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說紅樓 · 附錄
中國文學史上一大公案 ——關於乾隆手抄本一百二十回紅樓夢稿
趙岡
聯經出版公司影印《乾隆手抄本一百二十回紅樓夢稿》問世，我得以先睹。
這部百二十回《紅樓夢》手抄本是1959年發現的。書是用墨筆抄於竹紙上，竹紙很薄，而且年深日久，已變成米黃色。全書分裝十二冊，每冊十回。影印本在紙張大小、分冊、裝訂形式上都儘量維持了原狀。此部稿本的收藏人，可考的有一位，即楊繼振，在他之前是誰收藏，已無法追查，在他之後又流入何人手中，也無法得悉，楊繼振得此抄本時已然殘缺不全。他在題記中說：
內闕四十一至五十十卷，據擺字本抄足。
這只是指整整一分冊遺失，由他抄來補足者。此外尚有零星補抄的地方，共有下列各處：
第十回第四頁起至第十一回第二頁止
第廿回第五頁起至第二十一回第二頁止
第廿四回回末半頁
第四十回第五頁以下
第五十一回第一至四頁
第六十回第五頁起至第六十一回第五頁止
第七十一回第一頁
第八十回末一頁
第一百回第四及第五頁
可以看出，零星補抄者大多數是各分冊的起頭與末尾部分。楊繼振據以補抄的擺字本是程甲本，除了正文以外，原抄本的總目也不全。第四頁上有楊的圖記，是從第八十四回的回目開始，其第一至八十三回的回目已缺失，1959年以後才由他人抄來補足。
楊繼振，字又雲或幼雲，號蓮公，別號燕南學人，晚號二泉山人，隸內務府鑲黃旗，即上三旗包衣人士。褚德彝《金石學錄續補》說：
楊繼振，字幼雲，漢軍鑲黃旗人，工部郎中，收集金石文字，無所不精，於古泉幣，收藏尤富。
楊繼振著有《星風堂詩集》及《五湖煙艇集》。但是最著名的還是他對書畫古玩的收藏。此抄本上有他的題記多條，署名又雲，幼雲，及「繼振」兩字的特有簽名式。另外還有「楊繼振印」「江南第一風流公子」「猗歟又雲」「又雲考藏」等印章。楊繼振的兩個朋友也在此抄本上寫過題記。一位是於源，字秋洤（泉），又字惺伯、辛伯，秀水人，著有《一粟廬合集》。其中《一粟廬詩稿》卷四中有與楊繼振的唱和詩。另外一位是秦光第，字次游，別號微雲道人，於源的詩稿中也有《贈秦次游（光第）兼題其近稿》詩一首，足證三人是朋友。
此稿本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的特徵，這要分成三部分來說。換言之，除了楊繼振補抄部分不算，這部分本是由三部分結合而成，即：
前八十回未改前的正文
後四十回未改前的正文
全部的改文，包括附條在內
前八十回正文的來源，是一部帶有少量脂批的脂評本《石頭記》，所殘存的批語前都冠以「批」字。此本文字與現有各脂評本頗有出入，譬如其第四回又第五回的回首回尾題詩，第四回護官符下各家的注文，以及第十七回和第十八回的分回方式與回目。
更值得注意的是後四十回的正文，這一部分正文與前八十回正文，不是同時抄得者。可由其回目抄寫格式證明前八十回（楊繼振所補抄部分不算）的回目抄寫格式是
第某回：回目
而後四十回的回目抄寫格式是
紅樓夢第某回：回目
後四十回正文的文字有許多特點，與前八十回正文及程高排印本的後四十回文字，在風格上都迥然不同。這部分文句很簡短，大都平鋪直敘，缺乏細膩的描寫，更有趣的是，後四十回的原著者不善於用口語寫書，而且對於京腔中的特殊語調與用字極不熟悉，許多研究者都已注意到，文中所有該用「都」字者，全是寫作「多」。「多」與「都」讀音不分，正是南方人的特徵。文中也使用了許多南方俗語，如「物事」「鬧熱」「人客」「事體」等。
最後再說改文部分。很顯然，這部稿本最初由兩部來源不同的正文合併一起以後，又加上了第二道工序，那就是對正文的修改。各回中改文有繁有簡，不過到了後四十回改文極夥，有幾頁中改文的字數甚至超過正文的字數。因此，改文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情形，此人在原則上是想把改文儘量寫在正文旁邊行間，很多頁中的改文太多，與正文錯綜間雜，密集一處，有的時候改文實在太多，在行間無論如何是寫不下，於是這些改文便被寫在一個紙條上，附貼於該頁書上。全書計有十八個附條，其中十六個是在後四十回，只有兩個在前八十回中。在第三十七回第一頁的附條，據該處朱筆批註，已然「逸去」。故只有十七個附條保留下來。附條上首開端都有一個小圈，附條應該接的正文處也有一小圈，表示兩者應於何處銜接，如果按這個線索去查，全書中似乎還有若干附條，已然遺失。
這些改文的文字大部分都與程高最後一版排印本（即我所謂的程丙本）文字相同。但是也有許多不同之處，香港中文大學《紅樓夢》研究小組曾以書中的詩詞為比較樣本，統計結果是二百零五條改得與程丙本一致，一百九十多條則與程丙本相異。詩詞以外的改文，大體說來是把原來簡短的，平鋪直敘的文句，加以複雜化、美化，使之變成細膩的描寫。而且原來正文中非口語用字都改成口語，非北京話都改成道地北京話。
這部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引起研究者重視的原因之一，是它牽涉到高鶚是不是後四十回續書人的問題。根據近年來新發現的資料，在程甲本出版（1791）以前，已經出現了有關《紅樓夢》百二十回本的傳言，1789年舒元煒在其八十回抄本的序言中有「數尚缺夫秦關」之句，「秦關百二」所指確數是什麼雖難斷定，但序文中另有「業已有二於三分」的話，可見是指百二十回之數。舒元煒只是聽到說百二十回全本《紅樓夢》之事，但是自己未能得到。周春在其《閱紅樓夢隨筆》中則說有人親自讀到這套全本《紅樓夢》，周春之文如下：
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余雲，雁隅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一為《紅樓夢》，一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帶入闈，閩中傳為佳話。
周春，浙江海寧人，字芚兮，號松靄，黍谷居士，生於雍正七年，卒於嘉慶二十年，中過進士，是一位淵博的學者。上述那條記載是書於甲寅（1794）中元日，庚戌是1790年。此年以前最後一次鄉試是一七八八年，楊畹耕買到兩部鈔本的時間，應該更早一點。
據我查證，楊畹耕即是徐嗣曾，乾隆二十八年進士，累遷福建布政使，五十年（一七八五年）擢巡撫。五十六年病卒于山東行次。《福建通志》中有其任官紀錄，但名下註：「榜姓楊。」《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三有傳云：
徐嗣曾，字宛東，實楊氏，出為徐氏後，浙江海寧人。
此人與周春是海寧小同鄉，前後中式，應該是相當熟的朋友。徐嗣曾本姓楊，畹耕可能是早期的字或號，他中進士後才改徐姓，故榜上仍姓楊。乾隆五十二年，因清兵溺斃案，下吏議，赴京事既定，於五十三年返福建原任。想來這兩部鈔本是他在北京打官司那段期間買得者。乾隆五十三年各省有鄉試。按清朝考試制度，應由當地巡撫出任鄉試監臨。於是徐嗣曾便於該年鄉試攜帶《紅樓夢》入闈，閩中傳為佳話。五十五年秋，台灣生番首領為了高宗八旬萬壽，自請赴京祝嘏，嗣曾奉旨率生番首領前往熱河行在瞻覲。想來徐嗣曾是在赴京途經蘇州時，才把有關《紅樓夢》這段佳話告訴了周春。這些事都發生在程甲本問世以前。
以上這些資料已經使高鶚續書之說發生了動搖，這部百二十回《紅樓夢》手抄本被發現後，更增強了這種傾向。
此抄本第七十八回有朱筆寫的「蘭墅閱過」四個字，楊繼振將此抄本題為「蘭墅太史手定紅樓夢稿」。楊繼振做此判定，不知是否僅根據「蘭墅閱過」這四個字，還是另有根據？不過，很多跡象與資料似乎都不利於楊繼振的此項判斷。
第一，後四十回正文的文筆語氣與改文不像是出於一人之手。其次，「蘭墅閱過」這四個字也未必就是有利的證據。經過核對筆跡，研究者似乎都同意這四個字確是高鶚親筆所寫。這表示高鶚與此抄本確有關係。但究竟是什麼關係呢？除了「蘭墅閱過」這四個字外，全書沒有任何高鶚的題記與印章，如果真是高鶚的手定稿本，他為什麼不寫「重訂」「手訂」，或「手定」等字樣，而說是「閱過」。而且，這四個字既不是寫在卷首，也不是寫在書尾，而是選定第七十八回，原因何在？難怪有好幾位《紅樓夢》研究者都覺得這是高鶚看過別人的抄本而題的字。一幅字或畫上如有「某人閱過」的跋文和圖章，通常都是表示這幅字或畫是經過此人鑑定或觀賞過。所以有人說，這四個字排除了，不是證明了，這是高氏所修改的稿本的可能性。
又有人詳細核對過程偉元、高鶚最初排印的《紅樓夢》版本，與他們最後的刻本，發現兩種版本每頁的版口是一致的，全書幾乎都是如此。這一點可以說明高鶚在排印了第一版以後，就以印就的書為底稿，在上面進一步加工修改，然後才排印成次一版的書，唯有如此，才能使版口取齊。但是，這個百二十回抄本的改文與程甲本不同，反而與程丙本有許多相同者，也是十分費解的事。
到現在為止，研究者對於這部百二十回《紅樓夢》抄本的性質，尚未獲得一致的意見。大體說來，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一、高鶚是續書人，但此稿本不是高鶚所修訂的手稿，而是屬於另一個人，而且此抄本也不是據程刻本而改得者。
二、高鶚不是續書人，而是對後四十回加工修改之人。這部百二十回抄本是屬於高鶚某友人，原來只有前八十回，程偉元得到後四十回續書原稿後，而在高鶚動手修改以前，此人曾借抄了後四十回的續書。高鶚修改此書全部竣工以後，他又按定稿的刻印本改正其手中的抄本。
三、高鶚不是續書人，程高兩人得到後四十回續書原稿後，曾多次加工修改。其改稿過程中產生了若干過渡稿本，而此抄本就是高鶚手中的過渡稿本之一。
現在，這部百二十回《紅樓夢》抄本被提供到更多的研究者與愛好者的面前，讓大家來共同研判中國文學史上此一大公案。
再談程排本《紅樓夢》的發行經過
趙岡
拜讀高陽先生大作《紅樓傾談》，獲益良多，高陽先生考據方面往往有令人驚喜的卓見。新聞界的朋友們都知道，要做一個成功的新聞記者除了「勤」以外，還要有「新聞眼」，能夠發掘新聞，搞考據的人最難得的也是這種特質，能夠看出被掩蓋著的問題，能夠發現線索。
這種特質無以名之，姑稱之曰「考據眼」。福爾摩斯比蘇格蘭警場的探長們高出一籌，就因為他具有這種稟賦。高陽先生有過人的考據眼，但是不肯多寫這類的東西，認為是會荒廢本業，這是很可惜的事，只要對學術有貢獻，何必分本業副業。
譬如說，高陽先生從「蘇大司寇」這一稱謂而判斷出《樗散軒叢談》中那條筆記的書寫年代在乾隆五十七年正月至五十九年十一月，這是非常令人驚喜的發現，其推論合理可信。我一直認為陳鏞的這條筆記值得特別注意。高陽先生推斷出其寫作時間，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
蘇凌阿的書被鼠傷，付琉璃廠書坊抽換裝釘是乾隆五十四年春的事，程甲本刊印即是乾隆五十六年冬的事，五十七年春以後不久陳鏞就寫下了這條筆記。這是當時人的記載，與後人傳聞之談不同，可信性高得多。
不過有關程刻本發行經過的問題，並未因此而全部解決。這其中牽扯上的問題，遠比我們想像得複雜，這要從日本紅學家伊藤漱平的一篇文章談起。伊藤先生是以研究《紅樓夢》為專業的，功力深厚，思考縝密，是我所敬佩的學者之一，他不久前在《鳥居久靖先生花甲紀念論集》中發表一篇論文，題名是《程偉元刊〈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小考》。文中討論之點很多，我只能在此文中提出兩點略加討論。
第一點，伊藤氏根據出版史料證明木活字版印書，能印的份數極有限。通常像武英殿聚珍版的書，每種只印三百部，有些木活字版只印二百部或一百部。而且據長沢教授研究，木活字版印刷到一百部左右時，往往就發生字面高低不齊，不得不換字。
如果我們接受伊藤氏的推斷，倒也可以解決一些問題。譬如，它可以幫助解釋程偉元及高鶚在短期內再三修訂《紅樓夢》的動機問題。過去，我們一直弄不清為什麼程高在刊印了程甲本後不到七十天就又刊印程乙本，這豈不是用程乙本去搶自己程甲本的市場麼？如果發現在我們接受伊藤氏的推斷，這一點就順理成章了。活字版每次只能印三百部，而生意又這麼好，當然供不應求，既然非重排第二版不可，正好可以趁機對文字方面再多加修飾一下。
不過，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木活字版可印刷的份數是否真是如此少？中國出版商使用木活字版已有很長的歷史，但是此種印刷方法始終未曾普遍流行，想來它有很大的缺陷，則一定是事實。但是，可印份數會否真少到三百份？從程高的排印本看來，似乎並非如此，王佩璋曾經比較過程甲本及我所謂的程丙本，發現兩本每頁之行款、字數、版口等全同，每頁中文字儘管有變動，可是到了頁終則又總是取齊成一個字。在一千五百七十一頁中，每頁起訖之字不同者不過六十九頁。她甚至於發現程丙本的活字就是程甲本的活字。我們目前無法比較程甲本及程乙本，不過我相信這兩本一千五百七十一頁的版口應該完全相同。這種現象顯示，活字版可以長用，可以一用再用。編輯為了節省重排的工作量，儘量取齊版口以利用原版，而只個別植換木活字，否則，如果原版已不堪用，非重排不可，高鶚、程偉元蠻可以放手去校訂，便不必採用這種縛手縛足的編輯方針。因此，我對這一點還有相當的懷疑，希望能看到一些研究古代印刷術學者的意見。
第二點是伊藤漱平提到，在程甲本出版後不久就有《紅樓夢》流傳到日本，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書到達日本的時間和它們的裝訂方式。在日本長崎有一家姓村上的家族，其上世在清朝是從事中日貿易的。此家保留了很多舊的文件，其中有一套「差出賬」，記載每次中國船到埠，他們購入中國貨品的清單。貨品中往往有書籍名目，村上「差出賬」記道，在寬政癸丑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有中國船主王開泰，從浙江乍浦出航，於十二月九日在長崎入港，運來書籍六十七種。第六十一項書名是：
「《紅樓夢》，九部十八套」。
這種兩套合裝一部的裝訂方式很奇怪。程刻本前後幾版的裝訂方式都是一樣的，每部共二十冊，合裝成四套。與上述情形不符。如果改裝每十冊一套，每部二套，則嫌太厚，而且為什麼要改裝，都是疑問。看來，這運銷日本的九部《紅樓夢》大概是另一種字體大小不同、版面大小不同、裝訂方式不同的另一種版本。
果然如此，則時間上又有了問題。程甲本的高鶚序言是出於乾隆五十六年冬至後五日，該書真正印就而賣到市場上，最早也該是乾隆五十七年初。而寬政癸丑五年則是乾隆五十八年，王開泰在乍浦出帆的時日，上距程甲本出書的時間最長也不過一年零十個月。什麼人拿到程甲本立即翻刻，而且遠銷到浙江，進而外銷日本？這一年零十個月的時候夠不夠完成這些程序？
伊藤漱平企圖把這些運銷日本的《紅樓夢》，周春書中提到在蘇州開雕印刷的《紅樓夢》，以及東觀閣翻印本《紅樓夢》兩件事貫穿起來。周春在《閱紅樓夢隨筆》書中首篇說：
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余雲，雁隅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為《石頭記》，八十回，一為《紅樓夢》，一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帶入闈，閩中傳為佳話，時始聞《紅樓夢》之名，而未得見也。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苕估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記。
從周春的筆記中我們可以判定幾件事，壬子冬，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冬天蘇州書坊中還買不到《紅樓夢》，否則周春自己早就買了，根據周春所說的「開雕」及「新刻本」字樣，伊藤認為這個蘇州版不是活字排印本，而是真正的雕版刻印本，是與程本完全不同的印本。以周春對書籍的經驗閱歷，對各種版當能區分。如果他是一個用字謹嚴的人，則上述推論不無道理。
不過，時間上還有點問題。乾隆五十七年冬開雕，五十八年冬便已遠銷日本，雕版印刷能夠來得這麼快？如果半年之內就能雕成一千五百多頁書，程高為什麼不雕版而要排印活字版？
而且在五十八年冬書已遠銷日本，周春反而晚至次年夏天才在當地書坊買到書，也不好解釋。
伊藤先生很重視東觀閣書店歷次翻刻的《紅樓夢》，這確是一個好線索。不過，要把東觀閣的版本與周春所看的蘇州版拉上關係，則還有相當困難。根據《紅樓夢書錄》，東觀閣第一版《紅樓夢》完全是用程本的書名，即《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有題記。
《紅樓夢》一書，向來只有抄本，僅八十卷。近因程氏搜輯刊印，始成全璧。但原刻系用活字擺成，勘對較難，書中顛倒錯落，幾不成文。且所印不多，則所行不廣。爰細加厘定，訂訛正舛，壽諸梨棗，庶幾公諸海內，且無魯魚亥豕之誤，亦閱者之快事也，東觀主人識。
此後又有「本衙藏版本」，把題記中「東觀主人識」五個字去掉，書名依舊。到了嘉慶二十三年又有東觀閣重刊本，書名改為《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扉頁題寫「嘉慶戊寅重鐫，東觀閣梓行」。
《紅樓夢書錄》中所提到的東觀閣諸版，我都沒見過。但是日本卻有幾部。伊藤還提到有一種東觀閣版，書名為《紅樓夢全傳》者，在《書錄》中尚未列入。東觀閣在嘉慶二十三年已重刊，則其初刊本一定很早。而且它是刻印本，而非活字排本。不過，其初刊本能否早到可以在乾隆五十八年就輸出日本，則還是一個問題。雕版要費時，否則程高自己早就做了。其次東觀閣多多少少還做了些加工工作，「細加厘定，訂訛正舛」。再者，東觀閣是否真出過袖珍版，每部兩套，也都難以確定。
我很久以前就曾記下日本內閣文庫藏有一部東觀閣版《紅樓夢》，久想去翻檢。今冬趁寒假遠東旅行之便，特別到東京繞了一下，發現內閣文庫已遷至皇宮外，改組成公文書館。不巧，我去時該館剛開始年假第一天，全日關閉，結果失之交臂。
即令有證據證明東觀閣的初刊本早在乾隆五十八年已發行，而且是以每部兩套的方式裝訂的，我們還是無法把它與周春買得的蘇州版《紅樓夢》拉上關係。到現在為止，所發現的東觀閣諸版都是翻刻程甲本，但是從周春《閱紅樓夢隨筆》中所提到書中的某些字句，則可以判斷他買到的書是程乙本或程丙本，絕非程甲本，東觀閣既雕印程甲本，馬上接著又翻刻程乙本，工程未免過於浩大，令人難以置信。所以東觀閣諸版與蘇州版還是兩個不同的系統。
程偉元的畫——有關《紅樓夢》的新發現
張壽平
一九七四年雙十節前夕，我在台北市今日公司的今日畫廊發現了程偉元的畫。畫廊主人冉西來先生說：「這一幅畫頗得人們喜愛，可惜大家都不知道程偉元為何許人？」當時，我報以一個苦笑。乾隆五十六、五十七年間，程偉元與高鶚一同校訂《紅樓夢》一書，並連續發行了兩種版本（今稱「程甲本」「程乙本」），以至於《紅樓夢》一書膾炙人口，流傳後世。然而其本人的聲名居然落寞如斯。且其作品流落在外而無人收藏，這更是可悲可嘆的事！但也幸而有此，我得獲此奇遇。最後，我購下了這一幅畫。
這一幅畫，長一百二十九厘米，寬六十一厘米，可稱大中堂。畫面是一棵松樹和一棵柏樹交纏而成的一個大壽字，依照世俗慣例，這該是為祝賀某家夫婦雙壽而畫的。原來應有的上款，想必在原主人出讓時被裁掉了。下款是「古吳程偉元繪祝」七個字。下面鈐兩個印章：一為「偉元」，圓形朱文；一為「小泉」，方形白文。製作都相當精雅。右下角鈐一個押腳印章，文為「小泉書畫」，方形白文。左下角還有收藏印一，文為「嫩江意弇氏藏書畫印」，方形朱文。
這一幅畫，畫筆蒼勁，布局自然，松針與柏葉層層復疊而交代極為清楚。尤其難得的是雖為酬應之作而無俗氣，雖經精心設計而無匠氣，足見程氏在繪畫方面的素養與功力俱臻上乘。友人李兄葉霜見到這一幅畫後曾以懷疑的口吻說：「作者有此畫筆，當可入《桐陰論畫》。但清代畫史失載其名，程氏亦不以畫名，怪哉！」
凡讀過《紅樓夢》的人，都會讀過程偉元的《紅樓夢》序文及其與高鶚合撰的《紅樓夢》引言。所有研究「紅學」的學者，一定會注意到程偉元這個人。但是，對於程偉元的生平，一般只知道他是書商，其餘便不甚了了。他的畫，以前只發現過一個扇面，雖曾在海內外紅學圈中轟動過一陣子，而我手頭卻無此資料。因此，我購下了這一幅中堂後，立即請鄰居魯傳鼎兄致書現在羈居美國的趙岡先生，問訊上項資料，並告訴他我的奇遇。趙先生來信說：「大陸上發現過程偉元繪的摺扇一面。據說畫為米家山法墨筆山水，有題記，字還不錯，間架微近李北海，滿挺朗。其文曰：『此房山仿南宮，非仿元暉之作。米家父子雖一洗宋人法，就中微有辨。為於煙雲縹緲中著樓台，政是元章奇絕處，辛酉夏五，臨董華亭寫意。程偉元。』有鈐印二方，其一文曰『臣元』。此處『臣』字不是名字中的一字，想來此人已有功名，當然不是普通書商，程偉元是蘇州人，我早有此想法，現在得張教授藏書證實，他們那家書店是蘇州人辦的，北京、蘇州兩地聯號。程偉元的兩位前任經理先生，一姓金，一姓謝，都是蘇州人，『每年購書於蘇州，載船而來』。因此，其後任經理也該是蘇州人。」趙先生不愧為當代紅學名家，他對於程偉元其人的了解之多，已超過我的想像。
現在，我們可以總合所得關於程偉元的材料，做一個程偉元生平簡介如下：
程偉元，字小泉，江南蘇州人。有功名，然久任某書局經理。該局為蘇州人所辦，蘇州、北京兩地聯號。每年購書於蘇州，載船而至北京。乾隆五十六、七年間與友人高鶚一同校訂《紅樓夢》，並曾發行兩種版本，雅擅書畫，嘉慶六年辛酉夏五月作米家山水扇面。有「偉元」「臣元」「小泉」「小泉書畫」等印章。
趙岡先生來信以後，我一直異常興奮，現在，我手裡的程偉元的畫已成為有關《紅樓夢》研究的新發現了。因為：
考據之學講究證據，以前所發現的程偉元所繪的扇面雖能證明程偉元不是普通書商，但卻只是「孤證」。孤證是一般考據家不採用的，也是無法使人完全信任的。譬如有人問：怎樣能證明這繪扇面的程偉元，就是校刻《紅樓夢》的程偉元而不是另外一個程偉元？這就要另外尋求證據了。而現在，我們發現了這第二幅程偉元的畫，而且是上面鈐有「小泉」和「小泉書畫」的印章，這就有了有力的佐證；這繪畫的程偉元既字小泉，當然就是校刻《紅樓夢》的程偉元了。程氏所撰《紅樓夢》序文的具名不就是「小泉程偉元」嗎？質言之，程偉元雅擅書畫，不是普通書商這件事，必須借我的這幅畫才可證實無疑。
胡適先生作《紅樓夢考證》一文時，對程偉元了解甚少，在胡氏心目中也許認為程偉元只是普通書商，所以，儘管程氏所撰《紅樓夢》序文中已說明他曾因所藏《紅樓夢》一書「殊非全本」而「竭力搜羅」「細加厘剔」，高鶚所撰《紅樓夢》序文中又直認自己是在程偉元「數年銖積寸累」之後，因程偉元的邀請而「欣然拜諾」「遂襄其役」；但卻仍是揚高而抑程，把整理修輯《紅樓夢》的功勞歸於高鶚一人，並總合所得關於高鶚的材料作了高鶚年譜，而對於程偉元則居然無一字之褒。這委實是很不公平的事。在此，我敢斷言：倘若胡氏當年能見到程偉元的畫而知道程偉元不是普通書商的話，胡氏的《紅樓夢考證》就不會揚高而抑程了。又若天假其年，胡氏至今猶存的話，他一定會重寫《紅樓夢考證》。
紅學史上一公案——程偉元偽書牟利的檢討
潘重規
傳播《紅樓夢》一書的功臣，最具勞績而又最受冤屈的，要數程偉元。百二十回《紅樓夢》是他搜集成書的，編校刻印是由他主持的。然而長期以來，人們誤認他不過是一個書商，所以校補《紅樓夢》的工作，都歸功於高鶚，而程偉元只落得一個串通作偽、投機牟利的惡名。天地間不平之事寧復過此。
前幾年，周汝昌購得程偉元繪的一面摺扇，畫上有題記云：「此房山仿南宮，非仿元暉之作。米家父子雖一洗宋人法，就中微有辨。為於煙雲縹緲中著樓台，政是元章奇絕處。辛酉夏五（按：辛酉為嘉慶六年——一八○一），臨董華亭寫意。程偉元。」鈐連珠二小方印，文曰「臣」（白文）、「元」（朱文）。據此繪事，知他不僅工於翰墨，也應是科名中人，我看了此畫的影本，已對程氏是書商之說，深為懷疑。近見文雷《程偉元與〈紅樓夢〉》一文，更可斷定程偉元決非牟利的書商。此文發現有關程偉元的新資料，計有：①晉昌給程偉元的唱和詩九題四十首；②孫錫《贈程小泉（偉元）》七律一首；③劉大觀題程偉元畫的《柳蔭垂釣圖》古風一首；④金朝覲題程偉元畫冊的詩並序；⑤晉昌、程偉元、李楘、劉大觀、周籛齡、明義等人為晉昌的《且住草堂詩稿》寫的序跋。根據這些新得的材料，可以獲得下列許多事實。
一、程偉元的生卒年，根據李楘《且住草堂詩稿序》說：「程君小泉，余之同學友。」程、李既然是同學，年齡應該相仿佛，比照李楘的生年，程偉元大約生於乾隆十年（1745）。又根據程的受業弟子金朝覲《題程小泉先生畫冊》詩的內容，程大約卒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享年七十三歲左右。
二、程偉元的籍貫，據李楘是他早年同學這一事實，李楘是江蘇長洲人，從小在自己家鄉發蒙進學，參加鄉試。程和李是同學，自然應在同一地區上學。在清代，江蘇省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個縣，辛亥革命後廢長洲、元和二縣，並為吳縣（1995年撤銷），即今蘇州，因此，程偉元可能是蘇州人。
三、程偉元的家世，據晉昌贈他的一首詩說：「義路循循到禮門，先生德業最稱尊。箕裘不墜前人志，自有詩書裕子孫。」看起來，程氏確是一個書香門第。
四、程偉元的科名，據晉昌贈他的詩，說：「況君本是詩書客，雲外應聞桂子芬。」又說：「脫卻東山隱士衫，泥金他日定開緘。」這是程偉元在晉昌幕府時，晉昌鼓勵他去再考進士的詩。在唐代，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晉昌對他說：「脫掉那件東山隱士的長衫吧，你去應考，一定會高中進士的。」如果他沒有中過舉，怎能以秀才的身份去考進士呢！所以程偉元應該是個舉人。乾隆末年，他寓居京師，大概也像高鶚似的，是在京等待參加會試。後來，高鶚中了進士，做了達官，「爬上高枝兒去了」。程偉元卻槖筆關外，成了晉昌的幕府僚屬。
五、程偉元的才名，據晉昌贈他的詩說：「文章妙手稱君最，我早聞名信不虛。」可見早在乾隆末年，程偉元待考京師時，他的才名已經高出同時文士之上，故晉昌以宗室貴族，在出鎮盛京時，特地延請他入幕，佐理奏牘。晉昌是清太宗皇太極之後，恭親王常寧五世孫，從嘉慶五年起，曾「前後三持節」（裕瑞詩句）——三次擔任盛京將軍之職。程偉元不但是盛京將軍的僚佐，而且是盛京將軍的詩友。正如晉昌詩中常常詠嘆的，每當他們在「把酒」「賦詩」「酒興偏教詩興濃」的時候，往往是「放懷」「忘骸」「忘形莫辨誰賓主」的。當然，能夠同這位詩人將軍「為忘形交」「作文字飲」的程偉元，顯然不是一個牟利的商人。
六、程偉元的文藝，據李楘在《且住草堂詩稿跋》中說，程小泉「工於詩」，晉昌「凡席中聯句，郵簡報答，必與之偕」。而「新詩清潤勝琅玕」「瑤章三復見清新」，都是晉昌對程偉元的評語。可見程偉元的詩歌，決不會像高鶚詩的庸俗下流。李楘又說：「程亦擅長字畫。」金朝覲詩有「昔我立程門，臨池學作字」之句，更說明程偉元不僅是晉昌幕府的西賓，還是瀋陽書院的兼職教授。程偉元又曾為晉昌官署中的「安素堂」，題了「蘭桂清芳」四個大字的匾額，可見他不但能寫扇面上的蠅頭小字，也能作擘窠大書。程偉元擅長繪畫，李楘已明確講了。辛酉夏五月的畫扇，就是很好的物證。他的作品，在他的友人詩文中提及的，有嘉慶七年為晉昌祝壽畫的一本羅漢冊，有嘉慶十年左右為友人善怡庵畫的小像。劉大觀詠詩，題為《題覺羅善觀察怡庵柳蔭垂釣圖》。這個善怡庵，就是高鶚的及門弟子增齡、華齡的父親。而詩人劉大觀和善怡庵是先後同僚。同高鶚妻舅名詩人張船山訂過交，又為敦誠的《四松堂集》稿本寫過跋，和《紅樓夢傳奇》寫序的作者吳雲更是至交。他和程偉元交誼頗篤，所以嘉慶十九年，善怡庵署理荊南道（湖北宜昌）時，邀請劉大觀到湖北作客，在酒筵上，拿出程偉元畫的《柳蔭垂釣圖》來，「千扈請買瓊琚詞」，劉大觀便乘著酒興，即席題詩，唏噓不已：「此圖出自小泉手，我與小泉亦吟友，當時盛京大將軍，視泉與松（規案：劉大觀，字松嵐）意獨厚。將軍持節萬里遙，小泉今亦路迢迢。聚散升沉足感慨，白首何堪還一搔。」
由詩意看來，劉大觀不但有故友星散之感，也有為程小泉懷才不遇的惋嘆。綜觀以上發現的數據，程偉元確是個多才多藝的文士，他出身書香門第，才名早著，雖未顯達，卻有科名，往還的朋友都是文學有造詣的仕宦中人，可見他絕非一個書商，他在京師應試期間，不但未醉心功名，還苦心搜集《紅樓夢》佚稿，使《紅樓夢》得流傳於世，可見他不是一個世俗的上進舉子，更看他在有權有勢的奉天大將軍幕府中時，訪問他的知己詞人孫錫，一同展畫吟詩，傾吐懷抱。孫錫贈他的詩說：「冷士到門無暑意，虛堂得雨有秋心。」可見程偉元不但是一個文人，而且是一個襟懷恬淡、品格清高的才士。可惜近代研究《紅樓夢》的人，不顧事實，憑空立論，對程偉元加以種種污衊。胡先生說：「程序說先得二十餘卷，後又在鼓擔上得十餘卷，此話便是作偽的鐵證。」一般學者更推波助瀾說：「程偉元是一書商，可能沒有任何有關此人之史料流傳下來（趙岡《紅樓夢新探》頁二六四）。」這一類說法，對後來的研究工作有極大的影響。前年，余英時教授在《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的商榷》（香港《中華月報》，一九七四年一月號）一文中，便嚴肅地說：「高、程二子在紅學考證中乃是被告。從嚴格的方法論的觀點說，正像陳援庵先生所謂『在其本身訟事未了以前，沒有為人作證的資格』。」眾口鑠金，人言可畏，程偉元已成為偽造《紅樓夢》的主犯了！我看到有關程偉元的新資料以後，不能不呼籲愛好《紅樓夢》的人士，大力替傳播《紅樓夢》的程偉元，把作偽牟利的飛來惡名徹底洗雪掉！
附記：張壽平教授《程偉元的畫》（見本年三月二十八日本刊）是有關程偉元資料的新發現。這一幅畫，款題「古吳程偉元繪祝」，尤為程小泉是蘇州人之明證，收藏者是嫩江人，也因為程小泉游幕關外之故。一九七七年四月四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