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錄 · 明治三十年（1897年）

一月十四日　英照皇太后（孝明天皇的皇后）駕崩。 三月二十九日　頒布《貨幣法》（金本位制）。是月，發生足尾銅山礦毒事件[32]。 四月二十七日　帝國圖書館於東京上野開館。 六月二十二日　公布京都帝國大學官制，過去的帝國大學改稱東京帝國大學。 七月二十七日　畫家岸竹堂歿。 八月二日　日本勸業銀行開業。 八月二十四日　陸奧宗光[33]歿。 內山完造十二歲，四月一日，晉級為精研高等小學校四年級生。依我的不良品性，與其做學問，不如做買賣，這種看法在親族間占了上風，遂決定讓我赴大阪奉公。對我來說是何樂不為。某日，與論敵三宅源重郎就究竟是奉公謀生還是晉級升學的問題展開論戰，我竟敗下陣來。我對家父一個人獨食白米飯，而其他人均吃半麥飯這件事原本就不滿，聽說如果去大阪奉公的話，每日三餐皆食白米飯。我於是覺得就算平時再苦，也絕不回頭，因為每天都是過節——遂決定去大阪。十月十四日，我從精研高等小學校四年級退學。校長多賀定市先生特意賦詩一首，為我餞別： 男兒立志出鄉關 不成大業誓不還 埋骨何期墳冢地 人間處處是青山 十月十五日，父親不在家，母親為我打理行囊。為祝福我第一次出遠門，母親特意做了我最喜歡的味噌湯泡白米飯。吃飯的時候，母親坐在我旁邊，邊流淚邊諄諄囑咐道：「完造呀，俗話說一世性命千代名，要跟著主人好好做事。一定要出人頭地，衣錦還鄉啊。」這一番餞別之言，至今還烙印在我腦子裡。母親作為把《女大學》[34]之倫理教化貫徹於自身生活的人，留給我的所謂「一世性命千代名」的話，絕非一時的應景之語，實際上也是她作為女性終生踐行的信條。我也經常被如此教導。母親從井原町嫁到芳井村的尋常人家，一心侍奉愛挑剔的婆婆和性急、任性、動輒大打出手的父親，從來沒有頂撞、辯解過。無論對方有多無理，也只是一個勁兒地賠不是，「我錯了」「是我多嘴」什麼的，全無抵抗。她常說：「即使別人讓你倒著爬柚子樹，也不能還嘴，這才是為婦之道。」——我的母親是多麼逆來順受、與世無爭的人啊。想來，自己身上原本與調皮搗蛋並不相符的易感動、愛哭的毛病，實際上也來自母親的遺傳。多年後，對托爾斯泰倡導的不抵抗主義，我深感共鳴。日本天主教受迫害時期[35]，被迫害教徒的那種不抵抗姿態絕對值得讚賞。俄國杜霍波爾派[36]教徒在徵兵之際，以不碰槍來抗命，結果招來了國家的大迫害，但教徒們仍將不抵抗進行到底。後在英國反戰教派教友會[37]的支援下，以免除徵兵為條件，好歹總算在加拿大獲得了一塊棲身之地……凡此種種，怎能不令人盡灑熱淚？不，對諸如此類的事體，無論如何也無法止住熱淚的流淌。還有當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時候，我覺得這個國家的將來只有師法永久中立的瑞士之一途，面對那些高唱建設和平日本，且直面這條道路上種種艱難困苦的今日的青年男女們，我一邊痛感國家將亡的時代責任，一邊在全國巡迴演講。每每在講話的最後，以「非常抱歉，請大家原諒」來表達謝意的禮數，等等，這一切的一切，的的確確是拜家母所賜。 如此，我鼓足勇氣辭別了母親和弟妹，謝過為我送行的街坊四鄰，大約在午後三時左右，就把足次村甩在了後頭。是夜，投宿於在這件事上唱主角的井原的荻田舅父家（也是家母的娘家，戶主為母親的弟弟元治郎）。 十月十六日，天還沒亮，我拎著帶往神戶、大阪的禮物——兩隻內盛松茸的蒲草包——懷揣一塊大洋，先坐人力車到笠岡車站，然後上了火車。隨著汽笛一聲長鳴，人力車夫的一句「老爺，撒喲那拉……」是我聽到的最後的鄉音。車廂里沒有一張熟悉的臉。這時，我開始感到一種寂寥和傷感。年僅十二歲、身材像小豆子似的我，在車裡成了眾人交口稱讚和愛撫的對象。但出發前，舅父囑咐的「絕不可粗心大意」的話，讓我直到神戶，神經都未能鬆弛下來。天擦黑，在神戶站下了車。照大人說的買了張人力車票，然後徑直到了榮町三丁目的山口嘉造商店，投奔照料我的高木靜太家。我腳登草屐，活像山上的小猴子，帶過去的一隻土產松茸蒲草包頗受歡迎。這是我生平頭一次睡別人家裡，但加上一路的勞頓讓我不知不覺間就睡著了，直到早晨才被叫醒，又承蒙家裡女傭人方方面面的照顧。白米飯加味噌湯的早餐令我竊喜：原來如此，從此後每天都是過節了。這事兒我雖然常對人講，可時下的青少年恐怕已難解我彼時的心情。我還常對人說在此番旅途的列車上吃便當的事，那是舅父家做的便當，飯糰子加松茸醬油煮。這是我最愛吃的東西，成了念念不忘者之一。直到現在，我都記得自己純樸的鄉下少年模樣。 十月十七日，高木先生給了我一雙雪踏[38]，這才把一直穿到前一天的草屐扔了。有生以來頭一遭穿在腳上的雪踏，竟有些滑，不跟腳，動不動就要脫下來，頗狼狽。忘不了瘦高個、鼻音重的高木先生帶著我乘列車從三之宮站出發，一小時後從大阪梅田站出來的場景。記得精研校的教科書上，寫大阪的繁榮，如此說道：「電燈和電信電話線密如蛛網。」與眼前的現實一比較，我不服氣地嘟囔了一句：「並不像蛛網嘛。」估摸高木先生大約是想讓我見識一下大阪的繁榮吧，帶我步行到安土町三丁目的大塚為三郎商店（彼時尚未開張）。店主是一位禿頂到鋥光瓦亮、門齒呈黑色的男人，女主人個子雖小，卻風姿綽約，據說就出生在附近一間叫伊藤商店的木棉屋。店鋪即將開張，門口已掛上雙面染上「」標記和「大塚」字樣的暖簾[39]。從此以後，這個暖簾每天就由個頭矮小的我早晨掛上，晚上摘下。店的生意是洋布買賣，即平紋薄紗、毛絲緞、印花布、紅細棉布等舶來布匹的批發生意，經銷最多的是平紋薄紗友仙染[40]和單色染布料。平紋薄紗的料子多為英國貨，有原料子和漂白料兩種；原料子為單色染，漂白料為友仙染，一百二十碼為一匹，肯定不低於這個長度。這一百二十碼一匹的貨，二十匹裝一箱，裡面是鍍錫或鍍鋅的白鐵皮箱，外頭是木箱。每匹料子均勻裁剪成二十四碼長的小料，叫一反[41]。友仙染則按十二碼裁剪，叫一切，兩切為一反。洋布店學徒要從把平紋薄紗的原料子按十二碼或者二十四碼裁剪破料的工作開始，俗稱破碼兒。因為我是店裡的頭一個學徒，每天的工作就是早晨起來先掛上暖簾，打開窗戶；用撣子輕撣商品，打掃店堂，清潔燈具和菸灰缸；然後清洗灰泥牆壁的外觀，給道路灑水清掃——這些活計是我的日課。早餐是白粥。吃過早餐去老顧客那裡取訂單。趕中飯回來時（我負責跑的地方是御靈筋和淀屋橋一帶），白米飯熱著，還帶一道菜——這就是我所謂的每天過節。吃過中飯，出去送貨。當然這時也會接受訂貨。特別是一大早去取訂單的時候，要攜友仙染、印花布等新進的貨色巡訪客戶，而晚上則要出去回收貨款（按洋布商界的行規，送貨後第二十五天為貨款支付日，所以每個晚上都有要回收的貨款），往往要到夜裡十點至十一點左右才能回店。而且，即使是冬天，早晨六點必被叫醒。對年幼的我來說，如此日課簡直苦不堪言，於是就特別想家。我分明看見慈母的臉，對我說「要忍耐啊」；幼弟利作抱著柱子，揚著小手喊我「哥哥」。那聲音、那手，仿佛聽得見，摸得著。即便頑劣如我者，也只有以淚洗面，尤其在上廁所的時候，會讓自己哭個痛快。可縱然如此，在致母親的信中，我卻連一句想回家的話都沒寫過。父親絕少有信來，母親則不斷以溫情的家書來安慰、激勵我。這才好歹踏實下來。可好景不長，我隨即又上了邪道：十六歲的時候，因花掉店裡的貨款，被炒了魷魚。詳情後表，權且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