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辭賦 · 結束語

賦這種文體雖然早在戰國時代已經產生，但歷來論賦者莫不以漢魏六朝為賦的全盛時代。這是因為戰國賦家中雖有屈原這樣偉大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一般都不以賦名，其性質亦近於詩。繼起的宋玉雖有稱賦的作品，但它們是否出於宋玉之手，歷來還有爭論，而且其鋪陳誇飾的特點也才露端倪。加之漢魏六朝擁有眾多的作家和作品，其中頗多傳誦之作，所以人們談論辭賦，往往以這一時期為重點。 其實正如上述，漢魏六朝辭賦本身是在不斷變化和發展的。不難看到，兩漢和魏晉南北朝的辭賦就不太一樣。兩漢雖也有若干抒情小賦，但畢竟以大賦為盛；魏晉南北朝雖也有大賦，而比較傳誦的則多為抒情小賦。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說，大賦和抒情小賦的興衰亦有其必然的原因。像西漢司馬相如、楊雄的大賦，在今天也許較少受到讀者的喜愛，但它們在文學史上卻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因為在 西漢時代，我國文學的傳統積累還不像後來那樣豐富，因此像司馬相如那樣寫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的大賦，顯然是一種艱巨的事情。加上他身處漢帝國的全盛時代，他的賦作也確實反映了這個時代興旺發達的氣象。繼起的楊雄雖然處於西漢開始衰落的時代，但表面的繁榮景象畢竟還在，所以亦非有意粉飾太平。他們的辭賦至少有兩大特點在文學史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就是氣勢宏大、筆力雄健和辭彙豐富、善於誇飾。所謂氣勢宏大、筆力雄健，在內容方面主要是指作者們善於描寫宏大的場面，眾多的事物。這種描寫一般比較簡煉概括而不失於繁瑣。在形式方面則主要是多用排比，句法多變，不流於整齊劃一。這一特點在某種程度上接近於後來文論家所謂的「陽剛之美」。漢代大賦的這一特點對後世的辭賦、散文均有影響。例如鮑照的《蕪城賦》之所以為一些提倡散文的人所欣賞，就因為它繼承了漢賦那種剛健的筆力。後來一些散文家之欣賞司馬相如、楊雄的賦，也正是從這一特點著眼的。如韓愈在《進學解》中提到「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就是因為他從司馬相如、楊雄那裡學習了這種筆法。他的《平淮西碑》典雅莊重，即取法於司馬相如；他的《送孟東野序》氣勢雄駿，亦與司馬相如、楊雄之作相類。其他辭賦家和散文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們的影響。 至於漢代大賦辭彙豐富和善於誇飾的特點，對 後世的影響尤為明顯。關於這點，晉代葛洪在《抱朴子·鈞世篇》中曾認為《詩經》不及漢晉大賦「汪濊博富」。他說： 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指《魯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指《鄭風·叔于田》）盧鈴（見《齊風》），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見《周頌》）《雲漢》（見《大雅》），何如郭氏（璞）《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同見《小雅》）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 他這樣比較雖不一定很確當，但漢魏兩晉人的辭賦在描寫手法的豐富及辭藻的廣博華麗方面，確實大大超越了《詩經》。這是文學本身發展的必然結果，雖不能以此苛責《詩經》，卻不妨說後人比前人確有高明之處。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在漢代詩歌寫作幾乎陷於停頓，鍾嶸《詩品》說：「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這一時代的所謂純文學作品，其實只有辭賦一體，所以文學語言的豐富和發展，基本上依靠這些辭賦家的努力，而這些辭賦家也確實作出了他們的貢獻。劉勰在《文心雕龍·誇飾篇》中曾談到這些辭賦的長處：「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耀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 聲貌岌岌其將動矣。」這個評價也許過高了一些，但這些辭賦家對豐富文學語言及描寫技巧，確實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事實上魏晉以後詩多傑出的詩人，大抵都兼作辭賦。他們不但在作賦時曾向兩漢賦家學習，就是作詩，也有不少意境取自漢賦。如曹操《觀滄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等名句，顯然化用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中「日出東沼，入乎西陂」之句。曹植的《白馬篇》中「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與「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諸句，亦屬化用張衡《西京賦》中「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之句。建安詩人所以取得這樣輝煌的成就，不能說和他們熟悉漢賦並從中汲取營養無關。建安以後如晉太康詩人和南朝元嘉詩人之作，其辭藻華麗，亦與吸取辭賦創作的成就有一定關係。特別像謝靈運、鮑照一些描寫山水的詩，常有較古奧的辭彙，這顯然是為了反對平淡無味的玄言詩，而向辭賦學習的緣故。事實上這些詩中的一些古字，往往是辭賦中常用而在前人的詩中較少出現的。所以漢賦本身雖不甚為今天讀者所喜愛，而其影響後代詩人，特別是為魏晉以後詩歌的繁榮準備了條件。這個功績亦不應忽視。至於魏晉以後的辭賦，在技巧和辭藻方面，亦曾不斷地影響後來的詩人，如前面談到的孫楚、顏延之等人的賦，就對唐代李白、杜甫等大詩人也有所沾溉。至於唐詩中效法辭賦的作品為數亦不少，如杜甫的《火》、《三川觀水 漲》，韓愈的《南山詩》等，排比鋪張，手法即與辭賦類似。 至於漢魏六朝辭賦在文體方面的作用，亦頗值得注意。歷來論賦者常將賦分為「古賦」、「駢賦」和「律賦」等幾類。其中律賦產生於唐以後，純是應科舉之作，沒有多大價值。關於古賦與駢賦之分，其實也和散文與駢文之分一樣，並無明確的界線。例如晉宋二代之賦，就像當時的文一樣，有些很難說是「古體」還是「駢體」。因為一般來說，駢文之興，本由於古代漢語是單音節詞，便於對仗之故。散文中駢句的增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受了辭賦的影響。因為賦有鋪陳的特點，勢必使用排比對偶，排句而略求字數整齊，就自然形成了駢句。所以自漢以來，賦和散文就出現了一個駢化的過程。只是到了齊梁，駢文才占主導地位，辭賦中的駢賦，似亦正式出現於此時。由於駢文越來越講求聲律，於是駢賦就發展成了律賦，直到後來限韻作賦，則完全成了文字遊戲。 在賦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點很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文體方面和詩的相互影響。賦本身雖是由詩發展而來，但到後來似乎分了家。據陸機《文賦》的說法，賦是「體物」之作，而詩則為「緣情」之作。所以在漢魏，詩、賦在辭藻、技巧方面雖相互影響而文體則頗有區別。但自抒情小賦出現後，西晉傅玄、夏侯湛等人由於試圖用接近詩的句子寫賦，後經湛方生等人的努力，終於發展成為像沈約《八詠》那樣的作 品。這種作品使梁陳的抒情小賦進一步接近詩，而這些小賦的句法又為隋唐歌行的出現準備了條件。試看唐代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帝京篇》諸作，從反映社會生活而論，顯非南北朝後期那些短賦所能及，但從刻畫貴族生活的手法以及文體特點方面看，都和蕭綱、蕭繹等人的小賦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可以說漢魏六朝辭賦不但本身有它的卓越價值，而且它為唐詩繁榮所作的準備，亦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