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粹與國學 · 原始的儒，儒家與儒教
在原始社會中，凡長於一技，精於一藝的人，他必定為那群眾所敬重。因為他能辦群眾所不能的事，所以他在那社會中的地位最高，且具有治人的能力。在草昧時代，人民最怕的是自然界一切的勢力，疾風，迅雷，景星，慶雲，乃至山崩，河決，無一不是他們所畏怖的。他們必要借著「前知」或「祈禳」的方法來豫防，或解救那一切的災害。然而「前知」「祈禳」的事不是人人能辦的，在一個團體中至多不過是三五個人而已。這樣具超常人能力的人，必能制度，創物。這等人在中國古代，高明者為「聖人」，次者也不失為「君子」。但無論是聖人也罷，君子也罷，他們的地位即是巫祝，是宰官，或者也是君王。女媧鍊石，神農嘗藥，蚩尤作霧，史皇（蒼頡）制書等等，都是聖人能作物的；同時，他們是君主。史書多說蚩尤好亂喜兵，少說到他的好處，可是他也不定是很暴虐的人。他也是個儒者，《管子·五行》：「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看來蚩尤還是一位助人君知天時的人哪。時代越下，依聖人曾經創作的事物而創作的人越多，「聖人」「君子」的尊號，當然不能像雨點一般，盡落在這些不發明而制物的人的頭上，於是古人另給他們一個名字叫做「儒」。
「儒」這個字，《說文》解作「術士」。依這兩個字的解釋，是辦事有方法的人的意思。（「術」《說文》解作「邑中道」，《廣雅》解作「道」。「術」「道」相通，可見「術士」即是「道士」。）從制字的本誼說，「儒」從人需，「需」《易·象》說是「雲上於天」。《序卦》說是「飲食之道」。由說前是天地之道，而後說是人道，那就是說，儒是明三才之道的人。這個意思，漢朝的揚雄給他立個定義說：「通天，地，人，曰儒。」（《法言·君子篇》）最初的儒——術士——都是知天文，識旱潦的，他的職分近於巫祝，能以樂舞降神。他是巫官，是樂官，又是教官，《虞書》載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以諧神人，即是此意。其後衍為司樂之官，「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使有道有德者教國之子弟，死則為樂祖，祭於瞽宗」。（《周禮·大同樂文》）儒者皆以誨人為職志，其淵源未必不在於此。怎麼說最先他也不過是巫覡瞽蒙一流人呢？古人以衣冠為章身序官之具，因其形式辨別那人的職分，儒者所戴的帽子名「術氏冠」，又名「圜冠」，圜冠是以鷸（翠鳥）羽裝飾的帽子，用來舞旱暵求雨的。《莊子·田子方》有一段話說，「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決者事至而斷」。可見周代的儒，雖不必盡為舞師之事，而他的衣冠仍然存著先代的制度，使人一見就可以理會他是「通天地人的人」。（參看章太炎《國故論衡·原儒》。）又《詩傳》所謂「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這九能中，巫祝之事占了一大半，然而不失其為大夫，君子。
儒者既為術士的統稱，所以凡有一技一藝之長對於所事能夠明了，熟練，和有法術能教人的都可以稱為儒，儒為術士。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為師（《文王世子》文），「有六藝以教民者」為保，保就是儒。「藝」，「術」，「道」三字，在典籍中幾成為儒者的專賣品。《天官·大宰職》說「儒以道得民」；《地官·保氏職》說「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這裡的「道」，是技術材藝的道。《晏子春秋·內篇》第五說，「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又《呂氏春秋·博志》，「孔，墨，寧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我們可以看出泯子午所有的是補國益身的法術；孔，墨，寧越所學的是先王的經術。「法術」「經術」都是儒者的職志，是聖人所務的。《禮記·鄉飲酒義》說：「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術道」就是藝術。到這裡，我們不能不略講一點「藝」的意思。
保氏所教的是藝。《漢書·儒林傳》：「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明六藝是先聖致治的道術，是世儒所習所教的。六藝是政教學藝的基礎，自來就有今文古文兩派說法。主這說的為「純乎明理」為今文六藝；「兼詳紀事」為古文六藝。此外還有保氏所教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大戴禮》有「小藝」「大藝」的分別，故此，我以為六藝可以分為小學六藝和大學六藝。小學六藝是小藝，就是童子八歲出外就舍所學的，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大學六藝是大藝，即所謂六經，是束髮時在大學所學的，《易》《書》《詩》《禮》《樂》《春秋》。不過大學所習的大藝古時只有四樣，《王制》：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莊子·天下篇》也說：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繫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這裡明明有大小藝的分別，「其明在數度」即是先聖遺留下來，揖讓，升降；舞勺，誦詩；白矢，連參；諧聲，轉注；鳴鸞，逐禽；均輸，方程，等等技藝的成法，所謂「六通」，是通於此；世人所傳，也是傳此。至於載於竹帛的《詩》《書》《禮》《樂》，是古聖政事，典章，學術，名理之所從出，要辟這四藝非入大學不成，故只為鄒魯一部分的士，和縉紳先生所能明。道陰陽的《易》，和道名分的《春秋》，本不在《大學》六藝之列，也許因為這兩樣是卜史所專掌，需要在官然後學習的緣故。韓宣子觀書於魯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見《左昭公二年傳》。這時孔子十一歲。）孔子晚年才學《易》，刪定《春秋》，足見這兩書不藏於黌宮，孔子在大成之年也未必獵涉過的。
凡是一種理想，都是由許多成法擠出來的。六藝既是先王經世的成跡，那鑽研經術的儒生在習誦之餘，必要揣摩其中的道理。於是在六藝中抽出一個經緯天下的「道」，而「道」「藝」的判別，就越來越遠了。這個「道」是從六經產出，是九流百家所同宗的。所以不習六藝所產的「道術」觀念就不能觀九家之言，便不能明白儒家的淵源。百家所持，原來只有從六藝產出的一個「道」字，這個「道」本不專為一家，乃是一個玄名，自劉向以後，始以老莊之說為道家，《漢志》說「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其實古代神政，能誦習典冊的，也只有祝史之流，正不必到衰周王官失守，然後流為一家之言。且在官者皆習六藝，各家的思惟也是趨於大同，也是「違道不遠」的。
「道」是什麼意思呢？說起來，又是一篇大文章，我只能將他的大意提些出來和儒家所主的比較一下而已。道只是宇宙間惟一不易的根源，是無量事物之所從出的。《韓非·解老篇》，「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莊子·天下篇》說，「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又《在宥篇》說「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又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這陰陽，柔剛，仁義之道，是一般術士所傳習的。所以道家主柔弱，說「致虛極，守靜篤」，而「儒」訓為「柔」。道主「無為」，而孔子說「無為而治天下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道推原於天，如《天道篇》說：「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美次之。……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於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而儒以順陰陽為職志，故《祭義》說，「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易》是中國最古的書，是六藝之祖，百家，尤其以道家的思想都從這裡出發的。孔子所修的道，多在實用方面，故說「修道以俟天下」。而他的行教目的也是要和這經緯六合之「道」同流的。看他所說「吾道一以貫」和「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四個大教義，也可以理會得道儒之分別。
我們既然知道，「藝」，「術」，「道」，是一般儒士所常道的，儒不過是學道人的名稱，而後人多以儒為宗師仲尼的人。這是因為孔子和他的門人自己認定他們是儒的正友，是以道藝教鄉里的。孔子對子夏說「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因為子夏當時設教，夫子告以儒之道，教他要做識大體而可大受的「君子儒」。此後社會上就把儒這個字來做學「孔子道」的人的專名。（見《淮南·俶真訓》「儒墨」注）原來在孔子以後不久，這字的意義就狹窄了。孟子自己說他的道理是儒，而墨者夷子亦稱孟子所傳為「儒者之道」。（參見《滕文公上》《盡心下》）儒既成為學「孔子道」的專名，所以《漢志》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又應劭《風俗通》說「儒，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玩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訓儒為「區」，明其對於道與諸家有不同的地方。這和猶太教中一部分持律的人自以為「法利賽」的意思相仿。至於「通儒」，「俗儒」，仍是孔子「君子儒」，「小人儒」的意思。
儒這個名字，怎樣到孔子以後就變為一種特殊的教義呢？這有三個緣故。
一，當時社會的光景，使他成為一家之說。要知道孔子正生於「天下無道」的時代，他對於當時的人民要積極地在思想和行為方面去救度他們。他對於邪說，橫議，要用「正名」的方法去矯正。要為他們立一個是非的標準，故因魯史而寄他「正分名」，「寓褒貶」的大意思。孟子發明孔子作《春秋》的意思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用這個方法，本來是很好的，因為人都願意留個好名聲在史冊上，若個人的善惡行為在史冊上都有一定的書法，實在可以使「亂臣賊子懼」。我見這個比輿論更有勢力。
二，他要實行他師儒之職，以道德教人。道德不是空洞的，是要舉出些人來做榜樣的。所以他所立的標準人物是古代的「聖人」，「君子」。他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可見還是行著師保之職，只以先聖的道藝教人。《漢志》說儒家蓋出於司徒之官，這「蓋」字用得很好，因為儒者都以教學為職志，如司徒的屬官一般，儒者既是「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故凡事必師古；從典籍上傳來的成法，都要學的。「子所雅言；詩，書，藝，禮。」為重先王之典訓，故「正言其音」，也是為學的方法。
三，他對於政教的理想是偏重「書」的。胡適說孔子對於改良社會國家的下手方法全在一部《易經》。但「《易》的思想」，是士君子意識中所共有；在百家中沒有一家不歸根於《易》的。我以為儒所以能成為一家；是出於孔子的「書的意思」。就是他所解說的《易經》也是本著這個去解釋的。《尚書》即所謂古昔聖賢的典型，孔子說到政事或他的理想的時候，少有不引他來做佐證，或攝取其中的意思說出來。
（甲）孔子第一個理想是「孝友」，看《為政》載：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逸書》。東晉偽古文采入君陳。）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孔子這段《逸書》，意思說政治的根本是在「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因為孝友是齊家的要政，孝弟既「不好犯上」，那也就「不好作亂」了。所以孝弟之道明，則天下後世的「亂臣賊子」無所養成。
孔子的孝說，也是托於《尚書》的。孝是儒教的重要教義，也是要入儒教團體（做聖人之徒）的人所當履行的。儒者看父母像天神一般地不可侵犯，在生時固然要盡孝盡敬，死後也不許你一下就把他們搬在腦後，要終身追慕他們——形式上要行三年的喪服。這三年喪服的觀念也是出於《尚書》的。《說命》載「王宅夏，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引起子張的問（文在《憲問》）。以後孟子更伸引《堯典》「二十人載，放勛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蜜八音」（見《萬章》，原文今入《舜典》。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無「粵若稽古帝舜」二十字，至齊建武年始誤分為二篇）的話，歷說舜禹，行三年之喪的事實。
三年之喪是否儒家「托古改制」的一例，自來就是一個疑問。毛奇齡《賸言》有一段很可以幫助我們。
滕文公問孟子，始定為三年之喪，豈戰國諸侯皆不行三年之喪乎？若然，則齊宣欲短喪，何歟？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亦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則是魯周公伯禽，滕叔繡並無一行三年之喪者。往讀《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疑子張此問，夫子此答，其周制當無此事可知。何則？子張以高宗為創見，而夫子又言「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讀《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遂即位，冕服出命令誥諸侯，與「三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春秋傳》晉平公初即位，改服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為訓，而滕文奉行。即又曰「五月居盧，未有命戒」，是皆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禮，並未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繡不行，悖先祖，違授受，歷歷有辭，而世讀其書，而通不察也。蓋其雲「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
看來，「三年之喪」是儒家「好古敏求」的事實，大概古來只行於王侯輩，不過儒家把他推行到士庶身上，為的要「民德歸厚」罷了。
（乙）孔子第二個理想是「法天」。
《泰伯》載：夫子讚美堯的話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這是發明《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的意思。以後他在《易·系詞》上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又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又堯曰全章（「堯曰」至「公則說」，是一篇《論語》後序。《論語》自微子說夫子之言已訖，故《子張問》皆記弟子之言。至此更集夫子遺語遺意綴於冊末，以為後序。可惜文字脫佚不少，後人遂把《子張問》並在裡頭。「子張問」以下古原分別為篇，因書成後，才得著，故附於後序之後），是總結孔子政教思想的全部的，我們看在這零篇斷簡中，出於《典》《謨》《誥》《范》的也不為少。
（丙）第三是孔子的「富教主義」，洪範所陳第九疇的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是一個具足生活順序的理想。說人先要多壽（健全的生命）然後能享諸福。既有了生命，不可不有資生的財祿。既有財祿，當使之身心沒有疾病，憂患。衣食既足，身心既健，然後教之，使好好德。這個理想變成孔子的話，看《顏淵》。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又《子路》有一段，也可以說明這個意思。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子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
（丁）第四，孔子的「禮樂主義」也是出於《尚書》的。禮樂是陶冶品性，養成道德習慣的利器。我們借著禮樂可以調節身心，更能發展我們道德意識的習慣。所以要調節的原由，是因人從天地的氣質受生，性格的剛柔厚薄，各各不同，務要使大家達到一個中和的地步。禮是要實踐的，一個人有沒有禮，只要先看他的容貌行為如何，孔子服膺典謨里所言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佩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所以他自己是一個「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的人。他的學生子夏也說「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要這個樣子才能達到中和的地步。不然孔子就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怠。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又說，「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仲尼燕居》。）
禮樂本是相為表里的，所以虞舜令夔典樂，對他說「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舜典》）孔子以為「達於禮而不達於樂」的是「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的是「偏」。夔只達於樂沒有辦到舜所囑咐的話，只說「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所以說他是「偏」。（參照《益稷》和《仲尼燕居》。）
禮樂本是儒者舊業（巫史之事），不過孔子特別提了出來，且變本加厲，把他們納入他的中心教義「仁」字裡頭。他說禮節是「仁之貌」，歌樂是「仁之和」（《儒行》）；又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因為禮樂所以飭仁，故只有仁者能行禮樂。
孔子以孝弟和禮樂的教義，傳授弟子們。但在他生時，弟子也未必都服從他一切教訓，如漆雕開，顓孫師是其最著者。自他死後，派別漸多，二百年間已有八派。《韓非·顯學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荀卿）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諸儒的派別，據《群輔錄》說，「夫子歿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瓮牖繩樞，并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者（說明子思子張學派的話都出於《小戴·儒行》），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仲良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詞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錄中所列八儒，與《顯學》互有出入，所說「綱紀之儒」是孔子的正傳，親自隨從夫子學過度的。說孟氏傳《書》，很有道理，因為《書》的思想，到孟子以後更成正統派儒家的專用品了，諸家宗旨許多已經失傳了，我們念《顯學篇》《儒行》，《荀子·儒教》《非十二子》諸篇，大概還可以窺探一點。
無論什麼道理，若經多人公訂，或實現於行為之後，必要發生「勞相」，不是趨於極端，便是因循故事。荀卿譏子張派，只會裝聖人的威儀，子夏氏務於沉嘿，子游氏只圖哺啜，說：「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漆雕氏一派很有儒俠之風。他所傳的，是《儒行》所謂「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一流的人。故韓非給他們的評語說，「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怨於諸侯」，以後這派流為任俠，荀卿的輔弼信陵，也帶著幾分俠氣。（參看太炎《檢論儒俠》）又孔子的正傳，孝弟思想的毒焰，到現在還沒有完全熄滅。這因當時，曾子一流的人物把「孝」字看得太重了，結果使人只存著「身為父母之遺體」的觀念。走到極端，反動便來了。這反動形成了《大學》《中庸》的教義，《大學》《中庸》是明「修己」，「治人」的方法的。為什麼要修身？為的是事親，知人，知天。以身為一切行為思想的基礎，早已把正教的「孝」改換過來了。孝是「家人的」，身是「個人的」，這注重個人的教義，開了孟子荀子以後的派別。
《大學》《中庸》的思想，簡明而有系統，我們可以不費工夫來講他們，只要列個表出來，就夠了。
《大學》《中庸》的主養在使人止於至善，而其方法只用一個「誠」字。「誠」是個人天性儘量的表現，這成為後來儒家重「心術」的源泉。孟荀二家就是從這潮流中泛出來的。孟子荀子生於戰國之世，天下儒術，幾於廢絀，他們兩個幸而生於齊魯附近的國，故能沾一點「聖澤」。孟子之學是出於子思的。荀子的師承不明，但他的書中常以仲尼與子弓（有人說是仲弓）並稱，也許是出於冉雍之門。孟子的思想，還是《尚書》的，所以對於修己治人之道主用仁義，而稱先王。冉子曾學禮於孔子，假使荀子之學是從他出來的，那麼，他的禮論就有出處了。因為他是主禮的，禮於三代猶有所損益，故先王之典型不儘是可法，當法後王。（後王不是未來的王的解法，只是指近代的王。荀子的意思大概是指文武。）
自孟荀以後，我們又要顧一顧戰國末年和秦代的一般思想和社會，知道儒教在那時期的境地如何。對於這個我們應當從幾方面看。
一，在西紀元前四世紀至三世紀，中國正是要從分割歸一統的時候，人民因厭亂而起出世思想，神仙的迷信大為盛行，尤其以山東諸國為最，神仙之說，本出於江漢的巫祝或靈保，以後漸向北方蔓延的。照當時光景，登萊半島是最適於神仙觀念發展的地方。因為那時齊國是收海利的，許多人入海，入海的人難免不會到了一個他們所不曾到過的境界。加之，海邊的蜃樓，懸在天上，要使不明白物理的人不猜到那是神山，也是不可能的。於是有一派人造出求仙之說，說仙人有靈藥，人服了可以長生不老。有些自說到過神山，見過仙人，仙人授給製藥之方，回來就大講其煉丹的道理。這一等人，即所謂「方士」者。
二，從《易經》產出來的陰陽思想，充滿了當時人的腦筋。《易》有《連山》《歸藏》《周易》三種，雖是一部極古的字書，其中寄託許多神話，和哲學思想，然而許久就給人當做卜筮之書了。《周易》是成周王朝所用的卜筮書，當時的侯國也少有知道這書的的細的。當惠王五年（西紀元前六七二，魯莊公二十二年）周史始以《周易》見陳侯；靈王二十四年（西紀前五四八年，魯襄公二十五年）流行於齊，景王五年（昭二年）韓宣子始在魯國見著《易·象》。可見《周易》這書流通得很晚。而在列國中，得著孔子所解釋過的，恐怕很少。《易》仍然以卜筮書的資格流行，是意中的事。《周易》此後漸漸流入民間，因時代關係，一變而為陰陽五行之說，所謂陰陽家，即起於此。
三，儒教雖然不語神怪，而其教義的實行，卻立在古代遺下來的祖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基石上頭。他們對於喪禮，祭禮，都變本加厲地奉行。加以當時淹中，稷下，儒墨的接觸頻繁，於是在思想行為上，二家互為影響。天，地，鬼，神，報應等等觀念都為工家所樂談，不過儒家少說天帝，多說天命而已。儒家對於天的觀念，多是從《詩》《書》來的。孔子因《召誥》「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的話，說「天生德於予」。他以為天既生得他那麼明哲，吉凶自有天命在，不能為人事所轉移的。又「居易以俟命」（《中庸》），「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盡心》）等等，都是從《詩》《書》的「天秩有禮」，「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一派的遺訓生出來的。
四，讖緯說的成立，影響了秦漢的儒教不少，讖的意思，是「執後事以驗前文」，與老子所謂「前識」，《中庸》所謂「前知」相似。戰國末年，大有復現，少昊時代「民神雜糅，家為巫史，民瀆齋盟」的光景。所以太史公述荀子著書的意思說「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物，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史記·荀卿列傳》）是當時上下篤信禨祥，侈言豫察，於是大多數的儒生多用這樣的話語來做經籍的「索隱」。以後今文家用讖說經的時候尤其多。
經學分古文今文始於秦，但起先不過是傳寫文字的不同，後來今文經生以圖讖之說淆亂經義，致二家分途而行。圖讖本不是儒家所有的，看《中庸》「索隱行怪，吾不為之」，和夫子言「天道不可得聞」的話可以知道，秦人信神仙，採納方士之說。故秦的諸生皆通其學術。《史記·始皇本紀》所載博士為仙真人詩；博士言「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是知當時所謂諸生，博士，於經學外實兼明推步占候之術。圖讖之起，根於緯書。隋、唐《經籍志》說「孔子既序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緯書托於孔子的緣故，是因「孔子道」在戰國末年已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教門。六藝雖是孔門的經典，然而為諸儒所共有，單說經文，不足以號召異學，加之孔子自己說過「聖則吾不能」「述而不作」，他又不是帝王，習孔子道者以為這空前的教主既不是王，又不是聖，怎能擅革典章，來實行他作君作師的職務，故不得不加之以「素王」之號，強派他有寫緯書的事實。這意思，我們可以從鄭玄的話探出來。《禮記》孔疏引鄭玄釋「三時田」說，「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其實孔子何嘗不敢改作舊貫，只因當時，一方面看他過於神聖，一方面又要用「非天子不制度，不考文」的律令來科他，所以有這個結果。緯書既經流行，又加上方士的迷信，於是圖讖大有決河東下之勢，浸潤了一般明王賢師的頭腦了。
秦朝的期間很短，可是做了一件驚動天地的事，始皇三十四年（西前二一三年）因厲行「同文」和「挾書」之令大燒書籍，又明年，大坑儒生，以致經學博士們死的死，逃的逃，經籍也隨著失散了許多。秦楚之際，項羽焚秦宮室，蕭何入關只顧收檢秦丞相御史所掌的律令圖籍，於是六藝存在官府的也沒了。所留只有少數私自埋藏著的，和幾位老博士的記憶。儒教受這樣大的迫害，自然是很恨秦廷。故陳涉一起兵（秦二世元年，西前二○九）魯國諸儒抱著孔氏的禮器去歸附他。甚至孔子的八世孫孔甲也願意去當他的博士。
原來孔子死後（敬王四一年，西前四七九年）弟子們不但為他服心喪二年，且當他的墳墓為聖地，弟子們和魯國的人甚至於搬家到他墓邊去住。因就孔子舊宅立廟，以歲時奉祀。諸儒亦在那裡講禮，如鄉飲，大射之類，都照時節舉行。這個宗教團體平平安安地繼續了二百多年。孔子的嫡派子孫簡直和傳經的祭司沒有什麼區別。自挾書，和偶語《詩》《書》棄市的律令行了以後，這儒教的「正教會」也就幾於離散了。
漢高帝十二年（西紀前一九五），自淮南過魯，始以太牢祀孔子，是帝王對於孔子第一次的祭祀。但高帝起先也是厭惡儒術的。《史記·酈生傳》說「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又罵陸賈說，「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能事《詩》《書》？」（《史記·陸賈傳》）叔孫通以儒服見他，他很厭惡，乃變服短服。這都是高帝不知「皇帝之貴」以前，對於儒術的態度。惠帝四年（西紀前一九一年，自令行至是凡二十三年），始除挾書律，然而朝廷並未顯然以「孔子道」為重，文帝和竇皇后都不是儒者，他們夫婦二人雅好黃老之學。文帝臨崩，遺詔短喪，顯與孔門教義牴牾。而《漢書·外戚列傳》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之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又以議明堂事下趙涫，王臧吏；問轅固老子，對不稱意，命他入圈刺豕，足見竇後對於儒術窘迫得很厲害。
自文景以後，儒教漸見尊崇，但武帝既好儒術，又好神仙，於是諛儒多以「曲學阿世」。董仲舒以大經師猶身為巫師，作土龍以求雨，侈陳災異；其他更可想而知了。儒生以曲學阿世的結果，一方面雖使經義淆亂，而他方面使儒教增幾分勢力。文景以前百家都是平等的，到武帝時，才推崇儒術，罷黜百家，使不得在學官之列。由是只有六藝的博士，其餘的，都歸失敗了。
在這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關鍵中，和儒家抗衡得最厲害的是黃老和法家。漢家以陰謀得天下，開國元勛多是這一流人物，忽然要使這般仗著一張嘴談仁說義的儒生來做士林的綱領，勢必惹起許多反動。宣帝好以刑名繩天下，太子勸他進用儒生。他很生氣地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可委任？」他甚至說「柔仁好儒」的太子會亂漢家天下，看來，宣帝時代還不是很崇儒術的。但他也不是絕對排斥儒教的。如信梁丘賀的筮法，至以他為大中大夫。甘露三年（西前五一）又召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都可以看出他對六藝也不忽視。元帝成帝都是好儒術的。元帝遵儒教的事實很多，如永光三年（西紀前四一年）因貢禹的奏章，而罷在郡國的祖宗，以應古禮。復以韋元成議，毀太上皇，孝惠，諸寢廟園，是他服膺儒道的表現。他又詔褒成侯霸，以所食祀孔子。這是世爵奉祠之始，成帝河平三年（西前二六年），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劉向劉歆父子操校理的責任。由是尊儒的政策大告成功。不幸儒教正在公布成立的時候，王莽早又懷著「周公輔成王」的心事。因為這個，不得不更崇孔子，所以在平帝元始元年（西紀元）追諡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孔子有諡號，實從此始。
孔子道給王莽借用了不少：他假符命四十二章以愚民，故能偷了十幾年的天下。西漢的儒者，不過推步災異，緣飾陰陽，猶不敢以偏說淆亂先王舊典。自王莽引經作讖，以《易·巽卦》「伏戎於莽」為己之應，而圖讖之說大行了。光武之興本不必假借緯候，但以王氏既假符命滅漢，故亦欲假符命以明漢氏之當再立，互為提倡，便形成東漢道士派的儒學了，東漢經師每信圖讖，如鄭康成以經學大師，且為緯作注，其六藝論至雲「六藝，皆圖所生」是很可怪的。這派道士的儒學實為儒教正式成立後的神學。明帝永平二年（西紀元五九年）始命辟雍及郡縣學校，行鄉飲酒禮，皆祀周公，孔子，牲用犬。國學郡縣祀孔子自此始。十五年帝東巡，過魯，始以七十二弟子從祀。此後，所有的衣冠制度，都就了孔子道的範式，再沒有何等迫害了。
講了半天，儒的道理的精華處到的是那一點呢？我可以說是在君師的理想上頭。我們所學所問，不是專為學問而學問，是要致用的。致用是在齊家，治國，平天下上頭。學的是古典謨，而功業在當世，所以說「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正南面」。這儒的君師理想，瀰漫了我民族幾千年的頭腦裡頭。我們常以為單是學問不能算為學問，必得把他現於實用才算，歷來在政府有勢力的，所謂負有經時濟世的才幹的都是大儒者。章太炎，康有為，梁啓超，乃至胡適們，都是不以他們的學問為滿足，都懷著不同的治人理想的。太炎自己承認他是政治家，若說他的政見不能比他的學問強，他就不高興了。儒教裡頭，積聚了許多可貴的道理，可惜現在只有少數人從事尋繹，而多數人正在做西方文化的轉運手，把他鄙棄了。
儒教在今日若能成為一種宗教，那他就是一個具社會靈魂的宗教，他所求的只在社會的安寧，和「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這樣的名譽恭敬。他的運動方向只以社會安寧為至善的鵠。至於人和宇宙間更深遠玄渺的連絡，個人對於「我」的去處，是儒者所不樂道的。倫教運動，計起來似乎要比神教運動更合理性，但人生本是很滑稽的，我們常不能滿足於這樣不玄的動作。科學家說花是某某等原質湊成的，要怎樣培養他才能使他好看，但這只是講堂內和園丁的事，一般人都是賞花的。一般人對於花，各個心中只有各別的奇妙理解和欣賞讚嘆罷了。我不是要儒教做出些神怪，或印行些感應篇，只是要他在人群上找一個更高的連絡，因為社會在宇宙間本算不得什麼，本不是生活的根源。要萬事治理，需從根源起，治末梢是不中用的。儒教能用宋儒的精神，用新宗教的方法去整理他的舊教義，他便能成為一個很高尚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