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千萬重 · 印尼的彷徨

在一群伊斯蘭教國家之內印度尼西亞最可能在下一世紀產生重要的作用。一因為她的人口，二因為她的資源，三因她海洋國家的地位，四因她本身之可變性。 這國家包括著一萬三千島嶼，東西橫跨三千英里。人口兩億，僅次於中國、印度與美國。所產石油、木材、橡膠與錫礦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因為地域的近接與內在華裔的特殊情形，印尼也可能與中國發生重要關係。 印尼在13世紀之前原為一群各不相屬之小王國，佛教與印度教在七至八世紀（中國時在唐朝）傳入，這些小王國以印度教諸神做護佑。至13世紀爪哇之馬扎帕奚（Majapahit）王國有統一諸島控制馬六甲海峽的態勢。她的擴張政策引起元世祖忽必烈的干預。1293年元軍之攻爪哇固然是無功而返，可是自此馬扎帕奚的統一運動也因之失去實質。她之令各島稱臣，也不外和親納貢等傳統方式，缺乏統一之內在的意義。15世紀鄭和之巡行南洋，即曾與盤踞馬六甲海峽之海盜（也是華裔）和婆羅洲之土酋作戰。可見得當時所謂印尼之跨島王國早已有名無實。 17世紀荷蘭之東印度公司開始掃除其他西歐各國在諸島的勢力，自此整個地區稱荷屬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但荷人占領諸島，由沿海伸入腹地仍經過一段長時間。又直至19世紀前期東印度公司始將治理諸島權力交荷蘭政府。然則印尼在荷治下成為一個政治實體，名目上前後三百五十年。 荷人初攫得此群島嶼肆無忌憚。尤以處置香料群島（Spice Islands，或稱摩鹿加Moluccas，在西里伯斯至新幾內亞之間）最為殘酷。當日冷凍尚未發明，治肉專賴香料。荷人企望專利於歐洲，凡其在各島力之所及則全部霸占。不能控制則前往將其耕作破壞居民屠殺，剩餘的強迫遷徙。馬克思論「初期的累積資本」，其實況為「歷史的展開乃是征服，奴役，搶劫，謀殺。一言以蔽之，武力為最」（《資本論》卷一章二十六）。征之荷蘭在印尼情形所述並不為過。 即至19世紀大部時間內荷人推行的「種植方案」（Cultivation Plan或Cultural Program）亦仍盡盤剝之能事。在方案之下所有村莊均需以五分之一的耕地種植商業產品包括咖啡、茶葉、蔗糖、菸草、胡椒、肉桂、靛青、棕欖等，其價格由政府單方計值以代地租賦稅。所有收穫由政府指定之出入口商接收統運荷蘭，凡違抗及不如額的處以體刑。各地區土著之管理人員亦別無他法，但俯首從命之外亦從中受惠。此種強迫耕種至19世紀末葉方開始收束，至本世紀才全部停止。 印尼之反荷犖犖大者有19世紀初期由爪哇王子所領導之游擊戰，曾曠日持久使荷人疲於奔命。世紀之交又有蘇門答臘之反叛，亦用兵三十年。本世紀初年峇里之土著以人海戰術企圖突破荷人所設城寨，但缺乏外援，本身在科技方面又過於落後，終歸失敗。 伊斯蘭由穆罕默德創教事在7世紀，及其陸續傳入印尼已在15世紀，大約與鄭和巡弋印度洋同時。一般說來印尼之伊斯蘭化未經過大規模「聖戰」階段，而是由阿拉伯人及來自印度之伊斯蘭教徒做主營建教堂，延聘教師（mullah），感動各地群眾與官僚後始推動王室。因其和平演進，長期發展，印尼之伊斯蘭接受吸引各地其他宗教，尤多佛教、印度教及原始巫術成分。至19世紀之末始有來自阿拉伯之革新運動，以一切根據《可蘭經》為依歸，既排斥其他宗教成分，亦不承認伊斯蘭教高僧所作各種繁縟之解釋。只是此種做法也只能在印尼伊斯蘭教徒中產生分化作用。 本世紀之初又有所謂「沙雷卡伊斯蘭」（Sarekat Islam）者，亦由阿拉伯人及蘇門答臘之伊斯蘭教徒倡導。一方面提倡激動土人伊斯蘭教情緒，一面即以排華為職志。但馬克思主義者利用當中群眾運動之成分、戰鬥意識與提倡全民平等之立場，改變其宗旨，迫使阿拉伯裔退出，成為印尼共產黨PKI之前身。自是印尼之群眾運動，經常為正統之伊斯蘭教義、民族主義、共產或反共立場長期角逐，亦甚少不與排華關聯。 印尼自獨立以來只有三位總統。迄至1998年5月，只兩位總統。 第一位總統蘇加諾（Sukarno，他原有名亞克米Achmed，以後沿用爪哇人習慣，將此名放棄，姓名只一個字），早歲被荷人監禁，第二次大戰期間曾與日人合作，但始終不忘印尼獨立宗旨。V-J Day後出面為新國家領袖。 此人曾被批評為好大喜功，不務實際。他實行獨裁統治，又號稱「督導下之民主」（Guided Democracy），自任終身總統。1962年他發動對荷屬新幾內亞的戰爭，引起聯合國調停，因之該區域終併入印尼版圖。1963年反對馬來西亞建立聯邦。他的「毀滅馬來西亞運動」以傘兵降落北婆羅洲，部分並降落於馬來半島直接威脅吉隆坡。因馬來西亞被獲選加入聯合國之安全理事會則使印尼退出聯合國。他之強調親共反西方立場，自我標榜為「雅加達—北京—河內—琅勃拉邦—平壤軸心」。在這方面他確有輕狂跋扈姿態。 可是另方面我們檢討印尼立國背景，雖仍不必對蘇加諾同情，至少可以了解此人立場之由來。印尼之小島不論，大島則各有不同特色。土著屬於三百多個不同族群，操一百五十種語言。1945年全民識字率不及百分之十（現已在百分之七十以上）。1955年首次全國大選時，有一百六十八個政黨參加競選（現今只有三個），歷史最悠久的則為印尼共產黨（蘇加諾之黨稱國民黨）。伊斯蘭雖為印尼人民精神團結力量，本身卻分裂為多數政黨，有的只主張以宗教組織參加社會活動，有的則主張以教立國，以教治國。 荷蘭之放棄印尼不如英國之和平退出印度，最初重組殖民地軍隊與印尼作戰，幾經調停停戰之後方接受新時代之現實，蘇加諾亦采機會主義，以軍事行動外交談判達到其完全獨立之目的。但在1950年間及1960年間各地叛亂，大小不已。這種種情形表示印尼過去缺乏組成獨立國家之經驗，此際則尚未樹立新國家立國之宗旨。惟有仇荷反殖民地政策延伸而為反西方，發展而為戰鬥性的民族主義方能掌握左右。蘇加諾機智，表面上反對西方，但仍利用美國懼共心情與之談判。其提倡民族主義又不免引起印尼人之攻擊華裔，因此其政府愈表示親中，人民則加緊排華。 1965年財政失控，通貨膨脹至百分之六百。十月底一部分軍官叛變，自謂肅清軍中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溝通之將領。大部軍人不為所動，推舉蘇哈托（Suharto）少將為首迅速鎮壓叛變。指斥其為共產黨主使。兩方出進之間引起全國各處暴動。伊斯蘭教青年極力攻擊親共分子及於華裔。事後蘇加諾承認死者八萬七千人。《紐約時報》載死者十萬。亦有專家判斷死者多至七十五萬者。內中華裔罹難人數至今尚在爭執中，有稱多至三十萬者；亦有稱此數絕不可能。 蘇哈托從此為第二位統治者。蘇加諾在軟禁中於1970年逝世。 蘇哈托於1968年正式就任總統。他的政權稱為「新秩序」，又自謂為「在管制下獲得意見一致」（consensus through control）。驟看起來，這也與「督導下之民主」無甚出入。 但是他取得政權之後立即停止對馬來西亞戰事，揭櫫反共宗旨，與西方各國示好，致力於經濟之發展。他雖為伊斯蘭教徒，但竭力抑制伊斯蘭教政治團體，實際以軍立國以軍治國。至今印尼各處地方政府尚在軍人掌握之中。一般說來華裔在他執政期間生活較有保障，有的循著他的經濟發展而成為大亨。因之他被攻擊與他的子女坐受賄賂任華裔壟斷印尼。 新秩序之初期成功基於好幾個有利因素。其經濟方面著重原料物資之輸出，此時適值原油漲價階段。農業方面開始引用改良種籽及化學肥料，一時稱為「綠色革命」者使全國糧食不待輸入已自給自足。而蘇哈托取得政權期間美國正在越戰的過程中，當然對他的反共立場竭力支持。 可是好景不常，以上有利的條件無從持續。80年代以來原油價格長期低迷。農業上的成功，也只有一次有效。而印尼人口雖經過管制，仍在最近二十五年內自一億三千萬增至兩億。目前尚遇旱災，穀類仍待輸入。加以十餘年來承受內外壓力，放鬆進口管制，沿海軍警縱容走私，蘇哈托成為眾怨之尤。 去年夏秋之交的金融風暴使印尼盾在數周之間貶值逾半。但蘇哈托仍不乏政治上的操縱能力。他的政黨組織稱為Golkar，具有職業組合（syndicalism）性質，由軍人、官僚，以及農工商各行業集團組成，經常在大選時獲得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以上之選票。於是由國民參議會選舉總統時，他無疑問的經常當選。（參議院有議員一千人，內中五百人由民選之議會議員充任，約一半代表各地方各行業，由總統及各級政府指派。）蘇哈托今年初就任總統為未曾間斷之第七屆。 不幸印尼已債台高築，因貨幣貶值，外債利息倍增，政府與民間均感困窘。最近所舉外債又多投資於經濟之服務部門，如公路、飛機場、旅遊事業、計程汽車、銀行地產等，一遇經濟蕭條，此等事業本身不能生產，多部等於廢置或周轉不靈。蘇哈托猶且增編政府預算，以擴充刺激經濟繼續成長。但美國不復支持，由柯林頓總統親自電話勸止。國際貨幣基金IMF（亦由美國執其牛耳）則拒發緊急貸款。蘇哈托不得已下令增加電費，尚可能影響糧食之津貼。雅加達學生示威，居民暴動，與軍警衝突，死傷數千人。5月15日《紐約時報》印發社論，稱蘇哈托必須下台。他迫於眾議辭總統職，由副總統哈比比（B.J.Habibie）暫代，哈宣告於兩年內由公意及民主方式重選總統。 可是印度尼西亞的問題，不可能因獨裁者蘇哈托去職而解決。 新秩序治下的經濟成長確為令人側目。三十年內印尼之通商口岸徒具現代國家形貌。可是這樣的開發缺乏縱深，尤其農業無出路，足為繼續成長之累。印尼政府擁有二千個大型農場，大都由荷人創始，出產咖啡、菸草、茶葉、棕櫚油、橡膠等，全部用做輸出。但百分之七十人民仍為種植稻米農戶。凡中國大陸五十年前農村困窘情形，有如小塊經營、效率低微、耕地不足、農民負債等爪哇峇里各島亦無一不有。即由政府津貼亦非久計。印尼如欲避免大規模之土地改革，惟有逐島移民。蘇哈托執政期間曾創始經營。但此類方案須長期間大規模執行方有實效。 印尼之製造業目下雖已占國民生產總值之四分之一，但大部出自機械精密之新型工業如煉鋼、造船、飛機製造、化學肥料、水泥廠等。此外仍有以百萬計之手工業店鋪，主人參與做工或雇用幫手一二人。因此新興工業與傳統經濟之間缺乏聯繫。大部國民亦缺乏購買力。整個經濟只能外向，易受國際市場波動。 蘇哈托之經濟政策可分做三段概述：自其取得政權至1980年專注於石油及天然煤氣之輸出。由政府大規模舉債，增加自然物資之開採與出口。自1980年後，外債之進入減少，政府以石油收入津貼各種新型工業，著重提引非華裔之企業家。各方管制極為嚴格。1985年後始全面放鬆管制。大量遊資進口以及大型華裔工商業組合之活躍，均最近十餘年事。 華裔在印尼人口數無確切統計，有稱百分之二者，有稱多至百分之四者，似此出進之間已有兩百萬之差距。華裔出現於印尼，至少有千年歷史，但過半數以上在本世紀初年由於荷蘭放寬入境限制而移入或為此期間移民之子女。當時若干華人被殖民地政府任做免稅人或開設當鋪放債，但大多數開設小規模店鋪充任各種工匠及勞役。兩次世界大戰之中，荷印外島之開發涉及石油橡膠園林及錫礦等大部得力於華裔勞工。 華裔之國籍問題，曾屢屢引起爭執。以前中國北洋政府，完全不置聞問。在南京之國民政府則堅持「血緣做主」，凡華裔概屬中國國民，然對印尼華裔之權益亦無曾置喙。中共則承認「地土做主」之原則，周恩來曾發表聲明勸各地華裔歸化為各國國民，遵守當地法律。新秩序對付華裔之政策為同化（assimilation）而非整合（integration）。原來1955年與中共之協議，華裔須自動申請始能取得印尼國籍。1967年之法律更只容許華文報紙一家存在，華文學校限期封閉，有關華人宗教上之各種表示只能行於戶內。現今絕大多數華裔可能高至百分之九十已歸化為印尼國民。而且大多數已採用印尼姓名。 但華裔始終被認為華裔，即與土著聯姻之子女不通華語者亦然。一方面若干生活習慣不能盡除，一方面大體上華裔生活程度較土著為高。我曾遇著一位印尼朋友向我表示：只有印尼女子嫁與華人；甚少華裔少女出嫁於土著。 華裔壟斷印尼經濟情形可能常有誇大。但粗率估計：以不及百分之四之人口操縱約全國百分之三十五的新型工業，其聲勢不為不煊赫。然則另方面印尼之大型工業仍在政府掌握中。亦有人謂雅加達之最大銀行家企業家中前三十名內除一二例外概為華人。證券交易所所列證券則百分之八十概為華人產業。華人之經營麻雀式之小型店鋪尚無法統計。 當雙方嫉視交惡時華裔商人常被攻擊為慣用賄賂，好走後門。但印尼全國經濟尚缺乏堅實之組織，是為一般正在開發國家狀態，各種關係因人成事，尤其法令之解釋與信用之批准與賦予既無客觀標準，亦無法脫離權威。蘇哈托及其家人即以擺弄人身關係稱著。所以此形態為中國人性格抑印尼人性格至難判斷。（在我的寫作中曾一再指出以上情形實為「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之狀態」，少用「貪污」字眼。） 另方面若干土著蔑視商業。不少虔誠之伊斯蘭教徒拘於舊習以為銀行放債收利亦為不道德，華裔則無此顧忌。況且華裔工商企業家原有根底，又利用家族關係，交換內在消息，保持傳統信用經營方式，印尼土著甚難與之競爭。在管制未開放前常有印尼商人獲得政府低息借款，將之加息轉貸於華人，或向外裝飾門面自稱業主，實際受僱於華人。 西方專家意見：同化華裔政策已不可逆轉。但至少仍需數代，始能雙方感覺水乳無間。且在此期間是否無特殊事故，足以動搖全局仍未可逆料。 與此華裔問題相始終者則又有印度尼西亞之宗教問題。 出生於西印度之印度作家賴保羅（V.S.Naipaul）最近所著書《令人無法相信》（Beyond Belief），內中指出：以印尼之背景而熱烈地接受伊斯蘭實為阿拉伯人之「帝國主義」之成功。賴保羅因其本人印度背景，以為歷史上馬來半島及印尼諸群島為佛教及印度教盛行地區，今日將此傳統完全放棄至為可惜才有此論說。 我們不必同情於他對「大印度」的追慕。但是一個海島上的國家仍然墨守7世紀沙漠戰爭中所遺下的成規，實可視作地緣政治之錯安排。 並且事實的發展仍不止此。今日印尼的伊斯蘭教徒，聲勢浩大。他們能阻撓政府希望通過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不久之前（1990年）雅加達的一家暢銷雜誌公布它對讀者所作民意測驗結果：讀者所崇拜的古今人物中創教先知穆罕默德屈居第十一名，位在該刊編輯（基督教徒）之下。因為群情激昂，該刊物的發行執照被撤銷，編輯以褻瀆神明罪被判徒刑五年。但是另一方面對宗教領袖高唱以教建國、以教治國者政府仍能限制。蘇哈托曾不時將一二過激分子投獄。因此最強硬的宗教領袖與官僚組織及軍中將領實際互不相容。 然而印尼受伊斯蘭之影響已有數百年歷史，而最近百餘年，程度更為加深。當荷人統轄印尼時除榨取物資外，地方管理仍由土著負責。治下之每一村莊有如人民公社。以爪哇為例：村長監督各人產業，以占用公地作為薪給。又主持公益事務，察看村民參加宗教儀節，教堂之教師及書記則維持秩序及紀律。所以基層之政教合一有如中國專制時代之儒教。 19世紀至20世紀之交蘇門答臘土人叛變，即以伊斯蘭作號召。事變敉平後荷蘭之開明人士提倡所謂「倫理體系」（Ethical system），主張順應土著群情，鼓勵西方基督教人士與本地伊斯蘭教領袖經常社交接觸，停止基督教之傳教工作，協助印尼人士往麥加朝聖。自此伊斯蘭更為盛行。日本占領印尼期間亦獎勵土著研讀《可蘭經》以作為反抗西方之意識形態。前述暢銷雜誌之民意測驗，伊拉克之薩達姆仍占被崇拜者之第七名。可見得同教之情誼及反西方之意識均於此間表態。 印尼法律規定全國國民必須自動申報為以下五者之一：伊斯蘭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印度教徒或佛教徒，不能無所屬亦不能在此五者之外。近年統計：稱為伊斯蘭教徒者已逾百分之八十五，迫近百分之九十。但專家指出：內中有多數實際無所屬，或信奉本地各種傳統土教，只以避免官方糾紛，自供為伊斯蘭教徒。 即實際信奉伊斯蘭者，亦分為「虔誠之伊斯蘭教徒」（santri）及「名義上之伊斯蘭教徒」（abangan）。前者人數少（實際人數無法獲知，因此種區分無從客觀之劃界），而維持高姿態（high profile）,易於鼓動群眾。尤以輪船通行以來，每年往麥加朝聖者數萬人。每一朝聖后，被人尊為「浩知」（Hajji），此字為姓名前之頭銜，因之終身受人尊敬，爪哇之本地商人及大地主多為浩知。他們亦多以反基督教之名義排華，因華裔富商多為基督徒。 蘇加諾及蘇哈托均為名義上之伊斯蘭教徒。他們不能忽視伊斯蘭所發動之群眾力量，卻又不願視伊斯蘭領袖以宗教滲入政治，一則分裂全國，一則為行政之掣肘。（蘇哈托除與華裔富商接近外，其政府中之經濟專家亦常多基督徒。但彼亦已於1991年往麥加朝聖成為浩知。） 無疑的，伊斯蘭在現況之下不加改革足為印度尼西亞現代化之累。 有些伊斯蘭教教徒歧視銀行放貸生利，有如上述。殊不知現代經濟之首一要訣，即為負債經營，除非資本廣泛的流通，很多企業無法創始，而國家經濟體系之中亦產生多數罅隙，上下前後左右不能結合為一體。此正是今日印尼厄運之所由來。 一夫多妻制亦是社會中層脆弱一大主因。賴保羅書中有此一段： 直到後來我才獲悉馬利門是他父親住在同一村莊裡分居的兩個家庭中十七個兒女之一。又直到後來當我旅行的時候，才發覺伊斯蘭教之重婚與簡易之離婚手續不僅是男人的色情關係。這「制度」損壞了家庭，它產生了一個半是孤兒的社會。一個家庭被父親拋棄，他又再去另創第二個和第三個。這是一而再再而三重複〔產生〕的故事。 在社會心理上的影響不說，在經濟上這種做法也可以使一個堅實的中層社會無法產生。伊斯蘭法律著重重婚男子對各房妻室同等贍養同樣遺傳，如此稍有能力聚集資本之家庭亦迅速的成為貧戶。伊斯蘭教徒以其社會中之平等觀念自豪，並且嫉視西方性道德之泛濫。但是其本身之平等取自低水準之平等，並且又將維持性禁忌之責任大部推放於女子肩上。 我們說伊斯蘭之發展於印度尼西亞乃是地緣政治之錯安排，乃因伊斯蘭教教條著重單一雷同，商業只通有無，不注重尋覓機緣投資製造，及個人無限制的累積資本。每日匍匐向麥加祈禱五次易行於駱駝商隊。這一切在亞洲腹地北非之乾旱地帶接近沙漠地區行之有效，處於印尼地形複雜物產豐饒，尤以這國家企圖通過經濟發展而現代化之際實自相掣肘。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重大分歧在於伊斯蘭不承認三位一體（trinity），否定耶穌為人捨身贖罪有神靈力量。但後者因此構成良心上之事各人自身做主，尤以宗教改革後自此脫離僧侶羈絆而尤然。伊斯蘭教教徒今日尚承襲於教師（mullah）之下，以外在之紀律為依歸。彼等之墨守成規勢態必然也。 我們看來：新時代之伊斯蘭教徒亟應通過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階段。尤以今日教育普遍，識字率增高，時機業已成熟。穆罕默德雖否定耶穌為神，但《可蘭經》內仍有「定命論」之段落足為良心上各人自主之根據： 〔注〕如果安拉（上帝）準備啟發某人，他開放他的心胸；使他接受伊斯蘭。他如果有心讓他挫敗，他可以使他的心胸又窄又小，使他有如平步登天一般的困難。這樣安拉對不皈依受教的予以天罰。（六·一二二） 經中又迭有「安拉仁慈，正義之人必受到寬恕」或類似辭語的慰藉，所以縱放棄沙漠戰爭之成規，亦無損於《可蘭經》之一神論。只是過去伊斯蘭領袖提倡不顧歷來高僧講釋，直接研讀《可蘭經》，猶且引起無數糾紛。事關宗教，又非外人所宜置喙。 敘述至此，作者與讀者當共體會今日中國處境之艱難。無辜華裔被害固然不當緘默。然則過度伸張又可能被指摘為干涉他國內政，徒予人以口實，於事無補，或更增加華裔之困窘。所以中共政府只對近事作極溫和之譴責，因彼邦財政困難仍支援接濟。我們尚需注意中國境內尚有數以千萬計之伊斯蘭教國民，而西方倡導「文明衝突說」者且在預言「儒教國家」將與伊斯蘭同流，與西方各國作戰。國際關係間之敵意與誤解易結難松也。 從以上的情節看來，印度尼西亞的問題涉及經濟組織宗教種族多方面，各種因素又互相關聯，需要高度的忍耐，從長期間取得解決。可是今年之政變又再投入一個新的未可知因素。此即現總統哈比比態度。他是印尼伊斯蘭教知識分子聯合會（Indonesian Association of Intellectuals, ICMI）之會長。 前已言之，印尼之統治者希望以伊斯蘭維持秩序團結人心，又不願見伊斯蘭教團體干政，已歷有年。即在日本占領期間，日人亦感伊斯蘭教團體眾說紛紜，於是指令此種宗教團體歸併而為一個大組合，稱為Masyumi。印尼獨立後Masyumi立即要求以教建國以教治國。蘇加諾拒絕，並指令停止Masyumi之政治活動，但保證印尼人民尊奉「一個神明」之主旨，可以以不同之宗教方式表示。這齣處成為現今「五個原則」（Pancasila）中之首一原則，亦為今日印尼人民須各自報稱屬於五種宗教之一的根據。既然五教並行則不得互相侵犯，違者處刑。 蘇哈托執政後並通令執政黨（Golkar）之外，其餘反對黨歸併為二。一為聯合開發黨，一為印尼民主黨。伊斯蘭教團體歸納於前者。迄至現今兩黨在選舉時未曾表現有意義之突破。此固然由於蘇哈托之鐵腕政治，能以軍人控制地方政府，操縱選舉。但另一方面亦表示伊斯蘭只有最基層之凝聚力量，教民所關心者為傳統教條教規。在全國方面，伊斯蘭尚未有一個妥定之議程單，無操縱內外政治力量。 此局面可能在最近打破。 哈比比留學德國，修習航空工程，獲有博士學位。他與前總統蘇哈托為世交，由蘇召還回國服務。在今年3月就任副總統前為蘇哈托政府中之科技及研究部長。哈比比為虔誠之伊斯蘭教徒，每日祈禱五次，每星期二、四絕食。他所主持之重點工業包括煉鋼造船，而以製造飛機為最。在他督導之下印尼與西班牙一家工廠合作，已製成渦輪式螺槳飛機一種，預計2004年可製成噴射式飛機。評者謂哈無成本利潤觀念，部分零件尚需購自外方，且其屬下工業漏稅，但哈比比辯稱他的目的在接受尖端科技，培養人才。他在議院答覆質詢時謂印尼經濟近乎三分之一被華裔十個大型企業組合包辦，政府必須舉辦大型企業以資對付。伊斯蘭之出路，在於掌握科技為人民造福。 印尼伊斯蘭教知識分子聯合會成立於1990年，由哈比比親持發起人名單經蘇哈托閱後批可。內中另一聞名人物則每年巡遊海外，予印尼留學生以精神訓練。伊瑪都丁（Imaduddin）修習電機工程，曾任大學講師。二十年前曾因在群眾集會作煽動性演講被監禁十四個月，現為知識分子聯合會主要發起人，主持電視節目。他與哈比比結合，當然志不在小。 但據前《遠東經濟評論》通信員史華茲（Adam Schwarz）研究，印尼伊斯蘭教知識分子聯合會會員包羅大學教授、政府部院首長、各級官員、伊斯蘭思想家以及伊斯蘭教領袖之中希望藉此出頭人物，迄今仍意見分歧。應否包括名義上之伊斯蘭教徒，應否剔除印尼伊斯蘭內之本地文教成分，甚至聯合會應否成為政治工具均無確切的解答。史華茲又判斷：蘇哈托曾瞻顧內外，發覺軍中對彼之支持，已不如以前熱烈，才接受伊斯蘭之社會活動以作對策。 我們從技術的角度看來則哈比比之企劃有如中國一個世紀前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實際兩者不能相互支持。印尼今日亟應注意的為其經濟體系之組織結構，而不在繁縟之文飾。尖端工業缺乏社會支援及於商業之批發零售信用轉貸等互為環節，亦終為社會之外界體。精神力量不能填補此龐大之罅隙。 刻下對印尼伊斯蘭教知識分子聯合會作最尖刻之批評者亦為雅加達之一大聞人，華希德（Abdurrahman Wahid）不僅名聞遐邇而且迄今又為印尼最具爭議性人物。 他公開對印尼伊斯蘭教知識分子聯合會諸人之支持「五個原則」質疑。他認為他們的目的在驅使印尼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伊斯蘭國家。他反對蘇哈托的獨裁專制，但是他認為印尼如果以教建國以教治國則比今日之無政治上之自由，至少各人尚能在宗教方面選擇的情景還要壞。華希德自己領導印尼最大的伊斯蘭教團體「伊斯蘭學者協會」（Nahdlatul Ulama），被新聞記者稱為「那個瞎眼的老僧侶，他有三千萬信徒」。他之態度如此，看來費解。 華希德視力甚低，但非瞎子。他現年剛五十餘，也不算太老，他更非僧侶。他不僅為虔誠的伊斯蘭教徒，而且數代如茲。他的祖父曾往麥加朝聖，他的父親滯留於麥加兩年。祖父回印尼後開辦了一所伊斯蘭寄宿學校，最初由八個學生陸續擴充至他去世時已四千人。他的父親又繼續祖業，曾在印尼獨立時任蘇加諾政府中之宗教部長。現今伊斯蘭寄宿學校遍設於印尼每一村莊。學者協會NU有會員三千萬人，從辦學創下基礎。原為聯合開發黨之一部。1984年華希德使之脫離聯開黨，但他仍蟬聯當選會長。他的意見不一定被普遍接受，但是為人獲尊重，當蘇哈托在任時，華希德為惟一能在外國新聞記者前批評總統之人。 華希德認為印尼政府應當放開視聽，接受伊斯蘭輿論，他反對的是政教合一。他認為伊斯蘭教應當是一種道德的力量，不應使人見而生畏。印尼的少數派充實國家的新生命，應當接受保護。伊斯蘭信徒應與華裔和基督徒合作。華裔經營的企業也應當繼續。他尚且反對蘇哈托的合作社運動，因為這些合作社無實效。他認為印尼大多數人民實際無所屬，應當竭力感化。 如果我能作一個不倫不類的比喻的話，則華希德的立場遙遠得可和英國17世紀宗教衝突時的獨立派之立場相比。這些獨立派堅持「良心上之自由」。他們不願強迫旁人就範，也絕對不容許旁人以信仰上之事要挾。所以在克倫威爾執政時信教自由及於猶太教而不及於天主教，因而當日天主教仍想恢復總攬基督徒的地位。此中相似之處實有誇大，但是這比喻可以協助了解華希德的動機之由來。 這樣看來華希德縱不能成為領導全國的人物，他之堅持反對的立場，仍對印尼政局有實切之貢獻。 所以印尼今後一年的政局還有很多變數。蘇哈托雖辭職，他並不缺乏幕後操縱的力量。軍中將領的意向，尚不明顯。今後幾個月經濟的發展，也可以影響到民意與明年的選舉。而且外間的力量也仍可能有重要的關係。美國透過IMF，成為債權國，可以投入負的因素。因為在伊朗和菲律賓的經驗，美國總是想和不孚人望的領導人物保持距離。今年5月由於IMF拒發臨時緊急借款，即足以加速蘇哈托的去職。 印尼的近況，可以與中國近代史並讀。印尼的困窘杌隉以及內部的參差情景，百年內外中國無一不有。印尼的華裔問題遠不過是內部少數民族操縱本國經濟。中國則有租界及領事裁判權，使沿海及通商口岸的經濟，整個外向。仇外的情緒，曾激起義和團事變，而中國終於將兩千年來的專制政權整個推翻。民初的行憲也註定的無結果，因為所寫憲法只代表一種理想，與社會的實際情景，並不銜接。最後發現徹底改革，只有整個的清算「尊卑、男女、長幼」的舊社會。五四運動時的「打倒孔家店」不算，「文化大革命」尚使餘波震盪數十年。讀史至此，中國人應心安理得，覺得過去的歷史，並不是一連串的錯誤。中國百年內外的問題與今日印尼的問題相較，也可以說是不倫不類。但是彼此之所面臨已是一個組織結構的問題而不只是政策左右人事參差的問題。我們的了解應從大處著眼。 今日印尼並無如六十年前的中國之有強鄰壓境，內外煎逼。況且又有豐富的資源和很多島嶼上面人口稀少的空間足資周轉。有了這些優勢的條件應當避免重蹈中國之覆轍，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我們無意「好為人師」。但是讀史至此，南望南中國海，為著印尼人民，為著華裔，為著我們自己，禁不住要表示這樣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