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 揆度

譯文

桓公問管仲說：「從燧人氏以來，歷史上的重大經濟籌算，可以講給我聽聽麼？」管仲回答說：「從燧人氏以來，沒有不運用輕重之術治理天下的。共工當政的時代，天下水域占十分之七，陸地占十分之三，他就利用這個自然形勢來控制天下。到了黃帝當政的時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裝，限制他們製造武器，燒山林、毀草藪、火焚大澤、驅逐禽獸，實際上都是為控制他人，這然後才得以統治天下。至於堯舜當政，之所以能把天下治好，是因為在北方取用禺氏的玉石，從南方取用江漢的珍珠，他們還在驅捕野獸時，使大夫參與其事。」桓公說：「這是什麼意思？」管仲回答說：「他們命令：『各國諸侯之子到本朝為臣的，都要穿兩張虎皮做成的皮裘。國內上大夫要穿豹皮袖的皮裘，中大夫要穿豹皮衣襟的皮裘。』這樣，大夫們就都賣出他們的糧食、財物去購買虎豹皮張，因此，山林百姓捕殺猛獸就象驅逐父母的仇人那樣賣力。這就是說，國君只消冠冕堂皇地坐在堂上，猛獸就將被獵獲於野外；大夫們散其財物，百姓都可在流通中得利。這就是堯舜曾經用過的輕重之術。」 桓公說：「在『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這句話里，什麼叫作『事名二』呢？」管仲回答說：「天道為陽，地道為陰，這就是事名二。」「什麼叫正名五呢？」回答說：「權、衡、規、矩、准，這就是正名五。它們體現在顏色上，就分青、黃、白、黑、赤；體現在聲音上，就分宮、商、羽、微、角；體現在味覺上，就分酸、辣、咸、苦、甜。這裡的利用『二五』，同上面的『童山竭澤』一樣，都是人君用來控制人們的。五味，是用來控制人們飲食的；五聲是用來控制人們聽欲的；五色，是用來控制人們觀賞的。人君丟掉了『二五』，就會亡國；大夫丟掉了『二五』，就喪失權勢；普通人丟掉了『二五』，也不能治理一家。這是國家最重要的關鍵，所以叫作『國機』。」 輕重家的法典上講：「自己說能作司馬的官，但作起來不稱職的，就殺掉他以血祭鼓；自己說能作農業的官，但作起來不稱職的，就殺掉他以血祭祀社神；自己說能作一般官吏，但作起來不稱職的，就砍掉他的雙腳罰他守門。」這樣，就不會有人敢在君主面前吹噓自己以騙取祿位了。這樣，無論被人推薦當官的，或者守門小事都不稱職的，也都可以依法處理了。 桓公問管仲說：「請問失準的問題。」管仲回答說；「失准就是天下各國都控制我們，而我們無能為力，這就叫作失准。」桓公說：「這是什麼意思呢？」管仲回答說：「如果天下各國起兵進攻我們，對於凡能謀劃利國定民的大臣，就要割地而封；凡能作戰成功立名的大臣，也要割地而封。這樣。實際上是天下在封賞您的大臣了，而不是您本人進行封賞。天下已經使您把十里土地封給大臣，而隨著天下每一次動兵，又要把二十里土地再次「封給」富民商人。您國的富民不是您使他發財致富，而是天下使他們致富。鄰國每動一次兵，都會造成您國的富民商人多發一次財，弄得貧者更貧，富者更富，這就是失準的必然結局。」桓公說：「這又是什麼意思呢？」管仲回答說：「如果天下各國出兵攻打我國，百姓放下農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麼，舉國不能種地，這並不是天災，而是人禍造成的。國君在戰時，早晨下令徵稅晚上就要交齊，百姓只好拋賣財物、糧食，折價一半脫手。商人買進而加以囤積，那麼，『國內的一半財貨就進入商人之手。戰爭結束，百姓復歸舊業，物價會回到戰前水平。商人在此時售出他所囤積的財物，可以把國內市場一少半的貨幣積藏在自己手裡。這樣一來，幣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貨物價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這貴賤十分之三中買來賣去，國家財物將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國君是束手無策的。百姓貧富之間不斷地互相奴役，國君無能為力，這些就是輕重的失准。」 管仲說：「人君掌握了本，富民商人就抓不到末；人君掌握了開始，富民商人就抓不到結局。對於販運過程的商品，必須在通衢要道市場上謀取收入；對於糧食，必須在春秋兩季來掌握；對於其他物質，則訂立預購合同。這樣，商品一動，措施就跟上去。預先阻斷買賣的途徑，商人就無法行事；君主控制流通，商人就無法抬高物價。所以，掌握好各地物價的漲落，國內沒有投機商人，商品貴賤相當，這就叫作『國衡』。能夠用理財之法來掌握，財利就自然歸於君主了。」 管仲說：「善於管理商業的，就要由國家同時辦商業；國家辦商業，市場就清淡冷落；市場清淡冷落，農業勞動力就充足；農業勞力充足，人民財物就豐富；人民財物豐富，君主的稅收就取之不竭了。現在的情況則不然，商人貴賣，君主跟著貴買，貴而不能使之賤；商人賤賣，君主跟著賤買。賤而不能使之貴。天下善於管理的不是這樣，私商賣貴則國家商業賣得賤，私商買賤則國家商業買得貴。這乃是損有餘以補不足的理財方法。所以，凡國家不能調劑民財，就不能做到大治；不洞察商業始終，就不能把管理做得最好。由國家掌握利用物價漲跌，可取相當二十個財政年度的收入；由國家經營鹽鐵商業，也可取得相當二十個財政年度的收入；由國家經營錫金商業，又可取得相當二十年財政年度的收入。這五種官商的理財之道，都不是向民間直接徵稅的。」 桓公問管仲說：「輕重之術何時終止？」管仲回答說：「有如四季周而復始的運轉一樣，沒有終止之時。當國家遭遇戰爭憂患時，就調節糧價高低來解決國家用度，積累余財贏利來籌備戰士獎賞。當天下歸服海內統一時，就加富誠信仁義的人士，使百姓崇尚禮讓，而不搞軌外的活動。可見，輕重之術的用處，在各諸侯國尚不則幀時，可以為戰爭服務；在各諸侯國歸順時，就可用來推行仁義的政教。」 管仲說：「要做到一年耕種，夠五年吃，就把糧價提高五倍來促進；要做到一年耕種，夠六年吃，就把糧價提高六倍來促進。果能這樣，兩年耕作的產量就可能夠十一年的消費了。對富者能夠奪取，對貧者能夠給予，才能夠主持天下。而對天下的人們，能使之安於這項政策，遵行這項政策，這樣，就可以統一調度了。對於天下的人們，驅使他們不要明白表示驅使，利用他們不要明白表示利用。因此，善治天下的君主，不直接說出驅使的語言，使百姓不得不為所驅使；不直接說出利用的語言，使百姓不得不為所利用。」 管仲說：「善於主持國家的，就象把黃金和秤錘放在天秤上一樣，只要加重秤錘，金子就能夠傾跌下來。所以，講求通權達變則國家力量強盛，講求遵循常道則國家力量衰弱。現在，糧食在我國價高，在其他諸侯國價低，各國的糧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樣流入我國。所以，價格高則財貨聚來，價格低則財貨散走，有因高價聚來而跌價尚未散走的物資，我們及時動手掌握之，天下的這項財富就歸於我們了。把財貨囤積起來則價格上漲，發售出去則價格下降，放散於民間則顯得充足。錢幣貴重則人們拚命追求，錢幣貶值則人們棄而不用。所以，總是要把錢物貴賤的幅度調整到合乎理財之術的要求而後止。」 「糧食，是人們生命的主宰；錢幣，是物資流通的渠道；號令，是控制經濟過程緩急的。所謂『號令重於寶物，社稷重於父母』，這些話都是什麼意思呢？」回答說：「當城郭陷落，國家宗廟不能繼續血食時，大臣都要殉難；但父母死亡，卻沒有殉死的兒子。這就是社稷重於父母的例證。而且，衛國者有人而無城，等於是空守平墟；有人而無武器和糧食，也只是與災禍同居而已。」 桓公說：「我聽說海內珍貴貨幣的利用有七種辦法，可以講給我聽聽麼？」管仲回答說：「使用陰山所產的需，是一種辦法；使用燕地紫山所產的白銀，是一種辦法；使用發和朝鮮所產帶花紋的皮張，是一種辦法；使用汝水、漢水所產的黃金，是一種辦法；使用江陽所產的珍珠，是一種辦法；使用秦地明山所產的曾青，是一種辦法；使用禺氏邊山所產的玉石，是一種辦法。這些都是以少掌握多，以狹掌握廣的辦法。天下的理財之法，莫過於輕重之術了。」 桓公問管仲說：「陰山的馬，可供駕駛兵車之用的有四千匹。每匹馬的價格是一萬錢，每斤黃金也是一萬錢，我只存有黃金一千個，應當怎麼辦？」管仲回答說：「君上可以命令所有納稅的人們，必須按錢數交納黃金。我們就可因金價上漲而得到四萬錢的收入，這就一變為四了。我們並沒有使用冶金柑渦和鼓風爐來冶煉黃金，現在黃金之所以一變為四，只是運用理財之術的結果。珍珠來自赤野的末光，黃金出在汝水、漢水的右衢，玉石出在禺氏的邊山。這些地方估計距離周都七干八百里，路途遙遠，來之不易。所以先王按其貴重程度而加以利用，規定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正是通過提高或降低中幣黃金的幣值，制約著下幣刀布、上幣珠玉的作用。」 百乘之國，在中央地區建立市場，離四周邊境估計五十里路。一天確定計劃，兩天裝載貨物，三天運出國境，五天可以來回。百乘之國要制約鄰國物價高低，不超過五天。百乘之國，擁有耕地一萬頃，戶數一萬戶，人口十萬人，有納稅義務的一萬人，兵車百乘，戰馬四百匹。干乘之國，在中央地區建立市場，離四周邊境估計一百五十里路。兩天確定計劃，三天裝載貨物，五天運出國境，十天可以來回。干乘之國制約鄰國物價高低，不超過十天。干乘之國，擁有耕地十萬頃，戶數十萬戶，人口百萬人，有納稅義務的十萬人，兵車千乘，戰馬四千匹。萬乘之國，在中央建立市場，離四周邊境估計五百里路。三天確定計劃，五天裝載貨物，十天運出國境，二十天來回。萬乘之國制約鄰國物價高低，不超過二十天。萬乘之國，擁有耕地百萬頃，戶數百萬戶，人口千萬人，有納稅義務的百萬人，兵車萬乘，戰馬四萬匹。 管仲說：「單身男子叫作鰥，單身女子叫作寡，老而沒有兒女的叫獨。國君要調查了解凡有子弟因兵役而死亡的，父母也算作『獨』，必須由政府負喪葬之責：衣食要有三領，棺木要厚三寸，鄉中官吏親管其事，葬於公家墓地；戰死者如是獨生，還要賞給父母一匹馬一天所能耕種的土地。因此，作父母的即使犧牲自己的兒子為君主效力，也不引以為苦了。國君每到年終都視察邑里，看到勞力與別戶相同而住房獨好的人家，一定是好百姓，是努力耕作的人，要用兩束干肉、一石酒獎賞他們。對於體力充足而閒遊不肯勞動的，如是老年人，則遣責之，如是壯年，則遣送邊疆服役。對於無本經營農業的，則貸與土地和錢幣。由此，百業皆興，沒有懶惰和失掉農時的百姓。這都是國家政策的具體辦法。」 上等勞力的農民可負擔五口人吃飯，中等勞力可負擔四口，下等勞力可負擔三口。上等勞力的婦女可供應五口人穿衣，中等勞力可供應四口，下等勞力可供應三口。農民要經常耕作，婦女要經常紡織。一農不耕，人民就可能有挨餓的；一女不織，人民就可能有受凍的。饑寒凍餓總是起因於土地經營。所以先王認真對待這個起因。農事收穫達到成本的二倍。農民才沒有賣兒賣女的；達到三倍，才可以正常備糧吃飯；達到四倍，鄉里富裕；達到五倍，則餘糧遠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安葬了。如果農事收入達不到成本的二倍，君主再征斂不止，那麼，為非作歹的路上，單人都不敢出行，財貨放在手上也不安寧了。隨著用法律鎮壓，就等於自己在殘害百姓。物價失調，饑民不能管理，百姓賣出的兒子，自己不能依靠使用，君失其民，父失其子，這乃是亡國之道。 管仲說：「神農之術告訴我們：『一種糧食無收成，則缺少一種糧食，糧食的賣價將上漲十倍；兩種糧食無收成，則缺少兩種糧食，糧食的賣價將上漲二十倍。』遇此情況，國家應當提倡用瓜菜補充民食。而對於沒有口糧的農戶，由國家供給舊年的陳糧；對於沒有種籽的農戶，由國家貸給可用的新糧。這樣，才不會出現贏利十倍的奸商，也不會出現加倍收息的高利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