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紳權與相權 · 論皇權
誰在治天下
在論社會結構里所指的皇權，照我的理解應該是治權。歷史上的治權不是由於人民的同意委託，而是由於憑藉武力的攫權、獨占。也許我所用的「歷史」兩個字有語病，率直一點說，應該修正為「今天以前」。我的意思是說，在今天以前，任何朝代任何形式的治權，都是片面形式的，絕對沒有經過人民的任何形式的同意。
假如把治權的形式分期來說明，秦以前是貴族專政，秦以後是皇帝獨裁，最近幾十年是軍閥獨裁。「皇權」這一名詞的應用，限於第二時期，時間的意義是從公元前 221 到公元 1911，有 2100 多年的歷史。
皇權是今天以前治權形式的一種，統治人民的時間最長，所加於人民的禍害最久，阻礙社會進展的影響最大，離今天最近，因之，在現實社會裡，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毒素中的也最深。例子多得很，袁世凱不是在臨死以前，還要過八十三天的皇帝癮嗎？溥儀不是在遜位之後，還在宮中作他的皇帝，後來又跑到東北，在日本卵翼之下，建立偽滿洲國，作了幾年康徳皇帝嗎？不是一直到今天，鄉下人還在盼望真命天子坐龍庭，少數的城裡人也還在想步袁世凱的覆轍嗎？
在封建的宗法制度下，無論是貴族專政，是皇帝獨裁，是軍閥獨裁，都是以家族作單位來統治的，都是以血統的關係來決定繼承的原則的。一家的家長（宗主）是統治權的代表人，這一家族的榮辱升沉，廢興成敗，一切的命運決定於這一個代表人的成敗。在隋代有一個笑話，說是某地的一個地主，想作皇帝，招兵買馬，穿了龍袍，占了一兩個城市，戰敗被俘，在臨刑時，監斬官問他，你父親呢？說太上皇蒙塵在外。兄弟呢？征東將軍死於亂軍之中，征西將軍不知下落。他的老婆在旁罵：「都是這張嘴，鬧到如此下場！」他說：「皇后，崩即崩耳，世上豈有萬年天子？」說完伸脖子挨刀，倒也慷慨。這一個歷史故事指出為了作幾天、作一兩個城市的皇帝，有人願意付岀一家子生命的代價。為了這一家子的皇權迷戀，又不知道有幾百千家被毀滅、屠殺。
「成則為王，敗則為寇。」流氓劉邦，強盜朱溫，流氓兼強盜的朱元璋，作了皇帝，建立皇朝以後，史書上不都是太祖高皇帝嗎？諡法不都是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或者類此的極人類好德性的字眼嗎？黃巢、李自成呢？失敗了。是盜、是賊、是匪、是寇，儘管他們也作過皇帝。舊史家是勢利的。不過也說明了一點，在舊史家的傳統概念里，軍事的成敗決定皇權的興廢，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皇帝執行片面的治權，他代表著家族的利益，但是，並不代表家族執行統治。換言之，這個治權，不但就被治者說是片面強制的，即就治者集團說，也是獨占的、片面的。即使是皇后、皇太子、皇兄皇弟，甚至太上皇、太上皇后，就對皇帝的政治地位而論，都是臣民，對於如何統治是不許參加意見的；一句話，在家庭里，皇帝也是獨裁者。正面的例子，如劉邦作了皇帝，他老太爺依然是平民，叨了人的教，讓劉邦想起，才尊為太上皇，除了過舒服日子以外，什麼事也管不著。反面的例子，石虎的幾個兒子過問政事，一個個被石虎所殺。李唐創業是李世民的功勞，雖然捧他父親李淵作了些年皇帝，末了還是來一手逼宮，殺兄屠弟，硬把老頭子擠下寶座。又如武則天要作皇帝，殺兒子，殺本家，一點也不容情。宋朝的基業是趙匡胤打的，兄弟趙匡義也有功勞，趙匡胤作皇帝年代太久了，「燭影斧聲」，趙匡義以弟繼兄。後來趙匡胤的長子德昭，在北征後請皇帝行賞，也只是一個建議而已，匡義大怒說，等你作皇帝，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一句話逼得德昭只好自殺。從這些例子，可以充分說明皇權的獨占性和片面性。權力的占有欲超越了家庭的感情，造成了無量數骨肉相殘的史例。
皇帝不和他的家人共治天下，那麼，到底和誰共治呢？有一個著名的故事，可以答覆這個問題，和皇帝治天下的是士大夫。故事的出處是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一。
熙寧四年（公元 1071）三月戊子，上召二府對資政殿，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
這故事的有意義，在於第一，辯論的兩方都同意，皇權的運用是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第二，文彥博所說的失人心，宋神宗承認是於士大夫誠多不悅，人心指的是士大夫的心。第三，文彥博再逼緊了，宋神宗就說士大夫也有贊成新法的，不是全體反對。總之，儘管雙方對於如何鞏固皇權——即保守的繼承傳統制度或改革的採用新政策——的方案有所歧異，但是，對於皇權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皇權所代表的是士大夫的利益，決非百姓的利益，這一基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那麼，為什麼皇帝不與家人治天下，反而與無血統關係的外姓人士大夫治天下呢？理由是家人即使是父子兄弟夫婦，假如與皇帝治天下的話，會危害到皇權的獨占性、片面性，「太阿倒持」是萬萬不可以的。其次，士大夫是幫閒的一群，是食客，他們的利害和皇權是一致的，生殺予奪之權在皇帝之手，作耳目，作鷹犬，六轡在握，驅使自如，士大夫願為皇權所用，又為什麼不用？而且，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天下，馬上政府是不存在的。治天下得用官僚，官僚非士大夫不可，這道理不是極為明白嗎？
士大夫治天下也就是社會結構里的紳權，這問題留在論紳權時再說。
皇權有約束嗎？
皇權有沒有被約束呢？費孝通先生說有兩道防線，一道是無為政治，使皇權有權而無能。一道是紳權的緩衝，在限制皇權，使民間的願望，能自下上達的作用上，紳權有他的重要性。（這條防線不但不普遍，而且不常是有效的。）於此，我們來討論費孝通先生所指的第一道防線。
假如費先生所指的無為政治的意義，即是上文所引的文彥博的話：「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因承祖先的辦法，不求有利，但求無弊，保守傳統的政治原則，我是可以同意的。或者如另一例子，《漢書·曹參傳》說他從蓋公學黃老治術，相齊九年，大稱賢相，蕭何死，代為相國，一切事務，無所變更，都照蕭何的老辦法做，擇郡國吏謹厚長者作丞相史，有人勸他作事，就請其喝酒，醉了完事。漢惠帝怪他不治事，他就問：「你可比你父親強？」說：「差多了。」「那麼，我跟蕭何呢？」「也似乎不如。」曹參說：「好了。既然他倆都比我倆強，他倆定的法度，你，垂拱而治，少管閒事；我，照老規矩做，不是很好嗎？」這是無為政治典型的著例。這種思想，一直到 17 世紀前期，像劉宗周、黃道周一類的官僚學者，還時時以「法祖」這一名詞，來勸主子恪遵祖制。假如無為政治的定義是法祖，我也可以同意的。
成問題的是無為政治並不是使皇帝有權而無能的防線。
相反，無為政治在官僚方面說，是官僚作官的護身符，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好官我自為之，民生利弊與我何干，因循、敷衍、顢頇、不負責任等等官僚作風，都從這一思想出發。一句話，無為政治即保守政治，農村社會的保守性、惰性，反映到現實政治，加上美麗的外衣，就是無為政治了。（關於這一點，無為政治和農業的關係，我在另一文章農業與政治上談到。）
在皇帝方面說，歷史上的政治術語是法祖。法祖的史例很多，一類如宋代的不殺士大夫，據說宋太祖立下遺囑「不殺士大夫」。從太祖以後，大臣廢逐，最重的是過嶺，即謫戍到嶺南去，沒有
像漢朝那樣朝冠朝衣赴市，說殺就殺，不是下獄，就是強迫自裁。甚至如明代的夏言正刑西市。為什麼宋代特別優禮士大夫呢？因為宋代皇帝是「與士大夫治天下」的緣故。一種例如明代的東西廠和錦衣衛，兩個恐怖的特務機構，衛是明太祖創設的，廠則從明成祖開頭，這兩個機構作的孽太多了，配說禍「國」殃民（這個「國」嚴格的譯文是皇權），反對的人很多，當然以士大夫為主體，因為士大夫也和平民一樣，在廠衛的淫威之下戰慄恐懼。可是在祖制的大帽子下，這兩個機構始終廢除不掉。到明代中期，士大夫們不得已而求其次，用祖制來打祖制，說是祖制提人（逮捕）必須有駕帖或精微批文（逮捕狀），如今廠衛任意捉人，鬧得人人自危，要求恢復祖制，捉人得憑駕帖；這樣，兩個祖制打了架，士大夫們在邏輯上已經放棄原來的立場，默認特務可以逮捕官民，只不過要有逮捕狀罷了。前一例因為與士大夫治天下，所以優禮士大夫，政治上失寵失勢的不下獄，不殺頭，只是放逐到氣候風土特別壞的地方，讓他死在那裡（宋代大臣過嶺生還的是例外），從而爭取士大夫的支持。後一例子，時代不同了，士大夫不再是夥計，而是奴才，要罵就罵，要打就打，廷杖啦、站籠啦、抽筋剝皮，諸般酷刑，應有盡有，明殺暗殺，情況不同，一落特務之手，決無昭雪之望，祖制反而成為殘殺士大夫的工具了。
從這類例子來看，無為政治——法祖並不是使皇權有權而無能的防線。
從另一方面看，祖先的辦法，史例，有適合於提高或鞏固皇權的，歷代的皇帝往往以祖制的口實接受運用。反之，只要他願意作什麼，就不必管什麼祖宗不祖宗了。例如要加收田賦，要打內戰，要侵略邊境弱小民族，要蓋宮殿等等，一道詔書就行了。好像明武宗要南巡，士大夫們說不行，祖宗沒有到南邊去玩過，不聽，集體請願，大哭大鬧，明武宗發了火，叫都跪在宮外，再一頓板子，死的死，傷的傷，無為政治不靈了，年輕皇帝還是到南邊去大玩了一趟。
那麼，除祖宗以外，有沒有其他的制度或辦法來約束或防止皇權的濫用呢？我過去曾經指出，第一有敬天的觀念，皇帝在理論上是天子，人世上沒有比他再富於威權的人，他作的事不會錯，能指岀他錯的只有比他更高的上帝。上帝怎麼來約束他的兒子呢？用天變來警告，例如日食、山崩、海嘯，以及風、水、火災、疫癘之類都是。從《洪範》發展到諸史的五行志，從董仲舒的學說發展到劉向的災異論，天人合一，天災和人事相適應，士大夫們就利用這個來作政治失態的警告。但是，這著棋是不靈的，天變由你變之，壞事還是要做，歷史上雖然有在天變時，作皇帝的有易服避殿素食放囚，以至求直言的諸多記載，也只是宗教和政治合一的儀式而已，對實際政治是不能發生改變的。
第二是議的制度，有人以為兩漢以來，國有大事，由群臣集議，博士儒生都可發表和政府當局相反的意見，以至明代的九卿集議，清代的王大臣集議，是庶政公之輿論，是皇權的約束。其實，並不如此。第一，參加集議的都是官僚，都是士大夫。第二，官高的發言的力量愈大。第三，集議的正反結論，最後還是取決於皇帝個人。第四，議只是皇權逃避責任的一種制度，例如清代雍正帝要殺他的兄弟，怕人說閒話，提出罪狀叫王大臣集議，目的達到了，殺兄弟的道德責任由王大臣集議而減輕。由此，與其說這制度是約束皇權的，毋寧說它是鞏固皇權的工具。
此外，如隋唐以來的門下封駁制度、台諫制度，在官僚機構里，用官僚代表對皇帝詔令的同意副署，來完成防止皇權濫用的現象，一切皇帝的命令都必須經過中書起草，門下審核封駁，尚書施行的連鎖行政制度，只存在於政治理論上，存在於個別事例上。所謂「不經鳳閣鸞台，何謂為敕？」詔令不經過中書、門下的，不發生法律效力。可是，說這話的人，指斥這手令（墨敕斜封）政治的人，就被這個手令所殺死，不正是對這個制度的現實諷刺嗎？又如諫官，職務是對人主諫諍過舉，聽不聽是絕無保證的，傳說中龍逢、比干諫而死，是不受諫的例，史書上的魏徵、包拯直言盡諫，英明的君主如唐太宗、宋仁宗明白諫官的用意是為他好，有受諫的美名，其實，不受諫的史例更多。諫諍的目的在於維護政權的持續，說是忠君愛主，其實也就是愛自己的官位財產，因為假如這個皇權垮了，他們這一集團的士大夫也必然同歸於盡也。
從上文的說明，所得到的結論，皇權的防線是不存在的。雖然在理論上，在制度上，曾經有過一套以鞏固皇權為目的的約束辦法，但是，都沒有絕對的約束力量。
假如從另一角度來看，上文所說的這一些，也許正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紳權的緩衝。不同的是我所指的這一些並不代表民間的願望，至多只能說是士大夫的願望，其方向也不是由下而上的，而是皇權運用的一面。這些約束不但不普遍，而且是常常無效的。
（原載《觀察》第 4 卷第 6 期，1948 年 4 月 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