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回憶錄 · 十五、滿目青山夕照明 （1970一1996年）

我18歲投考黃埔軍校，目的是為了使中國政治上軌道，今日見祖國政治修明、經濟發展、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水平提高，自然就有滿目青山夕照明的感覺，因此我把分散安置後的情況寫成《滿目青山夕照明》。 1970年，學院對我們分散安置。我向組織提出願到重慶附近璧山、長壽、綦江、南川等地。接收我的重慶警備區的同志認為上述地區離市區較遠，不便於我今後參加社會活動，於是為我選定離市區較近的巴縣縣委、縣府所在地漁洞鎮。當時我女兒已結婚，在南京有自己的家，兒子在武漢上大學。我便於初夏的一天，攜老伴登上火車，離別生活了三十年的第二故鄉——南京。 住巴縣十年 * * * 我們抵達重慶後，重慶警備區的同志用專車把我們及簡單的行李送到了漁洞。漁洞是長江南岸的一個小鎮，一條小街順江延伸。看不見南京大行宮的高樓大廈，沒有了新街口的車水馬龍。然而街兩邊那一間間的小店鋪，四面八方那悅耳的鄉音，卻使我又依稀見到了老家銅梁縣的街市。那種古樸帶來的回味，陌生中透出的親切，預示我可以在這裡享受安寧平靜的生活了。這是回川後得到的第一個慰藉。 我的新居在街後半坡上的一幢白色平房內。前後兩間，後面連一間廚房。這兒原是縣委黨校的房舍，這個坡也因此得名叫「黨校坡」。 站在屋前的走廊上，眼前是一派田園風光，走出去十幾步就是農民的菜地，各種蔬菜千姿百態，色澤各異，給人滿目生機。爬上屋後的山頭，可以俯瞰阡陌縱橫，遠眺長江東去。入夜，在屋外乘涼，晚風習習，飄逸著泥土的芬芳，繁星點點，閃爍著銀白的光華。坐在竹椅上看流螢飛繞，聽蟋蟀爭鳴，那份悠閒自在，仿佛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 我很快便愛上了漁洞，還為她寫了一首小詩： 游目極百里， 山外有青山， 大江東流去， 墟里上炊煙。 和我住在同一幢房子中的共有五家人，其中四家的男主人是和我一樣從部隊下來的，他們是楊利雲、崔連喜、吳平中、吳滿堂，他們都不是四川人，家屬卻都是巴縣人，所以安置在漁洞。另一家是黨校教員何建民及妻兒。雖然我們來自各方，各人的經歷、愛好，習慣都不同，但大家卻能互相幫助，和睦相處。以後縣政府又在「黨校坡」為我們修了新房子，我們一起歡歡喜喜搬進了新居。 遠離大都市的喧囂，我感受到了生活的輕鬆和寧靜，但離開了曾生活過幾十年的部隊，又不時感到寂寞和無所事事。我的身體還不錯，還可以為社會作點貢獻，我把自己的想法向警備區作了匯報，很快，我的願望得到了滿足。警備區要求我為對台宣傳組寫稿子。於是我便常在宣傳組幹事林武春的陪同下在市內鄉間調查、採訪，然後寫一些反映重慶變化、建設成就等內容的稿子送給警備區作對台宣傳。 以後，警備區開辦教導隊，劉煥位副司令員主持教育，他是南京軍事學院畢業的，所以認識我，請我去協助。同時去的還有原南京軍事學院教員譚奇金，當時他已分散安置在涪陵。我們移住教導隊所在地重慶南岸黃桷埡，與學員們同吃同住，教他們沙盤戰術，連、排戰鬥演習。我已年近七十，每天跟學員一樣翻山越嶺，緊張訓練，常常累得汗流浹背，腰酸腿痛，但沒請過一天假，因此得到了領導的表揚、學員的尊敬，我也越干越有勁，連續教了三期。 有了工作干，我覺得精神更加旺盛，生活更充實了，但心裡老憂著一件事，那就是我要求入黨三十多年了，至今還未能如願。我把自己的心事給同住的吳滿堂等幾位幹部講了，得到了他們的理解和支持，他們馬上向黨支部作了匯報，可當時的縣武裝部領導說：「他在國民黨官至中將，哪個敢給他當入黨介紹人？」於是我入黨的事又成了泡影。我想我已七十多歲了，這樣拖下去，莫非我這個良好的願望終生都不能實現嗎？粉碎「四人幫」後，我向中央組織部寫信，表達入黨的迫切願望。1977年11月至1978年7月，我兩次書面申請入黨。1979年4月10日，在巴縣武裝部支部大會上，一致通過，接收我為中共黨員。幾十年的追求終於實現了，我新的人生才剛剛開始，我將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進行新的長征。 移住重慶市北碚區 * * * 「人生易老天難老」，形容歲月不居，光陰似箭。我在不經意中就在漁洞度過了十個春秋。 兒子大學畢業後，先分到化工部第七建築總公司工作，後又調到重慶市北碚碚陵製藥廠，並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我和老伴年紀也越來越大，組織上照顧我，讓我移居北碚與兒子住在一起。先是一套房子，後來孫子、孫女漸漸長大，又給我調成兩套房子。這期間我定居美國的弟弟曾回來看過我四次。也是在這期間，1985年5月14日我老伴病逝了，當時她76歲。 郭汝瑰和孫女在一起 主編《中國軍事史》 * * * 三中全會後，我被正式確定為離休幹部，並定為副兵團級，給我配了專車和駕駛員。這使我心裡很不安，我常常站在陽台上，看到熱鬧的街市、忙碌的行人，看到四處不停旋轉的塔吊，感到了祖國建設的突飛猛進，在這種形勢下，我應該發揮餘熱，繼續為國家作貢獻。我想到了原來在軍事學院工作時收集的大量軍事史料，如果能讓它發揮作用該多好啊！正好原來的同事王蜀生、田昭林來重慶，我們一談起大家竟不謀而合，都認為利用原有資料，再增加一些新內容，可以寫成一部軍事史，填補我國至今無自己的軍事史的空白。他們提議由我來負責這一工作，我欣然同意了。於是我專程去北京，在張震副主席家中，把我們的想法向他作了匯報，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還撥給我們五萬元經費。我歡天喜地從北京回來，立即投入了緊張的籌備工作。 早在1966年，我還在南京軍事學院史料研究處任副處長時，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元帥視察南京軍事學院時，就指示我們開展中國古代軍事學術研究，要求我們譯註古代兵法，編寫《由戈矛到火器的衍變》、《中國歷代戰爭戰略問題》、《中國歷代戰爭年表》、《中國歷代戰爭地圖冊》等書。當時學院就按葉帥指示，組織我們開始了這一工作。但十幾年過去，當時的研究人員已分散到全國各地，有的已經作古。當時收集的資料，也不知尚存多少。我首先寫信把張副主席支持我們寫《中國軍事史》的喜訊告訴了田昭林、王蜀生、王宴清、趙秀昆、韋鎮福、陶文煥等同志，大家又四處聯絡原參加過研究工作的人員，很快組成了連我在內共48人的寫作班子。這四十多人都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最大的已經70多歲了。我們擬定了寫作提綱和計劃，確定了每卷書的書名及內容，並進行了分工。然後寫作人員各自收集資料，查閱文獻檔案，提取、整理原來軍事學院的資料，然後在家中寫成初稿，再寄給預先指定的審稿人審閱，最後寄給我定稿。必要時就選個地點，有關人員聚上三五天，集中研究定稿。我們沒有辦公場地，除了查閱資料外都在家中寫稿，連我在內當年多數人家中都無電話，工作聯繫全靠寫信。撥來的五萬元主要用於購買資料，支付複印、列印及差旅費。儘管條件較差，但開會可以召之即來，書稿可以按時寄到。因為大家都有一種同樣的心情。為能在晚年參與如此有意義的工作而欣喜，而勁頭十足；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屬於自己的時間不多了，一定要親眼看到這部巨著的出版發行。 郭汝瑰與《中國軍事史》副主編田昭林（左）、徐舫艇在一起 經過同志們爭分奪秒的緊張工作，1983年《中國軍事史》的第一卷《兵器》出版了。墨綠色的精裝封面上，葉帥親筆提定了「中國軍事史」五個遒勁有力的金字。張副主席特別為之作序，肯定了這部書是「把武器裝備，掌握武器裝備與作戰方法的人，以及在此基礎上所產生的軍事制度、軍事思想等幾個方面聯繫起來研究的」，「是持之有故」，「書之有據的」。還讚揚了編寫組的同志「全力以赴」，「自解私囊」，「決心把有限的晚年貢獻給祖國軍事科學的高尚品德和高度的愛國主義熱情。」 到1991年，這部600多萬字的宏篇巨著終於完全寫成出版了，共六卷十冊：《兵器》、《兵略》（兩冊）、《兵制》、《兵法》、《兵家》、《兵壘》及副卷《武經七書注釋》、《歷史戰爭年表》（兩冊）。 這部書能圓滿完成，主要是得到了葉帥和張副主席的支持，與總參、軍訓部、國防大學、成都軍區、中國歷史檔案館、南京政治學院等各方面的支持分不開的。是四十多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如張副主席所說：「用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精神」，用熱愛祖國軍事科學的赤誠之心寫成的。十年間，我們送別了寫作組的六位同志。他們沒能看到全書出版，但是他們卻為這部書的出版奮鬥到了生命的終點，我們永遠也忘不了他們。 我能在80多歲時，完成這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其激動、其欣慰自不必說了，撫摸著一卷卷精裝燙金的書籍，真是愛不釋手。 主編《中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史長篇》 * * * 寫完《中國軍事史》後，我又閒下來了。那是90年代初，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全國經濟建設日新月異，從報上、電視上看到經濟建設的新面貌，我又坐不住了。搞經濟建設我出不了力，但我可以再組織寫書。 郭汝瑰在著述中 我們原《中國軍事史》寫作組的一些人，又通過書信商討，達成了共識，寫一部《中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史長篇》。因為中日戰爭中很多歷史事件是我們親身經歷的，原在南京軍事學院史料處工作時，也準備過一些資料。 1990年，我又去北京見了張震副主席。他問我最近在做什麼工作，我說正準備寫正面戰場作戰史，但寫《中國軍事史》時撥給的五萬元錢已用去四萬多元，僅餘八千多元了，再寫書需籌集一筆捐款才行。他聽後馬上說：「你不要找人捐助了，我支持你！」於是國防大學撥了五萬元錢給我，這件事又幹起來了。 我又組織了十餘人的寫作班子，並擬定了寫作計劃，準備寫十章，加一個前言。到1995年5月，前六章已基本完成，我卻患了腦血栓。張副主席知道後，專門派人來重慶看我，鼓勵我安心治病，病好了再干。可我怕耽誤了出書的時間，主動把主編工作交給國防大學副校長黃玉章和原南京軍事學院教員田昭林。 通過治療，我逐漸康復，隨時與黃玉章、田昭林二位保持書信、電話聯繫。經過他們的努力，現在七、八、九章已經脫稿，第十章正在寫結束語，1997年內可以付印。我正翹首期盼又一部新書擺在我的案頭。 我任全國政協委員（第四至七屆） * * * 反右過後，1964年發表我任江蘇省政協委員，不久我又當選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過後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全國政協沒開過會，「文革」結束後我又連續當選為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我已經離休了，沒有當官了，但我想到我雖然沒有官責，政協委員還有言責，我每年都到北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我也就提了一些自認為有意義的意見。在擔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時，在一次會議上我曾說：「我的這個意見請不要發表，但請反映到中央去，請鄧小平同志不要坐外國的汽車，應該買一輛中國汽車來坐。以前周恩來總理從不坐外國汽車，從不用外國筆。有次他別了一支美國產的派克鋼筆，有人說：這總該是外國貨了吧！他說：這是戰利品。大家就無話可說。我認為周恩來總理的這種行動非常好，是一種無聲的命令，可以對人民起到一種引導作用；而現在鄧小平同志以這麼高的地位、威望，如果他也能坐中國汽車，用中國貨的話，這同樣也可以做為一種無聲命令。」這個意見是否被反映上去我不知道，但是我認為這個意見是應該有作用的，是對的。 1988年4月，楊尚昆主席邀我和海軍副總司令鄧兆祥同志一起吃飯，我曾對楊主席說：「我們軍餉不夠，聽說將允許軍隊自己想辦法去補助軍費。我看到國民黨的軍隊做生意把思想搞壞了，這些教訓值得注意。革命軍人是要為革命事業賣命的，應該全心全意維護國家人民的利益，就如林則徐所說的『苟利國家生死以』，假如大家都『唯利是圖』，把思想搞壞了，那樣就沒有力量了。」當時原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也在座，他表示贊成我的意見。試想軍人用飛機也可以做生意，軍艦也可以做生意，也可以利用汽車做生意，軍紀還能挽救得過來？即便可能，也要很費力氣。 還有，我開第七屆政協會議的時候，去參觀三峽水利工程計劃，我曾說我贊成修三峽水庫，它有很大的意義，如果搞不好也會留下很大的後患。我認為應該先修上面的一些水利工程：烏江、岷江、沱江、嘉陵江、金沙江等，先把這些大的水壩修起，那樣就可以少沖些泥沙下來。這就比蓄水以後，水都關滿了再來淘泥沙要好得多。這是一個意見。還有一個意見，靠三峽來防治洪水是不容易辦到的，因為原來長江的洪水可以減少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洞庭湖吐納的緣故。水大時長江水流進洞庭湖，水小時洞庭湖水流入長江。另外，要調江水到華北去是可以辦到的，但是要靠三峽來防水患是不容易的，消除水患主要要靠下游、下游的太湖和洪澤湖都要將入海的運河挖起來，挖一條不夠可以挖兩條，這樣的話水就可以暢流入海，水患就會大大減少，光靠上游堵塞是不行的。 這個意見不是開政協會時提的，而是在政協委員參觀三峽水利工程計劃模型時提的，雖然有人很重視，甚至問我是不是水利專家，我說我只是個軍人。他們讓我把意見寫下來，但當時也沒來得及寫。 我在擔任四至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期間大約也就發表了上述幾條意見，作為政協委員也只有議政的作用。另外，同時我還兼任重慶市政協委員。 在黃埔軍校同學會 * * * 1984年6月16日，祖國大陸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徐向前任會長。黃埔軍校同學會的宗旨是：發揚黃埔精神，聯絡同學感情。促進祖國統一，致力振興中華。 我當天的發言稿，因時間關係未宣讀。茲特錄原稿如次： 北京召開盛大的黃埔軍校建校六十周年紀念會。我躬逢其盛，想到清朝中進士的人，在發榜後赴鹿鳴宴，經過一輪甲子（六十年）不死的老進士，可「重赴鹿鳴」，被人羨慕。而黃埔同學經過災難的六十年，今日猶能聚會一堂，更非易事，感從中來，特發言以表明我六十年後的感想： 第五期黃埔軍校學生是國民革命歷史轉折時期的歷史見證人。我們知道孫中山先生在共產黨人幫助下，為了建造革命武裝力量而開辦黃埔軍校。我們五期學生是在國共兩黨共同努力，前期同學奮鬥犧牲，統一廣東之後到黃埔的，我親身經歷了革命高潮時期，眼見黃埔軍校興盛的頂點，眼見北伐的勝利，也眼見北伐的失敗。不特見到了國共分裂，也見到了黃埔同學自相摧殘。「四·一二」事變後，武漢、南京黃埔同學多遭逮捕，我們工、炮、政治三個學生隊被摒除於黃埔同學之列，校史對武漢本校學生，一筆抹煞，還稱武漢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為黃埔武漢分校。我也被迫到日本避難一年多，當時我深深嘆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 這以後革命陣營的國共兩黨，鬩牆相爭，黃埔同學，隸屬干國共雙方，也兵戎相見，難道「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目的，「振興中華」之目的各異嗎？不！都說愛國。但是十年內戰的結果，召來「九·一八」事變和日本軍國主義「七·七」的全面侵略。幸「雙十二」以後，國共兩黨又攜起手來，我們黃埔軍校同學和各軍事學校同學並肩戰鬥，終於贏得抗戰勝利。回憶抗戰中我們黃埔同學和各軍事學校畢業同學，可歌可泣的奮鬥，多麼令人興奮啊！淞滬戰役時，霍揆彰、黃維、方天、胡璉，闕漢騫、王中柱、高魁元、龍天武、潘裕昆、彭孟緝、夏楚中、石祖黃和我，這些爬在同一條戰壕，炮火連天，血肉橫飛地戰鬥的同學，「而今一水是天涯」，我們又天各一方了，有的甚至永別了！ 抗戰勝利後，我隨張治中老師參加三人會議，周恩來老師和張治中老師都渴望和談成功，整編軍隊順利完成。不幸的是這以後國共又分裂了，我們黃埔同學又在血泊中混戰三年，我這時身任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三廳廳長和徐州陸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我經常自問：「為什麼要參加直接屠殺？」想到孫中山「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呼聲，想到孫中山「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教導，我對現代中國革命孕育的一對雙胞胎——國共兩黨自相殘殺，黃埔同學也自相戕害，使國家蒙受巨大的損失，非常痛心。我們為什麼「一家子」要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我吃掉你，你吃掉我呢？」 現在五十年過去了，今天我們幾百同學濟濟一堂，談笑風生，真是「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定思痛，相信全國人民——包括國共兩黨及台灣海峽兩岸同胞在內，都應該知道，當以「振興中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目的為重，而不再在枝節問題上糾纏，以求達到和平統一。大陸從來不反對新三民主義。董必武同志一九四五年就告訴我：「革命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進行，目前實現三民主義，就比不執行三民主義好」。現在已是八十年代，孫中山六十年前的設想，大陸基本上完成。從現在形勢看，祖國又到了一個關鍵性的時刻：是成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強國嗎？還是再窩囊地作一個二等國家？這取決於我們的團結不團結。鄧小平主席、鄧潁超主席對和平統一，都提出了倡議。主張「一國兩制」，「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這些仁至義盡，公忠體國的呼聲，我們應群起響應，黃埔同學、陸大同學以及各軍校畢業同學起來吧！好好掌握軍隊，掌握時機，促成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國共兩黨團結，共同謀國，以求在近代史上，共同寫下光榮的篇章吧！ 敬祝 老師和同學們健康 黃埔五期學生郭汝瑰 1984年6月16日 當時我呼籲：「黃埔同學、陸大同學以及各軍校的同學們起來吧！好好掌握軍隊、掌握時機，促成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國共團結，共同謀國，以求在近代史上，共同寫下光榮的篇章吧！」 我當時深知光陰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人生易老，新陳代謝不停，等到當年的「抗戰一代人」退出現役，事情就不好辦了。因為他們中間仍蘊藏著極大的政治潛能，是和平統一祖國的堅強力量，是制約「台獨」分子的利劍。所以我強調掌握軍隊，掌握時機。不幸的是從1984年至今12年時光飛快流逝，台灣李登輝等一小撮分裂祖國的分子，逐漸增大在美、日反華勢力的影響下，提出「對等談判」、「務實外交」等論調，妄圖實現「一中一台」的陰謀。1995年李登輝在美大肆搞分裂活動，而且愈演愈烈，從幕後跳到前台，從島內竄到海外，狂妄叫囂，不難看出其險惡用心。我覺得他這樣胡鬧下去會導致戰爭，危害祖國，寫了一封致李登輝先生和國民黨同事的公開信，交《黃埔雙月刊》，後因故未能發表，雖然事成過去，但還可以使世人知道12億多中國人絕大多數都反對李登輝禍國殃民的罪行，茲錄原文如下： 1985年6月，全國黃埔同學會理事在北京合影 致李登輝先生和國民黨老同事的公開信 久聞李先生大名，無緣識荊，甚為歉然！國民黨諸公，多屬舊雨，緬懷芝范，不勝神馳！我們因信仰不同，分道揚鑣。我雖是社會主義者，也是愛國主義者，愛國之心，不敢後人。我所愛的國是包括台灣在內的擁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2億人民的中國。希望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不被分裂，12億人民安居樂業，不遭受戰爭的蹂躪。這一概念，希望能獲得國人的共識。 近年來，李先生和少數「台獨」分子，肆意搞「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動，大陸不能坐視不理。於是採取導彈和三軍實彈學習以圖遏止分裂，台灣亦陳兵海上，示意防禦，並要求美國干預。美國也開來航空母艦以示支援，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明眼的人固然知道這是在搞威脅動作，然而誰也不能斷定偶然走火，不會釀成燎原之勢。 現在危機已成過去，聞李先生將舉行「國是會議」、研究「兩岸和平協定」。我覺得這確是一個好主意，要化干戈為玉帛，當然要坐下來談，並且不發表衝動言論，不搞威脅動作，以造成祥和的氣氛，使談判成功。萬萬不可因選舉結束而得意忘形，須知2100萬人的54％的選票，在12億人當中太微不足道了，不足以代表12億中國人的民意。如果肆意搞分裂，則絕對免不了一場戰爭，我們知道：現代戰爭，戰略縱深很大，台灣區區小島，無處不在大陸火制之下，玉石俱焚，是可想而知的；大陸的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市都是繁榮之區，經過四十多年的建設才有今日的成就，一旦遭到破壞，也太可惜了。這樣犧牲的是中國人，坐收漁利的是帝國主義餘孽，兩岸人民何辜而遭而荼毒？林洋港先生「不可獨、不急統」的不搞分裂有步驟地走向和平統一的主張，是較有遠見的。李先生和國民黨諸先生可以借重他這個主張杜絕搞分裂的各種企圖，把台灣的廉政建設搞好，縮小軍費開支，支持兩岸經濟合作，待到時機成熟，再談和平統一，有何不好呢？沒有遠見的人，可能還妄想得到美國支援，但也應知道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戰爭一發生，就必定曠日持久，中國固然要遭受破壞，美國也必定被拖下超級大圖的地位。朝鮮和越南戰爭，殷鑑不遠，美國人不是傻子，他能代人火中取栗付出這樣大的犧牲嗎？中國人也不能這樣傻嘛！硬把彌天大禍引到中國人頭上來，所以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要知道「和為貴」的道理，坐下來先談判「結束戰爭的協定」，台灣真實地承擔不搞分裂活動，大陸也承認不使用武力，這樣敏感的禍根拔除了，一面實行三通，然後儘早協商和平統一，仿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辦法。並協商台灣政黨到北京共同執政的詳細辦法，江澤民先生說了，只要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話都可提出商量，他並且還打算移樽就教，到台灣磋商，我們黃埔同學還可互相邀請，互相訪問，以為先容。「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今天是國家興衰成敗的關鍵時刻，大家應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雅度，握手言歡，為國家奠定磐石之安的基礎，國家幸甚，人民幸甚！ 此請 勛安 郭汝瑰 1996年×月×日 其後黃埔「四海同心會」劉執行長來京，黃埔同學會開會歡迎他們。我見台灣分裂派日益囂張，寫了一張條子給李默庵會長說：「現中國已到統一或分裂的關鍵時刻，我們要盡力以赴，支援台灣統一派，反對分裂派，不讓分裂派得逞。如分裂派死不回頭，我們將與統一派一道與他們奮鬥到底。」李會長在條子上批道：「把你的意見作簡單報告。」我因與「四海同心會」劉執行長會見時，報名我是郭汝瑰，他說：「由淮海戰役時你的行為知名已久。」我顧慮在會上引起爭論，就沒有發言。現在後悔當時台灣選舉競爭激烈，應該說出來，使台灣的統一派明白，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會舉雙手贊成統一；對我們來說，全中國的利益就是真理。現在的中國已不是當年的中國，她已經日益興盛起來。過去國內的政權鬥爭，是有一定的歷史根源的。政權的更替，社會的嬗變，是歷史的發展，我們不應再糾纏於歷史的恩怨。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我們中國人能把中國的事情辦好。而且只要站在擁護統一的共同立場上，其他的一切我們通過深入討論，都能逐漸獲得更多的共識。這樣的話，台灣的統一派知道大陸還有這麼多人支持他們，可能在鬥爭中會大膽一些。 我們黃埔軍校同學會最近一次理事會，在1995年6月18日召開，出席的有會長李默庵，副會長楊蔭東、李運昌、莫文驊、程元、林上元、丁家駿和我及全體理事。莫文驊副會長致開幕詞；李默庵會長作了報告；李運昌副會長致閉幕詞，21日晚宴我致祝酒詞。11月我又參加了廣州孫中山先生誕辰130周年紀念會和重修黃埔軍校校本部的剪彩儀式，會議開得非常熱烈。12月19日又應廣東黃埔軍校同學會的邀請到廣州與在港的黃埔同學會晤，大家熱烈發表了和平統一，協助香港平穩回歸的講話，看來和平統一，是我們的共同事業，我們應像抗日戰爭一樣英勇，促成實現。 現在我們黃埔軍校同學會會員分布在海峽兩岸、港、澳以及世界各地。「天下黃埔是一家」，不論走到哪裡，黃埔具有長期培養起來的革命愛國的黃埔精神。我們要團結大陸的同學及後代，並擴大團結台、港、澳與國外的同學和他們的親屬，並通過他們去團結一切愛國的中華兒女，形成合力。這個團結的基礎是愛國主義旗幟和認同一個中國的原則，共同去反對分裂祖國的「台獨」，一致向和平統一和民族振興的目標前進。我們黃埔同學要發揮我們優勢，加強「三胞」的聯誼工作，增強熱愛祖國感召力和增進兩岸關係的共識，重點還要放在增進彼此的了解上，本著以理服人和求同存異的精神，耐心地仔細地進行，以期逐步取得共識。還要充分發揮我黃埔同學關係、同學感情的特點和優勢。以口頭的、文字的多種渠道，多種形式，加強聯絡和宣傳，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把反分裂，反「台獨」造成一個強大的輿論聲勢，直至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為止。 最後的追求 * * * 記得1987年成都軍區召開的模範黨員大會上，我說：「我追求活到90歲，親眼看到香港回歸，那時我縱然老了，聽見廣播，也要買一串鞭炮燃放。」 1997年秋天，我就要迎來90歲的生日了，按照習俗去年就做了九十大壽，市和區的黨政軍領導都來向我祝賀，我真感動不已，又愧疚難當。90度春秋過去，仿佛彈指一揮間，往事歷歷在目，如數念珠。隨便掂捻一顆都包含著生動的故事，都呈現出歷史的年輪。 如果問我現在還有什麼希望和追求，那就是想親眼看到香港的回歸和祖國的和平統一。我準備親自到香港去一趟，帶一包土回來種花，還約了在美國的弟弟，今年7月在香港見面。兄弟攜手，同游香港，我想定是人生的又一美事。只有三個月了，我每撕去一張日曆，就覺又近了一天。 重慶市領導祝賀郭汝瑰九十壽辰 如果我還能到台灣一游，慶祝祖國和平統一，那我就志得意滿，可以不留遺恨到黃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