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有滋有味 · 在困境中更要發憤求進

華羅庚 今天，我就給在座的好多先後同學談談我的經歷，也就是我的學歷。我的經歷，或者說我的學歷，講起來也簡單，也不簡單，說簡單，就是三個字：靠自學。說不簡單，就是一生中，遭受過許多次「劫難」。 現在，我們大家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如果從「劫」字談起，那麼我這一輩子碰到過三「劫」，我準備講一講我怎麼度過這三場「劫數」的。這樣，同學們也可以對比一下，把現在的環境，同我從前的那個環境對比，看哪個環境更有利於我們的發展，如果今天的環境確實比我們以前的那個環境好，大家就可以更有信心地走到前面去。這就是我講話的目的，我不是要在這兒宣揚自己，而是把我的經歷給同學們作借鑑。 先說第一「劫」。這一「劫」就是從我們這所學校開始的。你們現在叫金壇縣中了，我們當時叫金壇初中，最高班是初中三年級。在國外有時人家問我什麼學歷，我說，我的最高學歷就是初三，金壇縣初中畢業。人家問我有什麼文憑，我說，我有一張文憑，就是初中畢業的文憑，除此之外，沒有了。一直到一九八〇年才發生了一個變化，法國給我榮譽博士證書，現在總算有頭銜了，以往都沒有。我初中畢業是多少歲呢？我只有十五歲。後來，又到上海進了一年職業學校。儘管那個學校給了我免交學費，不過還是交不起飯費，後來只好回家呆著。我的家，就在大橋那邊，現在叫南新橋，從前叫大橋。我就住在橋東。在家怎麼辦呢？要是現在的話，沒有機會上正規學校，也許有許多其他求學的機會，像電視大學啊，函授大學啊，我們那個時候可沒有這個方便，也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圖書館，我只有一本大代數，一本解析幾何，還有一本很薄的五十頁的微積分，我就啃這麼幾本書。那時候，這當然也不知道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只感覺我們應該為國家出一點力，爭一點光。 我就這樣開始鑽研學問了。也許有人要說這是笑話，念了幾年書就談鑽研了。那不是笑話！鑽研並不是迷信，並不一定大學畢業才能鑽研，也不是非有齊全的條件不可。實際上，真正肯鑽研的人在什麼場合都可以鑽研。這是大約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的事情。我記得，後來大約在十八九歲的時候，我又有機會回到這個學校里來了。到這個學校做什麼呢？當會計兼事務。那時我的老師王維克，預備提拔我一下，預備搞一個初中一年級補習班，讓我去教書。但剛有一個計劃，不幸我的母親在那年死了，我也生了重病，我病在床上六個月，腿就壞了。要是在今天，我的腿是不該壞的。現在都知道，如果生病睡在床上睡久了，不翻身會發生組織壞死，所以不管疼不疼要翻幾個身，那個時候我們既請不起醫生，也沒有哪一個人告訴我這個常識，所以病後起來，就不會走路了。本來嘛，不生病，身體好，還可以多參加一點體力勞動，掙碗飯吃，可是我的腿壞了。我們家裡原不寬裕，我一生病，那就更窮了。虧得那位王維克老師，在我身體好些後，還是讓我參加工作，讓我在那個補習班教了一個月的書。但結果有人告了一狀，說什麼王維克校長任用不合格教員華羅庚。王維克校長是法國留學生，做初中校長，未免委屈，他一聽有人告狀，就不幹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也幾乎沒有辦法了。繼任的校長叫韓大受，他說，旁人上任要帶會計來，我不帶，就讓你干，不過書萬萬不能教了，因為前任校長就是為了你任課而被告了一狀的。這樣，我總算當了一個會計。有了一點辦法，我就繼續鑽研下去。不久，清華大學找我去任職，那大約是一九三一年。到了清華，他們碰到一個困難：怎麼安排我的工作？這是個麻煩，因為要在清華大學當個助教，應當有大學畢業的資格，否則又是不合格的教員。後來，清華大學安排我當數學系助理。所謂助理，就是管管圖書，管管公文，打打字，辦點雜事。助理已經很不錯了，我繼續抓緊學習，過了一年半，他們讓我教微積分。這一關是非常難過的，為什麼呢？因為沒資格啊！清華大學的教授為此特別開會通過，讓我教微積分。這等於說，清華大學承認我了，我可以抵得上大學畢業了。從初中畢業到當大學教師，我前後大約用了六年半時間，通常初中到大學畢業要用八年。從這一點同學們可以看到，學習要自己努力，努力就可以很快上去。 到一九三六年，我就到英國去了。一九三八年我從英國回來，因為那時候抗日戰爭了，有好多事情要做。回來後，清華大學就讓我直接當教授了。從助教到教授，前後又是七年。現在有的人，身在研究機關，自己是大學畢業生，環境很好，又有書，又有雜誌，又有導師，更重要的還有黨的領導，但就是對趕世界先進水平沒有信心。要知道，到二〇〇〇年還有二十年啊，能不能趕得上呢？從我人生經歷裡面，同學們可以算一筆賬，只要有一點簡單的算術知識，就可以得出解答。 以上是我早年碰到的困難。同學們可以想一想，在舊社會，又沒有書，又沒有錢，又沒有老師，甚至沒有燈光，電燈黃黃的，一點兒光，看不清。 今天，在黨的關懷之下，我們有這麼好的環境，我請同學們對比一下，一方面要珍惜現在的環境，另一方面要加強信心。現在很多人沒有信心，能不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啊？四個現代化能不能搞得成功啊？等等。從我的體會講，我覺得有信心，趕得上。不過做個懶人可不行，要加強努力，才趕得上。 現在，再講我生平第二「劫」。抗日戰爭期間，我從英國回來，當時後方條件很差，回到昆明以後，吃不飽，餓不死。那個時候，有句話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記得有這麼個故事：教授在前面走，要飯的在後面跟，跟了一條街，前面那個教授實在沒有錢，回頭說：「我是教授！」那個要飯的就跑掉了，因為連他們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沒有錢的。在那個時候，日本人封鎖我們，國外的資料，甚至雜誌之類都看不到，不但封鎖，而且還轟炸。在那種困境之中，許多教授不得不改行了，有的還被迫做買賣了，他們跑仰光，去買點東西到昆明來賣。我住在昆明鄉下，我住的房子是小樓上的廂房，下面養豬、馬、牛，晚上牛在柱子上擦癢，樓板就跟著搖晃。沒有電燈，就找了一個油燈使用。油燈是什麼樣的呢？就是一個香菸筒，放個油盞，那兒沒有燈草，就摘一點棉花做燈芯。就是在這種微弱的燈光下，我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完成了我的《堆壘素數論》，後來又跨到了矩陣幾何。 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到美國去了，當上了「洋教授」。我當「洋教授」也比較困難。別人是又有博士頭銜，又有大學畢業證書，我卻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家還是讓我當了教授。所以同學們可以看到，第二次在昆明的艱苦環境裡，由於堅持不懈，有了成果，人家還是不得不承認的。 第三「劫」，是「文化大革命」時期，我是「臭老九」，當然不能倖免。一九八〇年，外國又來邀請我去講學。有的朋友很關心，也有點擔憂，他們說，這次華羅庚出國，可能要摔跤，可能要露底了。為什麼呢？因為「文化大革命」中，我圖書館也不能進，十幾年不上圖書館了，還能不落後嗎？不但如此，大家都知道，那時候，我一方面是各處跑，搞統籌優選，是很忙的；另一方面，背後還要防「四人幫」的冷箭，雖然時刻提防，我還是被射了不少，甚至在一九七五年被射倒過。所以，有些朋友的關心、擔憂是很自然的。 但是，他們不知道我有一個上算的地方，就是「外通里國」。什麼叫外通里國？就是外國知道我的名字，有書出版就寄一點給我。這樣，我不通過圖書館，也可以知道一些國際行情。而且，他們不了解，我始終沒有放棄理論研究。那時候，我身體還很好，白天緊張地搞優選法，有時上午跑四個廠，下午跑三四個廠，一天跑七八個廠。儘管這樣緊張，我沒有放鬆理論研究。我的理論研究是晚上進行的。做我的助手也不容易，說不定晚上一點鐘、二點鐘被叫醒，來考慮考慮這個問題怎麼搞。所以他們是很辛苦的。不過那個時候搞了理論研究還不敢說。因為如果哪一天我們暴露出來，等一會兒就要說：你看這個華羅庚，用統籌優選作幌子，他實際上念念不忘半夜搞他的理論研究。這種人後來一看形勢變了，他又改一個手法，說華羅庚就只搞統籌優選，不搞理論研究。反正這種人理論不多，實際也不高，但他有一種本領，手裡有一根棍子，你搞理論他就打你的理論，你搞實際他就打你的實際。那時期我們的帽子當然不少囉，「唯生產理論」的帽子也戴過了，「以目亂綱」的帽子也戴過了。但你說你的，我干我的。我只知道統籌優選對人民有利，我要搞；我只知道，沒有理論就搞不出優選來，所以理論也要搞。 不過，我們剛出國的時候，心裡終究也不很踏實。為什麼呢？因為十幾年中雖然是搞了一些理論研究，但畢竟遭到了損失，許多手稿也抄的抄了，偷的偷了，而且研究成果大部分沒有寫下來，或者只寫了一點草稿，在腦子裡像散沙一樣，像亂麻一樣。如果出國以後，立刻叫我上台講演的話，我還真有點擔心。虧得去了之後開了兩個學術性會議，會議後剛好暑假到了，有三個月時間。我們就利用這三個月時間，把研究成果部分整理了一下，整理好之後，我給了他們一個單子，單子提了十個方面。一般講演，提出幾個專題就夠了，拿自己最擅長的專題就夠了。可是我們提了十個方面。這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要在外國人面前炫耀一下，表示學問廣、精、深，數學十個方面都可以講？這不是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到一個地方去，與其講我自己所長的，不如講我自己所短的。講自己所長的好不好？我在這兒跟同學們講一下哥德巴赫問題好不好？好，為什麼呢？大家都聽不懂。你們會得出個什麼結論呢？華羅庚的話，大家都聽不懂，一定是有學問的。可我自己有收穫沒有？我自己沒有，得不到東西。所以我的想法是，提出十個方面來，好讓人家自由選擇。讓他們選，他們一般都是選他們最好的東西，最拿手的東西。好，我就到你那兒講你們拿手的東西。中國古代有一個說法，切忌班門弄斧。可是我的看法是反過來的：弄斧必到班門！你要耍斧頭就要敢到魯班那兒去耍。在旁人面前耍，欺負人家幹啥？你到魯班面前耍一耍，如果他說你有缺點，一指點，我下回就好一點了；他如果點點頭，說明我們的工作就有相當成績。俗話說，下棋找高手。找一個比我差的人，天天在那裡贏他的棋，贏得每天哈哈大笑好不好？好是好，但你的水平提不高。如果你找高手下棋，每一次都輸給他，輸這么半年下來，你的棋藝能夠沒有進步嗎？所以我主張弄斧到班門，下棋找高手。 這一次，我跑了四個國家，好幾十個城市，做了好多次報告。反映怎麼樣呢？我給跟我出去的同志說：你們向上面匯報，第一，人家給我講的好話，你少吹點，如果要說一點的話，最好是有書面根據的。為什麼呢？因為雖然外國人對學問還是很嚴肅的，不瞎吹瞎捧別人，不過我們也不得不防備一點，因為我這個七十歲的老頭兒到那裡去，人家大多是我的學生輩，你又是借了新中國的威信，又是科學院的副院長，人家捧一兩句會不會呀？我想是會的。所以，我們情願估計我們的差距比人家大一點，而不要估計我們比人家好。 我們經常說，我們的文章達到了世界水平。可能某篇文章達到了世界水平，可整個加起來呢，我們的差距還是很大。因為差距是指面上的差距，不是說我們有幾個個別的人，他的數學很好，或者他的某一門科學很好，我們中國的科學就很好了。我們是一個面上的差距，是整個的差距。所以領導上再三強調，要提高我們整個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實際真正的水平是整個民族科學文化的水平。當然也不排斥我們有若干個特殊的人先搞好，搞得好。這次我在國外，也同國內一樣，「人民來信」多得很。我只想給大家念一封信。有一位美國的學者，在荷蘭聽了我的報告，他是這樣寫的：「您在安吶本（今譯阿姆斯特丹）的演講，是真正令人讚嘆不已的。您向大家證明了，好的學者即使在最惡劣的逆境中，仍然可以做出出色的成績，您使我們這些生活在安逸和穩定環境中的人們，只能感到羞愧。」這個人我不認識他，他給我寫了這封信。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即使是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浩劫，也不能把我國人民壓倒。由於我們能夠堅持工作，結果還是做出了成果，這個成果還得到世界上學者的承認。而現在是「四害」除掉了，我們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過了，同學們想一想，現在環境這樣好，我們應該不應該有信心呢？我想，你們是會做出叫人欣慰的回答的。 那麼，我們是不是還會有困難呢？困難肯定有的。不過，現在看起來，就是有困難，也絕不會比從前我們遇到的困難更嚴酷。就是再有困難，我們還是可以克服的。我們應該有勇氣，有志氣。對我個人講，是不是還會有困難呢？當然是會有困難的。除了其他困難，眼前就面對著：自己有成果了，滿足於現在的成果，甚至驕傲自滿；國外有名聲了，國內也有了，我可以歇口氣了，可以不要學習了，而且我這個人年紀大了，就指導指導人家搞研究，自己少吃點苦呢。如果這樣想，那就是一個危險，這是自己造成的困難。比如，今天我在這裡跟同學們見面，以老同學的資格給大家談自己的經歷，就很容易產生滿足的思想。所以我要警惕。滿足的思想是不能有的。因為學問是沒有止境的，科學是實事求是的，是精益求精的。科學每前進一步，都需要付出更大的勞動。所以，我順便在這兒給同學們把自己的思想暴露一下，講了之後，對我自己可能有好處的。 我為了經常提醒自己，給自己寫了幾句話，叫「樹老怕空，人老怕松。不空不松，從嚴以終」。像我這樣的年齡，是很容易「松」下來的。當然，並不是說年紀輕的人就不會松呀！年輕人如果要鬆起來，對不起，我就要以老學長的資格打他的手心啦！總之，搞科學，做學問，要「不空不松，從嚴以終」。要很嚴格地搞一輩子工作，為人民服務一輩子。我常常對自己說：以前三次浩劫，都沒有把我打垮，說不定很可能最後從我自己的思想上，在已經有收穫的時候，自己打垮了自己。我一定要警惕。 現在的學習環境和條件，比我從前碰到的情況好多了。我走的是自學的道路。自學嘛，就得靠自己勤奮努力。有的同志要我談談這方面的體會。很系統的一下子講不出，我想：一、自學最起碼的一條要踏實，從自己水平出發，不要好高騖遠；二、自學要有周密的計劃，要經常檢查；三、在自學過程中要多想多練；四、要以長期性、艱苦性克服自學中遇到的困難。要知難而進，鍥而不捨。我曾寫過這樣四句話：「埋頭苦幹是第一，發白才知智叟呆。勤能補拙是良訓，一分辛苦一分才。」 （1981年在江蘇金壇縣中學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