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匯編皇極典 · 皇極典第二百五卷

正朔部匯考 上古 黃帝軒轅氏，初定正朔，以建寅月為歲首。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按《宋書·禮志》：軒轅氏，以十三月為正。 少昊金天氏，以建丑月為歲首。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按《宋書·禮志》：少昊以十二月為正。 顓頊高陽氏，以建子月為歲首。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按《宋書·禮志》：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赤繒。 帝嚳高辛氏，以建寅月為歲首。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按《宋書·禮志》：高辛氏以十三月為正，薦玉以白繒。 陶唐氏 帝堯，以建丑月為歲首。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按《宋書·禮志》：唐以十二月為正。 有虞氏 帝舜，以建子月為歲首。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按《宋書·禮志》：虞以十一月為正。 夏後氏 夏以建寅月為歲首。 按《史記·夏本紀》不載。按《宋書·禮志》：夏以十三月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 按《鄭樵·通志》：帝禹受舜禪，踐天子之位於安邑，以建寅之月為正月。 商 商以建丑月為歲首。 按《史記·殷本紀》：湯踐天子位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 按《宋書·禮志》：殷以十二月為正，法物之牙，色上白。按《汲冢周書》：商湯用師於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 按《大紀》湯歸於亳，踐天子位，定都焉。以斗杓建丑冬十二月為歲首，是謂地統。以日中為朔，改歲曰祀，行甲寅歷。 周 周以建子月為歲首。 按《史記·周本紀》不載。按《宋書·禮志》：周以十一月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 按《冊府元龜》：武王踐天子位，以建子之月為正。 秦 秦以建亥月為歲首。 按《史記·始皇帝本紀》：秦初並天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漢 高帝仍秦制以建亥月為歲首。 按《史記·漢書高祖本紀》不載。按《史記·封禪書》：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為沛公，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 文帝十五年詔議改正朔。 按《漢書·文帝本紀》：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 按《史記·封禪書》：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 武帝太初元年，始定以建寅月為歲首。 按《漢書·武帝本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 〈注〉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為正，今此言以正月為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魏 文帝黃初元年詔正朔仍漢制。 按《魏志·文帝本紀》不載。按《辛毗傳》：文帝踐祚，毗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 按《宋書·禮志》：魏文帝雖受禪於漢，而以夏數為得天，故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為後王法制也。《傳》曰夏數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尚書令桓階等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告朔犧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明帝太和元年詔議改正朔。 按《魏志·明帝本紀》不載。按《宋書·禮志》：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故持疑不決。久乃下詔曰：黃初以來，諸儒共論正朔，或以改之為宜，或以不改為是，意取駮異，於今未決。朕在東宮時聞之，意常以為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為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大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為是邪。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按自古有文章以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為正，薦玉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定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於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後氏、漢，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後雖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曜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以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三月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岳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鳳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寶，質文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馬懿、尚書僕射衛臻、尚書薛悌、中書監劉放、中書侍郎刁干、博士秦靜、趙怡、中侯中詔季岐以為宜改；侍中繆襲、散騎常侍王肅、尚書郎魏衡、太子舍人黃闕以為不宜改。 景初元年，改建丑月為歲首。 按《魏志·明帝本紀》：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於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旂。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祀、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　按《高堂隆傳》：明帝以隆為侍中。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於六合，緝熙之化混於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式。隆又以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 按《宋書·禮志》：青龍五年，山茌縣言黃龍見。帝乃詔三公曰：昔在庖犧，繼天而王，始據木德，為群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元著統者，既膺受命歷數之期，握皇靈遷興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綱紀。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後，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豫昭顯所受之運，著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改易制度，更定禮樂，延群後，班瑞信，使之煥炳可述於後也。至於正朔之事，當明示變改，以彰異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踐祚之初，庶事草創，遂襲漢正，不革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總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雲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歷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氣，以微成著。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范章文、武，製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首。夫祖述堯、舜，以論三正，則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繼承洪緒，既不能紹上聖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未補，亹亹之德不著，亦惡可已乎。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考之群藝，厥義彰矣。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 景初三年正月，齊王即皇帝位。十二月詔仍以建寅月為歲首。 按《魏志·齊王本紀》：景初三年正月丁亥，即皇帝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按《宋書·禮志》：景初三年正月，齊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書盧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月棄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棄天下，臣妾之情，於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群臣，設盛樂，不合於禮。博士樂祥議：正日旦受朝貢，群臣奉贄；後五日，乃大宴會作樂。太尉屬朱誕議：今因宜改之際，還修舊則，元首建寅，於制為便。大將軍屬劉肇議：宜過正一日乃朝賀大會，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詔曰：省奏事，五內斷絕，奈何奈何。烈祖明帝以正日棄天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剝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慶賀也。月二日會，又非故也。聽當還夏正月。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子孫哀慘永懷。又夏正朔得天數者，其以建寅之月為歲首。 晉 武帝泰始二年，承魏制以建寅月為歲首。 按《晉書·武帝本紀》：泰始二年九月戊戌，有司奏：大晉繼三皇之蹤，蹈舜禹之跡，應天順時，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北魏 道武帝天興元年，詔仍以建寅月為歲首。 按《魏書·道武帝本紀》：天興元年十有二月己丑，帝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詔有司議定行次。尚書崔元伯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用五；未祖辰臘，犧牲用白。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民時，行夏之正。 北周 孝閔帝受魏禪，詔仍以建寅月為歲首。 按《周書·孝閔帝本紀》：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庚子，禪位於帝。百官奏議云：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革民視聽也。逮於尼父，稽諸陰陽，雲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歷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元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烏。制曰可。 唐 中宗嗣聖七年，太后改建子月為歲首。〈即武后天授元年〉按《唐書·武后本紀》：天授元年正月庚辰，大赦，改元曰載初，以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來歲正月為 一月。〈按通鑑綱目作嗣聖六年事〉 嗣聖十七年，太后復唐正朔改一月為正月。〈即武后久視元年〉 按《唐書·武后本紀》：久視元年十月甲寅，復唐正月，大赦。 按《舊唐書·武后本紀》：聖歷三年五月癸丑，改元為久視。冬十月甲寅，復唐正朔，改一月為正月，仍以為歲首，正月依舊為十一月，大赦天下。 肅宗上元二年，復以建子月為歲首。 按《唐書·肅宗本紀》：上元二年九月壬寅，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 寶應元年，復以建寅月為歲首。 按《唐書·肅宗本紀》：寶應元年建巳月乙丑，復以正月為歲首，建巳月為四月。 後唐 明宗天成元年，百官請改正朔詔仍唐制。 按《五代史·唐明宗本紀》不載。按《北夢瑣言》：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為將相推舉，霍彥威、孔循上言：唐運以衰，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何為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為唐雪冤。繼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明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為唐室雪冤。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自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 正朔部總論 《書經》 《商書·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蔡傳》〉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丑日也，不系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雲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 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於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 《周書·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 〈《蔡傳》〉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系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藝。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全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朱子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建亥之月為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更易一番。 《春秋四傳》隱公元年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 〈疏〉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弓》云：夏後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為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書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也。全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 《公羊傳》：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注〉天王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胡傳》：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 〈《大全》〉可堂吳氏曰：夏承唐虞，皆以寅月為歲首。而謂之正月始春終冬，四時具為一年。商革夏命，以丑月為歲首，仍謂之十二月，而未嘗改月。周革殷命，以子月為歲首，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春即一月，一月即子月也。《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也。 《周禮》《春官》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 〈《訂義》〉鄭諤曰：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謂之歲。用建子，謂之年。事有用建寅者，如正歲，則讀法三歲，大計群吏之治之類。事有用建子者，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之類。大史正歲與年，而次序其事，頒於官府，都鄙使，以次舉先後，不失其序。如月令所建十二月之事，是亦並與歲而皆正也。　王東岩曰：愚案此以周人建子，兼用夏正，說極是。《爾雅》云：周曰年，夏曰歲。經所謂正月之吉者，建子之正年，只讀法朝會等事，用之而歲，則便於事功。然有合用周時之正，亦有合用前王之正，不可不正之以敘其事也。《豳風·七月》一詩稱一之日，二之日，與夫七月、八月，即此義。孔子作《春秋》，亦兩存之。書四時而兼月用時，王之正則建子。書四時而不月，則行 夏之時而建寅。如書二月，無冰。以夏正論之，二月春暖無冰，亦是時之常。不知此二月，乃用周正夏之十二月。 《孔叢子》《雜訓》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雲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白虎通》《三正》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喪服，大傳曰：王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者。改作樂，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文家先改正，質家先伐，何。改正者，文。伐者，質。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承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謂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天道左旋，改正者，右行，何也。改正者，非改天道也。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亦右行也。日尊於月，不言正日，言正月，何也。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故據物為正也。天質地文，質者據質，文者據文。周反統天正，何也。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改，三微質文，數不相配。故正不隨質文也。 《蔡邕·獨斷》《三代正朔》 三代建正之別名，夏以十三月為正，十寸為尺，律中大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為正也。殷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鐘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為正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八寸為尺，律中黃鐘。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為正也。 《鄭樵·六經奧論》《正朔總論》 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古今之歷，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則湯武何以獨異之也。曰：殷、周之所以異其建者，上以明歷數之歸己，下以示諸侯之從違也。湯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國之多，八百國之眾，其從我也，吾不得而知之，其違我也，吾不得而知之。獨以正朔之異，尚以承天命之歸己，以示人心之從違。是故服則纘禹，政則反商，獨於正朔，微有更易爾。初非各出其術，以求異也。然則何以謂，古之歷，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來，豈無可傳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於天曆之營室，是顓帝之歷，已建寅矣。析因夷隩，始以仲春，終以仲冬，堯帝之歷，又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則無非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述公劉后稷之事，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事，亦准七月流火之候。此古歷建寅之明驗也。至湯建丑以首事，復建子以起數，而曆元亦不以立春為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周人因之，而正朔與歷，若與夏異矣。然《商書》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曰：正歲十有一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歷修祠舉事，仍案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於太初，首用夏正，迄於今而不能易也。新莽嘗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豈湯武能易之，後人獨不可得而易之邪。以湯武易之為是邪，胡為不能以傳遠。以湯武易之為非邪，胡為亦可行之一代而遂止也。蓋嘗論之，編年始於春秋，改元始於秦惠文君，紀年始於漢之武帝。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秦正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歷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為年號，有年號以明歷數之歸己，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何必復建子建丑，以為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朱子全書》《語類》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歲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槓，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某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個行夏之時四個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 《與張敬夫書》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 《答吳晦叔書》 《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為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又似並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唯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略耳。愚意如此，未知是否。 又 前書所諭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為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為愈，不必強為之說矣。 《答林擇之書》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雲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系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卻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製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製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卻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為據。此間無竹書，煩為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為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考也。 《魏了翁·正朔考》《七月陳王業也》 《七月》之詩，大概述天時，以勤民事也。先儒謂：《七月》一詩，皆以夏正為斷。愚則曰：非特《七月》一詩也，凡詩篇，如《正月》、《四月》、《六月》、《十月之交》，皆夏正也。然則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者，非改正朔歟。曰：改正朔矣，不改月次也。正朔之改，示一代之興，各有所尚也。月次之不可改，四時之序，不可紊也。苟紊之，則時令乖張，民聽疑惑，雖耕耘斂藏，亦將失其候。《堯典》所謂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者，萬世不可易也。若夫正朔迭尚，不過以新民視聽。如大朝會、大典禮，尊用此日，名曰歲首，太史公所謂朝以十月者，是其例也。世儒遂謂，商周既改正朔，則並其餘月次，亦應遞改。噫，為此說者，臆度之過也。《臨卦》所謂八月者，指觀而言也。臨觀反對，故聖人預以為戒。觀之為卦，其畫四陰，其辰在酉，曉然夏之八月也。而何氏以為周八月，屬未之遁。孔氏以為商八月，屬申之否。夫文王、周、孔，簡易以從夏正，而何氏、孔氏反崎嶇以求合商、周之正，不亦異乎。故曰：凡謂改正朔，而並其月遞改者，皆臆說也。《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夫奉嗣王初見厥祖，重事也。故以改元之歲首。以冕服奉嗣王歸亳，亦重事也，故以三祀之歲首。然而仍稱十有二月，則是殷人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也。孔氏以商正解之，不通，則乃曲為之說曰：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而奠告也。考之《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然後繼以太甲。則太甲乃湯之孫，所謂祗見厥祖者，是矣，非嗣湯而立也。假使太甲嗣湯而立，亦安肯踰月，而遽改稱元年邪。故曰：凡謂改正朔，而並其月遞改者，皆臆說也。《詩》篇如《正月》曰：正月繁霜。《四月》曰：四月維夏。《六月》曰：六月棲棲。此為夏正無疑。雖欲曲說，不可得也。雖有曲說，不足惑也。至《十月之交》，鄭氏則釋之曰：此夏之八月也。夫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曰：朔日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丑。不然，八月日食，何足以言甚丑也。以是證之，則周人以十一月為朔月，未嘗改為正月也。又《七月》之詩之五章，自五月數至十月，而繼之曰曰為改歲，是以十一月為歲首，而未嘗改之為正月，又一證也。故曰：凡謂改正朔，而並其月遞改者，皆臆說也。《周官·凌人》：十有二月，斬冰。與《月令》季冬之月，命取冰相合。則不惟時皆夏正，而月亦皆夏正矣。而正月之吉，始和懸法觀象。鄭氏強解之曰：周正月也。夫以夏正言之，建寅之月也。三陽既交，斯謂之和。若指為周正，則建子之月矣。時方寒冬，安得謂之和邪。又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法。夫言孟月，則夏正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也，明矣。故曰：凡謂改正朔，而並其月次遞改者，皆臆說也。《春秋》所書時，皆夏時也，月皆孟月也。雖《左氏傳》亦然。隱三年傳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周之麥。秋，又取周之禾。其為夏正，明白如此。杜氏以周正解之曰：四月，今之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取者蓋蹂踐之。夫左氏祇曰麥禾，而杜謂之未熟，左氏直謂之取，而杜謂之蹂踐，幾於迂疏可笑，良由曲泥周正，有所不通。故遷就其辭，以至於此。故曰：凡謂改正朔，而並其月遞改者，皆臆說也。或曰：漢晉唐諸儒，以三正說六經，豈鑿空駕說之哉。曰：亦必有一二疑，似以啟之。如春無冰，冬大無麥禾之類，皆其藉口者也。然疑似者，一二爾。明白者，十百也。以疑似蓋明白，以一二勝十百，豈非惑與。夫有一二之明白，猶將勝十百之疑。似今乃反是，又豈非大惑與。噫，六經不幸，而經秦火。幸而賴諸儒之補綴也。然而使學者得見秦灰之殘編斷簡，當反無惑。惟其出於諸儒之補綴也，是以惑學者滋甚。蓋不知其幾事，不特如改正朔之一端而已也。亦幸而改正朔之事，證驗尚多，可以是正。不然，又烏睹其真邪。 夫既因《七月》之詩，而考六經所書之月，皆夏正矣。六經之外，先秦他古書，及秦漢以後正史，凡所書月，亦皆夏正也。呂氏《月令》，或以為周公作，是與否，固未可知。然其所言時令，則夏時也。岐伯《素問》，伊川以為戰國間人所作，是與否，固未可知。然其所言月候，則更月也。《竹書紀年傳》謂：晉太康初，汲人得之魏冢，是與否，固未可知。然其言三代之正月，則皆建寅也。由是觀之，先秦古書所紀之月，則皆夏正也。秦正建亥，漢仍秦舊，太史公作《史記》書十月於每年之首，班固作《漢紀》書秋九月於每年之終，所謂春正月者，自在年中，不改稱謂。至武帝太初元年，正曆法，以正月為歲首。明年所書，始以春正月起之，而以冬十二月終之。是後，惟魏明帝用景初歷，嘗以建丑為正，並改三月為孟夏，餘皆遞改。然而郊祀蒐狩，頒宣時令，則復以寅為正。二者交互，徒惑民聽。行之未幾，復用夏正。又其後，惟唐武氏，改年曰載，以十一月為正月，以十二月為臘月。然復以正月為春，一月自二月以後，不能易其次也。由是觀之，秦漢以後，凡正史所書之月，則皆夏正也。或曰：孟子之書，亦先秦書也。其言七八月之間，旱，趙岐以為此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以苗槁證之，宜若可信。愚則應之曰：泛言苗槁耳。既不可以為夏之七八月，亦何以證其為周之七八月邪。孟子又言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直謂仲冬以後，農隙之餘，可治橋樑，以利民涉。而趙氏泥於周正，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亦可信乎。或者又曰：劉歆以三代之正，作三統曆，述此，亦正史所載也。何以謂之，皆夏正邪。愚則應之曰：劉歆，漢儒也。與孔安國蓋遞相祖述者，自是歷家從而和之，又豈足為確論乎。且不信聖經，而信歷述，復以歷述，而伸傳注，是皆學者厭平實，而喜奇誇之過也。必有務平實，而後可與論古事，而學古道也。 或者問曰：六經子傳，及先秦他古書，與歷代正史所書之月，皆為夏正，亦既白矣。然姚大老辨三代，秦漢置正博，引經傳，以為皆用夏時。而平庵項氏，獨以為《春秋》自是孔子之書，非即周王所用。此一說也。胡文定經解，謂以夏時冠周月，是聖人垂法後世之意。此又一說也。陳止齊後傳謂，以夏時冠周月，自是魯史之舊，夫子因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此又一說也。三家者之言，何如。曰：三家者，皆近世博雅大儒也。特其立說，猶未免牽於傳注。故雖卓然有見於始，然卒不能不自變於其後者也。孔子之《春秋》，即魯國之史記也。魯史之時月，即周家之紀曆也。夏周之歲首雖殊，夏周之時令則一。安得孔子所書，與周王所用不同邪。項氏固嘗謂，周曆本稱，決無改月之理，其說卓然當於理矣。而末乃謂，《春秋》四時十二月，恐皆夫子革之，以為萬世法，是則惑也。是豈非牽於傳注，雖卓然有見於其始，而卒不能不自變於其後邪。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言正朔，惟夏得其正也。胡氏乃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信斯言也。是《春秋》所書春正月者，乃今之冬十一月也。秋七月者，乃今之夏五月也。以冬為春，以夏為秋，雖甚愚者，猶不為，曾謂聖人而為之乎。傳之當時，猶且不可，尚可為萬世法乎。胡氏固嘗有言曰：周人以子為歲首，則冬十一月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其說卓然當於理矣。而末乃謂，夫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可以改正朔，故以夏時冠月，又以夫子無其位，不敢自專，故以周正紀事，是則大惑也。是豈非牽於傳注，雖卓然有見於其始，而卒不能不變於其後耶。至陳氏謂，魯史舊以夏時冠周月，夫子仍之此說，似勝然於胡氏之說，特添一轉語爾。事不如此，亦祇費詞。假使周人改朔，並移月次，則天王在上，魯人安敢自以夏時冠周月乎。如此，是不奉天子正朔也。又豈有魯奉天子正朔，而史官紀事，私以夏時冠周月乎。如此，則是無故而陷其君於僭逆也。假使魯史官無識，以是紀事，吾夫子修之，肯仍其僭謬乎。陳氏固嘗謂，凡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於是援《周官》季春出火，非周正月，季秋納火，非周九月，以為證據。其說卓然當於理矣。而末乃謂，西周之史，言月皆周月也。於是曲借《康誥》三月不言春，《畢命》六月不言夏，以為證據。至《泰誓》十有三年，春一月，於己說有礙，則反指為訛誤，是則惑也。是豈非牽於傳注，雖卓然有見於其始，而卒不能不變於其後邪。嗚呼，自傳注之學興也，各以三統解經，不特何氏之於《易》，孔氏之於《書》，鄭氏之於《毛詩》、《周官》，杜氏之於《春秋》《左氏》而已也。然而此五六人者，古博雅大儒也。三統之外，不可廢也。至於《春秋》一經，以周正解之者，則滔滔皆是，又豈特胡、陳、項三家而已也。 《荊川稗編》《趙汸熊朋來周正考》 《春秋》雖修史為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為元年，歲首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為記災，可知矣。《汲冢竹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烝享，猶用夏焉。其言損益之意甚明。經書，冬烝，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於當時，正朔豈容有差，而猶或有為異論者，何也。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按《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蓋正謂正月，朔謂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為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為歲首，而別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漢書·律曆志》。據三統曆，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於先王，以冬至越，茀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偽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即位後，未踰月，復祠於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於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掇拾傅會，不合不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按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為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曆，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唐人《大衍曆》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歷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顏子為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為邦為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議桓文而斥吳楚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先儒見《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而述作之旨無傳。惟斟酌四代禮樂，為百王大法，遂以為作，《春秋》本意在此。故番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何氏之失，又異於此。故朱子以謂，恐聖人製作，不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薛氏又謂，魯歷改冬為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為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曆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為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自煬公至湣公，冬至殷歷，每後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為，明矣。《宋書·禮志》又言：六律皆無推日食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是豈當代所嘗用者哉。劉歆惑於襄哀傳文，遂謂魯有司歷，而杜氏因之，謬矣。然說者，亦是病夏時周月，不當並存，故直謂《春秋》以夏正，數月又疑若是，則古者大事，必在歲首，隱公不當以寅月即位。其進退無據如此，固不足深辨。而或者猶以為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告朔為一體，其所書事，有當系月者，有當系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況偽孔注二十五篇，決非真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巡守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革，蓋非赴告策書，定為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恆辭也。不可據以為周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竹書》又記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夏正追錄舊史，故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亂春秋之時月也。蓋殷周改時月，與所損益，只是一理。如尚齒之由，貴德而貴，富而貴，親親迎之由庭，而堂而戶，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入之類，皆是迭進法，所以順天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為異。故孔子以為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觀聽而已。彼秦人以三代為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後之蔽於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往習攻左氏，而王周正月為甚。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 熊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顏淵問為邦者，然也。至於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為國史所書之月，為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小戴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即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巳月。《禮記》尚然，況《春秋》乎。證於《左傳》，可見已若拘夏時周正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且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之，即建子之月書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中冬之狩。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春正，則解凍矣。惟建子之月無冰，故紀異而書。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皆可為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也。若建亥之月，則隕霜不為異，而亦無菽矣。大抵周人雖以夏時並行，《豳詩》《周禮》則然，惟《春秋》魯史專主周正，陽生於子即為春，陰生於午即為秋。學者惑夏時之說，謂至朔同日，僅見於《傳》，而《經》無有也。不思《經傳》所書月日，參考相同。試以僖五年，《經傳》言之正月辛亥，至朔月日，左氏欲以見分至之例，故《書》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後，日月可證者，《經書》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傳書》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又《書》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以六十甲子數之，自隔年十二月戊申，晉有申生之事。越三月，即正月辛亥朔，魯閏，晉難，必在正月，故經以春書也。是年，歲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閏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晉圍上陽，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數，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兩小月，該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時尾度多在卯，且後逼閏月，宜其尚以建戌中氣，而合朔於卯之尾宿。所謂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謂冬十二月者，以周正書之。以經傳月日參考，可無疑矣。或謂昭二十年己卯，傳亦書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為始數，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為失閏。按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經於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閏當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則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經書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數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間為己丑者，退小盡八個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經傳正是相同。觀僖五年，左氏南至之書，即孟獻子所謂正月日至也。觀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對孟獻子所謂七月日至也，冬日至而傳稱春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則春秋所書時月，皆用周正，明甚。 《史伯璿三正說》 《書·伊訓篇》：元祀十有二月。《太甲篇》三祀，十有二月。蔡氏傳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之月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 按：月數之說，朱子以為改，蔡氏以為不改。然以《詩·七月篇》考之，則凡七月、九月之類，是自寅月數起，夏正也。觀於流火授衣之言，可見矣。凡一之日，二之日之類，是自子月起數。蓋周之先公已用此紀候，故周有天下，遂定為一代之正朔也。以觱發栗烈之氣候驗之，可見矣。夏正、周正同見一詩之中，可見月數之未嘗不改矣。蔡氏不改之說，恐不如朱子之的當。近代唯陳定宇、張敷言之論，最為分曉。故備其說於後，以俟知者之折衷焉。 陳定宇曰：愚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並不改時。殊不知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為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隻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為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為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為春也。使夏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為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杜氏注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書曰春狩於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護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於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卯辰之月，乃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於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大蒐於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為正，周以為春。注云：今十一月也。地以為正，殷以為春。注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注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為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春暖之宜，則惟夏時為然。夫子欲行夏時，蓋答顏子，使得為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時之春，而不知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為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為歲首。以一日論子時，既可為次日子月，豈不可為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為春之說，陷於一偏，明矣。 按：陳氏此說，援引的當，已無可議。但《商書》再言十有二月，正是蔡氏主意立說之張本。陳氏既不曰於彼處辨之，及至此處辨論，又無一言及彼，豈偶未之思耶。抑未得其說，故遂不敢牽動之耶。惟張敷言之說，可以補陳氏之缺。今存於後。 張敷言改月數議曰：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考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間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公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問於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乃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於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考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乃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並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為寅月起數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即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為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為正，為一月，信矣。以為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夫正朔，易其服色，殊其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為春，子之一月，便可祈谷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為正者矣。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祗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舉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冕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為何如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正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繆，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晉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之言，乃獻公之世。是時篡國日淺，二軍始備。晉文未興，齊桓尚在。雖嘗滅霍滅耿，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敢毀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為有據，而春王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按：張氏此說，與陳定宇之說，互相發明，甚善。至於《商書》再言十二月之辨，尤可以補陳氏之缺。故備錄於此雲。或謂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夏商西周之時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又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商雖以丑月為正，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愚竊以為蔡傳推之，固是如此。然張敷言之說，似亦有理。所礙者，即位之年，不當稱元祀耳。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在伊尹而有之。此是以周之禮，證夏商，則然耳。然三代之禮，至周大備。烏知自周以前，亦皆如周之制乎。舜禹即位，以孟子推之，當在堯舜既崩三年之後。不知踰年改元之禮，將朱均行之乎。將虛其年數，俟舜禹即位，而後行乎。是固不可考矣。其他夏商以前，禮有不如周之大備者，何限。政恐夏忠商質，踰年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後備。事固未可知也。蘇氏推周制以律商，亦猶顧命中推春秋之禮，以議召公者相似。召公親與周公同僚，為周公所敬信，知禮乃不得如蘇氏耶。正恐蘇氏以後，推前皆未得為至當耳。蔡氏引春正為不改月數之證，亦是以後推前，其得失，張敷言已辨之矣。愚奚容贅。 或又謂，因正朔之改，而並改月數，周東遷以後則然。《春秋》所書時月，以事考之，的是。子月起數，意者平王於遷洛之後，稍欲示有所革，以新天下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並改月數，以合之焉。愚竊以為，蔡氏主不改月數之說，而為《春秋》所礙，故其援引，皆不及《春秋》。或謂此說，蓋欲為蔡氏剔撥此礙，會諸經而定為不刊之說也。但此事須得先秦古書為據，方可以決數千載之疑，而取信於來世。今皆無之，而但以意者，平王之言，發其端，殊未得為定論也。且以夫子之聖，能言夏殷之禮，尚以杞宋無徵，而不敢從。況今並杞宋之屬，無之乎。然則雖有夫子之聖，復生於今，若無證據，恐亦不敢以意言平王，示有所革之事也。平王不能自振，事事因循，何以見其獨有志於此一事耶。若唐宋以來，儒者有此等議論，皆是臆度附會，不足引以為據也。 按：周亡於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於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當是時，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禮樂已不自天子出，號令已不行於天下。民間私稱，已皆是以寅月起數。周既亡矣，則建子之正，既不得為時王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謂周正者乎。然則秦所謂冬十月者，是因民間私稱夏正，而書之無足疑者。此於周改月之說，自不相礙，不足以為據也。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按：四時改易，冬不可以為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辨。但以夫子行夏之時之一言證之，足矣。夫時之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數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時而言，甚明。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顏子問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是當時所行，未必是夏時也。未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為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以異於夏時者，則又何以必曰行夏之時為哉。餘則陳定宇之言，備矣。至於鄭氏箋詩，蓋亦不知民間私稱，只是夏時，而例以時王之制律之。故至此誤耳。蔡氏非之，誠是也。若以張敷言史冊所用，民俗所言，二說例之，則不待多辨，而自解釋矣。蓋詩為詠歌之辭，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數者，不特臣工一篇為然，正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鄭氏必欲拗以從子，固誤蔡氏，又欲援以為不改月數之證，要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餘則前辨已詳，更不再述。 按：二孔、林氏，皆以一月為子月。蔡氏不從其說，竊意一月便是子月，無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而曰一者，以時方舉事，商命未改時，王正在丑。周家雖因國俗紀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書前事，亦不容因後改前，失傳信之意也。與七月詩一之日者，正同。推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書，明有三正之文，而天正、地正、人正之名，見者亦非一處。若如皆以寅月起數，與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之言，則是惟夏為有正。殷周雖改正朔，而皆無正月之名。烏知其為天正、地正，建子為正，建丑為正也。 陳定宇又曰：愚按蔡氏傳於《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春一月為建寅之月，與二孔之說不合。必證以《前漢·律曆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亥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月癸亥至牧野，閏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以節氣證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 按《漢志》，雖非先秦古書，然終是近古可信，較之《陳寵傳》，則此尤為近古，皆非唐宋以來，諸儒臆度附會，無所證據之比。讀書者，宜有取焉。竊嘗又按《易·臨卦·彖辭》，有曰：至於八月，有凶。此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為，自子月起數，當是今六月。遁卦雖本義兼存，或說是今八月，觀卦之說，於古終是。不如主前說之力。況前說勝後說，又朱子平日解經之通例乎。兼語錄答學者之問，又只主周正。可見愚竊以為臨彖：元亨利貞，與有凶，皆主陽言，以二陽上進，凌逼四陰，故其亨在陽，將來諸爻盡變，則二陰長而四陽遁，故其凶亦在陽。況臨觀與遁三卦，皆就陽爻取義，名卦陽浸長，則為臨陽退避，則為遁陽在上，示下則為觀。然則退遁，可以有凶，言明矣。觀雖亦是陰長陽消之卦，然聖人扶陽抑陰，固已別取義名卦矣。不應於此，又指為有凶也。然則八月，指遁而言，明甚。卦辭是文王所系，文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數者，亦猶先公一之日，二之日紀數也。 《周洪謨周正辨》 或問：南皋子曰：唐虞夏後，皆以建寅為歲首。今之歷是也。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雲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歷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為第一朔，正月之為第一月。猶長子之為第一子也。故皆可為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為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並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為歲首，而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為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峰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以為政者，乃如是乎。予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故以《易》、《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辨之失者，參考而詳列於左雲。 《易》：易臨卦辭，至於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遁，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雲，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況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已為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遁，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為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於八月，建西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於八月，有凶。所謂至於八月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複數。以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遁。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遁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此，亦可見矣。 《書》：三正之說，始於《夏書》怠棄三正之文，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愚則以為，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為正。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承堯改正朔，此則謬妄。觀堯老而舜攝也，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舜老而禹攝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則舜始終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於禹承舜，亦以建寅為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為，而怠棄之乎。蓋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蔡氏以為，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系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為春，是謂周人改時與月，可謂謬矣。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為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近世汪氏謂，以唐歷愬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是皆惑於子為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於《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皆順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後儒不信聖人之經，而信傳記之說，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必酉戌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為春，則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書，為可見矣。 《詩·豳風》之詩，說者皆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為言。殊不知歷數之紀，三代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為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之星象以言哉。至於下章雲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時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為朔易之義。或曰：以正朔之始於子，終於亥者，為改歲，非謂改十一月為正月也。曰流火，曰改歲，是周公即當時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曉。豈以夏時而述夏事哉。東萊呂氏，不察其說，而謂三正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曆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嘗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以雲二之日為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張敷言因其說，又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歷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璿又因其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即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朝覲之類，皆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還，帥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紛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時立法，而違時王之制度。子思子生於周末，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以見制度之歸於一也。豈有三代盛時，而使民家異政，人異法者哉。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三之日者，三陽之日。四之日者，四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而非數月也。變月言日者，以文之順爾。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然而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而出車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為春，何以見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見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雲二月維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數，則當雲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為二月，何以謂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為可見矣。 《周禮》：新安汪氏謂，《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為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為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為歲終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為歲終哉。既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如初哉。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指亥月，言正歲指新歲，言《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為序。蓋正月既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來歲復舉之如初。故州長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今正歲。以上文正月為嫌，故別而言之。猶俗雲新正之歲也。又冢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而小宰歲終，則令群吏致事。正歲則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是冢宰之懸治象者，言於今歲之正月，而小宰之帥屬觀者，言於來歲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見，每年冢宰懸治象小宰帥屬而觀者，皆在正月也。況冢宰懸治象者，挾日斂之，則不過旬日，而即斂之矣。如汪氏之說，則子月冢宰懸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後小宰帥屬往觀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載，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馮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為阱擭，溝瀆，秋令塞阱，杜擭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於凌人十有二月，斬冰，與詩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節。是皆周公所作，燦然昭白，不待辨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為十月，則又何冰之可斬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禮，為可見矣。 《春秋》：《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為正月，而時則仍為仲冬。十二月為二月，而時則仍為季冬。正月為三月，而時則仍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為正月，而系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月為十一月，而系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辨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王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為春。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日月矣。聖人豈為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為首，而歷數仍以寅月為首。商不改夏之歷數，周不改商之歷數，魯不改周之歷數，《春秋》不改魯之歷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曰魯既奉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巡狩祭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為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為異乎。曰：不然。《左傳》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為霖。蓋建辰之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雷繫於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為異。而雨雪之大，尤可為異。故《春秋》書之，以記異也。安在其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晉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並溢流四千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為異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為異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者。固為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曰：大雨雹者，何足以為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文。恐雨雪上當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雨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為異。故書曰大，猶防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和則為霜雪，雨露不和則為雹。雹且大焉，則雖冬亦為異，況秋與春，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又十二年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夏正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冰，正月納冰，二月發冰。今正月無冰，若以為十一月，則十一月無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者，固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藏冰之月，無冰可藏，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者，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今當薦寢廟而無冰焉。則凡以後之祭，無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寢廟之無冰，而但曰無冰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鑑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冰也。至於正月雨木冰，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雨著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殊不知魯地，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冰，亦不為過。何足為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木冰，故書之，以記異。亦猶後世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郡賊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木冰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月為十一月，則正月無冰。既謂仲冬當冰而無冰矣。正月雨木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無乃若汪氏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說者謂，五月麥熟苗秀，大水漂盡。若以為七月，則何有麥苗耶。曰：四月麥秋至，則已刈麥。至五月，則刈已盡。經言秋無麥苗，言七月大水，苗既為水所漂，固無可望，而麥之刈未久，又皆已盡。故曰無麥苗，亦猶二十八年冬，書曰大無麥禾也。曰：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何以書乎。曰：諸災異皆可通，惟此為不可通，恐有缺文誤字。如君氏郭氏之類，秦火之餘，漢隸之後，安保其傳錄之無誤也。曰：陳定宇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於郎。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於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於比蒲。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於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為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於河陽。莊四年冬，狩於禚者，又當皆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於比蒲。定十三年夏，蒐於比蒲。既以為春矣。則昭八年秋，蒐於紅。二十二年春，蒐於昌間。定十四年秋，蒐於比蒲者，又當為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為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傳》之說，張敷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也，豈不徵乎。曰：《易》、《詩》、《書》、《周禮》，皆可信矣。諸儒乃舍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會穿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為可見矣。 《論語》、《孟子》：《論語》曾晰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其為建辰之月，和煦之時者，審矣。如以為建寅之月，則何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又以為九月、十月。其意謂申酉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成杠梁，則太遲也。愚竊以為，七、八月之間雲者，是謂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遲。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際，旱暵為災。則雨澤亦不可缺，況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為五、六月之間也。至於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者，蓋主溱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內，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輿梁。況當九月築場，十月穫稻之候，不可妨農。必田功畢，然後為之。至十一月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輿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為之也。曰：然則合是數說，則周曆之紀，皆夏時矣。而夫子又何必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歷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歷數，分而為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歷數，合而為一，以三統言之，則為人。以四時言之，則為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為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之，以為萬世為邦者法也。 《汲冢周書》：《汲冢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於宗廟，乃嘗麥於太祖。按晉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見於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數，及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也。 《史記》、《漢書》：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西漢書注文穎，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顏師古亦謂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吳淵穎，亦是其說。且謂蔡氏以嬴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並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曷嘗以十月為正月哉。如以十月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十二月為三月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燠同意。夫十一月，寒冱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為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十月方燠，然後可雲。是秦之二月，不為十一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嘉平是秦之三月，不為十二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為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紀而改之乎。是秦漢之不改月者，審矣。文穎、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穎反取其說，而詆蔡氏，以嬴秦視三代，誤矣。 《群書備考》《正朔》 自黃帝受河圖，作甲子，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正朔之建，有自來矣。唐虞夏後，皆建寅，而商則建丑，周則建子，秦則建亥。自漢迄今，始用孔子之言，皆以夏時為首，得人生於寅之義矣。然三正之建，群議頗有異同。漢孔安國、鄭康成則以為，周人改時與月。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九峰蔡氏以為，不改時，亦不改月。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璩、吳淵穎、汪克寬輩，則遠宗漢儒，而排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然則將安所折衷乎。曰漢儒之言是也。昔孔子作《春秋》，系日系時，必曰春王正月。左氏去其時，猶未遠也。故斷以十一月為正月，而諸儒所以疑之者，正以《周官》仲春，逆暑，仲秋，迎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之文，有所不合耳。殊不知，《周禮》其出最晚，正不必援之為據。而且可因是見《周禮》為後人附會之書。以經文考之，僖之五年正月，日南至。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冬至乃其時也。昭之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謂周人不改月，則冬至乃在春二月乎。孟獻子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上帝。此又可驗禮經者也。《豳風》謂，七月流火，十月改歲，此又可考於詩人者也。若乃易之臨，曰至於八月，有凶。程子以為建未之月者，正得其旨，而何疑其為謬。《孟子》所謂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為周七八月，夏五六月者，正合其時，而何疑其為非，不信孔子之筆，而信附會之書。不信程朱大儒之言，而信紛紛之論。亦惑矣。且以曆法推之，昭七年四月，日食於豕韋之末，降婁之初。若周果不改月，自應食在二月矣。昭三十一年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鶉尾。今以歷推，若不改月，自應在十月食矣。天道豈有謬，而聖經豈有誤耶。此則灼有明驗，而又不容以口舌爭者。後曹睿之改元，景初以魏革漢正，遂以三月為孟夏四月，雖行之，不四年，而復然建丑之說。行於後世者，未聞其不改月也。武照之改元天授，以周革唐命，遂用十一月為正月。雖行之不九載，而復然建子之說。行於後世者，亦未聞有不改月也。今乃謂周人建子，特以此月為正朔之月，而非以為正月，則何取於改歲之義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