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文選類纂 · 總敘[1]

《國學文選類纂[2]》之輯錄既畢，意有未申，於是濡毫吮墨以發其指曰：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博文質無底，奚所能為役！獨念博學通人，希聖有作，亦有辨章學術，條析流派，以示途轍，牖方來。謹以誦覽所及，寫著其文，以當明述，輯為六類：曰小學之部，曰經學之部，曰子學之部，曰史學之部，曰文學之部，曰校讎目錄之部，而題其耑曰《國學文選類纂》。將以宏闡國學，考鏡源流，統斯文之條貫，詔學者以知方；庶幾國學之筦樞，文章之林囿也！儻有睹記旁逮，足備考論，見仁見知，義各有當，附之於篇，為後學治國聞者覽觀焉。然而鄙懷之所欲陳，則固別有在。儻挾冊而以為窺國學之宏秘焉，博願有以進之也。誠竊以為必先知「學」之涵義，而後可與國學。試條析而竟其義： 一、何謂「學」？按「學」之為言「覺」也。《說文·教部》：「斅，覺悟也。從教，從冂。冂，尚矇也。臼[3]聲。學，篆文斅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為言覺也。」「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乎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昭焉，群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今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采徐幹《中論·治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見《荀子·勸學篇》。惟「覺」斯征「學」，惟「學」乃臻「覺」。是故言「學」者不可不知「義」與「數」之辯；知之者覺，昧之者愚也。何以言其然？《荀子·勸學篇》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古人言學以聖為歸。聖者，大覺至通之稱。《莊子·天運篇》曰：「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說文·耳部》：「聖，通也。」《白虎通·聖人篇》：「聖者，通也。」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此知「義」與「數」之辯者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此不知「義」與「數」之辯者也。於戲！讓清乾嘉已還，學者方承惠棟、戴震諸老之遺風，襲為一種考據瑣碎之學，辯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號曰漢學。群流和附，堅不可易。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為量，以窺隙攻難為功；若舍是不足與於「學」者！庸詎知漢學之所謂名物、制度、訓詁、書數者，徒荀子之所謂「學數有終」，而無當於「不可須臾舍」之「義」也乎？古人為學以畜德，貫其義也；後儒講學以馳說，逐於數也。雖然，荀子不云乎：「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見《荀子·勸學篇》。此「覺」與「不覺」之別，「君子」、「小人」之分也，不可不深察！不可不熟慮！ 二、何謂國學？國學之一名詞，質言其義曰：「國性之自覺」云爾！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人心風俗之所系，尤必先立乎其大，深造而自有得，相以維持於不敝。其取之它國者，譬之雨露之溉、土肥之壅，苟匪發榮滋長之自有具，安見不求自得而外鑠我者之必以致隆治、揚國華也耶！是故國學之所為待振於今日，為能發國性之自覺，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吾生四十年，遭逢時會，學術亦幾變矣。方予小弱，士大夫好談古誼，足己自封。其梯航重譯通者，胥以夷狄遇之，而詡然自居為中國，以用夷變夏為大戒，於外事壹不屑措意，此一時也。「風氣漸通，士知弇陋為恥，西學之事，問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為譚，不咨其是。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采嚴復《天演論序》。此又一時也。既世變日亟，國人曉然於積弱，則又以為中國事事不如人，舊學寖以放廢。於是「家肄右行之書，人詡專門之選，新詞怪誼，柴口耳而濫簡編。向所謂聖經賢傳，純粹精深，與夫通人碩德，窮精敝神所僅得而幸有者，蓋束閣而為鼠蠹之久居矣。」采嚴復《涵芬樓古今文鈔序》。然而行之二十年，厥效可指：衡政，則民治以為揭幟，而議士弄法不軌，武人為於大君；論教，則歐化襲其貌似，而上庠馳說不根，問學徒恣橫議。放僻邪侈，紀綱無存。欲求片詞只義，足以維繫一國之人心者而渺不可得。國且不國，何有於治！於戲！古諺有之曰：「橘逾淮化為枳也。」況於謀人之國，敷政播教，將謂樹一國之人文，而可以移植收其全功者乎！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其效則既可睹矣。此又一時也。大抵自予之稚以逮今日，睹記所及，其民情可得而言：其始足己而自多，後乃蔑己以徇人。然見異思遷者，徒見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國性之有不可蔑。而足己自多者，又昧人之有可法，而不知國性之有不盡適。二者之為蔽不同，而失之國性之不自覺則均。是故言「國性之自覺」者，必涵二諦而義乃全：一曰「必自覺國性之有不可蔑」。昔羅馬大哲嘗作詩歌以大誥於國曰：「前車非遠，希臘所程猗。希臘之花，昔何榮猗！彼昏不知，狎侮老成猗！黷其明神，薄其典型猗！萬目異色，群耳無正聲猗！綱絕紐解，人私自營猗！累世之業，黤其沉冥猗！嗟我國人，能勿懲猗！」采梁啓超譯。見《庸言報》第一卷第一號《國性篇》。嗟乎！吾每誦此，而感不絕於予心也！儻一國之人，自上下下，不復自知我國歷史久長之難能，文化發揚之可貴。本實已撥，人奮其知，自圖私便，則國與民之所恃以摶繫於不壞散者，僅法律權力之有強制、生命財產之受保障耳，於精神意志之契合何有！一旦敵國外患之強有力者臨之，但使法律權力，足以相制；生命財產，足以相保；而蚩蚩者氓，只如馴羊叩狗，群帖焉趨伏於敵人之足下已耳！古今之亡國者，未或不由是也！儻有國之人焉，胚胎於前光，歌誦其歷史，涵濡其文化，浹肌淪髓，深入人人。人心不同，而同於愛國；如物理學之攝力，摶捖一國之人，而不致有分崩離析之事也；如化學之化合力，熔冶國人，使自為一體，而示異於其他也。然後退之足以自固壁壘，一乃心，齊乃力，外御其侮，而進焉則發揮光大之以被於全人類而為邦家之光！此國性自覺之第一義也。一曰「必自覺國性之有不盡適」。吾國立國於大地者五千年，其與我並建之國代謝以盡者幾何！而我乃如魯靈光巍然獨存，雖中間或被夷虜，為國大厲，而漸仆漸起，不旋踵而匡復故物，還我河山，歌斯哭斯以聚骨族於斯。其國性之養之久而積之厚也，其入人之深也，此不待言而自解也。然樹藝積久而必萎，國性積久而有窳。時移勢遷，有不適者。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見《荀子·非相篇》。又曰：「禮時為大。」見《禮記·禮器》。因時制宜，寧容墨守；非有所矯，不能圖存；固也。如人性然，變化氣質，增美釋回。君子道在修身，莫不然。然而不可不知者：國性可助長而不可創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棄也。儻如「戕賊杞柳以為桮棬」，桮棬未成而杞柳先戕，庸杞柳之所利為之乎！然則斲喪國性以致富強，富強未致而國性先墜，庸國人之所利為之乎！即中知，固知其不利矣。於戲！挽近以還，歐化東漸，國人相競以詔；而淺嘗之士，於所學曾未深求，輒捃摭所聞西事以自矜詡，遂欲有所施行。其仁義道德傳自往昔，為人生所必繇，古今中外莫能易，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者；則或以其中國老生常談，放言高論，務摧滅之以為快。其尤甚者，乃至以弱肉強食為公理，以裸體相向為美術，以貪冒淫侈為文明。問其所以？曰：「歐儒云爾，我亦云爾也。」人心日即於浮囂，國事日征其蜩螗。生心害政，以若所為，而曰「強國救群之道在是」，譬於飲酖而救渴，吾見渴之未救而大命已傾，國之未強而人心先壞。安其危而利其災，所謂「強國救群之道」，果如是乎！然則國學之所為待振於今日者，為能發國性之自覺，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倘欲發國性之自覺，其必自言學者知「義」與「數」之辯始。見《孟子·告子上》。 昔荀子勸學，兼綜「數」、「義」，以為：「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見《荀子·勸學篇》。「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見《荀子·勸學篇》。則是荀子勸學，貫「義」與「數」而一之；徹始徹終，非二物也。後儒則離「義」與「數」而二之，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有陳其「數」而疏於「義」者，有明其「義」而遺乎「數」者。將以便舉稱，明殊指，為之題目，昭其涵容：一曰「人文主義」，一曰「古典主義」。 「人文主義」者，以為國學之大用，在究明「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而以名物考據為瑣碎。此明其「義」而遺乎「數」者也。 「古典主義」者，以為國學之指趣，在考徵「古之所以為古之典章文物」，而以仁義道德為空譚。此陳其「數」而疏於「義」者也。 於戲！國之有學，非一日矣。豎盡往古，亘極來今，蓋亦有其變遷遞嬗之跡可舉者焉。莊生有言曰：「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見《莊子·天運篇》。事實之所詔我，實以兩主義相摩相盪，迭為興仆，運轉而不能自止者也。大抵漢學尚考據，明訓詁。荀子所謂「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古典主義」之可征者也。宋儒道性善，明義理。荀子所謂「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人文主義」之可征者也。雖然，猶有辯： 漢學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經世以致用，微言大義是尚；此漢學之近於「人文主義」者也。古文稽古以釋經，名物訓詁是謹；此漢學之偏於「古典主義」者也。然而今文極盛於西京，古學代興於東漢；古學既盛而今文遽絕焉。《後漢書·鄭玄傳》曰：「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則是「古典主義」擅漢學後起之勝也。 宋儒有朱陸之爭：朱子道問學，讀書不害窮理。《宋元學案·晦翁學案》載：陳北溪答李貫之曰：「先生教人尊德性，道問學，固不偏廢，而下力處卻多在道問學上。」此宋儒之不廢「古典主義」者也。陸象山尊德性，明心乃以見性。《宋元學案·象山學案》曰：「宗羲案：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為宗，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為主。先生與兄復齋會紫陽於鵝湖，復齋倡詩有『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先生和詩亦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陸沉。』紫陽以為譏己，不懌。」此宋儒之尤重「人文主義」者也。然朱學極盛於宋、元；陽明崛起於明代。陸學重光，而朱學少衰矣。則是「人文主義」擅宋學後起之勝也。 然當宋儒未起，漢學將變之際，老、莊於魏、晉，佛於隋、唐，士大夫譚名理、崇高致，以清言為尚，以章句為塵垢，亦由風氣窮而思變，學術蘄於自覺。厭考據之煩瑣，無補人生；樂名理之簡雋，欲以自慰。此實古今學術升降一大轉機也。徒以玄譚自放，君子不貴；佛說外道，吾儒所鄙；國學一線，端系六經。然而魏晉經學，衍之東漢，統緒分明，詳見《隋書·經籍志》。而有不同於東漢者。蓋同者其傳說，而不同者其精神。東漢言訓詁，或流繁瑣；而魏晉好名理，亦出簡雋也。「漢初諸儒，專治訓詁，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訓某字，自尋義理而已。」采《朱子語類》。「自晉以來，改變不同，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說；晉人則不然，依經而自作文。」采《朱子語類》。則是「古典主義」也，而「人文主義」寓焉矣。後來宋儒之師心說經，其經義大抵汲魏晉之流風者也。然魏晉諸儒，尚解經而為經注，如王弼、韓康伯之注《易》，杜預、范寧之集解《春秋左氏》、《穀梁》，皆經注也。至南北朝則守一家之注而詮解之，且旁引諸說而證明之，所謂義疏者也。則是義疏者，蓋注注而非注經。是故漢迄魏晉，經學也；南北朝，注學也。皇侃，熊安生，沈文阿，劉焯、炫之倫，著錄繁夥。至唐孔穎達修訂《五經正義》，賈公彥、元行沖、徐彥、楊士勛賡續有作，遂遍諸經。百川洄注，瀦為淵海，信經學之極軌也。然則唐學者，殆集南北朝注學之大成，而為東漢古學尾閭之宣洩焉！ 宋儒五子，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游心六藝，旁參禪乘，周敦頤從僧壽崖學，闡太極無極之旨。程顥資性過人，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返求諸六經，而充養有得。張載勇於造道，已求諸釋老，乃返求之六經。朱子亦闡禪理，陽儒陰釋。宋儒無不如此。明德新民，壹主於率性修道。國學之人文主義，所以昭明於有宋，如日中天者，實以天竺明心見性，般若大覺之佛說西照，而吾儒率性修道，明德親民之經蘊內宣。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果藝異樹，接種乃佳。生物然，學術亦有然也！惟五子不廢問學，猶於吾儒為近；而陸王偏尊德性，彌於禪宗有會耳。 然自明中葉，王陽明以致良知，昌明陸學，風靡一世，號曰「姚江學派」，理想繽綸，度越前古。及其敝也，士不悅學，徒長虛憍！談空說有，相矜以口，益見迂闊而遠於事情。橫流恣肆，非直無益於國，而且蔑以自淑。逮晚明劉宗周證人一派，已幾於王學之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學風亦因以革變，天下稍稍惡虛趨實。陸世儀、陸隴其等生清之初，始專守朱子，辯偽得真；高愈、張履祥堅苦自持，不愧寅踐。風氣所鼓，一時景從。此由陸王之「尊德性」而反之於朱子之「道問學」者也。至顧炎武、閻若璩等卓然不惑，以為「經學即理學」，全謝山《鮚埼亭文集·顧先生炎武神道表》曰：「晚益竺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抄》。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求是辯誣，開一代之風氣，導厥先路。乾隆以還，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天下所宗。自是學者務於經籍傳注，考訂發揮。「諸經新疏，更迭而出。或更張舊釋，補闕匡違，若邵晉涵、郝懿行之《爾雅》，焦循之《孟子》，胡培翬之《儀禮》，陳奐之《毛詩》，劉寶楠之《論語》，陳立之《公羊》，孫詒讓之《周禮》，是也。或甄撰佚詁，宣究微學，若孫星衍之《尚書》，張惠言之《周易》，劉文淇之《左傳》，是也。或最括古誼，疏注兼修，若惠棟之《周易》，江聲之《尚書》，是也。諸家之書，例精而誼博，往往出皇、孔、賈、元諸舊疏之上。蓋貞觀修書，多沿南學，牽於時制，別擇未精。《易》則宗輔嗣而祧鄭、虞。左氏則尊征南而擯賈、服。《尚書》則崇信梅、姚，使伏、孔今古文之學並亡，厥咎郅鉅！加以義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為彌縫；孔穎達之正義《五經》，各尊其注，兩不相謀，遂成違伐；若斯之類，尤未允愜。而清儒新疏，則扶微捃佚，必以漢詁為宗；且誼證宏通，注有回穴，輒為理董；斯皆非六朝、唐人所能及。然則言經學者，莫盛於義疏；而為義疏者，尤莫善於清乾嘉諸儒！」采孫詒讓《籀廎述林·劉恭甫墓表》。此由朱子之「道問學」，反本修古而為東漢之古學者也。則是「人文主義」之積窳於明季，而「古典主義」於以重光焉。雖然，人苦不自覺，而不安於不自覺，於是乎言學。倘言學者，數典不足以經世，具數無所陳其義；譬如五官百骸，形體徒存，而神明不屬，生氣何托！不以訓詁名物自安，必欲進而求微言大義；人之情也，學之道也。清儒既遍治古經，戴震弟子孔廣森始著《公羊通義》，厥為清儒言今文學者之權輿。南北朝以降，經說學派只爭鄭玄、王肅，今古文之爭遂熄。唐陸德明著《釋文》，孔穎達著《正義》，皆雜宗鄭、王。今所傳《十三經註疏》者，《易》用王弻，《書》用偽孔安國傳，《詩》用毛公傳、鄭玄箋，《周禮》、《儀禮》、《禮記》皆用鄭玄注，《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其餘諸經皆汲東漢古文家之流。西漢所謂今文十四博士者，其學說皆亡，僅存者惟《春秋公羊傳》之何休注而已。今文學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則真所謂「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然不明家法，治今文學者不宗之。嘉道以還，莊存與、劉逢祿祖孫相嬗，劉逢祿為莊存與之外孫，弱不好弄。母氏誨之，學必舉所聞於外王父以糾俗師謬說。年十一，初謁外王父，叩以所業，應對如響。曰：「此外孫必能傳吾學。」詳見李兆洛《養一齋文集·禮部劉君傳》、戴望《謫麟堂文集·故禮部儀制司劉先生行狀》。世以《公羊》名家，刊落訓詁名物之末，專求其所謂「微言大義」者；凡公羊家言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如「張三世」、「通三統」、「絀周王魯」、「受命改制」諸義，次第發明；言今文者宗之。龔自珍說經好莊、劉，尤擅要眇之思，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益為言學者所喜。南海康有為能敷說《公羊》改制以言變法，禪其弟子；新會梁啓超，益推而大之，至於無垠；聲生勢張，而言今文學者盈天下矣。此由東漢之古學，又溯而上以反諸西漢之今文者也。則是「古典主義」之漸厭於晚清，而「人文主義」相與代興焉。 方晚清今文大昌之日，獨德清俞樾治古學，號東南大師，為魯靈光。章炳麟《太炎文錄·俞先生傳贊》曰：「浙江樸學晚至，則四明、金華之術茀之，昌自先生；賓附者有黃以周、孫詒讓。是時先漢師說已陵夷矣，浙猶彀張，不弛愈繕。不逮一世，新學蠕生，滅我聖文[4]，粲而不蟬，非一隅之憂也。」其弟子章炳麟恢張其緒，尤擅聲音訓詁，好稱引左氏，而無害於言革命，謂「賈逵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辭。若夫『稱國弒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為解。杜預於此最為宏通；而近世焦循、沈彤輩多謂預藉此以助司馬昭之弒高貴鄉公，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藪澤』也！」見章炳麟《太炎文錄·再與劉光漢書》。儒林之言革命者，咸以章炳麟為巨擘矣！於是治今文者言保皇變法，學古文者倡排滿革命，昭昭然如涇渭分而鴻溝畫也。清廷既覆，革命成功，言今文者既以保皇變法，無所容其喙，勢稍稍衰息矣。而章氏之學，乃以大白於天下！一時北京大學之國學教授，最著者劉師培、黃侃、錢玄同輩，亡慮皆章氏之徒也。於是古學乃大盛！其時胡適新遊學美國歸，方以譽髦後起講學負盛名，以為「清儒之所謂漢學者，一名樸學，對於宋儒之理學而言，不外文字訓詁、校勘考訂之學。而其治學之法，不外兩事：曰『大膽的假說』，曰『小心的求證』。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證據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此歐儒之所以治科學；而吾國惟治樸學者為得其意焉！」見《胡適文存·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於是言古學者，益得皮傅科學，托外援以自張壁壘，號曰「新漢學」，異軍突起。而其所為不同於東漢古學者，蓋以《周禮》為偽托，目《尚書》非信史，又謂「六籍」皆儒家托古，胥同今文學說也。惟今文家意在經世，而新漢學主於考古，議論雖同而歸趣不一。此新漢學之所以異今文，而與東漢古學同其歸者也！然東漢古學，欲以信古者考古，而新漢學，則以疑古者考古。此又新漢學之所為不同於東漢古學。而要其歸，在欲考見「古之所以為古之典章文物」，則又無乎不同者耳！萬流所仰，亦名曰「北大派」，橫絕一時，莫與京也。獨丹徒柳詒徵，不徇眾好，以為古人古書，不可輕疑；又得美國留學生胡先驌、梅光迪、吳宓輩以自輔，刊《學衡雜誌》，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難胡適過重知識論之弊。一時之反北大派者歸望焉，號曰「學衡派」。世以其人皆東南大學教授，或亦稱之曰「東大派」。然而議論失據，往往有之。又以東大內畔，其人散而之四方，卒亦無以大相勝。然「古典主義」者，國學之歧途，而「人文主義」，則國學之正軌，未可以一時之盛衰得失為衡也！誠竊以為言國學者當以人文主義為宜。何以言其然？ 其故有二： 一就國學二字顧名思義言之。按「學」之為言「覺」，「國學」之為言「國性自覺」，吾則既言之矣！然惟「人文主義」之國學，斯足以發國性之自覺，而納人生於正軌；理之自然，必至之符也。「人文主義」之一名詞，在歐土與「物質主義」為對；在吾儒與「古典主義」為對。「古典主義」，昔人之所輕；「物質主義」，今世之所患。何以言其然？「人文主義」之所寓，昔人謂之「義」。「古典主義」之所陳，昔人謂之「數」。《禮記·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此持「人文主義」者也。《荀子·榮辱篇》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此守「古典主義」者也。然「數」有可陳，而其「義」難知；「數」有可革，而其「義」不變。《禮記·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謹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則是「數」有可陳，而其「義」難知也。《禮記·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則是「數」有可革，而其「義」不變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義」之未協，「數」徒具文！則是「義」尊而「數」卑，「義」先而「數」後也。故曰「古典主義，昔人之所輕」也。抑吾聞之也：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氏（Irving Babbitt）者，嘗倡人文教育以申儆一世；其大指以為：「西洋近世物質之學大昌，而人生之道遂昧！科學工商日益盛，而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愈失！於是熙熙攘攘，惟利是崇。而又激於感情，中於詭辯，群情激擾，人奮其私，是非善惡，無所準繩。而國與國、人與人之間，則常以互相殘殺為事。科學發達，人心益以不靜，而為神明之桎梏。哀哉！此其受病之根，在人之昧於所以為人之道。蓋物質與人生，截然兩途，各有其律。科學家發明物質之律，非不精能也。然以物質之律，施之人生；則心為形役，玩物喪志；私慾橫流，人將相食。蓋人生自有其律。今當研究人生之律以治人生。人文教育者，即教人所以為人之道。」見《學衡》第三期胡先驌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談》。有慨乎其言之也！嗚呼！《記》不云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跡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跡，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見《禮記·樂記》。而今適其會也。數十年來，海內士夫，貌襲於歐化，利用厚生，制馭物質之一切科學教學，未能逮歐人百一；而日縱亡等之欲，物質享樂，駸駸逮歐土而肩隨之。物屈於欲，欲窮乎物。生人道苦，亂日方長。故曰：「物質主義，今日之所患」也。然則驗之當今，惟「人文主義」，足以救「物質主義」之窮。稽之於古，惟「人文主義」足以制「古典主義」之宜。國學者，「人文主義」之教學也；舍「人文主義」之教學，更何所謂「國學」者！蓋惟「人文主義」，為足以發吾人之自覺；亦惟「國學」，為能備「人文主義」之至德要道。舍「人文主義」而言國學，則是遺其精華而拾其糟粕，祛其神明而襲其貌焉也！國性之不自覺，神明不屬，譬之則行屍走肉耳，其何以國於大地！南山可動，吾言不易矣！ 二就國學之所由起言之。國學之所由起，所以說明一國之「人文」。「古典」者，「人文」之遺蛻也。春秋以前，我國有政無學，有君、卿、大夫、士而無師儒。周轍既東，官墜其職；於是百官之守，一變而為百家之學；《漢書·藝文志》曰：「某家者流，蓋出於某官」，是也。「百家之學」，所為異於「百官之守」者；「百官之守」者，謹守其「數」，「百家之學」者，宣究其「義」；此國學之所為起也。余讀《漢書·藝文志》，著錄十家；其中農家者流，特明術而不為學；蓋術者致於用，而學者究其義也。小說家者流，又稗說而不為學；蓋說者聽諸途，而學者得於心也。此固卑之無甚高論。即雜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家而曰雜，則非專門名家矣。其間可得而名家者，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七者而已。獨儒、道二者，囊括群流，為一切學術之所自出。其間陰陽、名、墨三者，各守禮官之一事。《漢書·藝文志》明言：「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至云：「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疑即《周禮·大宗伯》禮官之屬，所屬所稱「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眂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者也。「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疑即《周禮·大宗伯》禮官之屬所稱「大祝」、「小祝」者是也。而縱橫一家，則出《詩》教之三百，見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則是陰陽、名、墨者，儒家之支與流裔也。「申子卑卑，施之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見《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則是法家者，道家之支與流裔也。然則七家之中，獨儒、道二者囊括群流，為一切學術之所自出；而管學術之樞者，舍儒、道二者，其奚屬焉！然儒與道不同學，而同歸於人文主義。「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其為「人文主義」，固不待言。至「道家者流，蓋出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則是以「古典主義」為途徑，而亦以「人文主義」為歸宿者也。獨是道家法自然，於社會一切人為之仁義道德文為制度，胥以為有違於自然，無補於人文，而放絕之，擯棄之。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慧知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知，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引老子書。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引老子書。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引老子書。至儒者重人為，凡杜會一切相承之文為制度，苟有當於助長人文，罔不因勢利導之，牖之軌物，而資以為經世之用。於是文王演《易》，周公制禮作樂，孔子刪《詩》、《書》，訂禮樂，欲董理一切相承之社會文為制度，以存其適者，汰其不適者，俾後世有所監觀，如《六經》所載，亦必有所承，匪盡憑虛臆測，托古改制，如今文家云爾也！此其異也。然儒與道不同學，而同歸於「人文主義」。「古典主義」者，特國學歧出之途，而迫於時勢之不容已耳！漢儒之言「古典主義」也，特以秦皇一炬，《詩》、《書》百家語燒，非搜遺考訂，不能重光於劫餘，賡亘古垂絕之人文教育也；時勢則然也。清儒之重賡「古典主義」也，特以清廷禁罔密；而言陸王者多明遺老；士大夫懼世禍，又苦聰明材力無所用，故恣意於名物考訂以自娛嬉，而免時網也；時勢則然也。夫豈得已哉！論者乃以國學之正統目之，傎矣！ 乃若茲編之所輯錄者，特國學之涉於「古典主義」者耳，清儒重賡之漢學耳。數也，非義也。儻以自溺而不反焉？是則所謂「不知『義』與『數』之別」者也。太史公不云乎：「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班固有言曰：「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見《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寧獨見議於漢世哉！於是董理厥指以弁於編。大雅君子，尚鑒吾意！ 中華人民造國之十五年十二月一日無錫錢基博 註解： [1]　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校印。錢基博在其國學研究中，將國學研究範圍分為六類：小學、經學、子學、史學、文學、校讎目錄，並稱之為「國學的科別」。本書分三集：甲集小學之部、乙集經學之部、丙集子學之部，按《總敘》所稱當有下冊，但錢先生是否已撰著或出版過，不得而知。 [2]　據錢基博《版本通義》引姚鼐《古文辭類篹》光緒辛丑李承淵校刊本後序稱，「篹」字本《漢書·藝文志》序《論語》云：「門人相與輯而論篹。」嘉慶末康紹鏞刻《古文辭類篹》誤作「纂」，後皆承其誤，通行作「纂」；然本當作「篹」。本書保存商務印書館1935年本之原貌，仍作「纂」。 [3]　臼，原誤作「白」，據《說文解字》改。 [4]　「文」字原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