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治要 · 卷二 史評二種

史評二種序 史評原於諸史之論贊，所以發明刪述之旨，褒貶人物之情，前者為作法之法，後者為讀史之事。前者近實而難作，後者蹈虛而易成。故近代通人於其類，獨推《史通》一書，蓋謂其考辨體例，討論規律，其有史學三難，洵史評之楷式也。第自劉氏發憤以後，千載沈霾，始獲章氏之《文史通義》，庶幾追配，而猶非純一論史學者，何其難哉！清儒考訂諸史之篇，其間發明作法者，雖亦不少可觀，惜大率為札記之體，文字破碎，不名一家。是編為治要作，以為讀史者，重在事實，無多取雌黃甲乙之論，徒迷亂人之耳目，故一切略焉。 史通 《史通》，唐，劉知幾撰。知幾，彭城人，字子玄，又以字行，領修國史垂三十年。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封居巢縣子，卒。知幾嘗言：「史有三難，才、學、識世罕兼之。」又嘗與蕭至忠、宗楚客爭論史事，不合，遂發憤著此書。內外四十九篇，內篇論史家體例，外篇論史籍源流與歷代史書得失。其議論縱橫透闢，凡所駁詰，馬、班或不能自解。徐堅見而嘆曰：「為史氏者，皆當署此座右。」世人以為知言。〔或曰：史官兼司掌故，而知幾之意，惟以褒貶為宗，餘事皆視為枝贅，殊非古法。案：此論切中劉氏之失，講史學者亦不可不知。〕 六家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不恆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浦起龍曰：「此篇序也，史體盡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其舉數也，欲溢為七而無欠，欲減為五則不全，是《史通》總挈之綱領也。其辨體也，援駁儷純而派同，移甲置乙則族亂，是六家類從之畛塗也。注家字不清，要領全沒，今為顯說之：一《尚書》，記言家也；二《春秋》，記事家也；三《左傳》，編年家也；四《國語》，國別家也；五《史記》，通古紀傳家也；六《漢書》，斷代紀傳家也。會此分配，以觀六章，觀全書，如視掌文矣。」（以後各篇中注字，皆據浦氏通釋本摘錄，不再舉名。）〕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古「象」字，一作「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 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 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 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 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瑣語》太丁時事，且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傳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一作「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 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內傳，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於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 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當是「廣」字〕、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當有「其」字〕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准焉。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雲，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 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按其書序雲「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 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於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采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當為常山王暉，詳《北史·魏宗室傳》〕，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於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別，紀傳群分，皆以類相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采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誡也。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編。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為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為《漢書》。 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為「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 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煉，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二體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已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逾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俊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雲語在《項傳》，於《項傳》則雲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 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為史官，皆仿《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並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 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裁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逾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采撰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眾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 《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 《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 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啟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采《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於此矣。 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愧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遂雲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剖斫，蓋亦陰過之所致也。 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采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秕，持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遍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說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 夫郡國之記，譜諜之書，務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 《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征彼虛譽，定為實錄。苟不加以研核，何以詳其是非？ 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雲中矢而亡；沈炯罵書，河北以為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 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 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 周已往，采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 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載文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 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後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生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 且漢代詞賦，雖雲虛矯，自余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謬雷同。榷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昔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 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嘆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雲「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斫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 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語書而歡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敕，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 蓋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斗筲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恆。此所謂自戾也。 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睹《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眥，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無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概也。 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創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疏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 若乃歷選眾作，求其穢累，王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劭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 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字以誡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啟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采貞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 言語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皋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二代，鬱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涌，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縱，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 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雲。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 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核諸？至如「鶉賁」、「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土，加以多聞博古之議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氓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原註：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子方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也〕。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 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先王桑梓，翦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郯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二書，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 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鑒者見嫫姆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 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眾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張太素、中山郎余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今語，皆依仿舊辭。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 蓋江羋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嘆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互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 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粗，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敘事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 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乎《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指深奧，誥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差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雲三史，經史之目，於此分焉。 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漢》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懘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 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之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為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俊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恆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 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復體統。洎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 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辭，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侯尼於之代，將恐輟毫棲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 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覼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於下。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群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 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贊論而自見者。至如《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諡而亡；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蓽輅藍縷，以啟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贊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 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贊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原註：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雲至性純孝；欲言人盡夜觀書，則先雲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雲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雲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鴆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為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才行事跡，紀傳己書，贊論又載也。按：此注舊本多訛，今照傳記改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此九字一本混入注中。原註：《公》、《梁》、《禮》、《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於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原註：唯左丘明、裴子野、王劭無此也〕。 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有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郄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余剩，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 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釣，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罝，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閒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說文，當是「廣置」之義〕罝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沈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昔古文義，務卻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啟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苦其說也。既而丘明受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里，捫毛而辨骨，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 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 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瀰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原註：《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子升取譏於君懋〔原註：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興魏之書，悵怏溫子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支言。「支言」，舊訛「六言」〕，非不幸也。 蓋作者言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俊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才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悅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榷揚，而其理自見矣。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 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雲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雲「朝會萬國」。夫以吳征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 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沖見幸，為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 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子長所書；魯始為髽，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征於《內則》。即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 又自雜種稱制，充物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道武原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厖降、蒯聵，字之媸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齊丘之犢，彰於載讖〔原註：杜台卿《齊記》載讖云：「首牛入西谷，逆犢上齊丘」也〕；河邊之狗，著於謠詠〔原註：王劭《齊志》載謠云：「獾獾頭團，河中狗子破爾菀也」〕。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復，滅省從單，或去「萬紐」而留「於」，或止存「狄」而除「厙」。求諸自古，罕聞茲例。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書事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采二家之所議，征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 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痏。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苟目前哲之指蹤，校從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糾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此數家見之矣。 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啟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 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 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為煩。榷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麕。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征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 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恆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 若乃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 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 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 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能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瀋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古今正史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者云：「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吳、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史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古，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仿佛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奇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 案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義，刪為《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穆。其言百篇，而各為之序。屬秦為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才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咸疑其繆。 古文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遷屢訪其事，故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為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眾。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 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為世范。 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雲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當作「博」〕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一有「盡」字〕，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矣。 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 漢興，董仲舒、公孫弘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顏二家之學。宣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 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補。逮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用左氏本，即杜預所注者。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眾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采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並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采《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言，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 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偽新，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采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雲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系，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征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 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敘。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註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 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體，刪為《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六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紀傳並行。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作《世祖本紀》，並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 自是以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尤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 至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思安等後，《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 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佚。及在許都，楊彪頗存註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永初已下闕續。 魏黃初中，唯著《先賢表》，故《漢記》殘缺，至晉無成。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於孝獻，錄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典十、列傳七十，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往，作者相繼，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 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篇。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 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敕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核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瑩為首。當歸命侯時，昭、廣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核表請召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 至晉受命，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 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采眾書，補註其闕。由是世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焉。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皙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為其同僚虞預所訴，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筆，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自宣迄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 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檀道鸞、王韶之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唯敘八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 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製作雖多，未能盡善，乃敕史官更加纂錄。采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為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並敘例、目錄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沖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之言。孝建初，又敕南台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為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已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 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乎升明三年，為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為《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嘆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為上，沈書次之。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為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啟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起昇明之年，盡永元之代，為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 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並群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秘書監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從焚盪。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未，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當朝務，兼知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帝紀，即顧、傅所修。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 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為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稿，加以新錄，彌歷九載，方始畢功。定為《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修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漢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 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刊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二石事，集為《鄴都記》、《趙記》等書。 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疑「詮」字脫旁〕錄以為《燕紀》。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著本紀並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慚董、史之直。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 南燕有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中書令，仍撰《南燕錄》六卷。 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為《蜀李書》。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載李氏興滅。 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菀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 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大後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朗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詡、車頻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啟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為《秦紀》十一篇。 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為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 夏，天水趙思群、北地張淵，於真興、承光之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 西涼與西秦，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錄。段龜龍記呂氏，宗欽記沮渠氏，失名記禿髮氏，韓顯宗記馮氏。唯有三者可知，自余不詳誰作。 魏世黃門侍郎崔鴻，乃考核眾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正始元年，鳩集稽備，而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為一百二卷。鴻歿後，永安中，其子繕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偽史宣布，大行於時。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唯為十卷，而條例未成。暨乎明元，廢而不述。神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為三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史」字疑衍〕書。敘述國事，無隱所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 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為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升復修《孝莊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 齊天保二年，敕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編次。收所取史官，懼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以仿佛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征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斃於獄中。群怨謗聲不息。孝昭世，敕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武成嘗訪諸群臣，猶雲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 至隋開皇，敕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椎、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敕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為主焉。 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傳天錄》。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唯記行師，不載它事。自武平後，史官陽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註記。 逮於齊滅，隋秘書監王劭、內史令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敕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采它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雲。 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略述紀綱，仍皆抵忤。皇家貞觀初，敕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為《周書》五十卷。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敕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於時。 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贊論，征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合為《五代紀傳》，並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唯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編年體，號為「實錄」。迄乎三帝，世有其書。 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為五十卷。雖雲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師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於弘道，撰為《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撰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罕能自遠。或言皆比興，全類詠歌，或語多鄙朴，實同文案，而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 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為三十卷。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期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稿，猶有憑焉。 大抵自古史臣撰錄，其梗概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系年，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自余偏記小說，則不暇具而論之。 文史通義 《文史通義》，清，章學誠撰。學誠，會稽人，號實齋，乾隆進士，邃於史學，以修方誌為時所稱。是書推闡史法，雖不如《史通》之縝密，而持論能見大體，時有創穫。嘗自稱：「吾與史學，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開館纂修，吾議一家著述。」觀此語，可以知章氏所自負，及其與劉氏不同者矣。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書否也？以三皇之誓、誥、貢、范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尚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為史，與三代以下之為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偽亂真矣。偽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間世一出，補偏救弊，憊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觀於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為記注之備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為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 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征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成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范、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為一定之例焉，斯《尚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記注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跡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亦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尚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尚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范諸篇之錯出，轉譏《尚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為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尚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托之者眾。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托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托於神農，兵法、醫經托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為《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別為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為三皇之《墳》，如何為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尚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初與典、謨、訓、誥同為一書，而孔子為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純駁互見，即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為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為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為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為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尚書》為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屨，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為《尚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尚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 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飢。況《尚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並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為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為篇目，是劉亦知《尚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為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為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為列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為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為采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為江河，事始簡而終巨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概見於紀傳，則匯次為《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人名之注，試牓履歷之書，本為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為之者眾，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鑒》、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 〔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製外製之集，自為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職事，閫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尚書》。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目《尚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為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春秋》之學為《尚書》也〔即《尚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為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略去一切，但錄其言，前後略綴數語，備本末耳。不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征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 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誥，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為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為屈氏表忠，乃吊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為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余》，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游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裁製，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曆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尚書》變而為《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為稍密矣。《左》、《國》變而為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為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哉，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雲方智，則冗復疏舛，難為典據；以雲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為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為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為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易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為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註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註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為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為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雲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為旁庶矣。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矣。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尚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製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仿也。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即《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為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製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為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即有之矣。《尚書》為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即傳也。以《尚書》之義，為《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書》之義，為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仿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製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詁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為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為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 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為支子，於史學為大宗，於前史為中流砥柱，於後學為蠶叢開山。」〕。 言公上 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為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必於試功而庸服，則所貴不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 說者以為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於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即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為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載堯、舜功績，並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為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為一貫，言與事為同條，猶八音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所為作也。」是則男女慕悅之辭，思君懷友之所託也，征夫離婦之怨，忠國憂時之所寄也。必泥其辭而為其人之質言，則《鴟鴞》實鳥之哀音，何怪鮒魚忿誚於莊周；《萇楚》樂草之無家，何怪雌風慨嘆於宋玉哉？夫詩人之旨，溫柔而敦厚，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舒其所憤懣，而有裨於風教之萬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為名，則是爭於藝術之工巧，古人無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論語》則記夫子之言矣。「不恆其德」，證義巫醫，未嘗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嘆夷、齊，未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墨子》引《湯誓》〕。《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考證《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書或有偽托，不盡可憑。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夫子之言，見於諸家之稱述〔諸家不無真偽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論語》所不載〕，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托之旨也。 夫六藝為文字之權輿，《論語》為聖言之薈粹，創新述故，未嘗有所用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為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管子·地圓》，《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偽托；非偽托也，為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謂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為墨，為墨學者述晏子之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眾賓客而為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眾為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以為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為一代之典要，劉安托於道家之支流〕，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其裁裂《尚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謂割裂而無當〔出蘇明允《史論》〕；世之譏班固者，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以謂盜襲而無恥〔出鄭漁仲《通志》〕。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書》、《左》、《國》，豈將為憑虛、亡是之作賦乎？必謂《左》、《國》而下為遷所自撰，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尚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史，豈將為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為固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為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者也，馬、班不為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敘事為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谷》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 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焉，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為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丘，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嘗有書，則三家之《易》，著於《藝文》，皆悉本于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據引稱述，雜見傳紀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衍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為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為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為師說，孰為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為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為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朴，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朴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朴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為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為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為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 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為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為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為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為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為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仿效為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遊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余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曾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記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 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放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為「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為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 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鞶帨糹希繡之玩，而學為斗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跡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為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為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為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為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為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 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為治者。 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聖先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御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後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後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後，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昭受業，然後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駰為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後為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 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後無從學。且其為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復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後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復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 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後，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書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覆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註《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後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尚存餼羊於一線。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沖修《神宗實錄》，別為《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後無可代之人而自為之解。當與《通鑑舉要》、《考異》之屬，同為近代之良法也。 劉氏《史通》，畫補註之例為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為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後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征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 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苟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偽，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為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後世，繁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釋通節錄 班固承建初之詔，作《白虎通義》〔《儒林傳》稱《通義》，固本傳稱《通德論》，後人去「義」字，稱《白虎通》，非是〕；應劭愍時流之失，作《風俗通義》。蓋章句訓詁，末流寖失，而經解論議家言，起而救之。二子為書，是後世標通之權輿也。自是依經起義，則有集解〔杜預《左傳》，范寧《穀梁》，何晏《論語》〕、集注〔荀爽《九家易》，崔靈恩《毛詩》，孔倫、裴松之《喪服經傳》〕、異同〔許慎〔五經異義》，賀瑒《五經異同評》〕、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鄭玄《駁議》，譙周《五經然否論》〕諸名；離經為書，則有六藝〔鄭玄論〕、聖證〔王肅論〕、匡謬〔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兼明〔宋丘光庭《兼明書》〕諸目。其書雖不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經部流別不可不辨也。若夫堯、舜之典，統名《夏書》〔《左傳》稱《虞書》為《夏書》；馬融、鄭元、王肅三家，首篇皆題《虞夏書》；伏生《大傳》，首篇亦題《虞夏傳》〕，《國語》、《國策》，不從周記；《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貢》，《五行》合《春秋》，補司馬遷之闕略，不必以漢為斷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離合銓配，推理是視，固未嘗別為標題，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為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為《通史》一編，欲以包羅眾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諸子之學識而寓於諸史之規矩，原不以考據見長也。後人議其疏陋，非也〕；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劉秩《政典》〕；合紀傳之互文〔紀傳之文，互為詳略〕，而編次總括乎荀、袁〔荀悅《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皆易紀傳為編年〕，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匯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仿乎孔、蕭〔孔逭《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蕭統《文選》三十卷〕，裴潾《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皆以紀傳一類為正史〕，或正編年之的〔《通鑑》〕，或以典故為紀綱〔《通典》〕，或以詞章存文獻〔《通選》〕。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也〔大部總選，意存掌故者，當隸史部，與論文家言不一例〕。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統史》〔唐姚康復〕之屬，則撙節繁文，自就隱括者也。羅氏《路史》〔宋羅泌〕、鄧氏《函史》〔明鄧元錫〕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譙周《古史考》、蘇轍《古史》、馬驌《繹史》之屬，皆採摭經傳之書，與通史異〕。范氏《五代通錄》〔宋范質以編年體，紀梁、唐、晉、漢、周事實〕，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呂夷簡《三朝國史》、王珪《兩朝國史》、李燾、洪邁等《四朝國史》，以編年體為九朝書〕，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為代，傳統為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壽〕，薛、歐《五代史》〔薛居正、歐陽修俱有《五代史》〕，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類，雖通數代，終有限斷，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統合古今〕。其餘紀傳故事之流，補緝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繩，要皆仿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夫師法失傳，而人情怯於復古；末流寖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而為經解，一變而入於子部儒家〔應劭《風俗通義》、蔡邕《獨斷》之類〕，再變而入於俗儒語錄〔程、朱《語錄》，記者有未別擇處，及至再傳，而後寖失，故曰俗儒〕，三變而入於庸師講章〔蒙存淺達之類，支離蔓衍，甚於語錄〕。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匯而有通史，一變而流為史鈔〔小史、通史之類，但節正史，並無別裁，當入史鈔。向來著錄，入於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鈔，始於《宋史》〕，再變而流為策士之括類，〔《文獻通考》之類，雖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為類書之學。書無別析通裁，便於對策敷陳之用〕，三變而流為兔園之摘比〔《綱鑑合纂》及《時務策括》之類〕。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為四部，類例顯明，無復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則經不為經、子不成子也。策括、類摘之淆雜，則史不成史，集不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無所別，紛壇雜出，妄欲附於通裁，不可不嚴其辨也。夫古人著書，即彼陳編，就我創製，所以成專門之業也。後人並省凡目，取便檢閱，所以入記誦之陋也。夫經師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費直之《易》，申培之《詩》，《儒林傳》言其別無著述訓詁，而《藝文志》有《費氏說》、《申公魯詩》，蓋即口授章句也〕；史書因襲相沿，無妨並見〔如史遷本《春秋》、《國策》諸書，《漢書》本史遷所記及劉歆所著者，當時兩書並存，不以因襲為嫌〕。專門之業，別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剿襲講義，沿習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說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書出而舛訛莫掩。記誦之陋，漫無家法，易為剽竊也。然而專門之精與剽竊之陋，其相判也，蓋在幾希之間，則別擇之不可不慎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複，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何謂免重複？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勝國無征，新王興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竊，新主前驅，即一人也。董卓、呂布，范、陳各為立傳，禪位冊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復也。《通志》總合為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敘淵源。依古以來，參差如是。鄭樵著《略》，雖變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書七音，原非沿革，昆蟲草木，何嘗必欲一代相仍乎！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隱括。《隋書·五代史志》〔梁、陳、北齊、周、隋〕，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沈約《宋志》、蕭子顯《南齊志》、魏收《魏志》，皆參差不齊也〕。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后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諸臣之上，以為識別；歐陽《五代史》，始標別朝代〕。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南北史》王、謝諸傳，不盡以朝代為斷〕，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 何謂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鑑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謂去牴牾？斷代為書，各有裁製，詳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攝之事，班殊於范。二劉始末〔劉表、劉焉〕，范異於陳。統合為編，庶幾免此。 何謂詳鄰事？僭國載紀，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為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藩國載紀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匯編，斯吳、越、荊、潭終其紀也。凡此六者，所謂便也。何謂具剪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為力也。 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為不朽之業矣。凡此二者，所謂長也。 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為品目，作者不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詳《列女》篇〕，《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通志》漢、魏諸人，皆標漢、魏。稱時代，非稱史書也；而《史記》所載之人，亦標《史記》而不標時代，則誤仍原文也〕，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何謂忘題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標題朝代，其別易見。臣下列傳，自有與時事相值者，見於文詞，雖無標別，但玩敘次，自見朝代。至於《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逵、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謂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