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博士 · 三十四（續）

難道這就是我要在我這位已經作古的朋友的傳記中對他那部令我萬般厭惡、反感和迴避，卻又百般愛戴和仰慕的作品所說的全部嗎？不，還不是。我的心裡對它還有一些話要說，但我旋即又決定，那些性質和特徵，它們令我——當然是以一種令人嘆為觀止的方式——感到壓抑和恐懼，更好的說法是：以一種令人害怕的方式激起人的興趣。我說了，我旋即又決定，在對這一切進行刻畫描述時結合那些抽象的苛求，這些苛求是我在西克斯圖斯·克利德威斯先生家裡所舉行的那些討論會上所遭遇到的，關於這些討論會我在前面的章節里就已經有所提及。正是我在這些晚間聚會上的新奇經歷，連同我同時對阿德里安那部孤獨作品的參與一道，使得我的精神感到過度緊張，我那時就生活在這種過度緊張的氣氛中，而這些新奇經歷還真是讓我的體重減輕了整整十四磅。 克利德威斯，版畫家，書籍裝幀藝術家，東亞彩色木刻和陶瓷收藏家，對於這個領域，他也應這個或那個文化團體之邀，在帝國的各個城市，甚至在國外，作些內行和聰明的報告，他是一位矮個的、不顯老的男士，他的說話方式表現出強烈的萊茵黑森地區風格，他的思想異常活躍，他不受傳統僵化的思想意識約束，而是以純粹好奇的方式去窺探時代的種種運動，並聲稱其中一些傳到他耳朵里的東西是「極其重要的」。在他的操勞之下，他那位於施瓦賓區馬爾提烏斯大街的、其接待大廳掛有迷人的中國（出自宋代的）水墨彩畫的居所，便成為舉足輕重的或是消息靈通的以及參與精神生活的頭頭腦腦們的聚集之地，而這其中也囊括了全慕尼黑城所有的頭面人物，而且，他另外還在那裡安排富有哲理的紳士晚會，一種不超過八到九個知名人士的私密圓桌會議，這些會議在晚餐之後大約九點的時候開始，由於這些會議純粹是以自願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為目的的，所以東道主亦無須另外再為招待來客而破費頗多。當然，話又說回來了，這種思想交流也不會將其富有才智的高度緊張保持到底；又鑒於克利德威斯的社會傾向和局限，故而參加者的思想水平仍然顯得有些參差不齊，所以，僅僅出於這個原因，這種思想交流就常常會偏離正題，淪落為舒適愜意的日常閒聊。這不，參加這些會議的就有黑森拿騷大公世家的成員，是兩個正在慕尼黑念大學的友善的年輕人，他們被主人不無羨慕地喚作「美王子」，由於有他們在場，即使只是因為他們的年齡比我們大家要小太多，交談的時候肯定就會有所顧及。我不想說，他們干擾了我們。實際上我們常常會無憂無慮地進行一些內容較為高深的談話，根本不問他們能否聽懂，每當這個時候，他們都會做個謙虛的面帶微笑的或是認真的掛滿一臉驚異的聽眾。對我個人而言，更敗興的卻是那個已經為諸位讀者所熟悉的荒謬騎士的在場，這個叫做哈依姆·布賴薩赫爾博士的傢伙，我早就承認我對他難以容忍，但他的敏銳和覺察能力在這樣的場合似乎又是不可或缺的。而同樣讓我感到生氣的是，工業家布林格爾也屬被邀之列，受邀的唯一理由就是他的稅率等級高，他跟著一起湊熱鬧，對最重大的文化問題大放厥詞。 我雖然心裡窩火，表面上卻萬萬不可做那敗興之人，我不僅有辦法不讓人看出我內心懷有一絲反感，而且我還盡我所能地強迫自己和大家一起高興，更何況這種贊同並不是毫無顧忌，而是暫時的，只是笑著表示對現存的和即將來臨的事物的一種愉快的認識。我大概提過一次建議，「如果我們願意嚴肅片刻，」我說道，「來思考一下，會不會有那麼一個思想家，儘管他很關心集體的困境，但他卻能夠更好地把真理而非集體作為自己的目標，因為真理，甚至是嚴酷的真理，是間接和持續地服務於集體的，而且這種服務要勝過那種思想所提供給集體的服務，這種思想自以為應當以犧牲真理為代價，實際上卻通過這樣的否定以無比陰森恐怖的方式從內部瓦解著真正意義上的集體的基礎。」可是，人家對我的這個建議卻是置若罔聞，根本不予理睬，這可是我有生以來從未遇到過的事情。我現在也承認，這個提議是不得體的，因為它和當時的思想氛圍格格不入，因為它裡面注入了一種當然是為大家所熟悉的，簡直是太熟悉的，熟悉得令人感到乏味的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只會對新事物構成干擾。我當時做得比較好的是，我和被刺激起來的一桌人一起去考察和探究這個新事物，而不是以死氣沉沉的、其實也是相當無聊的方式去反對它，我讓我的想像緊貼討論的進程，並在這個討論的框架內去了解那個即將來臨的、已經暗中形成著的世界——無論我此時此刻內心的情感如何。 那是一個既舊且新的，一個革命復發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與個性觀念相連的價值，比如：真理、自由、權利、理性，要麼完全被駁倒和拋掉，要麼就具有了一種與上幾個世紀完全不同的意義，為此所採用的辦法是，它們被從蒼白的理論中解放出來，被充滿活力地相對化，和級別高得多的權力、權威、信仰專政的主管機關聯繫起來，絕不是以一種發動的、昨天或前天的方式，而是以等同於充滿新意地讓人類退回到中世紀神權政治狀態和條件的方式。這樣一來就顯得不怎麼反動了，就好比一個人行走在一個球面上，而他走的這條路就是一條天然的環行路，是一個圓圈，他自然而然地就會再回到原來的起點上去，因此你很難說他繞圈子是倒退一樣。所以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倒退和進步，新和舊，過去和未來合二為一，政治上的右也越來越多地和政治上的左重合起來。這種缺失前提的研究，這種自由思想，它們遠遠不能代表進步，更多的只是屬於一個落後的和無聊的世界。這種思想被賦予了使暴力變得合理的自由，就像七百年前理性曾經可以自由討論信仰、證明教條一樣：它就是為此而存在的，今天的這種思想也是為此而存在的或者將在明天為此而存在。然而，這種研究可是有前提的——不消說，它是有前提的！這些前提是權力、集體的權威，而且還是理所當然，理直氣壯，以至於科學根本不會去想「自己難道不是自由的嗎」這個問題。它在主觀上完全是自由的——在一種客觀約束的範圍之內，這種約束是如此根深蒂固和自然而然，以至於絕對不會被當作枷鎖來感覺。為了讓自己搞清所要面臨的東西，也為了消除自身對此所懷有的那種恐懼，人們必須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不要忘記，確定的前提和神聖的條件的絕對性從來就不曾阻礙過想像力和個體的勇敢之想法。相反：恰恰是由於教會從一開始就把精神的統一和封閉作為絕對理所當然的東西灌輸給了中世紀的人，所以中世紀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充滿想像力的人，這個程度要遠遠大於個人主義時代的市民，因此中世紀的人能夠獨自更有把握和更加輕鬆地讓自己在個人的想像力的天地里馳騁。 哦是的，權力可以讓我們的雙腳走在一片堅實的土地上，它是反抽象的，而我做得很好的地方是，我和克利德威斯的朋友們精誠合作，我們一起去想像這既舊且新的事物將會如何在這個和那個領域裡從理論上徹底改變生活。例如，教育學家都知道，在當今的小學教學中已經出現這樣一種趨勢，即放棄最先學會字母，放棄一個音一個音地去讀，而是轉而採用單詞學習法，把書寫和具體觀察事物結合起來。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對抽象普遍的、語言上不受約束的拼音文字的偏離，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是對原始民族的音節文字的回歸。我在心中暗自思忖：單詞何用之有，書寫何用之有，語言何用之有？極端的客觀性必須以物為準繩，以後者為唯一準繩。這裡我想起斯威夫特[4]的一篇諷刺作品，說的是一幫喜歡改革的學者決定，為了愛護肺部，也為了擺脫空話，根本廢除用語言說話，而只用出示物本身來交談，不過，這些物，為了便於理解，人們必須儘可能悉數把它們背在身上，走到哪裡，帶到哪裡。這個地方非常滑稽，尤其是因為，奮起反對這一革新並堅持要用語言閒聊的不是別人，正是婦女、暴民和文盲。當然嘍，我的這幫討論者在親自實施他們的建議上倒是遠不及斯威夫特筆下的那些學者走得遠。他們更多表現出一種保持距離的旁觀者的表情，他們關注這種普遍且已清晰凸顯的意願，即：為了一種被認為是必要的和合乎時宜的簡單化的緣故，斷然拋開所謂的文化成就，而這種被他們認為是「極為重要的」意願完全稱得上是一種刻意的再野蠻化。我沒聽錯吧？當這幫紳士在上述關聯中突然把話題扯到牙醫學，而且還是非常具體地指向阿德里安的和我的那個「死牙」的音樂象徵時，我忍不住大笑起來，同時也著實被嚇了一大跳。我現在真的認為，我當時跟著一起笑的時候是滿臉通紅的，當時，我們正在一片愉快的歡笑聲中討論牙醫們日益增長的趨勢，即把那些神經已經壞死的牙齒斷然拔掉，因為醫生們已經決定把它們視為感染的異物——在十九世紀的牙根治療技術經歷了一個長期的艱苦的並日臻完善的發展之後。說得好——而尖銳指出下面這一點並贏得大家一致贊同的正是布賴薩赫爾博士：這種衛生學觀點多少應當被看成是前面那種首先存在著的拋開、放棄、偏離和簡單化的趨勢的一種合理化——在衛生學的理由陳述過程中任何意識形態懷疑都是適宜的。無疑，較大規模地不維持病人的生命，殺死沒有生存能力的和弱智的人，如果有一天人們會轉而去這樣做的話，那麼，恐無疑也是會從民族和種族衛生學的角度來陳述理由的，而實際上恐怕這裡所涉及的——人們根本不打算否認這一點，相反，人們還強調這一點——則是遠遠要深刻得多的決定，是對所有的曾經是資產階級時代傑作的人之嬌弱化的拒絕：是人類本能地讓自己進入狀態，以應對艱難的和較為陰暗的、嘲笑人道的時勢，以應對一個全面戰爭和革命的時代，這個時代將會遠遠地退回到中世紀基督教文明那裡，而且，它更將會把中世紀基督教文明形成之前的、古希臘文化崩潰之後的那個黑暗時期帶回…… * * * [1] 德文為Unruhe，有「不安、騷動」之意。 [2] 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1805-1859）：法國歷史學家和政治家，著有《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大革命》等。 [3] 喬治·索列爾（1847-1922）：法國社會哲學家，著有《暴力論》（1908）一書，是流行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暴力論的代表人物之一，認為暴力在歷史進程中起創造性作用，社會變化是暴力的創造過程。也有人認為，索列爾關於暴力和社會神話的學說使之成為法西斯主義的開路先鋒之一。 [4] 約拿旦·斯威夫特（1667-1745）：英國作家，以寓言小說《格列佛遊記》最為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