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千萬重 · 關係

提到關係這一名詞，我們就可以立即想到私人關係、家庭關係、利害關係、性關係、金錢關係、外交關係、鄉土關係、人身關係、多重關係、雙邊關係、直接關係、微妙的關係、緊張的關係等等。 關係可能表示不期而然的影響。例如說「關係重大」。關係也可以概括一種看來好像合法而實際又非法的交往。例如最近有不少外人在中國做生意，看到中國政府好像什麼事情都管，卻沒有一定的法則。一項提議希望提早通過，免不得要走門道，或者托人送一批禮物，這樣也可以稱為「找關係」。 這樣一來，關係（guanxi）這個名詞可以不時在外國報紙上看到，幾乎成了英文所吸收的外國詞語之一，有半公半私，介於合法與非合法中間地帶的模樣，其所以不能全部稱其不合法，乃因直到最近中國才由農村社會改進而為工商業為主體的社會。農村社會裡人與人的關係為單元，你與我打交道，通常不影響到第三者。工商業社會裡人與人的關係為多元，如果你我私自打交道，甚至可以間接危害第三者，甚至可以使他虧本破產。 目下關係占這樣一個重要的關鍵乃是社會全面改造，事屬創舉，立法工作還沒有完全趕上社會的行動；或者社會雖已改造，也並不是所有支持的因素都全部在位，而做事的人也甚可能有因循舊習慣的趨向。 我常常說，英國在17世紀和中國的舊社會有很多相像之處。當日的英國也剛由農村社會進展到工商業社會。且17世紀英國的外交，大概無非王室與其他王室的交往。稅收一般取包辦制度，財政也無法公開。所以致富的捷徑，一是做官，一是替國王當採辦（Purveyor），國王宮廷里經常大開筵席，每年所用的豬羊動輒以數千頭計。所用品目與酒類，全以數目分配於各地區承辦。所付價格一般只有民間物價四分之一。所以這安排就成為承辦人牟利的淵藪，要取得這些職位，主要的在成為國王的佞幸，這也就是憑藉關係——走後門。所不同的當日英國並無政府本身經商的情事。還有一個維持關係的辦法，則是政府首先通令禁止經營某種事業，以後卻又授權，某某私人可以例外，這樣無異於頒發專利的特權。 可是這並不是說：英國既然曾如此，今日中國也如此，情有可原。17世紀的世界公私不分不能算作特殊情景。況且縱如是，英國民間已因之提出抗議，為內戰爆發日後嚴格限制王室權力原因之一。今日中國的經濟改革，無從避免內外的協助合作。若是當中非正規的行止依然泛濫，可能為成敗的關鍵。所以今日大陸有意嚴厲地肅清貪污，包括杜絕這些走後門引用關係的行徑只是事理之當然。 在歷史上說，在關係上分出公私的界限，嚴厲執行，始自商業性格的國家已不容疑問。13世紀的威尼斯，可算世界上最早以商立國的城市國家。她的法律即已禁止她的統領（Doge）廣泛接受內外的禮品，所收外國的禮品限於蘋果、櫻桃與螃蟹。今日美國的總統可以接受外國的禮物，但是必須登記，算作白宮所有，不能由總統據為私人的所有物，也是緣於杜絕非正常關係的用意。 上面提及的乃是不正常的關係。此外經常的一般的關係，無人沒有，無日無時沒有。我們各個人有生之日不能避免與外間的接觸。很少的例外，一經接觸，就可能產生關係。既有關係牽涉，也經常激動情緒。做夢即系情緒透過下意識的一種表露。夢中的對象通常是我們自己熟悉的人，借著夢景我們表示自己的思念、懷慕、追悔、嫉怨、恐懼或者仇恨。縱是一個人決心做隱士，與外界絕緣，也是因為與外界發生關係感到不愉快，退卻之後，閉戶自恃的一種反動。並非最初即由我自己做主，自始至終即保持一個一塵不染的決心。陶淵明因為不願意「為五斗米折腰」才作《歸去來辭》，並且也因為具有「攜幼入室，有酒盈樽」的家庭關係，才放棄「以身為形役」的僱傭關係。這樣一來，我們白天做人，晚上做夢，都無從避免關係。我在密西根上學的時候，有一位毛爾教授（Welledey Maurer）他就提倡所謂個人（individual），全系虛構。如果各個人果真存在，也不過是一種觀念，並非實體，他的說法亦即著重我們無從與關係絕緣的見解。 在各種關係之中，以以下三種最為重要。一是生存的關係，王羲之作《蘭亭集序》即標榜著「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可見得希望保持自我（self-preservation）是人類共通的性格。第二種關係乃是性關係。孟子說「食色性也」，把男女間的情慾與飲食擺在一起。以後中文「性」之一字與英文的sex等量齊觀，看來緣由在此。第三種關係乃是經濟關係，概括言之人類首先即希望保持生存的權力，次之生育繁殖，繼續下去更要豐衣足食。連孔子也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可見得在正常狀態之下，一個人應當去追逐名利。 因著以上三種關係的需要，齊宣王在孟子面前招供，他自己一生有三個大毛病：「寡人好勇」，他喜歡打仗。接著又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喜歡在異性跟前找快樂。還有「寡人有疾，寡人好貨」，他喜歡搜羅金銀囤積物資。孟子因著齊宣王之坦白，也就告訴他，這三點都是一般人的欲求，沒有什麼了不得。只要國王以百姓為重，在追求這類欲求時不忘記以全民福利為本位，並不妨礙他的王業。 而且歐洲在19世紀產生了三個大思想家。他們各以科學方法對上述三種關係作過個別的解釋。達爾文（Charles Darwin）是生物學家，著有《天演論》（原文如此。——編者注）述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程序。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創立心理分析學派，發現了下意識（subconsciousness）的力量，尤其注重性的推動力（Sexual drive）在人類行為中所產生的作用。馬克思（Karl Marx）提倡唯物史觀：歷史的重心在物品的生產方式與分配方式。 如果齊宣王和孟子在公元前3世紀的一段對談，不期而然的在19世紀末葉獲得了西方思想家作釋注支持，為什麼齊宣王喜歡打仗？你去問達爾文吧。他為何又好色？去問弗洛伊德吧。（聽說他聞名較遲，他的《夢的解析》出版於1900年。）為何他尚且好貨？去問馬克思吧，即此人類最基本的三種關係都有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實證」。有些歷史家就提及：人類的思想史到了19世紀的末年捲入物質主義的最高潮。 我們回頭檢閱中外文學作品，也發現上述的三種關係構成了各種小說與劇本不可或缺的題材。《西廂記》與《傲慢與偏見》可算採用單元題材，彼此都以男女關係作寫作的重點。《玩偶之家》雖然在提倡女權，但是娜拉的丈夫叫她「我們的小松鼠」，又以她獨自出外向人借債為不名譽，也就沾上了男女關係與金錢關係了。文學作品所敘述的橫寬與縱深加長放大，三種關係掛鉤的機會愈多，讀者很容易地看出荷馬所作史詩，就概括了以上三種關係。 我們再看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提到借款逾期不還，貸方依約有權割去借方身上的一磅肉。這故事象徵式地寓意於高利貸之可怕，也將一切責任推給猶太人。兩方的交惡近於戰鬥狀態，涉及生死關係。而實際情形也確係如此。我們在歷史中可以找出威尼斯排斥猶太人的紀錄。好幾次還不許他們在島上居住。劇中以主角波西亞女扮男裝在法庭做律師。我不知道何以女扮男裝在戲台上有特別的性之吸引力，也不知道這種傾向心理上健全與否，總之這也是《威尼斯商人》劇中特色。當然劇中也提及進出口商冒險經營，可能船貨漂沒。即此戰鬥、性愛和經濟關係都牽拖上了。 我們一般觀感：男動女靜。男人對外，女人當家，在中世紀尤然。也在這種條件之下，獨出的女性，打破這種規範，也特別有她們的魅力。《麥克白》以謀殺國王鄧肯為題。麥克白本人只能打硬仗，謀殺不是他的專長，整個計劃由麥克白夫人籌謀，最後也由她以匕首完成。劇中也表示她在不斷地洗手，大概行兇時血濺指掌，她雖洗而終不能滌除內心的罪咎。劇中無直接提及經濟關係之處。但是鄧肯與麥克白分為堂表，國王被弒，麥克白繼承王位，則富貴利祿是謀殺的動機，也是劇中主題。 這樣一來，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好色與寡人好貨，既是人類共通的欲求，也透過古今中外的經驗，成為了文藝工廠里的基本原料。《戰爭與和平》洋洋一千四百多頁更有機會充分使用這些原料。說及戰爭，書中就請拿破崙親自登場。波羅丁諾（Borodino）一役，炮彈在讀者耳旁橫飛。陣亡的當場身首異處，受傷的面目變形，雖將官亦可當場被俘。在講到男女關係，則這部小說無異於《19世紀前期帝俄貴族婚姻史》。內中有一打以上重要的角色，年輕男子都為軍官，女子也全有公主郡主的頭銜。他們相互的求婚、議婚、拒婚、騙婚、悔婚、離婚、重婚。也有男子疑惑妻子外遇，與傳說的情夫決鬥之情節。拿破崙入莫斯科，這城市被焚之後，各人家業有了急遽的改變，他們與她們的關係也要經過一度調整。托爾斯泰具有氣魄，他的手藝（craftsmanship）卻又精緻綿密講到經濟，現代讀者不難在這篇小說之中窺見當日工資與物價。 文藝作品愈接近於我們的時代，上面提出的三種關係——生死、男女與經濟——摻入的成分愈為明顯。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所作《日瓦戈醫生》（Doctor Zhivago）內中女主角樂娜一生有關的三個男子就分別代表這三種關係。她的丈夫——她叫他帕沙，做革命黨，發傳單，後來戰事爆發打衝鋒，在內戰中更成為紅軍里的將官，無疑的是為好勇。樂娜的繼父——實際也是母親的姘頭——維克特——律師出身，侵犯了她的童貞，為人尖鑽，到處打算盤，總是占便宜，可稱為好貨。只有日瓦戈醫生，細膩體貼。雖在冰天雪地之中仍在作詩讚美她。只是與她同居，也拋棄了自己的妻子，可稱為好色。只因為世局的動盪，才把這樣三個各走極端的男人擺在一個女人的面前。 這三種關係的出入也代表作者讀者的意向。我們打開中國的古典小說，以《紅樓夢》為例： 黛玉葬花——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自身憐憫（self-pity）生死關係。 「寧王好武兼好色，遂教美女習騎射。」——他自己就已講得清楚，又好勇又好色。 好姊姊，把你的嘴紅給我吃了吧！——你家裡只有門前一對石獅子才算乾淨——男女關係。——《紅樓夢》造成一段幻想（fantasy）,一個「富貴閒人」有無限的機緣（unlimited access）去接近異性。所有的丫鬟全是國色天香。違犯倫理也沒有關係，因為全書不過是一本「風月寶鑑」，風月寶鑑只能正看，讀者不能以「賈」亂「甄」。 劉姥姥、焦大等人——倒反提供了一個外界的現實。作者利用一般人好貨的心理，造成一座不勞而獲的大觀園之金碧輝煌，還是要借著這些人，和以後的賈府抄家、賈寶玉出走做和尚等情節，才把自己所製造的肥皂泡沫說穿斫破，同歸於現實。 《紅樓夢》可與《戰爭與和平》比較來讀。這樣看來俄國到底還是屬於西方傳統。與中國比較，一是武士精神；一是文人習慣。一夫一妻制與一夫多妻制的差別更為明顯。一方面注重競爭，賭博和養馬在貴族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一方面消滅了競爭，做富貴閒人也真的是富貴閒人。一方面講得機要處不講俄文而講法文，一方面即填詞作詩。 《紅樓夢》也可以與《水滸傳》並讀，《水滸傳》里所敘中下層社會完全又是一個不同的世界。 生死關係：武松打虎，宋江殺惜——打大名府，劫法場——將人誣告，發往充軍不算，還要押解之人，通常稱為張千李萬的，在路途乘機謀殺，將臉上金印揭下作證交賬——吳用給盧俊義算命，主三十日內有血光星數之災。 男女關係：潘金蓮、閻婆惜、母夜叉、一丈青——林沖解圍了被人調戲的妻子，還沒有問及夫人是否吃驚，先要知道被他「玷污了不曾」。因為這嚴格的貞操觀念，把婚外情的負擔全放在「樂戶」身上。以致宋江嫖妓狹道中幾乎與徽宗在李師師家中相逢。 經濟關係：販棗子，賣酒，打家劫舍謂之「替天行道」。劫「生辰綱」。大碗「吃」酒，大塊吃肉，「把那好牛肉切他十斤過來。」——粗率無選擇性。 這樣看來，鋪陳關係，各有其層次與場面。文學家敘述到不同的關係時，即已勾畫出來側後的社會背景。 說到這裡也觸發著下面一個題目：我們所說的關係，只是作家的原始資料。要將這批原料製作商品，還得加工。加工則不能不顧及時下的需要。在這方面歷史家與小說家有一個共同的著眼：好的歷史作品反映著時代眼光；暢銷的小說也要迎合時人的興趣。timeliness是文藝工作者的重要生意經。 上面已經說過：19世紀末葉，達爾文、弗洛伊德和馬克思已將人類物質主義的觀感，提引至最高潮。不料在20世紀，他們的主張又在各種行動上被推進到他們自己尚沒有預想到的程度。 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還只用於動植物。他們獲得優厚的生存空間與營養，於是其繼續生存的機會凌駕於其他種類之上，這種理論，也可延伸而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引證到人類生活中去。如果優者生存，劣者被淘汰，是為上天諦命，那我們又何必向強有力而能幹的人抽稅，去津貼弱者，是為與天理相反行動，褫奪優勢者應享有的權利，無意義的延長應受淘汰者的苦痛？ 這樣看來，社會達爾文主義更為種族主義開路。 我在中學上學的時候，曾看過一本課外讀物，作者德皇威廉第二，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之後，寄居荷蘭作此回憶錄。書中也提及優種民族和劣種民族。威廉最仰慕的民族，乃是日本人，因為他們愛斗而好血。把好血也算一種美德，也只有醉心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才能為之慷慨道出。至於日本人之愛斗而好血，倒確有實證。例如1944年雲南松山之役，日軍第一一六聯隊一千二百人，曾殺傷六至七倍之中國軍，因為他們準備全員戰歿。事後調查，該聯隊只有十人逃脫，只有九人被俘。其所以被俘乃因我軍以坑道作業，用炸藥將他們的陣地爆破，此九人來不及自殺而被震昏。以後據他們供稱，先一日他們已焚燒軍旗，將自己受傷者處死。只是今日看來，這樣的戰法應當提倡而褒揚，抑或受批判指摘，實為可疑。威廉的回憶錄倒確有為日本人鼓勵的趨向。 威廉看不起中國人，因為中國人散漫無紀律。只是中國仍有一種優勢，則是他們的人口多，只要抽調他們人口百分之一，數百萬大軍瞬息可以編成。威廉心目中的「黃禍」，乃是這樣的大軍進兵歐洲。但是這大量的貔貅，不由中國人自己編組而成，而是被日本徵服之後，在日本人鞭策之下才能成為事實。我讀這書時還是1930年間的事，無疑的，若干日本軍國主義者曾受種族主義者威廉第二的啟示。 我們雖不能說俾士麥及威廉手下的第二帝國即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之前身，但是另一方面也絕不是風馬牛之全不相涉。大概思想上的因素，透過環境上的干預，也即前後關聯。在德國既有凡爾賽和約與巨額賠款，又加以1930年間的經濟不景氣，以前思想上的因素更受修正，更被歪曲，只有變本加厲，這樣的情形在所不免。希特勒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下士，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成了德軍統帥，他即彰明較著的要替優秀的日耳曼民族創造一個「生存空間」（lebensraum），他的參謀長凱特爾（Wilhem Keitel）還在日記中寫出，籌備這樣一個生存空間，德國必須在她的四周消滅一億人口。所以他們對猶太人「最後的辦法」，集體屠殺六百萬，出於這種優秀民族之一念之差。 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可以說是人類思想里的一塊試金石。全人類犧牲了好幾千萬人命，去考驗有無這樣一個優秀民族的存在。 人類次一重要的關係——性關係——也在20世紀經過一段空前的變化。尤其女性的解放更為徹底。我還記得我在學士班選修新聞系課目的時候，那已經是1950年間的事了。教授講解誹謗法。他說一個女人的貞操，是很有重量的名譽問題。如果處理得不好，可以產生嚴重的訴訟。現在這種情形早已改變，還有不少的女性以婚外情為榮。「我是甘迺迪的情婦」，不僅名譽無損，而且尚可自抬身價。莎莉·麥克琳（Shirley McLaine）曾說整個婚姻制度業已過時，人家即問她既然如此何不離婚，她就說連離婚也是老派頭，也無必要。這是半個世紀之前無可想像的。 將這些情形歸咎於弗洛伊德也可以說是張冠李戴。弗洛伊德是醫生，他因為臨床判斷發現不少神經病的根源由於被壓抑的衝動。這種被壓抑的衝動之中性關係最為緊要，如由病人自身說出可能廓清病源。而他之所謂「性」有一個極為廣泛的含義。比如一個嬰孩受母親的哺乳也是一段性經驗，所以飲食也與性有關。 這種理論也可以一再伸展引用。我又有一個教師講解文學作品與故事中動機，我因為他也是醫生出身，才選過他的一堂課。及至他說及《白雪公主與七個矮人》裡面的「發掘」dig、dig、dig也帶著性的寓意，就只使我疑信將半了。因為用「發掘」表示男人向女性做愛，完全是美國人的粗俗俚語，在其他文化里，並不盡然。再又有他說及用鑰匙將鎖打開，也包含著下意識內性的動機，則更無從實證。可見得以下意識為題，取捨之間沒有一定的準則了。 而且今日性愛之泛濫，與其說倡自弗洛伊德，還不如說由於避孕丸的發明，自此之後性關係與強迫懷孕脫離關係，才產生了女性的性自由。再有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一案，稱為超級影片公司控告俄亥俄州教育部（Superior Film Inc.vs.Board of Education of Ohio），判決書認為電影也是一種言論，不是影片中男女主角都在發言麼？所以它應受憲法修正案第一款言論自由的保護，自此之後，也不論色情不色情、猥褻不猥褻，這些考慮都已過時了。 說到這裡我也要附帶解釋：西方法律只防止個人為惡時侵犯公眾或旁人，不逼人為善。因為道德上之事，沒有絕對的標準，更無法強制執行，尤其自宗教革命以來，良心上之事只有各人自身做主。還有一點則是性的自由也仍與經濟發展有關。比如說，如果女子沒有就業的機會就很難享受到性的自由。而且離婚時的贍養費，也還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第三種關係——經濟關係——其所賦予的行動，也以馬克思的名義執行。舉凡20世紀重要的革命以及激烈的工會運動、叛變與游擊戰，很少不假借馬克思的名義主持。此中也待解釋。有些學者早已指出：馬克思一生著作甚多，不過流傳最廣的《共產黨宣言》與恩格斯合著，充滿著煽動性。內中警句如「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原為1848年的革命而作，不是學術論著。而他較有體系、帶學術性的著述則只有極少的人過目。當中又免不了自相矛盾之處，因此也易給人抓住，借題發揮。 怪不得馬克思自己生前就指斥有些人以《資本論》卷一作一切的標榜實為「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又否認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 從各種跡象看來：以上三種運動——種族主義、性的衝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各種行動——都在20世紀掀至頂端，刻下都有反動、緊束或重新考慮的態勢。 如以言種族主義，則經過柏林總理府地下室和停泊在東京灣美艦「密蘇里」號甲板上的判斷，否定了優秀民族的存在，其反動的出處也極為可觀。 我第一次在1946年去美國及1952年第二次抵美，南部汽車站的候車室都分別為白人用及黑人用，飲水的噴泉也有區別。這當中經過一段奮鬥，可是今日以種族分隔已是不可思議。不僅美國、南非如此，即最近旅行於倫敦、巴黎也可以發現，各該國首都有片面改體為多民族國家之形象。迄至1940年間，西方電影仍以描寫人種間的戰爭為常用題材，如美國聯邦軍隊對付印第安人、英國殖民地軍隊對付印度人及埃及人，以及法國志願兵團對付摩洛哥人，當中仍離不開優秀民族與劣等民族的分野。今日此種作風早已成為往跡。 不過人類的部落思想，並沒有完全遏止。所謂生死關係也仍在國際間、種族間、部落間和思想體系集團間存在。好勇好鬥也仍表現為人類習性，有如波士尼亞種族與宗教間的戰爭，非洲中部胡圖族（Hutus）與塔齊族人（Tatsis）的廝殺仍可再開，亞洲腹地間各民族的局面依然緊張。這樣看來今日之「好勇」待開發國家超過已開發國家。 關於性的自由，最近也有受檢束的趨向，愛滋病的流行，是一種重要的因素。還有將性愛擺在鏡頭前在銀幕上張揚，雖有商業上的好處，到底做得過分，千篇一律，好像電影裡汽車賽跑一樣，映得人人厭倦了。本來性愛之引人入勝，盡在不言中，只有當中幻想的成分多，甚至具有神秘性格，而又加入羅曼蒂克的成分，才有真趣。多少年前，我曾讀過一本小說，記得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的一段故事，也攝成電影，稱為Raintree Country，不知有中文譯本沒有。如果沒有不妨稱之為《榕樹之鄉》。內中男女主角反覆地相對說出：「我是你氣也喘不出來的愛人」（your breathless love）、「我是你毫無悔憾的奴隸」（unrepentant slave）。此中情調有如《西廂記》里寫及女主角去後，男主角發現她留在枕上的淚跡晶瑩，此種境況要比機械式的做愛，「以身為形役」，要妙曼得多了。 這可能還是我個人的主觀。但是最近像李安的影片如《飲食男女》、如《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能夠受到普遍的歡迎，也為觀眾表態。他們認為藝術作品描寫各人心情之細膩處要比一味暴露性愛之生理一面值得欣賞了。 以言婚姻則綜合最近各方態勢，不僅沒有被廢止，而只有在年輕人面前更受重視的趨向。 再提到馬克思，一般有識之士，都對他有不同的看法，都超出於一般簡單的階級鬥爭的觀念。劍橋經濟學家羅賓遜（Joan Robinson）就指出《資本論》卷一，說及利潤比率（rate of profit）亦即利潤與資本家所投資之比率，後者包括機器廠房之折舊以及原料和工資，長久保持一定的狀態。及至寫至第三卷，則說及長久情形之下，利潤比率必下跌。推論之，則實際工資必提高。羅賓遜推究，兩說都有歷史上事實之憑據。原來《資本論》卷一至卷三的出版期間，中間有二十八年的距離，當初馬克思根據工業化剛開始的情形，仿效古典派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說法，認為工資只是使工人恢復勞動力的代價，亦即工人胼手胝足工作一天之後，衣食無缺，不多亦不少，第二天仍能回廠工作。而當時實情也確是如此。但是馬氏寫至第三卷時，參照工業化已相次展開的情形，承認這條件已有相當的改變。 而且馬克思也提出「平均社會勞動力」（average social labor）這一觀念，什麼是平均社會勞動力？先說「社會勞動力」：今日美國社會工人開汽車入廠做工，那麼你要恢復他的勞動力，所發工資也要顧及他使用汽車之用費，即不能降格要求他徒步上班，而且工作有帶技術性的和不帶技術性的區別。如果有些工作需要中學畢業，有的則小學程度就夠了，則工資也當顧及初中畢業程度的社會條件。恢復工人的勞動力至此參與了社會條件的考慮。 如此看來資本主義並沒有以前傳說中的可怕。羅賓遜更據此寫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資本主義給自己創造了一段新生命。前人所說勞工的悲慘命運，此時盡在待開發國家，已開發國家則不論所行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勞工都豐衣足食。 今逢世紀交替之際，總覽全局，20世紀的大規模與大範圍的衝突與衝動，至此都有緩和而接受調整的徵象，而人本主義（humanism）的精神也在此時抬頭。這是一個縱觀一切，做一段全盤綜合的絕好機會。 我開始即已說及，農業社會裡人與人的關係為單元，商業社會裡人與人的關係為多元。這種改變，通常以戰爭及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完成。 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時，他曾考慮到這問題。小說前面的一千三百多頁，完全是故事題材，涉及求婚、訂婚、賭博、決鬥、和平、戰爭已經如前面說及。最後之一百餘頁，稱為「後記」，有如附帶一本小冊子，企圖解釋書中所敘1812年拿破崙進軍莫斯科以後又狼狽撤退各事跡的實際意義。作者否定拿及俄方將領是大事中的主宰。他們的失敗固然是瞎闖的結果，即使成功也屬僥倖，其他各人也只隨著局面的展開，好像以本人意志做主行事，其實則受環境及個別性格支配，又實系天命。於是茫茫之中，另有主宰。如果讀者要窮究當中意義，則只能看出，天地之間混如一體，內中只有無窮盡的美感。 當然作者的目的在追求發揮故事間的美感，不然他不會花上六年時間去寫《戰爭與和平》而且改稿六次之多。這還不算，他以後還要寫一本更是長篇巨製之《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可是自從《戰爭與和平》出版之後，心理學和社會學都有了增進，人類歷史之縱深也隨著增長放大。我們今日看來，《戰爭與和平》前面用小說性格所寫的人身關係與後面用論文性格所分析的非人身關係當中之轉折，已不必如作者筆下所敘的具有整體性和神秘性。即僅以俄國而論，1812年的事跡之外，尚又有1917年和1941年的敵軍大舉入侵。 《戰爭與和平》敘述得清楚：拿破崙進軍之前夕，各人將自己好勇、好色和好貨的動機投入這大變動之中。但是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各人自己供認的動機不一定是內心實際的動機。「酸葡萄」和「甜檸檬」作用，在所不免。狐狸腿短，吃不著比它高的葡萄，而在保全自己的自尊心，只說葡萄酸。它只能吃著檸檬，又就自己立場誇讚檸檬甜美。俄國與法國開戰時，年輕的貴族都要表示各人的英勇，但是無數的母親，又各替兒子營謀，希望派到總司令庫圖佐夫麾下為副官。愛倫知道她的丈夫要和她決絕，還對朋友說起，他一心如是地愛她，必定會俯從她的要求，讓她離婚。人類企圖美化自己的動機，獲得社會的讚揚，是為常情。但是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又告訴我們，所謂移情作用，品格升華，己欲立以立人，己欲達以達人，又非全系虛構。 孟子所說「王如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也是情理之常。所以拿破崙和法國人經過大革命，希望把自己所獲得的「平等、自由、博愛」推己及人，造成全歐的新時代局面，並非全部自欺欺人。反面說來，俄國人忠君愛國抵禦強權，也不可能儘是矯飾。大概真偽之間兩者都有。即是我自己從軍的經驗，觀察到上官和同事，甚至捫心自問，各人的動機，大都在為私為公兩者之間。《戰爭與和平》中之安德烈公爵說：「要是每個人都依照自己的信仰而戰，世界上不會有戰爭。」這句話也可以反過來說：「要是全世界的人，完全不根據自己的信仰行事，也不會有戰爭。」 托爾斯泰將個人業已升高的動機又再升一層。那樣看來，個人的行動好像自己做主。但是每人的環境不同又系命運的安排。而對付不同的環境所採用的決策也各按一定的規律，那麼窮宇宙之間，不是只有一種主意？ 他這樣的希望將宇宙事物，獲得一個最終的答案，只有將長江大河之水，匯諸一個海洋。有如佛教徒論因果關係，最後只有一個總因和一個總果，而進入華嚴宗所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境界。 這種解釋已涉入神學或哲學的領域。天文學家告訴我們：現今宇宙之產生，由於兩百億年前一個「大爆炸」（Big Bang）物質膨脹而起，又若干億年後太陽上的能源用盡，人類文化也勢必與之俱戚。果如是則物質膨脹與能源用盡仍有預先構成之規律，可見得宇宙之前尚另有一個始點。這樣的追究永無止境，不屬於我目下所說「大歷史」的範圍。 我所謂歷史，屬於人類及其生活之領域能為邏輯所操縱，亦即當中有各種關係之存在。以這眼光看來：1812年的事跡由於東歐與西歐的當事人各色各樣的希望與欲求，投入戰爭的一座大熔爐里，誠有如托爾斯泰所云，即當日的領導人亦不能深切了解其實際意義。只有今日局勢逐漸澄清，即可以看出：世界科技的進步已使東方與西方打成一片，做到區宇一家的境界。帝俄的體制需要重新再造。但是這是亘世紀的工程。波羅丁諾一役與火焚莫斯科，還不過是其序幕之初步，此外還要幾經反覆，不僅拿破崙要被放逐，20世紀內的希特勒尚要在柏林總理府的地下室自殺，而俄國本身的變化，更是複雜曲折而壯烈。托爾斯泰本人還只想到十二月革命或反叛（The Decembrists）算是莫斯科被焚之尾聲。（他著手寫《戰爭與和平》之前，原想以十二月政變為題材，只因準備資料，搜索到1812年的戰役，才改變方針。）實際上則俄國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兩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和繼續著的內戰，又還要度過東西之冷戰，有了列寧與史達林不算，還要有戈巴契夫與葉爾欽，才進入今日之處境。 我所謂大歷史則是窮究各種事跡。粗率看來它們好像矛盾而互相衝突，其實則當中縱有局部之反覆，而終歸成直線或至少成梯次的前進。這樣一來，講學歷史的人，應當存有各項信心：第一，世界上各種大事之轉變，以戰爭或革命做主，內中不乏多數人眾意志力之後果，後面包含著實際而又帶浪漫性的動機，不能僅以意識形態概括之或否定之。第二，人本主義的精神，通常不能在這種劇烈行動之中發生效用。但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也往往有之，而且事定之後，也可能在修正時發生功效，所以綜合以上。第三，我們對歷史長期的發展應當檢討當中的合理性。第四，雖說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這種認識仍依歷史的縱深增長和時代的變化而改變。 因為如此，今日我們讀至《戰爭與和平》，依然欣賞作者所賦予這部小說之美感。因為時代環境縱不同，人的性格，仍是沒有改變，書中主角如比爾如安德烈仍有吸引人的魅力。但是一百多年後，這故事之歷史意義已失去其神秘性與整體性。 我所以不怕各位不耐煩，把人類各種關係翻來覆去地議論一遍，則是我們今日有一個絕妙的機會，發揚各人抒情敘事的才能。我已經在各處寫出：中國在20世紀的革命不是片面改造，而是將整個國家社會全部推翻，一切重來。本來專制皇權以昊天誥命為基礎，真理總是由上而下，這種體制已於1912年被清算。下面農村社會裡以小自耕農為付稅的基礎，以「尊卑、男女、長幼」的社會秩序作凝聚的力量。這一切早已不合時代，即縱有殘餘的力量，也在五四運動被推翻。再有上下之聯繫，原來只有刑法中之「五服十惡」，再有則是科舉考試之程序。熟讀詩書之文士，進而為廟堂里的執政，退則為鄉宦士紳，各有名額，分配於府州縣。這套也於1905年停科舉而整個截斷。民國成立之後，中央政府不僅無從向各地區抽取土地稅，並且無法獲知基層情形。如土地分割過細，農民負債很多，詳情尚待中共執行土地改革時方始暴露。 簡概言之，舊體制無一項有實質的因素可以改造利用，只有整個重新造起。在這種條件下，蔣介石及當日國民黨所創造限於新國家之高層機構，包括統一之軍令及全國施行之法幣，由對日抗戰而完成。中共及毛澤東之作為，在翻轉農村之基層，剔除當中百年舊習，借著內戰及對外隔絕的條件完成。台灣方面也因著戰時狀態，實行三七五減租，收到類似的功效，而今兩岸盡力通商，一方面志在提高人民生活，一方面也重創新法制，作為上下之聯繫。 黑格爾說，廣大的群眾運動，雖領導人亦無法獲知其行動的實際意義。《戰爭與和平》的作者對此說全然贊同。托爾斯泰並且說出：只有觀察其他行星的運轉，才能了解地動。《日瓦戈醫生》的作者更指出無人能做歷史的主宰，縱是偉大人物，也不過是歷史的「經紀人」。 我們再看各當事人的證言，情形也確如此，我最近幾年有機會仔細閱及蔣介石日記，他不僅對國事無全盤計劃，連北伐的成功也是「將錯就錯」，對日抗戰更無勝利的把握，只有「孤注一擲」，有時他尚說出，如戰敗國亡，亦可「保全國家之人格」。 毛澤東閱及土改的報告，才能實切體會問題的複雜與嚴重，他之被逼得無出路，可以從「後院煉鋼」的情形看出。但是也即在「文革」期間全民穿藍布襖吃大鍋飯，政府以低價向農民購買糧食，也以低價配給市民，從此節衣縮食，也終為國家籌得一些資本。即由農村繳收部分，也值六千億元。 這當然不是他個人策劃。所以他寫信給江青，也自敘為「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鄧小平、胡耀邦與趙紫陽於1978年發動經濟改革，也無通盤的打算，只說「摸石子過河」。 觀察其他星球的運轉，才領悟到地動。中國的全面改造，史無前例。我們只能在研讀其他先進國家改造之程序，才能在比較之間，領悟到綜合諸般行動的積極意義。 所以這百餘年來的經歷，固然或正或反，經過志士仁人的犧牲奮鬥，也包含著無數匹夫匹婦的一點一滴的經營，最後才集江淮河泗之水成為汪洋。 這是一段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來未有之奇遇，中國的改造牽動了每一個家庭。像北歐傳統所謂傳奇（saga），何止千萬起？況且當中各家各戶成員，有的留居故土，有的被放逐于海外，也必比比皆是。在座諸位是否有人敢冒大險，將一種類似剖面的場合替我們勾畫出來？花上五年十年的功夫，作這樣的文學巨著？是否能脫離傳統道德的窠臼，也不受流行的意識形態束縛？（因為此番變動，即旨在修正改造這些因素。）以今日文化界擁抱著計算機與電子通訊的熱忱，是否十年之後，深入下一世紀，仍有眾多的讀者欣賞如此的長篇巨著？也有出版家，在每月每周經營計算之餘，願意承擔發行之風險？ 假使願意接受這樣的挑戰，用何種作品為藍本？即是《戰爭與和平》？還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或者另開門徑，徹底創造？ 或者用更經濟的手法，雖然沒有創造出來一個托爾斯泰，卻誕生了三個五個莎士比亞和莫泊桑？ 各位也可以說，我們用不著如此呆板。我們既已有了魯迅、沈從文、茅盾和巴金諸人作品，已經感受到一個大風暴即將來臨的徵兆。當中一段又有像你這樣的人率直地說出，我們或否或臧，同意不同意也就算了。還不如將之置放，直接進入現今這一段，專論跨國公司與Jet lag等切身問題之較為實際。 各位當中也可能有人說，文藝作品各隨所好。你既說不顧任何標準、不落入任何窠臼，那我愛好《廢都》，那你又有何憑藉指斥赤裸裸的談性愛業已過時？即是我因為留戀30年代而不能放棄張愛玲也是我自己的事。總之，文學只能隨意創造，不能預製藍圖統籌經營。你說的改造關係，我看來只是一場夢寐。因此我才欣賞《霸王別姬》的劇本，又有何不可？ 預期我對這一類問題無法一一執答，只能由讀者的選擇決定。我的討論至此結束。只有一點我一定要堅持己見：則是今日之各種關係確已經過一段改造。因為自由選擇，各隨己意，即不是舊時農業社會裡所常用的詞彙。 1998年2月5日—14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