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書 · 編者按
索努·沙姆達薩尼
《新書》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集，我們尚不清楚榮格打算如何將它寫完，他將如何出版這部作品，抑或他是否想過將其付梓。我們找到一系列手稿，但沒有一個版本能夠單獨成書。因此，這部書的文本可以有很多組合方式。這裡呈現的是當前版本編排背後編者的邏輯依據。
以下是出現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現存的系列手稿：
《黑書》2至5（1913年9月至1914年4月）
《手寫的草稿》（1914年夏至1915年）
《列印的草稿》（大約1915年）
《修改的草稿》（一層大約在1915年修改；一層大約在1920年代中期修改）
《花體字抄本》（1915年至1930年，1959年重新開始，未完成）
《卡莉·拜恩斯的抄本》（1924年至1925年）
《耶魯手稿·第一卷》，缺少前言（與《列印的草稿》相同）
《第一卷的編輯後草稿複本》，缺少前言，有修改，但不知出自誰之手（大約在20世紀50年代晚期，是《列印的草稿》被編輯後的版本）
《審視》這一部分有：
《黑書》5至6（1914年4月至1916年6月）
《用花體字抄寫的〈向死者的七次布道〉》（1916年）
《印刷的〈向死者的七次布道〉》（1916年）
《手寫的草稿》（大約1917年）
《列印的草稿》（大約1918年）
《卡莉·拜恩斯的抄本》（1925年）（27頁，不全）
本書的編排首先採用的是《卡莉·拜恩斯的抄本》的修訂版和《花體字抄本》中剩餘內容的新抄本，《審視》中使用的是《列印的草稿》，並與其他現存版本進行逐句比較。最後30頁全部使用的是《草稿》。不同手稿之間的主要變化出現在文本的「第二層」，這些修改代表榮格對幻想的心理學意義在不斷地進行理解。就像榮格把《新書》視為一次「以暴露的形式進行詳盡闡述的嘗試」一樣，不同版本之間的變化代表的就是這種「詳盡闡述的嘗試」，因此所有版本都是這部作品本身重要的一部分。書中的腳註會標出不同版本之間的重大變化，呈現出能夠釐清一個特定部分的意義或材料。每一個手稿層都非常重要且有趣，將它們全部出版（需要另外數千頁的書）是我們未來的任務。[1]
選用早期手稿中某些段落的標準就是一個問題：所選用的段落是否能夠幫助讀者理解當時發生的事情？除了這些變化固有意義之外，加腳註有另外一重目的，它顯示出榮格在不斷修改文本時是多麼的細心謹慎。
榮格在《修改的草稿》中修改了兩層。第一層修改出現在《草稿》被列印出來之後和《花體字抄本》謄寫完成之前，和榮格後來謄抄的手稿一樣。[2]緊接著是對將近200頁列印稿的修改，是在《花體字抄本》之後進行的，筆者估計這些修改出現的時間是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這些修改使語言變得更加現代化，將術語和《心理類型》中的術語關聯起來，同時也對一些內容進行釐清。榮格甚至修改了《草稿》中的一些材料，而這些材料在《花體字抄本》中被刪除。筆者在腳註中呈現的是一些重要的變化。讀者可以從這些變化中看到榮格在如何修訂整個文本，如何完成這一層的修改。
為了方便引用，筆者將《第二卷》第二十一章「魔法師」和《審視》再分成不同的副章，每一副章都用帶有數字大括號{}標出。在必要的地方，編者都會註明每一個幻想在《黑書》中的日期。添加進《草稿》的第二層用[2]標出，在下一章的開始，手稿又重新恢復成《新書》中幻想的順序。在那些被分成不同部分的段落中，恢復成《黑書》中順序的地方用[1]標出。
不同的手稿有不同的分段系統。在《草稿》中，每一段話通常由一兩個句子構成，整個文本看起來就像一部散文詩。在《花體字抄本》中又是另外一種極端的表現，文本中的長段之間沒有分開。最有邏輯的分段出現在《卡莉·拜恩斯的抄本》中，她頻繁使用有色的大寫字母作為分段的線索，由於她的分段似乎得到了榮格的首肯，因此她的分段方法是本書分段的基礎。在某些章節中，書中的分段方法更加接近《草稿》和《花體字抄本》的分段法。在卡莉·拜恩斯抄本的第二部分，她謄抄的是《草稿》，因為《花體字抄本》還未寫完，在本書中，筆者使用之前形成的分段方式對文本進行分段。筆者認為這能夠呈現出該文本的最清晰和最易讀的形式。
在《花體字抄本》中，榮格用紅色和藍色兩種顏色將首字母畫出來，有時候會加大文本的字體。本書也嘗試在每一段中使用這種慣例，但由於英語單詞對應的德語單詞的首字母並不總能一一對應，選哪一個英文單詞的首字母依據的是單詞在文本中的相對位置，而粗體和加大的字體在文中使用斜體字替代。為了保持一致性，對榮格沒有謄抄進《花體字抄本》的剩餘部分依照相同的慣例分段。至於《向死者的七次布道》，字體的色彩變化根據的是榮格在1916年的印刷本。
將《審視》作為《新書》的一部分收錄其中，編者主要出於以下考慮：《黑書》的內容在1913年11月開始，《第二卷》的內容在1914年4月結束，而《審視》的內容在同一天開始。《黑書》連續寫到1914年7月21日，1915年6月3日又開始繼續寫。在這期間，榮格寫了《手寫的草稿》。當卡莉·拜恩斯在1924年到1925年之間謄抄《新書》的時候，她抄寫的第一部分依據的是榮格自己謄抄《花體字抄本》之前的《新書》。之後，她又繼續謄抄《草稿》，接著謄抄到《審視》的27頁，最後突然中止謄抄。
在《第二卷》的最後部分，榮格的靈魂已經跟隨者重生的神升到天堂。此刻，榮格認為腓利門是個騙子，並回到他的「自我」上，他必須和「自我」生活在一起，並且教化「自我」。《審視》直接從他直面自己的「自我」開始，也提到重生的神已經升天，他的靈魂返回，並解釋她為什麼會消失。腓利門再次出現，並指導榮格如何與自己的靈魂、死者、神和魔鬼建立關係。在《審視》中，腓利門完全湧現出來，並且起到榮格在1925年的講座和《回憶·夢·思考》中賦予他的重要性。《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某些情節只有在《審視》中才變得清晰。同樣，如果一個人沒有閱讀《第一卷》和《第二卷》，《審視》中的故事也將變得毫無意義。
在《審視》中的兩個地方，《第一卷》和《第二卷》都以同樣的方式被提及，強烈暗示這三部分都屬於同一部作品：
接著戰爭爆發。這使我得以看到自己以前的經歷，也使我有勇氣將自己在這本書的前一部分所寫的內容講出來。[3]
因為神已經升天，腓利門也已經變得不一樣。他最初以一位生活在遙遠土地上的魔法師形象出現在我的面前，但我感到他很近，因為神已經升天，我知道腓利門已經使我陶醉，給我一種陌生又有不同敏感度的語言。在神升天的時候，所有這些都會消退，只有腓利門還保留著那種語言。但我感到他走的是另外一條不同於我所走的路。或許我在這本書的前一部分所寫的大部分內容都是腓利門傳給我的。[4]
這兩段都提到「這本書的前一部分」，暗示這一部分的確是此書的一部分，而且榮格也將《審視》視為《新書》的一部分。
這一點也得到文本之間存在的大量內在連接的支持。一個例子是，《新書》中的曼陀羅實際上與原我的體驗和僅在《審視》中描述識到原我的向心性緊密相連。另外一個例子出現在《第二卷》的第十五章中，以西結和他的再洗禮派教徒同伴來到榮格面前，告訴榮格他們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聖殿，因為他們感到不安，他們的生命沒有結束。在《審視》中，逝者再次出現，他們告訴榮格他們已經從耶路撒冷歸來，但在那裡沒有找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在這個時候，腓利門出現，並開始向死者展開七次布道。或許榮格原本打算將《審視》謄抄到《花體字抄本》中，並為之配圖，因為書中還留有大量的空白頁。
1958年1月8日，卡莉·拜恩斯問榮格：「你是否還記得，當你在非洲旅行的時候，你曾經讓我謄抄過相當一部分的《紅書》？我一直謄抄到《審視》（Prüfungen）的開篇部分。這已經超過亞菲女士交給K.W（庫爾特·伍爾夫）處置的那一部分，伍爾夫非常想讀我抄寫的這一部分。你覺得可以嗎？」[5]榮格在1月24日回覆說：「我不反對你將《紅書》的筆記本借給伍爾夫先生看。」[6]卡莉·拜恩斯在這裡也把《審視》視為《新書》的一部分。
在注釋中的引文中，省略號表示三段時期，對此不再著重強調。
[1]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將本書和收藏在耶魯大學的《庫爾特·伍爾夫論文集》中的《草稿》部分還有收藏在倫敦惠康藏館之當代醫學檔案館中的《卡莉·拜恩斯的抄本》進行比較。很有可能還有其他抄本尚未公開。
[2] 這部手稿中也有一些顏色標記。
[3] 見下文，493頁。
[4] 見下文，500頁。
[5] 榮格的藏品。
[6] 榮格的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