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與四裔 · 論南明第二個政府的鬥爭
一 第二個政府還有廣大的領土人民與軍隊
清統治者之侵入中原，雖然利用明朝末年社會內部矛盾之決裂，減少了他在征服過程中的若干困難，但也不是一個一往直前的進軍。在其征服中原之每一步的進展中，都曾經遭遇著當時南明政府和人民的武裝抵抗。
清統治者首先遇到的，是「闖賊」李自成所領導的「流寇」在河北山陝一帶所展開的鬥爭。其次，是福王政府的督師史可法所領導的官兵在蘇皖一帶的抵抗，雖然前者由於多爾袞與吳三桂所組織的明清聯軍之進攻，由於寧南侯左良玉在楚西一帶之夾擊而趨於潰散；後者，由於馬士英的妥協投降政策，由於左良玉的叛變，由於江北四鎮將領之叛變與迎降而趨於瓦解，但這兩個集團所領導的鬥爭，尤其是前者的鬥爭，確曾給清統治者以有力的打擊，從而充分的表現了當時南明政府與人民在反抗外族侵略的鬥爭中之堅強不屈的精神。
史可法與李自成所領導的鬥爭，雖然在主觀的動機上各不相同；而在客觀上，則都盡了抵抗外族侵略的歷史任務。假如史可法之陳兵淮、揚，是為了鞏固東南而抗戰；則李自成之據守關、陝，便是為著保衛西北而鬥爭。所以這兩個集團，他們在當時，雖然彼此互相敵視，對立；而在清統治者看來，則他們同是明朝人民所組織的武裝集團，因而也就同是他的敵人。他對於「稱兵犯闕，手毒君親」的「闖賊」，固然表示「同仇」；但同時對於「擁號稱尊」的福王，又何嘗不認為是「儼為勁敵」呢？
就因為如此，所以拉攏一個中原勢力，打倒另一個中原勢力，阻止中原的民族戰線之形成，以達到其各個擊破的陰謀，便是清統治者入關以後征服中原的一貫策略。至於拉攏哪一個，打擊哪一個，在清統治者看來，那是沒有關係的。自然，他最希望的，是與福王政府「戮力同心」，「連兵河朔，問罪秦中」，但假如這一誘降政策不成功的話，他也可以「釋彼（闖賊）重誅，命為前導」「簡西征之銳，轉旗東征」。他可以聯合福王打「闖賊」，也可以利用「闖賊」打福王，所以多爾袞說：「兵行在即，可西可東。」
可是清統治者拉攏「闖賊」的結果，是五十萬「流寇」在潼關的迎擊；然而他誘降福王政府的結果，則是馬士英等妥協派之遣使投降。除了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敬謹奉獻於敵人之外，還允許割地賠款。這樣，清統治者的目的達到了。這樣，李自成便不能不退出山陝走死於通城山谷之間；史可法便不能不「鞠躬致命」於揚州之役。這樣，福王政府，便不能不與「闖賊」李自成並倒了。假使我們暫置順逆不論，則李自成與史可法實同為明末抵抗外族侵略鬥爭中的英雄；若馬士英開口「先帝」，閉口「社稷」，而首之以妥協，繼之以逃竄，終之以投降，則直是民族千古的罪人。
南明第一個政府的鬥爭，雖然因為客觀上的矛盾和主觀上的錯誤，在一年之中，便歸於失敗。但是中原的民族鬥爭，並不因此而終止。反之，在這一失敗的鬥爭中，他們學會了許多鬥爭的經驗。他們很快地集中力量於福建與浙江，組織了南明第二個政府，在長江以南，展開了第二階段的抗清鬥爭。
第二個政府所領導的鬥爭，一共支持了一年零兩個月，從順治二年（1645）閏六月到順治三年八月，便被滿清消滅了。第二個政府所占領的歷史時間，較之第一個政府雖然相差不多；但他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卻做出了第一個政府所沒有做過的許多艱苦的鬥爭。自然這種進步，決不是偶然的，而是第二個政府所處的歷史環境，較之第一個政府時代，更為危急，更為艱苦，因而也就更容易激發中原人民抗敵救亡的熱情，客觀環境的變化，推動了主觀的鬥爭，這是必然的事情。
我們知道，在第一個政府的時代，正是清兵入關之初，當時一方面李自成雖退出河北，然而他「卷土西秦，方圖報復」。這個勢力，固然是明朝「不共戴天之恨」，也是清朝「除惡未盡之憂」。另一方面，福王政府所領導的江北四鎮，雖然按兵淮揚；然而大河以南，開歸徐泗一帶，還在南明政府的手裡。清兵所占領的地方，不過是河北、山東；而在山東淪陷區域內，尚有不少的人民自動組織的義勇軍，他們「結寨自固」，仍然作零星的抵抗。故就當時的客觀形勢而言，第一個政府所處的歷史環境還是進則可以渡河而戰，退亦可以拒河而守。然而到第二個政府的時代，則敵人一面已擊潰李自成，「撫定」山、陝，入據武漢，進逼湘、贛；另一方面，已肅清豫、皖、蘇、魯之南明勢力，渡江而南，占領南京，進窺閩浙。在這一時代，南明所保有的領土，較之第一個政府時代，已經大大的縮小了。
其次，就兵力上說，第一個政府時代，在武漢方面，左良玉尚擁兵百萬，在淮、揚一帶，四鎮的兵力，亦不在百萬以下，此外，除四川督剿「流寇」的軍隊不計，在湖南的何騰蛟，在江西的袁繼咸，都各擁重兵。合計當時各方所有的兵力，當不在三百萬以下。然而到第二個政府時代，在武漢方面，則左良玉的軍隊，十分之九，已經叛降清朝，只有某部將馬進忠、王元成所領的殘餘部隊，竄入湘北嶽州一帶，為章曠所收編。在江西方面，則袁繼咸已經被俘北去，只有趙應選、胡一青等所帶領的少數滇軍扼守吉安，「孤懸上流，兵力單薄」。江北四鎮，除黃得功戰死蕪湖以外，大半叛降清朝，或潰散江南，成為游勇。此外，只有鄭鴻逵、鄭采等所統率的少數閩軍，在鎮江陷落以後，向福建潰退。所以在第一個政府崩潰的時候，南明的主力軍可以說完全被敵人所擊潰，因之第二個政府，也就不能依靠閩軍的支持，而為閩軍首領鄭芝龍所支配。
雖然，這不是說，第二個政府就完全失去了抵抗清兵的物質基礎，或是失去了抵抗清兵侵略的能力。實際上，在第二個政府成立的時候，除了還擁有長江以南廣大的人力與物力以外，還出現了兩種新的力量；第一，是江南人民義勇軍的蜂起；第二，是「闖賊」李自成的殘部與政府軍的合流，這些力量，假使政府指揮得宜，較之第一政府時代的戰鬥力量，當更為強大。南明第二個政府短期崩潰的原因，不在於客觀環境之惡化，而是在於主觀上犯了不少嚴重的錯誤；而這些主觀上的錯誤，就恰恰客觀地提供敵人以勝利的前提條件，以致結局又不能不追隨第一個政府之後，走上崩潰的前途。
二 可惜社會內部的軋轢還沒有消解
我們知道，南明第一個政府的覆滅，原因甚多，而主要的是由於它沒有克服社會內在的矛盾，因而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但是不幸，到第二個政府的時代，社會內部的矛盾雖然因為李自成之走死而部分的和解，但是因為張獻忠領導的「流寇」還在四川繼續「叛亂」，所以這一矛盾，還是集結在剿滅張獻忠的內戰中繼續發展。因之，第二個政府還是有兩個敵人，一個是「流賊」，一個是清兵，而這也就決定了他的任務，是內平流寇，外抗清兵。但是實際上，誠如多爾袞所云：「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今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況在第二個政府的時代，江左並非全為明有，而欲剿「寇」、禦敵同時並舉，更是自速滅亡。
就因為第二政府還是繼續執行這種不聰明的政策，所以清政府在攻陷南京以後，便利用南明社會內部的矛盾，進行政治進攻，與軍事進攻之平行政策。他一方面乘著第一政府的新潰、人心動搖之際，派遣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漢奸洪承疇招撫江南，以圖緩和或軟化中原人民反對清兵的鬥爭，施行其「以華制華」的毒計；另一方面，他利用南明政府與「流賊」的對立，一面由南京趨浙江，由九江入江西，以進攻南明的政府軍；一面分兵由武漢趨湘北，掃蕩李自成的殘部，由漢中趨川北，進擊張獻忠的大本營，以遂行其各個擊破的戰略。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擺在新政府之前的主要任務，是集中政府軍力，團結全國人民，組織統一政府，執行全國抗戰，尤其是要克服內在的矛盾，以迎擊共同的敵人。
實際上，在當時由於李自成已經走死通山九宮山，其殘部由鄂南退入湘北，已與當地政府軍合流。由於種族間的矛盾之提高，社會內部的矛盾，已經局部的和解了。據《明紀》：「賊將劉體仁，郝搖旗等，以眾無主，議歸何騰蛟，帥眾四五萬人驟入湘陰，距長沙百餘里，城中人不知其來歸也，懼甚。……騰蛟與提督軍務都御史章曠謀遣部將萬大鵬等二人往撫……搖旗等大喜，與大鵬至長沙。……搖旗等遂召其黨袁宗第、藺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兵十餘萬，聲威大震。」[1]
同書又載：
李自成死，眾推其兄子錦為主，奉自成妻高氏及弟高一功，驟至澧州。逼常德，擁眾三十萬，言乞降，遠近大震。巡撫湖廣都御史堵胤錫議撫之，何騰蛟亦馳檄至，……錦自是無異志。別部田見秀、劉汝魁等亦來歸。[2]
由於李自成殘部的歸附，於是湘、鄂邊境，突然增加了四十萬以上的生力軍。這些生力軍在何騰蛟的指揮之下，合湖南原有的官軍共編為十三鎮，分鎮洞庭南北，成為保衛西南的有力支柱。終第二個政府的時代，使清兵不能侵入湖南一步。據《明紀》：
降卒既眾，騰蛟欲以舊軍參之，請授黃朝宣、張先璧為總兵官，與劉承胤、李赤心（李錦賜名）、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胤成、盧鼎，並分鎮湖南北，時所謂十三鎮者也。[3]
或有人曰，李自成殘部之歸附，完全由於窮無所歸，我們以為在事實上，殊不盡然。他們雖是失掉了首領的「流寇」，但他們卻還具有很大的力量，當劉體仁等之入湘陰，迫長沙，如入無人之境，守將黃朝宣且逃竄燕子窩，傅上瑞且請騰蛟出避。以他們當時的力量，合計尚有五十萬人，一據湘北，一據湘西，合力並進，則襲湖南而據之實大有可能。且據《明紀》所載，長沙知府周二南往撫以千人護行。他們疑其來攻，則「射殺之，從行者盡死」。後來萬大鵬等二人往撫，「賊見止二騎，迎入演武場飲之酒」。足見他們是誠心歸附政府。但如官軍進剿他們，他們還是有抵抗的能力。
又如李自成妻高氏諭其子錦之言曰：「為賊無論，既以身許國，當愛民，受主將節制，有死無二，吾所願也。」李錦擁眾三十萬，豈無橫行湖南之力，所以歸附政府者，也是為的大敵當前的原故。
不僅如此，而且在歸附以後，他們確能忠勇為國，效命前驅。據《明紀》：「何騰蛟與監軍御史李膺品赴湘陰，期諸軍盡會岳州，張先璧逗留，諸營亦觀望，獨李赤心自湖北至，為大清兵所敗而還，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由此損。時諸鎮皆驕且貪殘，黃朝宣尤甚，劫人而剝其皮，郝永忠效之，殺民無虛日。」
這裡所謂逗留觀望者，乃官軍張先璧，所謂「驕貪」，所謂「劫人而剝其皮」，所謂「殺民無虛日」者，又皆官軍黃朝宣等之所為；反之，與大清兵戰鬥於湖北者，則為反正之「賊將」李赤心。
假使新政府能夠有一整個的招撫政策，使張獻忠所領的「流寇」亦能繼李自成的殘部之後而歸附政府，則不但可以解放大批剿「寇」兵力，而且可以利用張獻忠的力量，北向山、陝，在西北發動一個戰場，以牽制敵人的南進。乃不此之圖，而繼續督剿川「寇」，因而在客觀上盡與敵人夾攻張獻忠的任務。當清兵南進之際，政府軍與張獻忠卻在四川展開激烈的戰爭。據《明紀》：當時四川的官軍在樊一蘅與王應熊的指揮之下，恢復了川南一帶。《明紀》云：
清順治二年九月，官軍與張獻忠軍在敘州一帶展開激戰，獲勝之後，「一蘅乃命展、應試取嘉定、邛眉，故總兵官賈連登及其中軍楊維楝取資、簡，侯天錫、高明佐取瀘州，李占春、於大海守忠、涪，其他據城邑，奉徵調者，洪、雅則曹勛及監軍副使範文光，松、茂則監軍僉事詹天顏，夔、萬則譚宏、譚詣……檄諸路刻期並進」。[4]進剿張獻忠。
明年三月，「楊展盡取上川南地，屯嘉定，與曹勛等相聲援，而王應熊及總兵官王祥在遵義，馬乾、曾英在重慶，皆宿重兵，賊勢日蹙。唯保寧、順慶為賊將劉進忠所守，進忠又數敗，張獻忠怒，遣孫可望、劉文秀等攻川南郡縣，應雄、樊一蘅急令展與侯天錫、屠龍、馬應試及顧存英、莫宗文、張登貴連營犍為、敘州以御之」。[5]
這樣，在四川境內就展開了激烈的內戰。在內戰方酣之際，清兵乘機入蜀境。張獻忠在明、清兩軍南北夾擊之中，遂棄成都走順慶。結果，張獻忠死於鳳凰坡，而四川卻為清兵所有。從此，西南屏障盡撤，又掃清了後來清兵平定黔、滇的道路。
三 唐魯兩王不合作
第二個政府不但沒有克服社會內部的矛盾，形成一個統一的民族戰線以對抗共同的敵人；而且在統治階級的內部，也不能團結一致，以致同時出現了兩個政府乃至三個政府。
首先出現的是唐王政府，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第二政府。這個政府是在閩軍的支持之下成立的。據《明紀》：「閏（六）月丁亥，黃道周與巡撫福建都御史張肯堂、鎮守總兵官南安伯鄭芝龍等奉唐王稱監國……丁未，王即位於福州……改七月以後為隆武元年。」[6]
其次，在浙江方面，又出現了一個魯王政府。這個政府是在浙軍的支持之下成立的。據《明紀》：
寧波故刑部員外郎錢肅樂建議起兵……集者數萬人，……聞魯王以海在台州，遣舉人張煌言奉表請監國，……即日移駐紹興。[7]
此外，在廣西也出現了一個政府，「靖江王亨嘉，自稱監國於廣西，謀僭號」。[8]雖然廣西政府不久為兩廣總督丁魁楚所取消，然而福建與浙江的兩個政府，則是並存於同一時代。這就暴露了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的不團結，以致不能集中力量，共挽危亡。
當時唐王政府亦曾感到有團結之必要，曾「遣給中士劉中藻頒詔浙東」，而魯王政府中，亦有不少明達之士如錢肅樂等，都主張接受唐王的命令。但是張國維、熊汝霖、張煌言等都堅決反對。「張國維馳疏上王，言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咸當協心併力，誓圖中興。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今日原未假易也。監國當大勢潰敗之日，糾集維艱，一旦而拜正朔，退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將何及。……疏入，（唐）王召中藻還，於是閩、浙相水火矣。」[9]我們以為張國維所言「國當大變。凡屬高皇帝子孫，咸當協心併力，誓圖中興」這是對的；但是在未成功以前，就先想到「成功以後，入關者王」的政權問題，這是非常錯誤的。因為不是成功以後，再談協力，而是必須協力，才能成功，可惜當時張國維等不見及此，而使兩個政府變為水火，結果魯王浮海，唐王被俘，還有什麼「入關者王」呢？
關於兩個政府的合併問題，已經再談不到。但關於合作的問題，以後似乎還不斷地進行。據《明紀》：
魯王遣其臣柯夏卿來聘，（唐）王手書與魯王，謂當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已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犒浙東。但才到江上，魯王將方國安縱兵奪餉，留清源軍中。[10]
從此合作的問題也談不到了，而兩個政府，儼如敵國，有相通者，則其罪等於通敵。據《明紀》：
魯王使都督陳謙至福建，御史錢邦芑劾謙持兩端，下獄殺之。而錢肅樂且因嘗向唐王「奉表稱謝」，致為諸將所責，欲棄兵入山。[11]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乃在「成功之後，入關者王」這一個未可期必的政權問題。
在大敵當前，而統治階級不能集中力量，乃至形成兩個互相對立的政府，這已經是一種失敗的現象。但是假使兩個政府都能振作精神，分抗外敵，則客觀上還是盡了分進合擊的任務。
一般的說來，當時兩個政府都能接受第一個政府失敗的教訓，他們一致拒絕漢奸的參加。如在唐王方面，據《明紀》：「馬士英擁殘兵入福建，上疏自理，（唐）王以其罪大不許。」[12]又彭遇以曾「依附馬士英」，皆不用。在魯王方面，據《明紀》：「馬士英請入朝，諸臣力拒之，（張）國維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又云：「阮大鋮投（朱）大典於金華，亦為士民所逐，大典乃送之嚴州（方）國安軍。」[13]
但實際上，在兩個政府中，都還是隱伏著大批的漢奸。在唐王方面，據《明紀》：「秋七月己巳，（唐）王御門詔諭群臣，焚其迎降書二百餘封。」[14]
這二百餘人，不過是有憑有據的漢奸，其他在鄭芝龍領導之下的大小漢奸，還不知有多少。他們掌握著政府的重權，左右當時的政治；在另一方面，唐王政府之下的有志之士，如黃道周等，則沒有力量，而且受漢奸的攻擊，據《明紀》：「一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15]當時的有志之士也想打擊漢奸勢力。據《明紀》：「鄭芝龍爵通侯，位道周上，眾議抑芝龍，由是文武不和。」[16]這裡所謂「文武不和」，就是掌有實力的漢奸與兩手空空的有志之士，已經形成對立，在這一對立的形勢之下，於是黃道周不能不「僅齎一日糧」離開政府。他走江西，終至戰死婺源。而唐王政府遂完全落於漢奸鄭芝龍的手中，後來大開仙霞關，迎降清兵。
魯王政府的成立，就是以「已納款的」鎮海總兵官王之仁及「方從江上迎降歸」的大學士謝三賓等為基礎，故其政府中的漢奸成分，當然更多。如當時「武將橫甚，競營高爵，請乞無厭」。而文臣則不顧國家緩急，只知請祭，請封，請葬，請諡。誠如兵部尚書余惶所云：「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蔭，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17]這樣看來，當時請祭，請葬，請蔭，請諡者，一定很多。此外，阮大鋮雖為「士民所逐」，而仍隱藏在方國安軍中「談兵說劍」，大起其漢奸作用。
在社會內部的矛盾繼續發展與統治階級內部的不團結日益嚴重的客觀條件下，南明第二個政府自然不能利用一切有利的形勢以展開堅決的民族鬥爭。他們只是侷促於閩浙海濱，以求旦夕的苟安。
在唐王政府，則漢奸鄭芝龍等擁兵福州，挾持唐王不肯出仙霞關一步。雖「王數議出關」，然終「為鄭氏所阻」。在魯王政府方面，則亦只是劃錢塘江而守。據《明史》：「國安軍七條沙，之仁軍西陵，遵謙軍小舋，汝霖、嘉績、肅樂、及僉都御史沈震荃大理寺丞章正震等軍瓜瀝，列營二百餘里，太僕少卿陳潛夫監軍，劃錢塘江而守。」[18]這樣，他們一則坐視敵人掃蕩江南一帶的人民義勇軍，一則坐視敵人深入江西的腹部，以致結果同歸於盡。
四 江南人民義勇軍消滅了
當時政府軍雖已退到錢塘江以南，但是反抗清兵侵略的鬥爭，仍然在江南一帶轟轟烈烈的展開了。這就是當時人民義勇軍的到處起義。他們在保衛家鄉的口號之下，展開了激烈的武力鬥爭，最有名的，是麻三衡等所組織的「七家軍」，據《明紀》：
故巡撫邱祖德，與寧國舉人錢龍文、諸生麻三衡、沈祖蕘及貴池諸生吳應箕，各舉兵應之。時寧國郡城已失，祖德駐華陽，三衡駐稽亭。三衡兵既起，旁近吳太平、阮恆、阮善、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與俱起，號七家軍，皆諸生也。[19]
同時舉兵者，有職方郎中尹民興與涇縣諸生趙初浣、青陽知縣龐昌允、溧陽諸生謝球、鹽城諸生司石磬、宜興中書舍人盧象觀及從弟諸生象同、部將陳安，皆事敗而死，惟民興走免。[20]
此外，如績溪、黃山、太倉、蘇州、松江、崑山等處，無不有人民義勇軍的起義，他們或據城邑為堡壘，迎擊敵人；或反攻城邑，打擊敵人。在極艱苦的條件之下，不顧生死存亡，鬥爭到生命最後之一息。這種鬥爭精神在明末的歷史上，寫上了光輝的一頁。據《明紀》：
南京阮破，州縣多起兵自保。
左僉都御史金聲糾集士民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嶺。徽州推官溫璜與聲犄角，且轉餉給其軍。[21]聲拔旌德、寧國諸縣，會徽故御史黃澍降於大清。大兵間道襲破聲，聲被執至江寧，與門人監紀諸生江天一皆死。[22]
太倉已下，諸生王湛與兄淳，復集裡人數百圍城，城中兵出擊皆死。
蘇州既降，諸生陸世鑰聚眾焚城樓，福山副將魯之璵帥千人入城，與大清兵戰死。[23]
吳淞總兵官吳志葵，自海入江，結水寨於泖湖。會總兵官黃蜚，擁千艘，自無錫至，與之合。故兩廣總督侍郎沈猶龍偕同里給事中陳子龍、中書舍人李待問、知縣章簡等，募壯士數千人守城，與志葵、蜚相犄角。東部主事夏允彝入志葵軍中。[24]
大清兵至松江，吳志葵、黃蜚敗於春申浦，被執。志葵參軍舉人傅凝之赴水死。城遂被圍，未幾破。沈猶龍出走，中矢死。李待問、章簡俱被殺。華亭教諭眭明永、諸生戴泓皆死之。大兵遂攻金山，參將侯承祖亦被獲，說之降，不從，被殺。夏允彝彷徨山澤間，欲有所為。聞友人侯峒曾、黃淳耀、徐汧等皆死，乃自投深淵以死。[25]
崑山之起兵也，縣丞閻茂才已遣使迎降，縣人共執殺茂才，推邑中故副將王佐才為帥。貢生朱集璜及儀封知縣周室瑜、諸生陶炎、陳大任等共扼守。參將陳宏勛，前知縣楊永言帥壯士百人為助。閱兩月，大清兵至，宏勛帥舟師迎戰，敗還。游擊孫志尹戰沒。乙卯，城陷，永言遁去。佐才縱民出走，而已冠帶坐帥府被殺，集璜等皆死之。[26]
吳江之失也，職方主事吳易走太湖，與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炯、自炳、武進貢生吳福之等謀舉兵，旬日得千餘人，屯於長白盪，出沒傍近諸縣，道路為梗。王聞之，授易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南諸軍，提督軍務。侍郎楊文驄奏易斬獲多，進為兵部尚書。魯王亦授易兵部侍郎，封常興伯。大清兵至，易敗走，父及妻女皆死，自炯、自炳、福之亦死焉。兆奎被獲而死，一軍盡殲。[27]
吳易既敗走，其鄉人周瑞復聚眾長白盪，迎易入其軍。八月，大清兵至，被獲死之。[28]
在當時人民義勇軍的鬥爭中，尤以嘉定之役與鎮江之役最為壯烈，因之當時的志士仁人與一般人民之死於此二役者，也就更多。據《明紀》：
嘉定之起兵也，士民推通政使侯峒曾為倡，偕同里進士黃淳耀、舉人張錫眉、龔用圓、秀水教諭馬元調、諸生唐全昌、夏雲蛟等誓師固守。大清兵攻之，峒曾乞師於吳志葵。志葵遣游擊葵祥以七百人來赴，一戰失利，束甲遁，外援遂絕。城中矢石俱盡。秋七月壬子，大雨，城隅崩，架巨木支之。癸丑，雨益甚，城大崩，大兵入。峒曾拜家廟，投於池，騎兵引出斬之。二子元演、元潔與錫眉等皆死之，淳耀及弟諸生淵耀，自縊於城西僧舍。[29]
江陰之守城也，以諸生許用德倡言，遠近應者數萬人。典史陳明遇王兵，用徽人邵康公為將，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失利，大清兵逼城下，徽人程壁盡散家資充餉，而身乞師於吳志葵，志葵至，壁遂不返。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敗去。明遇乃請前典史閻應元入城，屬以兵事。大兵力攻城，應元守甚固。降將劉良佐用牛皮帳攻城東北，城中用炮石力擊。良佐乃移營十方庵，令僧陳利害。良佐旋策馬至，應元誓以大義，屹不動。及松江破，大兵來益眾，四面發大炮，城中死傷無算，猶固守。乃令志葵、黃蜚至城下，說城中人降。志葵說之，蜚不語，城迄不下。庚子，大兵從祥符寺後城入，眾猶巷戰。男女投池井皆滿，明遇、用德皆舉家自焚，應元赴水，被曳出，死之。訓導馮敦厚冠帶縊於明倫堂，里居中書舍人戚勛，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皆死。時貢生黃毓耆與門人徐趨舉兵行塘，以應城內兵。城陷，兩人逸去。後趨偵江陰無備，帥將士十四人襲之，不克，皆死。[30]
從以上這些悲壯的事實看來，這些人民義勇軍，由於沒有獲得當時政府的支持，由於沒有在彼此之間取得必要的聯絡，由於戰術與戰略上的幼稚，以致都先後為清兵所消滅，但他們英勇赴敵，百折不回，鞠躬效命死而後已的精神，實足以照耀千古，永為後代中華女兒的模範。以視當時唐王與魯王領導之下的軍隊，逃竄海濱，委土地人民於不顧，何啻霄壤，假使當時政府能夠善於運用這些人民的武力，作為反攻的前鋒，而以政府軍為其後勁，兩相配合，在長江南岸發動一個反攻的戰爭，則殲滅渡江的敵人，並非絕對不可能。可惜他們都不此之圖，而以為錢塘一水，仙霞一關，便可以保障小朝廷。孰知敵人在消滅人民義勇軍以後，遂長驅直入，驅馬渡江。於是魯王遂不能不航海出國。據《明紀》：
夏旱，錢塘江水涸，大清兵驅馬試之，不及腹，遂渡。方國安拔營走紹興，江上諸軍悉潰。六月丙子朔，大兵破紹興，國安將以魯王降，王走台州航海。[31]
當魯王航海出國之時，而老漢奸馬士英、阮大鋮偕大學士謝三賓、宋之晉、刑部尚書蘇壯及方國安等，赴江干乞降，於是魯王政府遂告結束，而浙江也就全部淪陷了。後來當清兵攻仙霞嶺的時候，阮大鋮為嚮導，「僵仆石上死」，而馬士英乃被敵人斬首於延平城下，這就是兩個老漢奸的下場。
魯王政府覆亡以後，福建便變成了前線，因而影響到唐王政府的崩潰。這樣看來，不肯支持人民義勇軍，又是這兩個政府覆亡之直接的原因。
五 最後的一幕——鄭芝龍投降
民族鬥爭在江西方面，也同時激烈地展開了。而且當時的江西，可以說是明清鬥爭的一個主要戰場。
當時江西的敵我形勢，據《明紀》所記：清兵已下建昌，「江西諸郡惟贛州存，孤懸上游，兵力單薄」。[32]這樣看來，當時贛州以北均已淪陷，南明軍隊則據守贛州，保障贛南，以阻止敵人侵入福建。因此，當時敵我兩方，對於贛州的爭奪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實際上贛州的存亡，就是南明第二個政府的生死關頭。因為贛州一失，清兵便可以由贛西直入福建，而且截斷了唐王政府與西南的連繫。
為了保衛贛州，南明政府與人民，確仍盡了不少的努力，可是贛州終於失陷。這主要的，是由於以下的幾種原因。
第一，是當時江西的南明軍隊，非常複雜。此疆彼界，不能在戰鬥中取得必要的聯絡。
（1）是趙應選等統率的「滇軍」，又號「舊軍」。據《明紀》：「初，崇禎末，命中書舍人張同敞調雲南兵，及抵江西，兩京已相繼失，因退還吉安。（楊）廷麟留與共守，用客禮待之。其將趙應選、胡一青頻立功。」[33]
（2）是赴援的「粵軍」。據《明紀》：「時有廣東兵，亦以赴援至。」[34]又云：「楊廷麟入贛州，與萬元吉同守，副將吳之蕃以廣東兵五千至。」又云：「丁魁楚亦遣兵四千……先後至贛，營於城外。」[35]
（3）是永寧王慈炎所招降的「蠻兵」。據《明紀》：「永寧王慈炎招降汀、贛間連子峒張安兵數萬，復建昌，入撫州。」[36]又云：「楊廷麟赴贛州招張安等四營為兵，號龍武新軍。」[37]
（4）是黃道周所號召的「義勇軍」。據《明紀》：「黃道周以虛聲鼓動忠義士，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38]
這些各種軍隊，只有黃道周所領導的義勇軍在湖東敵後活動，結果為漢奸出賣，全軍覆沒於婺源。道周亦被俘，不屈而死。據《明紀》：「黃道周由廣信出衢州，婺源知縣偽致降書，道周信之，進至婺源，猝遇大清兵，戰敗……諸軍潰走，道周被執。」[39]
此外新軍（蠻兵）與舊軍（滇軍粵軍）不和，抵消了不少的力量，吉安之失，就是這個原因。據《明紀》：「新軍張安者，驍勇善戰，（萬）元吉以新軍足恃也，蔑視雲南、廣東軍、二軍皆解體，然安卒故淫掠，所過殘破，至是大清兵逼吉安，諸軍皆內攜，新軍又在湖西，城中軍不戰敗，城遂破。」[40]此外，如建昌之失，亦由於「客兵內應」。
第二，是由於湖南何騰蛟擁十三鎮之多的軍隊而沒有馳援江西。假使當時何騰蛟而以一軍由湘鄂邊界出贛西北，以襲敵人之背，則必然可以轉移江西方面戰局的形勢，然而何騰蛟終以諸鎮驕橫，不聽指揮，未能援救江西。據《明紀》：「王遣使徵兵，騰蛟發郝永忠精騎五千往迎，永忠不肯前。久之，始抵郴州。」[41]
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則是由於鄭芝龍等的投降政策，他們按兵福建不動，有意的使江西戰局失敗，以達到其圖降的陰謀。據《明紀》：「楊廷麟、劉同升等請王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廣。原任知州金堡言：『騰蛟可恃，芝龍不足恃，宜棄閩就楚。』王大喜……十一月王親行，……鄭鴻逵為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採為御營右先鋒，出江西。……十二月甲申，王發福州，駐建寧。鄭鴻逵、鄭采各擁數千，號數萬。既出關，托候餉，仍駐不行。」[42]又云：「江楚迎王疏相繼至，王決意出汀州入贛，與湖南為聲援。鄭芝龍不欲王行，令軍民數萬人，遍道呼號，擁王不得行，遂駐延平。」[43]
不僅如此，當吉安失守，贛州危急，新城知縣帥「民兵千餘，出城拒擊」之時，而「鄭采兵駐新城，采聞大兵至，即奔入關。……大兵遂取撫州。」[44]同樣當精兵陷紹興，魯王航海的時候，「鄭鴻逵駐關外，傳大清兵至，徒跣疾行，三日而抵浦城，後至者紛紛言兵嘩」。而「鄭芝龍部將奪民舟」而逃。實際上，「是時芝龍已懷異志，密通款於大清，假言海寇至，撤兵回安平鎮，航海去。守關將士皆隨之，仙霞嶺二百裡間，空無一人」。[45]
這樣，於是清兵一面圍贛州，「兩廣、雲南軍不戰而潰，他營亦悄悄散去。城中僅郭維經及汪起龍部卒四千餘人，城外僅水師後營二千餘人，參將謝志良擁眾萬餘駐雩都不進。楊廷麟調廣西狼兵逾嶺，亦不即赴」。[46]於是贛州失陷。同時，「清兵抵仙霞關，長驅直入」，[47]遂入福建。唐王及後被逾於汀州，鄭芝龍奉表迎降於平安，其子成功慟哭而諫，不從，遂率所部入海。於是南明第二個政府遂又被清所顛覆，而閩、浙、皖、贛又相繼淪陷。
（重慶《中蘇文化》第八卷第一期，1941年1月25日出版）
註解：
[1] 《明紀·唐王始末》（以下簡稱《明紀》），第10—11頁。
[2] 同上書，第12—13頁。
[3] 《明紀》，第14頁。
[4] 《明紀》，第11、17頁。
[5] 同上。
[6] 《明紀》，第2頁。
[7] 同上書，第3頁。
[8] 同上書，第9頁。
[9] 同上書，第11—12頁。
[10] 《明紀》，第15頁。
[11] 同上書，第19頁。
[12] 《明紀》，第15頁。
[13] 同上書，第3頁。
[14] 同上書，第21頁。
[15] 同上書，第3頁。
[16] 同上書，第2—3頁。
[17] 《明紀》，第15頁。
[18] 同上書，第3頁。
[19] 《明紀》，第4頁。
[20] 同上書，第4頁。
[21] 同上書，第4頁。
[22] 同上書，第9頁。
[23] 同上書，第4頁。
[24] 《明紀》，第4頁。
[25] 同上書，第7—8頁。
[26] 同上書，第5頁。
[27] 同上書，第7頁。
[28] 同上書，第21頁。
[29] 《明紀》，第5頁。
[30] 《明紀》，第8頁。
[31] 同上書，第19頁。
[32] 《明紀》，第6頁。
[33] 同上書，第16頁。
[34] 《明紀》，第6頁。
[35] 同上書，第20頁。
[36] 同上書，第6頁。
[37] 同上書，第15頁。
[38] 同上書，第7頁。
[39] 同上書，第13頁。
[40] 同上書，第16頁。
[41] 《明紀》，第19頁。
[42] 同上書，第13頁。
[43] 同上書，第15頁。
[44] 同上書，第16—17頁。
[45] 同上書，第20頁。
[46] 《明紀》，第21頁。
[47] 同上書，第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