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詩選 · 導言

一 自來研究我國古典詩歌的學人，都習慣於以「漢魏」、「六朝」、「唐宋」等等朝代的名稱分別那一時期的作品。這種名稱雖然只是朝代的名稱，但其涵義兼有某種特殊風格體制的意思。誠然，我們若是嚴格衡量，這種名稱是用得不精確的。例如「唐宋」一詞只是對「漢魏」「六朝」而言，才成為一個有統一意義的名詞。若單就「唐」與「宋」而言，則唐宋之間，區別仍然很大。不僅如此，唐有「初」、「盛」、「晚」等等區別；宋有「西崑」、「西江」、「蘇黃」、「北宋」、「南宋」等等區別。這是一個文學史上的問題。 一般說來，宋詩自元明以至清朝，有時被人提起，有時就被人忘卻。在明朝，有些著名的宋人詩集竟然不曾被所謂「通人」看過。其最顯著的例，如趙孟曾經寫過一首黃庭堅的七古馬詩，誤以為是杜甫作。明朝的王穉登就說：「今日杜集中無此詩，可見是遺落了的！」如清朝袁枚批評王安石的詩完全搔不著癢處。這些事實都說明了宋詩至少被忽略的情況。清朝末期，宋詩漸漸有抬頭的趨勢。（清康煕及乾隆間，宋犖刻蘇詩，王文誥注蘇詩，紀昀批蘇詩。那是蘇詩特例，不等於宋詩抬頭。）有一時坊間所刻韻本，選了押韻腳的例子都是蘇詩。蘇詩在那時已成為時尚了。接著有所謂「同光體」的名號出來，宋詩越發流行了。所謂「同光體」，大概是歸為兩大流派，一派是以晚唐（尤其是李商隱、溫庭筠、李賀、杜荀鶴等）的辭藻色澤作表面，而以有托諷、有內容的單行健舉的筆力驅遣這種辭藻，名之為「宋骨唐面」；一派是專從「江西派」入手，而參之以韓愈、盧仝、孟郊等的逋峭艱澀的音調，卻在艱澀之中仍存回甘的風味或兀傲的神情。總而言之，近五十多年來，說是宋詩復盛的時期，不大會錯的。這又是一個文學史上的問題。 我不想在此詳細敘述以上的兩個問題。這本小書是黃山谷詩選。我只想就宋詩中與黃山谷有關的一些地方，在此略談，作為初學黃詩的讀者引路之助。 為什麼呢？因為山谷在宋詩中，是一個特出的大家。他的詩在當時已經與蘇東坡隱若一敵國。因之影響所及，學他的人非常之多。而當時呂居仁畫出《江西詩派圖》，甚至推他像個大教主一樣，從而生出了「江西派」這樣的名號出來。名號既立，毀譽遂多。拚命捧山谷的人，未必即真看到他的深處，搔著他的癢處；信口罵山谷的人又往往是不細讀他詩的人。 平心論之，宋初的詩仍然是沿襲了五代以來晚唐詩的餘波，塗澤餖飣，縱極精工也是晚唐的假骨董。當時楊、劉的西崑體，實在是窮剝李義山的皮，爛嚼甘蔗渣。當時優人打諢，穿了破衣裝作李義山出台說：「吾為館閣諸公撏撦至此！」這的確是如實的諷刺。詩風至此，不容不變。所以梅堯臣、王禹偁、蘇舜欽、歐陽修等人出來，或以寫實的手法，或以流暢的筆調，老實自在的作詩。而舊的作風就逐漸煙消火熄，新的作風就日月經天了。從歐陽以後，王安石、蘇軾實在是兩大詩家。由於王氏的政治地位，文名相形得不重要了，遂使蘇氏以在野的反對派，而專以文學大大顯名。尤其蘇軾的詩，在當時傾動天下。文學豪俊之士，歸之如百川赴海。因此，其中特別出色的便成為「蘇門四學士」。山谷即是其中之一人。但山谷雖並列四學士之中，而日久遂居四學士之上。他不能被「四學士」的名稱所限，而與東坡並駕齊驅，成為「蘇黃」了。很清楚的，革楊、劉之命要數歐、梅，繼歐、梅而光大起來，就是蘇、黃。蘇、黃的力量，一直使南宋詩家，乃至南宋以後的詩家都直接受其影響。 山谷的詩在文學史上，既然是這樣的地位，而他的詩又被一些捧的罵的鬧得烏煙瘴氣，所以今日，研究它，看清楚它，是我們應有的態度，也是我們應負的責任。不揣淺陋，試作初探；訂訛補闕，望之大雅！ 二 黃庭堅，字魯直，宋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縣）人，宋仁宗慶曆五年乙酉（1045）生。他的父親黃庶是慶曆年間的進士。一生都是做府和州的從事官，最後才「攝知」（代理）了一次康州。因此他是出身於士大夫家庭的。他的母親是舒州李常的妹子。李家是一個比黃家地位還要高的仕宦讀書人家。李常不但有學問，並且好藏書。蘇軾曾為他的藏書作過記。此文今存東坡集中。因此，他的外家也是文化水平極高的。 他在幼年即有讀書警悟的聲譽。舅舅李常到他家來，隨便取架上的書問他，他都對答如流。李常非常驚奇，說他真是一日千里。他的少年讀書環境和基礎是這樣，所以他探求知識的範圍是非常廣闊的，六藝之外，更博涉老莊和內典，乃至小說雜書無不縱覽。他生平在文藝方面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的文章，如散文如古賦都學西漢人，骨力既強，法度更謹。他的書法成為宋朝四大家之一，稱為蘇（軾）、黃、米（芾）、蔡（襄）。他對於古代繪畫的鑑賞力極高。當時的鄧椿稱頌他的評論古書畫，有時比米芾還切實。他的小詞也成為有宋的一家。這些，在此都不想談論了。 宋仁宗治平三年丙午，他兩次以第一名貢於鄉。次年，神宗登極，他也以進士登第。登第後調葉縣尉。次年為熙寧元年，他赴官。熙寧五年，舉行學官考試。他試中了，除北京（今河北大名）國子監教授。他在北京一直留到元豐二年，共計八年。這八年中他作了許多詩。當時的大佬文彥博非常器重他。然而在此期間，對他最重要的，還是他和蘇東坡文字結好的一件事。在元豐元年，他寫了一封信，並附了兩首詩給做徐州太守的東坡，表示他的欽敬。東坡和了他的詩，並復了信，讚美他：「古風二首，托物引類，得古詩人之風！」這兩位大文學家就是如此締交，以至沒齒不渝的。而他也因為有了這樣的締交，就在當時的政治上決定了他的關係，終身受其影響。 元豐三年，他改官知吉州太和縣（今江西泰和），從汴京（開封）到江南赴官。他在路過舒州的時候，曾游三祖山山谷寺的石牛洞，喜歡那個地方，因取山谷寺名以自名。這就是他別號山谷道人的由來。到太和後居官三年。那時正是王安石新法中的鹽法厲行之時。他在太和行了一些寬和適中的辦法，老百姓很親愛他。到了元豐六年，他被調監德州德平鎮（今山東德平縣），一直到元豐八年的春天。這是他居外六年的一段經歷。 元豐八年三月，宋哲宗即位，事實上是神宗的母親宣仁太后高氏聽政。王安石一派的新政勢力跌落了，轉移為司馬光以及一切反王的舊派得勢了。這年四月，他被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因此，他入京了。在京師一段期間，他的主要職務是修《神宗實錄》。這一時期，東坡兄弟都做了朝廷顯要。此外並有許多知友。所以交遊文字，頗有樂趣。他初除為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告成，又升為起居舍人。後來他丁母憂，服除，被命為秘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這一段時期，自元豐八年秋至元祐八年冬，一共將近九整年。 次年為紹聖元年，政局又改變了。因為宣仁崩了，哲宗此時已長大親政。章惇、蔡卞等人做了宰執得勢了。章、蔡是所謂新政的分子。他們這時乘勢打擊一切舊派的人。紹聖二年，山谷貶官涪州（今四川涪陵）別駕，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黔州居住），後來又移到戎州。這是現今四川瀘、敘（編者按：敘州即今宜賓）邊境一帶的地方，在當時是極邊遠險阻的處所。這一段時期是他生平最艱難困苦的一段光陰，自紹聖二年至元符三年，一共六年。 元符三年五月，哲宗崩，徽宗即位。自此時起以至於崇寧四年的六載時間，政局凡兩次波動。最初情況與哲宗初立時相同，由皇太后向氏聽政。章惇貶了。舊派又有得勢的傾向。但向太后聽政只有七個月，徽宗就親政。新派大起，舊派再落。這一次的所謂新派換了蔡京獨當大權，目舊派為奸黨，大起黨禍。因之山谷也在這政海大波瀾中初若起復，終於貶死。原來在元符三年，徽宗即位之時，他就被起復為宣德郎，監鄂州酒稅。十月又被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但他都請辭，並且不曾出川，只在戎州、江安之間。直到次春正月（建中靖國元年）方從江安東下。三月被改知舒州，又召入京。四月，他到了沙市以至過冬，請免恩命，求知太平州（州治在今安徽當塗）。次年（崇寧元年）春，回到老家。六月赴太平州，做了九天的官，又罷為管勾洪州玉隆觀。這樣，他就移到鄂州（今湖北武昌）住下了。這時候，與他同時貶到儋耳去的東坡，也自海外北歸，已在常州逝去了。他在鄂州住到次年，被除名羈管宜州（今廣西宜山）。他的罪名是「幸災謗國」。那時朝廷里有個執政的熱官趙挺之和他以前有小小間隙，因之轉運判官陳舉為了奉承趙挺之，遂挑剔山谷在荊州所作的《承天院塔記》中字句，鍛煉出罪名來。這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從鄂州起行到宜州去，至崇寧三年二月才過洞庭湖，五六月間方達宜州貶所。次年（1105）九月三十日，這位六十一歲的老詩人長逝了！ 綜觀他的一生，以才德而論，東坡為侍從時即曾舉他自代，說他「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以官職而論，卻從來未曾居高位，握大權；以思想上和文學上的造詣而論，他成就了一代卓特的大作家。在《五燈會元》第十七卷又說他「以般若夙習，雖膴仕澹如也」。這是略舉一個輪廓。究竟怎樣才能明了其中的所以然呢？為了研究他的詩，就不能不研究他的人；為了證明他的人，卻又不能不向他的詩中看。因此在此小冊中除了將每一首詩儘可能地加以說明之外，仍須從當時的政治背景，他的思想淵源，以及他詩中的特點等等方面再加若干探討。 三 在宋仁宗以至於徽宗之初的一段時期內，乃至後來南京偏安局勢形成，雖然因果推移，事勢萬變，但其最根本的原因卻早在宋太祖趙匡胤開國之初就伏下來了。我們可以這樣說，作為當時的統治者的趙匡胤定下「國策」，才奠定了兩宋文治的根基，但同時也留下了積弱的必然趨勢。這種趨勢由官僚逐漸造成，而養育官僚的即是趙匡胤自己。 原來他目擊五代以來承襲唐季藩鎮跋扈，武人擁立的禍根，並且他自己也就是以武人竊據軍權，組織兵變，導演黃袍加身而攘奪到柴周的統治權的。對於作為一個統兵官的他，最有利的形勢，換到對於作為一個統治者的他來，就立刻變成最危險的形勢了。因之，他日夜所焦慮深思的中心問題，便是企圖如何根絕這種形勢以及如何保證鞏固他和他的子孫統治權的問題。他在實現這一大企圖上「成功」了。他的原則是要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王朝，而從幾方面以具體的措施去實現：第一，以兵力對內，平定南方取得統一，而對外則放鬆而取守勢，最後「杯酒釋兵權」以根絕武人篡位之禍。而「禁旅更代」制度的確立，更使任何地方的兵力都無從叛變。第二，更進一步，再積極地加重文臣的權力。中央宰執既有權力，而又用「台諫」鉗制之。地方的首長不僅由中央委任文臣，並且同時還派副手如通判之類實行監察。最後中外皆歸大權於皇帝一人。這種文官全是由地主階級中用科舉、學校等方法選拔而來，成為宋室統治權的基礎。培養扶持這班地主出身的官僚階級，使之壯大臨民，便是鞏固皇權的最好保證。第三由於這樣的根絕藩鎮之禍的軍制，和培養地主階級的官制，自然就生出與此相配合的中央集權的財政制度來，以為營養的命脈。北宋的財賦，除了地方政府必需的經費之外，一概是經中央派出的轉運使悉數直輸朝廷的。食鹽、茶葉、香類、明礬，以及酒類等等，都是朝廷專賣的。並且皇家、貴族、官僚、世閥、僧尼、道士等等又都是占有大量田地，享受種種特權的。他們將所有的負擔都轉嫁到老百姓身上來。這就是北宋統治者集中財賦、厚待官僚，「思逮於百官唯恐不足，財取於萬民不留其餘」的財政制度的精神所在。 既然北宋的官僚在政治上形成了這樣的一個重要階級，且看他們受到具體的待遇如何吧。一個人只要做了官，朝廷就給他極優厚的俸錢，給他綾和絹穿著（例如宰相，春冬綾各二十四，絹各三十匹，絲綿一百兩），給他米吃（宰相每月一百石），給他官房住，再給他「職錢」，再給他仆（傔）人的衣糧，再給他僕人的「餐錢」，再給他「茶酒廚料」，再給他「薪蒿炭鹽」，再給他「飼馬芻粟」，再給他「米麵羊口」。巧立名目，愈出愈多。不僅如此，還要供給他歌舞的官妓。（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的時候就勸石守信等拿「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北宋的官僚享受歌舞是極普遍的。因此遂產生了文學上宋詞的特色。）不僅如此，他年老退官，還給他優厚的乾薪，那就是著名的「恩禮」、「祠祿」。不僅如此，他死了之後，還要大量「蔭補」他的子孫親族！此外，還有許多皇帝逢時過節，郊禮慶典的大小賞賜更不勝枚舉。尤其可詫的是這些官僚縱然犯了貪污不法等等罪行，也很少受到嚴肅的處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加之以對外的屈辱，金幣買和所費日重，老百姓擔負不起了。朝廷財政日益虧空；社會基礎日益動搖。後來費用雖然日多，兵額雖然日擴，而軍隊的素質卻愈來愈壞，外侮也愈來愈嚴重。因果循環，內外交迫，到了宋神宗即位以後，這種種危機使得王安石的變法成為必至之勢了。 王安石的變法與清季康有為的「維新」，比勘起來，有許多異同之點，姑不詳論；但在大體上我們今日不能不肯定這一運動在當時的進步性，尤其不能不肯定其有一定的成功。因為這一政治改革是符合當時要求的。 所謂新法，是通過中央總機關「制置三司條例司」的研討、決定，頒發全國施行的。其中青苗、農田水利、免役、市易、均輸、方田均稅等措施，針對了當時的財政，起了解救危機和培育新生力量的大作用；其中的保甲、保馬、軍器監、置將等措施，針對了當時軍隊的腐敗、國防的廢弛而起了重振旗鼓、抵禦遼夏的大作用。在長期堅決執行這些政策之後，社會改革相當地合理地實現了。這使得地主、官僚和商人的特權利益受到限制。他們不能不也像老百姓一樣地負擔些賦稅，而一般老百姓的負擔未有增加。這樣國庫才充盈了，軍隊才堅強了。總而言之，由於這次的變法，趙氏皇權的命運方能賴以延長。這是毫不誇張的。 但是當時投入政治潮流中的大小官吏，真正公忠體國的人總是極少。若是無道德品質做基礎，越是有才幹的人越會揀當軸所喜歡的地方，逢迎趨奉，變本加厲地去干，以期達到他自己升官攬權的最後目的。其最顯著的例，便是蔡京。蔡京本是「新黨」，但他在最頑固的舊黨司馬光當權的時候，能夠做出使司馬光最高興的成績來！然而樹立元祐黨籍碑的也就是他！至如呂惠卿，原事安石，後來傾軋安石無微不至，更不用提了。 這樣的結果，便是利用王安石的新法起了極壞的極端相反的作用。剝削聚斂全國老百姓辛苦生產的財富，集中於朝廷，來做奢侈荒淫的消費。這就是後來從紹聖時章惇的執政起以至於宣政間的惡劣政治現象。從最無恥的「花石綱」為例，無數破百姓家要百姓命的「綱」紛紛起來了。以至於蔡京「得君之專」的「豐亨豫大」的口號都出來了。窮天下之力以奉趙氏一家主僕的糜費。 至於在王安石當時，重用呂惠卿、章惇、曾布等人所生的弊病，部分也是實在的。當時反對的理由如青苗取息過重，富人不願借，貧人不易還，州縣勒借；如丈量奉行不善，豪強阻撓；如均輸保甲的擾民，也不是沒有事實的。老百姓所受的痛苦是不能遮掩的。何況加之以官僚間參雜私人恩怨，因而誣衊傾軋，報復不已！在這樣公私複雜的情況之下，又安得而不越弄越壞呢？ 再看反對王安石的人們，在當時是極多的。他們的反對理由，最初也不是毫無見解的；但到後來便把王安石個人和新法混起來了，把本來的新法和變質的新法也混起來了。他們不問是非，不分前後，都只說壞不說好。到了此時，已經純是朋黨之爭，不過表面上拿新法作幌子而已。當新法行時，滿朝的舊臣大老，以司馬光為最顯著的例，無不齊聲痛罵的。元祐司馬光再起，把新政不分青紅皂白一切廢棄，新法中的要人一切斥逐。即使同屬舊派，也因意見不同而不得不分為「洛」、「蜀」、「朔」三黨了。呂大防、劉摯的調停辦法還未奏效，而紹述的局面已來。章惇為相的報復，更甚於司馬光。及至崇寧間蔡京又將曾布擠去獨專政柄，連曾布的一點類似調停的辦法也廢棄了，舊派在元符徽宗初即位時的一點轉機也斷絕了。 現在且不去研究黨爭的細節，只推尋舊派所以反對新政的原因，大概有如下的幾樣：第一，這一班舊人，或是勛貴，或是大佬，或是名流，不問其表面上有何差別，實際上都是代表大地主和特權階級的。為了新政正好妨害了他們的利益，一定要反對。第二，在思想上，他們一直自命是正統的儒家，只有他們的傳統守舊是正確的，此外什麼都不能動搖其信仰。他們雖然在理論上如此，實際的條理卻往往空疏，其結果施於政事只好因循。因此他們對於王安石的條理細密，篤實可行，不加研究就已覺得可惡，何況王氏更拿「古」和「經」來折服他們，等於拿他們的拳頭打他們的嘴，那就不得不更流入意氣而死爭了。第三，由於王安石的大量斥逐勛舊大佬，這些人在政治上的失勢也必然反對新政。第四，由於新政中的許多壞人作了許多壞事，使反對者也根據事實振振有辭。 最後還要略為提到蘇軾在這裡面的地位。 平心論之，蘇氏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偉大不朽的，在當時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也是異常有力的。但推尋他的生平，他對實際政治許多設施上遠不如王氏的經緯。他在政治上的見解也是偏於空疏的理論的。但由於他的文學高，胸襟闊，應接一時豪俊，聲名洋溢，附從眾多，所以在當時政界隱然成為一派的領袖。他的領袖地位並非政治才能所造成，而是文學聲望所造成的。以蘇氏那種堅強的個性，加之以風發泉涌的文筆和風采照人的談論，他在政治上當然是王派一勁敵。但也由於畢竟還是文學高，所以政治上的成績少。 如上文所簡敘的背景，取以與山谷生平的行事相對勘，我們自然就會看出他的真際來。 毫無疑問，他在文學上傾倒、肩隨了東坡，因之在政治上自然被人看成是一個反王派。那時「士君子」交友是講究死生不移貴賤不改的。只要是朋友，哪怕見解不同，到了患難之際，還是慷慨鎮靜與之同禍。即如當時的陳師道因為與蘇、黃交好，就寧可齋宿受寒，也堅決不穿趙挺之的絮衣以至於因此而死。趙挺之還是陳的親戚呢！山谷對實際政治上很少發表政見。以他的出身而論，自然也是維護舊勢力的。但就他的著作尋檢，他與東坡的見解卻不一定相同。因此可以這樣說，他與東坡的交情是生死不移的；但一切見解和努力的方向卻是獨立的。這一點很重要。 正由於他出身於士大夫階級，他有知識分子的正義感，也正由於他在政治上不入於黨派之中，他能客觀地正確地批判當時政局的得失。這一切都在他的詩篇中豐盈地表現得無所不在。固然，當他初出為地方官之時，已是元豐五年，在王安石新政的尾期，他和王氏無甚大關係。正惟如此，他在太和描寫鹽法的病民那樣深刻；他在王安石倒後敘述王氏的優點那樣公平。這一事實是值得注意的。憑他那樣一個不大的官兒，在新法盛時敢於不斷地替老百姓叫冤；在舊派盛時敢於訟言王安石的「不朽」；更在黔州艱難起復之後，喊出「不須要出我門下，實用人材即至公」的痛切之言。這是極偉大的人格在放光。這樣例子，在他的著作中隨時可見。這是他的文學中人民性最突出的地方。這是我們古代士君子品質最優良的傳統。我想，在任何時代，我們都會愛他敬他！ 也正由於他出身於士大夫階級，時代所限，他不可能自己否定他生活內容中的某些部分。他喜歡和香。他對歌筵舞榭也描畫入神。雖然老了，他看見「國香」還是不免要作詩，以傳達他那種無可奈何的愛好天然的情緒。我們既已明了他所生長的那個社會情況，對於這些也就不難理解了。 四 山谷所受的教育，指導了他的思想的，自然是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他是一個極穎悟的、極篤實的用功人。他的詩：「炒沙作糜終不飽，鏤冰文章費工巧。要須心地收汗馬，孔孟行世日杲杲！」說明了他的學問根源和受用。但是影響了他的思想，從而修正了擴大了原來的儒家思想的，還有他的禪學。他接受了禪學，使他原來的思想起了過濾和升華的作用，形成了他自己受用的一種思想，既非純粹儒家，也非純粹禪學。這一點，對於了解黃山谷是很重要的，尤其對於初學黃詩，而想窺見真際的人，更應加以簡略介紹。 我們無意在此推究禪學流衍的歷史。但我們卻不可不知這在北宋已是思想界的一種普遍現象：士大夫大都喜歡吸取禪學以充實擴大自己的思想。宋初姑不細說，以與山谷相近的人來講，如趙抃，如富弼，如王韶，如吳恂，如蘇軾，如王安石，皆是如此。這種禪學的泛濫，形成了後來的「理學」。二程、周敦頤與山谷同時，朱熹比他後。不過理學家不肯「拆穿西洋鏡」而已。 在印度的佛學，若溯其流派，也是非常複雜。到今日如若想嚴格說明什麼才是純粹的佛學，幾乎不可能。其傳到我們中國來的，經唐及宋衍變極多。尤其是唐會昌以後，由於政府的禁佛，許多宗派都幾乎熄滅了，如天台、華嚴幾於斷絕；秘密一宗流入日本。這其中只有禪宗，因為相傳是釋迦摩尼親付迦葉的「教外別傳」，即心即佛，不立語言文字，沒有經典的包袱，所以要禁也難得禁，因而反易流傳下來。山谷所學的佛，就是這一種。其所以不說它是佛學而說是禪學，就因為禪學雖在佛學範圍之內，而其中究有許多異同。 山谷最初雖然也同和尚來往，但尚未用功參究。第一個給他棒喝的是法秀禪師。這個法秀（俗家隴城辛氏），在叢林中稱為「秀鐵面」。他的「面目嚴冷，怒氣噀人，平生以罵為佛事，又自謂叢林一害」，原來是個不客氣的禿子。法秀曾經戒李公麟畫馬，又罵山谷好作艷詞。山谷開玩笑說：「你又要將我裝到馬肚子裡去？」法秀說：「你要下地獄，不止在馬肚子裡！」這樣山谷才「悚然悔謝」的。 山谷終於皈依了晦堂祖心禪師。這個祖心（俗家南雄鄔氏）是黃龍惠南禪師的法嗣。他是一個篤實精進的大善知識。他在用功已有成就之時，他的老師惠南怕他執著，問他：「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他說：「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回地轉哉！」他常教人應該踏實，單口頭說說無用。他說：「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咸是淡。」他教山谷，是先以孔子的「吾無隱乎爾」一句來啟發的。山谷擬答，他皆說「不是，不是」，後來山谷走過有桂花的地方，他問道：「聞到花香麼？」山谷說：「聞。」他說：「吾無隱乎爾！」言下山谷大悟。山谷悟的什麼呢？照我的鈍根參究，也還是教他食必親嘗耳。 由於他是祖心的弟子，所以他同時也相交了祖心的兩個大徒弟：一個是靈源惟清禪師，一個是雲岩悟新禪師。 惟清禪師（俗家武寧陳氏），和祖心一樣，也是一個篤實工夫的大善知識。他曾說：「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麼處？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因此，他要切實指教學人。他要為師者對於徒弟「鉗錘妙密」善於啟發。僅僅口說還不行，「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真，非真花也」。山谷和他的交情最好，受他的益處也多。 悟新禪師（俗家韶州黃氏，《僧寶傳》作王氏）一名死心，天分極高，初時受過法秀的指點。後來被祖心呵他「說食不飽」，弄得他自己承認「弓折箭盡」了。他由此之後才大悟。山谷受他的益處很大。他曾經問山谷：「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山谷一直到謫官黔州以後方始明白，寫信去感謝他。 更有一個法昌倚遇禪師（俗家漳州林氏）是個奇逸的和尚。他曾經一力撾鼓，為十八個泥像說禪。他和祖心、惟清、悟新都曾互相參究，因之山谷和他的交誼也深。 此外他還與花光仲仁、惠洪覺范、海首座、仁上座、昌上座等往還。從這些和尚所住的地方看，多是在洪州分寧。山谷本是分寧人，自然易於相識。而這些和尚都是臨濟宗南嶽下十二世黃龍惠南禪（俗家信州章氏）傳下的法嗣。惠南傳祖心，祖心傳惟清和悟新。山谷師友在他們之間，重要淵源大概不外乎此。 那麼，山谷所「悟」到的，所受用的是些什麼呢？我們既非山谷，自難代他回答。我們只敘述已經存在的事實。 山谷有答羅茂衡的詩云：「羅侯相見無雜語，苦問溈山有無句。春草肥牛脫鼻繩，菰蒲野鴨還飛去！」就是描寫這一種境界的。禪家把自己的心比作牛。最初須要在鼻孔上拴繩子才不亂跑，後來馴了，連繩子也用不著。那時的心就像天空中的野鴨一樣，可以自由自在地飛了。 山谷的這一種禪家修養對於他的立身處世的指導力真是太大了。從這樣修養中鍛煉出來，便能一面看空世間所謂的「功名勳業」，不會予以過高的估價；一面廓大了胸襟，破除了小範圍的恩怨而存度世之心。這一種的度世，又不是強求的，而是隨緣攝受的。山谷之所以對於當時政局無多少表示，未始不由於此。這一種的修養尤其能使人正視任何艱難危險，而絲毫無所恐懼。他只平平常常、坦坦蕩蕩地做去。那怕驚天動地的大事，在他看去也不過如拾一莖草。這才是一個偉大完美人格的養成。 這一種修養在儒家學說中本來也是有的。孔子即曾說過：「巧言佞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又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而他又特別提出「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凡讀儒書的，都習聞這樣的教訓。但儒家學說除六經中的《易》之外很少講到反正矛盾的關係，只有道家老、莊的書中暢發此義。學人在這裡研求了，再加以禪家的工夫，則更切實透闢，成為生命中指導一切的原動力。這不是空言，而是在山谷一生的困境中處處得到證明的。 然而，從我們現在的觀點看去，姑不論其唯心的氣氛，這種修養是偏重於個人的。今代的觀點一切從群眾出發。人民群眾是一切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其中少數個別的人，縱然落後，甚至不良，也不足為大害。因此，我們不特別提倡那些修養得個性太強，特立獨行的人，免得脫離了群眾。這是誠然。但是，如若個人所做的事，符合於群眾的利益，即使在一個時候，只有他一人這樣做，也不好說是脫離群眾的，並且，如我們不把群眾和個人孤立起來看，即知群眾乃許多個人所積成的整體，而個人乃整體中的分子。整體中堅強的、明白的分子所占百分比愈大，則整體愈強有力。因此，在分子方面，要求每一個人鍛煉成為明白的、堅強的、公正的、能獨立思考的人；那麼，在整體方面，由於這樣的人愈多，便愈將整體的質量提高了。這些論點，不能在此小文中詳究。作為一個與現代有距離的歷史事實，山谷的這一方面大概是如此的，要了解他的詩歌中內在的成分，是必須知道的。 五 前文已敘及山谷的父親黃庶。黃庶是一個專學杜甫的詩人。他著有《伐檀集》。山谷的母舅李常，也是學杜的。山谷前後兩個岳父謝師厚（景初）和孫莘老（覺）。謝師厚的詩在當時很著名，有《宛陵集》，曾經將句法傳與山谷。謝師厚是學杜的。從這些線索，山谷作詩在技法上從杜甫得來已無疑問。山谷自己在教人作詩時也說，凡人作不出好詩，都因為讀老杜、李太白、韓退之詩不熟的原故。這是家庭和師友方面的淵源。 宋初的詩，西崑為盛。西崑宗尚李商隱。李也是學杜的。李的學杜純從氣骨沈雄的方面下手，卻將穠艷的辭藻裝成面目。這若溯其源流，是從六朝來的。杜甫又熟於《文選》（當然杜的才大學博非此所能限）。這中間關係又十分複雜微妙。山谷對於六朝，尤其徐、庾、李商隱下過切實的工夫。這是時代方面前一半的淵源。 他的詩固然由六朝、徐庾、李商隱打下基礎，不過面貌音節都改變了。這種改變了的詩，成為山谷詩的自家面貌。這種改變是從韓愈和孟郊一派詩中來的。韓愈對於文學提出了「辭必己出」的原則。因此，不肯輕易下筆信手寫去，必須在「意」上酷煉，在「句」上雕造。這樣才不是「人云亦云」的，又深又清又新的。本來劉宋謝靈運的詩，就是這樣的。杜甫的五言古詩中，也有一種瘦硬、艱難、奇峭的作品是從謝來的。流衍到了韓、孟，便格外增強了。山谷在這裡更是花樣百出的。其所以如此，乃因梅、歐（連王禹偁、蘇舜欽也在內）等人力矯西崑的流弊，別從李、杜、韓、孟中辟出新路，加以蘇東坡的長江大河之才縱橫震盪於其間，風氣更加養成。山谷師友這許多人，受了這些正的反的影響，自然開出他的境界，他的面貌來了。辭必己出的原則好像是決不用典；但點化故典使之生新，也正是這原則中相反相成的妙用。山谷以六朝徐、庾、李商隱的底子，加之以博覽群書，隨手纂集奇辭雋語以備應用，便正好造成自己獨特的新風格了。這是時代方面後一半的淵源。 談到這裡，且試就山谷詩的特點略舉如後： 一、山谷詩的第一個特點是他全部詩創作中自始至終的一貫性。他的修養和他的見解已略見於前文。一句話，他是一個慈祥的、剛強的、透澈世事而潔身自好的人。他生平學到的是這些，他做到的也是這些，他筆底下寫到的也是這些。他有詩：「古來百夫雄，老死在澗槃；非關自取重，直為知人難！」我以為這四句可以綜括他一生的志趣。在他整個幾十年，一千幾百首的詩創作中，橫說直說，反說正說，沒有一句自己打嘴巴的話。這證明他的詩確是全部從腔子裡說出來的真話。我們如若拿這一標準去檢查古今詩集，那就立刻看出有幾千幾百的詩家要落選了。因為他們的思想、信仰和行為前後矛盾，那麼寫在紙上的誑言，無論如何自己無法掩蓋。這一點好像與文學無關，實際上這正是文學的根本。山谷論到文學也時常講到一個人平日所學的，一定是「不可須臾離的東西」。如若真的不曾須臾離過這個東西，那麼他所寫的定然也包含了這個東西。山谷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第一流的不朽的作家，根本原因在此。 二、山谷詩的章法，是最謹嚴細密的，最有線索的。但他詩中的線索，不像其他詩家那樣顯豁易於看出。他詩中的線索正好是所謂的「草蛇灰線」。我們正好拿衣服做比，有種衣服縫的路子明顯地擺在外面，有的就用暗針子把線縫在兩塊布的合縫之間，單從外面，看不出線來。看不出，並非等於沒有。要細心的人尋覓了方看得出來。在文學上，尤其詩上，這種暗針的方法更屬重要。這一面是為了文字的簡煉，一面是為了意味的含蓄。這就是表現著藝術性的高級程度了。有些人說山谷詩果然好，可惜是斷了線的珍珠。有些人就硬不喜歡。這都由於不曾仔細玩索他詩中的章法之故。關於這一點，本是很難講的。這不但要從陶、謝、李、杜等大詩家中去體會山谷，也要從《史記》、《漢書》等古代散文里去體會山谷。 三、山谷詩中寫景的真實性也是他的特色之一。他描寫風景，從來不曾浪用過不相干的形容詞。他不論是寫一朵花，或寫一座樓，或寫遠景，或寫近景，總是用最準確的字眼，有層次的句子，刻畫了出來。讀者只要細心循著他的筆路，一面讀一面想，腦中便能浮現出一片十分清晰的圖畫來。這一點也是十分重要的。更有進者，我們在山谷詩中所感覺到的描寫真實性，不是毫無遺漏的真實，而是有選擇的真實。凡是毫無遺漏的描寫，只是照抄的賬簿，或照攝的影片。這其中不包涵藝術性固不待言，即使有一些手法安排，只要是毫無遺漏的照抄，那至多，用我們現代的話說，也只是寫實主義的。但山谷的描寫是有選擇的，他刪去了那些不必要的真實部分，只將必要的、優美的、突出的部分描寫下來，使讀者一讀便得到鮮明的、足以顯示特點的真實。這種真實，庶幾乎是有代表性、典型性的真實。這才是超卓的藝術手腕下所創造出來的真實。這種寫法，用我們現代的話來講，是現實主義的。大凡藝術的極詣，古今中外，多是殊途同歸。山谷的描寫方法確是現實主義的，雖然在他那個時代，還不曾發生現實主義的名詞。他之所以能如此，也由於受時代的文學潮流所鼓盪，而更能精意入神。即如梅聖俞詩中的描寫，就是很富於真實精神的。在山谷前後，具有這種作風的詩家也不為少。此外山谷對於人物性格的描寫也是很真實入微的。 四、句法的烹煉也是山谷詩特點之一。前文已經談到山谷花樣百出的句法，由韓、孟的「辭必己出」的原則而來。其所以要辭必己出，則是為了藝術上的最後目的，要以新奇的表現手法增強文字的吸引性，予讀者以鮮明深刻的印象，使其驚心動魄一見不忘而已。換言之，這是最高等的宣傳方法而已。不僅如此，山谷的這些變幻百出的琢句手法，雖雲從韓、孟來，但亦由禪學來。禪家的機鋒，為了要說一件事，從來都是旁敲側擊，正言若反，曲譬隱喻的。山谷拿禪家的這一套本領加入韓、孟句法之中，自更奇幻精警了。魏衍評陳師道的詩「如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實則陳詩的規模去此還隔一塵，若如山谷，真是當之無愧了。這裡面的方法雖然極多，歸納之總也不外善用譬喻，善將已有的故實，故意歪曲了來表示自己的意思，以生出新奇的趣味。因此之故，不但安排字眼非常要緊，（山谷自己有「安排一字有神」的詩句，足見得意。）而羅列故實打碎了合攏來拼成七巧板式的語言、謎式的語言更是要緊。當然，僅僅「七巧板」和「謎」不但不是好文學，甚至不是文學。但若以極巧幻的方法來傳達有意義的深微的意旨，那就立刻又當別論了。（山谷曾說：「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這是他的秘密。）這又必須平時讀書善於隨時摘錄，以待鎔裁之用了。（關於這些，錢默存教授所著《談藝錄》第二十六頁至第二十八頁所言極精實，可參看。）但是，山谷不僅善於鍊句，並且更善於用筆。他固然雕琢出各種奇麗的句子來，但卻以舒捲一氣的健筆貫串下去。譬如軍隊，不僅兵士服裝整潔，並且主帥號令嚴明，千軍萬馬驅遣如風。這一點才是句法的保證。這就由於有了深厚的思想根基，有了完整的章法布置，才能在句法上用意，才能使句法起功用的。自西江以下，全未從這些根本方面下過工夫，只是餖飣地、槎枒地在一字一句上摹仿山谷。那不僅全未得山谷的法乳，乃是山谷的罪人。不過山谷詩大體上是精金美玉（對於修養方面講，也可說是補藥），正如方東樹《昭昧詹言》所說是「吸風飲露，絕去町畦，不食人間煙火」的；其極少數部分自也有錘鍊得未到自然的，正如張巨山所說：「山谷酷學少陵，雄健太過，遂流而入於險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耳。」我們如若能在這兩端之間，深味有得，則「觀過知仁」，必更能認識山谷詩的超絕之處了。 以上簡略的言語，是在所選山谷各詩注釋之外的綜括的敘述。由於注者學識淺陋，所言自未盡有當。最後盼望青年的讀者務須自己細讀熟讀山谷詩。古人說：「書讀千遍，其義自見。」縱無人解說也能明白的。再則，讀過山谷一家之後，確知其好歹在何處，可另讀一家。等待又確知這另一家之後，可另讀第三家。這樣下去，必可自己比較諸家的長短異同。日就月將，必能逐漸貫通如百川匯海了！ 1956年9月 潘伯鷹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