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知識大全 · 史學緣起

史籍非即史學，前已言之矣。然則吾國史學，果始何時乎？曰：其必始於周、秦之際矣。何以言之？ 史學者，合眾事而觀其會通，以得社會進化之公例者也。夫合眾事而觀其會通，以得社會進化之公例，非易事也。必先於社會之事，多所記識；然後以吾之意，為之分類；又就各類之事，一一繹之而得其所以然，然後能立一公例；所積既眾，則又合諸小公例而成一較大之公例焉，而史學之公例乃漸出。此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手一足之烈，史學初萌，斷不足以語此。先河後海，大輅椎輪，但求其記識搜輯，確以備他日繹之須，則亦可謂之史學矣。信如是也，吾必謂中國史學，起於周、秦之際。何以言之？ 吾國有史，由來久矣。然其初之記識，非以供他日納繹之資也。史官之載筆，蓋如後世之胥吏；其所記識，則如後世之檔案。紂之欲立微子啟，則殷之大史，執簡以爭，此奉檔案之舊例為不可違也。職是故，則珍其檔案，而不忍輕棄者出焉。夏之亡也，太史終古抱其圖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太史向摯抱其圖法以奔周（《呂氏春秋·先識篇》），則是也。儒者之「必則古昔，稱先王」（《禮記·曲禮》），意亦如此。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泛不能以自行。」《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孟子·離婁上》）此皆不脫以史籍為檔案之思想，未足語於史學。又有視史事若父老相傳之故事，用為鑑戒之資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皆此意也。此亦未足語於史學。古之能繹史事，求其公例者，其惟道家乎？《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觀史事而得所以自處之方，可謂能繹眾事，得其公例矣；然於史事初無所傳，此仍只可謂之哲學，而不可謂之史學也。《韓非子》曰：「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可見當時諸家，於史事各以意說，意說而不求其真，此為非史學之誠證矣。且如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古代之史籍，幾無不藉以傳。然《春秋》之作，實以明義。（《左氏》為《春秋》之傳與否，姑不論，即謂《春秋》之傳，亦只可謂治《春秋》者當兼明本事耳，不能謂《春秋》之作，非以明義也）堯、舜禪讓，事究如何，殊難質言，孔子之亟稱之，蓋亦以示公天下之義耳。《孟子·萬章上》所陳，蓋即孔門書說也。此事予別有《廣疑古篇》明之。《左氏》出於《國語》。《國語》者，《尚書》之流，其為士夫所傳習，則吾所謂視如故事、資為鑑戒者耳。《戰國策》者，縱衡家之書，今已亡佚之《蘇子》、《張子》等（見《漢書·藝文志》），蓋當與相出入，以為史籍則繆矣。然則十家九流，信未有能知史學者也。 今稱史書，必始《史記》。《史記》體例，實源於《世本》，前已明之。史公之作此書，意蓋亦以為一家之著述，故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其告壺遂，不敢自比於《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乃其謙辭耳。然《史記》論議，率與記事別行，論贊是也。間有不然者，如《伯夷列傳》之類，然較少）與孔子作《春秋》，刪改舊史以明義者迥別。其言曰：「述故事，整齊其史傳。」（《太史公自序》）則始知保存史實，以備後人之研究；與前此九流十家，但著其研究之所得者，迥不侔矣。《史記》源於《世本》，而《世本》出於戰國之世（《史通》謂戰國之世好事者為之），故吾謂中國史學，實始於周、秦之際也。 史不必皆史官所記；史官所記亦不必皆優於尋常人所傳。然尋常人非職守所在，所記或斷續無條理，又多雜以不經之談；史官則不容如此，故古史流傳，仍以史官所記為可貴。史設專職，古代蓋各國皆然。（參看《史通·古今正史篇》）《史記·六國表》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此「詩書」二字，當包凡書籍言。（《秦始皇本紀》詩書與百家語對舉，此處不言百家語，亦包詩書之中）「周室」二字，亦兼諸侯言之，乃古人言語，以偏概全之例，非謂是時惟周室有史，更非謂諸侯之史，皆藏周室也。（孔子如周，得百二十國之書，乃緯書妄語，古代簡策繁重，周室安能藏百二十國之書邪？）當時之史，實類後世之檔案，惟官家有之，故一焚而即滅《尚書》、《春秋》雖借儒家之誦習而僅存；而如孟子所稱晉之《乘》、楚之《檮杌》等，則皆為煨燼矣，豈不惜哉！然史籍亡於周、秦之際，而史學亦肇於是時，是則可異也。豈天其哀念下民，不忍其文獻之淪亡，而有以默相之邪？非也。古籍亡滅，後人悉蔽罪於始皇；其實非是。炎漢而後，更無祖龍，然各史《藝文·經籍志》所載之書，果何往哉？則歷代書籍，以社會之不克負荷而亡滅者，為不少矣。（焚書之令，當時奉行如何，今不可考；然無論如何嚴密，謂有此一令，腹地邊遠皆莫不奉行惟謹，即人民亦莫敢隱藏，亦必無之事也）即史籍但藏於官中，亦非盡亡於始皇之一炬。《春秋》之世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豈能皆有向摯抱圖法以適興朝？古代系世掌於小史，《周官》。而秦、漢以後，公卿大夫，至於失其本系（唐柳芳語，見《唐書·柳沖傳》），可見列國互相兼併之日，即其史記淪於兵燹之時；始皇所焚，亦其僅存者耳。夫物，完具則人莫以為意，散佚則思搜輯之者起焉。周、秦之際，實學術昌盛之時，而亦史籍淪亡之世，故憫其殘闕而思搜輯之者多也，非天也，人也。 史學之家，自漢以後，蓋日益眾盛。然記事為史官專職，計書亦輻湊京師（《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見《漢書·司馬遷傳》注引如淳說，蓋太史為天子掌文書，故以正封上之也），故其能斐然有作、以詒後人者，必其能金匱、石室之書，居東觀、蘭台之署者也。然材料雖取自公家，述作實為私家之業。史談執手，勤勤以繼志為言；而史遷著書，亦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班固欲撰《漢書》，乃以私改《史記》獲罪，概可知矣。自是以後，作《後漢書》者有范曄，作《三國志》者有陳壽，作《宋書》者有沈約，作《齊書》者有蕭子顯，作《梁書》、《陳書》者有姚思廉，作《魏書》者有魏收，作《北齊書》者有李百藥，作《周書》者有令孤德棻，作《南史》、《北史》者有李延壽，雖其撰述多奉詔敕，然其人必史學專家，或父子相繼。此特就今日立於學官者言之耳；此外作而不著、著而不傳者何限，亦皆私家之業也。至唐開史館，集眾纂修，而其局乃一變。集眾纂修，論者多以為詬病；然史籍降而愈繁，網羅既非國家不能，整齊亦非私家所及，其不得不出於此，亦勢使然矣。此其所以雖為世所詬病，而後世修史，卒莫能易此局也。此蓋史學益昌，故其撰述遂為私家所不克勝，亦不可謂非史學之進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