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史論集 · 玄武門事變之醞釀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玄武門事變，為初唐政治史上之大事。舊史記其經過，頗多隱諱，時賢已發其覆。至關於此一事變之醞釀，亦即事變以前之數年間建成、世民雙方衝突之情形，舊史所載，亦有偽飾之處。其記建成、元吉之猜忌兇橫，高祖之昏憒偏私，與夫世民之謙沖忍讓，皆不盡符事實。蓋現存之舊有史料，業經勝利者之竄改，其不利於失敗者之建成、元吉，自屬必然。而其掩蓋之巧妙，幾成無縫之天衣；後世如別無其他史料可資按覆，亦惟有承認其說。惟百密一疏，此類記載之致人疑竇處，仍非全無。茲綜輯所見有關此方面之史料，對此一事變之醞釀，作一較有系統之敘述，於其記事隱晦立意偏詖之處，則附數言，加以商榷，期能稍見事實之真相，略正相傳之觀點。至於論政治之是非，辨倫理之曲直，則不在本文論述範圍之內也。
一 建成世民衝突之開始
建成與世民之衝突，約起於武德四年洛陽平定之後。蓋前此建成留居長安，世民專征於外，頗少共處之機會。及四年世民「擒充戮竇」，功業日隆，其遭建成之忌，自所難免。而海內大定，強敵多殄，世民亦逐漸著意於儲位之爭取。益以同居京都，各有黨羽，又有希求富貴者之煽動其間，於是衝突漸起。《舊唐書》六六《杜淹傳》：
大業末，（淹）官至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為吏部，大見親用。及洛陽平，初不得調，淹將委質於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房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奸計。於是遽啟太宗，引為天策府兵曾參軍、文學館學士。
按《舊唐書》杜傳記世民遽引杜淹，恐為建成所用，則世民樹結勢力，以與建成對抗之意甚顯。封德彝，隋之降臣，高祖之親信，與世民素無淵源；如非世民厚以結之，抑且深知雙方之不合，恐亦不致遂為世民效力也。
建成最初所采之策略，則為聯合元吉，以增聲勢；並交結高祖妃嬪，以為內助。《新唐書》七九《隱太子建成傳》（《舊唐書》六四《建成傳》同）略云：
帝（按指高祖）晚年多內寵，張婕妤、尹德妃最幸，親戚分事宮府。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妃御以自固。當是時，海內未定，秦王數將兵在外，諸妃希所見。及洛陽平，帝遣諸妃馳閱後宮，見府庫服玩，皆私有求索，為兄弟請官。秦王已封帑簿，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曹怨之。……帝召諸王燕，秦王感母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獨泣，帝顧不樂。妃媛因得中傷之……帝惻然，遂無易太子意。
建成此一辦法，甚為成功。因有宮闈之奧援，不特建成之地位大見穩固，且得耳目於宮中。其後直至事變發生之日，高祖妃嬪，始終援助建成。世民於事變前夕，奏訴建成、元吉，即為張婕妤密告建成。世民並奏二人「淫亂後宮」，亦可見其對高祖妃御忌恨之甚也。
此外，建成曾采東宮僚屬王珪、魏徵等之建議，親征劉黑闥，以分世民之功。《舊唐書·建成傳》：
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及劉黑闥重反，王珪、魏徵謂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長，爰踐元良，功績既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而秦王勳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闥破亡之餘，眾不盈萬；加以糧運限絕，瘡痍未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願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結山東英俊。」建成從其計，遂請討劉黑闥，擒之而旋。
建成之討劉黑闥，在武德五年。而建成、元吉之內結高祖妃御，《資治通鑑》亦載於五年。高祖妃御之不喜世民，主要由於平洛陽後求索不遂而起，故《通鑑》所記之時間，當屬無誤。據此可知洛陽平定之後不久，雙方之鬥爭，遂即展開矣。
二 楊文幹事件
建成之另一策略，即為蓄養勇士，擴充實力。此事主要行之於武德五年至七年之三年間。蓋世民久專征伐，府中智勇之士，即今就史冊觀之，仍甚眾多。建成自不免相形見絀，故廣加募召，以資抗衡，實亦事之必至。然因此引起武德七年之楊文幹事件，建成儲位，幾至不保。而史書記其事，措辭含混，其間恐尚有其他隱情也。《舊唐書·建成傳》：
建成乃私召四方驍勇，並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畜為宮甲，分屯左右長林門，號為長林兵。（《新唐書·建成傳》並云：「又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內宮中，將攻西宮。」按西宮為世民所居之地，解釋見後。）及高祖幸仁智宮，留建成居守。建成先令慶州總管楊文幹募健兒送京師，欲以為變；又遣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齎甲以賜文幹，令起兵共相應接。公山、煥等行至豳鄉，懼罪馳告其事。高祖托以他事，手詔追建成詣行在所。既至，高祖大怒。建成叩頭謝罪，奮身自投於地，幾至於絕。其夜，置之幕中，令殿中監陳萬福防禦，而文幹遂舉兵反。高祖馳使召太宗以謀之，太宗曰：「文幹小豎，狂悖起兵，州府官司，已應擒剿；縱其假息時刻，但須遣一將耳。」高祖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誅殺骨肉，廢建成封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太宗既行，元吉及四妃更為建成內請，封倫（按即封德彝，此時轉為建成效力）又外為遊說，高祖意便頓改，遂寢不行。復令建成還京居守，惟責以兄弟不能相容，歸罪於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並派之嶲州。
按《通鑑》記其事於卷一九一武德七年，內容與兩《唐書》同。然同卷《考異》曰：
劉餗《小說》云：「人妄告東宮。」今從《實錄》。（按《實錄》當指許敬宗等之《高祖實錄》，蓋亦兩《書》之所本者。）
文幹之反，既說法不一，則其為建成所主使，抑為敵人所誣告而致激變，殆已莫可究詰。然其事必與世民有所關連，則可斷言。不然高祖之責兄弟不能相容而流王珪、杜淹輩者，究何所為而發耶？其所以不獨責建成，恐亦另有原因，不能全以偏愛建成之理由解釋之。所惜史料缺略，無法究其真相耳。
楊文幹事件，既因建成擴充兵力而起，其目的又在對抗世民，然則世民在京師亦必有相當雄厚之武力。茲試將雙方實力，作一比較。
《舊唐書·建成傳》言及東宮兵員處凡二見，惟數目與《新唐書·建成傳》略有差異。《舊唐書·建成傳》：
建成乃私召四方驍勇，並募長安惡少年二千餘人（《新唐書》作「二千人」），畜為宮甲。
同傳又云：
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新唐書》作「三千」），結陣馳攻玄武門。
據此可知建成及元吉之兵員，約共有二千至三千之眾。至世民之武力，則散見於各傳。《舊唐書》六九《張亮傳》：
（太宗）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
同書六八《尉遲敬德傳》：
敬德曰：「（上略）在外勇士八百餘人（《新唐書》八九《敬德傳》作「八百人」），今悉入宮，控弦被甲，事勢已就，王（按指世民）何得辭！」
按世民遣張亮赴洛陽及尉遲敬德對世民之言，均為事變前不久之事。故知至少於武德九年，世民所統兵力，約在兩千人左右。及張亮東行，僅剩將近千人。准此而論，建成之實力平時約超過世民二分之一，及至事變前夕，更超出一至二倍，故建成實占優勢。至雙方之戰鬥力，則可以事變時雙方混戰之情形測之。《舊唐書·建成傳》：
俄而東宮及齊府精兵二千人，結陣馳攻玄武門，守門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戰，流矢及於內殿。太宗左右數百騎來赴難，建成等兵遂敗散。（《新唐書》同傳作「王左右數百騎至，合擊之，眾遂潰」。）
同書《尉遲敬德傳》：
其（東）宮（齊）府之將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率兵大至，屯於玄武門，殺屯營將軍。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宮府兵遂散。
按薛萬徹為唐初名將，與謝叔方等率宮府兵攻玄武門，殺屯營將軍，其戰鬥力之強可想。其潰散實由於建成等已死，無心戀戰所致，非世民之數百騎所能取勝。以此可知建成在京師之武力，以兵員論，超出世民甚多，而戰鬥力亦甚強也。
總之，楊文幹事件可視為建成、世民雙方整個衝突過程之一重要階段。此事件後，建成之地位，終不動搖；而世民所抱高祖易儲之希望，亦告幻滅；由是鬥爭益烈而危機日深矣。
三 高祖之態度
至唐高祖對建成兄弟所持之態度，據現存史料之描寫，大致謂高祖初亦深知世民之大功，且曾數度許以皇位之繼承。後因受後宮之蠱惑，終至袒建成、元吉而疏世民，不特違背其夙諾，即於二人加害世民之種種罪行，亦不予究責，一似其為人極其昏憒偏私者。世民之覬覦儲位，由高祖出言不慎以激發之，誠有可能。然高祖之保全建成，亦自有其苦衷。蓋建成位居嫡長，又無大過；而世民才華駿發，甚類隋煬；遠懲前代之禍源，近憂倫常之失序；所以始終欲維持現狀，其意不外如此。特未能遠料慘變發生之可能性，而早作適當之處理，是其疏失耳。群臣所以無一人能將此種危機告知高祖者，蓋亦有所顧忌，所謂「父子之間，人所艱言」者也。然高祖亦似曾設法消弭雙方之嫌隙，此可由世民遷居宏義宮一事見之。《舊唐書·建成傳》：
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宮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台、東宮，晝夜並通，更無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馬攜刀弓雜用之物，相遇如家人之禮。由是皇太子令及秦、齊二王教與詔敕並行，百姓惶惑，莫知準的。
按西宮為長安太極宮亦即所謂大內之西邊一部，當即是掖庭宮。宮之中部為高祖所居，亦即所謂上台；建成之東宮，則在上台之東。元吉居武德殿後院，《通鑑》一九〇武德五年注曰：「武德殿在東宮西。」可知元吉之齊府當與東宮相毗連也。其後高祖或以過分紊亂之故，遂將東宮、齊府與上台隔斷，不得自由通行。此點雖史無明文，然由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建成等人朝高祖，必須繞道自宮城北面之玄武門而入一事觀之，即可知其然也。（然東宮、齊府與上台之間，似仍有可通之處。《通鑑》一九一記六月四日建成等入玄武門後之情形曰：「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又曰：「元吉步欲趣武德殿。」可知上台與宮府實際仍可相通，特平日不准自由出入耳。）
此外，高祖並遷世民於長安城西之宏義宮。《唐會要》三十「宏義宮」條：
武德五年七月五日，營宏義宮。（注曰：「初，秦王居宮中承乾殿，高祖以秦王有克定天下功，特降殊禮，別建此宮以居之。」）
同書同卷又云：
高祖以宏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之。至貞觀三年四月，乃徙居之，改為太安宮。六年二月三日，太宗正位於太極殿，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伏見太安宮在城之西，其牆宇門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為卑小。臣伏以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太安宮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
觀《會要》語氣之肯定，世民確曾遷宏義宮，當無疑問。至於何時遷居，則不得而知。以當時情勢推測，或在武德七年六月楊文幹事件爆發之後。《新唐書·建成傳》謂建成令可達志募突厥兵三百內宮中，「將攻西宮」；此西宮似仍指世民舊居，亦即太極宮之西宮。繼而楊文幹之變起，高祖為避免建成兄弟之衝突，遂遷世民於宏義宮以隔離之，實有可能，且宏義宮之建，在武德五年，計其時日，此時亦可竣工。世民既徙居城外，建成等於京城中遂無敵對之勢力，而於宮省消息之探訪，亦遠較世民為便利。故高祖此種措施，益使世民陷於不利之形勢。世民於遷居一事之不滿，自可想見。此事於世民之發動政變，具有直接促成作用。蓋一則去至尊疏遠，終無嗣位之可能；再則其地僻居城外，更便於陰謀之進行。而其踐位後亦徙高祖於宏義宮者，殆為追恨前事而採取之一種報復耶？
四 事變前夕之局面
楊文幹事件後至玄武門事變爆發之一段時間，亦即武德七年夏至九年夏之二年間，建成、世民之鬥爭，愈形激烈。雙方皆致力於收買對方智勇之士，以為己用。惟史書於建成之利誘秦府分子，記載甚詳；而於世民之勾結東宮僚屬，則隱而不言。《舊唐書》六八《尉遲敬德傳》略云：
隱太子、巢剌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緻書以招敬德……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
同書同卷《段志玄傳》：
隱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競以金帛誘之，志玄拒而不納。
建成收買秦府重要分子之辦法既告失敗，乃轉而藉高祖之力以排去之。以是程知節、房玄齡、杜如晦等盡遭斥逐，而敬德幾至被殺。蓋高祖其時已受包圍，非復前此對於兩方親信同時懲罰之態度矣。《舊唐書》六八《程知節傳》：
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構之於高祖，除康州刺史。
同書六六《房玄齡傳》：
隱太子以玄齡、如晦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譖之於高祖，由是與如晦並被驅斥。
同書《尉遲敬德傳》：
元吉乃譖敬德於高祖，下詔獄訊驗，將殺之。太宗固諫，得釋。
至九年，建成復乘突厥入寇之機，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元吉復請以秦府驍將精兵隨行，期以澈底瓦解世民之武力，惟軍未發而玄武門之變作。《舊唐書》六四《巢王元吉傳》略云：
九年……會突厥郁射設屯軍河南，入圍烏城。建成乃薦元吉代太宗督軍北討，仍令秦府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等並與同行。又追秦府兵帳，簡閱驍勇，將奪太宗兵以益其府……高祖知其謀而不制……建成謂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眾。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別；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雲暴卒，主上諒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付吾國務，正位已後，以汝為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時坑之，孰敢不服！」率更丞王晊聞其謀，密告太宗。
按率更丞王晊，東宮僚屬，得聞密謀，自必為建成所親近；如不與世民夙有勾結，豈肯冒險以密謀相告！又世民收買建成舊人之玄武門屯將常何，遂獲六月四日政變之勝利，近人已有論述。參證以王晊之事，益知建成、世民雙方均收買對方之親信，特事有成與不成耳。
綜觀建成抵制世民之各項策略，足證其人亦非等閒。元吉之軍若出，秦府武力必歸消滅，即不殺世民，世民亦將無反抗之能力。且建成本意，亦似只在孤立世民，使之就範，未必有加害之心。蓋以建成之多助，元吉之勇猛，欲發動一類似玄武門事變性質之政變，何時不可？何必延宕數年，授人以可乘之機？即六月三日玄武門事變之前夕，建成得張婕妤之密告，已明知世民不利於己，猶不聽元吉「勒兵觀變」之勸告，坦然而入玄武門；雖自以兵備已嚴，玄武門守將系東宮舊人，不致有他；然其無加害世民之意，亦已明矣。且史稱元吉嘗欲殺世民，而建成不允。《舊唐書》六四《元吉傳》：
太宗嘗從高祖幸其第，元吉伏其護軍宇文寶於寢內，將以刺太宗，建成恐事不果而止之。（《新唐書》七九《元吉傳》作「太子固止之」。《通鑑》一九一作「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
此事《通鑑》載於武德七年六月楊文幹之反以前，可知建成至少在七年猶無殺害世民之意。惟史書亦曾載有建成鴆毒世民之事。《舊唐書·建成傳》：
後又與元吉謀行鴆毒，引太宗入宮（按指東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宮。（按《通鑑》一九一記其事，胡三省注曰：「西宮，蓋即弘義宮。」蓋以其地在長安城之西，故亦稱西宮，非太極宮之西宮。）
按此事《通鑑》載於武德九年六月，乃玄武門事變前不久發生者。然此事殊有可疑，蓋其時雙方鬥爭極烈，世民安有輕身入東宮夜宴之理？且建成果欲殺世民，又豈李神通所得扶之而出者？此非事實，不待煩言。蓋楊文幹事變之後，儲嗣問題，完全決定；建成、元吉已占優勢。而局勢推演，世民之武力，必歸消滅。將來世民幸不為楊勇，亦一曹子建耳。此時建成不必謀殺世民，其理甚明顯也。
世民在京師之實力，既不敵建成，因思植勢力於首都之外，以待他日之變，遂有遣張亮赴洛陽之事。《舊唐書》六九《張亮傳》：
會建成、元吉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圖不軌，坐是屬吏。亮卒無所言。事釋，遣還洛陽。
高祖亦曾有命世民出居洛陽之意。同書《建成傳》略云：
高祖謂太宗曰：「建成自居東宮，多歷年所，今復不忍奪之。觀汝兄弟終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台，居於洛陽，自陝已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及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今往洛陽，既得土地甲兵，必為後患；留在京師，制之一匹夫耳。」密令數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東人，聞往洛陽，非常欣躍；觀其情狀，自今一去，不作來意。」高祖於是遂停。
高祖此意，仍是採用以往之隔離辦法；及建成等使人上封事，乃悟後果之嚴重，遂寢此事。世民在京師之實力，既居劣勢；欲東出以待變，復不如願；而奪嫡之大欲，難以戢止；自身之實力，又將逐漸消失。最後只有行險徼幸，以圖一逞。所以必至喋血禁門，手刃骨肉者，其勢亦不得不然。玄武門之變，實世民一生最艱危之奮鬥，其敢於乘時發難，以弱取強者，固可見其明決過人；然影響所及，其弊亦現。有唐一代，骨肉之變獨多；天寶以後，政歸宦寺，又豈無緣而至哉！
原載《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八期，一九五八年七月
天寶雜事
《雜事秘辛》一書，為明人假託漢人所撰之小說，敘漢桓帝梁後之被選及冊立，妙於形容，動人心目。本文之內容，談有關唐天寶時代楊貴妃之事，所以標題亦采「雜事」二字，以其意相近也。
國人之於楊貴妃，無論古今，莫不嚮往。其姿容及身世皆具有傳奇性，而於天寶時代唐帝國政治上之影響，尤非同小可。自中唐時代，白居易《長恨歌》成，其後國人對貴妃之歌詠慨嘆，連篇累牘，至晚近而不衰。在中國歷史上及文學作品中，其聲譽之隆，幾無其他女性可與比肩。惟因貴妃事跡，萬人爭寫，其中往往有自創新意，不按史實者。此種風氣，白居易實開其端。近更有小說家言，引伸渲染，遂令此絕代佳人，一變而為海外扶餘。就文學之趣味及情節言，其文可稱佳制；如就歷史之求真標準而論，則大相徑庭。本文非文學之作，敘述楊貴妃之為人及其馬嵬死難等問題，兼述唐與其以前各代女性審美觀之演變，以及後人對貴妃之評價，期能回復貴妃在歷史上之真面目，實作者撰寫此文之本意也。
一 唐以前中國女性審美觀之演變
中國古代美人，有所謂「燕瘦環肥」。燕指漢成帝皇后趙飛燕，環指楊貴妃［1］。由此觀之，漢唐兩代之女性審美觀，迥然不同。故於談貴妃之前，先對中國古代女性審美觀之演變，略加敘述，以明歷代尚瘦或尚肥之原因。此外肥瘦二字之涵義，亦應先予說明。肥指軀體豐滿，亦即碩健之美，非謂痴肥如豬；瘦指身材窈窕，亦即適中之美，非謂枯瘦如木乃伊也。
中國記載女性美最早之典籍為《詩經》，此書非一人一時所作，其時代大致包括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之五百年（西元前一一〇〇至前六〇〇年）。當時中原鄭衛二國，風氣最為放蕩，而《詩經》中之所謂「鄭衛之聲」，對女性之描寫，亦最能刻畫入微。就鄭衛二國《國風》觀之，當時之女性審美觀實以高大健碩為尚。茲舉二例以證之。
（一）《鄭風》「有女同車」第一章：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二）《衛風》「碩人」第一、二章：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鄭風》所述同車之女「洵美且都」，「都」字為容貌美大之意。《衛風》之「碩人其頎」，則謂其人碩大頎長。「碩人」除體型之美外，其餘身體各部，亦各有動人之處，實為當時之標準美人。如以「柔荑」（茅之嫩芽）喻手之白嫩，以「凝脂」喻肌膚之光潔，以「蝤蠐」（蠶之幼蟲）喻頸之長白，以「瓠犀」（瓠瓜之子）喻牙齒之潔白整齊，以「螓首」（螓類蟬而略小）喻其方頭廣額，以「倩兮」喻其酒渦之美，以「盼兮」喻其眼球之黑白分明。而凝脂、蝤蠐、螓首、倩兮諸詞，莫不予人以頎長豐潤之感。
戰國時期，楚國文化大盛，其文學的代表作為《楚辭》。《楚辭》中所記之美人，已非《詩經》所記之碩長，而以「襛纖得中，修短合度」為上。茲舉二例：
（一）宋玉《神女賦》：
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
（二）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兩《賦》中之神女及東家子均肥纖適中，敘述甚明。而東家子「腰如束素」，乃形容其腰之細。以細腰為上，乃楚人之新風氣，為前此所無。此種新風氣之興起，實由於楚國君主之提倡。《墨子》、《管子》、《楚策》，皆有此類記載，當系實況。
戰國時代北方之美人，以趙女為最著。秦始皇之母，即趙國名姬。李斯《諫逐客書》謂趙女「隨俗雅化，佳冶窈窕」。「窈窕」謂婦女幽靜閒雅，雖未論及趙女之襛纖，味其語意，似乎戰國時代北方之女性審美觀，已不以碩健是尚。但始皇之母，似極健美。莊襄王壯年早逝，身體可能不健，而始皇孔武多力，或與其母有關。且太后老而好淫，實為精力過剩之明證。故戰國時代北方是否已受楚風之薰染，尚不可知。
漢代文學受楚國之影響尤大，其女性審美觀，亦似沿楚風。茲舉二事以明之：
漢武帝寵姬李夫人死，帝思念之，曾命方士召其魂至。帝並作歌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歌中所言「姍姍來遲」，似其人體態輕盈而非肥重。帝又自作賦以傷之，其首句云：「美連娟以修嫮兮！」顏師古注曰：「嫮，美也。連娟，纖弱也。嫮音互。」［2］由此可知李夫人實具纖瘦之美。
漢成帝後趙飛燕，以纖瘦著名，後世以之與楊貴妃並稱為「燕瘦環肥」。伶玄《飛燕外傳》謂飛燕「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但同書載成帝嘗稱飛燕「豐若有餘，柔若無骨」。可知飛燕之瘦，實為適中之美，絕非「骨瘦如柴」之謂。世謂「燕瘦」者，乃是與「環肥」相比。而「連娟修嫮」之李夫人，當亦是此種體型。
東漢初年，班昭作《女誡》七篇，其「敬慎第三」云：「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已公開提倡婦女柔弱之美。但至東漢末年，因西北地區，外族為亂，當地婦女，因受胡風之薰習，亦甚武健。史稱關西「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3］。而蔡邕《青衣賦》云：「修長冉冉，碩人其頎。」似東漢末年國人之女性審美觀，又尚碩長。但此種現象或只限於西北地區，亦未可知。
至魏，女性審美觀轉尚纖瘦。曹植《洛神賦》中之洛神，可為當時之標準美人。其句云：「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又云：「襛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可知洛神乃一肥瘦適中、長頸細腰、風度飄逸之人。
《洛神賦》之標準，直延至兩晉南朝，未曾改易。如晉武帝欲為太子擇妃，心許衛瓘女，謂衛氏「美而長白」［4］。當時以長白為美，但未言及豐碩。陶潛《閒情賦》：「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謝靈運《江妃賦》：「小腰微骨，朱衣皓齒。」均以窈窕纖小是尚。又史稱陳後主寵張貴妃、孔貴嬪，後主批閱章奏，每置二人於膝上，共同磋商［5］。如二人體肥，後主力必不勝，亦可知張、孔皆「燕瘦」型之美人。
北朝文學，不甚發達，其對女性審美觀之描寫，亦甚缺略。然北朝以胡人入主中國北方，（北齊皇帝雖為漢人，但已深染胡化。）胡風傳入，北方婦女，遠較南朝為武健。北魏孝文帝，行均田之制，婦女亦得受田。可知當時北方婦女，身體普遍健康，不然何以能任稼穡？此外貴族婦女亦有擅騎射者，如北魏孝莊帝皇后爾朱氏，史稱其「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6］。又北齊後主妃馮小憐，曾數度親臨前線，觀齊周兩軍之決戰，似亦頗有膽勇。又史稱北齊婦女莫不以「制夫為婦德，能妒為女工」［7］。如身體孱弱，性情怯懦，又何以制其夫哉？
二 唐代之女性審美觀與「環肥」之美
唐代婦女，顯以健碩為尚。此緣李唐承北朝屢葉之政權，胡風未泯，婦女生活較為自由。其時婦女，多擅歌舞，有時且以武事相尚，故其體格，自較健美，而性格亦較勇敢活潑。唐高祖起事太原，兵臨長安時，其女平陽公主（柴紹妻）亦起兵於司竹，並親率「娘子軍」牽制隋師。可見當時婦女之武健，較之男子，並無多讓。唐代兩大美人武后及楊貴妃，體貌均甚豐碩。武后初為太宗才人，史稱後曾自請為太宗制御悍馬，則其勇健可知［8］。又後女太平公主，史稱其「方額廣頤，多陰謀，後常謂類我」［9］。亦可證武后之絕非纖瘦。至於楊貴妃，世有「環肥」之稱，其肥更無可疑。
唐代婦女之風姿表現於圖畫者，以代德時期人物畫家周昉之《簪花仕女圖》最為有名。昉所繪之仕女，莫不豐腴濃麗，極具富貴之態，允為當時仕女畫之典型。此種畫風，直傳至五代時期。如南唐人物畫家周文矩《宮庭春曉圖》中之宮人，其體型大類《仕女圖》。至北宋，觀點始有改變。《宣和畫譜》卷六：「世謂（周）昉畫婦女，多為豐厚態度者，亦是一蔽。」可知宋人之女性審美觀，顯已不同於唐。
貴妃所以能使「六宮粉黛無顏色」者，必具有其特殊之美，而非專以「肥」見長。《舊唐書》卷五一《楊妃傳》：
太真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
以上數語，可以概括貴妃之美。據此可知貴妃所以能專寵於人主，歷久而不衰者，並非全在美艷，尤不完全在肥。茲逐句加以分析。
貴妃「資質豐艷」，即豐滿艷麗之意。但其艷為「濃艷」，亦即除其體貌自然之美外，更著重衣飾化妝之美，與其姊虢國夫人之「淡掃蛾眉」，絕不相類。唐婦女習作濃妝，乃當時之風氣使然。故李白《清平調》稱貴妃為「一枝紅艷露凝香」。《清平調》又云：「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以趙飛燕喻貴妃。宦官高力士遂於貴妃處以此詩中傷李白，謂「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10］貴妃因而怨恨李白，屢阻白之仕進。以飛燕喻貴妃，而力士以為「賤之」，其理甚難索解。飛燕為漢家皇后，地位且高於貴妃，何賤之有？飛燕固有失德之處，然唐代宮闈之不肅，遠勝於漢，貴妃對飛燕之行為，應不致視為嚴重。然則究有何因可使力士之奸計得遂？愚意以為唐人尚肥，而飛燕以纖瘦著名，棄尚肥之流行觀念而比之為世所不尚之纖瘦之人，此貴妃之所以深恨李白者耶？
所謂「善歌舞，通音律」，貴妃實足以當之。《碧雞漫志》及《廣群芳譜》等書，均言貴妃善舞《霓裳羽衣曲》。此曲為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所獻，凡十二遍，其音節之複雜可想。白居易《胡旋女》：「天寶末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可知貴妃又善胡旋舞。《開天傳信記》謂妃最善擊磬，拊搏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之。《唐音統簽》注並謂妃妙彈琵琶。又張祜詩云：「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可知妃又善吹笛。
貴妃所以能於倩盼之間，動移上意，其智算亦確屬過人。茲舉一例以明之。《開天傳信記》謂妃嘗因妒嫉，有語侵上，上怒甚，召力士送還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唯發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發，揮涕憫然，遽命力士召還。此事貴妃舉動之機警，語言之動人，殆為天縱狡猾之才。以絕艷之美人，集眾藝於一身，又復濟以過人之智算，無怪玄宗為之傾倒，而須臾不能離也。
至於貴妃之服飾器用，亦極其奢侈。史稱「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鎔造，又數百人」［11］。其衣飾之華美，自不待言。而貴妃於華美之中，每能自創新格，不同常制。如妃常以假髻為首飾，而好服黃裙。時人為之語曰：「義髻拋河裡，黃裙逐水流。」［12］以服制論，貴妃應著紫裙，而妃獨著黃裙，同於齊民，此舉可見貴妃不拘常格之浪漫天性。又唐人戴假髻，乃普遍風尚，民間婦女亦可著之。而貴妃以此遭時人之忌恨，致欲拋假髻黃裙於河中者，或緣貴妃著民服，遂奪民間婦女之美故也。又貴妃嘗創一種「鴛鴦並頭蓮錦袴襪」，又名「藕覆」，其華美即今日之「袴襪」，亦不能及。於此可見貴妃在衣飾方面之慧心［13］。
根據以上資料，歷代美人，鮮能具有如此完美之條件。貴妃於政治，並不熱中。雖其提攜楊國忠，致使政治紊亂，國家傾危，為後人所不滿；然此事之主要責任，實應由玄宗負之。其為人雖善妒，然亦一般人之通性。究其宅心，可稱忠厚，絕不似武后之兇殘，武惠妃之陰險。後人所以不少對貴妃表同情者，亦以此也。
三 楊貴妃馬嵬生死之謎
玄宗天寶十四載（公元七五五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起兵反。次年六月初，潼關失守，宰相楊國忠首建幸蜀之策，玄宗於六月七日晨攜貴妃倉皇離京西走。次日，至馬嵬驛（在今陝西興平縣），將士飢疲，遂殺國忠，並逼玄宗縊殺貴妃，然後西行。貴妃之死，兩《唐書》所載甚明。《舊唐書》卷五一《楊妃傳》：
帝不獲已，與妃訣，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
《新唐書》卷七六《楊貴妃傳》亦云：
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裹屍以紫茵，瘞道側，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過其所……密遣中使者具棺槨它葬焉。啟瘞，故香囊猶在。
根據以上史料，貴妃之死於馬嵬，實為不容置疑之事。
至憲宗元和時期（西元八〇六至八二〇年），其時上距馬嵬事件已有五十年，突有貴妃未死於馬嵬之傳說。白居易《長恨歌》及陳鴻《長恨歌傳》，均為此事而發。《歌》、《傳》均隱喻貴妃於馬嵬事變時乘軍亂逃出，死者乃其替身。貴妃離馬嵬後，重返道觀，遂淪落於風塵之中。肅宗至德二載（七五七年）十月，玄宗返長安，遣人覓之，得見貴妃，且有信物及私語為證。玄宗以其已入藩溷，覆水難收，不得已而捨棄之。長恨之意，實指生離而非死別。
《長恨歌》之含意隱晦，千餘年來，無人指明其真意所在。直至民國二十年左右，俞平伯作「《長恨歌》及《長恨歌傳》的傳疑」一文，始發其覆［14］。茲據俞文所引《長恨歌》之詩句，說明白詩暗喻貴妃不死於馬嵬之證據。至《長恨歌傳》之立意，與《長恨歌》同，茲不贅引。
俞文謂《長恨歌》中暗示貴妃未死之詩句，至少有如下八處：
（一）「六軍不發可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宛轉」二字，乃委曲難見真相之意，暗指有人代死。
（二）「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指貴妃之死，玄宗未見。
（三）「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指貴妃之屍，化為烏有，暗示未死。
（四）「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指貴妃尚在人間。
（五）「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謂此亦人間一境，非必真有。
（六）「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言群雌粥粥，貴妃蓋非清淨獨居。唐之女道士院跡近倡家，非佳語也。
（七）「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上句明明點出一「人」字，下句謂方士來去以前，且有人見貴妃矣。境界如何，不難想見。
（八）「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里夢驚魂。」「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似貴妃驚聞使人之來，起身極為倉促，且徘徊趦趄，似有弦外餘音。
俞氏之文，對白氏《長恨歌》之寓意，可謂指發無遺。貴妃不死於馬嵬之說，似直傳至晚唐。李商隱《馬嵬》：「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似李氏亦嘗聞此種傳說，特不信之耳。美人英雄，自古受人景慕，故有關之流言亦最多。清末太平天國名將石達開，二次世界大戰時之德國元首希特勒，亦有「不死」之傳說，然均不能推翻事實。楊妃不死之說，亦類此也。故傅孟真先生評俞文為「只可以玩弄聰明，卻不可補苴信史」［15］。可為定論。茲再舉數證，以明貴妃「不死於馬嵬說」之不能成立。
（一）兩《唐書》楊妃傳，均載妃死於馬嵬，瘞於道側。同傳更載有上皇（玄宗）返京，路經馬嵬，曾命中使潛予改葬。如其未死，則改葬之事無由起。如謂改葬時「不見玉顏」，則舊《書》已明言「肌膚已壞」，此乃屍身久埋之通象，不能遂謂「屍解」。且「潛予改葬」之事，白氏決難親見，然則白氏何獨能知之？
（二）杜甫乃貴妃同時之人，其《哀江頭》云：「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又《北征》云：「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皆確言貴妃已死。前詩之作，距馬嵬事件不過七八個月，後詩亦不過一年數月，時間既如此接近，當為最可信之史料。俞氏文謂《哀江頭》中有「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曰「去住」，曰「彼此」，以為老杜疑貴妃或未死，故兩說並存。杜甫之詩，格律素稱嚴細，斷不致矛盾至此。且杜詩述事，類皆平鋪直敘，絕無所謂「詩謎」。所謂「去住」，「去」者指貴妃已死，如「清渭東流」之一往不復；「住」者指玄宗幸蜀，居於劍閣深處。至所謂「彼此」，固指貴妃及玄宗，亦寓幽明相隔之意。俞文謂此二句之舊注可通，不宜曲為比附。茲按杜詩仇注，再加詮釋，以明老杜之確言貴妃已死。
（三）《長恨歌》完成之時代，已上距馬嵬事變五十餘年，其間絕無寓意如《長恨歌》之作品出現。《長恨歌》之作，似極突然，前此並無痕跡可尋。何以當時人所不知之事，五十年後之人反能知之？且《長恨歌》以後吟詠貴妃之詩篇，除李商隱《馬嵬》一詩，有「海外九州」之說，其餘詩篇，皆謂貴妃死於馬嵬。即商隱詩中，一則曰「徒聞」，再則曰「此生休」，對《長恨歌》之說，並未承認。是唐人皆信貴妃死於馬嵬，千餘年後之人，自然無法以傳說推翻信史。
（四）《長恨歌傳》末云：「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是陳鴻已明言其傳不過記載一時之傳說，而以身非開元遺民，無法知其真相。《長恨歌》之立意，與《傳》完全相同。可知陳、白二氏，亦未確言貴妃之不死於馬嵬也。
（五）近代小說家言，有謂貴妃逃至日本者，當由李商隱「海外徒聞更九州」之詩演化而來。而李之「海外九州」之說，當由《長恨歌》「海上有仙山」延伸而成。李氏否定此說，已如上述。即其所謂「九州」，用典取自鄒衍之「大九州」說，其意甚明，與日本之九州，實風馬牛不相及。且遍查有關日本之書籍，唐時日本尚無「九州」之名，李氏又從何知之？（此點作者尚不敢完全確定，謹以求教當代之日本史專家。）至於以日本有貴妃墓及日本書籍載有貴妃事跡遂為貴妃確至日本之證據，似更無討論之必要矣！
四 後人對楊貴妃之評價
馬嵬事件後，後人對貴妃之吟詠，無代無之，多至不可勝數。其內容對貴妃或褒或貶，並無定論。其褒者未必即是貴妃之功，貶者亦未必即是貴妃之罪。詩人詠嘆，各抒所懷而已，意見正不必一致。今欲指出者，乃歷代詩章，各有其不同之時代背景，對貴妃之褒貶，亦常隨時代而轉移焉。茲舉歷代吟詠馬嵬事件之詩篇若干首，藉以分析各詩之時代背景以及後人對貴妃評價不同之原因，非為貴妃生平作定論也。
天寶之亂，咎在玄宗，然亦不能說與貴妃全無關係。唐人懲於大難，所有詩人對貴妃幾全無好評。又因唐人不敢直斥玄宗，故眾惡悉歸於妃子。杜甫《北征》，喻貴妃為褒姒、妲己，已如上述。劉禹錫《馬嵬行》：「軍家誅佞幸，天子舍妖姬。」指貴妃為「妖姬」，亦與老杜同調。白居易《長恨歌》雖盛道貴妃之美，然對楊氏亦有微詞。如「可憐光彩生門戶」及「不重生男重生女」等句，均非佳語。至唐末，鄭畋之《馬嵬坡》云：「肅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是直以玄宗之殺貴妃而不效陳後主之昵戀張麗華為明智之舉矣！其對玄宗略有微詞者，則除《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一句外，尚有李商隱之《馬嵬》：「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隱喻玄宗之不才。此外則徐夤《馬嵬》：「張均兄弟皆何在？卻是楊妃死報君。」譏玄宗之不識人，稍為貴妃分辨而已。唐代文風自由，若在明清，白、李等人之作，必興文字獄矣。
宋朝時代已易，詩人詠楊妃，遂直斥玄宗。如陳堯佐《華清宮》：「百首新詩百意精，不尤妃子即尤兵；爭為一句傷前事，都為明皇恃太平。」陸游《題明皇幸蜀國》：「天寶政事何披猖，使典相國胡奴王；弄權楊李不足怪，阿瞞手自裂紀綱；八姨富貴尚有理，何至詔書褒五郎。」許月卿《題明皇貴妃上馬圖》：「三郎但念妃子醉，豈知身醉誤國事。」皆此類也。
元明詩歌對貴妃之評價，大多拾唐宋余唾，並無新義。至清，因前人吟詠已多，欲出奇致勝，遂轉而同情貴妃，百計為其文過。甚者謂貴妃有功於唐，行同忠臣烈士。茲舉數例如下：
辛師雲《馬嵬詠古》：「燕啄王孫事已非，三皇太子血侵衣；玉環長解征歌舞，遠勝當年武惠妃。」謂貴妃勝武惠妃，見解尚覺合理。李義文《登馬嵬坡》：「六軍不發費傳呼，萬乘於茲注己孤；一死尚存唐社稷，西施回首愧姑蘇。」謂貴妃勝西施，按諸史實，比擬已覺不倫。袁枚《再題馬嵬驛》：「到底君王負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玉環領略夫妻味，從此人間不再生。」謂玄宗薄情，似亦過分。楊延亮《題馬嵬驛》：「孤負憑肩誓後身，六軍相逼太無因；肯拚一死延唐祚，再造功應屬美人。」趙翼《詠楊妃》：「鼙鼓漁陽為翠娥，美人若在肯休戈？馬嵬一死追兵緩，妾為君王拒賊多。」二詩皆謂貴妃有大功於唐，惟捕風捉影，曲解史實，只能以遊戲筆墨視之矣！
歷代歌詠對貴妃之臧否，代各不同，甚少有人論列其詩格之高下以及見解之是非。惟林則徐本忠君之傳統觀念，深咎白居易而盛讚杜甫、鄭畋。其《題楊太真墓》：「籍甚才名長恨篇，先王慚德老臣宣；詩家解識君親義，杜老而還只鄭畋。」［16］林氏之評，觀點未免過狹。作者之意，以為唐人詠貴妃之詩，確較接近事實。宋人詩亦大致離題不遠。若清人之作，則只能以艷詩視之，不足稱詠史之作也。
原載《中國時報》副刊「人間」，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及三日
【注釋】
［1］楊妃小字玉環，見《馬嵬志》卷二引《癸辛雜誌》。
［2］見《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列傳·李夫人傳》。
［3］見《後漢書》卷七十《鄭太傳》。
［4］事見《晉書》卷三十一《后妃上·惠賈皇后傳》。
［5］事見《陳書》卷七《張貴妃傳》。
［6］見《北史》卷十四《后妃下·小爾朱氏》。
［7］見《北齊書》卷二十八《元孝友傳》。
［8］事見《資治通鑑》卷二〇六。
［9］見《新唐書》卷八十三《太平公主傳》。
［10］事見樂史《太真外傳》（載《馬嵬志》卷七）。
［11］見《舊唐書》卷五十一《楊妃傳》。
［12］見《馬嵬志》卷四引《宛委外編》。
［13］見《續說郛》卷三十一《致虛雜俎》。
［14］俞文引載於傅孟真《史學方法導論》（《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冊）。
［15］見同上傅文。
［16］第四節所引諸家之詩，分見《馬嵬志》卷十、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附記：去歲十一月，得日本東京大學池田溫教授來函，談及唐時日本「九州」之名稱問題。承告以七、八世紀之交以前，「九州」之地，名為「九國」（「國」字之義，略同於唐之府州）。八、九世紀，一般人皆以「九國」稱其地。至於「九州」一名，約自十二世紀以後，始廣泛使用等雲。據此，可知唐時日本尚無「九州」一名也。
來函並談及「楊貴妃逃至日本」一說之起因，略謂此種說法，「固是無稽之小說，反映傾國不死之願望而已。然八世紀時，日人之姓氏，有姓『楊貴』（Yagi）者，有出土之磚銘為證。或後世訛傳楊貴妃來日之起因歟？」可知此說雖系附會，亦非毫無所憑也。
池田教授為日本唐史專家，著作等身，春秋正富，前途非可量度。其來函所言各點，解我積惑，獲益實深。而函中自稱「東夷後生」，其謙沖尤不可及，令人傾佩！謹將此項寶貴意見，附記於此，以饗讀者，並向池田教授敬致謝忱。
一九七八年十月傅樂成記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