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散文 · 郭沫若散文 一

中國左拉之待望 本篇選自《郭沫若佚文集》，最初發表於《中國文藝》1937年第1卷第2期。 一 一九一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為爭路問題，鬧了四五個月的四川，終竟獨立了。 在那天清早，成都的南校場前，高等學堂東鄰的分設中學裡面，有一群早把頭髮上的豚尾剪了的好事的學生簇湧向校長室去。承頭的幾人，手裡是拿著剪子的。 校長姓都，綽號叫「喇嘛」——這是他所固有的綽號，並不是取於學生，也不知道緣何而取。他的宦氣十足，平常待學生也很嚴，大家是不大高興他的。但在反正前後，學生的氣勢高漲了起來，他的威嚴也就掃地無存了。 學生們簇湧向他居室去的企圖，是想要征服他頭上的辮子。 起初是勸誘，但他不肯由自己的房裡走了出來。學生們又簇涌著跟在他的後面。 校長頭上戴的是平頂便帽，有一個紅色的小珊瑚頂子。假使是平時，他走的是官步：要把背弓著，把兩手垂在膝前，或反叉在臂部。悠然游然。其要左右顧時，頸子雖機械式地向兩側轉動，而那很帖服的一條髮辮，垂在背心，僅僅靠著彈性作用，把那尾尖子上的搭須，略略顫動而已。 但是，革了命了。應著「改玉改步」的古話，校長被剪子威脅著趕出房外來時，是放著小跑的。養尊處優慣了的辮子，似乎也感覺到了自己的運命。不勝其驚惶，離開了校長的背，在空中飛揚起來。那樣，便被逼在後面的一位學生，一把抓著。 本來是帶著赤銅色的校長臉。脹得來就象一副豬肝。 ——你們，你們，這，這，這樣……。校長急湊著說，似乎想說出—聲「無理取鬧」，但都格塞著了。 ——喀欽，喀欽！「今日之事我為政」的學生們那管得你許多，兩剪子便把我們的校長弄成了名實相符的「喇嘛」。 校長把剪下來的辮子要回了自己的手裡，就象拿著一串念珠的一樣，呈著個快要流淚的慈悲的面孔，走進了自己的方丈。 學生們正在高興著凱歌的時候，由校外又走來一位通學生，穿的是有孝的素服。人不甚高，一臉的Acne Vulgaris(俗稱「燒瘡」）和一雙敏活的眼睛是他的特色。 ——精公，精公！他一走進來，學生中便有人叫著他：辮子剪了嗎？ ——唬，你們看！他把那素結子的玄青布京帽揭下來，露出了一個「拿破倫頭」。 ——啞！精公畢竟「精緻」！ 好些人在這樣鵲噪著，但是精公卻被少數相好的簇擁著向後院走去了。只聽那裡面有的人在說： ——喂，我們趕快進寢室去，把你昨天說的小說，繼續說下去。 二 我真是愉快，最近得以讀到《大波》、《暴風雨前》、《死水微瀾》這一聯的宏大的著作。 我且先從我的日記中把讀這些著作時的日期和感觸，摘錄出來吧。 ——五月九日 午後劉弱水來，攜來李劼人小說若干冊（案即上述三種著作。） 夜讀李著(《大波》，表現法雖舊式，但頗親切有味。中用四川土語，尤倍覺親切。 ——五月十日 終日讀《大波》。時坐紫薇花樹節讀之。筆調甚堅實，唯稍嫌舊式。 續讀李作《暴風雨前》。 十二日 齒痛，用食頗不如意，竟日讀《暴風雨前》畢。李君確有大家風度，文筆自由自在，時代及環境的刻畫均逼真。中國文壇竟無人提起，殊屬異事。擬作文以論之。 十三日 讀(《死水微瀾》。 十五目 整日讀《死水微瀾》畢，至可佩服。 以上便是我讀那三種著作時的簡單而直率的紀錄了。有日期中斷處，是因為在做著別種工作的。 三部書合計起來怕有四十五萬字，整整使我陶醉了四五天。像這樣連續著破天的工夫來讀小說的事情，在我，是二三十年所沒有的事了。二三十年前的少年時代，讀《紅樓夢》、《花月痕》之類的舊小說，讀林琴南譯的歐美小說，在那時，是有過那樣的情形的。然而，那樣的情形是二三十年來所沒有的事了。單只說這一點，便可以知道李劼人的小說是怎樣地把我感動了的。 據劉弱水說，李的創作計劃是有意仿效左拉的《魯弓·馬卡爾叢書》。每部都可以獨立，但各部都互相聯繫。他要一貫地寫下去，將來不知還要寫多少。 是的，據我所讀了的這三部著作看來，便分明是有聯繫的作品。整個的背景是成都附近，時代是四五十年前以來。《大波》僅出上卷（以下出否未明），寫的是辛亥年的四川爭路的經過。《暴風雨前》寫的是其前五六年間的啟蒙時代。《死水微瀾》是更其前數年間的痼閉時代。如那題目所示，作者是有意用詩樣的字面來，把各個時代象徵著的。 作者的規模之宏大已經相當地足以驚人，而各個時代的主流及其遞禪，地方上的風土氣韻，各個階層的人物之生活樣式，心理狀態，言語口吻，無論是男的的女的的老的的少的的，都虧他研究得那樣透闢，描寫得那樣自然。他那一枝令人羨慕的筆，自由自在地，寫去寫來，寫來寫去，時而渾厚，時而細膩，時而浩浩蕩蕩，時而曲曲折折，寫人恰如其人，寫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異，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確的事實為骨幹，憑藉著各種的典型人物，把過去了的時代，活鮮鮮地形象化了出來。真真是可以令人羨慕的筆！ 作者似乎是可以稱為一位健全的寫實主義者。他把社會的現實緊握著，絲毫也不肯放鬆，儘管也在描寫黑暗面，儘管也在刻畫性行為，但他有他一貫的正義感和進化觀，他的作品的論理的比重似乎是在其藝術的比重之上。他對於社會的愚昧、因襲，詐偽，馬虎，用他那犀利的解剖刀，極盡了分析的能事，然其解剖刀支點是在作者的淑世的熱誠。在社會的正義被醜惡的積習所顛倒了的時候，作者的平直的筆往往會流而為憤慨，流而為譏嘲、然而並不便燥性地流而為幻滅。社會是進化著的，人間的積惡隨著世代的開明終可以有改善的一天，這似乎是作者所深信著的信條，有了這樣的信條，作品的健全性也就可以保障了。我們人類所需要的究竟是富於滋養的稻梁，而不必是富於色彩的花草。 唯一的缺點是筆調的「稍嫌舊式。」但這「稍嫌舊式」之處，或者怕也正是作者的不矜持，不炫異，而且自信過人之處，也說不定。就如兵力不足時便要全靠著出奇以致勝的一樣，研究不足或能力薄弱的作家便每每愛弄奇筆，愛在文字的末稍上講求技巧，以掩蓋自己的空虛。而作者卻不然，他是有「真力彌滿萬象在旁」之概的。新式的末稍技巧，其有也，在他自會是錦上添花；其無也，倒也無傷乎其為四川大綢。古人稱頌杜甫的詩為「詩史」，我是想稱頌劼辦人的小說為「小說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說的近代《華陽國志》」。前些年辰，上海有些朋友在悼嘆「中國為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我覺得這問題似乎可以解消了，似乎可以說，偉大的作品，中國已經是有了的。 然而，事情卻有點奇怪。中國的文壇上，喊著寫實主義，喊著大眾文學，喊著大眾語運動，喊著偉大的作品巳經有好幾年，像李劼人這樣寫實的大眾文學家，用著大眾語寫著相當偉大的作品的作家，卻好像很受著一般的冷落。 劼人還有一部小說叫《同情》，我只在《死水微瀾》後面看見廣告，那兒有這樣的幾句話：「同情，我在國內把它尋覓多少年，完全白費了功夫，到處遇見的只是冷酷，殘忍，麻木，陰險，仇視，何等的失望。」這大約是從作者的序文中摘出來的吧？是多麼沉痛的寂寞的喊叫！作者作為文藝家所受的待遇，似乎是被包含在這兒的，而中國文壇的痼弊也似乎是被袒露在這兒的。 三 民國前三年(一九○九)我在故鄉的嘉定府中學遭了斥退，第二年才上成都去插了分設中學的三年級的丙班。劼人也就是那兒的丙班生了。 劼人是成都人，我上省的時候，他似乎是丁父憂，雖在守制期中，但他是很愛修潔的。因此在同學間便博得了一個綽號，叫著「精緻」。這「精緻」再加以敬稱或者愛稱，便成為了「精公」了。 中學時代的精公已經是嗜好小說的。在當時凡是可以命名為小說而能夠到手的東西，無論新舊，無論文白，無論著譯，他似乎是沒有不讀的。他的記憶力很強，新讀過的小說能頗詳細地重述出來，如是翻譯的外國小說，他連一些極佶屈的人名都能記憶。反正當時的成都學校是罷了課的，他是讀通學的人，但每每在午前也跑到學校里來。來——是為了什麼呢？不外是被幾個相好的纏著，在寢室里就和說平書一樣說他所讀的小說而已。 我是插班生，和舊有的同學自然是始終都有些糯粳不相適的情形。和精公呢？也沒有怎樣的深交。不過在他說小說的時候，我總是在場的。還有，在同學間如要鬧什麼文字上的玩意兒的時候，或者撞詩鍾，或者對神仙對子，或者次韻杜甫秋興八首，大抵總是在一道。 精公不用說也能做詩詞，大約就是因的愛讀小說吧，他做國文時也每每愛用些小說筆調，因此也就每每要受我們的一位國文教習「漩翁」先生的斥責。這「漩翁」也是綽號，是起因於先生之講蘇子瞻的《留侯論》。那兒一起的幾句話是：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先生坐在講壇上拖長聲音一口氣讀了下來。接著便說：文章一起便是這樣的一個大漩渦兒。他的伸著食指的左手在空中打了一個大漩渦。從班白的鬍子下流出的聲音也打了一個漩渦，踞在頸子上的頭，嵌在額下的兩支眼睛，都各各打了一個大漩渦。於是，「漩翁」之嘉名便因而肇錫了。「漩翁」是崇拜「唐宋八大家」的，於精公之裨官小說體當然不能滿意。記得在趙爾豐將要取出高壓手段之前，「漩翁」先生出過一道論時事的國文題，對當時的民眾運動頗有微言。精公的課卷本子是新置的，文章自然是寫在第一頁上，全文不足五百字。一起是幾句唐詩，便是那「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這已經就算是破格了，文中又論及保路同志會的戰死者，竟有「其人雖死血猶香」之句，你想，這在當時怎麼能夠通得過去呢？文捲髮下，在批語上不用說是大受申斥。漩翁先生說：「精公用字不通，而且跡近胡鬧。這使精公的一片燒疙瘩的臉也會氣得來板起了石榴皮。他連那課卷本子也不要了，被好事的我替他保留了下來，替他加了許多頂批後贊，在同學中傳觀。這一來便把同學中好弄文筆的人又挑動了，你來一篇頌辭，我來一首贊詩，甲在摹仿《陋室銘》，乙在效擬《獲鱗解》，四六體，《滿江紅》，不久之間便把那一本課卷完全寫滿了。這本課卷，我在年假回家時，是和著我自己的一些課卷寄放在我的朋友嘉定城的張其濟（伯安)家裡的，說不定還沒有焚毀。假如那能流傳得出來，我相信會是足夠「幽默」的一種寶貝。 反正後，分設中學是遭了裁撤的，剩下的丙丁兩班人，五年級與四年級，一同歸併在成都府中學的新甲新乙兩班裡，四班人成為一班，濟濟一堂，足有二百人的光景。我們在那兒又住了一年算把舊制的五年中學弄畢了業，我們要算是這種制度的殿軍。在快要畢業的時候，精公曾把我和周太玄（此君本屬丁班，但同時畢業）邀到他家裡去過一次，但印象卻很模糊了。 中學畢業後，我不久便出了省，二十五年來沒有重入過夔門一步。精公呢？聽說後來到過巴黎，聽說前兩年在成都的四川大學當過教授，現在聽說是賦閒在家裡。彼此不通聞問者，也算有二十幾年。 這，便是我和李劼人的以往的關係。在舊時的少數的同學裡面，這關係自然是知道的；但在局外的人，我相信是不會有一個人知道，如不經我提起。 四 精公的小說，我沒有那樣的時間，來作細細的剖解，讀者如有意，還是請自己去讀閱吧。讀了如一點也不感覺趣味，我願意受責。如有人狃於黨派的見解，要信口雌簧，我也任他去。我只想保持著一種立特牟斯紙的態度，遇著酸性變成紅色，遇著鹼性變成藍色，好的說他好，壞的說他壞，如此而巳。 我於精公毫無貪圖，精公已有大書局替他出書，得到我的批評也不見得會有怎樣的好處。不過我總覺得，凡是有能力的作家，我們的社會是應該給予以充分的「同情」而使他儘量發揮他的才能的。就如植物之需要溫暖的日光一樣，作家實在要需要「同情」的鼓勵，儘管有倔強的人，口頭筆上要反對「同情」這種字面，其實那是饑渴於「同情」的反語。「到處遇見的只是冷酷，殘忍，麻木，陰險，仇視，」能不「失望」的作家究竟能有幾位呢？為文化的前途設想，我總希望我們的作家在可能的範圍內少見些冰霜。 是的，我這或許也怕不免是出於阿好。因為精公是我的老同學，而他所描寫的是我的故鄉。且多少又是我自己所經歷過的生活，例如青羊宮看花會，草堂寺餵魚，勸業場吃茶，望江樓飲酒，鐵路公司聽演說流淚，後院講堂罵土端公……這些幾乎沒人了忘卻的深淵裡的過去的生活，都由他的一枝筆替我復活了轉來。這，必然是有莫大的效果為局外的人所不能領略的。 別的且不說，就看他在《大波》里所描寫的中學堂監督土端公吧。 講博物課的郝又三把課本丟開講了一大篇推倒滿清的革命的宣傳。 「郝又三還要說下去時，忽從窗口上看見那個綽號土端公的監督，一搖一擺的從對過講堂門口走來。監督也是一個舉人，捐了個內閣中書銜，平日講的是忠君敬上，虐下弄錢的大道理。自言平生最恨的是革命黨，維新派，『若得其人，必手刃之。』 郝又三連忙打開教科書，似乎繼續在講的一般，說道：『植物也有吃肉的……』 學生們很是茫然。土端公正走到窗外，覺得這話真乃聞所未聞……於是監督便弓腰駝背的站住了。」(二五頁) 這所寫的，分明就是分設中學堂的監督都喇嘛了。只是那講博物的郝又三其實是講代數幾何的劉光漢，作者是發揮了他的創作的自由。郝又三另有其人，但我在這兒不願意作更詳細的索隱，還是請讓我繼續著追蹤他所描寫的監督。 「土端公的嚴厲已經有過成例：上學期開學時一個開江縣的學生，原本算著日子，可以在開學前半天快到的。因為路上遇了三天雨，直到開學那天的傍晚，才趕到北門外，偏偏關在城外宿了一夜，次晨十點鐘的時候才到學堂。論起理來，這逾期本可以原諒的。然而土端公竟自板起面孔，一點不通融，說他違犯了學堂章程，理應斥退。那學生說了多少好話，又請了幾個沒甚勢力的人寫信來說情，還是不准，那學生被逼得不能不去投考空軍小學堂，而犧牲了兩年的成績。」(二〇〇頁) 這也是實際的事實，那個學生的面目我還能仿佛，但名姓可記不得了。 再看他所寫的在保路同志會成立時，監督失掉了威勢的那一段。 「楚子材回到學堂的時候，罷課的條子，凡柱子上壁子上全貼滿了。卻不見一個學生。 他很是詫異，心想：今天的事體真反常呀！問到一個小工，方知學生們全在梯級式的理化講堂中開會，說是監督監學教務都在那裡。 他剛剛轉過後院，隔著一塊槐陰滿地的空壩，巳聽見講堂上有好些聲音，同時大喊著在講甚麼，其間就有士端公的討厭聲音。可怪的是……幾乎一句話里必有一個『諸君』， ……這倒要望諸君原諒了！……我並不是要干涉諸君，不要諸君發起這會……諸君自然是主人翁，不過……我只要求諸君一件！諸君自然都能自治的！……還是該顧到章程！…… ——滾你媽的！這一聲最尖了，比機器局的汽哨還尖。同時好多聲音：我們全明白你的話！……好了，沒有你的事！……我們不會造反的，你放心！……自然，自然，別個學堂不成立同志會，我們自會解散的。…… 土端公誠惶誠恐的，帶著三個監學，一個教務，從講堂門走了出來。背脊越發彎了，兩手垂到屁股後了，眼睛看著地下，臉上含著微笑，比上年劉提學使到學堂來視察時，他恭迎到大門外的模樣，還要卑下些。」 這些也都是事實。那個「槐陰後院」就是分設中學的寢室所處了，絕底是一座西式的理化講堂，分設中學成立同志會時的確是在那兒開會的，而且在傍晚的時候。不過那後院裡所有的樹木，我記得是梧桐而不是槐樹。 再抄一節。 「一個姓鄔的學生就最不守規則。有士端公在場，他一定要做些花樣出來，表示他那反抗的精神，以及輕蔑的情意的。叫不要咳嗽，他還要大聲的咳幾聲，叫大家留心聽話，他總東張西望的擺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態度。顯然無一事不在與土端公故意搗亂，而土端公是裝著沒有看見聽見。僅一次，把他叫到房間裡，輕言細語勸他：『你才十五六歲的小孩子，對於師長，總要恭順一點才好！』他反而惡聲的喊道，『我的脾氣是這們樣的！』眾人看見如此情形，又因那學生同眾人恰好，又極能受人的欺負，大家打聽下來，才知道那學生的哥哥恰是土端公的頂頭上司。他為了這個監督位置，曾不警覺那學生在旁邊，而向著他哥哥磕了無數的頭，請了無數的安，說了無數不好聽的話。他受恩深重，如何敢不讓這位小英雄故意侮謾他呢？就他自己，也不惜當著眾學生這樣的表示道：『小鄔，你太欺侮我了！我若不看你哥哥面上，我真要把你棄如腐鼠了！』」(二〇一頁) 這「小鄔」似乎就是二十幾年前的我了，雖然事實也有些不盡相符，說我「同眾人恰好，又極能受人的欺負，」我自己是有點慚愧的。事實上我對於「眾人」並不必「恰好」，而「眾人」對於我也未見得便肯「欺負」，我自己倒是一個幸運兒，讀了精公的作品，我是倍加感覺著的。 我的成績很有限，而我所「遇見的」倒和精公不同，是「同情」的多而「欺負」的少，所以我這人是樂觀的，一點也不感覺著「失望」。這，怕也就是我的淺薄的地方吧。 然而精公實在值得人佩服。他有那樣的成績，而他「到處遇見的只是冷酷，殘忍，麻木，陰險，仇視。」然而，他卻並不因而流於死心踏地的「失望」。否，他是敢然地屹立了起來，在「死水」中攪起了「微瀾，」在「大波」前喚起了「暴風雨」。這毅力！這實在是足以令人佩服的。 我現在要恢復二十幾年前的童心，在這兒向芙蓉城內的作者叫出： ——精公，一點也不要失望！請趕快把你的新《魯弓·馬卡爾叢書》，逐一逐二地寫出！ 斷線風箏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3卷《革命春秋·歸去來》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婦女生活》半月刊第四卷第十一期。 於立忱（1912-1937），原名佩琛，廣西賀縣人。抗戰前夕任天津《大公報》駐曰記者。 ——紀念於立忱女士 碧落何來五色禽，長空萬里任浮沉。 只因半縷輕絲系，辜負乘風一片心。 這是立忱《詠風箏》的一首七絕。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達夫要離開東京的前夜，日本筆會招待他，並請我作陪。在席散後，我把達夫拉到澁谷的立忱寓里去，她當晚把這首詩寫給了我們看。 我覺得詩還不錯，達夫也說好。 我當時有點感觸，也就胡亂地和了她一首。立忱立即拿出一張斗方來要我寫，我也就寫了給她。 我的和詩是： 橫空欲縱又遭禽，掛角高瓴月影沉。 安得姮娥宮裡去，碧海晴天話素心。 但我把題目改為了《斷線風箏》。 立忱連說：「格調真高，格調真高。」 達夫沒有說什麼。我自己卻明白地知道，不外是打油而已。 達夫當晚也為立忱寫了一張斗方，但他沒有和，只寫了一首舊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辭不能記憶了。 我回千葉的時候，他們送我到澁谷驛。步行的途中也把輕絲斷線一類的話頭來作過笑謔。 在澁谷驛前一家快要閉店的飲食店裡，達夫一個人還喝了兩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著紅茶陪他。 我一個人回到鄉下的寓居時，已經是一點過鍾了。 是沒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懸在正中。 立忱死後已十日，很想寫點文字來紀念她，什麼也寫不出。只她的《詠風箏》和我的《斷線風箏》總執拗地在腦子裡縈迴。 1937年6月1日，園子裡的大山朴， 又開了第一朵白花的清晨。 螃蟹的憔悴——紀念邢桐華君 本篇選自《郭若沫佚文集》，最初發表於1937年8月30日《逸經·宇宙風·西風·非常時期聯合句刊》第1期 邢君桐華，寂寞地在桂林長逝了。他的能力相當強，可惜卻死得這麼快。 我和他認識是在抗戰前兩年，是在敵國的首都東京。 那時候有一批的朋友，在東京組織一個文會團體，想出雜誌，曾經出過八期。前三期叫《雜文》，因受日警禁止，後五期便改名為《質文》。桐華君便是這個團體裡面的中堅分子。 他在早稻田大學俄國文學系肄業。雜誌裡面凡有關蘇聯文學的介紹，大抵是他出任的。 為催稿子，他到我的住處來過好幾次，我還向他請教過俄文的發音。有一次他談到想繼續翻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我曾盡力的慫恿他，把我所有關於這一方面的資料都送給他去了。但他還未曾著手，卻為了雜誌的事，被日本警察抓去關了幾天，結果是遣送回國了。 不久蘆溝橋事變發生，我私自逃回了上海，曾經接到過桐華由南京的來信。 又不久知道他進干訓團去受軍訓去了，和著一大批由日本回來的同學。 前年春節，我到武昌參加政治部工作，想到俄文方面需要工作人員便把他調到第三廳服務。我們武昌重見，算是相別一年了。他在離去日本的時候，曾經吐過血。中經折磨，又受軍訓，顯然是把他的症疾促進了。 自武漢搬遷以後，集中桂林，桂林行營成立，政治部將分出一部分人員留桂工作。我們當時也就顧慮到桐華的病體，把他留下了。因為他的憔悴是與時俱進，斷不能再經受由桂而黔再蜀的長途遠道的跋涉了。 留在桂林，希望他能夠得到一些靜養，但也於他無補，他終於是把一切都留在桂林了。 桐華的個人生活和他的家庭狀況，我都不甚清楚：因為我和他接近的機會，究竟比較少。 但我知道他是極端崇拜魯迅的。 他的像貌頗奇特。頭髮多而有拳曲態，在頭上蓬簇著，面部廣平而黃黑，假如年齡容許他的腮下生得一簇胳腮胡來，一定可以稱為馬克思的中國版。 還是在日本的時候，記得他有一次獨自到千葉的鄉下來訪我，是才滿五歲的鴻兒去應的門。鴻兒轉來告訴我說：「螃蟹先生來了。」他把兩隻小手叉在耳旁，形容其面部的橫廣。我們大家都笑了。 但是這螃蟹的形象，在憔悴而且寂化了的桐華，是另外包含了一種意義了。 ——倔強到底，全身都是骨頭 廿九年五月十七日辰 (原載1940年7月6日《新蜀報》第4版） 亦石真正死了嗎？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最初發表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重慶《新蜀報·十日國際》第十二期，原題為《亦石是真死了嗎？》。 亦石，即錢亦石(1889—1938)，原名城，字介盤，湖北咸寧人。國際問題專家。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後，任國民黨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少將隊長。著有《近代中國經濟史》、《中國外交史》、《中國政治史講話》等。 一 錢亦石是死於病，死於傷寒與赤痢，但他事實上是死於戰陣，死於國事。 亦石的病是參加戰地工作而得的，假使不參加戰地工作不至於得那樣的病，即使得了那樣的病也能早期適當治療，不至於便死。 想到這層，我對於亦石的死，比起別的朋友來，更有一番沉痛的感覺。因為亦石的挺身參加戰地工作是由於我的介紹。 我這樣的人為什麼不死，而偏偏要死亦石呢？ 二 我認識亦石是在北伐戰役，革命軍打到武昌城下的時候。 那時候他在擔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重要工作，我們在武昌城下的南湖文科大學前身在清末稱「方言學堂」，民國初年為「外國語學校」，後改為「武昌文科大學」。校址在武昌南湖。第一次見面，共同在一個地方工作了幾天。他幫了政治部不少的忙，政治部也幫了省黨部不少的忙。 在那時的武漢政府時代，我們接觸的機會很多，然而在私誼上卻很少接觸。 我們在私誼上增加了親密，是在共同在日本亡命的時候。 一九二八年的初頭，我們有一段短短的時間同住在日本東京，他很關心我，認為日本危險，不宜久居，要我離開。然而他很順暢地離開了日本，而我卻沒有辦到。 三 他從日本到蘇聯，在事前是告訴過我的。 他到了海參崴曾經寫過信給我。 他到了莫斯科也曾經寫過信給我。 他始終關心著我在日本的安否。 他從蘇聯回國，第二次又遊歷日本的時候，也冒著被憲兵和刑士注意的危險，到我住的地方來訪問過我好幾次。 他總是關心著我的生活，關心著我的安全。 那懇切的友情，現在想起來，都使我的眼睛要生出濕意。 四 蘆溝橋事變發生了，我回到中國來了。 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曾經熱烈地擁抱過。 張發奎當時在擔任浦東的防衛，感覺軍隊政治工作的必要，要我設法幫他組織政工隊，我應允了他。而這政工隊的組織，我認為非亦石負責不可，待我向他提出時，他也就應允了。 就這樣在淞滬抗戰的最高潮中，上海的一群愛國的文化人士便在亦石的領導之下參加了戰地工作。 亦石所領導的政工隊，是抗戰發生以來的第一隊，也是政治部復活的第一聲。 然而亦石卻為這工作的艱苦而得病而犧牲了！亦石也就成為了為抗戰而犧牲的文化人中的第一人。 五 亦石之死，實在是國家的一大損失。 別的且不說，單就他對國際問題的研究，他的知識的淵博，見解的精當，實在是儕輩中的白眉典出《三國志·蜀志·馬良傳》：「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數年以來，國際變化波譎雲詭，儼然象在播弄著一切的所謂國際問題專家。 每逢一次問題發生，令人首先想起的便是，假使亦石不死呀！ 然而亦石死了！為什麼象我這樣的人不死，而偏偏要死亦石呢？ 然而亦石是真正死了嗎？ 1942年1月24日 《娜拉》的答案 易卜生的名劇，處理婦人問題的《娜拉》，一名《玩偶家庭》，描寫一位覺悟了的女性娜拉，離開了偽善的丈夫，拋別了她所不能負責的兒女，由玩偶的家庭里逃出來了。由被人所玩弄的木偶，解放為獨立自主的人。 《娜拉》一劇是僅在娜拉離開了家庭而落幕的，因此便剩下了一個問題：娜拉究竟往那裡去？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易卜生並沒有寫出什麼。但我們的先烈秋瑾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今昔蒲劍》，最初發表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九日重慶《新華日報》。秋瑾(1879—1907)，字璿卿，號競雄，別署鑑湖女俠，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留學日本，先後加入光復會和同盟會。歸國後在上海創辦《中國女報》，並組織光復軍，與徐錫麟分頭準備皖、浙兩省反清起義，事泄被捕，英勇就義。後人輯有《秋瑾集》。是用生命來替他寫出了。 秋瑾在二十五歲前也曾經過一段玩偶家庭的生活。她家世仕宦，曾適湘鄉王氏，並曾生子女各一人。但她在庚子那一年，似乎就和她的丈夫宣告脫離了。 她的女友徐自華為她所做的《墓表》上說： 自以與時多忤，居常輒逃於酒。然沉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拔劍起舞，氣復壯甚。所天故紈袴子，至是竟不相能。值庚子變亂，時事益亟，君居京師見之，獨慨然太息曰：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 這正是四十三年前不折不扣的中國的娜拉。她不願以「米鹽瑣屑終其身」，其實也正是不願和「不相能的紈袴子」永遠過著虛偽的生活。她有《述懷》詩一首，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作的，但從那內容看來，似乎所「述」的就是這時會的「懷」。 又是三千里外程，故鄉回首倍關情。 高堂有母發垂白，同調無人眼不青。 懊惱襟懷偏泥酒，支離心緒怕聞鶯。 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淒涼夢未成。 這詩，在她好些悲歌慷慨的遺著中，我覺得，是最值得擊節的一首。她的丈夫王廷鈞是以捐納出身，在北京做小京官，當然不是「同調」。她的「懊惱襟懷」，她的「支離心緒」，在毫無情愛的夫婦生活裡面，正可以得到充分的說明。而且一方面目擊著破碎的河山，一方面又有難於割捨的兒女，對於一位敏感而熱情的女詩人，在她未能得到徹底解決之前，暫時只能借酒來作為逃避，這也是可以使我們諒解的。舊式的中國才女處到這樣的人生悲劇，為倫常觀念所約束，便每每自暴自棄，以鬱郁終老。秋瑾的初年很顯明地也就是這樣的一位犧牲者。但她終於以先覺者的姿態，大徹大悟地突破了不合理的藩籬，而為中國的新女性、為中國的新性道德，創立了一個新紀元。她終於拋別了那種不合理的家庭，而清算了自己的「懊惱襟懷」和「支離心緒」。在四五十年前，中國已產生了這樣一位勇敢的女性，單只這一著已經就足以使我們讚美，而毫不誇大的可以稱之為革命家的。 但秋瑾的革命性並未止於此，她這位逃出了廚房的娜拉，並沒有中途屈服，又逃回到廚房去。 至甲辰夏，遽脫所御章服及裳佩之屬，悉贈諸芝瑛，向東赴日本留學焉。會中山先生方創同盟會於江戶，以君抱負宏遠，首邀之入會。……日以物色人材為職志。江浙志士與君相識者，咸由君介紹入同盟會，而同盟會乃大張。間又與諸女士重興共愛會，而己為之長。 這是陳去病陳去病(1874—1933)，原名慶林，字佩忍，江蘇吳江人。詩人，南社創始人之一。著有《浩歌堂詩鈔》。所做的《秋瑾女俠傳略》裡面所敘述的秋瑾離開了家庭以後的初期情形。 我們單看她「脫所御章服及裳佩之屬」，通同贈給她的女朋友吳芝瑛，也就活鮮鮮地表現暑一個女性解放者的面目了。秋瑾有《敬告姊妹們》一書，裡面有這樣一段相當巧妙的文字： 唉！我的二萬萬女同胞，還依然黑暗沉淪耗十八層地獄，一層也不想爬起來。足兒纏得小小的；頭兒梳僻光光的；花兒朵兒，扎的鍍的，戴著；綢兒緞兒，滾的盤的，穿著；粉兒白白，脂兒紅紅的擦抹著。一生只曉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男子。身兒是柔柔順順的媚著，氣虐兒是悶悶的受著，淚珠兒是常常的滴著，生活兒是巴巴結結的做著。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這些花兒朵兒好比玉的鎖，金的枷；那些綢兒緞兒好比錦的繩，繡的帶；將你束縛得緊緊的。那些奴僕，直是牢頭禁子，看守著；那丈夫，不必說就是問官獄吏了；凡百命令，皆要聽他一人喜怒了。 這在三四十年前不用說是很新鮮的文章，然而就在目前似乎也還是沒有失掉它的新鮮味。目前有好些新女性，足兒是不小了，然而跟兒卻是高了；頭兒是不光了，然而發兒卻是燙了，一切「玉的鎖，金的枷」，一切「錦的繩，繡的帶」，似乎僅僅改變了些形式和花樣，只是「束縛」得更加摩登了。我們現在讀到四十年前的先覺者的話，似乎也可以更發出一番深省吧？ 大凡一個先覺者，在要打開一代的風氣的時候，由於蓄意反抗，每每要表示得矯枉過正。秋瑾的愛著男裝，愛騎馬，愛帶短劍，愛做慷慨激昂的詩，甚至連字改競雄，都要充分地表示其男性，便是很明顯的事例。不過她也並不是純趨於感情的反抗，而故意的「裂冠毀裳」，她的革命行動卻有沉深的理性以為領導。她知道女子無學識技能，總不能獲得生活的獨立，所以她便決心跑到海外去讀書。她也知道婦女解放只是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中的一個局部問題，要有民族的整個解放、社會的整個解放，也才能夠得到婦女的解放，故爾她參加了同盟會的組織。這些可以說都正是秋瑾的更有光輝的一面。她並不是感情的俘虜，而是感情的主人。她的熱烈而絢爛的感情生活的表現，是有著理智的背光。唯其這樣，所以她終能夠殺身以成仁，捨生而取義，把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主張了。關於這一點，她的最親密的女友如徐自華、吳芝瑛輩，雖然十分同情她，為她盡了表彰的能事，但卻並未能了解她。她們所做的《墓表》，一面在替她叫屈，「哀其獄之冤，痛其遇之酷」，一面又在微微責備她不能明哲保身，「徒以鋒棱未斂，畏忌者半，嗚乎，此君之所以死歟？」似乎也就是所謂燕雀與鴻鵠之別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章太炎(1869—936)，原名炳麟，字枚叔，淅江餘杭人。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光復會創建人之一，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後任孫中山總統府樞密顧問、《大共和日報》主編。著有《章氏叢書》及其《續編》。的《秋瑾集序》，對於秋瑾也有「微言」，責備她「言語無簡擇」，「卒以漏言自隕」，而真以劍仙相期許。雖是出於「惜」，恐亦未必是出於真知吧？ 秋瑾和徐錫麟 徐錫麟(1873—1907)，字伯蓀，浙江紹興人。光復會會員。一九○七年，與秋瑾等謀劃在皖、浙兩省發動武裝起義。他率先發難，在安慶刺殺巡撫恩銘，攻占軍械局。失敗後被捕就義。通謀是事實，在當時曾經有組織地聯絡各地舊有的秘密結社，並編制光復軍也是事實，因經驗不足，致事機不密，此乃初期革命者之常情。然在革命初期總須得有一二壯烈的犧牲以振聾發聵，秋、徐二先烈在這一點上正充分完成了他們作為前驅者的任務。為革命而死乃是求仁得仁，何「冤」之有，亦何「惜」之有？ 組織共愛會爭取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組織。在秋瑾發動下，一九○五年由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建立。一事又表現著秋瑾的理智活動的另一面。這也表示著她並不是專以粗暴為豪的革命家，而是在革命事業當中，沒有忘記女性所適宜於擔負的任務的。我們請看她所翻譯的《看護學教程》該書系節譯，最初發表於《中國女報》第一、二期，後因《女報》停刊，遂未登完(或因未譯完)。著者不詳，或說是秋瑾在日本青山實踐女校就學時的日文聽課筆記，秋回國後翻譯整理而成。的序吧。 慈善者，吾人對於社會義務之一端也。吾國群理不明，對於社會之義務缺陷良多，獨慈善事業尚稍稍發達。曩歲在東，與同志數人創立共愛會。後聞滬上女界亦有對俄同志會之設。會雖皆未有所成，要之吾國女界團體之慈善事業則不能不以此為嚆矢。它日者，東大陸有事，扶創恤傷，吾知我一般姊妹不能辭其責矣。慈編之譯，即本斯旨。 觀此可知共愛會的宗旨實和奈丁格爾奈丁格爾（Nightinale，1820—1910)，通澤南丁格爾，英國女護士。的紅十字會相同。為準備「東大陸有事，扶創恤傷」而組織共愛會，而翻澤《看護學教程》，這是何等的深謀遠慮？東大陸有事，有何事耶？最主要的不外是將來的革命之事。在從事革命之先，早有救死扶傷之念，而「責」諸「一般之姊妹」。秋瑾用心之縝密周到，實在是不能不令人感佩。 脫離了玩偶家庭的娜拉，究竟該往何處去？求得應分的學識與技能以謀生活的獨立，在社會的總解放中爭取婦女自身的解放；在社會的總解放中擔負婦女應負的任務；為完成這些任務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犧牲——這些便是正確的答案。 這答案，易卜生自己並不曾寫出的，但秋瑾是用自己的生命來替他寫出了。 1942年7月10日夜 悼江村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沸羹集》，最初發表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重慶《新民報》晚刊 江村(1917—1944)，江蘇南通人，戲劇工作者、詩人。抗戰期間，曾在重慶飾演作者歷史劇《棠棣之花》中的嚴仲子和《虎符》中的信陵君。 夜半，由一個茶話會上回家，立群告訴我：江村死了。他的墓碑，剛才有朋友來要我寫。 夜是更加岑寂了。 睡不著。 嚴仲子贈劍……信陵君出征…… 曾文清拿煙槍……孔秋萍打開話匣子……曾文清為曹禺劇作《北京人》中的人物。孔秋萍為曹禺劇作《蛻變》中的人物。 象銀幕上的廣告片，無色地，暗淡地，斷片地，換著。 又想到屈原。 我寫出了《屈原》一個劇本，本就是出於江村的要求。他是很想把屈原這位大詩人形象化在舞台上的。 但在舞台上沒有看見屈原的他，或許是一種遺憾吧。 是三年前演《棠棣之花》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在後台慫恿我寫《屈原》。 《屈原》是由他的慫恿而寫成了，但我的劇本寫的太重，於他的性格和體力都不相宜，因而他沒有參加演出。 他是另外一種型的詩人。 今晨起來，寫好了「劇人江村之墓」——「生於一九一七——歿於一九四四」。 這是依據友人的指示寫的，照我自己的觀感，倒很想把「劇人」寫成「詩人」。 外面沖淡、內面燃燒著的一首詩。暗暗的燒，慢慢的燒，僅僅燒了二十七年，燒完了。 人是成了灰，詩是留著的。 1944年5月25日 契珂夫在東方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沸羹集》，最初發表於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重慶《新華日報》。 契珂夫在東方很受人愛好。他的作品無論在中國或日本差不多全部都被翻譯了，他的讀者並不少於屠格涅甫與托爾斯泰。 他的作品和作風很合乎東方人的口胃。東方人於文學喜歡抒情的東西，喜歡沉潛而有內涵的東西，但要不傷於凝重。那感覺要象玉石般玲瓏溫潤而不象玻璃，要象綠茶般於清甜中帶點澀味，而不象咖啡加糖加牛乳。音樂的美也喜歡這種澀味，一切都要有沉潛的美而不尚外表的華麗。喜歡灰青，喜歡憂鬱，不是那麼過於宏偉，壓迫得令人害怕。 契珂夫特別在這些方面投合了東方人的感情，在我們看來他的東方成分似乎多過於西方的。他雖然不做詩，但他確實是一位詩人。他的小說是詩，他的戲曲也是詩。他比屠格涅甫更為內在的，而比托爾斯泰或杜斯托奕犬斯基更有風味。 在中國，雖然一向不十分為人所注意，他對於中國新文藝所給予的影響確是特別的大。關於這層，我們只消舉出我們中國的一位大作家魯迅來和他對比一下，似乎便可以了解。 魯迅的作品與作風和契珂夫的極相類似，簡直可以說是孿生的弟兄。假使契珂夫的作品是「人類無聲的悲哀的音樂」(「Still and sad music of humanity」)，魯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說是中國的無聲的悲哀的音樂。他們都是平庸的靈魂的寫實主義。庸人的類似宿命的無聊生活使他們感覺悲哀，沉痛，甚至失望。人類儼然是不可救藥的。 他們都是研究過近代醫學的人，醫學家的平靜鎮定了他們的憤怒，解剖刀和顯微鏡的運用訓練了他們對於病態與癥結作耐心的無情的剖檢。他們的剖檢是一樣犀利而仔細、而又蘊含著一種沉默深厚的同情，但他們卻同樣是只開病歷而不處藥方的醫師。 這大約是由於環境與性格都相近的原故吧。兩人同患著不可治的肺結核症而倒下去了，單只這一點也都值得我們發生同情的聯想。這種病症的自覺，對於患者的心情，是可能發生出一種同性質的觀感的。內在的無可如何儘可能投射為世界的不可救藥。就這樣內在的投射和外界的反映，便交織成為慘澹的、虛無的、含淚而苦笑的詩。 但兩人都相信著「進步」。這是近代生物學所證實了的、無可否認的鐵的事實。故雖失望，而未至絕望。在刻骨的悲憫中未忘卻一絲的希望。 契珂夫時時繫念著「三二百年後」的人類社會光明的遠景，他相信「再過三二百年後，全世界都要變成美麗而可愛的花園」(庫普林：《契珂夫的回憶》庫普林(A·M·Kyпpии，1870—1938)，俄國作家。著有小說《凶神》、《決鬥》等。《契訶夫的回憶》一文，趙景深譯，載於一九二七年上海《小說月報》第十八卷第五號。)，「經過三二百年之後，世界上的生活都要變得十分美麗，不可思議的美麗」(《三姊妹》中韋士英所說)。這希望給予契珂夫的作品以潛在的溫暖，就象儘管是嚴寒的冰天雪地，而不是無生命的月球里的死滅。 魯迅的作品也正是這樣。但魯迅比契珂夫占了便宜的，是遲來世界二十年，後離世界三十年以上。魯迅得以親眼看見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國革命勢力的聯帶著的高漲，光明的前景用不著等待「三二百年之後」，竟在契珂夫去世後僅僅三二十年間便到來了。 在這兒魯迅便和契珂夫分手了。希望成為了現實，明天變成了今天，「進步的信仰」轉化為了「革命的信仰」。「做得更象樣一點吧」——在契珂夫所「不能夠高聲地公然向人說出」的，而在後期的魯迅卻「能夠高聲地向人說出」了。魯迅是由契珂夫變為了高爾基。 但是毫無疑問，魯迅在早年一定是深切地受了契珂夫的影響的。 因而前期魯迅在中國新文藝上所留下的成績，我是這樣感覺著，也就是契珂夫在東方播下的種子。 1944年6月14日作於重慶，為紀念契珂夫逝世四十周年。 一枝真正的鋼筆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沸羹集》，最初發表於一九四四年十月二日重慶《新華日報》，原題為《韜奮先生哀詞——在追悼會上講演稿》。 鄒韜奮(1895—1944)，名恩潤，江西餘江人。新聞記者、政論家、社會活動家。曾主編《生活》周刊，創辦生活書店。一九三六年與沈鈞儒等一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為「七君子」之一，抗戰爆發後獲釋。又先後主編《抗戰》、《全民抗戰》等刊物，積極投身愛國民主的鬥爭。著有《韜奮文架》三卷。 ——在鄒韜奮先生追悼會上的講演辭 韜奮先生，你是我們中國人民的一位好兒子，我們中國青年的一位好兄長，中國新文化的一位好工程師。你的一生，為了人民的解放，為了青年的領導，為了文化的建設，尤其在抗日戰爭發動以來，為了爭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你是很慷慨地、很熱誠地用盡了你最後的一滴血。在目前我們大家最需要你的時候，而你離開了我們，這在我們是一個多麼大的損失呀！這是一個無可補救的損失呀！(泣聲和掌聲。) 韜奮先生，在你自己，怕應該是沒有什麼遺憾的吧。你把你自己慷慨地奉獻了給人民，而你自己已經成為了一個很莊嚴的完整的藝術品，在你自己怕應該是沒有什麼遺憾的吧？(鼓掌。)要說有什麼遺憾，那一定是在目前反法西斯戰爭已經接近勝利的期間，而你沒有可能親眼看見中國人民的得到解放，中國青年的無拘無束的成長，反而在彌留的時候，你所接觸的是中原失利的消息，湖南失利的消息。(大鼓掌。)這怕是使你含著滾熱的眼淚，一直把眼睛閉不下的吧！這在我們，作為你的朋友的我們，尤其是長遠的一個哀痛！是我們的努力不夠，沒有把勝利早一天爭取得來，反而在全世界四處都是勝利的聲浪中，而我們有日蹙國百里語山《詩·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的形勢，增加了你臨死時的哀痛。我們在今天在這兒追悼著你，至少我自己是深深地感覺著犯了很大的罪過的！但是，韜奮先生！你是真的離開了我們嗎？你是真的放下了武器倒下去了嗎？沒有的，永遠沒有的。你並沒有離開我們，你還活著。你還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每一個青年的心裡，千千萬萬的人民大眾的心裡。你是活著的，永遠活著的，從中國的歷史上，從我們人民的心目中，誰能夠把鄒韜奮的存在滅掉呢？(鼓掌。)你的武器，你的最犀利的武器，也交代在我們手裡來了。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差不多都有你的武器，這就是這麼一枝筆！你仗靠著這枝筆！為人民的解放，為反法西斯的勝利戰鬥了來，我們也應該仗著這枝筆，為人民的解放，為反法西斯的勝利戰鬥起去。(大鼓掌。)這是一枝不折不扣的名實相符的鋼筆，有了這枝筆存在的地方便是民主存在的地方，沒有這枝筆存在的地方便是法西斯存在的地方。(鼓掌。)象德國，日本那樣法西斯國家，它們的筆是沒有了，是變了質，變成了刷把。(鼓掌。)替統治者刷漿糊，(鼓掌，)刷粉牆，(鼓掌，)刷斷頭台，(鼓掌，)刷槍筒，(鼓掌，)甚至刷馬桶。(鼓掌。)這樣的刷把，早遲是要和法西斯一道，拿來拋進茅坑裡去的。(鼓掌不息。) 我們中國幸而還有這一枝筆，這是你韜奮先生替我們保持了下來，我們應該要永遠的保持下去。在目前反法西斯戰爭接近勝利的時候，筆桿的使用是要愈見代替槍桿的地位了。槍桿只能消滅法西斯的武力，要筆桿才能消滅法西斯的生命力。鄒韜奮先生，你的一生用你的血來做了這枝筆的墨，我們要繼續不斷地把我們的血來灌進去。鄒韜奮先生，你的一生把你的腦細胞來做了這枝筆的筆尖，我們要繼續不斷地把我們的腦袋子安上去。(鼓掌。)我們要紀念你，韜奮先生，我們定要永遠地保衛這枝筆桿，我們不讓法西斯再有抬頭的一天，不讓人類的文化再有倒流的一天。這也怕就是，你通過你的筆所遺留給我們的遺囑。(鼓掌歷久不息。) 1944年10月1日 羅曼·羅蘭悼辭 羅曼·羅蘭先生，你是一位人生的成功者，你現在雖然休息了，可你是永遠存在著的。你不僅是法蘭西民族的誇耀，歐羅巴的誇耀，而是全世界、全人類的誇耀。你的一生，在精神生產上的多方面的努力，對於人類的貢獻非常的宏大，人類是會永遠紀念著你的。你將和歷史上各個民族各個時代的偉大的靈魂們，象太空中的星群一樣，永遠在我們人類的頭上照耀。 羅曼·羅蘭先生，在二十年前你的傑作《約翰·克里斯朵夫》初次介紹到中國來的時候，你曾經向我們中國作家說過這樣的話：「我不認識歐洲和亞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兩種民族——一種是上升，一種是下降。上升的民族是忍耐、熱烈、恆久而勇敢地趨向光明的人們——趨向一切的光明：學問、美、人類愛、公眾進步；而在另一方面的下降的民族是壓迫的勢力，是黑暗、愚昧，懶惰、迷信和野蠻。」語見《若望·克利斯朵夫向中國的弟兄們宣言》，載一九三六年《小說月報》笫十七卷第一號。你說，只有上升的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沸羹集》，初發表於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重慶《新華日報》，原題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悼念羅曼·羅蘭》。民族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弟兄。你說，你的祖國是自由的人類。這些話對於我們中國的文藝工作者是給予了多么正確的指示，多麼有力的鼓勵呀！ 在今天的世界，正是這兩種民族鬥爭著生死存亡的時候。你所說的上升的民族就是我們代表正義、人道的民主陣線，你所說的下降的民族就是構成軸心勢力的法西斯蒂。一邊是赴湯蹈火，視死如歸，犧牲自己的一切以解救人類的困厄；另一邊是奴役，飢餓，活埋，殺人工場，毒氣車，龐大的集中營，一個鬼哭神號的活地獄。但今天，上升的不斷地上升，下降的不斷地下降，光明終竟快要把黑暗征服了。我們要使全人類都不斷地上升，全世界成為自由人類的共同祖國。 羅曼·羅蘭先生，你偉大的法蘭西民族的兒子，當你看到法蘭西民族又恢復了她的光榮的自由，而你自己在這時候終結了你七十九年的人生旅程，在你那肅穆的容顏上，怕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肅穆的微笑的吧？但當你想到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兄弟的好些民族，依然還呻吟在法西斯蒂的控制下邊沒有得到自由，在和死亡、飢餓、奴役、恐怖作決死的鬥爭，在你那肅穆的容顏上，怕也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肅穆的悲憤的吧？ 但是，羅曼·羅蘭先生，偉大的人類愛的使徒，你請安息吧。上升的要不斷地自求上升，下降的要不斷地使它下降，我們要以一切為了人類解放而英勇地戰鬥著的民族為模範，我們要不避任何的艱險，盡力趨向一切的光明。不避任何的艱險，盡力和黑暗、愚昧，殘忍，凶暴的壓迫勢力、法西斯蒂、現世界的魔鬼，搏鬥！我們中國是絕對不會滅亡的，人類是必然要得到解放的，法西斯魔鬼們是必然要消滅的！ 羅曼·羅蘭先生，你請安息吧。我們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們，更一定要以你為模範。要象你一樣，把「背後的橋樑」完全斬斷，不斷地前進，決不回頭；要象你一樣，始終走著民主的大道，把自己的根須深深插進黑土裡面去，從人民大眾吸收充分的營養，再從黑土裡面生長出來。我們一定要依照你的寶貴指示：「每天早上，我們都得把新的工作擔當起來，把前一天開始的鬥爭繼續下去。……對於錯誤，對於不公正，對於死，我們必須不斷地力爭，為著更大的更大的勝利。」 1945年3月21日 今屈原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20卷《天地玄黃》。最初發表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重慶《新華日報》。 亞子先生的詩，於嚴整的規律中寓以縱橫的才氣，海內殆鮮敵手。字，行楷有魏、晉人風味，草書則脫盡町畦。這是獨創一格的草書，不僅前無古人，亦恐後無來者。 這種能縱能控、亦狂亦狷的辯證的統一，似乎就是亞子先生的獨特而優越的性格。亞子先生在外表上不大拘形跡，而操持卻異常謹嚴。他的正義感，峻峭到了極端，使他有著「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語見《論語·季氏》。的原子彈式的情操。但他信仰孫中山、馬克思、列寧，有明敏的博施濟眾的思想，把他的強烈的感情控制著了。原子彈式地任其發揮的是他的草書，有所控制不作盲目爆炸的便是他的詩。他的草書或許是他的感情的安全瓣，為了有這一安全瓣，怕也幫助了他在控制上的成功。畫家尹瘦石尹瘦石，一九一九年生，江蘇宜興人，畫家、美術教育家曾經以亞子先生為模特兒，畫過一張屈原像，這是把對象找得太好了。「佩長劍之陸離」語見屈原《九章·涉江》。者，是屈原，也是亞子。亞子，今之屈原；屈原，古之亞子也。但今屈原與古亞子畢竟有不同的地方，那似乎就在這感情控制的成功與失敗上。屈原的字沒有方法看見了；而他的詩，尤其象《離騷》，《天問》，確是原子彈式的詩。那樣猛烈的感情無法控制，所以他的生命結果也象原子彈一樣爆炸了，雖然也炸毀了一些佞臣和蕭艾。 今屈原絕對不會那樣任情爆炸的，他的原子能有所控制，控制向了生產方面，詩之多而精，可以壽人壽世。他的詩歌如粟菽，而他的志趣是「使有粟菽如水火」語見《孟子·盡心》。。因此，我更希望他的詩歌多多產生，而且更要平易近人，使人民大眾能夠接受，亦如水，亦如火。有所控制的原子能，能夠象水一樣普及，象火一樣容易到手，那於人民大眾是多麼大的福利呵。或許有人要擔心，成為了洪水或燎原的大火怎麼辦？如有要擔心的那樣的人存在，也就是洪水大火有時是必要的證明。 1945年10月20日夜 梅園新村之行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4卷，《洪波典·南京印象》，最初發表於1946年《上海文匯報》副刊《世紀風》。 梅園新村也在國府路上，我現在要到那兒去訪問。 從美術陳列館走出，折往東走，走不好遠便要從國民政府門前經過。國府也是坐北向南的，從門口望進去，相當深遠，但比起別的機關來，倒反而覺得沒有那麼宮殿式的外表。門前也有一對石獅子，形體太小，並不威武。雖然有點近代化的寫實味，也並不敢恭維為藝術品。能夠沒有，應該不會是一種缺陷。 從國府門前經過，再往東走，要踱過一段鐵路。鐵路就在國府的牆下，起初覺得似乎有損寧靜，但從另一方面想了一下，真的能夠這樣更和市井生活接近，似乎也好。 再橫過鐵路和一條橫街之後，走不好遠，同在左側的街道上有一條側巷，那便是梅園新村的所在處了。 梅園新村的名字很好聽？大有詩的意味。然而實地的情形卻和名稱完全兩樣。不僅沒有梅花的園子，也不自成村落。這是和《百家姓》一樣的散文中的散文。街道是崎嶇不平，聽說特種任務的機關林立，仿佛在空氣裡面四處都閃耀著狼犬那樣的眼睛，眼睛，眼睛。 三十號的周公館，應該是這兒的一座綠洲了。 小巧玲瓏的一座公館。庭園有些日本風味，聽說本是日本人住過的地方。園裡在動土木，在右手一邊堆積了些磚木器材，幾位木匠師傅在加緊動工。看這情形，周公似乎有久居之意，而且似乎有這樣的存心——在這個小天地裡面，對於周圍的眼睛，示以和平建設的軌範。 的確，我進南京城的第一個感覺，便是南京城還是一篇粗雜的草稿。別的什麼揚子江水閘，錢塘江水閘，那些龐大得驚人的計劃暫且不忙說，單為重觀瞻起見，這座首都的建設似乎是刻不容緩了。然而專愛講體統的先生們卻把所有的興趣集中在內戰的賭博上，而讓這篇粗雜的草稿老是不成體統。 客廳也很小巧，沒有什麼裝飾。除掉好些梭發之外，正中一個小圓桌，陳著一盆雨花台的文石。這文石的寧靜、明朗、堅實、無我，似乎也就象徵著主人的精神。西側的壁爐兩旁，北面與食廳相隔的左右腰壁上，都有書架式的壁櫥，在前應該是有書籍或小擺設陳列的，現在是空著。有絳色的帷幕掩蔽著食廳。 僅僅兩個月不見，周公比在重慶時瘦多了。大約因為過於忙碌，沒有理髮的閒暇吧，稍嫌過長的頭髮愈見顯得他的臉色蒼白。他的境遇是最難處的，責任那麼重大，事務那麼繁劇，環境又那麼拂逆。許多事情明明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但卻絲毫也不敢放鬆，不能放鬆，不肯放鬆。他的工作差不多經常要搞個通夜，只有清早一段時間供他睡眠，有時竟至有終日不睡的時候。他曾經嘆息過，他的生命有三分之一是在「無益的談判」里繼續不斷地消耗了。談判也不一定真是「無益」，他所參預的談判每每是關係著民族的生死存亡，只是和他所花費的精力比較起來，成就究竟是顯得那麼微末。這是一個深刻的民族的悲哀，這樣一位才幹出類的人才，卻沒有更積極性的建設工作給他做。 但是，軒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談吐，依然是那樣的有神。對於任何的艱難困苦都不會避易的精神，放射著令人鎮定，也令人樂觀的毅力。我在心坎里，深深地為人民，祝禱他的健康。 我自己的腸胃有點失調，周公也不大舒服，中飯時被留著同他吃了一餐麵食。食後他又匆匆忙忙地外出，去參加什麼會議去了。 借了辦事處的一輛吉普車，我們先去拜訪了莫德惠莫德惠(1881—1968)，字柳忱，生於新疆，滿族人。時為政治協商會議無黨無派方面代表。和青年黨的代表們政治協商會議的青年黨方面代表為曾琦、陳啟天，楊永齡、余家菊，常乃息五人。恰巧，兩處都不在家，我們便回到了中央飯店。 悼聞一多 十一日李公朴遭難，十五日聞一多遇害，同在昆明，同是領導民主運動的朋友，同遭美械兇徒的暗殺。這裡毫無疑問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白色恐怖的陰謀擺布。下手人看起來好象是瘋狂了，但其實只是一二人在暗裡發縱指使。那發縱指使者的一二人，象聞一多這樣自由主義的學者，竟連同他的長公子一道，都要用卑劣無恥的政治暗殺的手段來謀害，不真是已經到了絕望的絕頂嗎？ 誰都知道，一多出身於清華大學，是受了美國式的教育的。當他在美國留學的期間，曾經寫過很多有規律的新詩，他的成就遠超過徐志摩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9卷，《沸羹集》，最初發表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民主》周刊第四十一期。 徐志摩(1897—1931)，名章土序，初字槱森，留學美國時改字志摩，浙江海寧人。詩人，「新月派」主要代表作家。著有《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等。的成就。他雖然和創造社發生過關係，他的詩集《紅燭》是由我介紹給泰東書局出版，但他從不曾有過左傾的嫌疑。回國以後一直從事於大學教育，詩雖然不再寫了，而關於卜辭、金文及先秦文獻的研究，成了海內有數的專家。他所走的路，不期然地和我有些類似，但我們的相見，卻只有兩回。一回是在抗戰初期的漢口，一回是在去年七月我赴蘇聯時所路過的昆明。沒想出昆明一別便成了永別了。在先秦文獻的研究上，一多的成績是很驚人的。《楚辭校補》得過教育部的二等獎金，讀過這部著作的人，誰個不驚嘆他的方法的縝密，見解的新穎，收穫的豐富，完全是王念孫父子再來？我所見到的，關於《莊子內篇》的校記及若干《詩經》的今譯，也無不獨具隻眼，前無古人。他還有很多的腹稿待寫，然而今天卻是永遠遺失了。這是多麼嚴重的損失呀！ 誰都知道，由於政治的不民主，中國招致了九年的外寇，弄得來幾乎亡國。這是國內外所共同承認的事實。愛國的文人學者們不忍坐視國家的淪亡，同時更認識到國難的癥結之所在，故起而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變作風，這僅僅是最近兩三年來的事。一多之參加了民主運動，也正是在這個潮流中有良心的學者的愛國行為，難道這就是犯了該死的罪嗎？有一部分人的偏見，認為學者文人根本不應該過問政治，然而政治惡化到了今天，連學者文人都不能不起來過問了，這到底應該誰個負責？孫中山所擬議的國民代表大會，連學生都應該有代表參加的，誰個說學者文人們便不該過問政治？而且今天的學者文人們對於政治的要求，只是作為一個民國人民的最低限度的條件，我們要求民主，要求人民權利的保障，要求廢棄獨裁，廢棄一黨專政，難道這便行同不軌嗎？ 誰都知道靠著盟邦的協助，日本投降了，我們幸而免掉了亡國之痛。亡羊補牢，尚未為晚。我們正應該力改前非，及早廢棄獨裁，廢棄一黨專政，實行民主，從事建設，以圖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這也正是我們人民今天普遍的要求，國內國外都是認為合理而且合法的，沒有一絲一毫逾越了限度。然而有權責的人卻充耳不聞，熟視無睹，不僅不依從人民的意願，反而倒行逆施，變本加厲，在遍地災荒、漫天貪墨、萬民塗炭、百業破產的時候，卻偏偏進行著大規模的內戰。而鎮壓人民的反對，竟不惜採用最卑劣無恥的手段來誅鋤異己。不用多說，李公朴和聞一多兩位，都是在這樣違背人民的反動機構之下遭受了暗殺的。今天我們看得很明顯，凡是要求民主、要求人民權利的人便應該殺；凡是要求廢棄獨裁、要求廢棄一黨專政的便是罪人。有心肝的人們看，今天的中國究竟成了一個什麼世界！是群眾便遭美械師剿滅，是個人便遭美械特務暗殺，今天我們也有權利，請美國有心肝的人公平地看一看，看他們給予我們的援助方式，究竟是收到了怎樣的效果！ 枉然的，用恐怖政策來鎮壓人民。歷史替我們證明，誰也沒有成功過！恐怖不屬於我們，恐怖是屬於執行恐怖政策者的。人民今天已經到了死裡求生的時候了，為民請命的李公朴和聞一多是從獻身中得到了永生。李公朴遇難的時候，聞一多說：李公朴沒有死。聞一多今天又遇難了，我也敢於說：聞一多沒有死。死了的是那些失掉了人性、執行恐怖政策的一二人，他們是死了一個萬劫不復的死！ 1946年7月17日 論郁達夫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20卷，《其他》，最初發表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民主》周刊第四十一期。 我這篇小文不應該叫作「論」，只因雜誌的預告已經定名為「論」，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敘述我關於達夫的儘可能的追憶的。 我和郁達夫相交遠在一九一四年。那時候我們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學同班。 那時候的中國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費的協定，五校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千葉醫學校，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凡是考上了這五個學校的留學生都成為官費生。日本的高等學校等於我們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學的預備門。高等學校在當時有八座，東京的是第一座，在這兒有為中國留學生特設的一年預備班，一年修滿之後便分發到八個高等學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畢業，再進大學。我和達夫同學而且同班的，便是在東京一高的預備班的那一個時期。 日本高等學校的課程在當時分為三個部門，文哲經政等科為第一部，理工科為第二部，醫學為第三部。預備班也是這樣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數關係，一三兩部是合班教授。達夫開始是一部，後來又轉到我們三部來。分發之後，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岡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學校肄業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後來他是從東京帝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部畢業，我是由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的。 達夫很聰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國文學的根底也很深，在預備班時代他已經會做一手很好的舊詩。我們感覺著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歡讀歐美的文學書，特別是小說，在我們的朋友中沒有誰比他更讀得豐富的。 在高等學校和大學的期間，因為不同校，關於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們的友誼重加親密了起來的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 一九一八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發到九州帝國大學，住在九州島的福岡市。適逢第六高等學校的同學成仿吾，陪著他的一位同鄉陳老先生到福岡治療眼疾，我們同住過一個時期。我們在那時有了一個計劃，打算邀集一些愛好文學的朋友來出一種同人雜誌。當時被算在同人裡面的便有東京帝大的郁達夫，東京高師的田漢，熊本五高的張資平，京都三高的鄭伯奇等。這就是後來的創造社的胎動時期。創造社的實際形成還是在兩年之後的。 那是一九二○年的春天，成仿吾在東京帝國大學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該畢業了，他懶得參加畢業考試，在四月一號要提前回國。我自己也因為聽覺的缺陷，搞醫學搞得不耐煩，也決心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是想把我們的創造夢實現出來。那時候達夫曾經很感傷地寫過信來給我送行，他規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記我拋別在海外的妻子。這信給我的銘感很深，許多人都以為達夫有點「頹唐」，其實是皮相的見解。記得是李初梨說過這樣的話：「達夫是摩擬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這話最能夠表達了達夫的實際。 在創造社的初期達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裡面好象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裡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為什麼？就因為有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於是徐志摩「詩哲」們便開始痛罵了。他說：創造社的人就和街頭的乞丐一樣，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膿糜爛的創傷來吸引過路人的同情。這主要就是在攻擊達夫。 達夫在暴露自我這一方面雖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來的攻擊上卻非常脆弱。他的神經是太纖細了。在初期創造社他是受攻擊的一個主要對象。他很感覺著孤獨，有時甚至傷心。記得是一九二一年的夏天，我們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們同到四馬路的泰東書局去，順便問了一下在五月一號出版的《創造》季刊創刊號的銷路怎樣。書局經理很冷淡地答應我們：「二千本書只銷掉一千五。」我們那時共同生出了無限的傷感，立即由書局退出，在四馬路上接連飲了三家酒店，在最後一家，酒瓶擺滿了一個方桌。但也並沒有醉到泥爛的程度。在月光下邊，兩人手牽著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里。在那平滑如砥的靜安寺路上，時有兜風汽車飛馳而過。達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著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比成手槍的形式，大呼著，「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 當時在我，我是感覺著：「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 胡適攻擊達夫的一次，使達夫最感著沉痛。那是因為達夫指責了余家菊余家菊（1898—1976)，字淵，湖北黃陂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青年黨。曾任《醒獅》編輯。著有《國家主義概論》等的誤譯，胡適幫忙誤譯者對於我們放了一次冷箭。當時我們對於胡適倒並沒有什麼惡感。我們是「異軍蒼頭突起」，對於當時舊社會毫不妥協，而對於新起的不負責任的人們也不惜嚴厲的批評，我們萬沒有想到以「開路先鋒」自命的胡適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態度而向我們側擊。這事在胡適自己似乎也在後悔，他自認為輕易地樹下了一批敵人。作者原註：他後來曾經寫過一封信來，向我緩和，似道歉而又非道歉的。但經他這一激刺，倒也值得感謝，使達夫產生了一篇名貴一時的歷史小說，即以黃仲則為題材的《采石磯》黃仲則(1749—783)，字漢鏞，江蘇武進人。清代詩人。著有《兩當軒全集》。《采石磯》，郁達夫的歷史小說，發表於一九二三年《創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這篇東西的出現，使得那位輕敵的「開路先鋒」也確切地感覺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適在啟蒙時期有過些作用，我們並不否認。但因出名過早，而膺譽過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種過分的自負心，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實情。他在文獻的考證上下過一些工夫，但要說到文學創作上來，他始終是門外漢。然而他的門戶之見卻是很森嚴的，他對創造社從來不曾有過好感。對於達夫，他們後來雖然也成為了「朋友」，但在我們第三者看來，也不象有過什麼深切的友誼。 我在一九二○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後，感覺著自己的力薄，文學創作的時機並未成熟，便把達夫拉回來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醫學去了。醫學搞畢業是一九二三年春，回到上海和達夫、仿吾同住。仿吾是從湖南東下，達夫是從安慶的法政學校解了職回來。當時我們都是無業的人，集中在上海倒也熱烈地幹了一個時期。《創造》季刊之後，繼以《創造周報》、《創造日》，還出了些叢書，情形和兩年前大不相同了。但生活卻是窘到萬分。 一九二三年秋天北大的陳豹隱教授要往蘇聯，有兩小時的統計學打算請達夫去擔任，名份是講師。達夫困於生活也只得應允，便和我們分手到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後的交遊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多。然以達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幾年，卻始終是一位講師，足見得那些「朋友」對於他是怎樣的重視了。 達夫的為人坦率到可以驚人，他被人利用也滿不在乎，但事後不免也要發些牢騷。《創造周報》出了一年，當時銷路很好，因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識已開始轉換，不願繼續下去，達夫卻把這讓渡給別人作過一次橋樑，因而有所謂創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編的《現代評淪》出現。但用達夫自己的話來說，他不過是被人用來點綴的「小丑」而已。 達夫一生可以說是不得志的一個人，在北大沒有當到教授，後來(一九二四年初)同太平洋社的石瑛石瑛(約1879—1943)，湖北陽新人。曾先後赴歐學習海軍和採礦冶金，歸國後任教於北京大學。後任國民政府南京市市長和考試院銓敘部部長等職。到武大指當時的武昌大學。去曾經擔任過教授，但因別人的政治傾向不受歡迎而自己受了連累，不久又離開了武漢。這時候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來。上海有了「五卅」慘案發生，留在上海的創造社的小朋友們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刊來，達夫也寫過一些文章。逐漸又見到創造社的復活。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我接受了廣州大學文學院長的聘，又才邀約久在失業中的達夫和剛從法國回國的王獨清同往廣州。 達夫應該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讓他做外交官，我覺得很適當。但他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他的缺點是身體太弱，似乎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便有了肺結核，這使他不能勝任艱劇。還有一個或許也是缺點，是他自謙的心理發展到自我作賤的地步。愛喝酒，愛吸香菸，生活沒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偽裝頹唐，到後來志氣也就日見消磨，遇著什麼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終未能表現其活動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廣州之後只有三個月工夫，我便參加了北伐。那時達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院長職務便只好交給王獨清代理。假使達夫是在廣州的話，我毫無疑問是要交給他的。這以後我一直在前方，廣州的情形我不知道。達夫是怎樣早離開了廣州回到上海主持創造社，又怎樣和朋友們生出意見鬧到脫離創造社，詳細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在他宣告脫離創造社以後，我們事實上是斷絕了交往，他有時甚至罵過我是「官僚」。但我這個「官僚」沒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後來達夫對於我是恢復了他的諒解的。 一九二八年二月到日本去亡命，這之後一年光景，創造社被封鎖。亡命足足十年，達夫和我沒有通過消息。在這期間的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清楚的。我只知道他和王映霞王映霞，一九○八年生，浙江杭州人。郁達夫妻，一九四○年五月在新加坡與郁達夫離異。女士結了婚，創作似乎並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記得有一次在日本報上看見過一段消息，說暨南大學打算聘達夫任教授，而為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傑原註：這人是太平洋社的一位頭子，利用過達夫和創造社的招牌來辦《現代評論》的。所批駁，認為達夫的生活浪漫，不足為人師。我感受著異常的驚訝。 就在蘆溝橋事變前一年(一九三六年)的歲暮，達夫忽然到了日本東京，而且到我的寓所來訪問。我們又把當年的友情完全恢復了。他那時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負了什麼使命到東京的，我已經不記憶了。他那時也還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國去遊歷。就因為他來，我還叨陪著和東京的文人學士們周旋了幾天。 次年的五月，達夫有電報給我，說當局有意召我回國，但以後也沒有下文。七月蘆溝橋事變爆發了，我得到大使館方面的諒解和暗助，冒險回國。行前曾有電通知達夫，在七月十七日到上海的一天，達夫還從福建趕來，在碼頭上迎接著我。他那時對於當局的意態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沒有恢復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個人留在上海，達夫又回福建去了。 一九三八年，政治部在武漢成立，我又參加了工作。我推薦了達夫為設計委員，達夫挈眷來武漢。他這時是很積極的，曾經到過台兒莊和其它前線勞軍。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發生了家庭糾葛，我們也居中調解過。達夫始終是摯愛著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舉動起來便不免不顧前後，弄得王映霞十分難堪。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後來他們到過常德，又回到福州，再遠赴南洋，何以終至於乖離，詳細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達夫把他們的糾紛做了一些詩詞，發表在香港的某雜誌上。那一些詩詞有好些可以稱為絕唱，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仿佛是成為一種病態了。別人是「家醜不可外揚」，而他偏偏要外揚，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的想像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地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為什麼要暴露自己的愛人？這愛人假使是舊式的無知的女性，或許可無問題，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問題弄得來不可收拾了。 達夫到了南洋以後，他在星島編報，許多青年在文學上受著他的薰陶，都很感激他。南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星加坡淪陷，達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說他已經犧牲，有的人說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確實可靠的消息，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達夫的一位公子郁飛來訪問我，他把沈茲九沈茲九，一八九八年生，浙江德清人。胡愈之夫人。曾任《婦女生活》雜誌主筆、上海《申報》副刊《婦女園地》編輯。寫給他的回信給我看，並抄了一份給我，他允許我把它公布出來。凡是達夫的朋友，都是關心著達夫的生死的，一代的文藝戰士假使只落得一個慘澹的結局，誰也會感覺著悲憤的吧？ 郁飛小朋友： 信早收到。因為才逃難回來，所以什麼事情都得從頭理起，忙得很，到今天才復你，你等得很著急了吧。 你爸爸是在日本人投降後一個星期才失蹤的，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大約是凶多吉少了。關於你爸爸的事是這樣：在星加坡淪陷前五天，我們一同離開星加坡到了蘇門答臘附近小島上，後來又溜進了蘇門答臘。那時我們大家都改名換姓，化裝了生意人，誰也不知道我們的來歷。有一次你爸爸不小心，講了幾句日本話，就被日本憲兵來抓去，強迫他當翻譯。他沒有辦法，用「趙廉」這個假名在蘇島憲兵部工作了六個月。在這期間，他用盡方法掩護自己，同時幫忙華僑，所以他給當地華僑印象極好。他在逃難中間的生活很嚴肅。那時我們也在同一個地方，不過我們住的是鄉下。他常常偷偷地來看我們，告訴我們日本人的種種暴行，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後來，他買通了一個醫生，說有肺病不得不辭職，日本人才准了他。 一年半以後，星加坡來了一個漢奸，據告日本憲兵，說他在做國際間諜。當地華僑為這事被捕的很多，日本人想從華僑身上知道你爸爸是否真有間諜行為，結果誰也說沒有；所以仍能平安無事。在這事發生以前，我們因為邵宗漢先生和王任叔伯伯在棉蘭，要我們去，我們就去棉蘭了。他和汪金丁先生和其他的朋友在鄉間開了一間酒店，生意很好，就此維持生活。 直到日本人投降後，他想從此可以重見天日了，誰知一天夜裡，有一個人來要求他幫忙一件事情，他就隨便躡了一雙木屐從家裡走出，就此一去不返。至於求誘他出去的人那是誰，現在還不清楚，大約總是日本人。我們為了這事從棉蘭趕回蘇，多方面打聽，毫無結果。以後我們到了星加坡，又報告了英軍當局，他們只說叫當地日本人去查(到現在，那裡還是日軍維持秩序)，那會有呢？ 問題是在此：日本降後，照例兵士都得回國，而憲兵是戰犯，要在當地聽人民控告的。人民控告時，要有人證物證，你爸爸是最好的人證，所以他們要害死他了。而他當時沒有想到這一層；沒有早早離開，反而想在當地做一番事業。 你不要哭，在這幾年當中，你爸爸很勇敢，很堅決，這在你也很有榮譽的。況且人總有一死的呀，希望你努力用功！再會。 你的大朋友沈茲九 看到這個「凶多吉少」的消息，達夫無疑是不在人世了。這也是生為中國人的一種悽慘，假使是在別的國家，不要說象達夫這樣在文學史上不能磨滅的人物，就是普通一個公民，國家都要發動她的威力來清查一個水落石出的。我現在只好一個人在這兒作些安慰自己的狂想。假使達夫確實是遭受了蘇門答臘的日本憲兵的屠殺，單只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來上絞刑台！英國的加萊爾加萊爾(T·Carlyle，1795—1881)，通譯卡萊爾，英國作家、哲學家。著有《憲章運動》、《英雄與英雄崇拜》等。說過「英國寧肯失掉印度，不願失掉莎士比亞」；我們今天失掉了郁達夫，我們應該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頭子償命！…… 實在的，在這幾年中日本人所給予我們的損失，實在是太大了。但就我們所知道的範圍內，在我們的朋輩中，怕應該以達夫的犧牲為最慘酷的吧。達夫的母親，在往年富春失守時，她不肯逃亡，便在故鄉餓死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陷富陽的日軍強迫郁達夫的母親陸氏馱運貨物，郁母於夜間躲入住宅夾壁中，同月三十一日終因凍餓致死。達夫的胞兄郁華(曼陀)先生，名畫家郁風的父親，在上海為偽組織所暗殺。夫人王映霞離了婚，已經和別的先生結合。兒子呢？聽說小的兩個在家鄉，大的一個郁飛是靠著父執的資助，前幾天飛往上海去了。自己呢？準定是遭了毒手。這真真是不折不扣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達夫的遭遇為什麼竟要有這樣的酷烈！ 我要哭，但我沒有眼淚。我要控訴，向著誰呢？遍地都是聖賢豪傑，誰能了解這樣不惜自我卑賤以身飼虎的人呢？不願再多說話了。達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見這愈來愈神聖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 1946年月3月6日 魯迅與王國維 在近代學人中我最欽佩的是魯迅與王國維。但我很抱歉，在兩位先生生前我都不曾見過面，在他們的死後，我才認識了他們的卓越貢獻。毫無疑問，我是一位後知後覺的人。 我第一次接觸魯迅先生的著作是在一九二○年《時事新報·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上。文藝欄裡面收了四篇東西，第一篇是周作人譯的日本小說，作者和作品的題目都不記得了。第二篇是魯迅的《頭髮的故事》。第三篇是我的《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那時候雁冰先生還沒有用茅盾的筆名)譯的愛爾蘭作家的獨幕劇。《頭髮的故事》給予我的銘感很深。那時候我是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的醫科二年生，我還不知道魯迅是誰，我只是為作品抱了不平。為什麼好的創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說的譯文的次位去了？那時候編《學燈》欄的是李石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上海《文藝復興》第二卷第三期 李石岑(1892—1934)，又名邦藩，湖南醴陵人。「五四」前後歷任《民鐸》雜誌、《時事新報·學燈》、《教育雜誌》主編。後又任上海中國公學、廣州暨南大學教授。著有《美學之原理》。我為此曾寫信給他，說創作是處女，應該尊重，翻譯是媒婆，應該客氣一點。這信在他所主編的《民鐸雜誌》月刊。一九一六年六月創刊於東京，一九三一年一月終刊。發表了。我卻沒有料到，這幾句話反而惹起了魯迅先生和其他朋友們的不愉快，屢次被引用來作為我乃至創造社同人們藐視翻譯的罪狀。其實我寫那封信的時候，創造社根本還沒有成形的。 有好些文壇上的糾紛，大體上就是由這些小小的誤會引起來了。但我自己也委實傲慢，我對於魯迅的作品一向很少閱讀。記得《吶喊》初出版時，我只讀了三分之一的光景便擱置了。一直到魯迅死後，那時我還在日本亡命，才由友人的幫助，把所能搜集到的單行本，搜集了來飽讀了一遍。象《中國小說史略》一書，我只讀過增田涉的日譯本，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讀過原文。自己實在有點後悔，不該增上傲慢，和這樣一位值得請教的大師，在生前竟失掉了見面的機會。 事實上我們是有過一次可以見面的機會的。那是在大革命失敗後的一九二七年年底，魯迅已經辭卸廣州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回到了上海，我也從汕頭、香港逃回到上海來了。在這時，經由鄭伯奇、蔣光慈諸兄的中介曾經醞釀過一次切實的合作。我們打算恢復《創造周報》，適應著當時的革命剉折期，想以青年為對象，培植並維繫著青年們的革命信仰。我們邀請魯迅合作，竟獲得了同意，並曾經在報上登出過《周報》復刊的廣告。魯迅先生列第一名，我以麥克昂的假名列在第二，其次是仿吾、光慈、伯奇諸人。那時本來可以和魯迅見面的，但因為我是失掉了自由的人，怕惹出意外的牽累，不免有些躊躕。而正在我這躊躕的時候，後期創造社的幾位朋友回國了，他們以新進氣銳的姿態加入陣線，首先便不同意我那種「退攖」的辦法，認為《創造周報》的使命已經過去了，沒有恢復的必要，要重新另起爐灶。結果我退讓了。接著又生了一場大病，幾乎死掉。病後我亡命到日本，創造社的事情以後我就沒有積極過問了。和魯迅的合作，就這樣不僅半途而廢，而且不幸的是更引起了猛烈的論戰，幾乎弄得來不可收拾。這些往事，我今天來重提，只是表明我自己的遺憾。我與魯迅的見面，真真可以說是失諸交臂。 關於王國維的著作，我在一九二一年的夏天，讀過他的《宋元戲曲史》。那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種小本子。我那時住在泰東書局的編輯所裡面，為了換取食宿費，答應了書局的要求，著手編印《西廂》。就因為有這樣的必要，我參考過《宋元戲曲史》。讀後，認為是有價值的一部好書。但我也並沒有更進一步去追求王國維的其它著作，甚至王國維究竟是什麼人，我也沒有十分過問。那時候王國維在擔任哈同哈同(S．A．Hardoon，1847—1931)，英國籍猶太人。一八七四年來華後，在上海開辦哈同銀行，曾投資出版《藝術叢編》，創辦倉聖明智大學。辦的倉聖明智大學的教授，大約他就住在哈同花園裡面的吧。而我自己在哈同路的民厚南里也住過一些時間，可以說居處近在咫尺。但這些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假使當年我知道了王國維在擔任那個大學的教授，說不定我從心裡便把他鄙棄了。我住在民厚南里的時候，哈同花園的本身在我便是一個憎恨。連那什麼「倉聖明智」等字樣只覺得是可以令人作嘔的狗糞上的黴菌。 真正認識了王國維，也是在我亡命日本的時候。那是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我已經開始作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和甲骨文、金文發生了接觸。就在這時候，我在東京的一個私人圖書館東洋文庫裡面，才讀到了《觀堂集林》，王國維自己編訂的第一個全集(《王國維全集》一共有三種)。他在史學上的劃時代的成就使我震驚了。然而這已經是王國維去世後一年多的事。 這兩位大師，魯迅和王國維，在生前都有可能見面的機會，而我沒有見到，而在死後卻同樣以他們的遺著吸引了我的幾乎全部的注意。就因為這樣，我每每總要把他們兩位的名字和業績聯想起來。我時常這樣作想：假使能夠有人細心地把這兩位大師作比較研究，考核他們的精神發展的路徑，和成就上的異同，那應該不會是無益的工作。可惜我對於兩位的生前都不曾接近，著作以外的生活態度，思想歷程，及一切的客觀環境，我都缺乏直接的親炙。因此我對於這項工作雖然感覺興趣，而要讓我來作，卻自認為甚不適當。六年前，在魯迅逝世第四周年紀念會上，我在重慶曾經作過一次講演，簡單地把兩位先生作過一番比較。我的意思是想引起更適當的人來從事研究，但六年以來，影響卻依然是沉寂的。有一次許壽裳先生問過我，我那一次的講演，究竟有沒有底稿。可見許先生對於這事很注意。底稿我是沒有的，我倒感覺著：假使讓許先生來寫這樣的題目，那必然是更適當了。許先生是魯迅的至友，關於魯迅的一切知道得很詳，而同王國維想來也必定相識，他們在北京城的學術雰圍氣里同處了五年，以許先生的學力和衡鑑必然更能夠對王國維作正確的批判。但我不知道許先生自己有沒有這樣的興趣。 首先我所感覺著的，是王國維和魯迅相同的地方太多。王國維生於一八七七年，長魯迅五歲，死於一九二七年，比魯迅早死九年，他們可以說是正整同時代的人。王國維生於浙江海寧，魯迅生於浙江紹興，自然要算是同鄉。他們兩人幼年時家況都很不好。王國維經過上海的東文學社羅振玉、蔣伯斧等於一八九七年左右發起組織的學術團體，主要研究日本文化。以一九○一年赴日本留學，進過東京的物理學校。魯迅則經過南京的水師學堂，路礦學堂，以一九○二年赴日本留學，進過東京的弘文學院，兩年後又進過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王國維研究物理學只有一年，沒有繼續，而魯迅研究醫學也只有一年。兩位都是受過相當嚴格的科學訓練的。兩位都喜歡文藝和哲學，而尤其有趣的是都曾醉心過尼采。這理由是容易說明的，因為在本世紀初期，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學，在日本學術界是磅礴著的。兩位回國後都曾從事於教育工作。王國維以一九○三年曾任南通師範學堂教習，講授心理、倫理、哲學，一九○四年轉任蘇州師範學堂教習，除心理、倫理、哲學之外，更曾擔任過社會學的講座。魯迅則以一九○九年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生理和化學的教員，第二年曾經短期擔任過紹興中學的教員兼監學，又第二年即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擔任了紹興師範學校的校長。就這樣在同樣擔任過師範教育之後，更有趣的是，復同樣進了教育部，參加了教育行政工作。王國維是以一九○六年在當時的學部(即後來的教育部)總務司行走，其後改充京師圖書館的編譯，旋復充任名詞館的協調。都是屬於學部的，任職至辛亥革命而止。魯迅則以一九一二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的部員，初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後遷北京，又改為僉事，任職直至一九二六年。而到晚年來，又同樣從事大學教育，王國維擔任過北京大學的通信導師，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魯迅則擔任過北大、北京師大、北京女子師大、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的講師或教授。 兩位的履歷，就這樣，相似到實在可以令人驚異的地步。而兩位的思想歷程和治學的方法及態度，也差不多有同樣令人驚異的相似。他們兩位都處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對於舊學都在幼年已經儲備了相當的積蓄，而又同受了相當嚴格的科學訓練。他們想要成為物理學家或醫學家的志望雖然沒有達到，但他們用科學的方法來回治舊學或創作，卻同樣獲得了輝煌的成就。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毫無疑問，是中國文藝史研究上的雙璧。不僅是拓荒的工作，前無古人，而且是權威的成就，一直領導著百萬的後學。王國維的力量後來多多用在史學研究方面去了，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漢晉竹簡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劃時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驚人的成績。魯迅對於先秦古物雖然不大致力，而對於秦以後的金石銘刻，尤其北朝的造象與隋唐的墓誌等，聽說都有豐富的搜羅，但可惜關於這方面的成績，我們在《全集》中不能夠見到。大抵兩位在研究國故上，除運用科學方法之外，都同樣承繼了清代乾嘉學派的遺烈。他們愛搜羅古物，輯錄逸書，校訂典集，嚴格地遵守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魯迅的力量則多多用在文藝創作方面，在這方面的偉大的成就差不多掩蓋了他的學術研究方面的業績，一般人所了解的魯迅大抵是這一方面。就和王國維是新史學的開山一樣，魯迅是新文藝的開山。但王國維初年也同樣是對於文學感覺興趣的人。他曾經介紹過歌德的《浮士德》，根據叔本華叔本華(A·Sehopenhauer，1788—1860)，德國哲學家。著有《世界即意志和表象》。的美學思想寫過《紅樓夢評論》，盡力讚美元曲，而在詞曲的意境中提倡「不隔」的理論(「不隔」是直觀自然，不假修飾)。自己對於詩詞的寫作，尤其詞，很有自信，而且曾經有過這樣的志願，想寫戲曲。據這些看來，三十歲以前，王國維分明是一位文學家。假如這個志趣不中斷，照著他的理論和素養發展下去，他在文學上的建樹必然更有可觀，而且說不定也能打破舊有的窠臼，而成為新時代的一位前驅者的。 兩位都富於理性，養成了科學的頭腦，這很容易得到公認。但他們的生活也並不偏枯，他們是厚於感情，而特別是篤於友誼的。和王國維「相識將近三十年」的殷南先生所寫的《我所知道的王靜安先生》裡面有這樣的一節話：「他平生的交遊很少，而且沉默寡言，見了不甚相熟的朋友是不願意多說話的，所以有許多的人都以為他是個孤僻冷酷的人。但是其實不然，他對於熟人很愛談天，不但是談學問，尤其愛談國內外的時事。他對於質疑問難的人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偶爾遇到辯難的時候，他也不堅持他的主觀的見解，有時也可以拋棄他的主張。真不失真正學者的態度。」(見述學社《國學月報·王靜安先生專號》國學月報，一九二四年五月由述學社創刊於北京，一九二九年一月終刊。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這樣的態度，據我從魯迅的親近者所得來的認識，似乎和魯迅的態度也很類似。據說魯迅對於不甚相熟的朋友也不願意多說話，因此有好些人也似乎以為魯迅是一位孤僻冷酷的人。但他對於熟人或質疑問難的人，卻一樣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兩位都獲得了許多青年的愛戴，即此也可以證明，他們的性格是博愛容眾的。 但在這相同的種種跡象之外，卻有不能混淆的斷然不同的大節所在之處。那便是魯迅隨著時代的進展而進展，並且領導了時代的前進；而王國維卻中止在了一個階段上，竟成為了時代的犧牲。王國維很不幸地早生了幾年，做了幾年清朝的官；到了一九二三年更不幸地受了廢帝溥儀的徵召，任清宮南書房行走，食五品俸。這樣的一個菲薄的蜘蛛網，卻把他緊緊套著了。在一九二七年的夏間，國民革命軍在河南打敗了張作霖，一部分人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而他卻在六月二日(農曆五月三日)跳進頤和園的湖水裡面淹死了。在表面上看來，他的一生好象很眷念著舊朝，入了民國之後雖然已經十六年，而他始終不曾剪去髮辮，儼然以清室遺臣自居。這是和魯迅迥然不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他是很有科學頭腦的人，做學問是實事求是，絲毫不為成見所囿，並且異常膽大，能發前人所未能發，言腐儒所不敢言，而獨於在這生活實踐上卻呈出了極大的矛盾。清朝的遺老們在王國維死了之後，曾諡之為忠愨公，這諡號與其說在尊敬他，無寧是在罵他。忠而愨，不是罵他是愚忠嗎？真正受了清朝的深恩厚澤的大遺老們，在清朝滅亡時不曾有人死節，就連身居太師太傅之職的徐世昌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天津人，清末曾任東三省總督、內閣協理大臣等職。一九一八年任北洋軍閥政府總統。後來不是都做過民國的總統嗎？而一個小小的亡國後的五品官，到了民國十六年卻還要「殉節」，不真是愚而不可救嗎？遺老們在下意識中實在流露了對於他的嘲憫。不過問題有點蹊蹺，知道底里的人能夠為王國維辯白。據說他並不是忠於前朝，而是別有死因的。他臨死前寫好了的遺書，重要的幾句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沒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遜帝來。這樣要說他是「殉節」，實在是有點說不過去。況且當時時局即使危迫，而遜帝溥儀還安然無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應該等溥儀有了三長兩短之後，再來死難不遲。他為什麼要那樣著急？所以他的自殺，我倒也同意不能把它作為「殉節」看待。據說他的死，實際上是受了羅振玉的逼迫。詳細的情形雖然不十分知道，大體的經過是這樣的。羅在天津開書店，王氏之子參預其事，大折其本。羅竟大不滿於王，王之媳乃羅之女，竟因而大歸。這很傷了王國維的情誼，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殺的路。前舉殷南先生的文字裡面也有這樣的話；「偏偏去年秋天，既有長子之喪，又遭摯友之絕，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殺。」所謂「摯友之絕」，所指的應該就是這件事。偽君子羅振玉，後來出仕偽滿，可以說已經淪為了真小人，我們今天絲毫也沒有替他隱諱的必要了。我很希望深知王國維的身世的人，把這一段隱事更詳細地表露出來，替王國維洗冤，並彰明羅振玉的罪惡。 但我在這兒，主要的目的是想提說一項重要的關係，就是朋友或者師友。這項關係在古時也很知道重視，把它作為五倫之一，而在今天看來，它的重要性更是有增無已了。這也就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關係，在一個人的成就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數。王國維和魯迅的主要不同處，差不多就判別在他們所有的這個朋友關係上面。王國維之所以劃然止步，甚至遭到犧牲，主要的也就是朋友害了他。而魯迅之所以始終前進，一直在時代的前頭，未始也不是得到了朋友的幫助。且讓我更就兩位的這一項關係來敘述一下吧。 羅振玉對於王國維的一生是關係最密切的一個人，王國維受了他不少的幫助是事實，然而也受了他不少的束縛更是難移的鐵案。王國維少年時代是很貧寒的。二十二歲時到上海入東文學社的時候，是半工半讀的性質，在那個時候為羅振玉所賞識，便一直受到了他的幫助。後來他們兩個人差不多始終沒有分離過。羅振玉辦《農學報》，辦《教育世界》，都靠著王國維幫忙，王國維進學部做官也是出於羅的引薦。辛亥革命以後，羅到日本亡命，王也跟著他。羅是一位蒐藏家，所藏的古器物、拓本、書籍，甚為豐富。在亡命生活中，讓王得到了靜心研究的機會，於是便規範了三十以後的學術的成就。王對於羅似乎始終是感恩懷德的。他為了要報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獻了給羅，而使羅坐享盛名。例如《殷虛書契考釋》一書，實際上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卻是羅振玉的名字。這本是學界周知的秘密。單只這一事也足證羅之卑劣無恥，而王是怎樣的克己無私，報人以德了。同樣的事情尚有《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和《重輯倉頡篇》等書，都本是王所編次的，而書上卻署的是姬覺彌的名字。這也和魯迅輯成的《會稽郡故書雜集》，而用乃弟周作人名字印行的相仿佛。就因為這樣的關係，王更得與一批遺老或准遺老沈曾植、柯紹忞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官居刑部主事。著有《寐叟題跋》、《寐叟乙卯稿》等。柯紹忞(1850—1933)，原名邵忞，字鳳蓀，山東膠縣人。曾任清廷翰林院編修等職。著有《新元史》、《文獻通考注》等。之倫相識，更因緣而被徵召入清宮，一層層封建的網便把王封鎖著了。厚於情誼的王國維不能自拔，便逐漸逐漸地被強迫成為了一位「遺臣」。我想他自己不一定是心甘情願的。羅振玉是一位極端的偽君子，他以假古董騙日本人的錢，日本人類能言之。他的自充遺老，其實也是一片虛偽，聊藉此以沽譽釣名而已。玉國維的一生受了這樣一位偽君子的束縛，實在是莫大的遺憾。假使王國維初年所遇到的不是這樣一位落伍的虛偽者，又或者這位虛偽者比王國維早死若干年，王的晚年或許不會落到那樣悲劇的結局吧。王的自殺，無疑是學術界的一個損失。 魯迅的朋友關係便幸運得多。魯迅在留學日本的期中便師事過章太炎。章太炎的晚年雖然不一定為魯迅所悅服，但早年的革命精神和治學態度，無疑是給了魯迅以深厚的影響的。在章太炎之外，影響到魯迅生活頗深的人應該推數蔡元培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教育家，光復會、同盟會會員。民國初年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對京大學校長等職。「九一八」後與宋慶齡等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著有《蔡元培選集》吧？這位有名的自由主義者，對於中國的文化教育界的貢獻相當大，而他對於魯迅始終是刮目相看的。魯迅的進教育部乃至進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於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魯迅的病歿，蔡元培是盡了沒世不渝的友誼的。蔡、魯之間的關係，在我看來差不多有點象羅、王之間的關係。或許不正確吧？然而他們相互間的影響卻恰恰相反。魯迅此外的朋友，年輩相同的如許壽裳、錢玄同錢玄同(1887—1939)，名夏，字德潛，浙江吳興人。語言文字學家。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著有《文字學音篇》《古音無邪無紐證》等。年輕一些的如瞿秋白、茅盾，以及成為了終生伴侶的許廣平，這些先生們在接受了魯迅的影響之一面，應該對於魯迅也發生了回報的影響。就連有一個時期曾經和魯迅筆戰過的後期創造社的幾位朋友，魯迅也明明說過是被他們逼著閱讀了好些關於唯物辯證法的文藝理論的書籍的。我這樣說，但請讀者不要誤會，以為我有意抹殺魯迅的主觀上的努力。我絲毫也沒有那樣的意思。我認為朋友的關係是相互的，這是一種社會關係，同時也就是一種階級關係，我們固然誰也不能夠脫離這種關係的影響，然而單靠這種關係，也不一定會收穫到如願的成就。例如豈明老人即周作人。的環境和社會關係應該和魯迅的是大同小異的吧，然而成就卻相反。這也就足以證明主觀努力是斷然不能抹殺的了。 准上所述，王國維和魯迅的精神發展過程，確實是有很多地方相同，然而在很關重要的地方也確實是有很大的相異。在大體上兩位在幼年乃至少年時代都受過些封建社會的影響。他們從這裡蛻變了出來，不可忽視地，兩位都曾經經歷過一段浪漫主義的時期。王國維喜歡德國浪漫派的哲學和文藝，魯迅也喜歡尼采，尼采根本就是一位浪漫派。魯迅的早年譯著都濃厚地帶著浪漫派的風味。這層我們不要忽略。經過了這個階段之後，兩位都走了寫實主義的道路，雖然發展的方向各有不同，一位偏重於學術研究，一位偏重於文藝創作，然而方法和態度確是相同的。到這兒，兩位所經歷的是同樣的過程，但從這兒以往便生出了懸隔。王國維停頓在舊寫實主義的階段上，受著重重束縛不能自拔，最後只好以死來解決自己的苦悶，事實上是成了苦悶的俘虜。魯迅則從此駸駸日進了。他從舊寫實主義突進到新現實主義的階段，解脫了一切舊時代的桎梏，而認定了為人民大眾服務的神聖任務。他掃蕩了敵人，也掃蕩了苦悶。雖然他是為肺結核的亢進而終止了戰鬥，事實上他是克服了死而大踏步地前進了。 就這樣，對於王國維的死我們至今感覺著惋惜，而對於魯迅的死我們卻始終感覺著莊嚴。王國維好象還是一個偉大的未成品，而魯迅則是一個偉大的完成。 我要再說一遍，兩位都是我所欽佩的，他們的影響都會永垂不朽。在這兒我倒可以負責推薦，並補充一項兩位完全相同的地方，那便是他們都有很好的《全集》傳世。《王國維遺書全集》(商務版，其中包括《觀堂集林》)和《魯迅全集》這兩部書，倒真是「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一對現代文化上的金字塔啊！ 但我有點惶恐，我目前寫著這篇小論時，兩個《全集》都不在我的手邊，而我僅憑著一本《國學月報》的《王靜安先生專號》和許廣平先生借給我的一份《魯迅先生年譜》的校樣，因此我只能寫出這麼一點白描式的輪廓，我是應該向讀者告罪的。 再還有一點餘波也讓它在這兒搖曳一下吧。我聽說兩位都喜歡吸香菸，而且都是連珠炮式的吸法。兩位也都患著肺結核，然而他們的精神卻沒有被這種痼疾所征服。特別是這後一項，對於不幸而患了同樣病症的朋友，或許不失為一種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勵吧。 1946年9月14日 讓李公朴永遠抱著一個孩子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20卷《天地玄黃》，最初發表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群眾》周刊第十一卷第十二期。 李公朴(1900—1946)，江蘇揚州人。一九四五年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我並不是偶像崇拜者，但我今天要把李公朴塑成一尊民主的偶像。他為民主運動而流盡了他最後一珠血。他的精神和民主運動有機地生合了起來，只要人民還存在著的一天，永遠會發生著鼓勵的作用的。 因而我要向我們中國的雕刻家或畫家們建議：假使有人要替李公朴造像，希望不要單造一個李公朴，一定要象聖母像那樣，抱一個孩子在懷裡，而且要臉貼臉地呈現著十分和親的神氣。 我和李公朴雖然相識得很久，知道他很有才幹，是一位直爽的人，但並沒有達到心悅誠服的地步。較場口事件以來，他和我更親密了，每肯到我天官府的寓里來，來時總愛抱著我的小孩子中的任何一個和他親臉。 公朴說：他頂歡喜小孩子。 在這兒我把公朴的本質認清楚了。有人如要問民主精神應該怎樣形象化？我可毫不躊躕，這樣地告訴他：象公朴抱著小孩子的那種和親的態度就是真正的民主精神。 讓公朴懷裡永遠抱著一個孩子吧！他是為中國今後世世代代的孩子們流盡了最後一珠血，也讓中國今後世世代代的孩子們因他的獻身而無災無難地成長。 只有法西斯蒂才會相信，李公朴是死了，被他們用美國特種手槍打死了。讓他們去向洋記爺爺報功吧，多謝洋記爺爺大老闆給了他們美械師，更給了他們美械特務。 我曾經幻想過，讓那些抱槍的人也轉過心向來抱抱孩子。今天我可知道那完全是妄想了。相信武器萬能的人只好讓他相信到象墨索里尼一樣的最後一刻。 我也曾經幻想過：帝國主義者經過了第二次大戰的慘痛，似乎可以變質了，世界似乎可以不流血地走向大同，今天我可遭逢著了血的嘲笑。希特勒畢竟還是活著，他還要活到第二個「柏林」完全被毀滅的一天。 1946年7月15日 從詩人節說到屈原是否是弄臣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20卷《天地玄黃》，最初發表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重慶《新華日報》。 一九四一年在重慶的一大部分做詩的人不期然地把舊曆端午節定為「詩人節」，立地便得到普遍的響應。但只公開地紀念了一年，以後便只好由少數人靜悄悄來舉行紀念了。原因是文運大員指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張道藩等人於一九四○年十一月拼湊的文化工作運動委員會的人員。不高興這個舉動，據說是，節日很多，為什麼要把端午定成詩人節？詩人很多，為什麼要紀念屈原？在這前後關於屈原也就展開了政治上的鬥爭。有的人說，屈原那樣的人根本值不得紀念的，恃才揚己，誹謗當道，而終於獨善其身，消極自殺，這樣狂誕偏激的人，在我們目前的中國根本不需要。當然在今天還要來紀念屈原的人，也就是狂誕偏激之徒，有意恃才揚已，有意誹謗當道，而最好是跟著屈原消極自殺，也就樂得乾淨的了。太不安分了，公然要紀念屈原！ 我自己就是這不安分的一個人，而且也就是被人們最希望我趕快自殺的一個。然而我的不安分卻真是到了家，對於屈原的一切我都喜歡，而獨於不喜歡他的自殺，因此要想我跳進揚子江或黃浦灘，那恐怕就只好等待「自行失足落水」了。 真的，除掉自殺這一點之外，我對於屈原的一切，可以說都是喜歡的。首先我喜歡他是尊重人民的人，例如他說：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乎哀心。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第一、二句見屈原《離騷》第三句見《哀郢》，第四句見《九章·抽思》。 為多災多難的人民而痛哭流涕，而天恨人，而克制自已，不作逃避現實的隱遁，試問不是真正尊重人民、愛護人民，而且這尊重愛護之念既深且切的人，誰個能夠這樣？屈原無疑是一位政治性很濃重的詩人，而他的政治觀點就是替人民除去災難，對內是摒棄壓迫人民的吸血佞幸，對外是反抗侵略成性的強權國家，要依人民的意見來處理國政，團結善鄰，對於強權拒絕屈膝。這無論怎麼說應該是相正確的主張，然而卻為當時的當道所不容，而採取了相反的道路以致「民離散而相失」語見屈原《哀郢》。就在屈原在世的當時几几乎到了國族淪亡的慘痛。他是愛國愛民的人，你叫他怎麼能不誹謗，能不怨望？愛得深便恨得切，他的誹謗和怨望，要使千載的大員們都感覺著震恐，這是理所當然，而在今天一些不安分的人要崇拜他，唉，那也就是勢所必然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的詩形式。那完全採取的是民歌民謠的體裁，而把它擴大了，更加組織化了。他所創造的「騷體」以「兮」字的反覆出現為其特徵，這本來是古代民歌民謠的唱誦口調。在今天讀音變了，雖然顯得文謅謅，甚至文人的別名也就叫作「騷人」，但假如懂得古音去讀，那秘密便立地解釋了。「兮」字古音是讀如「啊」，這是清代音韻學者孔廣森的一個發明。曉得了這個發音，你去讀《楚辭》以及凡有「兮」字的古歌謠，便可以知道那完全是和言語近親的音調。跟著你也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啟發，便是在《詩經》中屬於廟堂文學的《大雅》、《小雅》、《周頌》、《魯頌》、《商頌》等何以不用「兮」字(用者極少)，而屬於民間文學的《國風》，何以多用「兮」字了。跟著你更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啟發，便是用「兮」字的民間歌謠是無分南北的，以前的人認《楚辭》為南方文體，不同於北方的「雅」、「頌」，從地域上來解釋二者的差異，那完全是錯誤的見解。《楚辭》與「雅」，「頌」的不同是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的不同。《楚辭》式的平民文學在北方也有，「雅」、「頌」式的貴族文學在南方也有。前者有《國風》及其它古歌謠可證，後者有徐、楚、吳、越的有韻的鐘鼎銘文可證。 從這兩方面來考察，我們便可以看出屈原的偉大，他的詩意識是人民意識，他的詩形式是民間形式，他是徹內徹外的一個人民詩人。他要享受兩千多年來的民族崇敬，那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今天的詩人們正是意識著要遵守這樣的道路。屈原在詩人們的心中便形成了莊嚴的形象，而把相傳是他的死日的端午節，由人民的節日更規劃為詩人節，而加以雙重的紀念，那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無可否認，屈原是成為了一個偶像。他是人民意識的形象化，人民文藝的形象化。這樣的偶像，不僅不應該打倒，而且也沒有方法打倒的。屈原在生前雖然受著迫害而終至於自殺，但他死後兩千多年，人民一直都沒有忘記他。願與人民為敵的人，覺得這個偶像是眼中釘，要想用政治的力量來加以再毀滅，那只是徒勞的幻想。詩人節在今年，又全國規模地復活了，這對於那些文運大員們的反抗，不是的首朗誦詩式的宏亮一回答嗎？ 但也有一種與政治的逆流無直接關係的偶像破壞的主張，那便是「屈原是文學弄臣」的嶄新學說的出現。這學說在三年前在成都紀念詩人節的時候，由孫次舟教授在紀念會的演說上公開發表了。孫先生是一位學者，他是以一位史學家的立場來發表他的新說，也和十幾年前胡適發表他的屈原是虛構人物說一九二一年六月，胡適在一次讀書會的講演中提出屈是否真有其人的懷疑。後整理成《讀》一文，收入一九二四年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二集一卷。一樣，在孫先生本人可能沒有什麼政治的意義。不幸孫先生的新說，恰好發表在政治逆流激盪的時候，仿佛就和大員們在相呼應的一樣，要摧毀這個人民意識的形象，人民文藝的形象，因而便遭受到劇烈的反擊。這可以說是孫先生的不幸。今天讓我們平心靜氣的來檢討孫先生新說的根據吧。 原文不在手邊，恕我不能作詳細的徵引，大體上的論證是這樣的。在古希臘、羅馬凡是從事於文藝工作的多是奴隸，中國古時也有這種傾向，所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故如漢代的司馬相如、東方曼倩之流是文學弄臣，而在秦前如淳于髡是齊之贅婿，宋玉是楚之小臣，和倡優之為弄臣，實在是並無差別。屈原是文學之士，已然逃不脫這樣的命運，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離騷》，把君臣的關係比成男女的關係，而敘述自己的身份時如婦人女子。例如：「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大有搔首弄姿之態。這就足證屈原不僅是一位文學奴隸，而且是楚懷王的一位男妾了。這樣的一番偶像破壞實在是相當徹底。假如純粹出諸感情來加以反譏，實在是不能使孫先生心服，而且也不能解決問題。因此繼孫先生之後也就有聞一多的《屈原問題》出現(《中原》雜誌二卷二期)，聞先生承認孫先生的說法，但加了一個轉語，便是屈原誠然是文學弄臣，但他能夠革命，所以愈見值得崇敬。這問題似乎也就可以相安無事了。的確，那樣崇高的一位革命文學家，他的身份本來是一位弄臣，比起本來是一位貴族的來，似乎更值得尊敬了。不過我嫌這個說法，論證依然不夠。 在奴隸社會裡面搞文藝的多是奴隸，而不必都是奴隸。屈原是楚國的貴族三閭大夫，畢竟和淳于髡、宋玉等不同。問題應該在「蛾眉」與「善淫」這樣的字面了。《詩經·衛風》里有「螓首蛾眉」是形容衛莊姜的容貌的，後世辭人便把這樣的字面作為了形容女性的專詞，但在古時這樣的字面還沒有這樣特殊化的時候，應該可以有更廣泛的使用的。女子的眉毛秀麗，就跟蛾子的那樣，自然可以稱為「蛾眉」；男子的眉毛秀麗，也就跟蛾子的那樣，難道就不可以稱為「蛾眉」嗎？古人質實，自己美就說自己美，美得怎樣就說美得怎樣，我們不能因為屈原自述「蛾眉」，便斷定他自比女子。善淫的謠諑倒應該和宮廷的女性有關的，特別是那位寵姬鄭袖，我倒感覺著她對於屈原這位美男子起過野心，唯因野心不遂；後來才加以反噬。《卜居》《楚辭》篇名。東漢王逸注為屈原所作，近世研究者多有懷疑。裡面不是透露了這個消息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這位「婦人」，不應該是泛無所指。因此我感覺著屈原是文學弄臣，甚至是龍陽之說，證據不夠。並不是想在這兒替屈原爭身份，只想求其真實。假使真是一位文學弄臣而能懷抱著那樣強烈的人民意識，這比本來是貴族的還要難於說明，因為那樣的見解是過於以意識決定存在了。 1946年5月24日 痛失人師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20卷《天地玄黃》，最初收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版《天地玄黃》 自從我認識陶行知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濬，安徽歙縣人。教育家。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後從事教育事業，創辦生活教育社等。著有《中國教育改造》，《行知詩歌集》等。以來，我心裡隱隱懷著一個疑團。我總覺得陶先生的臉色不大正常，是一種不很健康的表征。但我不曾聽見他說過有什麼病。到他昨天因腦溢血而突然去世，我才知道他有血壓過高的宿症，我的八九年來的疑團也就冰釋了。 知道了他有這樣的病，更增加了我對於他的敬仰。他向來沒有把這樣的苦痛告訴過人，而且根本沒有把這種苦痛放在眼裡，他一直是忍受著這種苦痛，以獻身的精神從事著他的事業的。血壓高的人，容易興奮或衝動，但他卻絲毫沒有那樣的傾向。他處事接物，誠懇和易，十分耐煩；說話做文也蘊藉幽默，沒有什麼火氣。這些可以證明，他的修養工夫確實是做到了忘我的地步。 我和他最後一次的見面是二十三日的晚上，他和好些朋友在我寓里談了很久的話。八點鐘，我們又同赴一位朋友的邀宴，在十點鐘左右我們便分手了。他那時絲毫也沒有呈現出什麼異狀。在分手時，我還半開玩笑地請他保重身體，「你是黑榜狀元，應該留意呢」，我這樣對他說。「不是狀元是探花，是黑榜探花。你也準定榜上有名的」，他也半開玩笑地這樣回答了。我現在想起來，這「黑榜探花」倒成了事實了，他恰巧是李公朴、聞一多遇刺以來為民主而死的第三名。遲李公朴十五天，遲聞一多十一天，而都同在這七月裡面。真真是多事的七月，可詛咒的七月！ 古人說：「經師易遇，人師難逢。」這話在今天尤其感覺真切。有學問知識的人比較容易找，而有人格修養的人實在是如象鳳毛麟角。陶先生就是這鳳毛麟角當中的一位出色者，而今天他忽然倒下去了。儘管說陶先生精神不死，但一個人在和一個人不在，究竟是兩樣；而何況象陶先生那樣的人和他那樣的工作，實在是不容易找到替手的。我願和千千萬萬的受了陶行知的薰陶的年青朋友們同聲一哭。 1946年7月26日 少年愛國詩人夏完淳 本篇選自《郭詩若全集·文學編》第7篇《南冠草》 中國歷史上有夏完淳這個人物的存在，可以說是奇蹟。他生於明崇禎四年辛未(1631)，死於清順治四年丁亥(1647)，僅僅十七歲。他是江蘇松江縣人，父親是明末有名的名士夏允彝，雖然不是東林黨人，但受了東林黨的影響，在地方上起著很大的作用。明朝走到了末路，滿清入關，他們父子兩人曾屢次毀家紓難，參加並領導地方上的抗清工作，結果依然是失敗。父親在早一年的八月跳水自殺，兒子遲了一年，為滿清所捕，在南京被漢奸洪承疇把他殺了。 年僅十七歲，作為一個官宦人家的子弟，便能踴躍從軍慷慨殉難，已經就是一件奇事；而尤其出奇的是他已經是近於成熟的一位詩人。他有一篇萬言的《大哀賦》，死前一年所作，是摹仿庾信的《哀江南》，而沉痛頑艷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據云「四歲能屬文」，「五歲知五經」，足見他的確是一位早熟的所謂神童。他有遺集傳世，曰《夏節愍全集》，是莊師洛、何其偉、陳均諸人替他收集起來的，合共十卷，又補遺二卷，收集得相當完備。「節愍」是乾隆末年(1776年)對明室死難諸臣的追諡，為很多人所共通，並不為夏完淳所專有。集中所收詩賦詞曲，書序論檄，各體具備，大率可讀。 但這位少年詩人，儘管在清代受過追諡，也有人為他收纂遺集，卻因他是積極的抗清分子，事跡終不甚為人注意，而詩文也多喪佚了。入了民國，也一直到抗戰發生以後，才深切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關於他的研究有汪辟疆先生的《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戰的民族文藝家——夏完淳》(曾發表於重慶版《時事新報》學燈欄)，柳亞子先生的《江左少年夏完淳傳》(現收入《懷舊集》)。更有一些人把他寫成戲劇，我就是這其中的一個人。我的劇本，叫《南冠草》，這是採用他被捕後至死為止的一部詩集的名字。在重慶曾經演出，演出時由導演洪深先生改用了他臨死一首詩中的一句——「金風剪玉衣」為名。因此夏完淳的事跡在抗戰後期的大後方是傳得相當普遍了。 夏完淳的不可及處，是他很年青而有很高的文藝上的成就，既長於文藝而卻沒有一般文士的方巾氣，居然「十五從軍，十七授命」，表現了大丈夫的氣概。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便是他為什麼能夠做到這樣。簡單的「神童」兩個字不僅沒有把問題闡明，而且使問題神秘化了。這樣的判斷，我們是不能夠滿足的。我曾經加以解釋，認為是和他所受的教育與所處的時代有密切關係。他有很好的父母師長，和同樣聰明的妹妹親戚。他的幼年時代的環境差不多是最近於理想的環境。在實踐方面，也同樣受了他的父親夏允彝和師長陳臥子的感召，他們父子師弟三人是同志，父與師都死難殉節了，他為義氣所迫，很自發地也就走到慷慨殉國的道路。這教育的力量，時代精神的領導，是值得我們強調的。 但我們在今天也可以公平地加上一個判斷，便是夏完淳的成就是屬於舊時代，他的意識和行動並沒有可能突破封建思想的傳統。不錯，他是忠君愛國的，他的民族意識很強。但他有民族意識而缺乏人民意識，他忠君而不計所忠者為何等的人君？他愛國而不問所愛者是否人民的祖國？他只是在忠與愛的觀念中守死善道而已。故他對於滿清固然反對，而對於李自成也不表同情。當李自成入京，把崇禎帝逼到煤山上吊之後，江南的士大夫大鬧其哭廟，夏完淳也正領導其「江左少年」大做其檄文討逆。就連他對於異民族的抗拒，其實也是根據著「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春秋大義而來，並不是因為異民族的屠害人民，而是因為裂冠毀裳，雉發易俗，有損禮教。這的確是夏完淳和他的一類型人所受著的思想上或階級上的限制。夏完淳畢竟是封建社會士大夫階層(實即地主階級)的一個完好的代表而已。 我這樣判斷，或許有人會說我過苛，是拿現代意識來批評三百年前的古人。假使是這樣，那我的確是太不公平了，我盡可以被人指責為犯了主觀主義的毛病。但我並不是這樣，我是另外認識了一位與夏完淳同時而比他稍年長的人，拿來做著批評的標準的。這個人是誰呢？就是河南縣舉人，跟著李自成造反的李岩。他也是官宦人家的子弟，他的父親是做過兵部尚書的。雖然他的造反是由於腐敗的官吏逼成的，但他終於造了反，而且有了他的參加，使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充分地帶上了人民意識，而使那革命幾乎成功了。關於李岩的遺事，我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搜羅得相當詳盡，我要請讀者參考一下，並請把李岩和夏完淳來作一比較，那便可以知道，我對於夏完淳的批評是一點也不過苛的了。 但我在這裡要揭露一番我自己的一項近於徒勞的粉飾工作。我因為過於愛慕夏完淳，我想使他成為完美無缺，更加以在抗戰期間有團結內部的必要，當我寫《南冠草》劇本的時候，我曾苦心孤詣地想把夏完淳的活動和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革命結合起來。寫他曾有心去投依張李而沒有達到目的。我找遍了他的全集，沒有找出什麼痕跡。《大哀賦》上有兩句：「招魂而湘江有淚，從軍則西蜀無弦」，我認為上句是隱示李自成，那時李已在九宮山被殺。下句是隱示張獻忠，張那時尚留於西蜀。但這實在是非常勉強的。但我就靠著這非常勉強的證據，在劇本中和劇本的後記中，公然把夏完淳寫成了那樣進步的一位人物。我在這兒實在是應該招認，我是不免有點阿好。其實不必把夏完淳寫成那樣，他倒要更完整些。他之不能更前進到那一步，我們並不能怪他。我們也可以拿另外一位歷史人物來和他作比較，那便是「四大名儒」之一的王夫之了。王夫之也是富於民族意識的人，而同樣缺乏人民意識。當張獻忠入湖南，曾禮聘王夫之，而他藏匿起來不肯從賊。張把王的父親綁了去要挾，王自毀乘肩輿而往，結果是張獻忠看他固執，把他們父子兩人同時釋放了。連王夫之都是這樣，我們怎麼能夠怪夏完淳呢？不過夏完淳在積極起來抗清之後，文字上便再沒有不滿張李等人的痕跡了。這倒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或者我們至少可以說，在民族意識覺醒了之後的夏完淳，他的階級意識是失掉了它的執扭性的。 現在是更強大的帝國主義侵蝕著我們的時候，而有些人卻比洪承疇還要無恥，夏完淳的民族性的強烈，倒依然是值得我們頌揚的。 1948年8月5日於香港 《魯迅詩稿》序 本篇發表於1961年9月號《上海文學》 魯迅先生無心作詩人，偶有所作，每臻絕唱。或則犀角燭怪，或則肝膽照人。如「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雖寥寥十四字，對方生與垂死之力量，愛憎分明，將團結與鬥爭之精神，表現具足。此真可謂前無古人，後啟來者。 魯迅先生亦無心作書家，所遺手跡，自成風格。融冶篆隸於一爐，聽任心腕之交應，樸質而不拘攣，灑脫而有法度。遠逾宋唐，直攀魏晉。世人寶之。非因人而貴也。 然詩如其人，書如其人，薈而萃之，其人宛在。荀子勸學篇有雲「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徑莫速乎好其人」。魯迅先生，人之所好也，請更好其詩，好其書，而日益近之。苟常手撫簡篇，有如面聆謦欬，春溫秋肅，默化潛移，身心獲益靡涯。文筆增華有望。 1960年5月8日 我的散文詩（四題) 本篇最初發表於1920年12月20日 《學燈》 偌大個青翠的松原，也都凋到了這麼個田地！ 我就好像趾在個瀚海當中，有一群無數的瘺乞丐，披著了破爛的蓑衣，戴著編成了蒲團一樣的頭髮，伸著些貪婪的空手，在向我乞憐的一樣。 這兒卻有兩株枇杷，一株柚樹，這要算是個Casis了！它們生在不同調的這些異族當中，雖覺得有些寂寥，但是被這落漠的環境，到形容得更十分地鮮嫩可愛。枇杷葉中的少年們，如像一片片的碧玉，異常蔥秀。柚樹枝頭的柚子已經帶著嫩金色了。 一個穿件博大的黑色披風的人在這枯林中竄走。他時時抬起頭來望望上面的天空，他帶著個屍首一樣的面孔。 他提著個絕大的網籃，沿路收拾起屍骸在走，走向個絕大絕大的墓地里去。 我跕在墓碑面前，只聽著「冬！」的一聲——午炮。 她與他 沉黑的一個大海！ 她與他坐在海岸邊上對話： 她——我昨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三個女人在登一個鉤形的懸崖，一個在前，一個在後，中間一個便是我，我還背著一個兒子。我們是攀著一根舊麻繩登上去的。在前的一個登上去了，麻繩看看便要斷，我好容易懸心吊膽地也才登了上去，上去就醒了，不知道在後的一個是怎麼樣。 他——你這是篇絕妙的象徵詩料啊！…… 她——詩！到不如死！誰能夠像你一樣卑怯，只藏在一幻影裡面呻吟呢？ 他——呵，你們女子的生涯，難道只解徒吃麵包嗎？ 她——那麼，我從明天起便斷食！ 她到頭終沒有把他了解得到。 女屍 我在病理解剖室中看見大理石的解剖台上橫陳著一個屍首。 我先看見她黑油油的一條髮辮，我吃了一驚，我以為是中國人，後來才知道是位妙齡女子。 她全身如像臘人一樣，又如像玉石雕成了的一尊睡神。 她兩個暈紅未褪的面龐如像著了霜的兩瓣茉莉。 她謝了的薔薇花色的嘴唇中露出一行放嫩光的柘榴子來。我看著解剖的人在她胸腹上開了刀，她毫不流落些兒眼淚，也沒有人替她流落些兒眼淚。我不知道她在生的時候有沒有人愛過她，也不知道她在生的時候有沒有她愛過的。 她只把她的一雙眼兒緊緊閉著。 我想她現在看著的一定是個更宏廠，更自由，更光明美麗的世界！ 大地的號 我這幾晚上，連夜連晚都聽著地底有種號咷痛哭的聲音： 「我痛苦呀！我痛苦呀！我被你們一大群沒多大野心的小民賊兒蹂躪著，蹂躪得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不信我同類當中便莫有陳涉吳廣第二出現！」 連夜連晚都在這麼號咷痛哭，哭的聲音愈見高，愈見大，哭得使我愈見不能安寢。 啊！可怕！可怕！，可怕！…… 寄生樹與細草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0卷《其他》，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上海《創造周報》第十號，作者自注。 寄生樹站在一株古木的高枝上，在空氣中洋洋得意。它倨傲地俯瞰著下面的細草說道： 「你們可憐的小草兒，你看我的位置是多麼高，你們是多麼矮小！」 細草們沒有回答。 寄生樹又自言自語地唱道： 「啊哈喲，我是大自然中的天驕。有大樹做我庇護，有大樹供我養料。我是神不虧而精不勞；高瞻乎宇宙，君臨乎小草，披靡乎浮雲，揖友乎百鳥。啊哈喲，我是大自然中的天驕。」 一場雷雨，把大樹劈倒了。寄生樹和古木的高枝倒折在草上。細草兒們為它哀哭了一場。 寄生樹漸漸枯死了。每逢下雨的時候，細草們便追悼它，為它哀哭。 寄生樹被老樵夫撿拾在大籮筐里，賣到瓦窯里去燒了。每逢下雨的時候，細草們還在追悼它，為它哀哭。 1924年應為一九二三年，在上海 《辛夷集》小引 本文最初見於1923年4月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的《辛夷集》編者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編入。 有一天清早，太陽從東海出來，照在一灣平如明鏡的海水上，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島上。 島濱砂岸，經過晚潮的洗刷，好象面著一張白絹的一般。 近海處有一岩石窪穴中，睡著一匹小小的的魚兒，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拋撇在這兒的。 島上松林中，傳出一片女子的歌聲： 月光一樣的朝暾 照透了蓊鬱著的森林， 銀白色的沙中 交橫著迷離疏影。 一個穿白色的唐時裝束的少女走了出來。她頭上頂著一幅素羅，手中拿著一支百合，兩腳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腳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象一瓣一瓣的辛夷。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會，走到魚兒睡著的岩石上來了。她仰頭眺望了一回，無心之間，又把頭兒低了下去。 她把頭兒低了下去，無心之間，便看見窪穴中的那匹魚兒。 她把腰兒弓了下去，詳細看那魚兒時，她才知道他是死了。 她不言不語地，不禁涌了幾行清淚，點點滴滴地滴在那窪穴里。窪穴處便匯成一個小小的淚池。 少女哭了之後，她又淒淒寂寂地走了。 魚兒在淚池中便漸漸蘇活了轉來。 一九二二·七·三作於上海， (選自泰東圖書局一九二三年四月滬初版《辛夷集》） 路畔的薔薇 本篇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0卷《路畔的薔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晨報副鐫》，題為《小品六章（一）·路畔的薔薇》，作者自注寫於「八月十四日」。 清晨往松林里去散步，我在林蔭路畔發見了一束被人遺棄了的薔薇。薔薇的花色還是鮮艷的，一朵紫紅，一朵嫩紅，一朵是病黃的象牙色中帶著幾分血暈。 我把薔薇拾在手裡了。 青翠的葉上已經凝集著細密的露珠，這顯然是昨夜被人遺棄了的。 這是可憐的少女受薄倖的男子的欺紿？還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輕狂的婦人的玩弄呢？ 昨晚上甜密的私語，今朝的冷清的露珠…… 我把薔薇拿到家裡來了，我想找個花瓶來供養它。 花瓶我沒有，我在一隻牆角上尋著了一個斷了頸子的盛酒的土瓶。 ——薔薇喲，我雖然不能供養你以春酒，但我要供養你以清潔的流泉，清潔的素心。你在這破土瓶中雖然不免要淒淒寂寂地飄零，但比遺棄在路旁被人踐踏了的好罷？ 夕暮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0卷《路畔的薔薇》，最初發表於—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北京《晨報副鐫》，題為《小品六章(二)·夕暮》，作者自注「八月十七日東京」作。 我攜著三個孩子在屋後草場中嬉戲著的時候，夕陽正燒著海上的天壁，眉痕的新月已經出現在鮮紅的雲縫裡了。 草場中牧放著的幾條黃牛，不時曳著悠長的鳴聲，好象在叫它們的主人快來牽它們回去。 我們的兩匹母雞和幾隻雞雛，先先後後地從鄰寺的墓地里跑回來了。 立在廚房門內的孩子們的母親向門外的沙地上撒了一握米粒出來。 母雞們咯咯咯地叫起來了，雞雛們也啁啁地爭食起來了。 ——「今年的成績真好呢，竟養大了十隻。」 歡愉的音波，在金色的暮靄中游泳。 山茶花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0卷《路畔的薔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晨報副鐫》題為《小品章(四)·山茶花》，作者自注「十月十二日，東京」作。 昨晚從山上回來，采了幾串茨實、幾簇秋楂、幾枝蓓蕾著的山茶。 我把它們投插在一個鐵壺裡面，掛在壁間。 鮮紅的楂子和嫩黃的茨實襯著濃碧的山茶葉——這是怎麼也不能描畫出的一種風味。 黑色的鐵壺更和苔衣深厚的岩骨一樣了。 今早剛從熟睡里醒來時，小小的一室中漾著一種清香韻不知名的花氣。 這是從什麼地方吹來的呀？—— 原來鐵壺中投插著的山茶，竟開了四朵白色的鮮花！ 啊，清秋活在我壺裡了！ 菩提樹下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字編》第10卷《山中雜記》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北京《晨報副鐫》，作者自注。「1924年6月8日晨寫於日本多灣畔」。 一 我的女人最喜歡養雞。她的目的並不在研究遺傳，並不想有甚居積，充其量只是想給孩子們多吃幾個雞蛋罷了。 因此之故她總是愛養母雞。每逢母雞要生蛋的時候，她真是歡喜極了，她要多把些糧食給它，又要替它做窩。有時候一時要做兩三個窩。 雞蛋節省著吃，吃到後來母雞要孵卵的時候，那是她更操心的曲時候了，孵卵的母雞每隔一天要飛出窩來攝取一次飲食，她要先替它預備好；又要時常留心著不使母雞在窩裡下糞，因為這樣容易使孵卵腐敗。還有被孵抱著的雞卵她也要常常把微溫的鹽水去試驗，在水上可以浮起的便是腐敗了的，她便要取出，沉下去的便仍使母雞孵抱。象這樣足足要操心三個禮拜，等到雞卵裡面可以聽出啾啾的叫聲了，那時候她有兩三天是快樂得不能安定的。 我們養雞養過五六年，雞雛也不知道孵化過好幾次了。但是孵化了的雞雛不是被貓鼠銜去，便是吃米過多得腳氣病死了。自己孵化出的雞雛從不曾長大過一次。 我們又是四處飄流的人，遇著要遠徙他方的時候，我們的雞不能帶著同走。在那時我們的雞不是送人，便是賣給雞販子去了。自己養過的雞怎麼也不忍屠殺。所以我們養雞養了五六年，自己所養的雞從不曾吃過一次。 所養的雞也並不多，至多不過四五隻；我們除把些殘菜剩飯給它們外，平常只聽它們去自行漁食罷了。 二 養了五六年的雞，關於雞的心理，我也留下了不少的幽涼的記憶。雞的生活中我覺得很有和人相類似的愛的生活存在。 假如有—群雞在園子裡放著的時候，請把一些食物向雞群里灑去罷。這雞群裡面假使有一隻雄雞，你可以看出它定要咯咯地呼喚起來，讓母雞去攝取那食物，它自己是決不肯先吃的。這樣本是一個很平常的現象，但這個很平常的現象不就有點象歐洲中世紀的游吟詩人(troubadour)即行吟詩人。十二，十三世紀以法國南部的普羅旺斯為中心的一派抒情詩人，他們的詩歌一般詠唱對貴婦人的愛慕和崇拜，世稱騎士抒情詩。的崇拜女性嗎？ 有一次我們養過三隻牝雞，兩隻雄雞。這兩隻雄雞中只有一隻得勢，把那三隻母雞都占有了。那不得勢的一隻，真是孤苦得可憐。得勢的一隻雄雞不消說要欺負它，便連那些娥皇女英相傳是唐堯的兩個女兒，都嫁給虞舜為妃。們也不把它看在眼裡。它有時性的衝動發作了，偷覷著自己的情敵不在，便想方設計地去誘惑它們。分明是沒有食物的，它也要咯咯地叫，或者去替它們梳理羽毛，但它們總不理睬它。它弄得焦急了，竟有用起暴力來，在那時它們一面遁逃，一面戛著驚呼求救的聲音，呼喚它們的大舜皇帝。等到大舜皇帝我國古代傳說中的帝王。號有虞氏，通稱虞舜。一來，那位背時的先生又拖著尾巴跑了。 ——啊，你這幸福的大舜皇帝！你這過於高傲了的唐璜(Don Juan)中世紀西班牙傳說中的青年貴族，歐洲許多文學作品的主人公。多數作品把他描寫成放浪風流的「花花公子」。！你占領著一群女性，使同類多添一位曠夫。 那回是我抱了不平，我把得勢的一隻雄雞賣了。剩下的一位曠夫和三位貞淑的怨女起初還不甚相投，但不久也就成了和睦的夫婦了。 還有一件更顯著的事情，要算是牝雞們的母愛。牝雞孵化了雞雛的時候，平常是那麼馴善的家禽，立地要變成一些鷙鳥。它們保護著自己的幼兒是一刻也不肯懈怠的。兩隻眼晴如象燃著的兩團烈火。頸子時常要豎著向四方傾聽。全身的神經好象緊張得要斷裂的一樣。這樣加緊的防禦。有時還要變為攻擊。不怕你便不懷敵意走近它們，它們也要戛出一種怪的叫聲，飛來啄你。攝取飲食的時候，它們自己也決不肯先吃，只是咯咯地喚著雞雛．假如有別的同類要來分爭，不管是雄是雌，它們一樣地總要毫不容情地撲啄。睡眠或者下雨的時候，要把自己的雞雛抱在自己的胸脅下，可憐胸脯上的羽毛要抱來一根也沒有存在的程度。象這樣的生活，要繼續兩三個月之久。在這時期之內，它們的性的生活是完全消滅了的。 三 啊，今年的成績真好，我們現在有兩隻母雞，十六隻雞雛了。 我的女人在二月底從上海渡到福岡來的時候，便養了兩匹母雞：一匹是黃的，一匹是如象鷹隼一樣。 我們住在這博多灣上的房子，後園是很寬大的。園子正中有一株高大的菩提樹。四月初間我來的時候還沒抽芽，樹身是赤裸著的，我們不知道它的名字。我們猜它是栗樹，又猜它是柿子樹。但不久漸漸轉青了，不是粟樹，也不是柿樹。我們問鄰近的人說是菩提樹？ 在這菩提樹成蔭的時侯，我們的母雞各個孵化了九隻雞雛。這雞雛們真是可愛，有蔥黃的，黑的，有淡黑的，有白的，有如鵪鶉一樣駁雜的，全身的茸毛如象絨團，一雙黑眼如象墨晶，啾啾的叫聲真的比山泉的響聲還要清脆 啊，今年的成績真好，我們本有十八隻雞雛，除有一隻被貓兒銜去，一隻病死了外，剩著的這十六隻都平安地長大了起來。現在已經是六月尾上了，雞雛們的羽毛漸漸長出，也可以辨別雌雄了。我們的這十六隻雞雛想來總不會被貓兒銜去，不會病死了罷？雞雛吃白米過多時，會得白米病，和人的腳氣病一樣，好端端地便要死去，但我們現在吃的是麥飯，我們的雞雛們總不會再得白米病了罷。 ——「啊，今年的成績真好。」 我的女人把吃剩著的晚飯，在菩提樹下撒給雞群吃的時候，她笑著向我這樣說。 雞雛啾啾地在她腳下爭食，互相擠擁，互相踐踏，互相剝啄著。 芭蕉花 本篇選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0卷，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報副鐫》，作者自注「1924年8月20日夜，寫於福岡」。 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了。我現在想起了我的母親，突然記起了這段故事。 我的母親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貴州省黃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杜琢章（1814-1857），號寶田，四川樂山縣人。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進士，歷任貴州省廣順等縣縣官。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死於黃平任內。公是當時黃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歲的四姨，在公堂上自盡了。外祖母和七歲的三姨跳進州署的池子裡殉了節；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難了。我們的母親那時才滿一歲，劉奶媽把我們的母親背著已經跳進了池子，但又逃了出來。在途中遇著過兩次匪難，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銀首飾，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義的劉奶媽在農人家裡討了些稻草來遮身，仍然背著母親逃難。逃到後來遇著赴援的官軍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貴州省城，其次又流到雲南省城，倚人廬下，受了種種的虐待，但是忠義的劉奶媽始終是保護著我們的母親。直到母親滿了四歲，大舅赴黃平收屍，便道往雲南，才把母親和劉奶媽帶回了四川。 母親在幼年時分是遭受過這樣不幸的人。 母親在十五歲的時候到了我們家裡來，我們現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聽說還死了一兄三姐。那時候我們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灑掃要和妯娌分擔，母親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贅。 白日裡家務奔忙，到晚來背著弟弟在菜油燈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時還親眼見過，我至今也還記得。 母親因為這樣過於勞苦的原故，身子是異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時候總要暈倒二回，在舊時稱為「暈病」，但在現在想來，這怕是在產褥中，因為攝養不良的關係所生出的子宮病罷。 暈病發了的時候，母親倒睡在床上，終日只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說是不能吃的，有時候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象這樣要經過兩個禮拜的光景，又才漸漸回復起來，完全是害了一場大病一樣。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這暈病關連著的。 在我們四川的鄉下，相傳這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母親發了病時，我們便要四處托人去購買芭蕉花。但這芭蕉花是不容易購買的。因為芭蕉在我們四川很不容易開花，開了花時鄉里人都視為祥瑞，不肯輕易搞賣。好容易賣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們小的時候，要管兩隻肥雞的價錢呢。 芭蕉花買來了，但是花瓣是沒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經形成了果實的時侯也是沒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幾乎還是雌蕊的階段。一朵花上實在是采不出許多的這樣的蕉子來。 這樣的蕉子是一點也不好吃的，我們吃過香蕉的人，如以為吃那蕉子怕會和吃香蕉一樣，那是大錯而特錯了。有一回母親吃蕉子的時候，在床邊上挾過一箸給我，簡直是澀得不能入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親的暈病關連著的。 我們四川人大約是外省人居多，在張獻忠張獻忠（1607-1646），字秉吾，號敬軒，延安柳樹澗（今陝西定邊東）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剿了四川以後——四川人有句話說：「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在清初時期好象有過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會館，便是極小的鄉鎮也都是有的。 我們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寧化縣，聽說還有我們的同族住在那裡。我們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時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個小小的村里。我們福建人的會館是天后宮，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聖母」海神名：據迷信傳說，宋代莆田（今屬福建）林願的第六女，死後曾多次顯靈於海上，元代至元中封天妃神號，清代康熙時又加封為天后。舊時沿海地帶多為她立廟，有天妃廟、天妃宮、天后宮等。。這天后宮在我們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歲時候的事了。我們的母親又發了暈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歲，同到天后宮去。那天后宮離我們家裡不過半里路光景，裡面有一座散館，是福建人子弟讀書的地方。我們去的時候散館已經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後了。我們隔著窗看見散館園內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剛好開著一朵大黃花，就象尖瓣的蓮花一樣。我們是歡喜極了，那時候我們家裡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處都找不出，我們商量著便翻過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過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時還不能翻過，是我二哥擎我過去的。我們兩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來，二哥怕人看見，把花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裡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獻給母親。我捧著跑到母親的床前，母親問我是從甚麼地方拿來的，我便直說是在天后宮掏來的。我母親聽了便大大地生氣，她立地叫我們跪在床前，只是連連嘆氣地說：「啊，娘生下了你們這樣不爭氣的孩子，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們都哭了，但我也不知為甚麼事情要哭。不一會父親曉得了，他又把我們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們一陣。我挨掌心是這一回才開始的，我至今也還記得。 我們一面挨打，一面傷心。但我不知道為甚麼該討我父親、母親的氣。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處園子裡掏了一朵回來，為甚麼就犯了這樣大的過錯呢？ 芭蕉花沒有用，抱去奉還了天后聖母，大約是在聖母的神座前幹掉了罷？ 這樣的一段做事，我現在一想到母親，無端地便湧上了心來。我現在離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風雨飄搖的深夜，天涯羈客不勝落寞的情懷，思念著母親，我一陣陣鼻酸眼脹。 啊，母親，我慈愛的母親喲！你兒子已經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時摘取芭蕉花的故事，為甚麼使我父親、母親那樣的傷心，我現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這難道是進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