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千萬重 · 東安街六〇六號

東安街六〇六號（606 East Ann Street）是我在安亞堡的地址。我在1952至1957年在這家賃客的屋子裡住了五年。每次我將污穢襯衫送到自由街（Liberty Street）的洗衣店的時候，老闆娘已不待吩咐，她一面寫收據，一面又唱著： 「606 East Ann」，有一次她還加上詮釋： 「旁的人都搬家，只有你老住在這地方。」 其所以如此乃是我無家可遷。 美國學生要不是暑假返家，則是在旁的地方找到短期工作或上暑期學校，秋間再覓新居。我去密大的時候，起先只取得旅遊簽證，依法不得工作。後來改變身份取得綠卡，找得的工作卻是五十英里外底特律的一家建築公司畫藍圖。在我得到碩士學位之前，每星期二、四往底特律上班，其他各日做學生，上班時來去有合夥汽車（carpool），至此也無搬家的必要。於是安土重遷，光陰荏苒，不覺就是五年。我搬屋子的時候三十四歲，五年之後已經三十有九，實在已感受時間逼迫之可怕了。 可是事後忖來：這段生活之中仍不乏有趣的場面。 1952年是我第二次來美。1946至1947年間我已經在堪薩斯州的陸軍參謀大學住過一年。不過當初穿制服、住營房，與外界隔絕。這次來時在學士班大三讀起，實際混插入美國社會。密大的選課指導，知道我準備長久居留美國，特別關注我儘可能的選上大一幾門基本功課，有如英文作文，美國政治制度從縣政府組織各州憲法開始，這確是明智之決策。只是如此我經常坐在年齡大致只有我一半的同學面前，看到他們和她們真是黃髮垂髫，臉頰紅圓圓的，眼睛亮晶晶的覺得大不自在。 1950年間美國民族間成見未除，南方各州飲水噴泉和汽車候車室都仍有黑白之區別。可是在北方各州，尤其在安亞堡這樣得風氣之先的地方，黑白混同，已毫無疑問。另一方面則是同等機會法案尚是以後十多年至二十年之事。密大的黑人或黃色人種的教職員尚是絕無僅有，即班內的同學有色人種最多亦不過三數人。只有足球隊每年往南部招募新兵，所有前衛中衛多系黑人，取其跑步之快。除此之外其他球員尚是白人，沒有今日在體育競賽中處處黑人或占先或包辦的形態。 一般按部就班上學的學生多住宿舍，僦屋而居的學生大概都有特別原因。我的房間在樓上。同房諾門，祖先法國人，來自麻省，攻讀生物化學的博士班，課餘在大餐廳做侍者。隔房亞瑟，希臘人，也是第二代移民，他是統計學的研究生。彼德大三音樂系，胸襟寬厚，我們覺得他唱《老人大河》（Old Man River），大有成為職業音樂家賣座的可能。只有約翰不苟言笑，不和我們來往，成日K書。要是我們在房裡吵嚷得厲害他即挾書去圖書館K。樓下是房東菲史一家自用，只有一間房間出租。住客大衛·林也是華裔，但是他來自新加坡。他不講普通話，我不懂福建話，所以我們只能以英語交談。起先我們沒有料及，日後只有他在各人之先一舉成名。成名的原因卻為離譜，此是後話。 成人一做學生，上只受名義上的督導，下無責任，總是淘氣頑皮。國軍軍校的高級班補訓雜牌將領，各區隊長隊副（中下級軍官）說及，他們所轄學員，雖任軍長師長，一旦編入行列，也無不返老還童，總是笑臉嬉皮。諾門、亞瑟等雖比我年輕，至此也各逼近三十。上課備考之外無事一身輕，乃經常弄惡作劇。 有一次諾門把他解剖過的死老鼠擺在我的午餐紙袋裡。我一氣之下將他的打字機藏匿在房東太太的儲藏室里，讓他在急於趕交專題的時候找不到打字機。這還是韓戰期間，也是麥卡錫以共產黨的紅帽子戴在各人頭上的時候，諾門和亞瑟說我已近中年，還在研究美國地方政府的組織，必為中共派來的間諜無疑。通常諾門做侍者下班遲時我們托他在街上帶回各樣小食，也有時他來電話詢問要不要帶。他給我電話時，總是變更音調，裝腔作勢地說：「這是聯邦調查局FBI。」幾經如此，我們也不以為意。不料一日真的聯邦調查局要來住處詢問我，他開口也說：「這是FBI。」 我只以為這是諾門的頑意。於是帶笑地說：「諾門，這次你真的扮得好，我建議你去好萊塢演電影。」 對方還在否認他在開玩笑。我雖然已聽出不是諾門，還是不信為真，只說：「不管你是誰，你真的裝扮得妙。」這位聯邦偵探沒有旁的辦法，只好念著檔案上我出生年月日和父母姓名，這才使我相信確係弄假成真。幸虧以後他親來訪問只涉及我曾任職於東京一家進出口公司的關係（這家公司曾與大陸做生意），無關大局。只是使我吃了一驚。事後埋怨諾門與亞瑟，怪他們以政治關係開玩笑。 可是毫無用場。有時他們也稱我為柴那門（Chinaman）、毛派（Maoist）、「中國之自由公民」（Free People of China），我一提及我曾在國民黨的軍隊里任下級軍官，他們又說我屬於「蔣家幫派」（Chiang Kai-shek junket），必定錢多（loaded）。和他們辯論無益，只有替他們取小名以作對抗。 聖誕節剛要來臨，貼鄰的門前裝飾一對木質大蜡燭，上裝電燈泡有如火焰。我們經過門前的時候，林提議：「讓我們摘下他的燈泡。」 諾門說：「把它整個搬過來。」（Let's take the whole thing.） 於是我們七手八腳，把假蠟燭的電源截斷，將一對全部搬過來，安裝在六〇六號門前。又找到一條電線，接通電源插座，使門前光照著輝煌。亞瑟說：「這一套來得好，我好久沒有過。」（This is a good one, I haven't had it for a long time.）又經過一晝夜之後，鄰居先生才發覺門前的裝飾不翼而飛，只離原處不過十碼，他雖然帶笑地取回物歸原主，卻也告訴菲史太太，他們幾乎報警，如果一經過警察局則成刑事。 看來東安街六〇六號是外國學生學習美國俚語的良好場所。以上如是開玩笑或做事沒有實際的目的為「只跳一跳」（Just for the kicks.）。睡覺乃是「倒進袋子上去」（Hit the sack.）。洗手間稱為「屎屋子」（shit-house）。我們同屋之人每隔數天必聽到彼德以他的宏大肺量叫著：「這是誰？把屎屋子熏得臭氣衝天！一定是腸肺都爛透了！（rotten to the core）」我就告訴他：我們中國人也有一段粗俗的俚語，是為「自屎不嫌臭」。 又直到以後我在暑假做小工才知道美國工頭（foremen）很少會嚴辭厲色地責備下屬，即有警告申斥，也以笑謔的方式讓場面輕鬆。如此看來，由來已久，與我們做學生時的習慣相貫通。 我所說的無種族成見乃是指對公眾權力上不分軒輊，並不是私人愛好之下也與膚色無關。因為亞瑟老呼我為「柴那門」，我也稱他「希臘佬」。殊不知在安亞堡，希臘佬（Greek）有兩重意義：一指男生之加入兄弟會和女生之加入姊妹會，各會以希臘字母為名，是以為「做希臘人」（go Greek）。一又泛稱自地中海沿岸而來膚色較棕黑的移民，也不問其祖籍（其實真正的希臘人仍不乏金髮碧眼之男女）。尤其安亞堡有好幾家小餐館希臘老闆自任廚司又兼侍者，所以稱人希臘佬至此又有輕蔑之意。 亞瑟有一天走進我的房間和我說：「我不計較你在屋子裡稱我希臘佬，不過不要在外面也這樣喊叫，好嗎？」 我反駁他：「那你為什麼柴那門不離口，又動輒稱我毛派蔣派呢？」 原來亞瑟拚命想找女朋友，結果到處碰釘子。他不嫌自己矮小而丑，又過於吝嗇，而只怪人家人種歧視，他至此已對外自稱愛爾蘭人。有時他照鏡子，又自問：「我不是很像愛爾蘭人嗎？」 諾門將他的鏡子搶過來，又用手指整理自己的頭髮，也顧鏡自憐地說：「看這個漂亮小子！」 我們雖不樂意於他的自吹自擂，心裡倒有數：諾門身長六英尺，頭髮鬈曲而帶深色的棕紅，背脊挺直，臉上和身上沒有一盎司多餘的肥肉，眼睛明快，面頰有酒窩，又經常帶著那樣令人迷惑的微笑，確是女人欣慕之對象。我和他並肩在街上步行的時候，看到年輕女人橫掃過來眼光之多，只能暗自心服：他實在是一個有征服力量的妙齡少男。 像安亞堡這樣的大學城市充滿著年輕男女，到處都有性的迷惑和吸引力。環顧左右，無處不有眉目傳情的景色。教室里講的是性與衛生。性的分析，也透過了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凡一沾上文學與美術，飲食男女誠然是無法避免的題材。何況外間的電影舞台、報紙雜誌全在鼓吹「利比多」（libido）。歷史上安亞堡尚是「搶褻褲運動」（panty raid）的發祥地。 我為了日後為自己的書刊繪圖，曾去藝術系選了一門人體寫生的課。班中的模特兒全是男女同學，女子一絲不掛不說，男子也只多了褲襠下一面三角小巾，我們在畫圖時專心一志畫圖，每至一小時休息十分鐘時，男模特兒總是被愛慕的女同學圍繞。他們的身體也實是健美。及至回教室時他們的胸前脅下總是沾掛著口紅的痕跡。此全系欣慕他們的女同學在走廊里當眾頒發的褒獎狀。 我在「非禮勿視」的儒家教條之下束髮受教長大，除了電影之外，從來沒有在真人實事的場合中，面睹如是男女之情慾可能百無禁忌的當眾披露，有時不免感覺大不自在，不知如何這畏怯之情也給亞瑟看出。他問我： 「為什麼不讓你自己的情慾（lust）發揚一下子呢？找不到打伙的對手（date）嗎？」 我老實告訴他，生為中國人，我有我的自尊感，不願平白被人拒絕。 「怕被人拒絕！」亞瑟自身說法地解釋，也帶輕蔑反抗的聲調：「我和你的看法不同。人家拒絕我；我也拒絕人家。凡是沒有經過我詢問邀請的女子，也是被我不受理（reject）之人。你直想一想：這樣的女人有多少？」 原來麵皮厚的自有其厚黑哲學。他見著我疑難的表情又添著說：「給這班女崽一個機會！（Give those wenches a chance!）」 我的羞怯之情未被亞瑟·加干拉司勸說而消失。一到春天草木迎風，百卉爭妍，安亞堡的女人以袒胸露腿的輕裝出現，我們在域外做苦行僧，確實不大好受。這時代還沒有以東方女人做廣告上之模特兒的辦法，凡是公眾媒體總在宣揚白種女人之美。我們當然深受這廣告心理學的擺布，即是一個相貌平庸的女孩子看來也有她的特色。而真具特色的更是仙女下凡了。有幾次夜間諾門說他看書不能專心，他披上夾克，準備上街遛一陣子，讓女人「撿拾」（pick up）。這更只讓我和大衛·林嫉妒艷羨。 直到後來我和林加入衛理公會教堂的學生合作社，才逐漸將這苦行僧的身份消失放棄。合作社由教堂供給廚房餐室水電。會員男女學生都有，輪流充任廚司、買辦、洗碗碟等工作。午餐只付費五角，晚餐一元。要在這情景之下才能和異性熟識，要在飯後喝咖啡的時候（合作社只供應牛乳）才能約會看電影或騎自行車往外遊玩。我又一直待到後來積了錢買第二手汽車才真正有打伙之對手。 你看著安亞堡一萬多女生，外表上個個穿著齊整，平日也無裝闊、穿時裝、戴首飾的表現，可是實際上萬別千差。內中當然不乏百萬富翁之千金，可是也有貧民窟窮人子女。她們的態度更是因人而異，有些南方來的女生還以為和有色人種的同學貼鄰坐在一起為破天荒，卻還有些女孩子偏望與有色人為伍。還有醉心東方文化的女子專愛與東方人接近。有的以廣交異性對手為榮，也可以增加經驗，有的卻又深居簡出，一有對手即必涉及婚嫁，也真是非禮勿視。有些女孩子二十歲不到，已怕找不到對象不能結婚；也有些剛二十多歲即早已「曾經滄海難為水」。這樣誰能找到理想的搭檔？誰敢貿然邀請？ 後來我和幾個女孩子混熟，她們告訴我：有些女生雖在月經期間，一有邀請不願錯過，於是用冷水淋浴止住月經，回頭再用熱水沖回。也有女生望與教授交遊可以在考試時得到高分，或者提及某人錢多，「他會邀請我吃牛排」。也有女生與人交遊而產生不良後果。這也是避孕丸尚未發明之際，女生可以往密大的衛生處查驗。也由這些女孩子告訴我，恐怕自己已懷妊的女生到衛生處檢驗的時候不用自己本名而冒用周邊已婚同學的名字充數。但不論真名與假名，如果結果是正面的，可能使受驗之人瘋狂。 安亞堡有幾處幽暗的街頭盡端（dead end）不時有男女停車在側。有一夜我與女友效法於桑間濮上之際突然有強烈的電光照在頭上。只因我們談得開心，沒有覺得巡邏警察之來臨。他看到我們衣衫完整，只查看我的駕駛執照。他又問我：「你知道安亞堡停車的規矩嗎？」 我答說不知。他就指點： 「你要停車可以到福勒路那邊靠休龍河去，在那裡你可以停到十二點鐘。」 我們照他的話開走，找到了指定的場所。可是剛離開了警察的監視，又遇到一群惡少年的騷擾，他們來打岔，還說穢褻言語。有一晚我們遇到三四個惡少年駕無頂汽車而來，我料知他們的目的在搗亂，於是開車疾奔而去。當中一人以一個啤酒瓶向我們方向擲來，幸虧沒有擲中。他嘴裡還說：「幹完了嗎？（All done?）」 於是我們在矛盾之中。全不開放不好，待開放又有障礙。警察也有他們為難之處，遇事干涉不妙，完全不聞不問也怕出蹊蹺。 只到這時候諾門才告訴我：要和女人來往，沒有大問題，只怕事後麻煩，要負責任。他又說：「有些女人願和你們一類人來往，可以不負責任。」我只能猜想他謂我非美國公民，卻不知為何與他來往要負責任，與我來往則可以不負責任。 可是最後還是諾門·戈雷自己先遇到麻煩。他在安亞堡任女人撿拾並沒有如何的成就，最多也不過在冰淇淋店裡和人邂逅。他和他的未婚妻卻在這春天之內產生了嚴重的問題。 原來諾門與露易絲原本互不相識，因人家安排的約會（blind date）而相戀而訂婚。他來密大，露易絲留在麻省，兩人每隔三兩天必有情書來往。（平信郵費只三分！）有一天她提及周末與人約會，信內還有這樣的一句：「他們福爾銳瓦的人都說我們紐白德弗的女孩子輕佻。」我想她故意讓諾門嫉妒。果然，諾門接信後寢食不安，他給信讓我看，又解說福爾銳瓦去紐白德弗有十英里之遙，他和露易絲也是在這種情況下做搭檔而訂婚。這樣看來他們所訂之婚已靠不住了。 於是東安街的參謀團聚商，亞瑟主張諾門應向露易絲追回訂婚戒指。只有我是忠厚長者，始終以中國傳統成人之美自命。我說： 「你不是三兩天前自己還在街上找人約會嗎？」 諾門回說：「那不同。一個女孩子已經訂婚，手上戴訂婚戒指，就不當隨便與男人來往！」 我雖同意他所說，看到他一夜未眠，容顏頹喪，與平日笑臉常開、樂觀自信的諾門判若兩人，不免為他難過，乃主張他打長途電話將這旨意據實告訴露易絲，並且對自己的行動也加檢點。（這時電話費卻很高昂，長途電話動輒三元。）至於悔棄婚約，我指斥他為「可笑的孩子氣」（ridiculously childish）。 在諾門尚未去電時已接到露易絲的來電。他們初尚爭執，中間一段兩人慾言不語，又像僵持。根據他以後向我的報告，兩人電話上的磋商如是結果： 露：「你要拿回你的戒指嗎？」（Do you want your ring back?） 諾：「我不知道。」（I don't know.） 諾門的好處乃在他引用我為心腹時言無不盡的將當中情節儘量披陳，有了這些資料我判斷他們必定重歸於好。露易絲既未主動提議將訂婚戒指退回，諾門也未積極接受，可見得小兩口吵嘴，彼此不願當場道歉認錯，下不了台。果然一星期後露易絲的包裹到，她已替未婚夫織了一件毛背心。再一周為春假，諾門回麻省度假，臨行時他已大致恢復常態了。 他們間的關係自此急轉直下。這次團聚之後，他們決定夏間提早結婚。我失去了同房夥伴，還有約翰·布朗禁不起東安街六〇六號的噪音，也決定遷出，我承繼了他的單人房間，從每星期付費六元五角的房租驟升至每周八元。但是仍有菲史夫人來房每星期二換床單枕套，用舊剃頭刀片刮洗地板上的污點及橡皮糖痕跡。秋間新婚的戈雷夫婦來安亞堡，露易絲在大學醫院找到工作，密大妻子支持年輕丈夫念博士班的集團中又多了一人。新戈雷太太感念我在春間支持她，邀我至他們的狹小的公寓房間裡延為上賓，我有機會在諾門新婚妻子面前叫他為「可笑的孩子氣」。亞瑟妄自建議諾門退婚被露易絲打入冷宮，從此諾門奉有閫令，不得與斯人來往。 他們從此「快樂的生活」，不過這一切都是後話，此間不過提前涉及。當諾門春假後隻身回密大時，他仍遇上了一段新危機：他家裡緊急電話通知：家鄉徵兵的指派小組（Draft Board）已將他編為A-1，隨時有奉調入伍的可能。這還是1953年春夏之交，韓戰正酣，板門店開和平談判還是幾個月之後的事。 諾門一面找密大證明他所做的生物化學試驗有關公眾利益不能中輟（據我所知這是真的），私自卻和我說，他根本就反對韓戰。 「你只能說良心上反戰（conscienti ousobjector）」，我據在參謀大學所學解釋，「他們仍可徵調你入伍。或者派你做擔架兵。」 「No Sir, not me!」諾門又帶反抗式的聲調說。他並且把左邊肩脅抬高、右邊肩脅抑低的表示一定要他入伍他將用這種姿態應付。 「諾門，」我還在說，「你不像一般文字里敘述的急公好義之美國人。」 「Sisgungpa-Rah, rah, rah!」他帶譏諷的駁斥我所說的急公好義。 結果密大生物化學系的文件見效，博士候選人戈雷的指派序次降低，因之沒有被徵調，他才能與露易絲快樂地活下去。可是他帶著反抗的姿態不說，諾門到底是一個誠實的青年人，事後他還是承認我所說非虛：美國在1953年已沒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幹勁」。在這50年代好萊塢出產的電影，已經顯示民間對國際戰事不再熱烈支持，甚至質問指派小組的編派是否公平。 這樣結束了我們在東安街六〇六號的第一年。入秋以後學聲樂的彼德也沒有在此住宿。亞瑟原打算繼續攻讀博士班。開課之後他接到國務院的通知，他申請參與在國外經理美援的工作已獲通過，於是棄學從政，不日受訓後走馬上任駐節雅典。至此菲史房東又大貼廣告，招募了四位新房客。因為不同的原因我和他們的交接較稀，住室內外沒有以前的熱鬧。大衛和我則同為華裔也是資深住客，更因著同在衛理公會教堂合作社用餐，仍是朝夕過從，直到1954年夏天，我們都從密大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而止。 以後看來才知道這不過是我以為我們已同時在密大畢業。 因為彼此沒有家屬來臨，我們都沒有去租袍服參加畢業典禮。我只在事後付費之後憑學生證赴註冊處取得文憑。想像之中林也以同樣辦法取得他的文憑。 一年之後才從房東菲史夫人獲知：大衛兩門功課考試不及格並未畢業。至1955年他的衣服書籍留在室內，本人卻不知去向。以後又有他新加坡的家屬和密大以及津貼他上學的教會多方查訪，始終杳無音訊。他手頭無錢，也不能找到工作，何以能去得無蹤無影，甚可置疑。可是一星期、十天、半月、一月，和半年迅速地過去，大衛·林就漸漸被人淡忘了。至此我自己也走到了生活上的危機和分歧點。我一面半工半讀，一面也在黃昏與晚間帶著女友去休龍河畔停車。自始我和女伴都知道我們兩人匹配得並不適當，可是又捨不得分手。如是拖上兩三年，最後還是訣別。我雖然至此尚未結婚，已深知離婚滋味。最近一位浪漫女郎在《紐約客》所寫短篇自傳，也說到她和男友分手時，其震撼有如好幾個「深水炸彈」（depth charges）。我相信她所說非虛。 以後我搬到底特律做繪圖員，與安亞堡的同學疏遠，更將大衛·林擺在記憶之後了。 一天早晨看到《底特律自由報》之第二頁，上面有大衛·林的大幅照片。標題是「隱士被發現」（RECLUSE FOUND）。這段新聞，讀來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安亞堡衛理公會的學生合作社占著教堂之一翼，除了廚房餐廳之外，也有遊藝室、洗手間，側面尚有一套房間，為一位監督員夫婦的宿舍。1959年，他們不時在夜裡聽到屋頂上有聲響，他們疑有竊賊。只是既響又止，內外又無物件遺失，也就任之。直到午夜響聲仍未停止，他們才報警設伏。有一晚午夜警察在餐室見有黑影接近儲食物之冰箱，乃抽出手槍，吆喝：「站住！」此人束手就擒，訊問之下才知道他是失蹤已四年的大衛·林。 原來他在考試落榜不得畢業時將他的照相機、護照與身份證投沉在休龍河裡，他只因無面見江東，不願向給他獎學金的團體道及，又無其他出處，可能想到自殺，又無力下手。合作社的屋頂，在天花板上留有可能爬行的間隙，可由複壁推開進入。他起先爬進去藏匿在內，還在思量出路。可是身在異域，無錢無援，又不願求乞他人，就只有永遠地待下去了。 從此他晝伏夜行，以合作社冰箱內的剩餘食物充飢，四年之內只有一次在假期冰箱之內空空如也時才挨餓三天。大小便也要挨到午夜之後才能偷往洗手間解決。他隨身尚帶有小剪刀一把，所以被拿獲時鬚髮尚為齊整。他也零星看到合作社的學生所遺下的報刊，對外界的新聞並未全部隔閡。他被截獲之後經過醫療所檢驗，只因用牙籤代牙刷，牙齒上有三處洞孔之外，視力衰退，需佩眼鏡，此外身體健全。而尤其令人驚訝的：他出面之後知道母親已在他藏隱的四年之內去世曾表示悲慟，除此之外毫無心理變態之痕跡。應對如常人。 他初出來時美國人士把他當作英雄看待，沒有人告他行竊犯規，密大允許他改習商業，以避免他所修習的工程課目，移民局也原諒他的無簽證逗留美國，有一位財主有意讓他承繼為子。（他沒有與此人接頭，後來就被遺忘了。）他的事跡經全國報紙刊載，視作奇聞。 我在一個月之後去安亞堡看他。他和我說起，美國準備送太空人乘坐人星恐怕禁不起環境之隔絕而起心理變態，應當先派他去，因為他已經過考驗。還有《生活》周刊請他寫一篇回憶，記載他藏匿天花板內四年的經驗，這篇文字如期刊出。我又告訴他我曾嘗試多少次，想用自己的by-line在暢銷的刊物出版，始終沒有成功，而他則有《生活》的登門請教。可是另一方面想到我們在合作社的餐廳里吃喝嬉笑，又經過寒來暑往，密大的同學好幾人已掙得博士學位，當初新來一年級學生現已畢業，艾森豪威爾將軍經過心臟病後又兩任總統，大衛·林卻始終躲在複壁之內，花去了一生大好時光之一部又不禁為他可惜。報載他初曝光時曾問截獲他的警察：「現在是什麼時候？」 警察回說：「什麼時候？與你有何關係？」 大衛·林後來又在安亞堡待到1964年才得到碩士學位回新加坡，我一直到伊利諾州又遷紐約才和他失去聯絡。 事後想來，我雖沒有和林一樣地藏匿，然在東安街六〇六號做房客的期間任光陰縱逸，一待就是五年。縱然與年輕的朋友為鄰，可算把少年時代拖長，可是一事無成，女友不能全始終，學士學位無用武之地，再想做研究生，前途渺茫，自己年近不惑，想來不免心慌。 另一方面我離開安亞堡後更是無所歸屬。我對任何人也不負責。既非中共派來的間諜，也非蔣家幫派。這時候已享到人世間最大的自由。我仍註冊為密大研究生，卻不聚精會神地攻讀《資治通鑑》，只花費大好時光看小說與劇本。又在底特律河上的倍爾島無師自通地學會溜冰（其實仍受近旁小孩子指點）。周末愛看賽馬，好幾次將一周的工資輸光，於是的放蕩逍遙，西方人稱為abandon，全與他人無涉。 不過既要自由則須付出自由之代價。這幾年內我經常回歸斗室，無人對談，耳內嗡嗡有聲。安亞堡的警察對林說的，「什麼時候？與你有何關係？」無疑的，也適用於此期間的我。 又待事後想來，才領悟到在此機緣中，我也藉此了解美國社會演化之真諦。我們一般的觀感：美國原來是一個組織嚴密幹勁十足的國家。只因越南戰事持久而失利，年輕人反抗兵役，加以同時間內避孕丸發明，墮胎經過各州法律認可，披髮的爵士樂隊稱為「披頭士」（Beatles），來臨此邦，隨著迪斯科流行，黑人爭取平等地位，刑法愈寬縱，通貨愈膨脹，才於1960年間一變而為今日之美國。前些日子，一位華裔同事很感慨地說及：「美國在1960年間搞爛了。現在想湊攏回來，可是已扳轉不過來了。」 她所講的只代表一種觀點，其實還有不同的看法。 社會的演化，有長期間的延續性。美國在60年代的變化，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日各種生產強迫的提高，戰後復員也經過一段周折。不過在1950年間又是各業向榮，交通更發達，通信更進步，社會上的流動性愈大，女子就業成為一般趨勢。由經濟方面產生的壓力，要求各種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換，於是種族上的平等與性別間的平等，都應背景上的條件而產生，至於這國家由一個盎格魯·撒克遜典型文化國家演變而為多種文化多種民族的國家更是一種在亘長時間的持續運動。固然越南戰事是美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但是它單獨的不能促成一個大國的全面改變。即我在安亞堡時已經體會到這樣的全面改變正在醞釀發軔，如1955年最低工資定為每小時一元，前已提及。這期間的電影劇本，有如一部稱為《我們的妙曼年華》（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即已滲入反戰情緒。我自己在東安街六〇六號的經驗，今日回顧起來，也顯現著各種關係已在整備預備改變。 況且全面改變之後果也非只壞不好。不少的人以為美國開放之後秩序蕩然。但是過去的秩序是如何維持？我初來美國時南部各州凡公共場所飲水候車以膚色區分不說，即在1950年間白人私自處刑將黑人吊死（lynch）之事跡仍時有所聞，而尤以觸犯性禁忌的情況下為甚。我在大三的指定讀物尚有資料包含著黑人男子自述，他們每至公私場所遇見單獨之白人女子即感到心慌。因如有任何差錯，或被人檢責即將被吊死無疑。即是公眾場所需要衣著齊整亦可以藉此擯斥窮人入內。今日矯枉過正，也產生問題，但不能否定整個運動在向前推進。 華裔人士更在破除種族成見關頭受惠。今日凡出生於美國領域之內即自動的成為美國公民之際，很少人還能記憶美國憲法史尚有一重要案件當時最高法院判決：「既為華裔則不可能為美國公民。」而美國排斥華裔移民法案（1882年）至1943年才在中美並肩作戰時放棄。 我個人既在異域，享受著人身上的自由，即不可能反對國內朋友希望獲得類此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自由有它廣泛的含義和它特殊環境內之條件。如果不顧人民生活及教育程度，不計國情與社會習慣，只因人家有此自由，我也要此自由，是為不合實際。以美國的經驗而論，管制之開放尤賴一般公民之教育程度。因為法制之放鬆，並非即否定其後面倫理道德觀念，多時只是減輕公眾之干預，將約束的責任交付於各個人。於是取捨之間以各人所能承擔之後果為依歸。 我經常如此論說，即有人批評黃仁宇為老派頭，又系軍人出身，難怪有此不識年輕人意向的立場。讓我提出美國兩位較為「前進」的女士之經驗。她們的論說，都通過親身的實地經驗，也牽涉上性關係的解放。 前述的浪漫女郎為菲昂娜·路易士（Fiona Lewis），她的短篇自傳載在今年2月23日的《紐約客》。自傳開始就提及：「我享有半幅聲名的原因在此：我願意脫下〔我的〕衣服。」她在好萊塢演了一串B級電影，也將裸體照片供色情刊物出版，文中也坦白道出她自己與導演及劇作家床笫之歡。可是她的結論，則是濫交有令人感到沉重的趨勢。「我們之被性纏綿著，有似於海豹之〔在公園內的〕表演一樣。又經常被麻醉劑制住，我覺得有一種『照常營業』的令人低沉之感慨。此中無色情快感之可言。」 派拉克（Lisa Palac）的情形更為複雜。她的自傳書名為《床之邊緣》（The Edge of the Bed）。她曾創辦關於女子性生活的雜誌，又開設電子頻道，泛談女子性生活，被新聞界封為「高等科技色情之後」。她對自己的性生活當然無所忌諱。並且她曾訂婚，因未婚夫多方干涉而退婚。可是自傳中仍提及：「性的慾念」（生理部分）與「性的政治」（心理與社會部分）經常不相銜接。在提出訂婚的一段她寫出：「我已年二十九，我希望有伴侶，我希望有孩子，我急於希望被人愛著。」並且去年4月她終於結婚，行婚禮時她感動得幾乎掉下眼淚。她又在書中寫出：「結婚有不同的定義，但是全美公認的原則，婚姻厘定你只能固定的與一人做愛，終身弗渝。」（黑體字代表原文大寫）但她既不願放棄「色情之後」的寶座，也不願對自己絕無婚外情一段作斬釘截鐵的保證，只是規避的說出，無從對將來尚未發生的情況預作判斷。書中卻還有一句，籠括著對此問題的原則：「感情上的忠實超過性的忠實。」這也就是說：只要感情能吃得住，什麼事都能做。反面言之，如準備做逾情越理之事則侶伴之間彼此相同，先要準備著可能之衝擊。我們在上面一段已讀到浪漫女郎菲昂娜所述她自己吃到「深水炸彈」。 這一切與我所說東安街六〇六號有何相涉？ 當日我們住在這齣租的房舍里沒有覺得，在50年代我們已在待轉變的美國之中。生活程度既增高，社會上的流動性大，於是各地各處構成罅隙與空間，容我們停留下來。只要你自己吃得住，無妨放蕩逍遙。但是另一方面社會仍在前進，如果你沒有保持到常規之步驟，一朝落伍可能進入萬劫不復的境界。此時社會對各人的管制放鬆，良心上之事各人自主。但是你對自己負責，也要預備著本身行動之後果。從諾門及亞瑟暨大衛與我的故事看來：我們好像握有千百種可能的自由，但無一不要求各人自己所能承擔之後果。又即反戰，全體公民仍要集體的應付以後之局勢。我自己檢閱這段經歷，則發覺各人秉性雖不同，其行動仍受某種倫理觀念支配。說來也難能相信，孟子在公元前3世紀所謂是非之心、惻隱之心和羞惡之心也仍在這環境裡隱約出現，作為保持各種關係之憑藉。也沒有人能整個地逃脫，倘非如此我這篇論文就寫不出來了。也因為如此今日回味起來才仍不乏親切之感。 我已多年不去安亞堡，但每遇春深，想到兩旁人行道上樹木所落下的黃綠色苞蕾布滿街衢，單行街道里的汽車從五百號的方向開來將它們碾得粉碎。有時一陣急雨之後，輪胎髮放著「塔—塔——坦—譚」的聲響，空間則充滿著春天的氣息……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