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 · 第七章
「我看，正是在你們把生產大軍註冊以後，主要的困難就要發生了，」我說道，「因為它和軍隊的類似之處只以此為限。士兵們所做的事情是極為簡單而且都是相同的，即練習使用武器、學會行軍和守衛等。但是生產大軍必須熟習並從事兩三百種不同的行業和職業。這需要有怎樣一種行政才能，方才可以明智地作出決定，使這樣一個大國的每一個人在職業方面都各得其所呢？」
「行政機關並不決定這件事。」
「那麼由誰來決定呢？」我問。
「每個人根據自己天賦特長來決定，而我們則盡最大努力使每個人都能發現自己的天賦特長究竟在哪個方面。我們的生產大軍的組織原則是，根據每人在智力與體力方面的天賦才能，來決定他應該做什麼工作才對國家最有益處，對他自己也最為相宜。在不得逃避某種工作義務的情況下，在必要的規定範圍以內，依靠自願選擇的方式來決定每人將擔負的特種工作。因為每人在服務期間是否感到滿意，要看他的工作是否適合他的興趣。因此，一個人從兒童時期開始，父母和老師們就注意他的特殊才能的表現。對於國家生產制度以及各項重大行業的發展經過和基本知識的全面研究，構成了我們教育制度的重要部分。在勞作訓練不得妨礙作為學校主要目標的一般智力發展的前提下，我們充分給青年以勞作方面的訓練，從而使他們除了獲得有關國家工業和農業方面的理論知識以外，還能熟悉各種行業的工具和方法。我們學校的學生經常去參觀工場，還常作長途旅行，對某些特種工業企業進行參觀訪問。在你們那個時代，一個人除了本行以外，對於其他一切縱然一無所知，也並不感到慚愧。但是今天，這種無知對於我們要使每人都能明智地選定自己最愛好的工作這種觀念是不相符合的。一個青年通常在他註冊參加工作前，很早就已經選定自己理想的職業，並已在這方面獲得了豐富的知識，迫切地期待著開始工作的日期。」
「不過，」我說，「願意參加某一行業的人數未必剛好是這個行業所需要的人數，一般說來總是過多或不足的吧。」
「我們總是使志願就業的人數恰好符合需要的數目，」利特醫生說道。「行政機關的責任就是要保證實際情況確能如此。它要密切地注視各個行業的志願就業人數的比率。如果某個行業的志願就業人數顯然大大超過所需人數，這就說明了這個行業比別的行業更能吸引人。反之，如果在某個行業中發現有志願人數不能滿足需要的趨勢，就說明這個行業被人認為比較艱苦。行政機關的工作就是在勞動條件方面經常使各種行業保持均等的吸引力，使一切行業各自對於志願相近的人都能具有同等的吸引力。所以就按各行各業工作的難易，定出了各個不同行業中長短不同的工作時間。勞動強度較弱的行業，由於在十分舒適的環境下進行工作，因此工時較長，反之，在勞動艱苦的行業中，例如開礦，工時就很短。這裡並不根據什麼理論，也不根據什麼先決的標準來決定各種不同工業的吸引力。行政機關只是根據志願者人數的多寡所表明的工人自己隨時調整的觀點來作出決定，減輕這一部門工人的工作，而把它轉移到另一些部門。掌握的原則是，不能使任何一個人覺得自己的工作基本上比別人艱苦，工人自己應該成為裁判者。這個規定的使用範圍，不受限制。假使有一項職業本身非常艱苦，為了吸引志願者，有必要將一天的工作時間縮短為十分鐘的話，那也必需照辦。如果在那種情況下仍舊無人願意擔任這項工作，就停止不辦。不過事實上，只要適當縮短一些工時，或者增加一些別的優待，人們所需要的任何一項工作自然都可以獲得足夠的志願者的。要是確實有這樣一件必需的工作，具有無法避免的困難和危險，即使增加利益作為報酬仍無法克服人們對這種工作的厭惡，這時，行政機構只要把這項工作作為特殊情況處理，宣布這是『特別危險』的工作，參加者特別值得國家感謝，志願參加的人就會非常踴躍。我們的年輕人非常重視榮譽，不會放過這種機會。當然你知道，為了做到職業選擇的完全自由，必須在所有職業中消除一切不衛生的現象或足以殘害性命和肢體的特殊危險。保證健康和安全是一切產業設備的基本條件。我們的國家不象你們那個時代的私人資本家和大公司那樣摧殘並殺害成千上萬的工人。」
「如果要想參加某一行業的人數超過工作需要，你們怎樣決定人選呢？」我問道。
「首先把機會給予那些對這行職業具有最豐富知識的人。但是，任何人如果連續幾年堅持申請要在某項特殊行業中表現其才能，最後都會得到這種工作的機會。同時，如果有人不能一開始就參加他所喜愛的工作，一般說來他都有一項或多項其他愛好的職業，雖然不是他最擅長的，也都多少是符合他的才能的。事實上，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注意自己的特長，以便在選擇職業方面不但有第一志願，也還有第二或第三志願。這樣，當他在開始工作時或參加工作後，由於科學發展的進步或社會需要的改變而不能繼續第一志願的工作時，仍然可以合理地獲得興趣相近的職業。這種在選擇職業方面允許有次要志願的原則，在我們制度中也是很重要的。此外，我還得說明一種相反的可能性，如果某一行業發生志願者突然不足的現象，或是有的行業突然發生需要增加工人的情況，固然行政機關一方面可以按照規定的自願的制度來補充，同時也始終保留著徵集特別志願者或從任何部門調集所需工人的權力。不過，所有這類性質的需要，一般都可以靠不熟練的工人或普通工人來補充。」
「這批普通工人是怎樣招募來的呢？」我問。「當然不會有人自願做普通工人的。」
「這就是生產大軍所有的新兵在服役的頭三年所屬的等級。在這三年內，他必須參加上級領導所指派的任何工作，期滿以後，這個年輕人才得選定一項專門的職業。這三年緊張的訓練，對任何人都沒有例外。青年們通過這種嚴格的訓練再走上比較自由的職業崗位，是非常高興的。如果一個人笨得連選擇職業的能力都沒有，他就只好一直做普通工人；不過你可以想像，這種情況是不常見的。」
「一個人一旦選定並參加一項職業或工作以後，」我說道，「我想他就得終生固定在這方面了。」
「那倒不一定，」利特醫生答道，「儘管我們並不鼓勵，甚至還禁止經常濫換工作，但是每個工人當然也都可以按照一定的規章，根據工作的需要去應徵另一產業部門的工作，而這種工作在他看來要比原先選擇的更加適合。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申請書是當作他第一次應徵那樣看待的，而且條件也都相同。不僅如此，每個工人還可以根據適當的規定，在不經常要求的情況下，調到同一產業在其他地區的部門去工作，在這一點上，只問其是否願意而不問其所持的理由。在你們那種制度下，一個對工作感到不滿的人固然可以隨意離開，但同時也就失業了，將來的生活問題只好碰運氣了。我們發現，要放棄熟練的工作而去另找新的職業，要脫離老朋友而去和陌生人相處，這樣的人是很少的。只有那些能力較差的工人，才會在規章允許的範圍內經常調換工作。至於因健康關係而必須調動工作或退休，那當然是允許的。」
「作為生產制度來看，我承認這是效率極高的一種制度，」我說，「可是卻沒有看出它對專門職業階級，也就是說那些用腦而非用手來替國家服務的人作了什麼規定。當然，你們沒有腦力勞動者總不行吧。那麼，他們是怎樣從一般農民和機械工人中選拔出來的呢？我敢說，這必須有一番十分細緻的挑選過程吧。」
「正是這樣，」利特醫生答道，「這需要極其細緻的考查。因此，每個人究竟應該做腦力勞動者，還是做個體力勞動者，完全讓他自己去決定。每人必須擔任普通工三年，期滿以後，就得根據自己本性所近作出選擇，究竟讓他自己從事一門技術或專門職業呢，還是做個農民或機械工人。倘若他覺得自己參加腦力勞動能比體力勞動做出更大貢獻，便給他各種便利條件，讓他去試驗自己是否確有想像的那種特長，並加以培養。如果適合的話，便以此作為職業。一切工藝、醫藥、美術、音樂、戲劇學校，以及高級普通教育學校，對於有志學習的人都是無條件地敞開大門的。」
「那麼，難道學校不會給那些只想逃避工作的青年擠滿嗎？」
利特醫生的臉上露出一絲苦笑。
「我向你擔保，沒有人會為了逃避勞動而來進專門職業學校的，」他說。「這些學校是為那些天賦才能和學校所開的功課相近的人設立的，缺乏這種才能的人會發現，在原來行業中加倍工作，要比在班上不落後容易得多。當然，也有許多人真正把自己的才能估計錯了，他們發覺自己不符合學校的要求，就會退出學校回到產業崗位。對於這些人，也並不加以責難，因為國家政策就是鼓勵每人去發展自己尚未肯定的天賦才能，而這種才能只有通過實踐才能證明是否存在。你們那個時代的專門職業學校和工藝學校是依靠學生上學來維持的，因此把畢業文憑發給不相稱的人的辦法並不少見，而這些人以後便混進專業隊伍里去了。我們的學校卻是國家設立的機構，能通過這裡的考試，就足以證明他們具有真正的專長。」
「這種專業訓練的機會，」利特醫生接著說道，「每個不滿三十歲的人都有權享受，超過這個年齡就不能入學，否則，他們按自己的職業在退休前為國家服務的時期便太短了。在你們那個時代，青年必需在年紀很輕時就選定職業，因此在多數情況下發生了完全選錯職業的情況。現在，大家都承認，人們天資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有的早些，有的晚些，因此規定從二十四歲開始選擇職業，但可延長六年。」
這時候，我把三番五次欲談又止的一個問題提出來了。這個問題涉及到我那個時代一向被認為是阻礙最後解決生產問題過程中的最嚴重的困難。「我覺得很奇怪，」我說，「你怎麼一點都沒談到關於調整工資的辦法。既然國家已經成為唯一的僱主，政府就得確定工資等級，決定每個人從醫生直到礦工應得的工資數額。我只能說，這種計劃對我們來說是絕對行不通的，而且除非人類的本性變了，我就看不出現在怎麼能夠辦到。在我那個時代，沒有人對自己的工資或薪金感到滿意。即使他認為自己收入已經夠多了，他也會覺得他的鄰居收入太高，結果還是認為自己拿得少了，如果人們對這問題的普遍不滿情緒，不是通過對無數僱主的咒詛和罷工進行發泄，而是集中到一個僱主的身上，那麼，作為力量最強大的唯一僱主的政府來說，一次發薪以後，等不到下次發薪日也就垮台了。」
利特醫生爽朗地笑了起來。
「說得對，說得對，」他說，「第一次發薪日很可能出現總罷工，而直接反對政府的罷工也就是一場革命了。」
「那麼，你們又怎樣在發薪日避免引起革命呢？」我追問下去。「是哪位天才哲學家設計了一種皆大歡喜的新計算制度，可以按照一切不同的工作（不管是用體力或腦力、用手或嗓子、用耳朵或眼睛），精確無誤地算出它們相對的代價？不然，是不是人類的天性本身有了改變，因此，沒有人再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每人卻關心他的鄰居的利益』了呢？問題的答案，兩者必居其一。」
「可是，一個也不對，」我的主人笑著回答。「好吧，韋斯特先生，」他接著說，「你總不會忘記，你既是我的客人，又是我的病人，請允許我打斷我們的談話，替你開個安眠藥方。現在已經三點多鐘啦！」
「你開的當然是劑好藥，」我說，「我只希望能夠見效。」
「保證辦到，」醫生答道。他的話果然不錯，因為他遞給我一個酒杯，裡面不知道裝了些什麼東西，我喝了下去，一倒頭就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