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知識大全 · 史家宗旨今昔異同
史也者，非一成不變之物，而時時在改作之中者也。所謂改作者，非徒欲正其誤謬，補其闕略而已。蓋其所取之材料，實有不同焉。而材料之不同，則因宗旨之不同而生者也。
古人作史之宗旨，不同於今人者，大端有三。
一曰偏重政治。正式之史，本出史官，而史官由國家設立，其易於偏重政治者，勢也。人類之做事，恆有其惰性，前人創行焉，則後人率循而不敢越。抑不僅此，古代國小而俗朴，舉一國惟在上者之馬首是瞻，斯時廟堂之政令，蓋誠為舉國之樞機；即在後世，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然政治之力，仍足強制在下者，使之變易其外形，所及廣而收效宏，蓋無逾於政治則喋喋不休也。然政治之力，雖能改易舉國之外形，而其所改易，亦僅及外形而止。況於國大民眾，中樞之命令，不能遍及，社會程度日高，一心聽令又非古昔之比，雖欲變易其外形，或且不可得乎？試觀近代，政治轉移社會之力，較機械為何如乎？
一曰偏重英雄。此由古代事權，恆操於一二人之手之故。其實英雄全恃憑藉，亦全恃命運；試以身所接傋之人，較其成功者與敗績者，其才力相去，初不甚遠可知。又英雄之稱，實由庸眾所賜；而庸眾識力不及，往往以矯誣僥倖之徒為英雄，而真英雄轉非所識。試觀往史，有眾所唾罵，或以為無足重輕，而今聲價日增者；亦有眾所歸美之人，今斷覺其一錢不值者。而先知先覺，眼光過於遠大，與恆人相去太遠者，尤易為世所繆辱。驗諸並世，此等情形，尤隨在可見，特人莫之察耳。以莫能察者之多，而庸眾之程度可見矣；庸眾之程度可見，而其所評定之英雄可知矣。即謂英雄之成功，非全僥倖，然必能利用事勢，乃能成功，則確不可易。時勢造英雄，盈天地間皆是。英雄造時勢固非無其事，然皆世所淡漠視之者也。故真能促進社會之過程者，皆非世所謂英雄，而世所謂英雄，則皆隨波逐流之徒也。
一日偏重軍事。此由外觀之興亡，每因軍事而起。其實國之興亡，由於戰之勝敗；而戰之勝敗，初不在於勝敗之時，事至習見，理亦易明。時至今日，本有取人之國而不用兵者；即在淺演之世，勝負專決於兵，亦不過能懾服之，使不我抗而已。真欲同化他族，使之泯然無跡，亦必別有設施，我族同化異族之事，即其佳證也。
偏重政治，偏重英雄，偏重軍事，三者弊亦相因。以政治、軍事，古多合而為一；而握有此權者，苟遭際時會，恆易有所成就，而為世人目為英雄也。此蓋往史最大之弊。自此以外，猶有五焉。
一曰用以獎勵道德。其義又有二，一以維持社會之正義，如往史之講褒貶、重激揚是；一資為立身之模範，如以善人為法、惡人為戒是也。
一曰用以激勵愛國、愛種族。今日之史，猶未能合全世界為一。乙部大宗，大抵一國家、一民族之史也。即一國種族甚多者，亦仍以一族為主，如中國之史，以漢族為主是也。同族同國之人，其相親愛，本已異於異族異國，況於今日種族之界限尚未能破，一民族為他族所征服，往往為之奴隸牛馬，不能不思所以自保；而欲圖自保，又不能無國家為利器乎？況於古代褊狹之見，又有留詒至今，未能湔除者？愛國愛族，誠未嘗不可提倡；然蔽於偏見，致失史事之真，則繆矣。中西交接之初，史家此等謬誤，蓋未易枚舉，今日讀之，未見不啞然失笑者也。若乃明知非史事之真，而故為矯誣，以愚民而惑世，如日本人之所為者，則尤不足道矣。
一曰藉以傳播神教。教徒所作之史恆有之。試讀《蒙古源流考》，觀其妄援吐蕃，以為有元帝室之祖；又試讀梁任公《佛教初輸入》一篇，則見白馬馱經之說，本道教徒之讕言，而其後輾轉附會，轉用以詆毀道教，即可知此等史跡，無一可信。然至今日，此等事仍不能免。往者梁任公撰《克倫威爾傳》，稱揚其革命之功，基督舊教所出之匯報，乃務反之。又今日奉佛之人，喜援佛經之寓言，侈陳佛之靈跡；信孔教者，亦喜引讖緯怪說，以見孔子之殊異於人。此皆予所親見者也，其智與撰《蒙古源流考》、造白馬馱經之說者何異？此等事，在今世，誠不甚多，有之亦不足惑眾；然在往昔，則惑世誣民甚深。並有更無正史，欲考行事，惟有求之教中經典者矣。中國信教，不如外國之深。教徒奸亂歷史亦不如外國之甚；然其崇古，亦略帶迷信性質。如劉知幾《疑古》、《惑經》兩篇，往昔論者，多詆為非聖無法是也。
一曰偏重生計。此弊舊日無之，只病視之過輕耳；今之過信唯物史觀者，則頗有此弊。史事因果至為繁複，誠有如釋家所謂帝網重重者，偏舉一端，縱極重要，必非真相。況於戴藍眼鏡者，則所見物無一非藍；戴黃眼鏡者，則所見物無一非黃。意有偏主，讀一切書，觀一切事，皆若足為吾說之證，實則未足深信乎？孔子之講大同，老子之慕郅治，所慨想者，實皆隆古部落共產之世。今日社會學者所慨慕，夫豈古人所不知，然終不謂生計制度一變，天下遂可臻於大同郅治；以社會之事，經緯萬端，故非偏舉一端，所可概也。
一曰偏重文學。史之源出於傳述，傳述之語，必求新奇可喜，感慨動人，而事之真髓因之而隱。《荷馬史詩》，本類唱本者，無論矣；即學者所傳，亦多不免此弊。《管子》述桓公之威，北懾離枝，西臣大夏。夫離枝即後世之鮮卑，大夏極近，亦當在今山西境。齊桓盟會，晉獻訖未嘗與，獻公死而國亂，齊桓亦未能正，安能暴師徒以征並北之遠夷？《左氏》謂山戎病燕，不過在今北平境；《公羊》謂其旗獲而過魯，則並在今山東境矣，安能遠及長城之外乎？此由口耳相傳，茲不諦。先秦兩漢，多有此病；魏晉而降，務華飾而失真；趙宋以還，好學古而不切；近世文字，雖稍平實，然好講史法，務求簡潔雅馴，失實處仍不少也。
以上所舉，皆史家之弊。至於近世，又有教育之家，因兒童不能了解，曲說史事，致失真相者。學究固非史家，生徒亦難言史學；然其人數甚多，影響頗巨，則亦不可不慎也。今日粗識之無之輩，以及耳食之徒，論三國事，無不誤以演義為史實者，可知通俗教育，影響之大。
偏重之弊，厥有三端：一曰不重之事，易於漏略。二曰所重之事，易於擴大；無論有意無意。三曰原因結果，易於誤認，而史事之真相失矣。史籍無論如何詳博，斷不能舉天下事一一記載，終不能無所去取。去取必憑史家之意，意向稍歧，而史籍之誤滋多矣。此古人所以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嘆也。
今日史家，異於往昔者，有一語焉，曰：求情狀，非求事實。何謂「求情狀非求事實」？曰：梅定九氏言之矣。梅氏之言曰：歷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一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積差而至於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七十五年，或以八十三年，未有定說。元郭守敬，定為六十六年有八月；回回、泰西，差法略似。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減歲余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可謂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至晉，未有知之者，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里，此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反見食。《宣明歷》本之，為氣刻時三差，而《大衍曆》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七十二所。而近世歐邏巴，航海數萬里，以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極為南北差，測日食為東西差，里差之說，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十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之實驗，以定里差。距數愈遠，差積愈多，而曉然易辨。且其為法，既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准，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歷至近日，屢變益精，以此。
夫史學之進步，亦若是則已矣。今日之政治，非夫古代之政治也；今日之風俗，亦非復古代之風俗也，以政治、風俗之不同也。生於其間者，其所作為，與其所成就，自亦不能無異。然政治、風俗之不同，非旦夕可見者也。烝民之生雖久，而其有史則遲，大化之遷流，豈不知往事者所能睹，則以為國家社會之為物，亘古如茲。猶前劇後劇，舞台初未嘗更，特搬演於其上之人物，有不同而已。庸有當乎？試舉兩事為證。
韓信之破陳余也，日驅市人而戰之；而戚繼光之御眾，則紀律極嚴，其兵至能植立大雨中而不動，讀《練兵實紀》一書，猶可想見其規制之密、訓練之勤焉。彼能驅市人而戰之乎？使驅市人以戰，而亦可獲勝，繼光何為紛紛然，何繼光之不憚煩？然則繼光之才，不逮韓信邪？非也。信距戰國之世近，其民固人人能戰，故劫之以勢，則皆勝兵。若未習戰之白徒，則務固其勢，以壯其膽，猶且慮其奔北；若蹙之必死之地，彼非嘩潰，則相擠入水耳。不觀漢高彭城、苻堅淝水之敗乎？古人所處之時不同，為尚論所不容遺，猶天文之有歲差也。
昔人之論佛也，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者吾不信也。」此語最中肯綮。彼教怪誕之言，論者本有兩說：一以為皆實語，一則以為寓言。神教非吾儕所知，以哲理論，則後說為當矣。然則佛固誕謾，不如孔子之真實邪？須知佛所處者為印度，孔子所處者為中國，佛之說，亦印度舊說，非其所自創；猶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亦虞夏商周之舊物，非其所自為也。以印度舊說之誕詆佛，亦將以詩書禮樂之違失罪孔子乎？此與訾孔子不通梵文，佛不以華言著書何異？古人所處之地不同，為尚論所不可遺，猶天文之有里差也。
此等理，原非古人所不知，然於異時地之情形，知之不悉，及其論事，終不免以異時異地之事，即在此時此地境界之中；猶評外國戲劇者，設想其即在中國舞台之上，其言必無一得當矣。職是故，今日史家之先務，遂與昔時大異，彼其重情狀，不重事實，非吐棄事實也；其所求者，皆足以考證一時一地社會情形之事實云爾。社會之情形既明，而一切事實，皆不煩言而解矣。求明社會情形之事實如何？曰：有二。
一曰重恆人。諺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斯固然；然不知兵之勇怯，亦安知將之良否？讀前所論韓信、戚繼光之事可見矣。故英雄猶匠人，其所憑藉之社會猶土木，匠人固不能成室，而匠人技藝之優劣，亦視其運用土木如何耳。成一時一地之情形者，恆人之飲食男女、日用行習也。英雄猶浮屠之頂，為眾所著見，不待考而明；恆人猶全浮屠之磚石，易見忽略，故非詳加考察不可也。
一曰重恆事。恆事者，日常瑣屑之事也，亦易見忽略，然實為大事之基。鮮卑者，東胡之裔。東胡蓋古之山戎也，方其未強盛時，齊桓伐之而捷，秦開卻之而克，至匈奴冒頓攻之，遂奔北逃竄，一若絕無能為者。然至檀石槐、軻比能，遂方制萬里，使邊郡之士夫，為之旰食。何哉？蔡邕之言曰：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馬利疾，過於匈奴。證以金室初興，厚值以市商人所攜之兵甲，滿清猾夏，實起撫順之互市，而鮮卑盛強之原因，可想見矣。寧城下通胡市，後書之記此，固以見漢撫馭之略，非以著鮮卑強盛之由，而吾儕連類鉤考，乃能別有所得。知風化乃知山崩，地表之變動，海岸線之升降，固不讓火山之暴發，洪澤湖之陷落。不知平時，固無由知革命也。
學問之道，求公例，非求例外。昔人不知各時各地之不同，則無論何事，皆有其不可解之處，而史事悉成例外矣。知之，則事實之形狀不同，而其原理則一；匯萬殊歸一本，而公例斯主。此固凡學問之所同，不獨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