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史論集 · 中國民族與外來文化

一　民族混合與文化混合 中國民族，從有史以來，就經常與外族相混合。至遲從夏朝開始，中國的歷史上即已有民族混合的記載。中國民族的形成與擴張，實際是多種民族混合的結果。夏、商、周三朝的建立者，便是三個源流不同的民族。它們先後統治了中國北方的所謂中原地區，相互同化，同時又各與其勢力所及地方的土族同化，經過一千數百年（約自西元前二十一世紀初至前八世紀中）的揉塑，漸而摶結成一大民族。它們對異族，覺得自為一整體，自稱為「諸夏」，有時也被稱或自稱為「華」，至遲在西周末年，這種型態已經成立。這種民族混合最主要的推動力便是文化，文化的混合使許多不同的民族結成一體。相反的，某些民族雖與諸夏種姓相同，但因文化的差異，也被擯斥於諸夏之外。例如周代的羌戎（在今山西介休縣一帶），與周王室母系的姜姓同族；驪戎（在今陝西臨潼縣一帶）則與周室同姓；但它們被視為異族，這自然與文化不同有關。大體說來，諸夏文化已進至農業和城邦的階段，而所謂戎狄則尚處於遊牧部落的狀態。由於生活方式的不同，雙方的禮俗、言語、飲食、服飾、戰術等方面也連帶發生顯著的差異。因此諸夏與戎狄之別，主要是一個文化的分野，種族的不同尚在其次［1］。至於戎狄盤據的地區，也並不全限於邊疆，即使在諸夏的中心地區，也有若干尚未被同化的異族存在。 商周行封建制，民族的混合甚為遲緩，而且是局部性的。到東周，封建制度漸壞，大規模而急遽的民族混合隨之開始。春秋時代（前七二二至前四八一年），「諸夏」的範圍仍是相當狹小，不但秦、楚、吳、越等國都被諸夏國家視為異類；即使諸夏地區中，如齊、晉、鄭、衛等國，也還有多種的戎狄雜居著。到戰國時代（前四八〇至前二二二年），內地戎狄大都被諸夏國家征服或同化，使諸夏內部的種族日趨單純；而邊疆的國家如秦、楚、越等也因長期吸收諸夏文化，漸而進入諸夏集團，使諸夏的範圍擴大了不少，這範圍又被稱為「中國」。同時中國集團的若干分子，在外型與內容兩方面都發生了大變化。它們從封建式的國家，進而為軍國主義式的強國。領土完整，不再分割；政權集中於國君，不再為貴族所壟斷。同時它們對境內和鄰近的異族地區，從事經營開拓，版圖日益擴張，國勢也日益強盛，齊、楚、秦、燕以及分晉而成的韓、趙、魏，都是這一類型的國家。他們所以能有這樣輝煌的成就，則與採用法家的政治原則與技術有莫大的關係。 法家之學，大致說來是一種專以富國強兵、君主集權為目的的學說，它興起於戰國初期，可分東西兩派：東派起於齊國，這一派法家思想的書，有《管子》、《晏子》等。其作者並不是春秋時代的管仲和晏嬰，而是後人所假託的，但其中當有一部分是管、晏的政治思想和施政方針。其論點著重於經濟，即如何使國家人民致富用富等。西派為三晉，其論點則著重在政治，即如何執法立信，加強政府的權威等。這一派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克、商鞅、慎到、申不害、韓非子等。秦實行法家的政策時間最長，也最澈底；但為它設計和執行政策的人，則來自三晉。論者謂法家起源齊、晉、秦等地的學政習法和典刑者，這種說法大致可以成立［2］。但齊、秦、三晉等國，何以宜於法家之興起？這一點可能與外族的刺激有關。以上諸國，類皆華戎雜居。晉國境內遍布戎狄，齊有維夷、萊夷等異種，秦則居於西戎之中。它們與外族日處於鬥爭之中，必須加強軍力，統一政令，始能克敵致果。外族的風氣本來質樸強悍，列國的人民與之雜居，難免受其影響；加以不斷的鬥爭，更增加其尚武的精神。而法家的嚴刑峻法，養成他們服從命令恪守紀律的習慣，驅使他們「併力於耕戰」，國家乃隨之富強。到外族歸附，內部鞏固之後，它們又展開對外的擴張，更須造成一種力大而易驅使的民俗。在這種環境中，法家的思想最易滋長，其政策也最易被接納。 春秋時，齊、晉、秦、楚四國，境內外族龐雜，日事經營開拓，軍力也隨之擴充。齊國最初的領土，本是今山東省的北部，膠東半島地區，則為萊夷所盤據，與齊人不時鬥爭。到桓公（前六八五至前六四三年），齊國東境已擴展至海，內部已沒有種族問題，因此才有能力西向稱霸。晉處於戎狄之中，四向開闢疆土，獻公（前六七六至前六五一年）致力擴軍滅國，掩有整個汾水流域，曾討伐驪戎，大獲克捷。但他晚年荒於酒色，身死國亂，狄人的勢力復熾。文公（前六三六至前六二八年）母為狄人，且曾居狄十二年，因此即位後能和輯狄夏，擊敗楚師，而迅速定霸。文公以後，晉室致力於狄人的征服，赤狄以及肥鮮、虞鼓、中山諸狄，皆為晉所滅，疆土大擴。秦則於東周之初，驅逐犬戎，取得周王畿的西部。其後又伐邽冀戎，闢土至今甘肅省東境。至穆公（前六五九至前六二一年），因東向發展為晉所阻，乃改變方針，致力於西戎的經營。結果滅國十二，闢地千里，掩有渭水流域的大部。楚於西周末年稱荊蠻，為周患害，曾為周宣王所撻伐。春秋初，諸夏國家，猶以蠻夷視之。其後屢次北進，為齊、晉所阻，不能得志，轉而經營南方。楚人也以蠻夷自居，一味以武力兼併為務，因此滅國甚多，如弦、黃、江六等國，都是南方土族，從未沾染華風。楚莊王（前六一三至前五九一年）時，又滅庸、舒等國，伐陸渾戎（今河南嵩縣），並擊敗晉師而稱霸中原。莊王以後，楚人逐漸改變其極端的武力兼併政策，並要求加入諸夏集團，這自與長期吸收諸夏文化有關。總之，以上四國，致力於開拓事業最為成功。外族地區給予它們廣大的發展空間和經濟資源，而民族間的鬥爭及同化，也養成其國人的勇武精神，因此國家富強，蔚為霸主。到戰國，這些國家又採用法家的政治學說，厲行軍國主義，於是國勢益強而戰爭也愈烈，整個世局也隨之發生巨變。 戰國初期，晉分裂為韓、趙、魏三國。魏據有晉的中部和西南部，地盤最大。其開國君主魏文侯（前四〇三至前三九七年），以李克制訂新法，改定稅制，國家大治。因此魏國成為戰國初期最強的國家。至惠王（前三七〇至前三一九年），齊國興起，魏始衰落。齊於威王（前三五五至前三二〇年）時奮起圖強，曾兩敗魏師。其後宣王（前三一九至前三〇一年）重創燕國，湣王（前三〇〇至前二八四年）滅宋，國勢極盛。齊國受東派法家學說的影響，早有開發利源裕民富國的傳統，戰國時又建立以軍功得官的制度，以是國富兵強。但湣王滅宋後，志氣驕盈，因濫事征伐，為燕所乘，國勢大衰。燕僻處東北，國力不強，但亦曾大敗齊國，並擊敗東胡，拓地至今遼東半島。楚於戰國初期，曾以吳起變法，推行新政。同時不斷四向擴展地盤，於列國中版圖最大。但至楚懷王（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年），兩敗於秦，勢力大挫。楚國因地大人稀，生活環境優越，文事大興，而法令漸趨寬緩，政治也日見腐敗，國勢因而不振。韓國於昭侯（前三六二至前三三二年）時，以申不害為相，厲行法治，內修政教外應諸侯者十五年。但因地狹人少，始終未見強大。趙於武靈王（前三二五至前二九九年）時提倡尚武精神，下令國人必須胡服，以習騎射，曾北攻狄人所建的中山國（今河北定縣），並經略匈奴地數千里，流風所及，趙人以勇武善戰名於當時。到長平之戰（前二六〇年）趙敗於秦，六國的滅亡命運，也大致決定。 以上六國，雖多任用法家，推行新政，而稱雄於一時，但富強之後，其統治階層轉趨奢侈驕泰，漸失去往日奮發有為的精神。齊、楚、魏、趙等國，莫不如此。齊國的君主貴族，豢養了不少「談天雕龍」的清客，以異說奇談侈言於朝廷中。齊公子孟嘗君，有門客數千，其中不乏「雞鳴狗盜」之徒。此外如楚春申君、魏信陵君、趙平原君、燕太子丹等，也都以養士著稱。這些所謂的「士」，大都是游食之人，純粹的寄生者，而甚少才智之士。這類現象，與法家政治思想是背道而馳的，所以養士之風盛，亦即法家之政衰。因此這些國家的強盛，都相當短暫。唯有秦國，實行法家的政策最久，也最澈底。從秦孝公（前三六一至前三三八年）到秦王政（前二四七至前二二一年），法家政治一脈相傳，達一百四十年之久。孝公時，商鞅變法，秦國家給人足，盜賊絕跡，社會異常安定。同時獎勵軍功，舉國上下都以對外戰爭為主要出路。秦人本具有戎狄尚武的特性，加上完密的組織和嚴格的訓練，因而軍隊精勇，所向克捷，終於併吞六國，造成史無前例的大一統之局。 秦的大一統之局的造成，是「諸夏」或「中國」民族和若干外族在種族和文化混合的結果。這次民族大混合，歷經春秋戰國五百年而告成。以中國民族的智慧文明，混合外族的勇武精神，才建立了這件揭地掀天的偉大事業。大一統之局的完成，在國史上具有無比的重要意義。在此以前，無論名義上如何，中國實際上是分裂的。所謂「諸夏」或「中國」，只是個籠統的概念，並無確切的範圍及實際組織；到秦統一，「中國」二字才有具體的表現，它代表著一個龐大帝國和它的土地人民。緊接著大一統之局出現的是秦漢的大帝國。秦漢於統一之後，隨即對外擴展，驅逐匈奴，並征服百越。漢於秦亡後，休息了一段時間，而後繼續開邊，版圖較秦時擴大一倍，造成國史上的極盛時代，最難得的是強盛的保持，漢歷時四百年，而其盛世，竟有三百年（前二〇〇至西元一百年）。其間除了極短時間的戰亂，帝國始終是富強的。 隨著民族的混合與大帝國的建立，學術也漸漸由分裂走向統一之途。自東周初年，封建制度漸壞，各種學術大興。秦以崇尚法家而統一天下，漢承秦法，但對秦的迅速滅亡，深懷畏懼，因此雖在政治制度上承襲秦舊，但於立國精神和原則上不得不另覓長治久安之道。所以漢初崇尚黃老，行無為之政。經六十年的休養，到漢武帝時，國力漸充，又趨有為，這時黃老政治已不能配合大帝國事業的發展，於是又復尚法，但漢室終不敢以尚法為名，因而提倡儒術。漢武一代，始終尚法，儒術只是裝點門面。但武帝多少受了些儒家學說的影響，其政治雖然嚴厲，仍知顧全民命，不若秦代的殘虐。晚年且深悔濫用民力，並改變方針，與民休息。但漢帝國經數十年的開邊戰爭，加上武帝的奢侈無度，元氣因而大傷。武帝以後各朝，每以武帝為戒，一意以守成為務，儒家學說便在這種環境中滋盛起來，所以儒家之興，實是一種自然的趨勢。武帝以後兩百年富強康樂之局，實賴儒術維持；但中國民族的尚武精神與進取意志，也因儒學的盛行而漸趨消沉。秦帝國的事業，是以最積極的政治思想與技術配合秦人外族化的尚武精神創造出來的，因此秦的政治，專以擴張權力、財富及土地為目的，從不止息。但因過度擴張，斫喪國本，而至於迅速崩潰。漢初推行無為政治，但漢人的尚武精神猶在，因此首都長安，雖日處匈奴侵逼之下，仍能屹立而不搖。至武帝，國力已充，再以法術而集中國力，遂能重創匈奴，開闢四境。武帝以後，儒術大興，漸成持盈保泰的局面，國家雖得有長期的治安，但儒家的人道主義及和平政策，亦日漸浸潤國人的思想，行之既久，漢人尚武精神及進取意志亦漸趨沒落。到東漢後期，整個國家民族，呈現出顯著的衰象。 二　中古時期的胡化 東漢和帝一代（西元八九年至一〇六年），是漢帝國興衰的轉捩。在他以前的近三百年間，漢帝國除了內部幾次短暫的叛亂，國勢始終是強盛的。但從和帝起，帝國逐漸呈現出衰象。宦官開始抬頭，與外戚角逐政權，而於桓靈時代（一四七年至一八九年）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他們的貪污殘暴，造成漢帝國內部好幾次巨大的動亂，諸如黨錮之禍、黃巾之亂以及軍閥的稱兵等。而武帝以後歷代遷移至帝國邊區的若干外族，至此也趁機向帝國內部發展，最後竟至使整個北部和西部的邊區，變成他們的殖民地。外族中為患最烈的是羌人和鮮卑人，為抵禦他們，漢廷必須屯重兵於邊地，結果產生了不少軍閥。若干軍閥更利用胡人組成堅強的軍隊，作為發展其野心的工具，這象徵著漢人的尚武精神已日漸消失。內憂與外患，促使這個龐大帝國，走上瓦解之途。 從漢末曹魏以降，政治風氣日益敗壞，其特點是絕大多數的政府首長，尚功利而無操守，重現實而乏理想。這種風氣，根源於漢末的黨錮之禍，而曹操更是其助長者。他以法術治國，曾公開聲明求才但取治術而不重名節，於是傾險好利之徒，紛紛登上政壇，政風不問可知。其後司馬氏篡魏，魏臣中較有政治才識的，都被誅除，政治益趨退化。晉武帝平吳後，舉國上下依然浸潤於一種奢侈腐敗的暮氣中，武帝始終沒有振刷的決心，結果種種禍亂在他身後一起爆發。惠帝（二九〇年至三〇六年）即位，因賦性低能，皇后賈氏乘機擅權亂政。她利用宗室諸王，相互屠殺，終至造成內亂，干戈相尋者十餘年，國事益不可為。當諸王忙於內爭之時，中國境內的若干胡族，也乘機脫離晉室的絆。到懷帝（三〇七年至三一二年）即位，諸王的兵爭雖止，胡族的侵迫，又接踵而來。 從惠帝末年，胡族開始叛亂。至懷帝，叛亂愈演愈烈，史家名之為「五胡亂華」。所謂五胡，是指匈奴、羯、鮮卑、氐、羌，也就是當時胡族的主要種類，都是從西漢中葉起，經東漢和三國時代陸續遷入中國的。它們原都降順中國，政府為便於保護管理，遷之於邊地，其後種類繁衍，因中國的內亂分裂，漸向內地擴張。到晉，胡人益向內逼，北方的重要戰略地帶，全在其勢力範圍之中，對於晉帝國的中心地區，形成半包圍形勢，終至發生大規模的叛亂。十餘年後，胡人便掩有整個北方，晉室被迫偏安於江左。從東晉到南北朝，胡族占據北方達二百六十餘年（西元三一七年至五八〇年），在這段時期內又發生了第二次的民族大混合。北方胡族因晉室南遷，中原無主，紛紛建國稱號，相互殺伐，經一百二十餘年的混戰，而後統一於鮮卑人所建的北魏（四三九年）。魏歷祚百餘年，因內亂分裂為東西魏，繼而演變為北齊、北周。其後北齊為北周所滅（五七七年），北周又為隋所篡（五八一年）。南方的東晉，亦於偏安百餘年後為宋所篡（四二〇年）。宋亡後繼有齊、梁、陳三朝。魏統一後，北方漸安，但塞外的部族柔然仍為邊患。齊周之時，柔然亡而突厥興，為害益烈。南方諸朝，雖北伐屢次失利，但對境內蠻族地區的開闢經營，則甚有績效。隋建國後，先以全力制服突厥，而後乘機南伐，一舉滅陳。這時中國境內的種族問題，已大致解決，大一統的局面，因而重現。 中國文化，在漢末也呈現衰象，儒學漸成為一種無靈魂的空架，學者只知對若干經典的小問題尋索考證，而缺乏創造性的新思想，因此漸漸被人厭棄。當時較有獨立思想的人，大都依附於老莊。平民的迷信也日漸加深，道教會便在這時成立。政治的腐敗，引起外族的叛亂；思想的空虛，也同樣招致外來文化的入侵，佛教便在這種情形之下，熾盛起來。佛教本於東漢初年，自西域傳入。自武帝始通西域，其後中國更長期掌握西域的政權，因此這個地區逐漸成為東西文化交流的孔道。中國的絲綢，輸向西方；西方的文化，也大量傳入中國，除佛教外，尚有音樂、歌舞、技藝以及若干動植物等。但自武帝至東漢前期的兩百年間，中國的政治穩定，儒學昌盛，佛教在中國流行不廣。直到東漢後期，中國傳統文化已趨於衰微，佛教才乘時興起。 兩晉南北朝時代，佛教大盛。天竺、西域的佛教大師，紛紛來華，從事譯經傳教。佛經的翻譯，始自漢末，東晉時其風益盛，佛教也自此成為一種普遍性的宗教。至唐代前期，譯經事業，到達巔峰狀態。譯經的風氣，前後持續達六百年。天竺的佛教思想，便借著這些翻譯的佛經在中國散播，中國人的思想學術和生活都因而發生劇烈的變化。國人因譯經而創造新字和成語，達數萬之多，對中國語文的辭彙和內容，其影響不言可喻。而佛教思想，與以儒道為主的中國傳統思想，經數百年的激盪揉塑，到唐代兩者逐漸融合，形成一種新文化。唐人的詩，如王維、白居易等人的作品，已含有濃厚的佛學色彩。又如唐代盛行的禪宗，主張明心見性，頓悟成佛；這個宗派，雖於南北朝時源起於天竺，但唐代的禪宗思想，已與天竺佛教的出世思想頗不相同，反與中國的儒家和老莊思想，有相近之處。這無疑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所以禪宗也可以說是中國化的佛教。至於宋代的理學，則是儒學與禪學的結晶。 唐代的天文學與數學，都受天竺的影響，而其媒介人也是佛教徒。宗教與天文有密切的關係，天文又與數學不可分，因此不少這類的書籍，隨著佛教輸入中國。唐代曾屢次改易曆法，開元時，僧一行作《大衍曆》，最稱精密，這是唐代天文學進步的結果。醫學也隨著佛教輸入中國，其中最為中國人士所讚許的是眼科醫學。天竺佛徒龍樹大師，便擅長眼科醫學，他並著有《眼論》，流傳中國。此外如催眠術、按摩法、長生術等，也都自天竺傳入；並有不少天竺醫籍，由佛教徒攜帶東來，譯為漢文。繪畫也受天竺畫法的影響，例如天竺的暈染法（即陰影法）自南北朝時傳入中國，對後來繪畫的風格技巧，有甚大的影響。又如中國建築中常見的牌樓，也仿自天竺。這類藝術，大都是隨佛教東來的。總之，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除佛教外，再沒有一種外來思想影響中國人如此大而且久的了。 自南北朝至唐，佛教以外的若干外國宗教，也有不少傳入中國。如祆教、景教、摩尼教、回教，都在這段時期自中亞傳入。祆教於北魏末年傳入中國，當時稱之為「胡天」，北魏、北齊及北周帝室，均有信奉者，傳布益廣，長安、洛陽以及磧西諸州，均有祆寺。景教為基督教別派，於唐貞觀中傳入，太宗並下詔建寺，當時名「波斯寺」，其後諸州均各建寺。玄宗時，以景教出自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因而下詔改名為大秦寺。德宗時，大秦寺僧景淨等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述其教德業之盛。至於景教經典，唐時譯成中國文字的，數達三十五種。摩尼教傳入中國，始自武后時代。安史亂後，回紇人多信此教，因此日盛。寺院自長安及於諸州，稱大雲光明寺。回教約於高宗初自海道輸入中國，最初只在廣州一帶流行。安史亂後，大食人自海路來華經商者日眾，寺院益多，但仍限於南方。另一方面，回教隨著大食勢力的東漸，傳入中亞及天山南路。其後在中國西北及南方地區，日益擴展。 以上各教，在中國流傳，雖不如佛教的久遠廣大，但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尤以摩尼教和回教為最。唐武宗時，唐室排佛，並禁斷各國宗教。祆教、景教因而衰落。摩尼教在諸新教中實力為最強，其教徒也最為頑悍。自遭武宗禁止，各地紛起反抗，以致京城摩尼教徒死者七十二人，各地死者過半。其後摩尼教與其他秘密宗教，為唐室所禁，但人民仍私組教會，相互傳習，末流趨於妄誕。五代後梁末帝時，陳州（今河南淮陽）曾經發生摩尼教徒之亂。其秘密活動，至宋代仍未止息。北宋末年，睦州人（今浙江建德）方臘倡亂，事經年余，死者達兩三百萬，也與此教有關。南宋時，摩尼教改稱明教，其活動至元末而益盛。元末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其子林兒，自號小明王。朱元璋繼之，建國號為「明」。從這些事可以看出摩尼教與佛教揉合的跡象。回教自元世祖統一中國後，盛用西域人，以是流傳中國各地，尤以西部邊地為盛；南方的廣州、泉州、杭州、揚州以及雲南等地，也是回教徒集中之地。下至明清，回教益盛，教徒散居各地，成為國人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 宗教之外，其他傳自西域的若干事物，也於南北朝時風靡一時。北魏盛時，西域人歸化者達萬餘家。北魏分裂後，寄居洛陽的西域人，大部為東魏、北齊所得，因此北齊的宮廷最為西域化。其時中國最流行的音樂是西域的龜茲樂，直至隋唐，盛況不減。工藝技術方面，也受西域的極大影響。隋代的三大技術家宇文愷、閻毗、何稠等均含有西域的血統，隋代許多宏麗精妙的傑作，都是他們以西域的奇技來附合中國的規制而完成的。隋代的若干偉大工程如大興城、洛陽城、仁壽宮、廣通渠、通濟渠等，也都是他們的傑作［3］。 唐代武功特盛，四境大辟。李唐皇室，起源於北朝胡化的漢人，對所謂夷夏觀念，本甚薄弱。唐帝國建立後，雖然屢次征伐外族，但等到異族降服，便視如一國，不加猜防，因此外族入居中國者極多。估計從太宗貞觀初至玄宗天寶初期的一百二十年間，外族被唐俘虜或歸降唐室因而入居中國的，至少在一百七十萬人以上。包括突厥、鐵勒、高麗、吐蕃、党項、吐谷渾以及西域諸國之人，他們有不少在中國朝廷中做官。外族來華經商傳教的，也極眾多。波斯人、大食人以及西域賈胡等，遍及廣州、洪洲、揚州諸地；而新羅及崑崙等種人，多為國人用為奴隸。這些外族，定居中國，不少與中國人通婚，他們的文化也隨之傳入，在中國境內自由發展。當時諸外族，以西域人的文化水準最高，所以唐人吸取的外來文化，仍以西域文化為主。舉凡音樂、歌舞、技藝、衣食，都為唐人所普遍愛好。至玄宗時，風靡達於極點。據史書記述，當時國家的禮樂機關太常所演奏的樂曲，也以胡曲是尚；一般貴族士女，也都喜胡衣胡食［4］。可以看出中國人醉心胡化的一斑。 此外，從東晉到南北朝，由於外族長期占領中國北方，若干外族的風俗也無形中感染著漢人。這個時代的許多獨特風氣，都是以往儒家社會中所罕見的，例如殘殺即是其一。胡俗本好武嗜殺，北朝所有胡族或胡化的君主，除了少數傾慕漢化的，其餘莫不好殺。魏太武帝和北齊諸帝，是其尤著者。淫亂之風，雖南北一致，但北尤甚於南，主要也是受胡俗的影響。胡族的倫理觀念，比較薄弱，因此北朝的君主及貴族，大都荒淫無度。北朝帝室的淫亂行為，以北齊為最，其烝報醜行，為歷代所罕見，而后妃失德的，也所在多有。但胡族的男女地位，比較平等，影響所及，漢人的女權，也為之提高，這可以當時的「妒風」之盛為證。史稱北齊時代的婦女，莫不「以制夫為婦德，能妒為女工」。這與儒家社會婦女以三從四德為信條的情形相較，不能說不是一種解放。另一種風氣是過度的功利主義，這種風氣，雖然不是完全來自胡俗，卻也與胡俗有關。南朝的士大夫，大都不講操守，其最重視的，是門第和既得權位的保持，對改朝換代，則漠不關心。至於在位者的貪污好貨，更屬常事。這種風氣，上承魏晉，不必贅述。至於北朝功利主義的瀰漫，則無疑與胡俗有關。胡俗本尚功利，其入據北方，宰治漢人，自以滿足其功利慾望為最大目標。自西晉末年胡族倡亂起，莫不以殺戮劫掠為務，遂使長安、洛陽等名城大都，化為墟丘。其後晉室南渡，胡族混戰，北方糜爛更甚。後趙石虎都鄴，大興土木，窮奢極侈；北魏太武帝南伐，赤地千里，可想見其搜括之甚和劫掠之慘。魏孝文帝漢化，風俗稍正，但孝文帝以後，風氣又壞，貴族們貪污腐化，愈演愈烈。至北齊，重用西域人，竟至於官商不分的地步。社會上也瀰漫著重利之風，所謂「財婚」，視婚姻為商業行為，便是最好的例證。這幾種風氣，直至隋唐，都依然存在。 這些風俗，在中國傳統的儒家社會中，是不能容忍的。但當時儒學衰微，沒有改善世風的力量；佛學和老莊也同樣不能作有效的矯正和補救。因此南北朝以降的政治社會的基礎，始終不十分穩固。隋唐帝國的衰亂，與此也有密切關係。所以從好的方面說，經過東晉南北朝二百七十多年的民族大混合，使中國產生了新的力量；思想界擺脫了儒學的束縛而得到解放，同時又吸收了外族的勇敢進取精神，終能下開隋唐的盛世。從壞的方面說，儒家的政治及倫理學說，對維持政治及社會秩序，究不失為一種較好的辦法；儒學既衰，由佛學、老莊及胡俗所支配的社會政治秩序，極易發生動盪。兩漢的盛世，遠較唐代為久，就是這一方面很好的說明。 三　中國本位文化的建立 唐代雖是大量吸收外來文化的時代，但安史之亂後，唐人的夷夏觀念漸趨嚴格，對外來文化也開始採取敵對態度。國人的民族思想，為什麼在中唐以後發生變化，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科舉制度的發達，才智之士群趨科舉考試以取富貴，國人逐漸重文輕武，進而產生中國文化至上的觀念，對外族的尚武精神和他們的文化，自然輕視卑棄。二是受外族叛亂及侵凌的刺激。安史之亂是胡族的大叛亂，幾使唐帝國趨於瓦解。經八年血戰，亂事雖勉強平定，但唐代前期的盛世，已一往而不可復。繼之而起的是安史餘孽的割據河朔，外族如吐蕃、南詔的乘機入侵，因而引起國人對外族的仇視。基於上述兩種原因，國人一方面建立了中國的本位文化，一方面仇視外族及其文化的態度，日益堅決。這兩種現象，自唐後期起直到明清，持續了將近一千年。 前面已說過，李唐皇室，起源於北朝胡化的漢人，對所謂夷夏觀念，本甚薄弱。唐太宗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5］貞觀初，唐平東突厥，其酋長任職中央，五品以上者達百餘人，突厥人入居長安的也將近一萬家。這種華夷一家的盛況，可以說是空前未有的。太宗死後，華夷一家的觀念和政策，仍為唐室所繼續保持。高宗、武后之世，科舉始盛，國人逐漸棄武就文。在這種情形下，異族將領的重要性，愈來愈大。到玄宗天寶年間，乃委任異族總管軍政的方面大吏，沿邊的十節度使，也大都由胡人充任。相反的，漢人的尚武精神，日見消失，軍事人才也極少。因為外族識字者極少，不能參加科舉考試，遂以弓馬為能事。同時他們的部落，大都居住於邊疆，仍保持獷悍的風氣。因此武將之缺，不能不以外族充選。加以高宗末年以後，北方的突厥、契丹，西邊的吐蕃，同時熾盛，給予唐室莫大的侵擾，唐室對於蕃將，倚仗更切。到玄宗，銳意開邊，於是更重用蕃將。這種形勢，實由唐室中央提倡文人政治，漢將人才缺乏而造成。安史之亂，便是這種形勢自然演變的結果。 安史亂後，唐室對於武人，深懷顧忌；夷夏之防，也因而轉嚴。唐室的疏忌武人，始於安史亂時，宦官所以能乘時擅權，出任監軍，入統禁旅，朝廷惟其言是聽，便是這種觀念的具體表現。其後大亂雖然平定，但河北、淄青等地，仍為安史餘孽所盤據；唐室無力加以征服，不得已行姑息之政，視其地如化外。至於唐室中央對待其嫡系的將領，也極盡猜防的能事，尤以異族將領為甚。安史亂後若干異族將領的叛變，都與受中央的猜忌歧視有關。河北藩鎮的將士，多為胡人，他們控制的地區，因而日益胡化，胡化的特徵是卑視文教而崇尚武力。唐室中央，則仍以科舉取士，崇獎文辭。因此河北藩鎮與唐室中央所直接控制的地盤，在精神文化上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地區。由於精神文化的不同，這兩個地區，漸形敵對，裂痕日深。憲宗時，河朔一度歸命，但唐室的文治手段，終不能為河朔人士所悅服。穆宗時，河北再亂，數月之間，河山變色。其後終唐之世，河北不再稟承中央的命令。唐人也把這個地區視如夷狄，實際上等於放棄。這與唐初華夷一家的思想，已有極大的距離，也是安史亂後唐人夷夏之辨漸嚴的明證。到五代，石敬瑭父事契丹，一舉割燕雲十六州。當地居民，因久染胡化，精神上反與異族接近，因此割地時竟無絲毫阻礙。 安史亂時，吐蕃乘機入侵，數年之間，侵陷河西、隴右數十州。另一外族回紇，則曾四次遣兵入援。但回紇恃功而驕，行為橫暴，因而招致國人的不滿。亂平後，回紇又與唐室成立一種國際貿易，以他們特產的馬，向唐傾銷，以一匹馬換四十匹絹，但馬的體質弱劣，多無用處。這件事也引起唐人的不滿，杜甫、白居易都有罵回紇人的詩，可以為證。大體說來，安史亂後，唐室一直維持「聯回抗吐」的政策，一意籠絡回紇，備御吐蕃。這政策甚有成效，終使中國轉危為安。文宗時，回紇為黠戞斯所破，諸部逃散。其中一支南逃，於武宗時進窺邊境，屢為唐室所敗，降者數萬人。當時處理回紇降眾的辦法，是把他們分散，交全國各地的節度使統轄。這辦法深含防制之意，與唐太宗平東突厥後，把整個中國北邊交給突厥人居住的辦法，已大不相同［6］。 唐代後期，唐人對異族文化，也漸有歧視之意。唐玄宗時，士女多衣胡服，胡服的特徵，為窄衣短袖。安史亂後，唐人的衣著已恢復舊風，改尚寬長。而韓愈的痛斥佛教，提倡古文，其中也含有濃厚的民族意識，可以說是中唐士大夫排斥外來文化的具體表現。安史之亂以前，佛教極盛，僧侶的地位極高。當時，南北朝時代佛徒傳教譯經的狂熱已減，才智之士，多沈潛於佛學的研究，因此宗派大興，佛學益趨精微。安史亂後，禪宗盛行，此派不重儀式文字，主張明心見性，頓悟成佛。以是研究之風漸衰，但信佛之風，並未稍減。到憲宗，始有韓愈的公開排佛。他是中唐時代的大文豪，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實擁護者。他曾表諫憲宗迎佛骨入宮供養，表中直斥佛教為夷狄之教而非先王之道，不應信奉。他並提倡古文，主張效法古代經典以及秦漢時代文章的體例，反對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駢儷文體；並主張「文以載道」，他所謂的道，也就是儒家思想。他的提倡古文，實際也是對佛教的一種排斥。因為南北朝以來，駢文盛行，佛經的翻譯也無形中受了這種文體的薰染，不少譯成佛經，文辭優美，深具駢偶風格。他提倡古文，實含有「正本清源」的用意。韓愈的排佛和提倡古文，在唐代並沒有發生多大作用，但對後世的影響卻大得驚人。到宋代，儒學興而佛教衰，雖然儒家之中已滲入相當成分的佛學，但其內容，畢竟仍以傳統的儒家思想為主。而古文大盛，風靡一世。這些雖不能說是韓愈一人之力，卻不能說他不是開風氣的先驅。蘇軾說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可見宋人對他的崇拜。總之，韓愈是唐代科舉制度培養成的士大夫對外來文化發動猛擊的第一人，也是中古時代從事建立學術道統亦即中國本位文化工作的第一人。他闡發儒學的權威性與正統性，使儒學與科舉制度的關係益趨密切。唐以後的科舉考試，漸成為發揚儒家思想的工具。總之，民族意識、儒家思想學說和科舉制度是構成中國本位文化的三大要素。儒家思想學說受了民族意識和科舉制度的保護支持，逐漸成為舉世獨尊的顯學。從北宋起，它支配中國的政治動向及社會人心垂千年之久，它的尊崇與強固，較兩漢猶有過之。 唐亡於藩鎮，五代時期的政府，則是唐代藩鎮的延續。五代中的後唐、後晉、後漢都是沙陀人所建。在五代時期的五十餘年中，是純粹的武人政治，文人的地位大降。但中唐以後漸趨嚴格的夷夏觀念，卻未因此而廢絕。沙陀人因久居中國，沾染漢化。身雖為夷，而每每自居為漢。當時契丹強大，控制中國的北方政權，而晉漢君臣，曾有不少人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意識，與契丹對抗，雖身死國亡而不惜。其後郭威以漢人建立後周，開始表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尊重，他曾親赴闕里，致祭孔子。到世宗，制禮作樂，奠定了北宋文人政治的始基［7］。 北宋時，科舉復興，科舉出身的士大夫的地位益為隆崇。宋室因矯唐末五代武人亂國的弊病，而提倡文人政治，嚴禁武人干政。因矯枉過正，造成重文輕武的現象，以致國勢不振。但宋代科舉，較唐代尤為發達；考試的科目及內容，也漸有統一的趨勢。唐代科舉，約分十餘科，而以應進士、明經兩科考試者為最多。進士重文學，明經重經學，每年以明經進身者約一百人，而進士不過一二十人。宋代科舉考試的時間，初無定製，至英宗定為三年一考。且獨重進士，錄取人數，亦遠較唐代為多。至王安石變法，改進科舉。罷除諸科，獨存進士。考試內容，則改試諸經大義，必須通經而有文采者，才可中格。安石並訓釋《詩》、《書》、《周禮》，號稱「新義」，以為經義考試的標準。南渡以後，科舉仍重進士，考試內容則分為兩科，一以試經為主，一以試詩賦為主；但前者仍兼試詩賦，後者仍兼試經義。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宋代科舉的形式和內容，已漸有統一的趨勢；而儒學在科舉考試中所占的分量，也日益加重。 至於宋人的民族意識，也日益強烈；夷夏之防，也因而益嚴。科舉制度與文人政治造成士大夫的自尊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竭誠崇拜及擁護，因此自然卑視異族的文化。加以契丹、女真等外族的侵凌，遂使宋人對異族除卑視之外，益以仇視。宋人好談《春秋》，便是此種思想的具體表現。宋人雖然與外族屢訂屈辱條約，但從未效法漢唐，與外族和親。北宋的屢次伐遼，南宋的屢次伐金，都是宋人不甘受外族侵凌的明證。南宋之亡，陸秀夫負帝昺蹈海於厓山，從死者數萬人，其壯烈可說史無前例。如非當時士大夫具有高度的自尊心和民族意識，焉能至此！宋代學術，以理學為主；其中雖含有一部分佛學思想，但其內容仍以儒學為主。而理學家對佛學也從無尊重的表示，也不承認佛學與儒學有關。南宋時，朱熹倡「道統」之說，定《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為四子書，特為作《集注》與《章句》，認為以下直接周、張、二程。道統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也就益形強固，其排拒外來文化的成見，也日益加深。宋代對外交通甚為發達，但其各項學術，都不脫中國本位文化的範圍，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幾到達停滯狀態，這是中國本位文化建立後的最顯著的現象。 蒙古人滅宋，建立元帝國。元的制度，一部分襲取漢制，一部分則保持蒙古舊法。但蒙古人吸取漢化的態度，並不積極；漢化的程度，也不深厚。世祖自滅宋後，便漸漸疏斥漢官。其後諸帝，對漢人更為忌視，政治社會，劃分種種階級，其目的無非保持蒙古人的崇高地位，而以漢人為壓制對象。漢人不易統治，因此至仁宗時，開始以科舉考試籠絡漢族士人。但其種族歧視，依然存在。元代進士分左、右榜。蒙古、色目為右榜，漢人、南人為左榜，考試雖以經義為主，但考試的項目和出身的待遇，均有厚薄難易的不同。不過可以看出，科舉制度畢竟在中國已奠定不可動搖的基礎。蒙古雖以異族入主中國，忌視漢人，卻仍不能不維持這種制度。但元室未能善用這種制度，以致無法使漢人與之充分合作。元代政治的腐敗落伍，與此大有關係。同時漢人業已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識，也無法消滅。元末喪亂，韓林兒自稱宋後，以復興民族為號召，各地起兵者，大都奉之為主，終於促成元帝國的迅速瓦解。 蒙古人的文化，尚未能完全脫離遊牧民族的本色。元時中國本位文化仍具有深厚的潛力，因此元室雖不積極提倡漢化，但蒙古本身的文化對漢人可謂毫無影響。明室建立，漢官威儀隨即恢復，異族的統治痕跡，幾無可尋。元代的行省制度，雖然直接影響明代的地方制度，但這種制度，仍是自唐宋的地方制度演變而來，並非蒙古自有的文化。元代的宗教，雖能自由發展，一時稱盛，但外來宗教如喇嘛教、也里可溫教（基督教）、木速蠻教（回教）等，對中國文化也沒有多大影響。喇嘛教為佛教密宗的一支，於元世祖時自吐蕃傳入中國，由於元室的信奉，其僧侶在政治及社會上，均占極高的地位。這種宗教，迷信的色彩極濃，在中國佛教已進化至禪宗的情形下，漢人自無大規模接受此種教派的可能。而其僧侶的驕縱不法，更構成元室傾覆的主要原因。也里可溫教在元代雖然流布甚廣，但其教徒，時與佛道教徒衝突，而自身又發生派系鬥爭，以致始終未能奠定穩固的基礎。元帝國瓦解，東西交通斷絕，其教在中國也隨之消滅。木速蠻教自唐代傳入中國，元時流傳甚廣，信徒雖多，但對中國本位文化，並未能構成威脅。元代的對外交通和貿易都很發達，西域人和歐洲人由陸路或海路來華的，絡繹不絕。但西方的貨物輸入中國的，主要不過是香料、珍珠、寶石、毛氈及波斯繪畫等，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和貢獻，仍是極其微小的。 四　中國本位文化的衰落與西洋文化的輸入 明代的中國本位文化，從外貌看仍是非常強固。科舉制度的形式與內容，至此漸趨統一。唐宋時代科舉的名目繁多，明代則只存進士。進士為科舉考試的最高階級，此外雖有秀才、舉人等名目，但地位均低於進士；舉人的與試者必須先具秀才資格，進士的與試者必須先具舉人資格。所以三者是同一考試的三個階段，而非並行的不同科目。至於三者考試的項目，主要為八股文，通稱制義。命題專取四書五經，文分八段，每段各具一定的格式，並須起承轉合，前後呼應。這種考試方法，為清代所因襲。科舉考試，對中國本位文化的建立與強固，確有莫大的助力；但明清時代的科舉考試，對中國文化的進展，又是一種莫大的阻礙。中國文化從明朝起，漸走上衰落之途。因為八股文體，既極其板滯，內容又只許代聖賢立言，而不能發揮個人的思想見解。知識分子埋頭於空洞的形式和口頭禪中，以獵取功名，日久年深，至於民族的智慧，為之蔽塞。明清五百年間，大思想家與大政治家的幾至絕跡，實與八股文有直接的關係。一般讀書人，除學習八股文以期應試做官外，對其他方面的學問技藝，殊少學習的興趣，幾乎一無所能，而讀書人的出路也因而轉狹。另一方面，胸襟見識也隨之偏隘淺薄，認為除了中國古代的經典文學，其他一切學問都不足道。明清時代，中國士大夫的排斥西化，仇視洋人，都與此有關。 明清時代，整個民族的心靈智慧既為八股文所封閉；而政治上的絕對君主專制也於此時建立，於是政治亦走上黑暗之途。明代的若干政治現象，諸如廷杖制度、宦官專政等，都是國史上的大污點。清代政治在技術上雖有改進，但絕對君主專制的原則的推行，更是變本加厲。士大夫淪為奉命辦事的奴僕，無個人主張之可言。昔人「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抱負，至此幾同夢想，所謂經世通才，殆已絕跡。宋代還有范仲淹、王安石一流的人物，明清時代的士大夫，對范、王等人能夠了解同情的，恐亦不多。王陽明是明代的偉大人物，他猶能衝破八股的枷鎖，而於學行事功上有所樹立，但他一生遭遇黑暗政治的打擊摧殘，又是何等可悲可嘆！盛清時代，知識界每況愈下，在專制政權的高壓下，知識分子智力大都集中於訓詁考據，思想學術已談不到任何創造。到清代後期，中國文化已衰落不堪，終至無法抵禦外來文化的入侵。西洋文化一如千餘年前的佛教，挾雷霆萬鈞之勢，乘虛而入中國，使中國的本位文化，發生根本的動搖。 中國的本位文化雖因科舉制度的僵化和政治的黑暗而日趨衰落，但知識分子對它的崇拜擁護並不稍減，沒有人敢於對它批評懷疑。中國文化「天下第一」的觀念既已建立，對外族及其文化也就自然卑視。宋代以前中國人雖以其自身的文化自豪，但並不輕視外來文化；對外族雖有相當程度的歧視，但還沒有中國人絕對優於外族的觀念。到宋，雖屢次遭受外族的侵略，含辱忍恥，但民族的自尊心則有增無減。在對外戰爭及交涉上，宋人雖不得已承認失敗；但中國文化優於一切的觀念，卻絕不動搖。這種觀念，雖經歷亡國之痛而未曾中絕。至明代，狃於初期的強盛，民族的自尊心益強，對外族的輕視益甚。宋代對外失利，尚能與外族講和。明代外患亦多，而撻伐之外，絕少變通。明思宗時，內有流寇之亂，外有滿洲之逼，國勢異常危急，思宗曾願與滿洲議和，因舉朝反對，終於作罷，而造成亡國的慘禍。滿人以異族入主中國，但一味吸收漢化，結果也沾染了漢人的性格，成為中國文化的崇拜者。明人的夷夏觀念，也漸為滿人所吸收。清室對待西洋的強國，仍沿用明人對待異族的辦法，及至屢遭敗創，寧割地賠款，也不願變更中國的「體制」。最後雖被迫採用部分西化，但清人從未貶抑中國文化，提倡西化的人，也大都附會中國古籍，認為西洋的某些事物，中國古已有之。因此明清兩代，中國與西洋接觸雖繁，但對西化的吸收，其進度仍是非常遲緩的。 明末的一百年間，海上西洋人的勢力日見擴大。當時西洋人經營的主要地區是美洲、印度和南洋，其視線還沒有集中於中國。但一部分西洋學術則由基督教耶穌會士傳入中國。明神宗時，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義大利人）來華，先至南京，遊說於搢紳之間。他於傳教之外，並介紹西方的天文、地理、算學、兵器等學科於國人。其後至北京，神宗准其在京師建堂傳教，國人統稱其教為天主教。廷臣如徐光啟、李之藻等，均服從天主教旨，從之習天算曆學。當時中國士大夫學習西洋科學的興趣甚濃，利瑪竇乃利用此種心理，以傳授學術達成其布道的目的。其教義與中國文化相互衝突之處，也加以調和折衷，因此甚得朝野人士的讚許，信徒日增。神宗末，利瑪竇死，其後繼者拘執教義，不知變通，與中國若干傳統習俗相衝突（如禁止教徒祭祖等），而致引起國人的不滿，反對者漸多。明室遂下令禁止傳教，教士逐回澳門。既而滿清崛起，邊患日亟，明廷須要改良兵器，於是熹宗時，又命教士製造銃炮，教禁遂解。思宗時頒布的《大統歷》，也由耶穌會士助修而成，是中國最早參考西洋曆法製成的新曆。但因明室覆亡，未及施行。 滿清入關後，清室以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意志人）為欽天監正，制定新曆。若干反對西法的欽天監舊人，對之甚為痛恨。康熙初，欽天監舊人楊光先繼任欽天監正，仍用舊法。其後光先推閏失實，清室改用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比利時人）為監正。聖祖深知西洋科學的精妙，乃任用教士多人，輪流進講，並命他們擔任通譯及若干外交事務。又命若干教士分赴各省，測繪全國地圖，歷時十年而成，名為《皇輿全覽圖》，是中國第一部用經緯度測繪的地圖。 耶穌會士的來華傳教，對中國固有的風俗習慣，每抱容忍的態度，教徒有崇拜祖先或孔子的，雖與其教義相衝突，也大都予以默認。但明末清初，舊教的其他若干宗派，也相率東來，對耶穌會的傳教方式，甚不為然，因此屢向羅馬教皇陳訴。教皇乃於康熙四十三年（西元一七〇四年），遣使攜密旨來華禁革。使者與聖祖討論傳教事宜，意見不合。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年），使者公布教皇密令，令教士不服從者盡行遠離；對聖祖的神學意見，亦有指斥。聖祖大怒，囚使者於澳門，並下令凡傳教士無中國政府的許可證者，一律不准在中國傳教。世宗繼位後，對來華教士，取締益力。規定除任職京師欽天監或其他要職者外，其餘教士，悉送澳門安置。這是中國本位文化對西洋文化最後一次有效的抵拒。這次抵拒，雖是用政治的力量，但可看出中國本位文化，在國人的心目中仍有其不容更改的地位。若干士大夫，對西洋科學知識雖誠懇的吸收，但必須不違背中國的習俗，否則寧可放棄。明末清初耶穌教士的傳入西學，其功績與價值是不可磨滅的，但對當時業已衰落的中國本位文化，似乎並未發生任何刺激或改進作用。 從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年）起，中國與西洋各國的交涉與戰爭，幾無一次不遭受失敗。割地賠款以及種種的屈辱，使清帝國危急不可終日。這時中國經滿人近二百年的統治，業已開始腐化；政治社會不見有絲毫復興的希望，精神方面也無一點新的衝動。在這種半死的局面下，與西洋強國的勢力相遭遇。這些西洋強國有堅強而有效率的政治機構、侵略性的經濟組織以及進取的文化精神，這一種強大組合的力量，首先擊敗了中國的軍事及政治力量，繼而動搖了國人崇拜本位文化的觀念。但最初國人對中國文化的景仰仍一時無法改變，若干士大夫雖認為「夷人」亦有其「長技」，但只是「船堅炮利」，至於政治原理及學術思想則遠不如中國為優。但每遇一次失敗，即減少一分信心；終至承認西洋的政治原理及制度，亦有效法的必要。為了採取西洋的政治制度，在中國曾造成流血的慘劇。終於清室接受事實，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下令廢止已歷時一千二三百年的科舉制度。科舉的廢止等於宣布中國本位文化的崩壞，也等於正式承認西洋文化的優勢。它改變了國人中國文化天下第一的觀念，也瓦解了政治上的士大夫的集團。這個抵禦外來文化的巨大堤防崩壞之後，西洋文化隨即以排山倒海之勢，向中國的各方面傳輸擴張，造成「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改變了這個大國的全貌。 科舉制度盛行的時代，政治社會以士大夫為重心。從唐朝起，歷經宋、元、明、清各代，凡是士大夫集團遭受打擊而致崩潰，或不與政府合作，這個朝代便會迅速的覆亡。清末廢除科舉，士大夫集團的力量漸趨瓦解，又沒有其他的集團可以代替，以致政治社會失去重心。民國以來戰亂頻仍，士大夫掙扎於饑寒窮困之中，地位一落千丈，久已失去個人對國家社會的抱負以及學術、人格上的自尊自信；對西洋的學術思想，只是一味的追隨信仰，而缺乏別擇的能力。因此在學術思想方面，除了對西洋亦步亦趨外，幾乎絲毫無所發明，形成真空狀態。而影響所及，甚至造成民族自卑感與自虐狂。……(1)唐宋以來所建立的中國本位文化，至今業已結束；科舉時代士大夫的榮寵，也一往而不可復。在中國的新文化未建立之前，今後中國的西化，必然更加急速的進行，在思想學術上也只能做西洋的附庸。根據中國歷史文化演進的過程，可以看出一種新文化的形成，往往是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混合的結果。例如漢代文化，大體是秦人的戎狄精神與法家思想以及老莊、儒學混合而成的，唐代文化，則大體是印度的佛學、塞北民族的習俗加上傳統的儒學混合而成的。以此推論，我們要建立中國的新文化，不能不吸收西化，但也不能完全捨棄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就是說既不能復古，也不能完全步趨西洋，而必須於融合中西之外，加上一種創造的素質。這與清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不同，因為這兩句話的意思，只是中西兩種文化輕重有別的同時並用，而非混合，更缺少獨創的素質。一種文化，自然不可能沒有因襲學步的部分，但如缺少其獨創性，即不能稱之為文化。因此中國的新文化，必須憑藉國人自己的智慧和人格來創造，因襲學步是不夠的。而恢復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祛除民族的自卑感和自虐狂，更是最重要的準備工作。 五　近代中國西化的分期 歷史學者開始不以朝代為準，而以另外的觀點劃分中國歷史的時代，是清朝末年的事。這種方法的應用，受西洋史學的影響，而間接采自日本人的著作。最早把中國的近代歷史斷限成書的，是日人田中萃一郎於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出版的《東邦近世史》。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梁啓超著文分中國歷史為上世、中世、近世三時期。他並於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刊行《近世中國秘史》，這是國人採取西洋分期方法的第一部敘述中國近代歷史的書［8］。至於國人何時開始把「近世史」取名為「近代史」，一時無法確考，大概是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以後的事。梁啓超在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民國十五年至十六年講授於清華大學）中，即曾談到「近代外交史」分期的標準。 至於首先把鴉片戰爭（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作為一件劃時代事件的則為但燾。他曾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主持編譯印行日人稻葉君山的《清朝全史》，於編輯大意中說：「鴉片一戰，情見勢絀，有清盛衰，此為樞紐。」其後梁啓超更進一步主張把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劃為一個獨立的時代。他曾於《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說：「比如有清一代，道咸而後，思想、學術、政治、外交、經濟、生活，無一不變。不特是清代歷史的大變遷，並且是全部歷史的大變遷。我們盡可以把道咸以前，劃分為一個時期；道咸以後，另劃為一個時期。不必拘於成例，以一姓興亡作為標準，籠統含糊下去。」［9］他所說的「道咸以後」，顯然是指鴉片戰爭以後。這個說法自梁氏提出後，隨即為中國的史學界所接受，而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 中國近代西化史的起點，也與中國近代史相同，始自鴉片戰爭。在此以前，中國並非沒有接受西化；只是範圍不廣，而且時斷時續，並沒有發生多大的作用和影響。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西化，範圍愈來愈廣，時間上也一直不斷，而其所發生的作用和影響之大，更非以前可比。因此，以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西化史的起點，比較妥當。但鴉片戰爭至今已近一百三十年，而中國西化的方向和程度，時有顯著的變更，因此更有分期的必要。在這一方面，梁啓超曾首先嘗試。梁氏將鴉片戰爭後的六十年（一八三八至一八九八年）中國「變法」的過程分為四期(2)：即鴉片戰後的二十餘年為第一期，同治初年至中法戰爭的二十年為第二期，中法戰後至中日甲午戰爭的十年為第三期，甲午戰後至戊戌政變的四年為第四期［10］。這種分法，因時移事異，至今已不能完全適用。但對後人的啟發很大。梁氏以後的學者對中國西化過程的分期，都大體以梁氏的分法為標準而加以損益。本文的分期，即部分采自梁氏，此外並參考其他歷史學者的意見，略加個人的意見，分成四期。其起迄時代，則自鴉片戰爭結束起（一八四二）至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止，共九十六年。其所以必須作此斷限，乃是因為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以後，抗戰軍興，舉國騷亂。勝利之後，繼以……(3)遷台以後的二十年，西化的程度雖日益加深，但台灣恢復未久，若干西化的設施，起自日人占領時代。而中國近代西化史的空間，又完全在中國大陸，兩者甚難銜接。因此中國最近三十餘年的西化情形，只好從略。現在把每個分期的起迄時間和每期西化的要點，分別說明於下。 第一期（清道光二十二年至咸豐十一年，即一八四二至一八六一年，共二十年） 鴉片戰爭是近代西洋列強侵略中國的起點，也是全盛的清帝國對外戰爭的首次失敗。《南京條約》（一八四二年）訂立後，香港割讓於英，並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許英人自由居住貿易。從此中國與西洋的關係逐漸密切，而西洋文化的真面目，也次第呈現在國人的眼前。但當時中國的傳統文化，並未遭受嚴重的打擊；國人卑視外族及其文化的習慣，依然如故。因此戰爭結束後，士大夫除了對洋人卑視之外益以仇視，大都不能面對現實，探討失敗的真正原因；更談不到瞻望將來，探求應變自強之道。但也有極少數的開明有識之士，深知西洋文明的不可輕視，他們曾做過一番知己知彼的工作，而主張對西洋的某些事物加以效法。林則徐便是這類極少數人士的代表。 林氏在當時的士大夫中，是最明了國際大勢的。他雖然主張嚴厲禁菸，但不主張與英國開戰，也不主張停止英國的通商，而希望以外交的方式解決中英兩國的懸案。他奉命禁菸，出都之前，曾先派幹員馳往廣東，搜集有關英人及漢奸活動的情報。到廣州後，又命人翻譯澳門、新加坡、印度、倫敦等地的報紙和地誌、國際公法一類的書。他是最早把慕萊的《地理全書》（即《四洲志》，Murry: 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和瓦特爾的《萬國公法》（Emericde Vattel: Law of Nations）介紹到中國來的人。此外，他還命人翻譯了不少有關西洋史地、商業、製造船炮技術的書。幫助他翻譯書報的，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袁德輝便是他幕中的主要翻譯家，而為他翻譯《萬國公法》的，則是留粵的美籍醫師派克（Dr. Peter Parker）。他也有容納外人批評的雅量，他曾搜集外報對中國的議論，加以編譯，輯成《華事夷言》一書。林的部屬魏源，根據《四洲志》，擴充為《海國圖志》一書。魏氏並在序中說這部書是「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這幾句話道出了當時有識之士的心聲。這部書為當時嘆為奇書，也為後人論為「中國知西政之始」，對日本的維新，具有不小的影響。林的顧問梁廷枏，對外事尤其留心，曾於戰爭前後編輯不少西籍，如《蘭侖偶說》、《合省國說》等，對美國的政治制度，備加頌揚(4)。總之，林氏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第一位對西方世界具有認識的人，也是近代第一位的西學紹介者［11］。 但林、魏等人的見解和主張，在當時的中國，並沒有發生作用；他們的影響，也極其微弱。不但一般人對當時的世局，懵無所覺，即使清室對他的建議，也認為不值一顧。例如林氏在廣東時，深知船炮之不如人，曾購置西洋炮二百餘尊，洋船一艘。他認為「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因而建議政府，「制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結果被清宣宗斥為「一片胡言」。最後竟遭遇革職遣戍的處分。戰後二十年，國人仍一切守舊，並無若何顯著的變更，也沒有人再談「師夷長技」的問題。但因五口通商，西洋文化在這幾個點上開始生長。西方的經濟組織和知識，隨著西方的商貨輸入，戰後不久，即有西式銀行的設立。基督教的傳教事業，也因而轉盛，教會學校隨之建立。此外中文西文的字典、報紙，也都於戰後不久出現。 中國國內最早的西式銀行，是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英人在上海開設的東方銀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學校方面，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美人開始在上海創辦約翰書院，三十年（一八五〇年）正式成立。天主教也在上海設立學堂、圖書館和印刷所等。到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各口的天主教學校增至七十八所。最早的英漢字典，可能是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在澳門出版的《英華韻府歷階》（S. Wells 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其次是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在上海出版的《麥氏英漢字典》（W. H.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但這類辭書所載的，只是些簡單通俗的用語，極少有關學術或含有新意義的辭彙。這可以看出此類字典，不過供商業交易和日常生活之用，還沒有到達介紹學術思想的階段。最早的西式報紙，當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在香港發行的《中外新報》，它是香港孖剌西報（Daily Press）的中文報。至於國內最早的報紙（中文），則為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在上海發行的《上海新報》，這個報也是西人所辦，是《字林西報》（前身為North China Herald）的中文版。這些報紙，除了登載國內外新聞和廣告，或有時發表些議論外，也同樣談不到西洋文化的介紹。雖然如此，西洋文化在中國已找到了立足點，而後向外擴張，衝破中國本位文化的藩籬。 第二期（同治元年至光緒二十一年，即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共三十四年）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洪秀全起事於廣西桂平縣的金田村，開始了太平天國的叛亂。這場叛亂，戰禍遍十八省，持續達十五年，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都是有清以來所未有的。太平天國的崛起，一方面憑藉洪秀全所創的上帝會，糾集信徒，建立政教合一的軍政組織，另一方面則利用民族主義，以消滅滿清解救人民為號召。當其初起之時，百姓附之者甚眾。但它的教義，淵源於基督教，因而排斥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宗教信仰。在它的控制地區，儒家經典遭到毀侮屏棄，廟宇神像也被焚毀、破壞，這些行動，激起一般士大夫和民眾的反感，而致士大夫甘願為清室效力，他們招募軍隊，與太平軍作生死的搏鬥。太平軍的大敵湘軍、淮軍等，便是由這般士大夫統率的。列強對它最初也表示同情，因而嚴守中立。但太平天國諸領袖不知道與它們聯絡，反而侵犯各國在華的既得利益，於是列強失望，轉而幫助清室，與太平軍為敵。上海的各國僑民，組織軍隊，由美人華爾（Huaer，Frederick Townsend Ward）統率「洋槍隊」，其後招募華人，擴充至四五千人，與上海駐軍李鴻章的部隊合作，改號「常勝軍」。這支軍隊完全使用西洋火器，犀利異常。太平軍能夠席捲江南，卻攻不下上海一隅之地。太平天國就在士大夫及其軍隊的堅決反抗和西洋武器威力下，終於穆宗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宣告滅亡。 咸豐七年至十年（一八五七至一八六〇年），當南方清軍與太平軍血戰正酣之際，又發生英法聯軍之役。這次戰爭，由於廣州民眾堅拒英人入城而起。英人曾於六年（一八五六年）一度攻陷廣州。其後復因廣東民眾焚毀英法等國商館，以及廣西發生戕殺法教士案，於是兩國興師東來，於十年（一八六〇年）攻入北京。文宗逃往熱河，北京西郊的清室行宮圓明園，於此役中被焚，珍物也被洗劫一空。同年，清廷與英法訂立北京條約，外患暫息。但此役給予清室的奇恥大辱則是前所未有。在內亂外患的刺激下，迫使清廷不得不尋覓自存之道，於是有所謂「洋務運動」的興起。 英法聯軍之役後，清廷深感外交及通譯人才的缺乏，又以太平軍之役末期，洋將助戰，清廷對西洋武器的堅利，也有進一步的認識，因此當時大臣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均倡行西法，舉辦新政。新政的要點有二：一是培養外交和工業人才，二是仿西法製造船炮，以充實軍備。 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清廷設置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於北京，專辦外交。並於上海、天津分設南洋及北洋通商大臣（簡稱南北洋大臣），管理對外通商事務。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總理衙門奏設同文館，訓練翻譯人才。次年，李鴻章於上海設廣方言館，廣州也設立此類學館。到德宗光緒初，中國才有正式的駐外使節。軍備方面，清廷曾於太平軍之役期間，購買新式武器及輪船，以供軍用，曾、李等人遂有意仿造。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曾國藩於安慶設局，造木質輪船一艘，為中國自製輪船的開始。四年（一八六五年），設立江南製造局於上海，製造槍炮，其後並造輪船，且附有譯書局，是我國最早的軍用工業。次年，左宗棠於福建設馬尾船政局，製造輪船，亦附設學堂，教習駕駛及製造等。十年（一八七一年），曾等又納容閎的建議，奏派幼童三十名赴美留學，學習軍政、船政及製造等科。到光緒初年，礦務局、郵政局、電報局、織布局相繼成立，鐵路也開始鋪設。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李鴻章設開平礦務局於天津，開採唐山（今河北開平）的煤礦。同年，李氏於北京、天津、芝罘、上海等地設郵政局，為中國試辦郵政局之始。五年（一八七九年），李氏始設電報線於大沽、天津間。七年（一八八一年），架設上海、天津間的電線，並於天津、大沽、濟寧、清江、鎮江、蘇州、上海七處設電報局。次年，改為官督商辦，並增設上海至廣州的線路。從此各重要城鎮，大都有電報可通。機器織布局也於八年（一八八二年）由李氏倡議創設於上海，於十六年（一八九〇年）開辦，是中國最早的紡織工廠。織布局的創設，可以看出清廷除軍用工業外，已知注意普通商品的製造。最早的鐵路，是英商於二年（一八七六年）在上海租界及吳淞間鋪設的，全長九英里。當時國人視為怪異，群起反對，遂由兩江總督以銀二十八萬五千兩贖回拆毀。至七年（一八八一年），開平礦務總局為便利運煤，在唐山、天津間修築鐵路，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完成，為國人自建鐵路的開始。此外如水師學堂、武備學堂、海軍衙門和南北洋艦隊，也都在光緒初至二十年（一八九四年）間陸續成立。 曾、李的籌辦「洋務」，頗為當時一般守舊大臣所反對，幸執政大臣文祥及恭親王奕訢等力予贊助，始得順利進行。但當時的風氣，知識分子仍迷戀於八股舉業，不特守舊者仇視西學，即使提倡新政的人，對於西洋文明，也無充分的認識。因此他們只知仿造西洋的船炮，而極少注意到西洋的政治及教育制度，以求根本的改革。當時舉國上下，仍守攘夷之說，士大夫率多恥言西學，有談者至被詆為「漢奸」。中法戰爭（一八八四年）後，談洋務者雖漸為識者所諒，但仍有不少人對之痛惡，因此國人雖漸知西學，猶不肯努力講求。直至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四年）時，北京還沒有世界地圖出售；製造局所譯的書，三十年間，僅售出一萬三千本［12］(5)。這種現象，固可看出中國吸收西化的遲緩，也可說明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入人心。但這個時期的西化，已自五口擴展至整個中國沿海地區，已從民間的設施擴展到政府的效法，再加上列強政治和軍事上的推動，已形成一種無法抵禦的力量。 第三期（光緒二十二年至民國五年，即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一六年，共二十一年） 甲午之戰（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中國為後起的小國日本所敗，而失敗之摻，更是前所未有。陸軍望風而潰，海軍於數小時之內被消滅殆盡，二十餘年所經營的堅船利炮，一旦化為烏有。而致數月之間，東北變色，良港盡失。戰後列強乘機漁利，紛紛租借軍港，劃定勢力範圍。往昔中國雖敗於西洋，猶不失為東方大國，及至敗於此「蕞爾小邦」，不特大國的顏面喪盡，進而成旦夕不保之局。日本自明治天皇即位（一八六七年）後，效法西洋，銳意革新，不及三十年，而獲得此次重大勝利。就時間論，日本維新猶在曾、李提倡洋務之後，其成效卻遠在中國之上。相形之下，對國人的刺激之深，可以想見。因此，戰後士大夫謀求革新的意志，較前益厲。清廷鑒於內外情勢，也亟思改革，其接受西化的範圍，隨之擴大。 甲午戰前，郭嵩燾即曾謂立國之本不在兵事，而在政教。他於光緒二年（一八六七年）奉派為第一任駐英大臣，在任期間，悉心考察英國的政治社會，認為西洋的政治修明，百姓富足，乃真正富強之源。但當時的權要李鴻章輩，仍以兵事為立國的要端，不重視其意見；輿論對他攻擊尤力，以致其說不行。又有鄭觀應者，曾於同治後期（一八七〇年左右）著《盛世危言》一書，主張行君主立憲。及至甲午戰敗，若干士大夫始知非革新政治不足以圖存。清德宗也以外患日亟，決心變法。結果由於新舊兩派人士的衝突，釀成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變」。 政變的主角是康有為，他曾於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上書德宗，請取法泰西，改革內政。但為朝臣所阻撓，未能上達。甲午戰後，又屢次上書，請求變法，德宗深以為然。有為並與其弟子梁啓超，設立強學會及《時務報》於上海，鼓吹改革，於是革新運動，漸為社會所注意。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有為又上書德宗，主張取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並聽任疆臣各自變法。德宗決計變法，於次年命有為在總理衙門行走，策劃新政。同年，清室開始頒行新政。其重要措施如下：一、選舉及教育方面有：廢八股文，考試經義及策論。設大學堂於京師，各省、府、州、縣的書院，分別改為高等、中等及小學堂，均令中西兼習。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並在京師籌設報館等。二、政治方面：撤消閒散衙門，裁汰冗官，澄清吏治，引用新人，廣開言路。三、軍事方面有：武科考試槍炮（原試弓矢刀槍等），軍隊習洋槍，裁減冗兵，力行保甲等。四、實業方面有：籌辦鐵路開礦，促進農工商以及獎勵製造發明等。 有為對於西學所知有限，他的改革方案，大率以日本維新為範本。其改革項目，除興辦新式教育，促進農工商及獎勵發明較有創見以外，其餘並無新義。尤其是政治方面，所列各點，大都是老生常談。他反對民權共和，即君主立憲制度，此時也不敢公開提倡。對科舉制度，仍主張保留，其改革不過是廢八股文而已。同時他附會經學，造孔子改制之說，為他的變法做護符。可見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仍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念。即使如此，仍為慈禧太后及一般守舊大臣不滿，遂造成「戊戌政變」的慘劇，新黨多人被殺，康、梁亡命海外。慈禧於同治及光緒初年，本贊成革新，但因歸政以後，號令不由己出，轉而厭惡變法。而一般守舊大臣，為保持祿位，乃依恃太后，反對新法。所以這次政變，主要是權位利益之爭。政變以後，新政停頓，守舊勢力的氣焰大張。慈禧以外國不肯引渡康梁，痛恨外人，守舊朝臣，均迎合其意。加以國人的仇外思想，因外患益趨激烈，於是排外之風，瀰漫朝野，遂有「拳亂」的發生，結果導致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之役，使中國幾罹瓜分之禍。 經過這次災難，國人已多知變法的重要，吸收西化的風氣隨之而開。當時日本以維新而強，因此國人提倡新學的每喜以日本為例。同時更採取捷徑，大量吸收由日人轉手的西化。若干日譯的西洋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等類的著作，大量的譯為中文。而國人赴日本求學的，也日益增加。據非正式的統計，自清末至民國七八年的十五年間，國人赴日者達三十萬人。因此我國清末民初一段時間的西化，實際只是日化［13］。至於直接傳譯西籍的，則以嚴復最有貢獻。他所譯的多為西洋社會科學的名著，大半完成於甲午戰後，譯文多獨創之詞，並有不少舊譯名詞，經他採用而流行益廣。自他的譯著問世，國人才知道西學的淵博精微，迥非康梁時代粗淺的介紹可比。國人對西學的領略，至是又進入一新境界。 其時少數士大夫，厭惡西學之心，猶未泯除，甚者詆之為「鬼子學」。清廷若干比較開明的大臣如張之洞、孫家鼐等，則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認為「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其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14］。「如中士而不通中學，此猶不知其姓之人，無轡之騎，無柁之舟；其西學愈深，其疾視中國亦愈甚；雖有博物多能之士，國家亦安得而用之哉！」［15］這種論調，雖為後人所譏，但在當時卻是多數士人所服膺的信條。 清室於八國聯軍之役後，也標榜推行新政，企圖挽回人心。自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起，三四年間，所舉辦者不下數十事。諸如改書院為學堂，廢止科舉，西法練兵，以及裁汰冗員等，大抵不出戊戌變法的範圍。但慈禧缺乏改革的誠意，因而收效不宏。這時康梁流亡海外，反對慈禧聽政，主張還政德宗，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另有一派認為中國政治的病根為君主專政，非根本推翻滿清，建立民主共和政體，無法挽救中國的命運，其代表人物是中山先生。他於甲午戰時，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策劃革命，雖屢次失敗，而聲勢日張。日俄之戰（一九〇四年）後，說者皆謂日以立憲而勝，於是變法之議，又趨熱烈。清室迫於形勢，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下詔預備立憲。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清室宣布九年立憲期限。其後又縮短預備期限為五年。但事實上滿族親貴，絕無放棄壟斷朝權的意思，各種政治措施證明所謂立憲，只是偽裝。以是革命運動，更無法遏止。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義爆發，清室隨之傾覆。 清室傾覆後，北洋軍閥袁世凱憑仗其武力，乘機攫得革命的果實，出任民國的第一任大總統。袁氏當國後，集大權於一身，實際與君主專制並無二致。他的政府，也充滿遜清遺老，簡直可以說是清廷的延續。他的落伍思想與權力欲，驅使他的行為日益反動，最後竟演出帝制自為的醜劇。袁氏死後，又有張勳導演宣統復辟的一幕。這些都可以說明當時國人對民主共和並無深刻的認識與信仰。但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力量，並未因北洋軍閥的壓迫而解體，他所倡導的三民主義的思想，在中國不斷的滋長蔓延，再加上若干學人的推動，竟在北洋軍閥的勢力範圍內，產生了「新文化運動」，使中國人的思想學術，走上了一個新的方向。 第四期（民國六年至二十六年，即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七年年，共二十一年） 民國成立後，由於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和列強壓迫的刺激，以及西洋學術思想的鼓動，若干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發生前所未有的懷疑。他們主張根據西洋的學術思想，對中國文化做一番澈底的改革，為中國文化尋找一個新出路。這種文化革新的呼聲，最早發自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成立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是中國最早的西制大學。這個大學開辦後，最初並沒有顯著的成就。民國成立，更名為北京大學。民國六年至十五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六年），蔡元培任校長，北京大學逐漸成為中國的學術中心，若干著名學者如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均任教其間。陳等創辦《新青年》雜誌，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展開批評檢討，同時盡力宣揚科學的價值，大量介紹西方的社會科學、心理學和教育學等；此外並提倡白話文，創作新式小說詩歌。政治方面則提倡民族主義，要求實行民主政治。他們的主張，立刻得到青年學生的響應，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創辦《新潮》雜誌，與《新青年》呼應。這種風氣，日見流行，逐漸形成一種運動，世人稱之為「新文化運動」。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初，歐戰告終，德國投降。協約各國，舉行和平會議於巴黎。日本曾於歐戰期間，對德宣戰，出兵攻取德國在華租界地的膠州灣，並強占青島及膠濟鐵路全線。至巴黎和會召開，中國代表於會中要求將德國在山東的所有權益，交還中國。但以英法袒護日本，終於對德和約中，載明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讓與日本。消息傳來，輿論沸騰。五月四日，北京各學校學生遊行示威，反對簽約，各地紛起響應，世稱「五四運動」。結果中國代表拒絕簽字，僅簽署對奧和約而返。五四運動是一種反對屈辱條約及懦弱外交的愛國運動，它反映出國人對民族和政治的醒悟。中山先生自清末提倡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新文化運動復以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作號召，至此乃發生巨大的影響力。同時在五四運動期間，各地人士發表的通電宣言以及報章雜誌等，多用白話文，從此白話文的應用，漸普及全國。所以五四運動本身雖不是文化運動，卻與新文化運動有密切關係。因此五四運動後，從民國九年到十二年（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新文化運動進入高潮。 新文化運動提倡的兩大目標，是「擁護德先生與賽先生」（Democracy and 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與科學。「民主」一詞，創自國人。同治後期（一八七〇年左右）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一書中，曾闡述美國的「民主」政治，可能是創用此詞的第一人。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嚴復譯《群學肄言》（Herbert 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始正式以「民主」為Democracy一詞的譯名。而清末對於民主政治主張最力的，也推嚴氏。民國初立，雖有民主共和之名，但政治實質仍與君主專制無異。國人發生反感，遂有民主政治的要求。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陳獨秀撰文於《新青年》，主張擁護「德先生」，同時反對舊倫理和舊政治［16］。其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風行於世，其中的民權主義，幾乎完全以西洋的民主主義為藍本，從此國人對於民主的意義，始有普遍而粗略的了解。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國民政府成立後，粗立民主政治的規模。此後直至抗日戰爭爆發（一九三七年），政府因內憂外患，始終未能充分實行民權主義。但民主政治的基礎，已大致奠定。 科學本為一日本名詞，最遲在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日人即以此詞為Science的譯名［17］。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嚴復譯《群學肄言》，開始採用此詞。但當時科學一詞，尚不普遍，國人多用「西學」以稱來自西方的學問。另一通行名詞為「格物」，特指自然科學，有時亦指物理學。甲午戰後，嚴復撰《救亡決論》一文，認為非倡行「西學格致」，無以救亡。康有為亦曾撰文，提倡西學。但當時士大夫肯學西學的，為數極少。及至新文化運動起，科學一詞，始日漸流行；國人對於西洋學術的認識，也日漸深入。民國以前，士大夫的提倡西學者，尚不敢公然攻擊中國舊學。至此，若干學人對中國傳統學術的缺點和治學方法的謬誤，不再諱言。從此國人厚古薄今以及「中學為體」的思想漸被打破，多數知識分子，都承認科學的價值，各種的科學知識，也逐漸普及。 新文化運動後，中國的學術界有了新的研究方面，並知道利用科學方法及觀點整理中國固有的學問。在中國發展最早而且最有成績的學科，當推地質的調查與古物的發掘。史學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觀念、方法既有改進，研究範圍也較前擴大，尤以古史的研究最有成就。文學方面則以白話文的影響為最大。甲午戰後，各大都會已有白話書報，文體漸有改變的趨勢。五四運動後，白話文的應用，益行普遍。新文學作家也日見增多，他們更從事小說、戲劇、詩歌、散文的創作，曾產生不少的佳作。此外他們對西洋的文學作品，也努力翻譯介紹，中國新文學受其影響，在風格與句法上，發生重大的變化。另一項對社會發生重大影響的是國語的推行。西洋耶穌教士來華傳教，為便於學習華語，用羅馬字母標音。至清，西人來華者益多，羅馬拼音法也傳播日廣。甲午戰後，國人頗多仿造其法，自製拼音字母，以代舊有的反切讀音法。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制定注音字母三十九個，審定字音六千五百餘。七年（一九一八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並致力於國語的統一工作。至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改高初級小學的國文科為國語科，純用語體文，於是國語的推行，日益普遍。 ……(6) 從以上四期所述中國西化的過程，可以看出第一期的西化，並無多大建樹。第二期著重於物質建設和技藝的取法，主要為模仿西方的軍事工業。第三期開始注意西洋的政治制度，並開始介紹西方的社會思想。第四期開始著重吸取西方的文化精神，諸如政治原理及社會、自然科學等。西化的結果，使中國的各方面，無論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學術思想都發生劇烈的變化。這些變化，曾使中國付出無法估計的龐大代價，而其收穫則不成比例。中國西化其進度的緩慢，成就的不宏，都是事實。但其發展的歷程，則清晰可見，至少已奠立初步的基礎。而中國在各方面的進步，也不能一筆抹煞。今後我們應如何效法漢唐，擷取西洋文化的長處以創造自身的新文化，是值得國人深思熟慮的一個問題。 原載《中山學術文化集刊》四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注釋】 ［1］參看錢穆《國史大綱》上冊，頁三六至三九。 ［2］參看傅孟真《戰國子家敘論》第九節「齊晉兩派政論」（載《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冊頁四四至五〇）。 ［3］參看《隋書》卷六八，《宇文愷閻毗何稠傳》。 ［4］見《舊唐書》卷四十五《輿服志》。 ［5］見《資治通鑑》卷一九八，貞觀二十一年。 ［6］參看本書《回紇馬與朔方兵》及《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篇。 ［7］參看本書《沙陀之漢化》篇。 ［8］見包遵彭等編《史料與史學》「導論」（載《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一冊）。 ［9］見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頁五〇。 ［10］參看梁啓超著《戊戌政變記》第二章「新政詔書恭跋」（載《飲冰室全集》頁三八四至三八五）。 ［11］參看林崇鏞《林則徐傳》頁三四二至三四三，頁五二八至五二九；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載《大陸雜誌》三卷七期）。 ［12］見注［10］。 ［13］參看吳敬恆《歐化枝譚》（載《東方雜誌》十六卷五號）。 ［14］見孫家鼐《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折》（載《光緒政要》卷二十二）。 ［15］見張之洞《勸學篇》「循序」（載《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二）。 ［16］參看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載《新青年》雜誌六卷一期）。 ［17］見柴田昌吉、子安峻合編《附音插圖英和字彙》（一八八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