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書 · 前言
當C.G.榮格繼承人協會決定出版《紅書》，從那個值得紀念的一刻起，十多年已經過去了，而這部多層次作品應該針對什麼樣的讀者群體，卻引發了大量的思考：專業的心理學史研究者？普通的讀者？目標是注重意象的視覺型的人？愛好書法的人？精美圖書的收藏家？出版的形式和設計應該優先考慮哪些方面？這些問題都很難回答，因為即便是昂貴的原始皮革封面都包含著一種信息，令人難以解讀。很多提議被討論，後來又被放棄。最終，W.W.諾頓出版公司找到一個合適的解決方法：將完整的圖片複製出版，並在2009年面世，出版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證明當初出版社的決定非常正確。這部作品迅速在世界範圍內傳播，並且已經被翻譯成九種語言。很明顯，設計一本書不僅要照顧到作品本身的各個方面，還要考慮到不同的讀者群體。如果將那些為成功出版這部書做過貢獻的人的名單列出來，那麼這個名單將不是一般的長。但是，有兩個人應該被特別感謝，他們是吉姆·梅爾斯（W.W.諾頓出版公司）和索努·沙姆達薩尼（腓利門基金會）。
自1962年起，C.G.榮格的《紅書》已廣為人知。但是，此書今天才得以首次出版，最終到達廣大讀者手中。榮格在《回憶·夢·思考》中已經描述過它的起源，它是次級文獻中被無數次討論的主題。因此，我在這裡只做一個簡要的介紹。
1913年是榮格生命中關鍵的一年。他在這一年開始進行一項自我實驗，並一直持續到1930年，這項實驗就是後來眾所周知的「直面無意識」。在這項實驗的過程中，他發展出一項技術，可以藉助它「到達（他的）內在過程的底部」，「把情緒轉譯成意象」和「抓住活躍在……『地下』的幻想」，後來他將這種技術稱為「積極想像」。他首先在《黑書》中記錄自己的幻想，後來對這些文本進行修改，並加入對它們的思考，隨後將修訂後的內容用花體字謄抄到一本名為《新書》（Liber Novus）且用紅色皮革封皮包著的書中，並配上自己的繪畫。這本書一直被稱為《紅書》。
榮格把自己的內在經歷講給自己的妻子和親密的同伴。1925年，他在蘇黎世的心理學俱樂部做了一系列關於他的專業和個人發展的報告，其中他也提到了他的積極想像技術。除此之外，他對此嚴格保密。例如，他沒有跟自己的孩子講過自己的自我實驗，孩子們也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很明顯，對他而言，很難解釋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如果他讓一個孩子在他寫作和繪畫的時候看著他，這也是對這個孩子愛的表現。因此，對於榮格的後人而言，《紅書》總是被一股神秘的氣息包圍著。1930年，榮格結束了自己的自我實驗，並放下《紅書》的創作，但他並未寫完這部作品。儘管它在榮格的書房中占有一個無上榮耀的地位，但他卻讓它沉睡了數十年。與此同時，他通過自我實驗獲得的領悟對他隨後的作品產生了直接的影響。1959年，他試圖在舊草稿的基礎上將全部的文本謄抄到《紅書》中，並嘗試將一幅未完成的畫作畫完。他也開始為這部書寫後記，但不知道什麼原因，花體字的謄抄和後記都戛然而止了。
儘管榮格積極考慮將《紅書》出版，但他從來沒有做出必要的行動。1916年，他私下將《向死者的七次布道》出版，這部短小的作品源自他的直面無意識。一直到1958年，他才出版1916年描述積極想像技術的論文《超越功能》。有很多的原因可以解釋他為什麼不出版《紅書》，如他所言，這部書沒有完成，他對鍊金術這一主題的研究興趣不斷增加，使他無法繼續寫完此書。在回顧這段經歷的時候，他把在《紅書》中細緻地處理自己的幻想描述為一個必要但麻煩的「美學化詳盡闡述」。直到1957年年末，榮格宣稱《黑書》和《紅書》都是他的自傳性記錄，但是他不希望將它們收錄在《榮格全集》中，因為這兩部作品不具備學術特徵。作為讓步，他允許阿尼拉·亞菲在寫《回憶·夢·思考》時可以摘錄《黑書》和《紅書》中的內容，而事實上她並沒有引用。
1961年，榮格去世。他的全部作品歸他的子孫們集體所有，之後子孫們成立C.G.榮格繼承人協會。榮格遺產的版權給他的子孫們同時帶來義務和挑戰：將德文版的《榮格全集》全部出版。在榮格的遺囑中，他希望《黑書》和《紅書》由他的家人保管，但沒有進一步做詳細的說明。由於榮格特意指出不能將《紅書》收錄進《榮格全集》中，因此繼承人協會認為這是榮格對這部書最後的遺願，而且完全是一件私人的事情。繼承人協會守護著榮格未出版的作品，就像守護一座寶藏一樣，從來未考慮過再出版任何作品。《紅書》一直留在榮格的書房中長達二十多年，由弗朗茨·榮格保管，是他接管了父親的房子。
1983年，繼承人協會將《紅書》放到一個保險箱中，他們明白這部作品是無可替代的。1984年，新任的執行委員會拍攝五張照片為家族所用，這是榮格的子孫們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觀摩這部書。這次細緻的處理有它的益處。相對於其他東西，《紅書》得到良好的保管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上，數十年以來，它幾乎從未被打開過。
1990年之後，德文版《榮格全集》（也是著作選集）的編輯告一段落，執行委員會決定開始徹底詳查所有可以找得到的未出版的材料，並思考進一步的出版。由於繼承人協會在1994年將檔案和編輯的重任委託給了我，因此我接下了這項任務。結果我們找到與《紅書》有關的一整套草稿和不同的版本，其中就包含花體字抄本中已經遺失的那一部分，它以草稿的形式出現，還有一部名為《審視》的手稿，這一部分接著從草稿結束的地方開始寫，包含《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但是，是否和如何將這些重要的材料出版，還是一個存在爭議的問題。乍一看，這些材料的風格和內容與榮格的其他作品幾乎沒有共通之處，很多事實並不清晰，而且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沒有人能夠對這些材料提供一手的信息。
但是，自榮格那個時代以來，心理學史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展，而且在今天能夠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方法。當我在進行這些項目的時候，我遇到了索努·沙姆達薩尼。我們就進一步出版榮格著作的可能性進行了大量的討論，主要包括一般的著作，當然還有《紅書》。這部著作從一個特定的環境中湧現出來，而生活在21世紀的讀者並不熟悉這個環境。但是一名心理學史專家卻能夠將這部歷史文獻呈獻給現代的讀者，藉助於原始資料，沙姆達薩尼可以將它嵌入原來的文化情境中，置於科學的歷史中，並和榮格的生活與工作相聯繫。1999年，索努·沙姆達薩尼提出一項出版計劃，並遵循計劃的指導原則。2000年春，在沒有經過討論的情況下，繼承人協會決定根據沙姆達薩尼的提議將《紅書》公開出版，並委託索努·沙姆達薩尼負責編輯。
多年之後，我多次被問到為什麼現在將《紅書》出版。我們的一些新的理解起到主要的作用：榮格本人並沒有把《紅書》視為一個秘密，雖然看起來它似乎就是一個秘密。文本中有很多處包含「我親愛的朋友」的話語，換句話說，它針對的是一名讀者。事實上，榮格讓自己親密的朋友謄抄這部作品，並和他們一起探討這些抄本。他並沒有直截了當地拒絕出版，他僅僅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而且，榮格自己說他後期作品的所有素材都是來源於他的直面無意識。因此，作為直面無意識的記錄，《紅書》已經超越私人的領域，成為他著作的核心。這樣的理解能夠讓榮格的孫輩們用一種新的眼光來審視現狀。決策的過程需要時間，而典型的文本內容、概念和資料能夠幫助榮格的子孫們在面對充滿情緒的事物時做出更加理性的決定。最終，繼承人協會民主決定《紅書》可以出版。從決定到現在出版，中間經歷了很長一段過程，但結果卻令人久久難以忘懷。如果沒有這麼多人的協作，一起為這個共同的目標奉獻自己的技巧和精力，這部書根本不可能出版。在這裡，我代表C.G.榮格的後代子孫，向所有的參與者致以最衷心的謝意！
烏爾里希·霍爾尼
C.G.榮格作品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