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威先生 · 華威先生賞析

《華威先生》是張天翼的代表作。初載於1938年4月16日《文藝陣地》半月刊的創刊號上。作品主要通過刻畫一個打著抗日招牌,不務實事,到處伸手爭權的國民黨文化官僚典型的形象,「對隱伏在抗戰陣營中的官僚階級的殘渣,盡了概括與譏諷的能事,提醒了人們應有的注意」。(王瑤)作品無論在對國統區黑暗現實的揭露,還是在批判的深刻性上,都標誌著作家的思想和藝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張天翼在介紹他創作《華威先生》時曾說:「抗戰初期,我在長沙搞文化界的統一戰線工作,當時,文化界『抗敵後援會』有三個部,部長都是民主人士,後來國民黨要來爭領導,要爭作部長,當了部長又不干抗日的事,因此鬥爭很尖銳。」作家「有感於此」,因而,寫作的時候「華威先生」就「自己跳了出來」。 華威先生是一個受鞭笞的人物,作家塑造這一人物主要是將他放在燃燒著抗日烽火的這一特殊的環境中,通過獨具一格的諷刺藝術手法,用真實、具體的細節描繪表現出來的。 1938年,抗日戰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華威先生是文化界的一名小官僚,他便躋身革命隊伍,揮舞抗戰的大旗,招搖過市,以售其奸。華威先生真是忙啊。你聽他說:「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我還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我總想暢暢快快跟你談一次——唉,可總是沒有時間。」「我怎麼跑得開呢,我的天!」你看他坐的包車: 「踏鈴不斷地響著」。鋼絲在 「閃著亮」。還來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遠老遠了,「像閃電一樣快」。而「跑得頂快的是那位華威先生的包車。」他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忙得不亦樂乎。他「忙」些什麼呢?他要到劉主任那裡去「聯絡」; 要到王委員那裡去「辦事」; 要到各學校去「講演」;要到各文化團體去發表「意見」,而且每天都有應酬——「不是別人請他吃飯,就是他請別人吃飯」。這麼一個大紅人,大忙人,自然各處都少不了他,而當別人需要他幫助時,他卻敷衍搪塞——「你們可以到我家裡去找我」,「要是我不在家,你們跟密司黃接頭也可以。」或者一推了之——「沒有多餘的時間來談這個問題。」「晤,我有別的事。」 為了謀求領導權,華威先生四處遊說,拚命兜售「一個領導中心」的反動口號。他口口聲聲:「青年工作人員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文化人應當認清一個領導中心」,「只有在這一個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抗戰工作才能夠展開。」 他專橫拔扈,張牙舞爪,到處伸手,力圖打進一切群眾團體中去,以便一面探聽和監視,一面設法阻礙群眾運動。凡沒有請他出席會議或擔任職務的組織,一律被誣為「非法團體」;一旦聽說有人竟瞞著他開會,便斥之為「秘密行動」,並一再追問「是什麼背景」。如婦女界成立了「戰時保嬰會」,他聞知後馬上把負責人找來申明要派人進去,見對方略有躊躇,便施加壓力,軟硬兼施後,他終於得手,控制了這個組織。兩個青年學生因事先未經他「批准」,出席了「日本問題座談會」,他獲悉之後竟大發雷霆,並一再探查有無「越軌」行動。這便是華威先生「忙」的根本原因。作者就是通過這樣的藝術概括,入木三分地刻畫了一個庸碌猥瑣而又專橫跋扈的小官僚小政客的典型形象。 作家塑造這一藝術典型時,成功地運用了多種藝術表現手段,特別是獨具一格的諷刺藝術手法和真實具體的細節描寫。 你看華威先生出場時,作者就給他畫了一幅具有諷刺意味的肖像圖:華威先生「永遠夾著他的公文皮包,並且永遠帶著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無名指上帶著他的結婚戒指。拿著雪茄的時候就叫這根無名指微微地彎著,而小指翹得高高的,構成一朵蘭花的圖樣。」真是絕了。作者抓住他拎皮包,帶戒指,翹蘭花指這幾個富有特點的動作,活畫了華威先生附庸風雅、故作多情、矯揉造作的性格,於是華威那可鄙、可笑、可惡、可憎的形象便活脫脫呈現在了讀者的眼前。 作者從大處著手又從小處落筆,華威先生在不同場合出現時的不同態度,經過精心提煉與安排,構成出色的諷刺細節。 在「難民救濟會」這一下屬機構,華威先生態度莊嚴,「眼睛並不對著誰,只看著天花板」。出去時「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夾,瞧著天花板點點頭,挺著肚子走了出去」。一派唯我獨尊的神態,一副功臣的架勢。而在「抗敵總會」這高級機構,華威先生則臉上「堆上了笑容,並且對每一個點頭」,當主席對他微笑時,他「笑著伸了伸舌頭,好像闖了禍怕挨罵似的。」離開時是「腰板微微地一彎」,連連道歉,一副謙恭的樣子。通過鮮明的對比,揭露批判盡在其中。 作品的開頭和結尾作為見證人的「我」都出現過。開頭的「威弟」、「阿威」貌似謙恭平易,熱心抗日,忙於救國;而結尾的華威先生則是「咬著牙,嘴唇在顫抖著」,「嘴裡嘶嘶地罵著那些小伙子」。一副暴戾恣睢,張牙舞爪,色厲內荏的樣子。細節的點染、強化、升華了諷刺手法的藝術效果。 這篇作品語言明快、簡潔、準確,並富有個性化。華威先生的言辭短促,是一種虛偽做作的表現;他疾言令色,是一種色厲內荏的反映。他在不同場合有不同的語言。他在「難民救濟會」和「抗敵總會」發表「演說」和提「意見」時的語言,充分表現了一種「官腔」; 在「抗敵總會」他與一個「小鬍子」的悄悄話有一股油腔;他和「戰地保嬰會」負責人的「談話」和對兩個參加「日本問題座談會」 的小伙子的訓斥則充滿了流氓腔。華威先生同樣的話在作品中反覆出現,他講來講去無非是些老調重彈。這種語言的反覆,則顯示了華威先生思想的空虛和貧乏。這些語言與他的形象恰成對照,益發顯現出一種諷刺的意味。 《華威先生》發表後,受到文藝評論界的熱切關注,並在當時引起了一場熱烈的討論。茅盾先生指出:作品「抉摘那些隱伏在紅潤的皮層下的毒癰」,「正表示了作家對於現實能夠更深入地去觀察」,他鼓勵作家們繼續用暴露與諷刺的文學作品去抨擊醜惡現象,推動抗日戰爭。它曾先後被翻譯成英、法、俄等六國文字流傳國外,受到世界人民的喜愛。正如王蒙所說:「華威作為一個官僚的典型,已經具有超越國界、超越時代的意義。」(《在張天翼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