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 · 題解
斯特林堡的《父親》創作於一八八七年二月。瑞典作家和文藝評論家奧斯卡爾·雷維廷（1862—1906）稱這部作品「可能是作家最出色的作品，但肯定是瑞典文學史上最傑出的劇作」。
《父親》反映的是斯特林堡生活和婚姻的一次深刻的危機。作品在某種程度上建立在他與第一個妻子西莉·馮·埃森幾年的衝突上。從表面上看作品的直接導火線是關於孩子的教育問題。上尉想把女兒送到城裡學些有用的東西。他說：「我希望她成為女教師。如果她不結婚，可以自己養活自己……她一旦結婚就可以用自己的知識教育自己的子女。」但是勞拉不願意讓女兒住在一個自由思想家的家裡。她說：「你以為一個母親會同意把她的孩子放到不三不四的人中間去接受教育，讓她覺得自己的母親教給她的一切東西都是無稽之談，然後終生都鄙視自己的母親嗎？」這段插曲很可能取材於斯特林堡家裡發生的類似衝突。一八八四年斯特林堡和西莉在瑞士就他們的小女兒的前途問題發生了衝突。西莉想把她培養成演員而斯特林堡則希望她成為接生員。斯特林堡還認為女教師的職業最適合於未婚的年輕婦女。他在一八八六年關於婦女問題的辯論中闡述了這個觀點。
但是《父親》這部作品卻沒有更多地涉及孩子的教育問題，而絕大部分篇幅是敘述男女之間的權力之爭。在作品中斯特林堡把婦女描寫成「沒有意識到自己本能的無恥」。按照斯特林堡的觀點，女人屬於比男人低的性別。勞拉竭力阻止自己的丈夫在科學領域裡獲得更大的聲譽，因為男人的成就越大，她就越顯得微不足道。他指責女人不是真正愛男人。在社會中，男人只是女人和他的孩子的贍養者。女人喜歡當母親，因為母親意味著擁有對孩子的權利。在兩性關係中，男人處於主動的優勢地位，而女人處於被動、服從的地位，因此她仇恨男人。勞拉說：「你知道，母親是你的朋友，而女人則是你的敵人。兩性之間的愛情就是鬥爭。」所有的女人在對待男人的問題上是一致的。甚至上尉的老奶媽也幫助他的妻子給他穿上緊身衣。
作品中施堅信禮的情節也是有背景的。一八八四年在違背斯特林堡意志的情況下，西莉給他們的兒子漢斯洗了禮。
人們當然沒有必要把上尉和勞拉與斯特林堡夫婦等同起來。作品中哪些事是真，哪些事是假，哪些事是半真半假是很難確定的。作家本人也很難在真事與創作之間劃出明確的界線。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他在致瑞典作家阿克賽爾·隆德果德（1861—1930）的信中說：「我覺得我似乎在夢中行走，是創作還是生活無法區分，但是當我馬上要清醒的一剎那，我不是陷入良心的責備而發瘋的泥坑就是想自殺。我覺得我不是生活在空氣中，而是生活在黑暗裡。一旦陽光透過黑暗，我馬上就會被摔得粉身碎骨。」
作品中的勞拉有意識地使自己的丈夫對他是不是孩子的父親產生懷疑。她偷拆丈夫的信件和阻止他訂購書籍。她還千方百計地破壞丈夫的科研工作。人們在斯特林堡個人的婚姻中找不出類似的事情。然而西莉曾勸說他不要參與社會各種問題的論戰，希望他專注於較為中立的文學創作。她曾把斯特林堡在《新國家》一書中對某些人的報復稱之為「毫無意義，以惡對惡永遠也不會使惡人從善」。
在《結婚I》那部作品中，斯特林堡仍然保持詼諧、幽默的特徵。他甚至藉助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題材寫出了自己的《玩偶之家》——一部明快、有趣的短篇小說。書中沒有敵視婦女的情緒，認為婚姻中的一些問題可能是男人造成的，但是《結婚II》的內容就大不相同了。所有的女人都是淺薄低能、懶惰虛偽。這部作品也直接傷害了西莉的感情。她對丈夫說，為了家庭的安寧他寫的什麼書她也不再看。
人們很容易發現《父親》與一八八七至一八八八年創作的《瘋人辯護詞》有著明顯的聯繫。兩部作品都是在作者與妻子的關係日益惡化情況下創作的。《父親》中的對話有很大一部分與《瘋人辯護詞》類似。很可能是因為兩部作品有著共同的取材來源。但是兩部作品中人物性格確有很大差別。馬利亞和勞拉屬於不同的女性，她們的性格和年齡都不相同。勞拉冷酷無情，她已經是一位中年婦女，有著很多愛情經歷。她對丈夫已經沒有多大吸引力，她把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但是馬利亞讓人覺得沒有那麼壞，就是輕佻和喜歡賣俏。勞拉的形象則是以男人為敵的婦女形象。
一八八六年法國人波爾·拉法格發表了一篇有關母權制的文章。他通過研究古希臘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公元前525—前456）的《俄瑞斯忒斯》三聯劇（《阿伽門農》、《奠酒人》、《復仇女神》）的原始人的家庭生活極力想證明，在目前的父權制社會中男女存在著激烈的鬥爭，並認為母權制將要恢復。斯特林堡對此人的理論頗感興趣，在《結婚II》的前言中曾經引用該書的結論：
「父權制家庭則是一種較為新的社會形式，其初期帶有很多罪惡，人們可以預見將來還可能有同樣多的罪惡，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將要倒退到母權制社會。」
斯特林堡當時確信這個時期已經到來。《父親》這部作品所描述的就是母權制帶來的罪惡之一，即男人怎麼樣在盡了作為「可憐而又必要的父親」的義務以後被一腳踢開。女人成了鬥爭中的勝利者。男人在女權制社會就像動物世界中的雄性一樣退出了社會舞台。
一八八〇年前後，斯特林堡開始對心理學感興趣，法國心理學特烏·阿蒙德·里博特（1839—1916）對他有很大的影響。按照里博特的觀點，人的個性不是由惟一的、占主導地位的特徵來決定的，而是由很多同時起作用或互相矛盾的特徵來決定的。在健康和正常人身上，這些不同的特徵緊密地、有機地連在一起，彼此協調。但是絕大多數人在神經的各個方面都遭受到某種破壞，達不到協調一致。這些人是弱者，生活能力較低，健康和正常的人則是強者。強者可以通過「頭腦的鬥爭」使弱者接受自己的思想。斯特林堡覺得這一理論已經由自己過去較為直觀的經歷所證明，他運用這種看待事物的方法從事心理學研究，得出了與過去不同的結論。一八八六年夏天他閱讀了大量的「精神病」文學，並潛心研究思想傳導理論。生存競爭變成了靈魂或大腦之間的交手戰，強者在清醒的狀態下對弱者施行催眠術，使弱者接受自己的觀點並導致最後滅亡。在作品中勞拉是強者，上尉是弱者。她對他施行了思想傳導，使他確信自己是病者。上尉這樣說：「你一直占優勢；你能在我清醒的時候向我施行催眠術，我既看不見，也聽不見，只能服從；你能給我一個生土豆，讓我認為是一個桃子；你能強迫我把你心血來潮當作天才的思想；你能唆使我去犯罪，啊，採取卑鄙的舉動。」牧師對勞拉說：「殺人不見血，投毒不留痕跡！一次無辜的小小謀殺，法律無法定罪；一種無意識犯罪。」當大夫詢問了上尉拿點著的燈打妻子和他的精神系統的情況以後，上尉自己也感到很不安：「……只要我的意志不遭到損壞，我就能控制住我的感情；但是你在不停地磨損它，所以它很快就會脫軌，整個機器就會倒轉。」
《父親》是斯特林堡第一部自然主義戲劇。他在致出版商厄斯特林的信中說，他找到了創作現代悲劇的「形式」。一八八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他把《父親》的法譯本寄給自然主義風格創作大師左拉。左拉為《父親》的法譯本寫了序言。他也給斯特林堡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說實在話，我對那些簡短的分析感到吃驚。您大概知道我不喜歡抽象的東西。我喜歡人物都有完整的婚姻狀況，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他們，他們和我們呼吸著一樣的空氣。而您的上尉則名不符實，您的其他人物幾乎都是憑空製造的，沒有給我對生活的完整感覺，而這一點正是我所要求的。」
對左拉來說《父親》中的人物形象過於抽象。他可能擔心這種強烈的主觀主義可能導致把自然主義的外表變成內在的事物的象徵，而不再是實際。但是應該說，左拉的批評沒有觸及到核心。斯特林堡的重點在於分析人的內心生活。他放棄了自然主義風格的很多框框，如道具大、配角多等，並大膽使用象徵主義的手法。他通過創作《父親》、《朱麗小姐》把自然主義戲劇向前發展了一大步。這種敢於革新、敢於進取的精神令人敬佩。很多學者認為斯特林堡的自然主義戲劇作品超過了同一個領域裡其他作家的水平。此外，人們在《父親》這部作品中也能感到古代悲劇和莎士比亞命運悲劇的回聲。
一八八八年一月十二日在斯德哥爾摩劇院舉行《父親》的首演式。保守派報紙不能接受自然主義的生活觀，並且大登特登關於斯特林堡離婚和精神病方面的消息。一位評論家用哈姆雷特「毒草、毒草、毒草」的呼叫來形容這部作品。作品中的婦女觀、人物刻畫和藝術性都被認為是低等的。一共演了四個晚上就停止了，作家只得了四十克朗的報酬。瑞典著名戲劇評論家古那爾·奧列在他所著的《斯特林堡戲劇》一書中說：「《父親》的演出歷史構成了瑞典戲劇評論和公眾藝術口味歷史上令人深思的一章。」但是二十年後《父親》在玲瓏劇場再次演出時，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人們稱這部作品為「我們文學史上最傑出的現代劇作」，「我們最偉大的現代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