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知識大全 · 一、詩
《詩》，今文有魯、齊、韓三家；古文有毛。鄭玄初學《韓詩》，後就《毛傳》作箋，間用韓義。（《采苹》、《賓之初筵》兩詩皆難毛）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齊詩》亡於曹魏；《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於是三家與毛之爭，一變而為鄭、王之爭。諸儒或申鄭難王，或申王難鄭，紛紛不定。至唐修《五經正義》，用《毛傳鄭箋》，而其爭乃息（王肅之書，今亦已亡。然毛、鄭相違處，《正義》中申毛難鄭之言，實多用王說）。
讀《詩》第一當辨明之事，即為《詩序》。按釋《詩》之作，凡有三種：（一）釋《詩》之字句者，如今之《毛氏詁訓傳》是也。（二）釋《詩》之義者，如今之《詩序》是也。（三）推演《詩》義者，如今之《韓詩外傳》是也。（三家詁訓及釋《詩》義之作，今皆已亡。三家詩亦有序，見《詩古微·齊魯韓毛異同論》）魏、晉而後，《毛詩》專行者千餘年。學者於《詩序》，率皆尊信。至宋歐陽修作《詩本義》，蘇轍作《詩傳》，始有疑辭。南渡而後，鄭樵作《詩辨妄》，乃大肆攻擊。朱子作《詩集傳》，亦宗鄭說；而《集傳》與毛、鄭之爭又起。《小序》之義，誠有可疑；然宋儒之疑古，多憑臆為說，如暗中相搏，勝負卒無分曉，亦不足取也。清儒初宗毛、鄭而攻《集傳》，後漸搜采及於三家。始知毛、鄭而外，說《詩》仍有古義可征；而《集傳》與毛、鄭之爭，又漸變而為三家與毛之爭。時則有為調停之說者，謂《詩》有「作義」、「誦義」；三家與毛所以異同者，毛所傳者作義，三家所傳者誦義；各有所據，而亦兩不相悖也。其激烈者，則徑斥《小序》為杜撰，毛義為不合。二者之中，子頗左袒後說。此非偏主今文，以事理度之，固如是也。
何則？《詩》分《風》、《雅》、《頌》三體。《雅》、《頌》或有本事可指；《風》則本民間歌謠，且無作者可名，安有本義可得？而今之《詩序》，於《風詩》亦篇篇皆能得其作義，此即其不可信之處也。《詩序》究為誰作，說極紛紜。宋以後之說，亦多憑臆測度，不足為據。其傳之自古者，凡有四說：以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玄《詩譜》也。《正義》引沈重說。以為子夏作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為衛宏作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為子夏首創，而毛公及衛宏，加以潤飾增益者，《隋書·經籍志》也。肅說不足信，《隋志》亦系調停之辭；所當辨者，獨《後漢書》及《詩譜》兩說耳。予謂兩說之中，《後漢書》之說，實較可信。今《毛傳》之義，固有與《小序》不合者。如《靜女》。且其序文義平近，亦不似西漢以前人手筆也（《毛傳》之義，所以與《小序》無甚牴牾者，非毛先有《序》為據，乃《序》據《毛傳》而作耳。《序》語多不可信，絕非真有傳授。鄭樵謂其采掇古書而成，最為近之）。
《詩序》有大小之別。今本《小序》分別列諸詩之前，而《大序》即接第一首《小序》之下。自「風，風也」以下，據《正義》、《小序》之不足信，前已言之，《大序》亦系雜采諸書而成，故其辭頗錯亂。但其中頗有與三家之義不背者。（魏源說，見《詩古微》）今姑據之，以定《風》、《雅》、《頌》之義。《大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此其言《風》之義者也。又云：「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其言《雅》之義者也。又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此其言《頌》之義者也（按：《詩序》言《風》與《頌》之義，皆極允愜，唯其言《大/小雅》，則似尚欠明白。《史記·司馬相如傳》：「《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分別大小之義，實較今《詩序》為優。蓋三家義也）。
今《詩》之所謂《風》者，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凡十五國。周南、召南為《正風》；自邶以下，皆為變《風》。王亦列於《風》者，《鄭譜》謂：「東遷以後，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也。」（《正義》：善惡皆能正人，故幽、厲亦名《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才及境內，是以變為《風》焉）十五國之次，鄭與毛異。據《正義》：《鄭譜》先檜後鄭，王在豳後；或系《韓詩》原第邪？
《雅》之篇數較多，故以十篇為一卷。其中《小雅》自《鹿鳴》起至《菁菁者莪》止為正，自此以下皆為變。又分《鹿鳴》至《魚麗》，為文王、武王之正《小雅》；《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為成王、周公之正《小雅》。《六月》至《無羊》，為宣王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黃》，申毛者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鄭則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為厲王之變《小雅》。《大雅》自《文王》至《卷阿》為正，《民勞》以下為變。又分《文王》至《靈台》，為文王之正《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為武王之正《大雅》；《生民》至《卷阿》，為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民勞》至《桑柔》，為厲王之變《大雅》；《雲漢》至《常武》，為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召旻》二篇，為幽王之變《大雅》。皆見《釋文》及《正義》。正《小雅》中，《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唯有《小序》。《毛詩》並數此六篇，故《詩》之總數，為三百十一篇；三家無此六篇，故《詩》之總數，為三百五篇。《小/大雅》諸詩之義，三家與毛，有同有異，不能備舉。可以《三家詩遺說考》與《毛傳鄭箋》對勘也。
《頌》則三家與毛義大異。毛、鄭之義，謂商、魯所以列於《頌》者，以其得用天子禮樂；今文家則謂《詩》之終以三《頌》，亦《春秋》「王魯新周故宋」之意，乃通三統之義也。又《魯頌》，《小序》以為季孫行父作，三家以為奚斯作。《商頌》，《小序》以為戴公時正考父得之於周太師，三家即以為正考父之作。
《詩》本止《風》、《雅》、《頌》三體，而《小序》增出賦、比、興，謂之六義。按此蓋以附會《周禮》太師六詩之文，然實無賦、比、興三種詩可指。故《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賦、比、興？鄭答謂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可摘別。」（《正義》引）「鄭意謂《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也。」《正義》說。因此故，乃又謂《七月》一詩，備有《風》、《雅》、《頌》三體，以牽合《周禮》龠章豳詩、豳雅、豳頌之文。按：賦者，敘事；比者，寄意於物；興者，觸物而動；（譬如實寫美人為賦，辭言花而意實指美女為比，因桃花而思及人面，則為興矣）作《詩》原有此三法。然謂此作《詩》之三法，可與《詩》之三種體制，平列而稱六義，則終屬勉強；一詩而兼三體，尤不可通矣。竊謂《周禮》之六詩與《詩》之《風》、《雅》、《頌》；其豳詩、豳雅、豳頌與《詩》之《豳風》，自系兩事，不必牽合。鄭君學未嘗不博，立說亦自有精到處，然此等牽合今古、勉強附會處，則實不可從也。又今文家以《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為四始（見《史記·蓋魯詩說》），乃以其為《風》及《大/小雅》、《頌》之首篇；而《小序》乃即以風、大小雅、頌為四始，亦殊不可解。
治《詩》之法，凡有數種：（一）以《詩》作史讀者。此當橫考列國之風俗，縱考當時之政治。《漢書·地理志》末卷及鄭《詩譜》，最為可貴。按《漢志》此節本劉歆。歆及父向，皆治《魯詩》。班氏世治《齊詩》。鄭玄初治《韓詩》。今《漢志》與《鄭譜》述列國風俗，大同小異，蓋三家同有之義，至可信據也。何詩當何王時，三家與毛、鄭頗有異說，亦宜博考。以《詩》證古史，自系治史一法。然《詩》本歌謠，托諸比、興，與質言其事者有異。後儒立說，面面皆可附會，故用之須極矜慎。近人好據《詩》言古史者甚多，其弊也。於《詩》之本文，片言隻字，皆深信不疑，幾即視為紀事之史，不復以為文辭；而於某《詩》作於何時，系因何事，則又往往偏據毛、鄭，甚者憑臆為說，其法實未盡善也。（一）以為博物之學而治之者。《論語》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此當精研疏注，博考子部有關動植物諸書。（一）用以證小學者。又分訓詁及音韻兩端。《毛傳》與《爾雅》，訓詁多合，實為吾國最古之訓詁書。最初言古韻者，本自《詩》人；今日言古韻，可據之書，固猶莫如《詩》也。（一）以為文學而研究之者。當先讀疏注，明其字句。次考《詩》義，觀《詩》人發憤之由（司馬遷云：《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由作），及其作《詩》之法。《詩》本文學，經學家專以義理說之，誠或不免迂腐。然《詩》之作者，距今幾三千年；作《詩》之意，斷非吾擠臆測可得。通其所可通，而闕其所不可通者，是為善讀書。若如今人所云：「月出皎兮，明明是一首情詩」之類，羌無證據，而言之斷然，甚非疑事無質之義也。
《王制》述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何君言采《詩》之義曰：（《公羊》宣十五年注）「五穀畢入，民皆居宅。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其重之也如此。夫人生在世，孰能無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社會之中，束縛重重，豈有言論自由之地？斯義也，穆勒《群己權界論》嚴復譯。言之詳矣。故往往公然表白之言，初非其人之真意；而其真意，轉託諸謠詠之間。古代之重詩也以此。夫如是，《詩》安得有質言其事者？而亦安可據字句測度，即自謂能得作詩之義邪？《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為《詩》訓詁。而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此乃古學家攻擊三家之辭，其端已肇於班固時。其後乃採取古書，附會《詩》義，而別制今之《詩序》。謂三家皆不知《詩》之本義，而古學家獨能得之也。其實《詩》無本義。太師采詩而為樂，則只有太師采之之意；孔子刪《詩》而為經，則只有孔子取之之意耳。猶今北京大學，編輯歌謠，豈得謂編輯之人，即知作此歌謠者之意邪？三家於詩，間有一二，能指出其作之之人，及其本事者（如《芣苢》、《柏舟》之類），此必確有所據。此外則皆付闕如。蓋《詩》固只有誦義也。以只有誦義故，亦無所謂斷章取義。我以何義誦之，即為何義耳。今日以此意誦之，明日又以彼義誦之，無所不可也。以為我誦之之意，則任舉何義皆通；必鑿指為詩人本義，則任舉何義皆窒。《詩》義之葛藤，實自鑿求其本義始也。
治詩切要之書，今約舉如下：
《毛詩註疏》今所傳《十三經註疏》，乃宋人所集刻。其中《易》、《書》、《詩》、《三禮》、《左》、《谷》，皆唐人疏。疏《公羊》之徐彥，時代難確考，亦必在唐以前。《論語》、《孝經》、《爾雅》，皆宋邢昺疏，亦多以舊疏為本。唯《孟子疏》題宋孫奭，實為邵武士人偽托，見《朱子語錄》。其疏極淺陋，無可取耳。唐人所修《正義》，誠不能盡滿人意；然實多用舊疏，為隋以前經說之統匯，仍不可不細讀也。特於此發其凡，以後論治諸經當讀之書，即不再舉註疏。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宋人說《詩》之書甚多，讀之不可遍。此書多駁宋人之說，讀之可以知其大略。
馬瑞辰《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以上兩書為毛、鄭之學。
陳喬樅《三家詩遺說考》魏源《詩古微》以上兩書為三家之學。魏書駁毛、鄭，有極警快處；其立說亦有不可據處。魏氏之學，通而不精也。輯三家《詩》者，始於宋之王應麟，僅得一小冊。陳氏此書，乃十倍之而不止。清儒輯逸之精，誠足令前人俯首矣。
三家之中，《齊詩》牽涉緯說。如欲明之，可觀迮鶴壽《齊詩翼奉學》，及陳喬樅《詩緯集證》兩書。意在以《詩》作史讀者，於《詩》之地理，亦須考究，可看朱右曾《詩地理征》。意在研究博物者，《毛傳鄭箋》而外，以吳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為最古，與《爾雅》、《毛傳》，可相參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