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瓦薩 · 題解
一八八一年斯特林堡發表了一部文化史著作《瑞典人民》。他在按語中說，作品的目的是反對只寫帝王的官方史學著作，其中點名批判了瑞典著名詩人和歷史學家埃里克·耶伊爾（1783—1847）的作品。此外，當他聽說詩人維納爾·黑登斯塔姆（1859—1940）正在寫《卡爾十二世的士兵》時，於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寫信給一位朋友說：「真滑稽，世界主義者黑登斯塔姆竟然寫起了民族主義的小說，從而淪為民族主義的吹鼓手。」然而更滑稽的是他本人，地獄危機以後寫了一大批以瑞典歷史上諸多國王為中心人物的歷史劇，其中有《福爾孔家族的故事》（1899）、《古斯塔夫·瓦薩》（1899）、《埃里克十四世》（1899）、《古斯塔夫·阿道爾夫》（1900）、《卡爾十二世》（1901）和《古斯塔夫三世》（1902）等。
為了給自己的歷史劇做準備，他在隆德大學認真閱讀莎士比亞的劇作。在他創作《奧洛夫老師》（1872）的時候，也曾研究過莎士比亞。他對莎士比亞把歷史題材現實化、通俗化的現實主義和對表面上無足輕重的細節描寫都引起很大興趣。當他重新閱讀莎士比亞作品時，除了保持了這種興趣以外，還被莎士比亞劇作的自由結構所吸引。有一次他在隆德談到莎士比亞的時候這樣說：「不是全盤接受，但是我決心進行研究，看看他是怎麼樣創作一齣戲劇。這時候我發現，莎士比亞不拘泥於形式，但同時他又是一個嚴格和細心的形式主義者。他的所有戲劇作品都是五幕四場或四幕五場。」這表明他不是簡單地照搬莎士比亞的戲劇技巧，而是吸收對他有用的東西，就像他在八十年代曾經反對法國戲劇中對稱的特徵，但卻保留了法國戲劇中結構嚴謹和講究舞台效果的特徵。
斯特林堡研究莎士比亞戲劇的另一個成果是，他放棄了每一齣戲只著重寫一個主要人物或一個主要情節的手法（如自然主義劇作《父親》和《朱麗小姐》）。在他分析了《哈姆雷特》以後，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一部戲劇應該像由各個有著獨立旋律的樂章巧妙組成的一部交響樂。他把這個原則運用到自己的歷史劇中，在《古斯塔夫·瓦薩》這部作品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品除了表達斯特林堡地獄危機以後形成的犯罪——懲罰——贖罪的宗教思想以外，還借用劇中的人物奧勞斯·彼得里的嘴，批判了有些人仍然堅持的八十年代思想，強調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真理和思想。
不難看出，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對斯特林堡創作的歷史劇有很大影響。就像莎士比亞的這類作品一樣，斯特林堡的每一部歷史劇幾乎都以一位國王為中心人物和描寫王位的鬥爭。但斯特林堡的歷史劇的情節比前者活潑。在對待歷史材料的態度上，兩個人也很相似。斯特林堡總是從傳說性的歷史材料中取材，對當時瑞典的史學著作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他在《藍皮書》中解釋說，這類史學著作都是政治上的陳詞濫調，把一些歷史人物根本就不具有的動機和想法強加給他們。因此他寧願到較古老的歷史故事中去尋找題材，如阿·阿·阿弗塞利烏斯編輯的《瑞典民間故事》和斯塔貝克和貝克斯特羅姆編輯的《瑞典歷史故事》。很多人把這類書籍當作消遣讀物，然而對斯特林堡來說這些故事是真實的歷史材料。從藝術角度看，這兩部作品都很粗糙，而這一點更符合斯特林堡的口味。在對這些故事進行藝術加工時，他可以自由、大膽地想像。他自己也曾經說過，斯塔貝克和貝克斯特羅姆「搜集了一大堆材料，亂糟糟地堆在一起，人們必須拿風鑽和鎬頭去開採自己要用的石頭」。
斯特林堡多次強調「歷史時間」和「戲劇時間」的區別。他在地獄危機以後寫的第一部歷史劇《福爾孔家族的故事》中，有一個場面是年輕的國王埃里克·馬格努松責罵克努特·波賽，實際上此人在他出世前九年，或者說在他取得王位二十六年以前就死了。《古斯塔夫·瓦薩》也是由發生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的各種事件加工而成的。比如三個達拉那人是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點被逮捕和處決的，而斯特林堡在第一場中讓這三個人一個接一個地從孟斯·尼爾松在阿斯拜布達的家裡被叫出去處死。最後一場也屬於這種情況。根據古斯塔夫時期的檔案材料看，達拉那人向斯德哥爾摩進軍完全不是突如其來的。古斯塔夫·瓦薩事先集中了不到四百人，但是他讓人散布說有四千人。斯特林堡就事件發生的時間向後推移了十年的問題，他在《古斯塔夫·瓦薩》第一版的前言中告訴讀者，「劇本中出現的時間誤差是為戲劇技巧需要所做的必要的犧牲」。
斯特林堡所有的歷史劇中的人物，包括他青年時代寫的《奧洛夫老師》中的人物，都具有現代人的特徵。他們講現代日常用語。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他在這方面走得更遠，《古斯塔夫·瓦薩》以後的作品，不論在性格的塑造還是在語言的運用方面都沒有一點兒擬古的特徵。斯特林堡說，「在人人皆知的事情上」，他有時候對歷史事件中的人物和環境做些改動是不可避免的，但這種改動不是目的的本身。他清楚地意識到：「即使在歷史劇中，純粹的人仍然是人們的主要興趣所在，歷史只能是背景。」
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二年斯特林堡僑居歐洲大陸，在柏林和巴黎住的時間最長。在此期間他經歷了一次精神危機。他錯誤地認為，他所以屢遭不幸和失敗是因為得罪了「神」，他稱之為是「天意」。開始時他認為「天意」只是對他不滿意，在研究了斯維登堡里和其他的神秘主義者的學說以後，這些「神」在他的想像中變成了「懲罰之神」，通過懲罰和考驗使他這位昔日的無神論者和青年教唆犯悔罪和屈服。在他的歷史劇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在地獄危機以後形成的宗教思想的代言人。犯罪和懲罰、自傲與悔過幾乎構成每一部戲劇的主題思想。他強調，人遭受的每一個苦難都是上帝的懲罰，都是由某種罪過造成的，沒有一個受懲罰的人是無辜的。在歷史上他找不到類似的情況時，他經常自己杜撰一種罪過，讓劇中的人物去贖罪。古斯塔夫·瓦薩和埃里克十四世因為自己的罪過受到懲罰，而《福爾孔家族的故事》中的埃里克·馬格努松和古斯塔夫·阿道爾夫則要為他們的先人贖罪受罰。
《古斯塔夫·瓦薩》與《奧洛夫老師》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繫。在創作《古斯塔夫·瓦薩》的過程中，斯特林堡不時地想起奧洛夫老師，他在寫給著名作家古斯塔夫·耶伊爾斯塔姆（1858—1906）的信中說，一種不可名狀的思念之情經常把他帶到基曼多島，「不可能是因為奧洛夫老師這位熟人又出現在我正在創作的《古斯塔夫·瓦薩》里，《奧洛夫老師》是在基曼多島上寫的。」在《奧洛夫老師》這部作品中，年輕的國王古斯塔夫仲夏節夜晚在萬民歡呼聲中，騎著高頭大馬進入斯德哥爾摩；在《古斯塔夫·瓦薩》這部作品中，年邁的國王古斯塔夫在一種陰鬱、憂愁的氣氛中到處尋找起義和背叛。作者本人也是這樣。在他第一部偉大的戲劇作品《奧洛夫老師》中，他把自己青年時代的理想傾注在奧洛夫老師這個人物身上。在後一部作品中，他懷著極大的悔恨回顧自己青年時代。劇中古斯塔夫和奧洛夫老師的年齡恰好就是作家當時自己的年齡，並且讓他們經歷與自己相同的內心變化。
依靠呂貝克人的經濟援助和達拉那人的武器，古斯塔夫·瓦薩奪得了政權。為了鞏固政權他隨後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為了徹底實現瑞典的獨立，他斷絕了與呂貝克人的貿易聯繫。第二件：使用武力手段控制桀驁不馴的達拉那人。這兩項措施使他與呂貝克人和達拉那人的關係急劇惡化。另外，為了償還呂貝克人的債務和削弱教會勢力，他大量徵收教會的財產，這樣又引起教會勢力的反對。但是在《古斯塔夫·瓦薩》這部作品中，歷史情況僅僅構成背景，作品主要是描繪斯特林堡地獄危機以後新形成的宗教思想：犯罪——懲罰——贖罪。斯特林堡對政治方面的問題缺乏興趣。
斯特林堡在這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生動、逼真的人物形象，其中古斯塔夫·瓦薩最為出色：
一位憤怒的雷神：作品的前兩幕主人公古斯塔夫·瓦薩並沒有露面，人們是通過他的兒子埃里克王子充滿仇恨的介紹間接地了解他：「你能想像得到嗎，他竟想阻止我今天晚上到這裡來；當我執意要來時，他竟想用匈牙利鋼錘打我，就像錘神托爾用它的錘子追打妖魔一樣。」「他戴著大氈帽、披著藍斗篷、拄著打野豬用的長矛，你知道，有時候我真的以為他就是奧丁神。當他在樓頂發火時，人們說他們在地下室都能感受到，就跟打雷一樣。」
一位嚴厲的父親：在第三幕古斯塔夫·瓦薩露面了。但是他看起來並不像一位憤怒的雷神。人們看到他平靜而若有所思地站在自己辦公室的窗子旁邊。他對皇后舉止溫和並富有騎士風度。當他看見嘴巴噴著酒氣、頭髮蓬亂、臉色蒼白的埃里克王子時，他也不是特別嚴厲，只是批評他糜爛的生活和與狐朋狗友交往。只有當兒子拒絕改邪歸正時，他才發怒：「沒頭腦的臭小子！去把你身上的污垢洗掉，梳梳你的頭髮；漱漱你的嘴，免得把我的房子熏臭。」
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古斯塔夫·瓦薩和赫爾曼·伊斯雷爾是打過多年交道的老朋友，但是他們代表不同的利益。瑞典欠呂貝克人的債務還清了。古斯塔夫·瓦薩決心徹底擺脫對呂貝克人的依賴。為了達到控制瑞典的目的，赫爾曼·伊斯雷爾竭力說服他簽訂一項貿易協定。為了避開這次令人厭惡的談話和重提呂貝克人的恩情，他突然改變話題，公開承認他處死了斯維芝舍的榮牧師——這件事像一塊石頭壓在他的心上，甚至當他要吻妻子潔淨的前額時她也把頭側過去，好像看到他的手上沾著血。古斯塔夫·瓦薩利用自己的煩惱引誘赫爾曼·伊斯雷爾承認和兩個陰謀叛亂的達拉那人有聯繫。人們看到，赫爾曼·伊斯雷爾在遲疑了片刻和再一次企圖使古斯塔夫·瓦薩簽訂貿易協定的努力失敗以後上了圈套：他企圖通過告訴古斯塔夫·瓦薩他昨天接待了達格和兩個達拉那人的來訪來證實他對他的忠實友誼，並以此要挾他與呂貝克人結盟，從而使瓦薩保住自己的王位。但是他錯誤地估計了古斯塔夫·瓦薩的性格。當他從伊斯雷爾那裡證實了安德士·佩爾松和孟斯·尼爾松與呂貝克人勾結以後，當即下令在太陽落山以前處死他們。他為什麼要處死曾經助他一臂之力的兩個朋友呢？他指出，兩年前他們曾參加反對沒收聖鐘的事件犯了罪，他饒恕了他們，因此還清了他們的恩情債。而這次是一筆新賬，他們在欠債人的名單上。
作品主人公古斯塔夫·瓦薩的性格有一部分就是作家自己的性格。但是他新思想的真正代言人則是奧勞斯·彼得里。作品中他嚴厲、多疑和冷酷。奧勞斯·彼得里與他兒子雷古納爾德的對話充分反映了斯特林堡對當時成長起來的那代瑞典青年的觀點，並以此來批判仍然堅持八十年代思想的人使他們失去了生活信仰。像他的同齡人一樣厭世輕生（「我真想死了才好！」），因為他們不知道該信仰什麼。他不想學把人搞得四分五裂的神學。當奧勞斯·彼得里問他，這是誰造成的時候，他回答說：「這很明白！」奧勞斯·彼得里馬上意識到話中的含義，他接著說：「好啊！你的意思是我們年紀大的人！」
在這部作品中，斯特林堡沒有批判什麼「教唆者」、「虛偽的預言家」。奧勞斯·彼得里認為，他年輕的時候有必要宣揚自己那個時代的新思想，他年老了否定那些新思想也是對的。雷吉納爾德滿腹牢騷地說：「我覺得我的未來就像一片雲霧，太陽永遠照不到那裡；即使偶爾透過一道光線，人們也會把它視為將人引入歧途的鬼火！」奧勞斯·彼得里回答說：「我年輕的時候也有過這種感覺，我在你這個年紀似乎看到了罪惡和恥辱架，但是我必須得往前走；我必須鑽進雲霧，親自用鬼火把行者引入歧途。我甚至預示到這樣的時刻：我的兒子站在我面前說：看吧，是你把我弄成這個樣子。」
斯特林堡年輕時代的作品《奧洛夫老師》中，主人公奧洛夫（即《古斯塔夫·瓦薩》中的奧勞斯·彼得里）宣揚的是英國人巴克爾的理論，即一種真理只能適用於一代人。他對母親說：「媽媽，在您年輕的時候，那是對的，而當我年紀大了的時候，也許就成了錯誤的。韶華易逝，難以追趕得上。」在《古斯塔夫·瓦薩》這部作品中，斯特林堡讓這位年邁的奧勞斯·彼得里重複巴克爾的觀點，即應當允許人們接受他們那個時代的新思想，儘管這種新思想還沒有被證實是否正確，對人們來說這是一種義務。從這一點不難看出作家本人在為自己背離八十年代破舊立新思想而轉入迷信、保守的思想進行辯解。
一八九九年十月七日《古斯塔夫·瓦薩》在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劇場舉行首演式，成為這家劇場演出最成功的劇目之一。觀眾對演出報以熱烈的掌聲，最後變成了對作家的熱烈歡呼。但是斯特林堡並不在場。他通常只看彩排，而不看首場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