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 · 第二十六章

我想，如果一個人對於一星期有幾天都弄不清，還居然得到原諒，那麼我的處境就可以使人對我更加原諒了。真的，如果有人告訴我說，計算時間的方法已經完全改變，現在一星期已經不是按七天而是按五天、十天或十五天計算，那麼，在耳聞目睹二十世紀的事物以後，我對這一點也決不會感到驚奇了。在上次談話後的第二天早晨，我才第一次想到要問一下一星期究竟有幾天。在早餐桌上，利特醫生問我是否想聽講道。 「那麼今天是禮拜天嗎？」我驚異地問道。 「是的，」他回答。「你知道，我們在星期五幸運地發現了那間地下室，因此今天早上才能同你處在一起。你是在星期六早晨剛過半夜時第一次醒過來的，到禮拜天下午你第二次醒來時，神志才完全恢復。」 「這麼說來，你們仍然有禮拜天和講道啦，」我說。「我們有些先知曾經預言，不必等到這個時代，世界上早就不會有禮拜天和講道了。我很想知道，教會組織怎樣同你們社會制度的其他方面相適應。我想，你們大概有一種國家教會和公職牧師吧。」 利特醫生笑了起來，利特太太和伊蒂絲似乎也覺得我的話非常有趣。 「怎麼啦，韋斯特先生，」伊蒂絲說，「想必你把我們當作怪物了。你們在十九世紀就已經廢除了國家宗教組織，難道你以為我們又把它們恢復了嗎？」 「可是，既然一切建築物全歸國有，而且每人都得從事生產工作，那麼，這種情況又怎能同自願結合的教會和非公職的牧師職業不發生矛盾呢？」我問道。 「在這一百年內，人們的宗教習俗自然有了顯著的變化，」利特醫生答道，「不過即使這些習俗一直原封未動，我們的社會制度也會對它加以妥善安排的。國家在得到交付租金的保證下，對任何人或任何一部分人都供給房屋。只要他們交付租費，就可以一直居住下去。至於說到牧師，如果有一批人希望某人脫離國家的一般服役，去替他們的某種特殊目的服務，他們總是可以如願以償的——當然，這也要他本人同意——正如我們可以找到人來擔任編輯一樣。處理的辦法是：從他們的取貨證上扣下一筆費用付給國家，用來補償此人沒有參加一般生產工作而使國家遭受的損失。替這個人償付給國家的這筆費用，相當於你們那個時代付給他本人的薪金。這個原則可以適用於各種情況，因此在國家毋需過問的一切瑣碎事務中，私人便有充分的自由活動的餘地。至於說到今天的講道，如果你願意聽的話，那你可以到教堂去，也可以呆在家裡。」 「要是呆在家裡，我怎麼聽呢？」 「只要準時同我到音樂室去，找個圈椅坐下來就行了。有一些人仍舊願意到教堂去聽講道，但是大多數的傳道，都和我們的音樂演奏一樣，不在公共場所舉行，而是從裝有播音設備的房間用電話播送到各個訂戶家裡。假使你願意到教堂去，我也很高興奉陪，不過老實說，我相信不論你在哪裡聽講道，大概也比不上在家裡聽到的那麼好。我從報上看到巴頓先生今天早晨將要講道，他只通過電話播講，聽眾往往達十五萬人。」 「在這種環境下聽講道，倒也新鮮。即使沒有別的理由，單憑這點，我也願意做巴頓先生的聽眾了，」我說。 一兩個鐘頭以後，當我正坐在圖書室里看書的時候，伊蒂絲來叫我了。我跟著她到音樂室去，利特先生和太太正在等待著。我們剛剛舒服地坐定，就聽到叮噹的鐘聲，隔了一會兒，一個男人的聲音向我們講起話來，聲調高低和平常談話一樣，簡直就像房裡有個隱身人在說話似的。下面就是他的講話：—— 巴頓先生的講道 「在過去一周內，在我們中間出現了一位來自十九世紀的評論家，一位屬於我們曾祖時代的活著的代表。如果這麼一件離奇的事情沒有在某種程度上強烈地影響到我們的想像，那就奇怪了。也許，我們許多人都感到興奮，要想多少了解一些一百年前的社會，並各自猜想那個時代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現在，當我請求大家對我所產生的有關這個問題的某些感想加以思考時，我姑且假定自己是遵循著而不是打亂諸位的思路。」 這時，伊蒂絲對她父親輕輕地說了幾句話，他點了點頭表示同意，然後轉身問我。 「韋斯特先生，」他說，「伊蒂絲覺得，巴頓先生選定的這個演講內容，在你聽來可能會感到有點刺耳。倘若如此，你也未必就會上當，聽不到講道。只要你願意，她會替我們把通往斯維策先生廣播室的電話接通，我仍然可以保證你聽到非常精彩的講道。」 「不，不，」我說。「請相信我，我還是寧願聽一聽巴頓先生究竟講些什麼。」 「隨你喜歡吧，」我的主人回答。 當她父親和我談話的時候，伊蒂絲已經捺了一下開關，巴頓先生的聲音嘎然而止。現在，她重捺一下，屋裡便又充滿了剛才已經使我感到非常親切的那種真摯動人的聲調。 「我很冒昧地假定，通過這種回顧既往的努力，大家已經獲得了一個共同的印象，這使我們對於人類在短短一個世紀裡所經歷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驚人變化，比以前更感到驚訝。 「然而，就十九世紀我們全國以及整個世界的貧困和今天的富足的差別而論，它可能還不如以前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情況，譬如說，它可能還不及我國在十七世紀殖民時代最初階段的貧困和十九世紀末期的相對富裕的差別，或者還不及英國在征服者威廉第一①時代和維多利亞②時代之間的差別。儘管當時一個國家總的財富不像現在這樣可以當作衡量人民大眾生活水平的確切標準，可是上面列舉的這些實例，同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間的單純物質差別相比，也有部分相似之處。只有當我們思考這種道德方面的差別，我們才發現，不管我們回顧歷史上哪個時代，擺在我們眼前的情況都是前所未有的。也難怪有人會驚訝地說，『真的！這倒像是一個奇蹟！』可是，當我們拋開空想，開始仔細研究這件好像令人難以想像的怪事，卻發現這件事毫不足奇，更談不上什麼奇蹟了。要說明我們面前的事實，倒毋需假定人類在道德上獲得了新生，或者假定完全消除了邪惡，只留下了善行。從環境的改變對於人性的影響中，就可以找到簡明的解答。擺在我眼前的事實只不過意味著一種社會制度被另一種制度所代替而已；前者以自私的、虛擬的個人利益為基礎，完全依靠人性中的反社會的和殘酷的特性才能存在；後者以合理的、大公無私的真正個人利益為基礎，完全要靠人類愛群的和慷慨的本性來加以支持。 ①征服者威廉第一（1027—1087），原來是諾曼第地方的公爵，1066年征服英國。在他執政期間，連年發生戰爭，人民生活異常困苦。——譯者 ②維多利亞（1819—1901），英國女王，其統治時期在英國歷史上被稱為維多利亞時代。當時英國由於對外進行侵略並掠奪殖民地財富，因而經濟文化十分昌盛。——譯者 「我的朋友們，如果你們想看到人們重新變成像他們在十九世紀那樣的野獸，只要恢復舊的社會制度和生產制度就行了。那種制度教人把自己的同胞當作天生的壓榨對象，並做出損人利己的勾當。毫無疑問，在你們看來，不管自己怎樣窘迫，也不致於用巧取豪奪的手段去掠奪和自己同樣窮困的人來養活自己。但是，如果你們所負擔的不僅是你們自己的生活，結果又會怎樣呢。我很清楚，在我們祖先中間，想必有許多這樣的人：如果他們只是為了個人的生活問題，他們寧死也不會從別人手裡搶奪麵包來養活自己。可是，現實卻不讓他們這樣做。他們有親人要依靠他們。那時候，也和現在一樣，男人愛著女人。只有上帝知道他們怎麼竟敢做起父親來了，但是，他們卻有小孩，而且他們心疼這些小寶貝，自然也同我們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樣，必須供給他們衣食和教育。最馴良的動物在哺育幼雛的時候也會變得兇猛，而在那個爾虞我詐的社會裡，為了爭奪麵包，最溫和的人也會產生不顧死活的反常念頭。為了養活那些依賴他生活的人，一個人不可能有其他的選擇餘地，而只能投入這個骯髒的戰鬥中去，——哄詐，欺騙，排擠，詐取，低買高賣，打破鄰居養活子女的飯碗，誘騙人們購買不該買的東西，出售不該出售的東西，虐待工人，剝削債務人，欺騙債主。儘管有人含著眼淚用心尋找，也不容易找到一種維持生活、養育全家的方法，因此，只得搶到軟弱的競爭者之前，從他嘴裡奪取食物。即使是牧師，也難逃這種不可避免的殘酷命運。他們告誡教徒不要愛錢，可是一想到家庭，也免不了期望自己的職業能獲得金錢獎勵。可憐的人們，他們的職業確是痛苦的職業！他們勸告人們做一個慷慨無私的人，可是他們和每個人都知道，在當時社會的現實情況下，人們如果這樣做，就會變窮。他們規定了行為的準則，但人們自我生存的本能卻又促使他們不得不破壞這種準則。這些高尚的人們看到了社會不人道的慘狀，便悲嘆人性的墮落；仿佛在這個魍魎世界中，天使般的本性原不該被沾污似的！啊，朋友們，請相信我，能證明人性之中寓有神性的，並不是現在這個快樂的時代，而是那些罪惡的日子。那時候，即使是彼此為了單純生存所作的鬥爭——憐憫在這裡是愚蠢的——，也不能使慷慨和仁慈這種品質完全從世界上消失。 「如果我們了解得不到黃金意味著什麼，了解貧窮在當時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就不難理解，那些原來十分溫和而富有惻隱之心的男女們，為什麼為了爭奪黃金就不顧死活地相互廝打。因為，奪不到黃金，從身體方面來說，就意味著饑渴交迫，忍受酷暑和嚴寒的折磨，病中無人過問，健康時永無休止地從事苦役；從德性方面來說，就意味著忍受壓迫和屈辱，忍氣吞聲地受人侮蔑，自幼便落入粗暴的社會階層，完全喪失了童年的天真，喪失了女性的嫻雅和男性的尊嚴；在精神方面，就意味著愚昧一生以至於死，所有使我們有別於禽獸的那些才能都被埋沒了，生活只不過是生老病死而已。 「啊，我的朋友們，如果你們不能發財致富，你們和你的孩子們就必須忍受這樣的命運，那麼試想，你們墮落到你們祖先的那種道德水平，又要多久時間呢？ 「大約兩三個世紀以前，印度發生過一樁野蠻事件，被害的雖然只有幾十條人命，可是由於案情特別恐怖，使人永遠不能忘記。一批英國犯人被拘禁在一間屋裡，裡邊的空氣只夠十分之一的人呼吸。這些不幸者都是很英勇的人，在服役期間彼此都是親密的戰友，可是，當窒息的痛苦開始攫住他們，他們便忘去一切，捲入了一場可怕的鬥爭，每人只顧自己，不顧別人，搶著要接近牢房的那些通風小孔，因為只有那裡才能呼吸到一絲空氣。在這場鬥爭中，人們變成了野獸。幾個生還者所敘述的恐怖情形，使我們的祖先大為震驚，因而在一個世紀以後，我們發現他們在著作中常常提到這件事，把它當作一個典型的實例，說明人類在精神與肉體上可能受到的最大的痛苦是駭人聽聞的。他們料想不到，在我們看來，『加爾各答土牢』以及其中瘋狂的人群為了要在通風處占得一席之地而相互廝打踐踏的景象，就像他們當時社會的一個鮮明縮影。不過，這個縮影還不能當作全貌，因為在『加爾各答土牢』里沒有柔弱的婦女，沒有幼童和老人，也沒有殘廢者。在那裡痛苦掙扎的，至少都是身強力壯、能夠吃苦的男人。 「當我們想到我剛才所說的那種古老的社會制度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紀末期，儘管我們現在對於繼之而來的新的社會制度已經感到陳舊，甚至連我們父母一代也不知道有什麼其他的制度，然而，我們對於人類從未經歷過的如此深刻的變化竟能突然完成，卻不能不感到震驚。但是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十九世紀最後二三十年中我國人民的精神面貌，我們的驚訝大半都會消失。雖然不能說當時的任何一個社會已經具有現代所謂的一般智慧，但和以前各代相比，當時的一代卻是聰明的。即使是這種較高的智慧，結果必然也能使人看出社會的罪惡，這是一般人以前一直認識不到的。毫無疑問，在以前的時代里，這些罪惡甚至還要嚴重得多。但大眾的智慧不斷增長，因而才會有這種不同的認識，正如晨曦揭露了在黑暗中似乎還可容忍的骯髒環境一樣。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的主調，是對貧苦不幸的人們表示同情，並且對社會組織無法改善人們的悲慘境遇這個事實，憤慨地加以譴責。這些激昂慷慨的吶喊，清楚地表明了當時最優秀的人們，至少像曇花一現似的，已經充分認識到他們周圍景象中的可怕的道德狀況了。他們當中一些比較敏感而又心胸豁達的人，由於強烈的同情，感到自己的生活幾乎是不可忍受的了。 「雖然他們根本沒有領會到那種人類大家庭緊密團結的思想和人類同胞關係的真實性，沒有像我們那樣把它當作道德準則，可是，如果認為他們全無類似的感覺，那也是錯誤的。我可以把當時某些作家的十分優美的文章念幾段給你們聽，你們可以看出，當時有少數人已經清楚地認識到這種觀念，但多數人當然還是模糊的。而且，不要忘記，十九世紀名義上是一個基督教世紀，但社會的全部商業制度和生產制度卻體現了反基督教的精神，這對耶穌基督的那些徒有其名的信徒們來說，必然會有某種壓力，儘管我也承認這種壓力是微乎其微的。 「我們要問，為什麼沒有更大的壓力，為什麼一般說來絕大多數人早已承認當時社會制度的嚴重缺點，他們卻仍然加以容忍，或是只滿足於談論其中零星點滴的改良。這時我們想到了一個非常離奇的事實。在那個時代，甚至最優秀的人們也深信不疑：在人類本性中，可以作為社會制度堅實基礎的唯一可靠因素，就是它那最惡劣的傾向。他們所受的教育使他們相信，只有貪婪和自私自利這些特性才能把人類結合在一起，如果挫折這些動機或抑制它們的作用，人類的一切結合都將被破壞無遺。總之，他們所相信的——甚至那些不想這樣相信的人們所相信的——正與我們認為是顯而易見的東西背道而馳。也就是說，他們相信，正是人們的反社會性，而不是他們的社會性，提供了一種鞏固社會的力量。他們認為下面這種情況是合情合理的：人們共同生活的唯一目的，只是為了欺詐和壓迫別人，並受別人的欺詐和壓迫；當一個社會能允許這些惡劣的傾向得到充分發展，它便可以存在，另一方面，一個社會如果是根據有利於集體的合作觀念建立起來的，則很少有存在的可能。倘若要人相信，人們曾經嚴肅地接受過這樣的信念，那似乎是荒謬的；其實這些信念不僅為我們曾祖一代所接受，而且在人們普遍確信舊制度具有不可容忍的缺點以後，還長期推遲了舊制度的廢除。這個事實正如任何其他歷史事實一樣，是確定無疑的。這正足以說明為什麼在十九世紀最後二三十年中，文學作品中充滿了深沉的悲觀情緒，詩歌中帶有哀傷情調而在幽默中又帶有譏諷。 「他們感到人類的處境不能忍受，卻又無法明確地找到更好的出路。他們相信，人類進化的結果已經到了一條死巷，前面已經是無路可走了。當時人們的心理狀態，可以從留傳下來的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說明，甚至在今天，好奇的人還可以到圖書館裡去查閱。這些文章提出了苦心孤詣的論點，目的在於證明，儘管人們的處境悲慘，但經過考慮以後，還是這種思想略占優勢：也許生畢竟勝於死。他們自暴自棄，也藐視造物主。宗教信仰普遍衰退。微弱黯淡的光線透過布滿疑慮和恐懼的天空，只能顯示出大地上的騷亂。人們竟會懷疑賦予他們生命的上帝，或者畏懼那塑造他們軀殼的雙手，在我們看來，這確是一種令人可悲的癲狂。不過我們必須記住，白晝勇敢的孩子，有時在夜晚卻變得莫名其妙地膽小害怕。現在黎明已經到來。在二十世紀中，人們很容易信賴天父了。 「在這種性質的演講中，我剛才必須扼要地提到某些原因，這些原因使人對於接受從舊制度到新制度的轉變在心理上有所準備；同時也提到了某些由於失望而產生的保守主義的原因，這些原因在時機已經成熟以後，曾使這種轉變推遲了一個時期。如果人們對於這種變化在他們最初認為可能實現以後便迅速獲得實現而感到驚訝，那就是忘記了希望對於長期習慣於失望的心靈所具有的陶醉作用了。經過了如此漫長的黑夜，燦爛的陽光必然會使人眼花繚亂。人們一旦覺悟到，人生的意義畢竟不是做一個侏儒，它的矮胖的軀體不足以說明人類可能成長的高度，而是認為人類所處的境界正面臨著無限的發展前途，這時候，他們的反應必然是不可抗拒的。顯然，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遏制新的信念所鼓舞起來的這種熱情。 「最後，人們一定已經感到，擺在他們面前的事業使得歷史上最偉大的事業都顯得微不足道了。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這個事業本來會使千千萬萬的人為它犧牲，結果卻一個人也不需要犧牲。在舊社會裡，即使一個小小的王國，在改朝換代時所犧牲的生命，往往比這個使人類最後走上康莊大道的革命還要多些。 「毫無疑問，如果有人獲得了我們今天的光輝時代的生活幸福以後，還希望能有另一種命運，那就是不安分守己了。然而，我卻時常想到，我寧願把自己在這個安寧而又光輝的時代中的生活去換取那個在暴風驟雨的轉變時期中的生活。在那個時代里，英雄豪傑打開了緊閉著的通向未來的大門，使一個絕望民族的興奮眼光所看到的，不再是堵塞他們去路的無窗的圍牆，而是進步的遠景，這個異常光輝燦爛的遠景至今還使我們不敢逼視。啊，我的朋友們！在那個時候，最細微的影響也足以震撼好幾個世紀，生活在那種時代里，誰又能說比不上目前這個昌盛時代里的生活呢！ 「你們都了解那個最終的、最偉大的、流血最少的革命經過。人們在二三十年中廢除了野蠻人的社會傳統和習俗，確立了一種和有理性的人類相適應的社會秩序。他們不再有掠奪的習性，變成互相合作，而且他們很快就認識到，富裕和幸福寓於團結友愛之中。『我吃什麼，喝什麼，用什麼方法才能得到衣著？』由於人們始終從個人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因此在過去，它永遠使人們擔憂。但是，一旦當人們從團結友愛的觀點而不是從個人的觀點來考慮『我吃什麼，喝什麼，用什麼方法才能得到衣著？』這個問題——問題的困難也就迎刃而解了。 「企圖從個人出發來解決生活問題，結果使絕大多數人陷於貧困和奴役地位，但是一旦國家成為唯一的資本家和僱主，則不僅富裕代替了貧困，而且人奴役人的關係的最後痕跡也從世界上消失了。曾經多次未被擊中要害的人類的奴隸制度，終於被消滅了。生活的費用不再由男人舍施給女人，僱主給雇員，富人給窮人，而是像圍坐在父親的桌邊的孩子們一樣，大家從共有的財源中分配到一份。誰也不能再把他的同胞當作工具去替自己謀利。從此以後，他從別人身上所能得到的，只是別人對他的尊敬。在人類的相互關係中，既不會有傲慢，也不會有屈辱了。自從開天闢地以來，每個人第一次在上帝面前挺立起來了。害怕貧窮和貪得無厭的念頭已經消失，因為每個人都能保證得到豐衣足食，而要獲得過多的財產，也不可能實現。世界上再也不會有乞丐和賑災員了。公平合理的社會使慈善事業也沒有必要再存在下去了。人們不會受到任何引誘而去盜竊，也不會由於恐懼或為了博得好感而去說謊，而且由於大家已經一律平等，也就沒有互相妒忌的餘地；同時，由於人們不再擁有武器，不會相互傷害，因而也很少引起暴力行為。在這樣一個世界上，基督十誡幾乎是沒有用處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古老夢想，儘管多少年來受到人們的嘲弄，卻終於實現了。 「正如在舊社會裡，那些慷慨、公正和慈善心腸的人，因為具有這些品質而會吃虧，在新社會裡，冷酷、貪婪和自私自利的人會發現自己和這個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既然生活條件有史以來第一次已經不再成為發展人性中的殘暴品質的動力，而且一嚮導致自私自利的誘因不僅被取消了，反而被用來鼓勵大公無私，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才能第一次看到，未被玷污的人性究竟是怎麼樣的。人性墮落的傾向，在以往能毫無阻礙地得到發展，並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掩蓋了人性的優良傾向，但是現在，卻像被曝曬在陽光下的地窖里的黴菌那樣枯萎了，而人性中的高貴品質卻突然發揚光大起來，使嘲笑者變成歌頌者，而且使人們有史以來第一次對人世產生了愛。人們不久便充分認識到舊社會的牧師和哲學家們決不可能相信的事實，即：人的本性是善的，而不是惡的，就人們天生的意願和氣質來說，他們是慷慨的而不是自私的，是慈悲的而不是殘忍的，是富於同情心的而不是傲慢的，他們有上帝般的心愿，充滿著最神聖的慈愛和自我犧牲的本能，他們確實具有上帝的形象，而不像他們曾經表現的那樣醜化了上帝。無數世代以來，生活條件的長期壓力儘管可能使天使墮落，但不能從本質上改變人類天生的崇高品質，而且這種條件一旦被消除以後，這種品質就會像一株彎倒的樹木一樣，又重新恢復了它原來那種挺直的姿態了。 「為了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明整個問題，讓我把舊時代人們的本質比作一簇長在泥潭裡的玫瑰花。它在白天被污水澆灌和毒霧沾染，夜晚受著毒霜的凍害。世世代代的園丁們盡力想使它開花，但是除了一朵花蕊受蟲蛀蝕的偶然半放的蓓蕾以外，他們的努力全都失敗了。確實有許多人埋怨說，這決不是玫瑰花簇，而是一簇有毒的灌木叢，只好連根拔去燒掉。然而，園丁們大都堅持說，這簇花是屬於玫瑰品種的，只不過染上了某種難以根除的病害：使花蕾不能開放，而且一般都帶有病態。事實上，也有少數人認為品種本身完好無恙，毛病在於污泥，如果在更有利的條件下，這種花一定有希望長得更好。不過這些人並非正式的園丁，他們被正式的園丁指責為理論家和空想家，而人民對他們大都也持有這種看法。而且，有些傑出的倫理學家更主張，即使為了便於辯論，姑且承認花簇在別的地方可能長得更好，但是花蕾在污泥中開放要比在更有利的條件下開放，會受到更有價值的考驗。花蕾在這樣條件下能夠開放的，確實很少，並且花朵既不鮮艷，又無香味，但是它們要比在花園裡自由自在地開放，表現出更多的奮鬥精神。 「正式的園丁和倫理學家固執己見。花簇依然深深種在污泥里，舊的種植方法也繼續使用下去。他們不斷地用各種各樣新的促使生長的混合藥劑來灌溉花根，並且採用了不可勝數的秘方來撲殺害蟲，消滅黴菌；這些秘方都被提倡者稱為最好的、最相宜的配方。這種情況延續了很長時間。偶然也有人宣稱看到花簇的狀態有了一些起色，但是更多的人卻說花簇更不如過去了。總之，並不能說花簇有什麼明顯的變化。最後，大家對於花簇在原地生長的前途普遍感到失望，在這個期間重又討論到將它移植的問題。這一次卻得到大家的贊同。『讓我們試試看，』一般人都這麼說，『也許它移植到別處會茂盛起來，但在這裡是否值得再種下去，確實令人懷疑。』於是，人類的玫瑰花簇開始被移植到肥沃、溫暖、乾燥的土地上來了，承受著陽光的沐浴、星光的映照和薰風的撫拂。後來，大家看出，這真是一簇玫瑰花。害蟲和黴菌不見了，花叢中長出了最美麗的紅玫瑰花，芳香充滿了整個世界。 「命運替我們作了這樣的安排：造物主在我們心中確立了一個精益求精的標準，根據這個標準來衡量，我們過去的成就總顯得那麼渺小，而我們的目標總是那麼遙遠。如果我們的祖先能夠設想這樣一個社會，在那裡，人們住在一起，像同胞那麼和睦，彼此沒有傾軋或猜忌，不使用暴力或欺詐手段，而且人們只要在自己選定的工作中從事於健康所能允許的勞動，就完全不必為未來操心，也不必為生活發愁，正如一棵樹受到永不枯竭的泉水的灌溉一樣，——如果他們能夠設想這樣一個社會，我覺得，在他們看來，那也和天堂差不多了。他們可能把自己對這個社會的看法同他們對天堂的觀念混同起來，而且也夢想不到，除了這個社會以外，還可能有什麼可以希望和追求的東西了。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站在他們舉首仰望的頂峰上的人們來說，情形又是如何呢？除了現在這種機會偶爾特別提醒我們以外，我們幾乎已經忘卻人類社會並非一直和現在一樣。我們需要竭力思索，才能想像我們上一代的社會體制。我們認為那種社會體制是荒謬的，在我們看來，解決物質生活問題從而杜絕憂愁和犯罪的根源，決不是一個最終的目的，而只是人類真正進步的前奏而已。我們只是擺脫了一種無謂而又無益的煩惱，這種煩惱曾經妨礙我們的祖先去實現生活的真正目的。我們只不過擺脫束縛，向前猛進罷了，除此以外，別無其他。我們正像一個剛剛懂得站起來走路的孩子。在一個孩子看來，第一次邁步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也許他以為，除了走路，再沒有什麼可學的了，但是一年以後，他就已經忘記自己並非生來就能走路的。當他站起來，他的眼界擴大了，當他能夠走動，他的眼界更擴大了。從某種意義來說，一個人邁開第一步，確是一件大事，不過，這只是開始，而不是結束。他的真正旅程只是從那時才開始的。人們在前一個世紀裡，僅僅為了生理的需要，在精神和肉體方面耗盡了體力並費盡了心機。擺脫這種狀況，可以說是人類的新生，如果沒有這次新生，人類在那種只成為沉重負擔的第一次誕生就永遠沒有價值，但通過這次新生，它的意義卻充分顯示出來了。從那時開始，人類進入了精神發展的新階段，一種更高的智能的進化過程。但我們的祖先卻沒有想到這種智能就存在於人性之中。十九世紀那種陰鬱的絕望情緒，以及當時對人類前途所抱的濃厚的悲觀主義都已經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則是現代那種令人鼓舞的觀念。這就使得人們興奮地認識到我們的塵世生活中有種種機遇，並且人性也有無限發展的可能。大家都承認，人類要求在體質上、精神上和道德上一代比一代進步，這是一個偉大的目標，完全值得人們為之努力並作出犧牲。我們相信，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已經開始實現了上帝對人類的理想，現在，每經過一代，必然會提高一步。 「你們問道，當人類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我們還期望些什麼呢？我回答：廣闊的前途展開在我們面前，但由於前途光明燦爛，我們卻看不到最終的目標了。人類要回到作為『我們的歸宿』的上帝那兒去，有兩條道路：個人通過死亡的道路回去，人類通過完成進化的道路回去。到那個時候，目前還未顯示出來的上帝的秘密也將完全被揭露。讓我們用眼淚送走黑暗的過去，轉身面向燦爛的未來，遮住眼帘，向前猛進吧。人類漫長的、令人厭惡的冬天已經結束。夏天已經到來。人類已經脫穎而出，天堂就在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