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知識大全 · 此時代重要之現象
1.南方文化及產業，漸次發達。尤其荊、揚兩州，即湖南、湖北兩省間之湖沿地帶，及江、浙兩省之太湖流域，成為全國經濟重心。[南朝財賦，盡出於此，文化亦最高。]
2.自後漢之末，人民開始大遷移。（1）將積古以來各地方豪族之根基拔去（此時遷徙，多宗族、姻戚、鄉里等，成群而行。此等人離開本鄉，勢力即減小，且難持久）。（2）貧民入山，與異族雜居，是為北方之山胡，南方之山越。山地藉以開拓，異族因之同化。
3.南方之發達，偏於文化及產業。故未能將政治之重心，自北方轉移至南方。[此因缺乏戰鬥性質之故。]
古代之政治，實多帶屬人主義，[此固積古之相沿，而實由交通阻塞，各地之民，皆顯著之隔膜之故。]觀晉、南北朝之僑州、郡、縣可知。後因久不獲歸；政治上復厲行「土斷」，[此因當時遷移僑置之民，各自為政，頗多不便，於賦役尤甚，於是遂厲行土斷。]乃皆為屬地主義。此於畛域之化除，實甚有益。魏晉以後所謂門閥，實皆沿自封建時代。蓋前此居於本地，不待自異，人自尊之；一遷徙則失其所恃，故須標舉郡望以自異。貴族恆互相援引，故九品中正之制，區別士庶極嚴。然主動立事者，率多出於庶族。又貴族多窮困（似與其家族之大有關係），貪庶族之富，而與之通譜通婚。則其根柢業已搖動。至隋，廢九品中正及鄉官，肇行科舉之制。唐、宋而後，科舉日重，而其立法亦日嚴，於是士族在政治上亦無占便宜之處。至五代而士庶之別蕩然矣。積古相沿之等級至此破除，實社會組織之一大變也。
科舉制度，1.打破門閥階級，2.看重學術出身者（吏道系經驗出身），皆為優點。惟漢世丞相，四科取士，（1）重德行，（2）重學術（經中博士），（3）重才能（才任三輔令），（4）重文法（文中御史），實最合理。（1）、（3）皆雜以文字考試，故唐有明經[（2）]明法[（4）]兩科，此於理論亦合。惟（1）所試者太不足以得人才，（2）而無補實用之進士科（試詩賦）為重，則殊不合宜。
因唐人重視進士，宋王安石變法，遂廢諸科，獨存進士。後又分為詩賦、經義兩科。[試詩賦者仍眾。]至明、清，又合為一。所試既皆無用（策及明代詔、誥、表、判等僅存虛名），又不分科，其事既非夫人之所能，所試遂皆有名無實。近代之士子，遂大固陋而不可救。
自先秦至漢之社會政策，本兼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方面。後儒學專行，法學廢絕，節制資本之說，遂無人提起，而平均地權，亦止敢行緩和之法。是為晉之戶調式、魏之均田令、唐之租庸調法。此三法，皆（1）乘亂后土田失主之時，官以授民。（2）其授之，則以年齡屬性而異其多少。（3）而課役隨之。（4）還授……皆有法度。但其1.推行至何種程度，先已可疑。即不論此，而2.人口日增，無移民之法。3.農民無他產業，緩急時不得將田質賞，亦終必破壞也。[而當時僅按人口徵稅，而失田者，遂紛紛偽為官、吏、士人、僧、道或外邑人，以圖逃稅。而有力兼併者，多數之田，反不需納稅矣。]唐德宗時，楊炎立兩稅法，但就其所有而稅之。而民之有產無產，國家不復過問矣。自晉武行戶調式至此適五百年。
戶調之法，實起漢末，為魏武帝所行。蓋漢人取諸民者，曰田租，曰口賦（出錢，亦曰口錢）。此時田皆荒廢，不能恃田租為收入；而交易破壞，錢法紊亂，民亦難於得錢；乃因其勢而取其布帛，遂成為一種戶稅。晉時戶調，亦是如此，特給之以田為異耳。
戶調之制，起於後漢之末，與當時經濟狀況，頗有關係。蓋古之取於民者，曰稅，即漢世之田租；曰賦，一為馬、牛、車、輦等戰時所用之物，一則隨時之徵取，此二者，漢世並作口錢，又其一則力役也。後漢之末，天下大亂，耕者少，田租不足供軍國之用；是時商業，蓋極凋零；又當時錢貴，而幣制漢末又大壞，無從征錢；乃改為按戶取布帛：此為戶調之始。晉以後，有授田之法，乃更取其穀物。唐世身丁有可稽，則又併力役而責之，遂成租庸調之法耳。田既不能授，則不能不變為兩稅，就有負擔力者而課其錢。此法行，民之有田產與否，官不過問；負擔卻較為均平，以其就有財力者而取之，非如租庸調法之專責諸人也。但力役則仍責諸人。後雖亦兼論貲產，究之丁仍為一重要之元素，然丁根本無負擔力，此役之所以病民也。貲產調查，最難得實，久之，乃側重於田，於是應役專論丁糧。又因丁之無負擔力也，變為丁隨糧行（將一地方丁額，攤派於有糧之家），則不啻加田賦而免力役矣。此清聖祖所以有「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詔也。歷代農民所負擔之租稅，變遷大略如此。雜稅則隋時曾盡除之。唐中葉乃逐漸興起。其重要者，為（1）鹽、（2）酒（或曲）、（3）茶、（4）商（分過稅、住稅）。而近世契稅、牙稅亦稍盛。
民兵既廢，後漢末，乃有州、郡之兵；至南北朝未革。[晉武平吳，亦罷州郡兵備。而於諸王國，顧皆假以兵權，遂致釀成八王之亂。五胡交鬨，盜賊大起，仍借州郡募兵鎮壓；而方鎮之權始重。渡江以後，荊、揚二州，積世相猜。其初下流之勢常弱，迨北府兵起，而形勢乃一變。劉裕率階以圖篡。然自宋迄於梁、陳，州郡之擁重兵，內外之相猜忌，實始終一轍也。]後周創府兵之制，隋、唐因之。[北方五胡迭起，所用者皆其種人。迨周、齊之末，諸種人皆已凋敝，乃不得不參用漢人。又大亂之後，物力凋殘，軍資無出，不得不令兵人屯種自食。而府兵之制以興。迄唐而益臻完備。唐制，於全國設折衝府六百三十四，而其在關內者二百六十一。府置折衝府都尉，而以左右果毅都尉為之副。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其軍隊編制之法：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諸府分隸十二衛。平時力耕以自食，有事調集，臨時令將統之。事訖，則將上所佩印，兵歸其府。頗得寓兵於農之意。宿衛亦由府兵番上。]
唐中葉後，府兵制壞，而藩鎮之兵興。內之則禁軍強橫。[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至不能給宿衛。宰相張說，乃請以募兵代之，號曰擴騎，以充宿衛。外之則有藩鎮之兵。又有所謂禁軍者，初以從定天下，不願散歸之士為之；授以渭北閒田。其後增置漸廣。中葉後，原駐隴右之神策軍，入京師，列為禁軍。德宗自奉天還，始統以宦官。其時各方分戍之兵，餉精皆薄，而神策軍獨厚；遂皆請遙隸焉。於是宦官之勢驟盛。終至把持朝局，與唐偕亡。]
[自有藩鎮之後，地擅於將，將又擅於兵；節度使之廢立，每操之軍人之手。五代時天子之兵，其實仍即前此藩鎮之兵，故視置君如弈棋也。周世宗始大革其弊，又務弱外州兵，以強京師。]宋懲藩鎮之弊，將全國強兵，悉隸三衙（殿前司、侍衛親軍馬、步軍司），謂之禁軍。諸州廂軍，給役而已。
後禁軍數多而不可用。王安石裁其大半。[置將分駐，以代番戍。]創保甲之法，漸次練為民兵；[變募兵為民兵；募兵闕額，則收其餉，以供保甲教閱之費。於是民兵盛而募兵衰。]亦未有成。[元祐以後，保甲教閱之制既廢，蔡京為相，又務封樁缺額軍餉，以充上供；而民兵亦衰焉。]
南渡後則恃屯兵為固。[南宋之兵，多出招募及招降群盜。其從高宗總宿衛者，為楊沂中之兵。此外則張浚、韓世忠、岳飛、劉光世之兵最盛。四川之兵，多皆並於吳玠。楊沂中（中）及韓（後）、岳（左）、張（前）、劉（右）之兵，初稱御前五軍。劉光世死後，其眾叛降齊，以吳玠之兵升補。時張、韓、岳之兵，為三宣撫司，分駐於外。秦檜與金言和，乃罷之。雖仍駐紮外州，而直隸朝廷，帥臣不加節制。設總領以掌其財賦，並帶報發御前軍馬文字之銜焉。]
明衛所之制，類唐府兵，實亦近法元之萬戶分屯。[其制：以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二十人為百戶所。每所設總旗二，小旗十人。其取兵之途有二：一曰從征，二曰歸附。此外又取之謫發。凡諸衛皆隸於五軍都督府，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兵領之。師旋，則將上所佩印，兵士如歸衛所。]
清制兵有1.八旗[清制編兵，起於佐領。每佐領三百人。五佐領設一參領，五參領設都統一。其後得蒙古、漢人，皆以是編制之，是為八旗兵。]分（1）禁旅、[駐直隸、奉天。]（2）駐防。[駐其他各省。]2.漢兵謂之綠旗，後通稱綠營。[乾、嘉以前，出征多用八旗，內亂則多用綠營。]中葉後有勇營（湘、淮軍皆勇營）。同治大亂平後，抽練綠營兵，謂之練軍；又或以勇丁補綠營之缺，意在裁勇營而使綠營亦強也。然未有成。
中國宗教之變化。在列國分立時代，止有保護一地方一部族之神。全國統一以後，漸發生為全國各階級各民族所共同崇拜之宗教。此時吾國之舊宗教，乃集合而成道教；將前此崇拜之對象，概行網羅，而編成一系統（自然隨時隨地又有不同）。道教教理，並無足可取，且亦說不出有甚教理（馬貴與言道家雜而多端，其多端中，又或自相矛盾，如清虛與符篆丹鼎等即是）。然卒與佛教並峙者，即以此等崇拜之對象，不能驟廢；而佛教又不能包容也。儒家放棄靈魂界，道、釋二家皆放棄俗生活方面之權利，而道、釋亦各有分野，不相衝突。此為中國宗教優於西方之點。所謂三教，乃為政府所承認者。此外反政府或反抗現社會組織之宗教，亦尚不乏；並有托諸釋、道者；統治階級，概目為邪教。[《舊約全書》耶和華僅保護以色列一族，即原始神之褊狹性也。中國古代，蓋亦如是。]
儒家之真精神，貫注在社會政治方面。其視為重要之問題，為教養二者。宋儒尚承襲此精神。養之問題，偏重於平均地權；教之問題，必求其百廢俱舉。故正統派之宋儒，多主張井田封建（因讀古書，在封建時代政治，非如後世之放任。不知此為部族時代之遺蹟，誤以為封建政治之效果也）。又多欲以冠昏喪祭等禮，社倉鄉約等法，行之於一地方（教之事）。至宋儒之哲學，又有受佛家之影響者，講「國學概論」時已言之，今為時間所限，不再贅。
印刷術之發明，於文化之傳播關係最大。可看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商務本）。
中國近代與西洋交通以來，文化發展至相當程度，每易生停頓狀態，非加之以外力，則不生變動。
前此所受之外力：（1）北族之武力，不能搖動我之文化。（2）西域、印度之文明，或無物質的基礎，或僅枝節之技術。至近世歐美實業革命，社會之組織，隨之而起變化；我亦不得不隨之而起變化，迄今猶在動盪之中。然必能合全世界而產生一種新文化，可知也。
竊謂今後文化變動之方向，在於社會力量之蘇生。蓋古代部族，原屬博愛、自由、平等，特限於部族之內，而不能及乎其外。人類在物質方面，必求勞費少而報酬多；欲達此目的，必求分工合作範圍之擴大；故分立之團體，不得不合而為一；而當其合併時，並非有意識的為之；於是從有組織變為無組織，此團體與彼團體（國家、民族），一團體之中，此階級與彼階級，利害日趨於背馳，或以智取，或以力征，而人道苦矣。
人為環境的產物，而環境之中，又以社會的環境為更切。故欲恃前此之觀念論，以改良社會，必無此理。而不得不舉社會之組織而改變之。舉社會之組織而改變之，必須有一種力。此種力必不能恃今日之所謂國家，無待再計也——以國家恆為一階級所把持也。但非謂國家在目前即可廢棄，因外侮來時，國內被統治階級與統治階級之利害，即暫歸一致。此今日民族主義，所以大顯光芒，而民生主義，一若奄奄不振之故。
放開眼光看，現在世界的情勢，是物質的及人類真正的精神求其合，而特殊的階級求其分——因其利益在於分，其意識自亦蔽於分。最為世界觀大同的障礙的，大約有幾端：（1）民族的界限。（2）國家的組織（因其實為一階級所蟠據，固亦有可利用之時。然在真正進化的路上，則因其蔽於階級之偏私；且其本身之發達，嫌於龐大，以致不切實際；而又有過大之威權）。（3）家族。[起於女性的奴役。]（4）交換制度。因人類為環境所鑄造，而社會之組織，必隨經濟狀態而變化。故欲圖改革，必有其物質的基礎——前此孔、佛、耶等大宗教，及諸聖賢豪傑改革之所以無成，皆因缺此基礎故。今者生產工具及勞動力之集中，已借（或可借）資本主義造成。所缺者，最後之一轉移而已。此次世界大戰之後，文化方向，能否改變，此則今後數十百年人類禍福之所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