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新談 · 附錄六 友生憶評

賀麟[1]談吳宓對《紅樓夢》的研究[2] 高增德 1988年12月，我在訪問賀麟先生時，賀老對他談起了著名學者吳宓研究《紅樓夢》的情況。賀老說：「雨僧先生在比較文學方面，可謂現代中國文化史上第一人。他可算得上是早期研究《紅樓夢》的著名人物。用的是西方資產階級學者衡量小說優劣的尺子，還夾雜了不少封建倫理觀念。但是，他把《紅樓夢》放在世界文學之林中，與『西國小說』相比，稱讚《紅樓夢》『其入人之深，構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國小說中，亦罕見其匹』，肯定他 『宗旨正大』『範圍寬廣』『結構謹嚴』『事實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動』，為中國小說一傑作。」賀老還說，雨僧先生對《紅樓夢》之偏愛，之有深湛的研究，在當時師友中都是知道的。他的記性真是驚人，只要你開個頭，他便能給你背上一大段，而且一字不錯。他是較早主張為《紅樓夢》正名的人，認為稱《石頭記》才妥當。他說原書第一回，借空空道人之口，把纂錄成書的經過說得一清二楚。認為「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 在講到吳宓與胡適對於《紅樓夢》考證問題的見解時，賀麟先生說：「雨僧先生不完全同意胡適先生的看法，他認為一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就文字技巧而言，一氣呵成，應是成於一人之手。當時也有人提到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對比有不能呼應的地方，雨僧先生認為這不過是『小疵』。一部大著作，都難免有些小毛病。」 吳宓與《紅樓夢》[3] 繆鉞[4] 1937年夏，「七七」事變，抗戰軍興。我與吳先生都先後避難南下。吳先生赴昆明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我則於1938年夏應聘赴浙江大學任教（時校址內遷宜山，1940年初徙遵義）。雖然山川阻隔，但仍時通音問。1944年秋冬間，吳先生應燕京大學之聘（時燕京大學在成都復校），前往成都，路過遵義，住了半個多月。當時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先生、文學院長梅光迪先生、中文系主任郭斌龢先生都是吳先生的好友，樽酒流連。頗多樂趣。我亦與吳先生歡聚晤談，暢敘離懷。浙大請吳先生講演，吳先生講「《紅樓夢》人物分析」專題，闡發《紅樓夢》書中所蘊藏的人生哲理，見解精闢，師生聽者興致甚高，稱為山城盛事。 吳先生是研究中西比較文學之先驅者。當1920年，他在《中國留美學生月報》上發表的《新文化運動》與Old and New in China兩篇文章中，首次向國內介紹了「比較文學」這個概念。回國後，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曾開設「中西詩之比較研究」這門課程，為我國培養了第一代比較文學研究的人才。他認為，苟虛心多讀中外書籍，深入探索，則知西方文化與我國文化實多互相裨益之處，可以取長補短，開啟新途。吳先生最喜讀《紅樓夢》，撣研深邃。他認為，《紅樓夢》不僅是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而且是一部闡發人生哲理之書。他研究《紅樓夢》，既不同於索隱派，也不同於胡適的考證派，也不同於建國以後的「新紅學」。他結合中國文化的傳統，運用西方文學理論與哲學思想闡釋《紅樓夢》。我經常聽他講《紅樓夢》，妙緒紛披，發人深省。至於他研究《紅樓夢》的專文已發表者甚多。我記得前幾年，曾有人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整理出一個「目錄」。 涇陽吳宓[5] 李覲高[6] 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陷污泥中。 ——《紅樓夢》 每當我想起這幾句詩，我總會聯想起吳雨僧先生。 吳宓，字雨僧，陝西涇陽人，早歲留學美國。寫過很多討論有關文學問題的文章，印行過一大厚冊的《吳宓詩集》，是文學家而兼詩人，在國內第一流的大學校連續任教達數十年之久，是學者，又是名教授，這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用不著我再介紹。 但吳先生有他生活的另一方面，就好像人人都有他生活的另一面一樣。要了解一個人，這另一面也許更為重要些。我這篇文章，是想試從這另一面寫起。 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過春節後不久，我請吳先生吃晚飯。論年紀，他大我十八九歲；論輩分，論學問，他夠作我的老師而有餘，高攀說是朋友，原不大合適，不過我跟他有過一段很長的交誼，也是事實。交朋友原也是要門當戶對的，既不門當戶對，只能算作是有特別緣法了。所以我一提請吃晚飯，他也就很慷慨地答應了。 那天在座的，除開我倆的共同朋友之外，還約了幾個仰慕吳先生的同學參加。因為是吃便飯，大家無拘無束，一直談得很痛快、很投機，也很熱烈。吳先生對《紅樓夢》之偏愛，之有深湛的研究，在昆明的朋友，是都知道的，我們飯後的話題，很自然地便引到《紅樓夢》上去。吳先生的記性，真是驚人，只要你開一個頭，他便能滾瓜爛熟地給你背上一大段，而且一字不錯。據他的看法，開宗明義，《紅樓夢》應先正名為《石頭記》，稱之為《情僧錄》或者《風月寶鑑》，或者《紅樓夢》都不正確。他說原書第一回借空空道人之口，把《石頭記》纂錄成書的經過說得一清二楚，在題「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之前，便肯定地說：「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鐵案如山，是不容誤解的。說到《紅樓夢》考證的問題，吳先生並不完全同意胡適之先生的看法，他認為一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就文字技巧上說，一氣呵成，應是成於一人之手，像這樣的大部頭的書，細針密縷，有如一襲天衣，作偽是作不來的。當時也有人提到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不能呼應的地方，例如金陵十二釵正冊上王熙鳳判詞「一從二令三人木」之無有下文，小紅之在前八十回極力描寫，後四十回里沒有交代等等，吳先生認為這都是「小疵」，一部大著作，吹求起來，都難免有些小毛病。 那天一直談到夜十二點才結束。三十一年，正是抗戰吃緊的時候，我疏散在昆明西郊麻園村住家。出了麻園村有一小段火車路通馬街子，地方當局為了保護後方交通，沿車站附近布有崗哨。這晚吳先生帶著一群朋友回去，經過崗哨的時候，哨兵突然發出了叫喊：「站住！」順手好像還把手裡的槍托敲打了兩下，吳先生一馬當先，高聲回答：「西南聯大教授涇陽吳宓。」對吳先生的天真，我們一直想笑，大學教授究竟值幾文錢，哨兵恐怕是沒法弄明白的，奇怪的是「涇陽吳宓」這張通行證，竟居然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力，這群朋友安然地回到昆明去了。 吳先生在昆明講學之暇，還組織了一個石社，是個專門研討《紅樓夢》（應正名曰《石頭記》）的文學團體。石社的規定，入社的社員，必先繳一篇閱讀《石頭記》的心得，方能取得入社的資格。如果肯用自傳的體裁，把自己比作《石頭記》上某一個人，引伸譬解，夾敘夾議，寫一篇短文，他最為欣賞。據說後來成績不太理想，因為男社員多把自己比作薛蟠，自認是愛情場中之假斯文，女社員幾乎千篇一律把自己比作念《太上感應篇》的二木頭迎春，吳先生一再嘆息地說：「社員們之不肯說老實話，是很顯而易見的。」 吳先生自己究竟像《石頭記》上哪一個人，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有人說他像賈政，因為他做事一向嚴肅認真，一絲不苟，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而且老是繃著臉，完全一副賈政的面孔，使人一見便生畏敬之心。這裡舉兩個小例證以代說明：一件是吳先生和朋友學生或者任何人有約會，從來不會遲到一分鐘，有時他到早了，一定在門外徘徊往返，到他一面舉起左手看錶，一面去敲門時，不遲不早準是約會的時候。一件是抗戰最吃緊的時候，政府號召捐助破銅爛鐵，吳先生在房裡堆了幾十個鞋油盒子，說是要捐獻給政府。他之規行矩步而具有書呆子氣，這些地方，和賈政是有些相像。不過更多的人把他看作是怡紅公子的化身，他的鐘情于海倫女士，現在五十開外的平津京滬來的朋友們，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自海倫為海上某鉅公量珠聘去，雨僧發誓不再娶妻，始終信守不渝。但這並不能解釋為他從此就絕情於「水做的」了。他在昆明見了年輕朋友，就勸他們追女孩子，他自己仍然有兩個相當要好的女朋友。飄零商店的女詩人，便是其中一個。不過吳先生總認為一顆心已送給海倫，跟別個女子只能結個來生之緣，照他的說法，是「今生已矣」。說實話，海倫出嫁後，雨僧無論在心境上，在外表上，實已變成槁木死灰，以雨僧比寶玉，也不能說全沒有道理。 不過雨僧自己則是偏愛孤芳自賞的檻外人妙玉。《紅樓夢》第五回《警幻仙曲演紅樓夢》有一段是敘妙玉的，茲抄錄如下：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視綺羅俗厭；卻不知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孤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愿；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他套用《世難容》的原句來描敘自己，僅僅把上引原文改易數字，「你道是啖肉食腥膻」改成「你道是唯物史觀腥膻」，「視綺羅俗厭」改成「白話文俗厭」，「青燈古殿」「紅粉朱樓」，改為「清華園」等字樣，「王孫公子」四個字怎樣改的，實在記不起了。[7] 吳先生日常生活之寂寞孤高，細味起來，實亦頗同於櫳翠庵里的妙姑。有人說「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吳先生引以自比[8]， 似乎誇張了些，好在文章是允許有誇大一格的，倒也不必細細推求。 論吳宓對《石頭記》研究的貢獻[9] 楊周翰[10] 關於吳先生學術上的成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從比較文學方面說，吳先生不失為一位有意識的拓荒者。關於吳先生這方面的成就，有人已做了初步的總結（參看《中國比較文學年鑑1986》），我聽說也有人正在做更全面深入的研究。我只想就吳先生對《石頭記》研究的貢獻略說幾句。他對這部小說的研究，今天看來，也還是很有啟發的。 吳先生可以說是國內最早比較有系統地用西方文學理論，用中西小說比較的方法來研究《石頭記》的學者之一。從變法維新到「五四」運動，西方觀念湧入中華，對小說有了一些新看法，但就《石頭記》而言，似乎仍停留在一般欣賞、批點或考證索隱的階段。與吳先生差不多年代的王國維主要是用西方哲學美學觀點來闡釋這部小說的；而吳先生則是從文學觀點闡釋，更能說明一些文學特點。同樣把這部小說看成是悲劇，王國維是從叔本華的哲學出發，認為悲劇是「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這種不幸是「人生之所固有」，但「又示解脫之不可已」，他認為這是「美學上最終之目的」；吳先生則用亞里士多德關於悲劇人物的理論來解釋寶玉。他說： 亞里士多德……謂悲劇中之主人（Tragic Hero），不必其才德甚為卓越，其遭禍也，非由罪惡，而由一時之錯誤，或天性中之缺陷；又其人必生貴家，席豐履厚，而有聲於時云云。寶玉正合此資格。（《紅樓夢新談》） 吳先生這種做法是否顯得生硬，可以討論，但在當時不能不說是開闢了一個新視角。 吳先生對寶玉的全面分析則是頗具特色的。他說： 寶玉乃一詩人也。凡詩人率皆（一）富於想像力（imagination），（二）感情深摯，（三）而其察人閱世，以美術上之道理為準則。（《紅樓夢新談》） 換言之，就是用浪漫派的文藝觀來解釋寶玉的性格，確實可以闡發出寶玉性格的一些特點。寶玉有用情專的一面，也有用情濫的一面。吳先生著重分析了後面這一點。他引浪漫派作家雪萊、盧梭為例，以說明「用情之濫，如旋風車，如走馬燈，實由為想像力所拖引」。同樣，寶玉也是「得隴望蜀，心情不專」。這種性格還表現在像盧梭和18世紀英國小說家理查生那樣富於同情。「無時無地，不用其情」。此外，「寶玉一生，惟以美術上之道理，為察人閱世之準則」，不硜硜於真偽、善惡。 把寶玉看成詩人，富於想像，由此而變成一個泛愛論者，他只追求美，不求真與善，確實把寶玉性格特徵如畫龍點睛點出來了。評點派雖可能也點到過，但從中西比較角度托出此點，則是前所未有的。 吳先生還把盧梭的所謂「二我」說，也就是心理學上的「雙重人格」應用到曹雪芹身上。他說甄賈寶玉「皆《石頭記》作者化身」。這種解釋也就是脂評和後來的自傳說的解釋，但從心理學的「雙重人格」理論來解釋甄賈寶玉在當時也是很新穎的。 此外，吳先生還把《石頭記》和西方小說的內容容量作比較，認為無論喬治·摩爾、德萊塞、左拉、巴爾扎克，「以及托爾斯泰」都是「僅著眼於一點，所敘無非此事。或專寫婚姻之不美滿，或專言男女情慾之不可遏抑，或專述工人之生活，或專記流氓之得志」，而《石頭記》「觀察世事，無所蔽而不陷一偏，使輕重小大，各如其分，權衡至當，褒貶咸宜。《石頭記》之特長，正即在此」。通過這一比較，他得出結論：「其入人之深，構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國小說中，亦罕見其匹。」「若以西國文學之格律衡《石頭記》，處處合拍，且尚覺佳勝。」（《紅樓夢新談》）這一點當然值得辯論，因為像托爾斯泰的小說，尤其是《戰爭與和平》，不能說內容不豐富，入人不深，但大體上說，吳先生的觀察是成立的。 吳先生還認為《石頭記》不像西方小說或某些中國小說，作者插入連篇累牘的議論，不像西方小說做過多過細的心理描述，或做專門的背景描繪。他說：《石頭記》「蕪詞空論，刪除淨盡。描繪人物，均於其言談舉止，喜怒哀樂之形於外者見之」。關於作者的插話、心理描寫或場景的描寫，在小說中有其作用，也是小說技巧的一種進步，吳先生出於個人的美學標準，似乎把這些看作不甚可取，但不經過這樣的對比，不把西方小說這些技巧作為襯托，《石頭記》的特色也很難顯出。他指出《石頭記》中描寫景物，如大觀園之布置，不像巴爾扎克或狄更斯描寫景物之專列章節，而是在寶玉題對額時烘托出來。又如「敘怡紅院中之陳設，則兼寫劉老老之醉態」（《紅樓夢新談》）等等。這些巧妙的技巧，評點派可能已點到過，但經過和西方小說的比較，這些特點就更加突出了。 《石頭記》的這些特點，今天看來似乎並不稀奇了，有些甚至在當時也有人看出。對吳先生的某些看法也可能有爭議，或被認為是個人欣賞趣味，甚至「迂闊」。但是如果不做中外比較，《石頭記》的特色很難更有說服力地突出出來，甚至根本顯露不出來。從歷史的眼光看，早在20年代開始，吳先生有意識的比較研究應該說是給人們打開了新眼界的。 記吳宓與西南聯大的石社活動[11] 關懿嫻[12] 我於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外文系，翌年修讀吳先生的《歐洲文學史》才開始跟他有接觸。 除了《歐洲文學史》，我還選修過吳先生的《世界文學名著》和《文學與人生》的課程。後來曾想過請他指導我做有關《紅樓夢》與某部西洋文學名著的比較研究的畢業論文，終因自己力所不及而沒有做成，但卻為他組織了若干次《紅樓夢研究》的討論會。當時曾吸引過不少外系的同學甚至老師，其中哲學系沈有鼎老師每課必到，總是帶著個鼓鼓囊囊的皮箱子。他原也是吳先生的弟子，求知慾很盛，真正地兼收並蓄。他曾對曹雪芹反映在《紅樓夢》中的佛家思想有自己的見解，吳先生最愛點名叫他發言。某次，吳先生一定要他把說過的要點寫在黑板上，沈老師攜著皮箱子向講台走去。吳先生大喝一聲問道：「你這箱子藏的是什麼？是法幣嗎？幹嗎要隨身帶著？」嚇得沈老師連忙迴轉身把箱子放回他原來的座位，弄得我們哄堂大笑。對《紅樓夢》的評價，吳先生非常贊同國學大師劉文典的看法：《紅樓夢》是古今中外第一部小說。想來只有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劉、吳兩位大學問家才敢於下這一斷語，也才能下這樣的斷語。吳先生又曾針對胡適所主張的作者自傳說，提出他的不同看法。他認為賈寶玉不等於曹雪芹：賈寶玉身上固然有曹雪芹的思想痕跡和人生經歷，但還必有這位大手筆的豐富的想像和創造，同時還集中了其他人的模型。這一論證與當代紅學界公認的研究成果是相吻合的，而吳先生的主張在40年代初期便提出來了。對於文學與人生的關係，吳先生一貫的主導思想是文學來源於人生，它反映人生而不是抄襲人生。對這一論斷，吳先生是能隨口說出中西文學史中的許多事例的。由於吳先生中外古今文學方面的知識極其豐富淵博，加以好學不倦、博聞強記，他本人就像一部專為人們提供諮詢的文學百科全書。 吳宓先生：行真守禮[13] 周汝昌 吳宓先生亦平生所拜識的文學巨匠名流，近知先生之日記皆經編整出版，因得重溫其中所記涉及我與先生學誼交往的若干片段，恍如隔世。但發現刊印本並非全帙，已遭佚損，頗有殘缺。因囑女兒檢搜敝篋劫後倖存的舊信札及詩稿，竟然獲有劫餘焚剩，不禁喜出望外。因補記於此，誠所謂吉光片羽，莫非至寶。 1952年我到華西大學任教後不久，「思想改造」運動即雷厲風行地展開了，緊跟著是高等院校大調整。我是華大唯一一個留在成都的外文教師，歸入四川大學，而良友燕園舊同窗凌道新卻被「遣發」到重慶北碚西南師院去了。他因在彼校，遂與吳宓先生過從漸密。凌道新的七律詩作得極好，而且英文造詣也高，這無疑是吳先生在彼難得遇到的有「共同語言」的英年才彥。道新兄常常於信中向我展示吳先生為他改定的詩句，於是我有了借吳先生詩集一閱的想法。通過道新兄轉達，詩集很快寄來了，我馬上寫了一首詩向吳先生致謝： 吳雨老賜假其集報以一律 一生傾力詩人事， 老筆精誠合耀芒。 珠玉有時如土棄， 嬛嫏無復植芸藏。 枯槐談藝欣敷葉錢默存， 碧柳培才惜著行吳芳吉。 海內交遊如耆舊， 巍巍魯殿總堪傷。 我與道新兄分開後，彼此相念，書札唱和往還；至1953年秋冬之際，拙著《紅樓夢新證》問世，很快遍為人知。有一天他來信說，他那校園裡已有多人買到《新證》，成為話題熱點，所以特意安排，要我務必到北碚一游，藉慰離懷，兼會諸位謬賞之知音，並言要組織一個小型學術座談會，此訊遂達於吳宓先生。我將《新證》寄給顧隨老師的同時，也將一冊寄呈吳先生。陳寅恪先生1919年曾為吳宓先生之《紅樓夢新談》題過詩，我對此記憶尤深，其詞云： 等是閻浮夢裡身， 夢中談夢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 赤縣黃車更有人。 世外文章歸自媚， 燈前啼笑已成塵。 春宵絮語知何意， 付與勞生一愴神。 於是我就步陳寅恪先生韻也作了一首，一同寄給了吳先生和諸位師友： 用陳寅恪先生舊題吳雨僧先生紅樓夢新談韻 自題新證一書並分呈陳吳二老 彩石憑誰問後身， 叢殘搜罷更悲辛。 天香庭院猶經世， 雲錦文章已絕人。 漢武金繩空稗海， 王郎玉麈屑珠塵。 當時契闊休尋憶， 草草何關筆有神。 書和詩寄出後，不意接到了吳先生的手書一件，全文如下： 汝昌先生： 賜詩及《紅樓夢新證》一部，均奉到，拜領，欣感無任。恆於道新仁弟處得悉 雅況，曷勝神馳；寒假切盼來渝碚一游，藉獲暢敘並資切磋，茲不贅敘。賜詩甚為 光寵，和詩祈稍假時日，定必作出， 來時請帶 錦冊，當題寫於上。未 奉頒賜以前，已讀《紅樓夢新證》一過，考證精詳，用力勤劬，嘆觀止矣。佩甚，佩甚。宓不能考據，僅於1939撰英文一篇，1942譯為《石頭記評贊》，登《旅行雜誌》十六卷十一期（1942年十一月），自亦無存，近蒙周輔成君以所存剪寄，今呈 教（他日祈 帶還）。此外有1945在成都燕京大學之講稿，論寶、黛、晴、襲、鵑、妙、鳳、探各人之文若干篇，曾登成都小雜誌，容檢出後續呈，但皆用《紅樓夢》講人生哲學，是評論道德，而無補於本書之研究也。其他所知有關《紅樓夢》之時人文字，容後面談。惟王季真應作王際真，其人與宓相識，濟南農家子，清華1923級校友，一向居美國，僅1929夏回國，在京與宓晤談二三次，當時宓曾在《大公報·文副》中介紹其人與其書。……宓詩集蒙 賜讀，甚感，若京中故妻處尚有存，容函詢托必當另以一部奉 贈。屢承 索寅恪兄與宓抗戰期中之詩，容後時時抄上，久遲為罪，茲寄上（一）「五十生日詩」奉 贈，祈 留存。（二）「夢覺」等詩四頁，系在成都燕京時所印，只此一份，故望 帶還。諸詩皆「思想改造」以前之作，幸恕其愚妄，而勿罪焉。書不盡意，即頌 文安！ 弟 吳宓頓首 1953十二月二日 《談藝錄》承 示，與《餘生隨筆》有關，又與宓詩集中如卷十三17頁亦有關，特默存博學，非宓所可及耳。 即此一札，價抵萬金！試看：第一，他將平生讀《紅》講《紅》的所有論述之見於刊載者，詳細曉示。第二，與陳寅恪、錢鍾書（默存）等諸位大師名家之關係。第三，他自己的詩作與別家不同，是一部中英詩名篇互譯的創新版本，別開生面。第四，他對拙著已有評價，故因《新證》而引起的題詩，也由這裡開始逐步增拓而蔚為大觀，顧隨、繆鉞諸位前輩名家，先後咸有和作。第五，王際真是早期英譯《紅樓夢》的名手，西方讀者初窺芹書者，多以王譯為啟蒙師，影響甚大。先生指出，我將王際真之名誤書為「王季真」，應為改正，其治學、行文之謹嚴，由此小例子亦可推知，何等樂於誨人之高風美意。 這年放寒假，我果於約期前往，並按吳先生所囑隨身攜帶了錦冊。那時成渝鐵路已通，凌兄特自北碚赴重慶車站相迎。我一出站，見他佇立欄外，丰采依然，心中無限欣喜。然後乘長途汽車到達了北碚。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山上居住。 我與吳先生的一聚之緣，是在1954年的上元佳節間，地點是重慶北碚西南師範學院。那時西南師院頗有幾位老輩名師，吳宓、孫海波、吳則虞等諸位先生是席位最尊的，都應凌兄之請到了座談小會，還有幾位年輕些的，如荀運昌先生、趙璇琮女士…… 我與吳先生會面了，沒有什麼寒暄俗禮套言。我對他並不陌生，因為讀過他的帶有「中西合璧」特色的詩集。至於他「視」我為「何如人」，倒不曾想像過——好像是「早就讀過的」，今日只是「續前」的一般。 視見先生，印象如何？可是不易「描寫」。他生得貌不出眾，平常又平常，身上並不帶著詩人氣質或什麼才華風韻，語言也不出奇。我方知他之無奇，一切顯得那麼平常，才是他的奇處——奇在罕見的一種率真的人格。 文人，「知識分子」，往往是懷才自負，也不甘寂寞，需要「知音」，因而在眾中總會尋機會顯露一點自家的抱負才能，與眾不同之「奇」處。吳先生是與此相反。 然而，出人意想的卻是他的無意違眾，倒成了他的最大的「逆俗」。 比如，我們相會之目的是為了「紅學」，他卻並不喜作「成本大套」的「論紅宣言」，只是像一般不治紅學的那幾位教授老師們一樣地「閒談漫話」。有位老師給我寫了某一僻書中關於曹雪芹的材料的名稱，這時吳先生也補充幾句他所知道的，但當別人說了他所不同意的見解時，他卻話語多起來，十分直率地表示「不然」「不對」「不是那樣」！ 那個夜晚，華燈書室，說《夢》話芹，氣氛十分熱烈而又新鮮，在我這「級別不高」的人生、學術經歷中，這樣的聚會確是唯一而無二的。道新兄還特意替我向大家「展示」了我自題《新證》的兩首七律，諸位先生都答應和韻——果然我得了好幾首佳作，而吳先生卻說：我不和詩，另給你題一首曲子。 次日，道新單請吳先生與我，三人同到小館子吃便餐，吳先生把所題之冊頁還給了我，接過來敬展一看時，吃驚不小！原來他是用墨筆恭楷——像印板字一樣的方整字體，抄錄了他曾為陳寅恪所作虛無夫人小說的一首詩[14]，還為我題寫了一首《紅樓夢曲·世難容》，其中有云：「……行真人愈妒，守禮世同嫌……」 《世難容》者，誰也不會忘記，那是曹雪芹為妙玉女僧所設下的一首「曲文」，其中有句云：「卻不道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是全書中最極感慨沉痛之音！——而吳先生卻照此曲律仿作了一首，關鍵詞語還特用朱筆書寫，夾在墨字中間格外鮮艷奪目。 這使我深深體會到：這位老人，自己很明白自己是如妙玉那樣與世難諧的「畸人」。這其中的意味是異常深刻的，帶著巨大的悲劇性。 當年夏初，我回到北京後，他曾特囑其原配陳夫人代為寄贈來一部當時已然難覓的《吳宓詩集》。可惜這部書與許多珍貴「文物」都隨「浩劫」而不可再見了。 吳先生是第一位指出《紅樓夢》是以詩人的心眼與價值觀來看社會人生的偉大著作，無與倫比。他自己正似近於「曹雪芹型」，不為世俗理解，不為社會寬容，他自己並無意標榜一個「真」字，但他已體會出「世難容」三個字的滋味多麼不易承受。 回憶雨僧師片斷[15] 何兆武[16] 先生是熟讀中國小說的，掌故之熟，一時無兩。有一次談到吳沃堯，先生順口解釋說，吳沃堯自署「我佛山人」，大家都以為他是「我佛」「山人」，其實他是廣東佛山人，故爾自稱「我」「佛山人」。當時金岳霖老師亦以博覽小說聞名。記得有一次金先生講演，題目是《小說與哲學》，系應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之邀，由羅常培老師主持。羅先生介紹金先生時說，金先生所讀的西洋小說之多，不下於吳先生讀的中國小說。可見兩位先生在同儕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課堂上談論《紅樓夢》時，先生對書中的全部詩詞都能脫口而出，背誦如流，這時候聽者也覺得自己仿佛是沉浸在其中。那真可以說是一種精神的享受。不僅古今中外的名著，就連一些流行的通俗小說，如張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他也熟讀。有一次他曾提到，《金粉世家》是仿《紅樓夢》的。所記為錢能訓（浙江嘉善，北洋時期曾任國務總理）家事。張恨水是鴛鴦蝴蝶派，按一般看法，是不能登學院講壇的。由此可見先生的眼界之廣與識見之卓，他從沒有（如人們想像的）把自己局限於所謂士大夫的狹小天地里（我以為陳寅恪先生也是如此）。 先生改造了柏拉圖哲學，其要旨是把世界分成兩個：一個先生名之為the World of Truth，另一個則名之為 Vanity Fair（均為先生的原文）：真、善、美必須求之於前者，而名利場中人則執迷於後者。先生即以此兩個世界的學說來解說中外文學作品的義諦。例如賈寶玉一流就是屬於第一個世界的，而王熙鳳一流則是屬於後一個世界的。先生曾撰有一篇《石頭記評贊》長文，發揮此義。先生講《紅樓夢》，要求每個同學寫出自己的心得，集中放在圖書館裡面，供大家借閱，相互交流。至今我還記得其中兩篇的大意。一篇是評論探春的，認為作者把探春作為一個正面形象，著意描寫，過於美化。其實探春對於自己生身母親趙姨娘採取那麼鄙薄而苛刻的態度，是叫人無法同情的。一篇是說，寶玉並非用情不專，事實是寶釵所要求於寶玉的是一套世俗的東西，寶玉也報之以一套世俗的名利；黛玉所要求於寶玉的是崇高的愛情，寶玉也報之以崇高的愛情。在先生的領導之下，實際上（雖然不是在組織形式上）形成了一個紅學會和紅學專刊。尤其在烽火連天的年代，還能有一批青年人專心致志地探討思想和學術的真理，至少在西南聯大的校史上也是一闋難忘的插曲。 當代講紅學的，大抵似可分為三類。一派是義理派，由王國維先生《紅樓夢評論》發其端，而先生繼之，皆在從中尋找人生的哲理。一派是索隱派，以蔡元培先生《紅樓夢索隱》為鼻祖，下迄「四人幫」紅學所謂的「階級鬥爭的教科書」論，都是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從中尋找微言大義，硬把自己的政治意圖強加於古人。一派是考據派，以胡適先生的《紅樓夢考證》為始作俑者。平心而論，胡文對於《紅樓夢》的研究，功不可沒。隨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又別開生面，拓展疆域，其貢獻也是不能一筆抹殺的。然而無可諱言的是，自鄶而下，考據派的路子卻越走越狹隘，由自我作繭馴致走火入魔，把紅學弄成了曹學，支離破碎、繁瑣不堪而又言不及義。曹雪芹之所以重要、之所以有價值，在於他寫了一部不朽的藝術品，現在撇開這部不朽的藝術品的價值不顧，而一味捕風捉影，專門去考據一些與紅學毫無關係的私人起居注，終至淪於「演丹麥王子而不要哈姆雷特」的魔障。今後紅學的發展，恐怕需要某些紅學家們對自己工作的方向和方法乃至價值觀首先進行一番必要的自我批判。義理派是要求對《紅樓夢》這部不朽的藝術品做出思想理論上的理解和評價的；因此，考據派對於義理派似乎應該給予更多的重視，包括吳先生（和他當年教導過的那批青年學生）的貢獻在內。惜乎當年先生指導之下以手抄形式流傳的許多篇習作文章，歷經離亂，如今恐怕是都已蕩然無存了。 在遵義浙大聽吳宓講《紅樓夢》[17] 王樹仁[18] 吳宓教授以比較文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紅樓夢》，和王國維先生以叔本華的哲學思想為指導對《紅樓夢》進行研究，在當時都起到了開拓紅學研究新領域的重要作用，使人耳目一新。筆者有幸於1944年在貴州遵義浙江大學聽過吳教授一次有關《紅樓夢人物分析》的報告[19]。他以中外文學名著中的人物與《紅樓夢》人物做對比分析，並純熟地背誦出作品原文；他以其高超駕馭文學語言的能力，把問題講得既透徹又生動，包括不少文科教授在內的聽眾，如醉如痴，無不為他的深刻分析、精闢見解所傾倒。這次報告以後，遵義街頭巷尾都在擺談《紅樓夢》人物，古城驀然颳起了「吳宓風」。這件事過去幾十年了，卻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有人說吳宓的報告，當場如能一字不誤地記錄下來，就是一篇絕妙的散文。聽過這次報告，確有同感。 * * * [1] 賀麟（1902—1992），四川金堂人， 哲學家、教育家、翻譯家。早年在清華大學求學時，受吳宓先生影響，立志以介紹和傳播西方古典哲學為事業。1938年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執教時曾與吳宓先生同住一室，其後一直與吳宓先生保持交往。 [2] 1992年9月13日《文摘報》摘自《社會科學報》第322期載高增德文。 [3] 本篇兩段文字，節錄自繆鉞《回憶吳宓先生》，原載黃世坦編同名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 繆鉞（1904—1995），字彥威，江蘇溧陽人。北京大學肄業。久任中學、師範國文教員。1938年任浙江大學教授，1946年任華西大學中文系教授兼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1952年1月起，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研究所副所長。 [5] 本文摘自台北《傳記文學》第四卷第四期所刊李覲高撰《涇陽吳宓》一文。 [6] 李覲高（1910—1987），河北元氏人。1936年北京大學畢業，抗戰期間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任教員，西安市政府任秘書長，其後轉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科長，1949年隨部遷往台灣，任「行政院」參事。 [7] 編者按，作者上述記憶有誤，吳宓1939年感懷身世，所作新紅樓夢曲之（七）〔世難容〕，與李君記述多有不同。 吳宓原作如下：「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唯物論腥膻，白話文俗厭。卻不知行真人愈妒，守禮世同嫌。可嘆這，危邦末造人將老，辜負了，名園麗景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碌碌違心愿。只贏得，花落無果空枝戀。又何須，高人名士嘆無緣。」 [8] 此系誤傳，蓋吳宓從不曾引「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以自比。其所作〔世難容〕在此二句後，有自注說明此事：「昔當一九三四年春，在清華古月堂西餐社座中，會食閒談。同人以《石頭記》中人物方今之人。劉文典君（叔雅，合肥）口誦此二句，曰：宓應比檻外人妙玉。宓亦竊喜，故宓是年五月六日《感事》詩有『隔世穠歡檻外身』之句。此乃本曲所託始，否則宓何敢自比妙玉，更何敢掠用此二句之原文乎？」 [9] 本篇節錄自楊周翰《吳宓——中國比較文學的拓荒者》，原載黃世坦編《回憶吳宓先生》，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0] 楊周翰（1915—1989），原籍江蘇蘇州，生於北京。1939年北京大學外文系畢業，留校任教。1946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研習英國文學，歷時三載。畢業後，在劍橋大學圖書館從事整理漢學書籍工作。1950年回國，任清華大學外文系副教授。1952年轉入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授。 [11] 石社是西南聯大喜讀《石頭記》的師生自發組織的一個文學研究社團，定期討論《石頭記》，交換讀《石》心得。社員所寫論文，曾編輯成冊，放在西南聯大圖書館，供眾閱覽。本文節錄自關懿嫻《忠厚長者，博學多聞——憶吳雨僧師》，原載黃世坦編《回憶吳宓先生》。 [12] 關懿嫻（1918—2020），女，廣東南海人。1943年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大、中、小學教師。後留學英國，回國後，任教北京大學圖書館系。曾發表《紅樓夢與才子佳人派小說——曹雪芹先生替我們完成了一個和平的文學革命》（重慶《華聲》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1945年1月）。 [13] 本文最初發表於2009年4月11日 《文匯報·筆會》。 [14] 編者按，吳宓所題之詩題為《題陳慎言所作虛無夫人小說》，原作於1934年。周汝昌誤以為《虛無夫人》為「陳寅恪所作」，是記差了。吳學昭《周汝昌的北碚之行》（發表於《文匯報·筆會》2009年5月21日）一文對此做過訂正。 [15] 本文作於1990年，摘自《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第103—106頁，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6] 何兆武（1921—2021），原籍湖南嶽陽，出生於北京。歷史學家、翻譯家。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外文系讀研究生。曾任職於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後長期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著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等，譯著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 [17] 本文摘自王樹仁《豪華洗盡見真淳——寫在吳宓教授逝世十周年》，作於1988年元月，文經繆鉞教授修正、補充。原載黃世坦編《回憶吳宓先生》。 [18] 王樹仁，1946年畢業於浙江大學中文系。曾任職於東北財經學院、遵義醫學院圖書館等。 [19] 指1944年10月6日晚，吳宓先生應浙大外文系學生會之邀，在社會服務處為外文系及大眾講《紅樓夢》，聽者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