隊，一切的費用均由被征服的漢、南人負擔。漢、南人的生命財產由統治者任意處分，在政治上享受差別待遇，在同為被征服者的色目人之下。漢、南人的一部分被強迫作奴隸，世世子孫都為政府及其主人服役。統治階級一方面是大地主，擁有全國最大部分的土地，漢、南人除一小部分例外，都被逼失去土地降為貧農及佃戶。國內最大的商業經營都被操縱在回鶻人手中，他們更替蒙古貴族經營驚人的高利貸，擠取漢、南人的血汗。一方面下令沒收軍器馬匹，不許集黨結合，各地遍駐戍軍，武裝彈壓，用以防止漢、南人的叛亂。注1
可是，正因為對於漢、南人鉗制之過分精密，一方面不待說深深種下民族間被歧視的仇恨，一方面則統治者因之鬆懈了警備征服地的情緒，耽溺於生活服用之享受，放恣任性的政治行為，替自己掘下待終的墳墓。
元世祖（1260至1294）繼承先人未竟的遺志，繼續用武力統一中國，是一個雄才大略勵精圖治的英主。元代的一切規模都由他開始奠定。他在位的幾十年中是元代的極盛時代，同時也由他的登極而種下帝國崩潰和覆亡的因素。
按蒙古族的習慣，合罕（即皇帝）的產生須由庫利爾台（Khuriltai）選舉。庫利爾台在蒙古語中為聚會之義，凡國家有重大事件，須召集貴族大臣開庫利爾台決定之。除選舉合罕外，凡出征外國，頒布法令均有召集庫利爾台之舉。據可信記載，蒙古族自俺巴孩合罕（Ambakhai）以來即用選舉制度。前合罕對其後繼者有指名之慣例，但無左右庫利爾台之權力，合罕之位，不但非父子世襲，即前合罕發表其所希望之後繼者時，亦不必由己子中選之，而有由其他皇族選之者。1189年鐵木真（Temudjin）由庫利爾台選舉為蒙古合罕，始稱成吉思合罕（Chingis Khaghan）。1206年以統一北方民族之敵，由敖嫩河源地所開之庫利爾台，更上同樣尊號，舉行第二次即位禮。成吉思合罕生前，指定第三子斡哥歹（Ogede）為後繼者。成吉思合罕崩後，1229年秋於怯綠連河曲雕阿拉（即Kerülen河之Kodeghü-aral，Kodeghü為荒野草原之意，aral為島之意）召開庫利爾台，推戴斡哥歹為合罕。斡哥歹合罕（即太宗）初指定其子曲出（Guchu）為後繼者，曲出死，更指定曲出之子失烈門（Shiramun）。但斡哥歹合罕死後，皇后朵咧格捏（Döregene）稱制，召開庫利爾台，不依指定改選己子貴由（Kuyuk即定宗）為合罕。不為皇族中最有勢力之拔都大王（Batu）所贊同。定宗崩，拔都以與太宗後人不合之故，擁立成吉思合罕第四子拖雷（Tului）之子蒙哥（Müngge），雖經成吉思合罕長子察阿歹（Changhadai）系及太宗後人之反對，卒召開庫利爾台立為合罕，是為憲宗。即位後對反對派大加屠殺，由此察阿歹汗國及斡哥歹汗國始不附。憲宗崩，末弟阿里不哥（Arigu Bukha）居守和林，中弟忽必烈（Khubilai）帥師征宋，回軍在開平開庫利爾台，即蒙古合罕之位。阿里不哥亦於漠北開庫利爾台自立，內亂以起。憲宗諸子及察阿歹系諸王均附阿里不哥，太宗孫合失大王子海都（Khaitu）亦起兵助之。阿里不哥雖於至元元年（1264）勢蹙來降，但海都仍擁兵與察阿歹後王篤哇聯合抗中央。至元二十四年諸王乃顏叛於遼東，諸王哈丹等應之。由此欽察汗國、斡哥歹汗國、察阿歹汗國聯為一系以與中央作戰，數十年中兵禍相仍，蒙古大帝國在事實上完全瓦解，忽必烈合罕（世祖）及其子孫所領有的只是東方一部分的土地而已。注2
世祖即位以後，庫利爾台的形式雖然保存，但在實質上則已完全廢棄，改選舉制為世襲，採用漢人制度預立太子。至元十年二月立嫡長子真金（Chinkin）為皇太子，在冊命中指明過去的內亂的原因是庫利爾台制度的失敗，他說：
仰惟太祖皇帝遺訓，嫡子中有克嗣服繼統者，預選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紹隆丕構。自時厥後，為不顯立冢嫡，遂啟爭端。注3
制度雖然改變，但貴族大臣的勢力仍足以左右帝室，成宗以後諸帝全由大臣擁立，再照例由庫利爾台通過。世祖太子真金早薨，未及即位。真金子成宗（鐵穆耳）方撫軍北邊，玉昔帖木兒擁之即位。成宗崩，丞相哈刺哈孫擁真金孫武宗、仁宗相繼御極。仁宗立英宗為皇太子，英宗後為鐵失所弒，擁立世祖長孫晉王甘麻刺子也孫鐵木兒為泰定帝。泰定帝崩於上都，丞相倒刺沙立其皇太子阿速吉八為皇帝，樞密使燕鐵木兒則立武宗子文宗，力戰破上都軍。文宗後讓位其兄明宗，燕鐵木兒弒明宗，仍立文宗。後文宗、寧宗相繼崩，皇后卜答失里已遣人迎明宗長子妥真帖木兒入京欲付以位，而燕鐵木兒不願，遂不得立，燕鐵木兒死，順帝始立。注4政變內亂，相繼不已；帝位的繼承全由權臣操縱，引起帝國的分裂和統治權之動搖，這是元室崩潰的第一步。
世祖自平宋後，即從事于海外之徵服。至元十九年（1282）命阿塔海、范文虎、忻都、洪茶邱等率兵十萬出海征日本，遇颶風破舟，喪師而還。帝大怒，欲再征日本，遣王積翁往招諭，為舟人殺於途，始終不得要領乃止。又興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緬國之役，爪哇之役。安南凡三征（1284至1294），最後師還，幾為所邀截，從間道始得歸。緬國凡兩征（1282至1287），亦喪師七千，僅取其成。征占城（1282至1284）時舟為風濤所碎者十之七八，深入為所截，力戰始得歸。征爪哇（1292）亦不得要領。統計數十年中，無歲不用兵。用兵的軍費無從設法，就從百姓頭上打主意，任用擅於剝削的商人作財政官。中統三年即以財賦之任委阿合馬，興鐵冶，增鹽稅，小有成效，拜中書平章政事。又立制國用使司，以阿合馬領使事。已復罷制國用使司，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奏括天下戶口，下至藥材榷茶，亦纖屑不遺，其所設施，專以掊克斂財為事。逋賦不蠲，征斂愈急，天下之人無不思食其肉。阿合馬死，又用盧世榮，亦以增多歲入為能，鹽鐵榷酤商稅田課凡可以罔利者益利搜括。世榮誅死後，又用桑哥，再立尚書省，改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六部為尚書六部，以丞相領尚書兼統制使，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錢穀，以刑爵為販賣，天下騷然，自至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始伏誅。世祖在位的三十幾年中，幾和這三位財政家相終始。注5政治腐敗，民窮財盡的情形，恰和這時期用兵海外的成績相映照。因黷武用兵而極力搜括民財，任用以理財見長的官吏，造成一種貪污刻薄的吏治空氣，這是元室崩潰的第二步。
除用兵外，對於諸王和僧侶的負擔，也是促進元室崩潰的一個主要因素。上文曾說過合罕之舉出須經庫利爾台的同意；而庫利爾台之最主要人物即為帝室同族的諸王及貴族勛臣。諸王貴族例有歲賜，如察阿歹大王位歲賜銀一百錠（錠五十兩），緞三百匹，綿六百二十五斤，常課金六錠六兩。斡真那顏位歲賜銀一百錠，絹五千九十八匹，綿五千九十八斤，緞三百匹，諸物折中統鈔一百二十錠，羊皮五百張，金一十六錠四十五兩。又有歲例外之賜與，如中統四年賜公主巴古銀五萬兩。至元二年賜諸王只必帖木兒銀二萬五千兩，鈔千錠。四年賜諸王玉龍答失銀五千兩，幣三百匹，歲以為常。其非時之賜予，如武宗以金二千七百五十兩，銀十二萬九千二百兩，鈔萬錠，幣帛二萬二千二百八十匹奉興聖宮，賜皇太子（弟仁宗）亦如之。又有朝會之賜與，元貞二年（1296）定太祖位下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世祖位下金各五百兩，銀二萬五千兩，余各有差。成吉思合罕的宗族後人遍布歐亞，這幾筆開支的數目是無法計算的。單就庫利爾台會後賜與一項算，如武宗至大元年（1308）中書省臣言朝會應賜者為鈔總三百五十萬錠，已給者百七十萬，未給者猶百八十餘萬，兩都所儲已罄。至大四年仁宗即位時的賜與總數是金三萬九千六百五十兩，銀百八十四萬九千五十兩，鈔二十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九錠，幣帛四十七萬二千四百八十八匹。注6這一年的額外賞賜是鈔三百餘萬錠。注7僧侶的費用也占國家支出之大部，趙翼記：
古來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謂元起朔方，本尚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即其地設官分職盡領之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為副，帥臣而下亦必僧俗並用。於是帝師授玉印，國師授金印，其宣命所至，與朝廷詔敕並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務屈法以順其意，延及數世，寢以成俗，而益至於積重而不可挽……此體制之僭，雖親王太子不及……仗衛之侈，雖郊壇鹵簿不過……土木之費，雖離宮別館不過……供養之費，雖官俸兵餉不及……財產之富，雖藩王國戚不及……威勢之橫，雖強藩悍相不過。注8
並且時代愈後，僧侶勢力愈大，費用也愈多。至大三年（1310）張養浩上疏言僧侶之病國云：
古者十農夫而閒民或一，今也十閒民而農夫僅一焉。欲民無饑寒之虞邈矣。夫富民之道，固不必家賜戶賞，塞其蠹財害民之源而已……今釋老二氏之徒，畜妻育子，飲醇啖腴，萃逋逃游惰之民，為暖食飽衣之計，使吾民日羸月瘠，曾不得糠秕藍縷以實腹蓋體焉。今日誦藏經，明日排好事，今年造某殿，明年構某宮，凡天下人跡所到，精藍勝觀，棟宇相望，使吾民穴居露處，曾不得莖茅撮土以覆頂托足焉……謬論生死，簧鼓流俗，聚徒結黨，使人施五穀以為之食，奉絲麻以為之衣，納子弟以為之童僕，構木石以為廬室，而人見其不蠶不稼，不賦不征，聲色自如，而又為世所欽，為國家所重，則莫不望風奔效，髡首從游，所以奸民日繁，實本於此……臣嘗略會國家經費三分為率，僧居二焉。以之犒軍則卒有餘糧，以之振民則民有餘粟，以之裕國則國有餘資。注9
僧侶的耗費竟占國家經費的三分之二。試以具體的事實作證，以內廷佛事一項而論，至元中內廷佛事之目每歲僅百有二，大德七年（1303）再立功德司，其目增至五百有餘。十年中增至五倍。以內廷佛事的費用一項而論，據延祐四年（1317）宣徽院會計，歲供以斤計者：面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他物稱是。延祐五年前各寺作佛事，日用羊至萬頭。注10元代的國家財政歲出歲入，據至大四年（1311）的報告，每歲支出鈔六百餘萬錠，土木營繕百餘處計鈔數百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又加上內降旨賞賜三百餘萬錠，總計約須二千萬錠。歲入常賦則僅鈔四百萬錠，入京師者又只二百八十萬錠。而且同年十一月份國庫所存止十一萬錠注11，歲出竟超過歲入十分之八。彌補的辦法一面飲鴆止渴，豫賣鹽引，動支鈔本，例如至大元年的辦法：
二月……乙未，中書省臣言：陛下登極以來，錫賞諸王，恤軍力，賑百姓，及殊恩泛賜，帑藏空竭，豫賣鹽引。今和林、甘肅、大同、隆興、兩都軍糧，諸所營繕，及一切供億，合用鈔八百二十餘萬錠。往者或遇匱急，奏支鈔本。臣等固知鈔法非輕，曷敢輕動，然計無所出。今乞權支鈔本七百一十餘萬錠，以周急用，不急之費姑後之。注12
結果是阻滯鹽法和鈔法，擾亂金融，國家和人民都受其弊。另一辦法是加稅，延祐元年（1314）的課額已比國初時增五十倍。注13中葉以後，課稅較世祖時代亦增二十餘倍，即包銀之賦亦增至二十餘倍。注14可是國家財政仍不免入不敷出，陷於破產的地位，《元史·陳思謙傳》記：
至順二年（1331）九月上言：戶部賜田，諸怯薛支請，海青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錠。注15
柯劭忞論元代財政，以為「夫承平無事之日，而出入之懸絕若此，若饑饉荐臻，盜賊猝發，何以應之。是故元之亡，亡於饑饉盜賊。蓋民窮財盡，公私困竭，未有不危且亂者也」注16。是說得很中肯的。
三
元代中葉的政治情形，武宗至大三年（1310）有一概括的報告。在這文件中已經很感慨地說一代不如一代，世祖時代的搜括政治，已成為後人詠嘆的資料了。這文件的開頭就說：
近年以來，稽厥廟謨，無一不與世祖皇帝時異者……世祖皇帝時官外者有田，今乃假祿米以奪之。世祖皇帝時江南無質子，今乃入泉谷以誘之。世祖皇帝時用人必循格，今則破憲法以爵之。世祖皇帝時守令三載一遷，今則限九年以困之。世祖皇帝時楮幣有常數，今則隨所費以造之。世祖皇帝時省台各異選，今則侵其官而代之。世祖皇帝時墨敕在所禁，今則開幸門以納之。世祖皇帝時課額未常添，今則設苛禁以括之。世祖皇帝時言事者無罪，今則務鍛煉以殺之。
以下列舉當時政治腐敗的情形，最值得注意的幾點，第一是名爵太輕：
故於左右之人，往往爵之太高，祿之太重，微至優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參政者。其他因修造而進秩，以技藝而得官曰國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於朝。自有國以來，名器之輕，無甚今日……今朝廷諸大臣不知有何勛何戚，無一不階開府儀同三司者。注17
左右近侍因之恃恩骫法，紊亂官政，《元史》記：
至大二年正月乙巳，塔思不花、乞台普濟言：諸人恃恩徑奏，璽書不由中書，直下翰林院給與者，今核其數，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餘道，皆于田土、戶口、金銀鐵冶、增余課程、進貢奇貨、錢穀、選法、詞訟、造作等事，害及於民。注18
更互相援引，以中旨授官，破壞銓法：
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不為裁製，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賜，耗竭公儲，以為私惠。注19
英宗時近臣傳旨以姓名赴中書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為之壅滯。注20此種由嬖倖得官之內外官吏，其對於平民及政府之惡影響，當可想見。第二是貴族擅政：
今國家為制寬大，所以諸王家室皆有生殺人進退人之權……天下淫僧邪巫庸醫謬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亡命無賴之徒，往往依庇諸侯王駙馬，為其腹心羽翼。無位者以之而求進，有罪者以之而祈免。出則假其勢以凌人，更因其眾而結黨。入則離間宗戚，造構事端，啖以甘言，中以詭計，中材以下鮮不為其所惑。注21
第三是刑禁太疏，紀綱破壞。僧侶和嬖倖的恣肆，使法律成為具文，如禿魯麻：
西僧為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後御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雲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謂不忽木曰：卿且休矣，朕今從卿言。然自是以為故事。注22
如大赦之頻數，張養浩說：
近年臣有贓敗，多以左右賄賂而免。民有賊殺，多以好事赦宥而原。加以三年之中未嘗一歲無赦，殺人者固已幸矣，其無辜而死者冤孰伸耶?……臣嘗官縣，見詔赦之後，罪囚之出，大或仇害事主，小或攘奪編氓，有朝蒙恩而夕被執，旦出禁而暮殺人，數四發之，未嘗一正厥罪者。又有始焉鼠偷，終成狼虎之噬者。問之則曰赦令之頻故耳。意者以為先犯幸而不死，今犯則前日應死之罪，兩御人貨而止坐一罪，於我已多，況今犯未必死，我因而遠引虛攀，根連株逮，故蔓其獄，未及期歲，又復宥之。豈人性固惡，防範不能制哉!誠以在上者開其為盜之塗故也。注23
獎勵官吏及人民之犯罪。政事濁亂如此，在荒旱交逼的時候，統治者猶自大興土木，極宮室犬馬之娛：
累年山東河南諸郡蝗旱洊臻，沴疫暴作，郊關之外，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攜幼，累累焉鵠形菜色，就食他所者絡繹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婦至相與鬻為食者在在皆是……今聞創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則有五台增修之擾，內則有養老宮展造之勞，括匠調軍，旁午州郡，或度遼伐木，或濟江取材，或陶甓攻石，督責百出。蒙犯毒瘴，崩淪壓溺而死者無日無之。糧不實腹，衣不覆體，萬目睊睊，無所控告，以致道上物故者在所不免。注24
在另一方面，基於種族的成見，內外官之長必以蒙古人為之，以漢人、南人為貳，色目人則與漢、南人處於互相鉗制的地位。注25南北的區分，種族的畛域，分別極嚴，歧視極甚，使當時人極感憤恨，葉子奇說：
元朝自混一以來，大抵皆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閉固拒，曲為防護，自以為得親疏之道。是以王澤之施，少及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北。注26
蒙古、色目人不諳中國情勢，不習政治，甚至不識中國文字：
國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諳政事，必以漢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長，次設判署正官，謂其識治體練時務也。近年以來，正官多不識字。注27
葉子奇記：
北人不識字，使之為長官。或缺正官，要題判署事，及寫日子，七字鉤不從右七轉而從左翀轉，見者為笑。注28
其唯一的使命即為牽制漢官，事事掣肘：
國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監臨官謂之達魯花赤，州府官往往不能相下。注29
蒙古官之作威肆惡，固不待說，即和蒙古官有關係之漢官亦倚以肆虐，此種關係，當時稱為蒙古根腳：
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劉基）覆檢，案核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罪。其家眾倚蒙古根腳欲害公以復仇。注30
色目官吏則更豪橫，毆詈漢官，一無忌憚，如宋濂所記邵武路長官事：
郡長官乃西域人，恃與憲部有連，其猛若虎，與守議稍不合，遽引杖擊之，守俯首遁去。注31
上下相蒙，唯以貪污相尚，賣官鬻爵，賄賂公行：
元初法度猶明，尚有所憚，未至於泛濫。自秦王伯顏專政，台憲官皆諧價而得，往往至數千緡。及其分巡，竟以事勢相漁獵而償其直，如唐債帥之比。於是有司承風，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政廉訪司官，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道矣。注32
各項勒索及賄賂均有名色：
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之為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之為何事也。注33
當時最高的彈劾機關為御史台，末期的御史大夫幾乎成為首相親屬的專官，如太平王燕鐵木兒為相，即用其弟買里古思為御史大夫。秦王伯顏為相，即用其兄子脫脫為御史大夫。脫脫為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為御史大夫。答麻為相，御史大夫又是其弟雪雪。注34行政權和監察權同屬於一人之手，政權雖因勢力之消長而有轉移，但執政的始終仍是這一群為時人所詛咒不知廉恥的蒙古、色目人。
任用官吏除種族的差別外，又有地域上的差別，兩廣和江淮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區域，被任為兩廣官吏的便一生無升調之望，只好向百姓剝削，作發財之計：
五嶺之南，列郡數十，縣百有一十，統於廣、桂、雷三大府。自守令至簿尉，廟堂歲遣郎官御史與行省考其歲月，第其高下而遷之，謂之調廣海選。仕於是者政甚善不得遷中州江淮，而中州、江淮夫士一或貪縱不法，則左遷而歸之是選焉，終身不得與朝士齒。雖良心善性油然復生，悔艾自新，不可得已。夫如是則孜孜為利，旦旦而求仇賊其民而魚肉之……地益遠而吏益暴，法益隳而民益偷。注35
吏治的情形如此，在軍伍方面，恰也有同樣趨勢。蒙古、色目軍世駐中原的結果，荒於酒色，完全失去作戰能力：
元朝自平南宋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淫佚，自奉而已。至於武事，略不之講。但以飛觴為飛炮，酒令為軍令，肉陣為軍陣，謳歌為凱歌，兵政於是不修也久矣。注36
在平時除耗費國家俸餉外，最主要的工作是向百姓敲詐勒索，和地方官吏采一致行動。元人有作詩嘲當時官吏和盜賊相差無幾的：
廉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贓污狼藉，有輕薄子為詩嘲之曰：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注37
無獨有偶，當時的軍人竟有一面作皇帝的侍衛，一面是橫行無阻的盜魁的。張憲《怯薛行》：
怯薛兒郎年十八，手中弓箭無虛發，黃昏偷出齊化門，大王莊前行劫奪。通州到城四十里，飛馬歸來門未啟，平明立在白玉墀，上直不曾違寸晷。兩廂巡警不敢疑，留守親侄尚書兒，官軍但追上馬賊，冒夜又差都指揮。都指揮，宜少止，不用移文捕新李，賊魁近在王城裡。注38
在戰時則但知劫掠，見敵即潰：
朝廷聞紅軍起，令樞密院同知赫廝領阿速軍六千並各支漢軍討潁上紅軍。阿速者綠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二將沉湎酒色，軍士但以摽掠為務。赫廝軍馬望見紅軍陣大，揚鞭曰阿卜，阿卜者走也，於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傳以為笑。注39
當時名相脫脫弟野先不花率重兵平亂，也遇敵即逃：
汝寧余寇尚熾，丞相脫脫命其弟中台御史大夫野先不花董師三十萬討之。至城下，與賊未交鋒即躍馬先遁。汝寧守官某執馬不聽其行，即拔佩刀欲斫之曰：我的不是性命。遂逸，師遂大潰。汝寧不守，委積軍資如山，率為盜有。脫脫匿其敗，反以捷聞。注40
蒙古、色目軍既不能用，只得調湖廣的苗軍來剿除叛亂，苗軍是以獷悍著名的士兵，無軍紀可言，淫掠更甚：
楊完者凶肆掠人貨錢，至貴家命婦室女，見之則必圍宅勒取淫污，信宿始得縱還。少與相拒，則指以通賊，縱兵屠害。由是部曲驕橫。凡屯壁之所，家戶無得免焉。民間謠曰：死不怨泰州張（士誠），生不謝賓慶楊。注41
就官軍和叛軍的軍紀比較，恰好相反，有下列一事可以證明：
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初十日，蘄黃徐壽輝賊黨入杭州城……其賊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注姓名於簿，借府庫金銀悉輦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興率鹽場灶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克復城池，賊遂潰散……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統軍歸，舉火焚城，殘傷殆盡。注42
蒙、漢兵都不能用，於是有募兵和義兵出來。募兵是用錢僱人為兵：
江州已陷，賊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百萬……乃貸富人錢，募人為兵。先是，行台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眾爭赴之。一日得三千人。注43
義兵則為地主及官吏所組織的地方私軍。這兩種軍隊的領袖大體都是漢人，在帝國將亡的前夕，蒙古人種族之見仍未稍泯，漢人有功亦不蒙賞，而對於叛軍領袖則一撫再撫，縻以好爵，結果義軍大部均次第叛變，加入對面的隊伍中去。葉子奇記：
天下治平之時，台省要官皆北人為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為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絕無者也。後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進。令之初行，尚猶與之，及後求之者眾，亦絕不與。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為臘雞，至以相訾詬，蓋臘雞為南方饋北人之物也，故云。及方寇起，瀕海豪傑如蒲圻、趙家、戴綱司家、陳子游等，傾家募士，為官收捕，至兄弟子侄皆殲於盜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賞至於此。其大盜一招再招，官已至極品矣。於是上下解體，人不向功，甘心為盜矣。又獲功之官，於法非得風憲體覆牒文，不輒命官。憲使招權非得數千緡，不與行遣，故有功無錢者往往事從中輟，皆抱怨望。其後盜塞寰區，空名宣敕，遇微功即填給，人已不榮之矣。注44
在另一方面無功而有錢之富商大賈，則都乘機用賄拜官：
廬州開義兵三品衙門，而使者悉以富商大賈為之。有一巨商五兄弟受官者，此豈嘗有寸箭之功!而有功者皆不受賞。故寇至之日，得賞者皆以城降，而未賞者皆去為賊。注45
在這局面下，當時比較有眼光的學者的看法，一派人以為是紀綱敗壞的結果，應由中央負責：
承平以來，百年於茲。禮樂教化，日益不明，紀綱法度，日益廢弛，上下之間，玩歲愒日，率以為常，恬不為怪。一旦盜賊猝起，茫若無措，總兵者唯事虛聲，秉鈞者務存姑息，其失律喪師者未聞顯戮一人，玩兵養寇者未聞明誅一將。是以不數年間，使中原雲擾，海內鼎沸，山東、河北莽為丘墟，千里王畿，舉皆騷動，而終未見尺寸之效者，此無他，賞罰不明而是非不公故也。注46
另一派人以為是吏治腐敗的緣故，應由地方負責：
國家承平百年，武備浸弛，盜發徐、潁，熾於漢、淮、武昌，南紀雄藩，一旦灰滅，洪省堅壁，寇蔓延諸郡，水陸犬牙，北來名將，相繼道殞。丞相出督步騎，直抵高郵，事垂成以讒廢，方面多貴遊子弟，貪鄙庸才，漫不省君臣大義，草芥吾民，虛張戰功，肆意罔上，誅求冤濫，慘酷百端。重以吏習舞文，旁羅鷹犬，意所欲陷，則誣與盜賊通，其弊有不忍言者。間存一二廉介，則又矜獨斷，昧遠圖，坐失機會，民日以弊，盜日以滋。注47
可以說是都說中了，但只是病態的一面。
四
元代的土地大部分屬於處征服者地位的蒙古、色目的貴族及僧侶，一部分集中於漢、南人的大地主手中。占極大多數的農民只耕種著最小部分的土地，同時卻負擔著國家賦役的絕大部分，除掉他們自己應盡的義務和應納的賦稅以外，他們還應當替貴族和地主們盡一部分對國家的責任。注48
世祖平江南後，於各地遍駐戍軍，官吏和軍帥的苛擾，使農民不能忍受，到處發生叛亂。內中一部分假宋後為名，如至元二十年建寧路總管黃華第二次叛變時稱宋祥興年號。二十三年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作亂。一部分則純為對新治權之反抗，如至元十七年漳州陳桂龍、建寧黃華之亂，二十年廣州新會林桂芳、趙良鈐等擁眾萬餘，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二十一年漳、邕、賓、梧、韶、衡諸州農民之亂。二十三年婺州永康縣民陳巽四之亂。二十五年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相繼起兵，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獗，數降數叛。二十七年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諸郡。成宗元貞二年贛州民劉六十聚眾至萬餘，建立名號。二十年中蒙古人眼光中所稱為南人的地帶，無一處無一年不發生變亂。注49《元史》記福建之叛系由戍軍擾民所致：
至元十六年左丞唆都行省福建……中書言：唆都在福建，麾下擾民，致南劍等路往往殺長吏叛。注50
再叛則由長吏貪殘之故：
至元二十六年，授（王惲）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乃進言於朝曰：福建所轄郡縣五十餘，連山距海，實為邊徼重地。而民情輕詭，由平定以來官吏貪殘，故山寇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討，復蹂踐之甚。注51
農民是最能忍耐最馴順的，可是到了山窮水盡無可容受時，也會突變為最勇敢的鬥士，奮臂一呼，立刻成為一支不可侮的革命勢力。在開始的十幾年，蒙古軍隊的壓迫愈厲害，農民的抵抗力也愈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元軍疲於奔命。可是，到後來，劉六十叛變之平定，卻並未經過武力的鎮壓，政府所采的手段只是除去害民的官吏：
贛州盜劉六十偽立名號，聚眾至萬餘。朝廷遣兵討之，主將觀望退縮不肯戰，守吏又因以擾良民，賊勢益盛。（董）士選請自往，眾欣然托之，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李霆鎮、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眾莫測其所為。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縣，去賊巢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置於法，復誅奸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請自效，不數日遂擒賊魁，散餘眾歸農。注52
農民除受地方軍政長官之壓迫及剝削外，最使農民陷於絕境的是中央政府的搜括和過重的負擔。因賦稅之無法完納，不能不捨棄鄉里而度逃亡生活的農民大流動在元代是常見的現象。在未統一前，劉秉忠曾上書太宗說：
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之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注53
這文件指明當時漢人逃亡已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嘉熙二年（1238）的報告，農民因災逃亡者竟占十分之四五：
（太宗）戊戌，天下大旱蝗……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耶律楚材）奏除逃戶三十五萬，民賴以安。注54
統一後仍有此種情形，北人多流徙江南。至元二十年（1283）隹彧言：
內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致此。
二十三年又奏：
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流移。注55
在江南，則政府要增加稅收，理算天下錢糧，農民被逼逃亡，政府仍不放鬆，發兵搜捕：
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已征入數百萬，未征者尚數千萬。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注56
引起了農民的強烈反感，結合抵抗政府的無理壓迫。歐陽玄《魏國趙文敏公神道碑記》：
（此役）名曰理算，其實暴斂無藝，州縣置獄株逮，故家破產十九，逃亡入山，吏發兵搜捕，因相挺拒命，兩河間盜有眾數萬。注57
延祐元年（1314）又從章閭之議，經理錢糧，括江南民田，作增稅之計，「期限猝迫，貪刻並用，官府震動，人不聊生，富民黠吏，並緣為奸，盜賊並起，田萊荒蕪」注58。《元史》記：
延祐改元……鐵木迭兒奏：……江南田糧，往歲雖嘗經理，多未核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嚴格信罪賞，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沮撓。請敕台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仁宗皆從之。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為甚。致贛民蔡五九作亂寧都，南方騷動，遠近驚懼，乃罷其事。注59
當時經理情形，地方官務以增多為功：
延祐二年吳元珪奏曰：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為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斂，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注60
農民無法，也只好虛報塞責：
朝廷令民自實田土，有司繩以峻法，民多虛報以塞命。其後差稅無所於徵，民多逃竄流移者。注61
剝削過甚，於是延祐二年有蔡五九之變：
八月丙戌，贛州賊蔡五九陷汀州寧花縣，僭稱王號。詔遣江浙行省平章張驢等率兵討之……乙未，台臣言蔡五九之變，皆由昵匝馬丁經理田糧，與郡縣橫加酷暴，逼抑至此。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虛張頃畝，流毒居民。乞罷經理及冒括田租。制曰可。注62
昵匝馬丁因括田激起民變，遣張驢率兵平定，政府並即下令罷冒括田租，這事似已告一結束了。但這只是書面上的報告，括田的舉動並不因民變而暫停，因為蔡五九叛於延祐二年八月，同年九月又有負責平變的張驢以括田逼死九人的記載。注63並且括田所得的新租，還是照樣徵收，三年後在同一地點又引起第二次的民變：
五年十月癸丑，贛州路雩都縣裡胥劉景周，以有司征括田新租，聚眾作亂，敕免徵新租，招諭之。
同年七月，亦因同樣原因罷河南省左丞陳英等所括民田，止如舊例輸稅。注64可是兩年後又改變了策略，江南田地一律增加田賦：
七年四月己巳，增兩淮、荊湖、江南東西道田賦，斗加二升。注65
同時凡括田地帶未經農民武裝反抗的仍照新加賦額徵收：
泰定元年（1324）（張珪）奏：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為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荊襄沙磧作熟收征，徼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征丁稅。其括勘重並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帝終不能從。注66
除田賦外，又對日常生活必需品茶鹽酒醋之類課以重稅，一增再增，後來竟超過原額數十倍，這也是農民的直接負擔：
近來盜賊四起，在在用兵，課賦無藝，即稅額一節，往往增加無算，市中不堪其擾。當延祐間，程文憲條言：江南茶鹽酒醋等稅，近來節次增添，比初時十倍。今又逐季增添，正緣管課程官虛添課額以諂上司，其實利則歸己，虛額則張掛欠籍云云。奉仁宗皇帝聖旨，諸色課程從實恢辦，既許從實，豈可虛增。除節累增課額實數及有續次虛增數目，特與查照，並行蠲減，從實恢辦。明旨凜然，今但掛壁而已。注67
農民在生活方面已經苦到無可再苦，一遇荒年，政府不管，社會不管，除忍餓外，還須應付催租吏的勒索。隨便打開一種元人文集，便可看見當時詩人同情農民疾苦的呼聲，例如耶律鑄《苦旱嘆》：
六月亢旱田苗枯，自嗟自嘆耕田夫，差官咫尺征秋稅，今歲田家一粒無。饑民日日望霖雨，雨意欲成雲散去，天公胡不用老龍，年年只被蛟螭誤。注68
張養浩《閔農》：
父子傅衣出，夫妻趁熟分，未言先欲泣，乍見內如焚，征負敲門急，充飢飲水勤，何當天雨粟，四海共歡欣。注69
政府在名義上雖有勸農使的設置，卻並不過問農民所遭遇的困難，陳泰《苗青青》：
苗青青，東阡西陌苗如雲，經年不雨過秋半，苗穗不實空輪囷。田家留苗見霜雪，免使糶歲勞耕耘，縣官催租吏胥急，糴粟輸官莫論直，勸農使，不汝恤。注70
一方面徭役繁重，農民只能忍痛賣去田產去換取個人的自由。元淮《農家》：
田夫有話向誰言，麥飯依稀野菜羹，半頃薄田憂戶役，近來賤賣與人耕。注71
有若干地帶的壯丁被徵發充軍，田土即隨之而荒蕪，無論年歲豐歉，均不免於饑寒，童冀所詠永州即是一例：
永州荒田多宿草，永州田多人苦少。南村田荒無人耕，北村草深人不行。往年峒瑤據城壁，驅迫編戶充軍役。十戶迨今無一存，當時寧望長兒孫。壯者隨軍入軍伍，老者盡作泉下土。少者僅存雖長成，十家九戶惟單丁。應當門戶倦奔走，豈有餘力到農畝。荒苗積草如人長，熟田近年亦拋荒。男啼女號飯不足，草根本實常充腹。荒田倖免官征科，熟田征科真奈何。永民自嘆生來苦，不信人間有樂土。注72
農民困於賦役和荒旱，在本土不能生活，只好相率逃亡，成為流民，張養浩的《哀流民操》最能道出這種情形：
哀哉流民，為鬼非鬼，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無縕袍，婦女無完裙。哀哉流民，剝樹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晝行絕煙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親厥親。哀哉流民，言辭不忍聽，號泣不忍聞。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滿路，生者與鬼鄰。哀哉流民，一女易汁粟，一兒錢數文。哀哉流民，甚至不得將，割愛委路塵。哀哉流民，何時天雨粟，使汝俱生存，哀哉流民。注73
可是旁的地帶也同樣是蒙古人在統治著，同樣不能生活，結果人自相食，弱肉強食，演成人類史上的悲劇。如大德十一年（1307）兩浙飢，浙東為甚，越民死者殆盡，人相食以圖苟存。注74吾衍《丁未歲哀越民》說：
越壤吳江左，州民泰伯余，田萊空草莽，井邑共蕭疏，相食能無忍，傳聞信不虛，寒沙滿骸骨，掩骼意何如?注75
周霆震描寫人相食的慘狀：
髑髏夜哭天難補，曠劫生人半為虎，昧甘同類日磨牙，腸腹深於北邙土。郊關之外衢路旁，旦暮反接如驅羊，喧呼朵頤擇肥胾，快刀一落爭取將。憑陵大嚼刳心燎，競賭兕觥夸飲釂，不知劍吼已相隨，後日還貽髑髏笑。陰風腐餘犬鼠爭，白晝鬼語偕人行，銜冤抱恨連死骨，著地春草無由生。注76
甚至溝中死屍也不免為饑民所食。張翥《書所見》：
溝中人啖屍，道上母拋兒，有眼不曾見，無方能療飢，干戈未解日，風雪正寒時，歸與妻孥說，毋嫌朝食糜。注77
這是至正十八年（1358）的事。蒙古政府對於此種情形的處置，我們可以舉一個可信的記載來作代表。余闕《書合魯易之作潁川老翁歌后》：
至正四年（1344）河南、北大飢，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朝廷嘗議鬻爵以賑之，江淮富民應命者甚眾，凡得鈔十餘萬錠，粟稱是。會夏小稔，賑事遂已。然民罹此大困，田萊盡荒，蒿藜沒人，狐兔之跡滿道。時予為御史，行河南、北請以富民所入錢粟貸民具牛種以耕，豐年則收其本，不報。注78
政府不但不肯負責救濟，並且連賑款也整個吞沒。《元史·順帝紀》記陳思謙事可以作這一記述的旁證：
至正五年三月，以陳思謙參議中書省事。先是思謙建言：所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宜大發倉廩賑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鎮守中夏。不聽。注79
農民左右是死路一條，鋌而走險，勢所必至。再加上地方官吏的盲目的壓榨，農民遂揭竿而起，和政府對抗。劉基所述永嘉的農民暴動可以代表這一時期的情形：
永嘉浙名郡，有州曰平陽，面海負山林，實維甌閩強，閩寇不到甌，倚茲為保障，官司職防虞，當念懷善良，用民作手足，愛撫勿害傷，所以獲眾心，即此是仞牆，奈何縱毒淫，反肆其貪攘，破廩取菽粟，夷垣劫牛羊，朝出系空橐，暮歸荷豐囊，丁男跳上山，妻女不得將，稍或違所求，便以賊見戕，負屈無處訴，哀號動穹蒼，斬木為戈矛，染紅作巾裳，鳴鑼撼岩谷，聚眾守村鄉，官司大驚怕，棄鼓撇旗槍，竄伏草莽間，股慄面玄黃，窺伺不見人，湍江走倀倀，可中得火伴，約束歸營場，順途劫寡弱，又各夸身強，將吏悉有獻，歡喜賜酒觴，殺賊不計數，縱橫書薦章，民情大不甘，怨氣結腎腸，遂令父子恩，化作蠆與蝗，恨不斬官頭，剔骨取肉嘗。注80
朱德潤替這運動下一經濟的解釋，他說：
今太平日久，民不知兵，經費所入，江、浙獨多。（歲給饋餉二百五十餘萬）而比歲以來，水旱頻仍，田疇淹沒，昔日膏土今為陂湖者有之。而親民之官不諳大體，重賦橫斂，務求羨餘，致有激變。所得有限，所費不貲。且以州縣稅糧言之，有額無田，有田無收者一例閉納，科征之際，枷系滿屋，鞭笞盈道，直致生民困苦，饑寒迫身，此其為盜之本情也。至於酒課鹽課稅課，比之國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際，民間破家蕩產，不安其生，致作販夫入海者有之。目今沿海貧民食糠秕不足，老弱凍餓，而強壯者入海為盜者有之。一夫唱首，眾皆脅從，此其為盜之本情也。其言謂與其死於饑寒，孰若死於飽暖，因是嘯聚群起，劫掠官糧，殺傷軍民。注81
在未叛亂的地帶，則官軍所至，雞犬皆空，舒顒《感時歌》：
郡邑自從亂離後，官設總制因防寇，奉公守法能幾人，竊祿貪婪來貿貿。大府日夜催軍需，和糴草料無時無，富家賣田為供給，貧者縛窘充寨夫。老幼不得息，抱恨向天泣，元戎貪利病民力，鹽半斤，斗米入……道路多白骨，髑髏帶絳抹，道旁遇行人，一半是兵卒。荒田彌望無人耕，深夜時見鬼火明，居無室廬隱無所，排列縣官不識名。注82
犒賞飲食，均強迫農民負擔，周霆震《農謠》：
萬田草生農務忙，飯牛夜半飢且僵，侵晨荷耒散阡陌，和買犒軍官取將，高堂大嚼飲繼燭，持遺妻子豐括囊（官吏飽足之後，復以大囊滿貯，送至其家），蒼頭廬兒飽欲死，義丁疇敢染指嘗，鋤耰漫勞犢方稚，十步九頓空彷徨，將軍大笑不負腹，東皋南畝從渠荒。注83
征斂稅糧，較平時更形苛急，袁彥章《征糧嘆》：
至正十七載，丁酉夏六月，江淮尚兵戈，歲久未休息，捍敵百萬兵，甲冑生蟣虱，有司供饋餉，費冗每匱乏，上官急誅求，僚屬走折屐，嗟此窮海邦，田賦歲不給，巨室能幾家，何如有蓄積，況罹去年秋，農苗半無買，民生正艱危，朝來不謀夕，未秋先借糧，糧米從何出?吏曹幸此災，公檄出如蝶，皂隸且欣然，紛紛入村落，喧呼夜打門，雞犬盡驚怛，恣取無不為，孰忍受驅迫，顧茲田野間，青黃曾未接，米舡久無來，楮幣不堪糴，一升百青蚨，杖頭何處覓，督責嚴限程，十室九逃匿，田萊尚多荒，詎暇頤耕織，隔籬有鄰翁，頭顱白如雪，七十若膺門，一日兩遭責，日暮寄衣歸，斑斑血猶濕，相看重嘆傷，家貲復誰惜，負郭數畝田，出鬻不論值，求售卒亦難，搔首了無策，新谷曾沫升，糶一從折十，肯為身後思，且濟目前急，養兵固自壯，剝民無乃瘠，寄言吾父母，夫何至此極。注84
結果是已叛亂區域的勢力蔓延日廣，未叛亂的區域也因加速度的壓迫而被逼反抗，革命的隊伍在同一目標之下向統治者進攻。
五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劉福通作亂陷潁州，奉韓林兒詐稱宋徽宗九世孫，頒發詔書，略曰：
蘊玉璽于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稱塞北。
前兩句指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說以動搖天下。後兩句指出蒙古人統治下的掠奪結果，說明反抗的動機。前兩句是政治的宣傳，後兩句則為經濟的解剖。「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曾不旬月，從之者殆數萬人。」注85
韓山童是一個白蓮教世家，同時又倡彌勒佛（Maitreya）下生之說，《元史·順帝紀》：
初，欒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謫徙廣平永平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福通等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為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注86
起事時以紅巾為號，故號紅軍。以燒香禮彌勒佛，又號香軍。注87同年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反，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眾而反。蘄州羅田縣人徐貞一（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聚眾，舉兵為亂，亦以紅巾為號。注88又有北鎖紅軍，南鎖紅軍：
（劉福通起兵），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故荊、漢、許、汝、水東、豐、沛以及兩淮紅軍皆起應之。潁上者推杜遵道為首，陷朱皋，據倉粟，從者數十萬，陷汝寧、光、息、信陽。蘄、黃者宗彭瑩玉和尚，又推徐真逸為首，陷德安、沔陽、安陸、武昌、江陵、江西諸郡。起湘、漢者推布王三、孟海馬為首，布王三號北鎖紅軍，奄有唐、鄧、南陽、嵩、汝、河南府。孟海馬號南鎖紅軍，奄有均、房、襄陽、荊門、歸、峽。起豐、沛者推芝麻李為首。注89
在幾個月內，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蘇、山東諸地紛紛起事，不約而同地都稱紅軍，把元帝國中截為二，南北不通。元人記紅軍起後，「當時貧者從亂如歸」注90。可見這是一種貧農的結合。再看前後紅軍和非紅軍的起事領袖的身份，如方國珍和張士誠是販私鹽的，陳友定是農人，曾為傭於富家。韓林兒的祖父被罪遷謫，郭子興是相命的兒子，陳友諒為漁家子，徐壽輝（真一）是販布的，明玉珍家世務農，朱元璋是遊方窮和尚，沒有一個是出身於有產階級的。注91
至正十一年紅軍的起事，只是最後一次的大爆發，事實上在元代前期已有此種秘密組織，並曾陸續地發生過幾次暴動。紅軍是白蓮教徒的武裝團體，所崇拜的偶像是彌勒佛。元代是信仰自由的時代，白蓮教也被准許公開傳教，成宗時（1295至1307）並曾特降聖旨受政府的保護，並建有寺院，有報恩堂、復一堂、清應堂諸祠宇。以都掌教為首領。注92武宗即位後忽然取消此項特權，至大元年（1308）五月丙子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注93至治二年（1322）五月癸卯又下詔禁白蓮佛事。注94從此白蓮教便成秘密團體，不能公開活動。彌勒佛下生當有天下的預言，也早在泰定二年（1325）即已流行，《元史》記：泰定二年六月，息州民趙丑廝、郭菩薩，妖言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宗正府刑部樞密院御史台及河南行省官雜鞫之。注95後伏誅。注96至元三年（1337）彌勒教徒反於河南。
二月棒胡反於汝寧信陽州。棒胡本陳州人，名閏兒。以燒香惑眾，妄造妖言作亂，破歸德府鹿邑，焚陳州，屯營於杏岡。命河南行省左丞慶童領兵討之……己丑，汝寧獻所獲棒胡彌勒佛小旗、偽宣敕，並紫金印量天尺。注97
同年朱光卿等反於廣東，自拜其徒為定光佛：
正月癸卯，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其黨石崑山、鍾大明率眾從之，偽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命指揮狗札里江西行省左丞沙的討之……四月己亥，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造軍器，拜戴甲為定光佛，與朱光卿相結為亂，命江西行省左丞沙的捕之。注98
據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討張士誠檄所數元廷罪狀：
近睹有元之末，王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憲台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為憂，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其苦。聚為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焚盪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注99
按此檄文中所指彌勒為一事，燒香又為一事，彌勒（Maitreya）為佛教中之重要人物，相傳「彌勒菩薩應三十劫，當成無上正真等正覺」注100。應入世三十次，佛薄伽梵（Buddha Bhagavat）滅度後八百年，勝軍王都有阿羅漢名難提蜜多羅（Nandimtra）在般涅槃前預言人壽七萬歲時，十六阿羅漢（Arhat）既護法藏畢，造窣堵波（Stupa）讚嘆已，至窣堵波金地之中，入般涅槃，釋迦牟尼正法遂滅：
次後彌勒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時，瞻部州（Jambudvipa）廣博嚴淨，無諸荊棘，溪谷堆阜，平正潤澤，金沙覆地，處處皆有清池茂林，名華瑞草，及眾寶聚，更相輝映，甚可愛樂。人皆慈心修行十善，以修善故，壽命長遠，豐樂安穩。士女殷稠，城邑鄰次，雞飛相及。所營農稼，一營七獲，自然成實，不須耘耨。注101
這是佛教徒所幻想的極樂園，也是農民所最渴望的理想世界。燒香則為白蓮教徒必需舉行的儀式。白蓮教徒有政治的目的，可是缺少一個為農民所了解所注意的最後目標。彌勒佛的下生預言已經流傳了快一千年，為農民所熟知，其意義即等於救世主。白蓮教徒就利用這傳說，強合為一，宣傳彌勒已經降生為塵世主宰，其使命即為解除現在農民身受之一切疾苦。農民久困於異族統治下之苛政重斂，一聽有能使他們「所營農稼，一營七獲」，並且是「自然成實，不須耘耨」的救主出來，自然死心塌地的信仰，一致加入去追求這理想的樂園了。並且，農民是不很能了解政治革命的意義的，一般的都以忍耐苟安為最好的德性，要他們來參加革命，也非加上一些宗教的或迷信色彩的外障不可。彌勒佛和定光佛的出現，正是一種麻醉農民，集中其意志力的手段。
紅軍中勢力最大的，是韓林兒、芝麻李、徐壽輝三支。韓林兒最先起，兵力最強。芝麻李不久即為元所滅。徐壽輝的勢力後分二系，一為陳友諒，一為明玉珍。非紅軍中最強的是張士誠、方國珍、陳友定三支。紅軍的目的是推翻蒙古政府的政權，從異族壓迫之下解放自己，和蒙古政府完全處於敵對的不兩立的地位。非紅軍則無一定宗旨，起事的目的只是為自己個人的生命安全，割據一隅，恣意於生活的享受，和蒙古政府的關係也以利害為轉移，時降時叛，時合時離，和紅軍則處於敵對地位，互相攻擊。
在蒙古政府方面，貴族和官吏為保持自己的地位和身家，當然竭力擁護政府，可是這一些養尊處優慣的上流人和他們的軍隊一樣，事實上並不能作戰。和紅軍抵抗作戰的卻是各地的地主，他們在逼不得已的環境之下，出私財，募義軍，用全力保衛自己的家族和家產，間接地也替蒙古政府支持了十幾年。各地的義兵倏起倏滅的不可計數，如東莞李氏、凌氏：
東莞李氏尤豪於諸族。朝政不行，盜賊蜂起，富民各專武斷，聚兵自衛。既而各據鄉土，爭為長雄，或更相攻掠，井邑蕭然，凌氏亦結民為保，內援官軍，外御群盜，里人賴之以安。注102
龍泉胡氏：
至正壬辰，江、淮俶擾，盜賊蔓延閩、浙，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胡深）嘆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生民無所賴，禍將及矣。乃集鄉民，共為守御計而結寨於湖山。注103
京山劉氏：
至正辛卯兩河亂。（京山人劉則禮）割財募兵，隸四川平章爻著麾下，攻安陸、襄、樊、唐、鄧，悉討平之。兄弟子侄多死於兵。注104
臨川陳氏：
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大盜起江、漢間，郡縣相繼陷落，聚民爭揭竿為旗以應寇。天錫頓足曰：事急矣，可奈何!即躍馬入郡城，白監郡完者帖木兒曰：天錫家世以義聲著吳、越間。今天下大亂，賊以紅巾帕首，呼嘯成群，所蹴蹈處絕無一人御者。天錫雖不才，願竭忠以報國家。自度鄉里健兒，一呼之間，可得千人，甲冑糗糧當一一自給，不以煩縣官。教以坐作擊刺進退之法可用，或攻或守，惟明公所命。即從所請獎勵者甚力。天錫還，朝夕聚兵訓練如前謀。注105
江陰許氏：
至正十二年十月紅巾陷江陰州。州大姓許晉，字德昭，與其子如章聚無賴惡少，資以飲食。賊四散抄掠，誘使深入，殪而埋之。戰於城北之祥符寺，父子皆死。注106
其他地方官吏所率之軍隊，亦多由地主私軍改編，如王宣之黃軍：
淮東豪民王宣……募城墅驕勇慣捷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須臾脫脫至，一鼓攻之，遂夷其城。注107
答失八都魯所統之義丁：
至正十二年，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義丁二萬，編排部伍，申其約束。行至蠻河……賊大敗。注108
地主不約而同地自組私軍，抵抗農民的攻擊，名義上是紅軍和蒙古政府作戰，而實際上則成為農民和地主的戰爭。內中勢力最大，和紅軍相持最久的是起自沈丘的察罕帖木兒父子。《元史·察罕帖木兒傳》：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系出北庭……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兒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之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
十五年定河北，十七年定關陝，十九年復汴梁，定河南，韓林兒遁走，檄書始能達江浙，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謀大舉以復山東。正在準備東征的時候，和另一支抵抗紅軍的有力軍隊孛羅帖木兒發生地盤的衝突，內戰已起。注109
孛羅帖木兒為答失八都魯之子，答失八都魯是蒙古政府的世將，紅軍起後，率義丁復襄陽。十五年攻克亳州，韓林兒遁走。數和劉福通作戰，均有功。注110死後，子孛羅帖木兒領其眾，移鎮大同。陝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孛羅帖木兒欲據晉、冀，兩軍交戰數年，政府幾次派人為之講和，二十一年冬兵始解。時察罕帖木兒已收復山東大部，二十二年圍攻益都，為降人田豐、王士誠所刺死，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兵，攻克益都，山東悉平。而孛羅帖木兒復以兵來爭晉、冀，內戰又起。注111
同時蒙古政府和宮廷間也發生重大的政變，名相脫脫於至正十二年出師復徐州，擒芝麻李後，威名大震。與幸臣哈麻交惡，十四年脫脫率大兵征張士誠，圍高郵，城垂破，為哈麻所譖貶死，士誠勢復振。注112哈麻為相後，以前進西天僧勸帝行秘密法為恥，謀廢帝立皇太子愛育失里達臘，事發誅死。注113太子母高麗奇皇后和皇太子仍圖廢立，遣宦者朴不花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肯，為皇太子所惡，譖殺之。注114時擴廓帖木兒正和孛羅帖木兒相持，於是皇太子派丞相搠思監及朴不花倚擴廓為外援，皇帝派老的沙則為皇太子所怒，逃奔孛羅軍中。皇太子怨孛羅匿老的沙，搠思監、朴不花等遂誣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等謀不執，二十四年四月詔擴廓帖木兒舉兵討之。孛羅知非帝命，先舉兵向闕，皇帝派殺搠思監、朴不花以謝，孛羅始還大同。皇太子出走，再征擴廓兵討孛羅，攻大同，孛羅復帥兵犯闕，皇太子戰敗逃太原，孛羅入京師，拜中書右丞相。二十五年皇太子調擴廓及諸路兵進討，孛羅戰敗，被刺死於宮中。注115太子奔太原時，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可。及孛羅死，擴廓還京師，奇皇后諭指令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順帝禪位，擴廓又不聽，因此擴廓為太子所恨。注116先至正二十六年擴廓奉命總天下兵出平江淮，檄關中四將軍會師大舉，李思齊以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兵，得檄怒不肯受命，下令一甲不得出武關。張思道、孔興、脫列伯三軍亦不受節制，連兵力拒擴廓。相持經年數百戰，未能決。順帝諭擴廓罷兵南征，擴廓不聽，其部下驍將貊高、關保叛歸朝廷，和李思齊等合。順帝乃盡削擴廓官，分其兵隸諸將，並令關保戍太原。擴廓怒，盡殺朝廷所置官吏，順帝令諸將四面討之。時朱元璋兵已下山東，收大梁，元兵方忙於內戰，列城望風降遁，無一人抗者。兵逼潼關，李思齊等倉皇解兵西歸，而貊高、關保亦皆為擴廓所擒殺，順帝大恐，立刻復擴廓官，令與思齊等分道南征，詔下一月，朱元璋兵已逼大都，元帝北走。擴廓仍擁兵西北，謀恢復，洪武元年敗明將湯和於韓店，北出雁門欲攻北平，明將徐達、常遇春乘虛攻太原，擴廓還救大敗，以十八騎遁去。明兵遂西入關，李思齊以臨洮降，張思道、張良臣敗死。洪武三年明徐達大敗擴廓於沈兒峪，擴廓奔和林，時順帝已崩，皇太子繼位，復任以國事。四年明復遣大將徐達、李文忠、馮勝將十五萬人出塞攻擴廓，至嶺北與擴廓遇，明兵大敗，死者數萬人。明年擴廓復攻雁門，以明兵嚴備不得入。後隨宣光帝徙金山，洪武八年卒。注117
蒙古人雖失去在中國的政權，可是在漠北，卻仍未失去合罕的地位。明前期國力強時，數出兵北討，蒙古族逐漸北徙。自明成祖五次北征以後，明兵力漸衰，國防線漸由開平內移，三衛棄而遼東和宣大的聲援隔絕，東勝、興和徙而邊防虛，蒙古族又漸南移，至入居河套，邊牆之外，即為敵國，三百年中漢人和蒙古人的戰爭迄未停止。「北虜」的威脅致使明用全力防禦北邊，偏設戍兵，置九邊要塞，國力為之疲敝，為明一代的大患。
六
蒙古政府的政變和內戰，給紅軍以一個發展的好機會。紅軍的內訌和對非紅軍的混戰，又給一個後起的紅軍小領袖朱元璋以一個發展的好機會。這一幸運的成功者在稱帝後三年發表一道極有趣味的文件，說明他的成功是偶然的，他取天下於群雄之手，元的覆亡是自身的崩潰。他說：
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斂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橫，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注118
他是起義於濠州紅軍領袖郭子興的部下，郭子興死後，代為領袖，直隸於韓林兒，受宋的官爵，用龍鳳年號，是紅軍中後起的一支有力部隊。可是一到紅軍幹部因內訌而勢力銳減，韓林兒失去根據地來投奔以後，就立刻拋去紅軍的宗教意味的宣傳，嚴厲地加以指斥。在至正二十六年討張士誠的檄文中，竟公開地抨擊紅軍說：
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其苦，聚為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焚盪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注119
前一部分斥紅軍為妖術為妖言，後一部分以采恐怖手段，屠殺地主——有產階級為紅軍的罪狀。接著他說：
元以天下錢糧兵馬大勢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為名，或托香軍為號，或以孤軍獨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余本濠縣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
指斥蒙古政府之不能維持治安，把自己的立場和紅軍分開，不願分擔紅軍所負的責任。可是這時候在名義上他還是韓林兒的臣下，在這文件的開首還不能不用「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末後也不能不用龍鳳十二年的年號。同年十二月他採取更進一步的手段，徹底排除紅軍的殘餘勢力，授意部下大將廖永忠，沉韓林兒於瓜步注120，以次年為吳元年，自為最高領袖。韓林兒死後，他聽取了幕中儒生的勸告，把這次革命解釋為民族自決運動，喊出驅逐蒙古人的口號。原來韓林兒在起事時雖假託宋後，國號也用宋的舊稱，以圖收拾民心。可是這到底是一幕假制的劇本，在實際上並不能發生什麼效力。韓林兒之非趙氏子孫，是舉世皆知的事實，日子一久，馬腳漸露，他們也就索性不提宋後的話，專意於彌勒救世的宣傳。到這時候紅軍勢力消失，社會秩序混亂，彌勒之說已不能再鼓動人心，所以不能不提出一個新口號，從復宋的舊口號擴充放大為民族革命的口號，從恢復一家一系的帝統擴大到爭取整個民族的自由。明顯地指示出這次革命是民族與民族的戰爭，集合漢族的力量。同時也給予知識分子及舊地主官吏以安全的保障，求其合作。吳元年（至元二十七年，1367）十月丙寅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以北伐之意曰：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眾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既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注121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轉變，也是朱元璋之所以成功的條件之一。
紅軍諸領袖之所以不能成功，一方面是受地主階級的頑強抵抗，一方面是紅軍內部的分裂。紅軍之發動地為河南、湖北一帶，起事後諸領袖人自為戰，不相統屬，並各自稱帝稱王，互相頡頏。至正十五年（1355）劉福通等立韓林兒為帝，國號宋，年號龍鳳（1355至1366），建都於亳。至正十八年遷都汴梁。十九年察罕帖木兒破汴梁，韓林兒退據安豐。二十三年吳張士誠將呂珍破安豐，韓林兒奔滁州依朱元璋。宋勢力最盛時，四出略地，所至無不摧破，至元十七年分兵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出山東，劉福通則率眾出沒河南、北。白不信一支被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所破走入蜀，毛貴一支則陷濟南、薊州，略柳林，直逼大都，蒙古政府至議遷都以避之。關先生一支則分軍為二，一出絳州，一出沁州，逾太行，破遼潞，陷冀寧，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至陷上都，毀諸宮殿，轉掠遼陽，抵高麗，復折回陷大寧，犯上都。李喜喜餘黨則陷寧夏，掠靈武諸邊地。黃河以北，東至高麗，北至和林，西至寧夏，蹂躪殆遍。可是初建國時，同黨就爭權奪利，互相殘殺，丞相杜遵道得寵用事，平章政事劉福通陰令甲士撾殺之，自為丞相，國事均決於福通，韓林兒只是一個象徵的偶像，絲毫不能過問。其他諸將俱與福通同起事，率不肯遵約束，福通不能制，兵雖盛，威令不行。所攻城邑，亦不能守，隨得隨失。接著在山東最得民心的毛貴為同黨趙均用所殺，趙均用又被其黨續繼祖所殺，所部自相攻擊。遠征諸大將李喜喜、關先生等轉戰萬里，亦多走死。於是在北為蒙古軍隊所圍剿，在南則又受張士誠的攻擊，安豐破後，勢力就完全消滅。注122
起自湖北的徐壽輝（1351至1360），於至正十一年稱帝，國號天完，建元治平，都蘄水。後遷都漢陽，分兵四出陷饒信，連陷湖廣、江西諸郡，東南發展至杭州、太平諸路。天完和宋一樣，同樣地也陷於內訌的局面。至正十七年丞相倪文俊謀弒壽輝自立，不克奔黃州。其將陳友諒殺文俊代其位。二十年弒壽輝自立為帝，國號漢，改元大義（1360至1363），盡有江西、湖廣之地。注123壽輝別部明玉珍略地四川，聞壽輝被弒，因自立為隴蜀王，以兵塞瞿塘，絕不與友諒通。至正二十年即皇帝位於重慶，國號夏，建元天統（1362至1366）。注124
陳友諒勢力方盛時，朱元璋亦起據集慶路，取太平和友諒接界。友諒陷池州，元璋遣將擊取之，由是結仇，連兵不解。友諒大將趙普勝守安慶最驍勇，為朱元璋所間，友諒殺普勝，並其軍。恃其兵強，欲東取應天，約張士誠從東面夾攻，朱元璋懼兩面受敵，以計促友諒先發兵，大敗之於龍灣。其部下諸將因趙普勝被殺，多不安，於光、歐普祥、吳宏、王溥、胡廷瑞等紛紛以所守地來降，友諒疆土日蹙。至正二十三年大發兵來圍洪都，與朱元璋軍相遇於鄱陽湖，大戰三日，友諒兵敗中矢死，大將張定邊挾其次子理奔還武昌，立為帝。至正二十四年二月朱元璋親督師圍武昌，陳理出降，漢亡。注125玉珍在位五年死，子昇嗣位方十歲。諸大臣皆粗暴不肯相下，大將萬勝以私憾殺知院張文炳，內府舍人明昭復矯皇后旨殺萬勝。勝為玉珍開國大將，功最高，人心多不平，保寧鎮守平章吳友仁舉兵殺明昭，入執國政，朝事大壞。洪武四年明將湯和、廖永忠、傅友德等伐蜀，昇出降，夏亡。注126
在非紅軍的集團中，張士誠以被地主凌侮起事：
以操舟運鹽為業，緣私作奸利。頗輕財好施，得群輩心。常鬻鹽諸富家，富家多凌侮之，或負其直不酬。而弓手丘義尤窘辱士誠甚。士誠忿，即帥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並滅諸富家，縱火焚其居。入旁郡場，招少年起兵。鹽丁方苦重役，遂共推為主。注127
陷泰州、高郵。至正十四年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十六年陷平江、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為隆平府，自高郵來都之。時朱元璋亦下集慶，境遂相接。士誠遣將攻鎮江，徐達敗之於龍潭。朱元璋亦遣將來攻常州，士誠大敗，由此交兵不已。士誠所據要塞長興、常州、江陰相繼失，兵不得四出，不得已請降於元，乘間襲取杭州，所據南抵紹興，北逾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西距汝、潁、濠、泗，東至海，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二十三年九月復自立為吳王。士誠無遠圖，自據吳後，漸奢縱，怠於政事。諸將帥日夜歌舞自娛，偃蹇不用命，不以軍務為意。及喪師失地還，亦概置不問。已，復用為將。陳友諒約士誠夾攻應天，士誠欲守境觀變，雖許而兵不出。及陳友諒既平，朱元璋遂大發兵取吳，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破平江，擒張士誠，吳亡。注128
浙東的方國珍的起事，和張士誠頗相類，其對蒙古政府的態度，也和張士誠同樣地反覆不定。《明史》記：
元至正八年，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有司發兵捕之。國珍怨家告其通寇，國珍殺怨家，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亡入海，聚眾數千人，劫運艘，梗海道。
地方官往討為所敗，脅使請於朝，授定海尉。未幾復叛，再又降元為海道漕運萬戶，進行省參政，據有溫、台、慶元之地。以兵和張士誠相攻，至士誠亦降元，始罷兵。朱元璋取婺州，與國珍接境，國珍懼不敵，自請納土，未幾又反覆不受命。張士誠被擒後，朱元璋將朱亮祖、湯和取浙東，國珍不能抗，奉表降。注129
非紅軍領袖中始終對蒙古政府維持君臣的關係的是陳友定。友定以鄉農立功為黃土寨巡檢，十年中以次削平閩、粵叛亂，西拒陳友諒，北拒朱元璋，累官至平章，盡有福建八郡之地。所收郡縣倉庫悉入為家貲，收官僚以為臣妾，有不從者必行誅竄。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總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與。方國珍敗降後，朱元璋即發兵由海陸兩道入閩，洪武元年（1368）明兵取建寧、延平二路，友定被執死。注130
在這樣一個混亂局面之下，紅軍中的三等頭目朱元璋竟能利用機會，統一全國，逐出蒙古人，建設漢人自治的帝國，除開上述提出民族革命的口號以外，是有其他的重要原因的。他出身於貧農之家，很懂得農民的心理。青年時代過的是漂流乞食的生活：
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貧不克葬。里人劉繼祖與之地，乃克葬，即鳳陽陵也。太祖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為僧。逾月，游食合肥……凡歷光、固、汝、潁諸州三年，復還寺。
起兵後極力拉攏知識分子，一方面給自己以歷史的訓練，一方面受儒家的政治教育。至正十三年（1353）破滁州後即得名儒范常，留置幕下。范常首先勸他整飭兵紀：
諸將克和州，兵不戢。常言於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太祖乃切責諸將，搜軍中所掠婦女，還其家，民大悅。注131
十五年（1355）渡江取太平後，又得耆儒李習、陶安。陶安批評當時諸領袖的行為，獨推重他的不亂殺人：
海內鼎沸，豪傑並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應天順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注132
十六年克集慶，立即宣布政綱。他說：
元政瀆擾，干戈蜂起，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賢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注133
這正是農民所渴望的政治，地主階級因為地方治安得以保持，也對新政權表示好感。十七年克徽州後，耆儒朱升勸他「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注134。十八年克婺州後，得學者范祖干、葉儀、許元等十三人，二十年復征學者劉基、宋濂、葉琛、章溢，為其定策安民，及取天下大計。農民、地主和知識分子三方面的合作，是他之所以成功的最大原因。
次之，個人的人格意志和軍事學識的卓越也是他之所以成功的要素之一。在天下平定後，他曾自述成功的原因：
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群雄所為，徒為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向使先攻士誠，浙西負固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蓋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注135
這是一個最公平的自白。
至正二十七年（1367）冬天的時候，紅軍勢力除僻處四川的夏國以外，已全部消滅，非紅軍方面，張士誠已被撲滅，方國珍來降。北面則已派徐達、常遇春乘元軍內戰北伐，南面則湯和、廖永忠已逼福州，兩路大軍均勢如破竹，天下指日可定。遂以至正二十八年為洪武元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是為明太祖（1368至1398）。
洪武元年陳友定平後，即命廖永忠率舟師取廣東，廣東行省左丞何真迎降。廣西亦繼定。北征軍方面以次定山東、河南，八月入大都，元帝北走。十二月擴廓帖木兒走甘肅，山西平。二年八月徐達克慶陽，斬張良臣，陝西平。四年元平章劉益以遼東降。明昇降，四川平。時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猶據云南，納哈出據遼東。十四年遣傅友德定雲南。二十年復大舉討納哈出，時大寧已為明所取，納哈出和蒙古政府的呼應斷絕，勢竭來降，始成大一統之業。
七
蒙古人所施的種族壓迫政策，引起了漢族的反感，發生一場戰爭二十年的民族革命，終於被逐回到蒙古去。這教訓明太祖是很記得的。他北征時的口號雖然是「驅逐胡虜」，但其意義只限於推翻異族的統治權，對蒙古、色目人並不採歧視的態度。在北征檄文中並特別提出這一點說：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注136
即位以後，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漢人同樣地登用，中央官如以韃靼指揮安童為刑部尚書，以咬住為副都御史，忽哥赤為工部右侍郎注137，以高昌安為吏部侍郎。注138外官如以高昌安為河東鹽運司同知。以脫因為廉州知府。以道同為番禺知縣。注139軍官如以韃靼酋長孛羅帖木兒為廬州衛指揮僉事，仍領所部韃官二百五十人。注140即親軍中亦有蒙古軍隊，如洪武五年之置蒙古衛親軍指揮使司，以答失里為僉事。注141二十二年特設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於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注142時蒙古、色目人多改為漢姓，與漢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為富商大賈者。注143洪武三年曾一度下詔禁止擅改漢姓：
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詔曰：……朕起布衣，定群雄為天下主，已嘗詔告天下，蒙古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體擢用。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源，誠非先王致謹氏族之道。中書省其告諭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注144
但此項法令不久即自動取消：
永樂元年九月庚子，上謂兵部尚書劉曰：各衛韃靼人多同名，無姓以別之，並宜賜姓。如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名。從之。注145
可知在洪武時代已有「編置勘合，給賜姓名」之舉。其唯一的限制為特立一條蒙古、色目人的婚姻法：
凡蒙古、色目人聽其與中國人為婚姻，務要兩相情願。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為奴。其中國人不願與回回、欽察為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例。注146
這禁例的用意一面是要同化蒙古、色目人，一面是防止其種類之繁殖。法令雖然頒布，可是實行的程度，也許也和禁改漢姓一樣，實際上並不發生效力。
在反面，太祖登基後立刻下令將衣冠恢復唐制，並禁止生活習俗之蒙古化：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詔復衣冠如唐制……其辮髮椎髻、胡服（男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注147
元制尚右，吳元年十月令百官禮儀尚左。注148元人輕儒，至有九儒十丐之謠，謝枋得記：
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儒也。注149
鄭思肖也說：
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注150
這雖都是宋末遺老的話，但元人也有同樣記載，余闕《貢泰父文集序》：
至元初奸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說當國者能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為常然，而小夫賤棣亦皆以儒為嗤呧。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顏色，昏旦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注151
可見儒者在元代之被擯斥。而明則在太祖初起時已重儒者，建國以後，大臣多用儒生，後來流弊至以科舉為入官之唯一途徑。反之元人重吏：
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文書者，得入台閣供筆札，累日積月皆可以致通顯。注152
方孝孺《林君墓表》也說：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注153
因法令極繁，案牘冗泛，故吏得恣為奸利，為弊最甚。明興即革此弊，從簡嚴法令下手：
吳元年十一月壬寅，上謂省台官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襲其弊。如元時條格極繁冗，吏得夤緣出入為奸，所以其害不勝……今立法正欲矯齊舊弊，大概不過簡嚴下手，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注154
洪武十二年又立案牘減繁式頒示諸司：
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牘最為繁冗，吏非積歲莫能通曉，欲習其業必以故吏為師。凡案牘出入，惟故吏之言是聽。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主文，附之者曰貼書曰小書生，骫文繁詞，多為奸利。國初猶未盡革。至是，吏有以成案進者，上覽而厭之曰：繁冗如此，吏焉得不為奸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議減其繁文，著為定式，鏤版頒之，俾諸司遵守。注155
自後吏員遂為雜流，其入仕之途，唯外府外衛鹽運司首領官，中外雜職入流未入流官，由吏員承差等選。注156這是一個大變化。一面用嚴法重刑來肅清元代所遺留的政治污跡，《明史》記：
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俱發北方邊衛充軍。
采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續誥》，後又增為《三編》，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罪之。凡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三編》稍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郭桓之獄，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
郭桓者，戶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空印之獄，也施行一次官吏的大屠殺：
十五年空印事發。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注157
由此中外官吏均重足凜息以「不保首領」為懼，以生還田裡為大幸。注158
在另一方面，蒙古人的政權雖然被推翻，但在典章制度方面，則仍有若干部分被因襲保留，最顯明的是官制、兵制和教育制度。
中央的官制，在洪武十三年以前，大抵依據元制，行政最高機關為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等官，下設吏禮戶兵刑工六部為執行機關。監察最高機關則為御史台，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軍政最高機關改元之樞密院為大都督府，置左右都督、同知都督等官。洪武十三年胡惟庸黨案發生後，更改官制，提高皇權，集中軍政庶務一切權力在皇帝個人手中。廢中書省不設，提高六部地位，使得單獨執行政務，改御史台為都察院，分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均直隸於皇帝。地方行政則置行中書省，設行省平章政事等官，改路為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知縣。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行省俱為承宣布政使司，後增設雲南、貴州為十三布政使司（北平後改為京師，與南京稱為兩京，直隸中央），置布政使、參政、參議諸官。司法則仍元制置各道提刑按察司，設按察使及副使僉事領之。軍政則置都指揮使司十三（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廣、廣東、廣西、遼東、河南），行都指揮使司三（陝西、山西、福建），後增都司三（雲南、貴州、萬全，北平改為大寧），行都司二（四川、湖廣），置都指揮使領之，掌一方軍政。注159
在兵制方面，元代內設左右前後中五衛，衛設都指揮使，下設鎮撫所、千戶所、百戶所，以總宿衛諸軍。又因各族兵設阿速、唐兀、貴赤、蒙古、西域、欽察諸衛親軍指揮使司。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軍士則蒙古壯丁無眾寡盡僉為兵，漢人則以戶出軍，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死則役次丁，戶絕別以民補之。注160明興後，中外皆用衛所制，親軍都尉府（後改為錦衣衛）統中左右前後五衛，其下有南北鎮撫司。又別置金吾前後、羽林左右、虎賁左右、府軍左右前後十衛，以時番上，號親軍。外則革諸將襲元舊制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諸官號，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衛以指揮使領之，外統之都指揮使司，內則統於五軍都督府。這是依元親軍制擴充的。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將無專兵，兵無私將。這又是模仿唐代的府軍制度。注161其內軍之分配訓練，則又略近漢制。劉獻廷說：
明初軍制仿佛漢之南北軍。錦衣等十二衛衛宮禁者南軍也。京營等四十八衛巡徼京師者北軍也。而所謂春秋班換，獨取山東、河南，中都、大寧者，則又漢調三輔之意也。注162
軍士則行垛集令，民出一丁為軍。三丁以上，垛正軍一，別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外又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為兵者。其軍皆世籍。注163
在教育制度方面，元制於京師立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監，教授漢、蒙、回學術。監設祭酒、監丞、博士、助教，教授生徒。地方則諸路府州縣皆置學，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縣及書院置之。又有醫學及陰陽學教授專門人才。生徒皆廩餼於官，諸學皆有學田。各行省設儒學提舉司，提舉凡學校之事。注164明代完全接受這制度，於京師設國子監，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生員各地皆有定額。生員考試初由地方官吏主持，後特設提督學政官以領之。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入學者謂之諸生（有廩膳生、增廣生、附學生之別）。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為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式者再經皇帝親自考試曰殿試，分三甲。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不第，入監而選者，或授小京職，或授府佐及州縣正官，或授教職。由此入仕必由科舉，而科舉則必由學校，《明史》說：
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於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注165
學校的教育和科舉的範圍，元初許衡即提議罷詩賦，重經學。皇慶二年（1313）中書省臣言：
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注166
由此專重經學，「四書」、「五經」成為學者的寶典，入仕的津梁。至明更變本加厲，專取「四書」、「五經」命題取士，又特定一種文體，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通謂之制義。注167指定限於幾家的疏義，不許發揮自己見解。文章有一定的格式，思想又不許自由，這是明代科舉制度的特色。學校和科舉打成一片，官吏的登用必由科舉，而科舉則必由學校，政治上一切人物均由學校產生，而訓練這一些未來政治人物的工具，卻是過去幾千年前的古老經典，這些經典又不許用自己的見解去解釋去研究。選用這一些未來政治人物的方法，卻是一種替古代人說話，替古代人設想，依樣畫葫蘆的八股文。這是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個污點，這污點從元傳到明，明傳到清，束縛了多少人的聰明才智，造成了無量數的八股政治家，是一個消磨民族精力的最大損失。
紅軍之起，最大的目的是要求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之平等，在政治和民族方面說，明的興起已經完全解決了過去的歧視。在經濟方面，雖已推翻了蒙古、色目人對漢族的控制特權，但就漢族而說，則本土的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糾紛，並未覓得解決的途徑。
在上文曾經說明地主是擁護舊政權的，在混亂的局面之下，他們要保存自己的地位，便用儘可能的力量組織私軍來抵抗農民的襲擊。可是一等到有一個新政權建立，而這一新政權是能夠保持地方秩序的時候，他們便毫不猶疑地投入這一新政權的懷抱，竭力擁護。同時一批新興的貴族、大臣、官吏也因他們的勞績獲得大量的田土，成為新的地主。新興的政府對這兩種地主不能不加顧慮，因之農民的生活問題就被擱淺，永遠不能提出一個解決徹底的辦法。
明太祖及其大部分臣下都是農民出身的，他們過去曾身受過地主的壓迫。但是在革命的過程中，他們又不得不靠地主的財力和他們合作。在這矛盾的關係之下，產生對地主的雙層矛盾政策。他們一面仍舊和地主合作，讓地主參加政治，如登用富戶，《明史·選舉志》：
俾富戶耆民皆得進見，奏對稱旨，輒予美官。注168
洪武八年十月特下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注169如用地主為糧長：
洪武四年九月丁丑，上以郡縣吏每遇徵收賦稅，輒侵漁於民。乃命戶部令有司科民土田，以萬石為率。其中田土多者為糧長，督其鄉之賦稅。且謂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無侵漁之患矣。注170
《明史》記：
糧長者，太祖時，令田多者為之，督其鄉賦稅。歲七月，州縣委官偕詣京，領勘合以行。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注171
但在另一方面，則又極力排除地主勢力。排除的方法第一是遷徙，如初年之徙地主於濠州：
吳元年十月乙巳，徙蘇州富民實濠州。注172
建國後徙地主實京師，《明史》記：
（太祖）懲元末豪強侮貧弱，立法多右貧抑富。嘗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應天十八府州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徙其家以實京師，謂之富戶。注173
第二是用苛刑誅滅，方孝孺《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妄人誣其家與權臣（胡惟庸）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當是時浙東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注174
不問實不實，必誅而覆其家，這是消滅地主的另一手段。
對農民方面，在開國時為了應付農民過去的要求和謀賦稅之整頓，曾大規模地舉行土地丈量：
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准。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畝，定其賦稅。復命戶部核實天下土田。注175
以後每平定一地後，即派人丈量土地，如：
洪武五年六月乙巳，命戶部遣使度四川田，以蜀始平故也。注176
洪武十九年，又再丈量一次，方孝孺《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為圖，命太學生蒞其役。注177
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另一面則調查人口，編定黃冊：
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二百一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余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十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
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阪、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以魚鱗圖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凡買賣田土備書稅糧科則，官為籍記之，毋令產去稅存，以為民害。注178這法度雖然精密，可是地主舞弊的方法也隨之而進步，農民仍然和過去一樣，要負幾重義務，生活之困苦，並不因政權之轉換而稍減。注179
最後，元代因濫發交鈔的結果，財政破產，民生困瘁。《元史》記：
至正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軸轤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注180
原來在初行鈔法時，鈔本和鈔相權印造，鈔本或為絲，或為銀，分存在中央和地方，所以鈔和物貨能維持穩定的比率，流通無阻。到末年鈔本移用一空，卻一味印發，用多少就印多少，自然物價愈高，鈔價愈跌，馴至不能行使市面了。明興以後，仍沿其弊。洪武初年鑄大中通寶錢，商賈用鈔慣了，都不願用錢。洪武七年設寶鈔提舉司，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分六等：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准錢千交，銀一兩，四貫准黃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可是並無鈔本，政府唯一的準備是允許用鈔交納賦稅。初期憑政治的威力，雖然濫發，鈔法尚通，後來鈔價漸跌，錢重鈔輕，一貫只值錢一百六十文，物價愈貴，政府雖屢次想法改進鈔的價值，嚴禁其他貨幣行使，可是仍不相干。宣德初年米一石至用鈔五十貫，成化時鈔一貫至不值錢一文。這是蒙古人遺傳給明代的一個最大禍害。
在這樣一個局面之下，農民並沒有從革命得到什麼好處，也許比從前還更糟，可是新的統治權並不因此而發生動搖。這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第一是已經經過幾十年的戰爭，農民已經厭倦了，不能再忍受那樣的生活了，暫時能夠苟安一下，雖然還是吃苦，也比在兵火之下轉側強一點。並且壯丁多已死亡，新統治者的軍力超過舊政府遠甚，農民只好屈服。第二是戰爭的結果，天然地淘汰了無數千萬的人口，空出了大量無人耕種的土地，人口比過去少，土地卻比過去多，農民生活暫時得到一個解決。元末殘破的情形試舉一例：
丁酉（1357）十月甲申，遂命元帥繆大亨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眾降……明鑑日屠城中居民以為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乃出降……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李）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乃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注181
這是至正十七年的事，揚州是江南最繁富的地方，幾年的戰爭，便殘破如此，其他各地的情形可想而知。土地空曠的情形也舉一例：
洪武三年（1370）六月丁丑，濟南府知府陳修及司農官上言：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宜召鄉民無田者墾闢，戶率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其馬驛巡檢司急遞鋪應役者各於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守御軍在遠者亦移近城。若王國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備練兵牧馬，余處悉令開耕。從之。注182
可是一過幾十年，休養生息，人口又飛快地增加，土地又不夠分配，同時政府的軍力也逐漸衰敝的時候，政治的腐化，政府和地主的苛索，又引起了接連不斷的農民革命。注183
一九三五年除夕
（原載《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二期，193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