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與約瑟夫二世 · 附錄5 伏爾泰對18世紀戰爭緣由的闡釋 [1]

（見《哲學辭典》 [2] 中的「戰爭」詞條） 「一位君主 [3] 從一名宗譜學家那裡得知他是一名伯爵的後裔。在三四百年以前，這名伯爵的雙親和另一個家族締結了一份家族盟約。這『另一個家族』究竟是誰，如今已經無法考證。只知道這個無法考證的家族對某個省份的土地擁有繼承權，因為最後一名對這個省份擁有管轄權的統治者和這個無法考證的家族之間存在遠親關係。管轄這個省份的統治者不久前死於中風，於是這名君主和大臣們堅持稱是上天將這個省份的繼承權賦予了他們。這個省份的人或許會提出抗議，表示他們中間沒人認識這個自稱對他們的土地有繼承權的君主，因此他們並不想臣服於這個君主。此外，對於他們的家園，誰能來當統治者，應該由他們說了算。這些反對聲傳到了這名君主的耳朵里。這名君主當然是不願意的。因為作為一名至高無上的君主，他的決定理應受到所有人的遵從。於是，這名君主立刻找來一大群無所事事並且一無所有的人，給他們穿上厚厚的藍色呢絨大衣，並戴上白線封邊的帽子，再將他們編成隊伍操練一番，然後便將他們送上了戰場。其他君主聽聞消息也都趕來加入了這名君主的行動。這些君主憑藉他們的軍隊各自占領了一小塊地盤。在這些地盤上活動的僱傭兵們比成吉思汗、帖木兒大帝 [4] 和巴耶濟德一世 [5] 手下的軍隊還要兇殘。」 作者在描述腓特烈大帝對於巴伐利亞公國的土地所提出的主張時所用到的諷刺並無不當之處。接下來的一段話以同樣中肯的筆觸諷刺了約瑟夫二世，和伏爾泰對腓特烈大帝的諷刺有異曲同工之妙。「來自各方的意見都一直在給出各種暗示並點明各種細節，意在指明皇帝——約瑟夫二世正在醞釀野心勃勃的計劃。帝國的平靜遲早要被打破。我們從維也納方面得知約瑟夫二世最近通過了考尼茨·里特貝格公爵文策爾·安東的方案。考尼茨·里特貝格公爵文策爾·安東已經考慮這個方案很久了。這個方案計劃往南擴張奧地利大公國的領土。為此，他們已經開始查閱檔案，努力編造他們對威尼斯共和國不同地區的所有權。」 [6] 註解： [1] 　這篇傑出的智慧成果最初寫於1764年，是伏爾泰對腓特烈大帝在第一次西里西亞戰爭中的行為的思考。此文嚴重地惹惱了腓特烈大帝。鑒於文中內容涉及巴伐利亞公國王位繼承戰爭，對讀者來說可能會有借鑑意義，因此我將它選進了附錄。——原注 [2] 　《哲學詞典》：伏爾泰於1764年出版的百科全書式辭典。書中的文章按字母順序排列，多數是批評羅馬天主教會、猶太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及宗教機構的文章。第一版於1764年6月出版，共73篇文章。後來的版本擴大為兩卷，包括120篇文章。對伏爾泰來說，編纂這部詞典是一項畢生的事業，它涵蓋了伏爾泰對基督教、上帝、道德等問題的各種精華觀點。 [3] 　此處指腓特烈大帝。 [4] 　帖木兒大帝（Tamerlan，1336—1405），帖木兒王朝的第一位統治者，建立了波斯和中亞地區的帖木兒帝國。 [5] 　巴耶濟德一世（Bayezid I，1360—1403），奧斯曼帝國蘇丹，1389年到1402年在位，創建了當時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軍隊。 [6] 　《政府文件——國外部分，普魯士王國》，第103卷，羅伯特·利斯頓致威廉·弗雷澤，柏林，1779年11月30日。——原注 備註1 18世紀大不列顛王國外交家名單 首席國務大臣 [1] 1775年到1782年　北方事務部： 托馬斯·錫恩，第三代韋茅斯子爵 [2] ，即後來的巴斯侯爵 [3] 。 1771年到1779年　南方事務部： 亨利·霍華德，第十二代薩福克伯爵兼第十二代伯克希爾伯爵 [4] 。 1779年到1782年　南方事務部： 大衛·默里，即後來的曼斯菲爾德伯爵。 1779年到1782年　南方事務部： 威廉·弗雷澤 [5] ，副國務大臣。 大使 奧地利大公國 1763年到1772年　大衛·默里。 1772年到1792年　羅伯特·默里·基斯，此人還是高級巴斯勳爵士 [6] 。 法蘭西王國 1772年到1778年　大衛·默里。 其他大臣和公使 俄羅斯帝國 1771年到1776年　羅伯特·岡寧爵士 [7] ，即後來的R爵士，特命全權公使。 1776年到1783年　詹姆斯·哈里斯，即後來的R爵士和馬姆斯伯里伯爵 [8] ，特命全權公使。 普魯士王國 1772年到1776年　詹姆斯·哈里斯，即後來的R爵士兼馬姆斯伯里伯爵，特命全權公使。 1776年到1782年　休·艾利奧特，特命全權公使。 薩克森選帝侯國 1775年到1783年　約翰·斯特普尼爵士 [9] ，特命全權公使。 休·艾利奧特 巴伐利亞公國 1773年到1778年　休·艾利奧特，即後來的H爵士，駐巴伐利亞公國特命全權公使和雷根斯堡議會公使。 1779年　理察·奧克斯，雷根斯堡議會公使。 1780年　J.特雷弗，大不列顛王國駐巴拉丁全權公使兼雷根斯堡議會公使。 1781年到1783年　拉爾夫·希斯科特，大不列顛王國駐科隆全權公使。 1773年到1776年　羅伯特·利斯頓，即後來的R爵士，大不列顛王國駐慕尼黑大使。 1776年到1779年　羅伯特·利斯頓，大不列顛王國駐柏林大使 註解： [1] 　在英國，每個首席國務大臣負責領導一個政府部門。但並非所有部門都由國務大臣領導，例如英國財政部就由財政大臣領導。首席國務大臣的正式頭銜是「女王陛下的首席國務大臣」。 [2] 　韋茅斯子爵，1789年以第一代韋茅斯子爵托馬斯·錫恩（Thomas Thynne，1st Marquess of Bath）為名創建的貴族頭銜。 [3] 　巴斯侯爵，第一代韋茅斯子爵托馬斯·錫恩去世後，其長子托馬斯·錫恩（Thomas Thynne，2nd Marquess of Bath）繼承他的爵位成為第三代韋茅斯子爵。1789年，第三代韋茅斯子爵被任命為巴斯侯爵。 [4] 　薩福克伯爵是創立於1069年左右的英國貴族頭銜。伯克希爾伯爵是創立於1621年的英國貴族頭銜。 [5] 　威廉·弗雷澤（William Fraser），大不列顛王國政治家、御璽文書。 [6] 　巴斯勳爵士，喬治一世於1725年5月18日創立的騎士頭銜。這個名字源於中世紀的騎士任命儀式。騎士在該儀式中需要進行沐浴。通過這種方式成為騎士的人就叫做「巴斯騎士」。這個稱號後來演變成爵士勛位，一般只授予高級政府官員和高級軍官。 [7] 　羅伯特·岡寧爵士（Robert Gunning，1731—1816），大不列顛王國外交家，第一代埃爾特姆男爵，曾經在丹麥王國、普魯士王國和俄羅斯帝國擔任大不列顛王國外交大臣。 [8] 　馬姆斯伯里伯爵，1800年由英國外交官詹姆斯·哈里斯創立的貴族頭銜。詹姆斯·哈里斯曾經擔任大不列顛王國駐西班牙王國、普魯士王國、俄羅斯帝國和法蘭西王國的大使，還曾經在下議院任職。 [9] 　約翰·斯特普尼爵士（John Stepney，1743—1811），威爾斯政治家，1767年至1788年在下議院任職。 備註2 18世紀大不列顛王國外交家的出版物 《休·艾利奧特回憶錄》，明托夫人 [1] ，倫敦，1853。 《羅伯特·默里·基斯的回憶錄及書信》，吉萊斯皮·史密斯夫人編輯，共兩卷，倫敦，1849。 《詹姆斯·哈里斯寫給家人和朋友的信》，詹姆斯·哈里斯編輯，共兩卷，倫敦，1870。 《詹姆斯·哈里斯的政治記事簿》，詹姆斯·哈里斯編輯，共四卷，倫敦，1844。 《柏林宮廷、德勒斯登宮廷、華沙宮廷以及維也納宮廷回憶錄》，納撒尼爾·拉克索爾 [2] ，倫敦，1799。 《路易十六的出逃》，奧斯卡·布朗寧 [3] 。 上述作品中的前三部都非常富有個人特色。詹姆斯·哈里斯的《詹姆斯·哈里斯的政治記事簿》涉及一些政治上的信息，還混雜著一些更加私人的八卦和醜聞。其中有一幅葉卡捷琳娜大帝和她的宮廷的圖片，畫得雖然很誇張，但非常生動有趣。納撒尼爾·拉克索爾和羅伯特·默里·基斯、休·艾利奧特及詹姆斯·哈里斯三個人都非常熟悉。他的這部作品雖然也有前面提到的這種特點，但和其他幾位的作品比起來並不算是最出彩的。然而，和他出版過的其他歷史回憶錄相比，他的這部作品可以說是質量很高了。 註解： [1] 　明托夫人（Lady Minto），即安娜·瑪麗亞·阿米安（Anna Maria Amyan，1752—1829）。她的丈夫吉爾伯特·埃利奧特·默里·基寧蒙德是休·艾利奧特的哥哥。 [2] 　納撒尼爾·拉克索爾（Nathaniel Wraxall，1751—1831），英國作家。他曾經積極參與外交事務，出版的回憶錄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 [3] 　奧斯卡·布朗寧（Oscar Browning，1837—1923），英國教育家、歷史學家、劍橋大學學者，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傑出人物。他也是一位多產的歷史類書籍作者。 備註3 關於大不列顛王國外交家書信的批判性評論 我國歷史上鮮有像羅伯特·默里·基斯、休·艾利奧特和詹姆斯·哈里斯三位精明強幹的大使同台登場並在外交舞台上大放異彩的例子。對如此出色的一個三人組合和一系列事件進行敘述並發表評論，這在英國外交史上還是第一次。而我們圍繞巴伐利亞公國王位繼承事件和俄羅斯帝國方面的行動展開的討論主要就是以三名大使的書信內容為基礎的。 早在1778年之前，這三位大使就都已經各自憑藉一項驚人的外交成就名揚天下。當悲劇的陰雲開始籠罩喬治三世的妹妹卡羅琳·瑪蒂爾達 [1] 的命運時，羅伯特·默里·基斯剛好就在丹麥-挪威聯合王國。1772年，如果不是他利用自身強大的影響力扭轉了充滿戲劇色彩的時局，那麼卡羅琳·瑪蒂爾達恐怕就要落得終身監禁甚至更悲慘的命運了。為獎勵羅伯特·默里·基斯的這一功勞，喬治三世授予羅伯特·默里·基斯高級巴斯勳爵士的頭銜，羅伯特·默里·基斯也因此贏得了大不列顛王國人民的讚美。1770年，詹姆斯·哈里斯因一次重大外交事件而聞名。在馬德里，他成功避免了大不列顛王國和西班牙王國的一場戰爭。1777年，休·艾利奧特從柏林來的一位美國特工威廉·李那裡竊取了一份文件。他拷貝了這些文件，又在黑夜的掩護下將這些文件放了回去，並因此震驚了全世界。然而，這三個人的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在未來，他們還將創下更多的英勇功績。1791年，《西斯托伐條約》 [2] 的簽訂將使羅伯特·默里·基斯和他的國家的名望達到巔峰。由此，羅伯特·默里·基斯將邁過他親手畫下的一條漂亮的起點，踏上他外交生涯的漫長旅程。休·艾利奧特將會做出一個大膽而瘋狂的舉動——他將和庫普豪森決鬥，然後不顧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國 [3] 王后瑪麗亞·卡羅萊納 [4] 的反對，將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國宮廷里的那些人驅逐到西西里島。休·艾利奧特將成為古斯塔夫三世 [5] 所說的瑞典君主制唯一的救星。同樣也是在未來，詹姆斯·哈里斯將為小威廉·皮特貢獻絕妙的靈感，他會幫小威廉·皮特制定出一項外交政策，從而構建起1787年的三國聯盟。他將成為大不列顛王國外交領域涅斯托爾 [6] 一般的存在，然後帶著這一光環告別職業生涯。他的繼任者是喬治·坎寧 [7] 。喬治·坎寧將成為大不列顛王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外交大臣。談這麼多就是為了證明無論選擇哪件事來看，這三人都是功勞巨大並且名聲斐然的。因此，對1777年到1780年發生的外交事件和他們三人所發表的評論，也應該是趣味十足和值得研究的。 瑪麗亞·卡羅萊納 古斯塔夫三世 小威廉·皮特 喬治·坎寧 他們三位的敘述難免會出現有失偏頗的地方。為了對他們的失誤範圍有一個大致的把握，我們首先需要仔細地研究一下他們每個人的性格特點。1777年到1780年，詹姆斯·哈里斯和休·艾利奧特論年齡仍是兩位年輕人，前者三十多歲，而後者事實上只有二十多歲。因此，二人的行文都帶有一種那個年齡階段的人的激情，字裡行間也不乏趣味。這在外交家中間是很少見的。在私人書信中，他們二人嬉笑怒罵，縱情揮灑筆墨。有時，他們會將這種姿態帶到公務上來，因為下筆時未加克制，所以寫出的東西也就少了幾分外交通信慣有的那種嚴肅意味。詹姆斯·哈里斯身上更見文學氣質，休·艾利奧特則更擅長一針見血式的冷嘲熱諷。一個擅吐雋語，另一個則滿腹經綸。二人都是玩弄外交陰謀的好手，也都知道怎樣通過一筆賄賂或是一個秘密來交換另一個秘密，但休·艾利奧特比詹姆斯·哈里斯更加無所顧忌。因為匹夫之勇和一張容易得罪人的嘴，休·艾利奧特有時也難免陷入尷尬的境地。休·艾利奧特從不擔心他的行為會引起軒然大波，甚至會做出超出他職責範圍的事。只要他認為有必要，他就會採用不同尋常的手段來達到目的。這樣的休·艾利奧特有時也會招來他的國家的批評。因為拷貝威廉·李的文件的事情，他受到了大不列顛王國政府的公開譴責——雖然在私下裡得到了表揚並獲得了五百英鎊的獎金。此外，他在腓特烈大帝面前玩弄的那些計謀也不見得就能為他的國家帶來多少好處。至於詹姆斯·哈里斯，他的過失和休·艾利奧特恰恰相反。在私下裡，他無拘無束地表達意見，但一到公眾或政府官員面前，他就變得前所未有的拘束，講話時總是萬分謹慎，並且言辭潤色得恰到好處。不可否認，詹姆斯·哈里斯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但與大膽而莽撞的休·艾利奧特相比，他更相信巧言令色的力量，也更願依靠機敏的手腕來解決問題。因此，在處理問題的結果上，休·艾利奧特要麼滿載而歸，要麼將事情弄得一團糟，而聰明的詹姆斯·哈里斯絕不會是這兩種結果。舉個例子，雖然能在彼得格勒的宮廷里應付自如，但詹姆斯·哈里斯還是沒能完成他的偉大目標，在這幾年 [8] 為大不列顛王國爭取到俄羅斯帝國的結盟。事實上，在外交活動方面，講究策略也好，手腕圓滑也罷，這些表現都是說得通的，也是作為一名外交家需要具備的本領。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乾脆利落甚至稍顯生硬的做派確實要比和氣溫柔的行為更能幫人達到目的。詹姆斯·哈里斯和休·艾利奧特不同的行事風格造成了這樣一個結果，詹姆斯·哈里斯識破陰謀詭計的絕佳才能鮮有對手，而休·艾利奧特評估外交局勢的準確程度無人能比。二人都具備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只不過一個更擅於識別政治手腕，而另一個更擅於把握政治局勢的變動。因此，他們分別被派往柏林和彼得格勒履行職責，這真是再好不過的安排了。休·艾利奧特可以對腓特烈大帝那倔強倨傲的脾性，以及他堅如磐石的國家政策做一番深入的研究；詹姆斯·哈里斯則可以分析葉卡捷琳娜大帝每一個反覆無常的動作，並從錯綜複雜的宮廷矛盾中辟出蹊徑，最終發現那些陰謀詭計的全貌。休·艾利奧特用最精準獨到的眼光分析了巴伐利亞公國王位繼承事件的概況，以及腓特烈大帝的種種行為背後的深意。詹姆斯·哈里斯則比其他人看得都要清楚，奧地利大公國的主張也好，巴伐利亞公國的要求也罷，歸根結底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誰的武力更強大的問題。他先知先覺地意識到腓特烈大帝是不會向周圍勢力屈服的。相反，腓特烈大帝會向這些勢力開戰。總體而言，休·艾利奧特對於戰時情勢的判斷和對《泰申和約》簽訂後國際形勢走向的預估都具有非常高的價值。此外，詹姆斯·哈里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些幕後的交易和各方勢力之間的秘密會談。因此，在對一個陰謀的前前後後進行敘述時，譬如法爾肯施泰因伯爵 [9] 的出訪和某位親王 [10] 對俄羅斯帝國進行的拜訪，詹姆斯·哈里斯就顯得比休·艾利奧特更加得心應手一些，也更能對整起事件做出全面而深刻的評估。這兩個人，一個以評估時局見長，一個則以描述時事見長。與其他書信相比，詹姆斯·哈里斯對於1778年神聖羅馬帝國重大時事的評論和休·艾利奧特對於1780年俄羅斯帝國重大時事的評論顯得更有價值。這並非事出偶然，而是兩個人不同的性情和天賦各自作用的結果。然而，這些區別都只是相對的。總體來看，二人都具備許多作為外交家所需要具備的最優秀的品質。 至於誰的語言相對更精確一些，這個問題並不好回答。為了最終的語言表達效果，也為了營造一種妙語連珠的感覺，詹姆斯·哈里斯和休·艾利奧特時不時都會用一些誇張的措辭。然而，就算再怎麼樣，葉卡婕林娜大帝也不會有他們寫的那麼愚蠢，腓特烈大帝也並非如他們筆下那樣殘暴。此外，這兩名君主身邊的侍從和大臣們也不可能像他們兩個時不時描繪的那樣，一個個都是無可救藥的榆木疙瘩。不過，讀者大可放心的是，這兩個人的文字所傳遞的信息在總體上還是很準確的。詹姆斯·哈里斯無疑是手頭資源最豐富的那個，他雖然能從各種渠道獲得大量信息，但並不總是能將流言和事實區分開來。 [11] 他更擅長對事物進行綜合描述而不是處理細節方面的信息。 對同時代的人和事件進行描述和評判，同時還要力求語言精準，最後還需要得出結論，這對於外交家們來說是很不容易的。也正因如此，我們往往會感到外交家們的話雖然聽起來很有趣味，但可信度不夠高。確實，我們很難像接受歷史學家們做的那些論斷一樣去接受外交家們提出的觀點，畢竟歷史學家得出的結論有經年累月積累起來的史實作為基礎，而外交家們則不然。然而，雖然詹姆斯·哈里斯的信讀起來趣味盎然，並且他的敘述語言的生動足以使其他外交家甘拜下風，但我還是要做一個提醒，希望讀者們在閱讀這位外交家筆下大膽而顯得把握十足的文字時，心中時刻裝著這個提醒，那就是詹姆斯·哈里斯堅定不移地要去發掘各種混亂的局面，展示人們的反覆無常，以及揭示各種腐敗的亂象，因此，他寫的東西和其他外交家寫的東西相比，讀起來確實存在差別。但話又說回來，他畢竟掌握著那麼多獲取情報的渠道，再加上他是那樣一個正直而具有榮譽感的人，認定什麼東西是事實就絕不會在他的敘述上做任何的歪曲。因此，我們即使想對他的話提出質疑也會顯得露怯而且不占理。詹姆斯·哈里斯帶有明顯的偏見。他對俄羅斯帝國懷有厭惡和鄙夷之情，認為俄羅斯帝國人身上無不帶有斯拉夫人的那種野蠻，而俄羅斯帝國宮廷還散發著一股法式的輕佻習氣。詹姆斯·哈里斯震驚於宮廷中道德敗壞的行為，對俄羅斯帝國人認知中的那種政治家形象嗤之以鼻，再加上他本人善於舞文弄墨，就更傾向於將這些瑕疵放大去看，並以最強烈的對比將這些問題呈現於紙端。同時，他還極度討厭普魯士王國，非常看不慣普魯士王國代表在法庭上得意揚揚的樣子，但對另一邊的奧地利大公國又特別寬容。如果我們擱置這些偏見不談，並且不去討論細節上有時出現的粗糙之處和一些稍顯偏激的表達，那麼我們就可以通過詹姆斯·哈里斯的信拼湊出一幅俄羅斯帝國宮廷及其政治策略的圖景。這時我們就會發現，這幅圖景上的細節其實很飽滿，畫面傳遞的信息也很準確，而能在外交通信中做到這一步的外交家實屬少見。 休·艾利奧特在柏林的消息渠道遠不如詹姆斯·哈里斯在彼得格勒的消息渠道廣泛。休·艾利奧特從沒有過溜出舞會在更衣室中和腓特烈大帝討論政治的經歷，也沒有在晚上去拜訪已經就寢的卡爾·威廉·芬克·馮·芬肯施泰因 [12] 或埃瓦爾德·弗里德里希·馮·赫茨伯格的習慣。普魯士王國的平民和政界要人一方面出於對大不列顛王國的憎惡，另一方面出於對休·艾利奧特拷貝威廉·李的文件這一著名事件的顧忌，都對他抱有理所當然的懷疑。然而，休·艾利奧特還是設法克服了諸多困難。親自和腓特烈大帝建立友好關係是不可能的，更別說這二人除了在公共和正式場合根本就不怎麼會碰見對方。然而，即便是在這兩個場合面對彼此時，二人的交流也主要局限於互相打趣，而腓特烈大帝在這方面又並不總是占優勢。 [13] 18世紀，通過和統治者建立良好的個人關係進而從對方身上直接獲取所需的信息，這對於外交家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工作環節。羅伯特·默里·基斯和詹姆斯·哈里斯就是靠著這種方法完成了職業生涯中的重大突破並取得了突出成就。相比其他外交家，休·埃利奧特更需要儘可能地接近腓特烈大帝，以便更好地開展自己的工作。因為腓特烈大帝是一位非常有主見的人，很少受其他人意見的影響，也一直在有意地和身邊的大臣保持距離。然而，休·艾利奧特確實沒有辦法接近腓特烈大帝，這就為剛開始執行任務的他增加了一個重大的不利因素。為儘可能減少這一不利因素帶來的影響，他通過其他途徑也做了很多工作。他賄賂了腓特烈大帝的一些貼身傭人，從而得到了珍貴的情報。他的隨員羅伯特·利斯頓和一位內部人員有交集。對方是一名專家，同時還是國王的心腹。休·艾利奧特和馬歇爾伯爵喬治·基斯 [14] 關係很好。馬歇爾伯爵喬治·基斯是移居柏林的詹姆斯二世黨人 [15] ，和腓特烈大帝的關係比誰都近。面對普魯士王國王儲腓特烈·威廉二世和亨利親王，休·艾利奧特儘可能地按照和親王打交道時所需要的那套友好禮節去對待二人。然而，他對前者的態度比對後者要冷淡一些。他還和不倫瑞克-盧恩堡公爵斐迪南 [16] 關係很好。此人「受到腓特烈大帝的喜愛和信任」 [17] 。休·艾利奧特和羅伯特·利斯頓都和埃瓦爾德·弗里德里希·馮·赫茨伯格關係密切。羅伯特·利斯頓曾經去埃瓦爾德·弗里德里希·馮·赫茨伯格的領地拜訪過。在那裡，羅伯特·利斯頓見識到了一個真正的普魯士王國容克 [18] ——埃瓦爾德·弗里德里希·馮·赫茨伯格就像一個「鄉野間的辛辛那提斯」 [19] 一樣，戴著一頂圓帽，頭髮沒有撲粉，忙著將家裡產的牛奶賣給農民們，同時還取來他釀的高濃度啤酒招待客人。 [20] 八面玲瓏的休·艾利奧特掌握了大量資源，甚至結交了軍隊里的朋友，因而能從這些軍官身上獲得很有價值的軍事情報。然而，在一個軍國大事全憑專制統治者一人做主的國家裡，當統治者不僅不給別人親近他的機會而且有意堵塞別人從他那裡獲取信息的渠道時，即便是最高明的外交家也難免會面臨不利的處境。因此，休·艾利奧特揭露的那些事情總的來看都沒有詹姆斯·哈里斯的那些報道更加吸引眼球——除了偷竊威廉·李的文件那一次可謂是驚人之舉。1780年9月13日，休·艾利奧特也曾經坦白：「我不能騙大家說我直接能夠聯繫到波茨坦內閣並知道其中都有什麼秘密。」1780年，約瑟夫二世前往俄羅斯帝國，休·艾利奧特對此卻沒有任何察覺。消息傳到了詹姆斯·哈里斯耳朵里之後又過了很久，休·艾利奧特才明白過來是怎麼一回事。1778年，巴伐利亞公國出事，他拿到的情報也不如羅伯特·默里·基斯拿到的有價值。但休·艾利奧特對神聖羅馬帝國各大宮廷的外交手腕都了如指掌。他鑽研了各種憲章和編年史，並全面闡釋了約瑟夫二世對於巴伐利亞公國的主張。憑藉深厚的知識儲備，休·艾利奧特完全洞悉了雷根斯堡帝國議會的運作機制。於是，學識上的優勢和精準的判斷力結合在一起就彌補了休·艾利奧特情報不足的遺憾。不妨舉一兩個例子，1778年2月3日，休·艾利奧特斷定腓特烈大帝將要和約瑟夫二世開戰。果不其然，腓特烈大帝隨後就做出了這一重要決定。此外，對於整起巴伐利亞公國王位繼承事件，休·艾利奧特給出了一個概括性的結論。那就是，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誰擁有強大的武力，誰就擁有了公道。他看透了那個時代的生存法則，並將人們在那種法則下為求生存而互相鬥爭的模樣刻畫了出來。對於一個外交家來說，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因為在這種事情上，休·艾利奧特看問題的眼光是非常深遠的。他比心懷偏見的詹姆斯·哈里斯看得更全面，也比總是傾向於依靠一般常識做判斷的羅伯特·默里·基斯看得更透徹。因此，1776年湧現出了許出多篇針對巴伐利亞公國和神聖羅馬帝國體制情況的優秀報告——顯然是休·艾利奧特撰寫的。這些手筆精湛的報告體現出休·艾利奧特深刻的洞察力和過人的智慧，其中對於腓特烈大帝治理內政方面的批評更是非常精妙。 馬歇爾伯爵喬治·基斯 不倫瑞克-盧恩堡公爵斐迪南 休·艾利奧特的偏見雖然沒有詹姆斯·哈里斯那麼嚴重，但同樣表現得很明顯。後者將俄羅斯帝國貴族描述成「一群長著猴子的腦袋和熊的身體的傢伙」。前者則說，在普魯士王國，「自由的靈魂一頭栽進了沙子裡，國民都處在奴役之中」。休·艾利奧特發現大多數普魯士王國人都很粗魯，女人們一個個也都和擲彈兵一樣。休·艾利奧特的性格裡帶有18世紀人那種對於文雅和精緻生活的嚮往。因此，對於周圍的人和事所呈現出的粗鄙面貌，他帶有一種本能的牴觸情緒。與此同時，作為一名大不列顛王國的公民，他非常信任他的國家的政體。因此，無論專制統治在普魯士王國運行得多好，人們在這種體制下享有多大的自由，他都無法打消心中對這種統治形式的排斥感。此外，休·艾利奧特堅信，因為之前大不列顛王國辦事時一直不怎麼照顧腓特烈大帝的感受，又未將腓特烈大帝種種不懷好意的舉動當回事，導致大不列顛王國的利益蒙受了很大的損失。這些感受都在他的信中得到了體現。他不由自主地在描寫腓特烈大帝時加重了筆墨，使他在紙上的形象變得更加黑暗，以期待對大不列顛王國政府造成刺激，從而促使自己國家的政府在有關普魯士王國的問題上採取一些更加有力的措施，並希望能因此獲得政府的准許，使他能夠採用更加強硬的手段來從事他的工作。休·艾利奧特沒有詹姆斯·哈里斯那麼一絲不苟，也不如詹姆斯·哈里斯誠實，所以他寫出來的東西偶爾可能帶有過度誇張的成分。休·艾利奧特憤怒地聲討腓特烈大帝那「不知饜足的野心」，並說對方對大不列顛王國懷揣著「根深蒂固的敵意」和「最強烈的厭惡」，以及「無緣無故且難以平息的憤恨」。與此同時，休·艾利奧特還批評腓特烈大帝「行事魯莽」，「處理政事時總是不按常理出牌」。腓特烈大帝「對法蘭西王國明顯的偏愛」也總是讓休·艾利奧特火冒三丈。 [21] 上述因素都使休·艾利奧特很難用一雙欣賞的眼睛來審視腓特烈大帝。然而，很多時候，休·艾利奧特也不得不承認腓特烈大帝確實是在為人民的福祉夜以繼日地工作。休·艾利奧特曾經親口證實腓特烈大帝是一位意志堅定又獨出心裁，並且極其足智多謀的統治者。休·艾利奧特雖然不斷在不同時期將各種不良動機歸到腓特烈大帝的身上，但又並不總能證實他的這些懷疑。囿於個人掌握的信息，休·艾利奧特的記述通常不夠全面。再加上個人偏見的影響，他對腓特烈大帝的評價並不總是公正的。然而，作為對18世紀政治時局和外交大事件的總結和評判之作，休·艾利奧特的這些信確實具有罕見的價值。這一點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否認的。 作為休·艾利奧特的朋友兼嚮導，羅伯特·利斯頓的信也有著和前者的信相似的優點和毛病，但羅伯特·利斯頓的文筆不如休·艾利奧特細緻有趣，在對問題的把握能力上也比休·艾利奧特要略遜一籌。聖詹姆斯宮 [22] 的國務大臣對二人的信做過一些有趣的回覆。大衛·默里是一位有真才實學的大臣。和那個時代的其他大臣不同，他對其他國家慣使的外交手腕頗有了解。因此，他做出的判斷往往是最有價值也最具分量的。但大衛·默里的看法所顯示出的情感傾向在整體上也與休·艾利奧特和詹姆斯·哈里斯的態度相一致。作為外交界的「佩克斯列夫」 [23] ，亨利·霍華德的觀點或許更加值得玩味。他對外界信息似乎了解得並不多，因此並未受到先入之見的影響，對問題的認識也就更加有趣。在閱讀亨利·霍華德的文字時，你會感到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但相對來說並不是很了解大陸這邊的事務，在說某些話時刻意採用了一種虛情假意的語調，而給出的看法往往格外公正。有關奧地利大公國對於巴伐利亞公國王位繼承事宜的主張，亨利·霍華德給出的評價帶有一種嚴肅的和半刻意的諷刺意味，可謂是反語的典範——「無論是帝國宗譜上的問題還是關於神聖羅馬帝國的法律，我都不甚精通。因此，對於維也納宮廷方面究竟是如何搜集證據又再將這些證據整合到一起作為理由來為他們求取巴伐利亞公國的行為進行辯白，我都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他還補充道，「奧地利大公國對此事所做的聲明同樣也無法解釋這一問題，他們說要收回本屬於他們的土地，可不久前他們就已經把該拿的拿回去了。」 [24] 聖詹姆斯宮 亨利·霍華德 無論是知識儲備還是外交才能，對於羅伯特·默里·基斯而言，拿他和亨利·霍華德做對比都是非常不公平的。然而，論起理解事物的能力，羅伯特·默里·基斯確實和亨利·霍華德處在相似的水平線上。在寫作方面，羅伯特·默里·基斯不及詹姆斯·哈里斯頭腦靈活，也不會像休·艾利奧特那樣插科打諢。羅伯特·默里·基斯雖然確實不具備另外兩人的那種才華和天賦，但他很刻苦，又非常有恆心，並且具有極其豐富的外交經驗——他曾經在維也納待過二十年，再加上堅定的意志和良好的判斷力，羅伯特·默里·基斯最終也和另外兩人一樣取得了出色的成績。羅伯特·默里·基斯面臨的困難不比休·艾利奧特的小。考尼茨·里特貝格公爵文策爾·安東對大不列顛王國的恐懼和憎惡幾乎要趕得上腓特列大帝，但要想儘可能探究奧地利大公國政策的秘密，羅伯特·默里·基斯還就只能設法接近考尼茨·里特貝格公爵文策爾·安東和約瑟夫二世，以及瑪麗亞·特蕾莎。當時，這三人是全歐洲最難接近的人物，所到之處無不戒備森嚴。腓特烈大帝和葉卡捷琳娜大帝都有不小心說漏嘴的時候。每當這種情況發生，休·艾利奧特和詹姆斯·哈里斯就能從中得到不少信息。但到了維也納這邊，羅伯特·默里·基斯只能靠揣摩約瑟夫二世和瑪麗亞·特蕾莎的一顰一笑來猜測下一步會發生什麼。羅伯特·默里·基斯在維也納宮廷中似乎也沒有特別熟悉的人。普魯士王國和法蘭西王國的大使們自然處處躲著他，而俄羅斯帝國大使也提供不了太多有用的信息。因此，他主要依靠一些像薩克森選帝侯國大使這樣的小國公使與間諜，以及各種時事通訊和報紙雜誌來獲取情報。在這種情況下，和詹姆斯·哈里斯或是休·艾利奧特寫的那些信相比，羅伯特·默里·基斯在1778年到1780年寫的信自然就少了一些亮點。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此時的羅伯特·默里·基斯已經不再年輕，他的人和他的筆調都沒有了青春的激情——要知道，休·艾利奧特和詹姆斯·哈里斯之所以能夠把握外交大局和摸透身邊王室人員的脾氣，並將這一切精彩地記錄下來，靠的正是年輕人那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熱情。然而，羅伯特·默里·基斯實際能夠獲取的信息確實比較少。處在他這個位置的人按理來說本可以更容易地接觸到各類情報，但羅伯特·默里·基斯遇到的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這也成了羅伯特·默里·基斯工作上的絆腳石。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有關巴伐利亞公國遺產繼承問題的相關談判剛剛開始和進行到後期時，詹姆斯·哈里斯和休·艾利奧特筆下的記述都比羅伯特·默里·基斯要更全面也更細緻一些。但羅伯特·默里·基斯屬於那種「一鳴驚人」式的外交家，也就是說他發表的意見通常都是很有分量的。此外，雖然不容易像同僚一樣能隨時獲取和時事有關的第一手情報，但不排除有些時候，羅伯特·默里·基斯得到的情報遠比另外二人掌握的情報更有價值，約瑟夫二世在1780年的那次著名的俄羅斯帝國之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詹姆斯·哈里斯對此事做了全面的記錄。休·艾利奧特的敘述也遠比羅伯特·默里·基斯的敘述詳盡。但要論信息的含金量，這二人提供的信息和羅伯特·默里·基斯取得的成果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羅伯特·默里·基斯給外交部送去了一份約瑟夫二世對整起事件的口頭敘述 [25] 。雖然羅伯特·默里·基斯是在事情已經過去兩年後才拿到了這份資料，但這份口頭敘述仍然具有無可比擬的重大意義，它能讓我們看到葉卡捷琳娜大帝和約瑟夫二世所制定的政策的來龍去脈，也為我們進一步預測二人接下來的行動提供了根據，這一點是另外兩名外交家所未曾做到的。憑著水滴石穿的耐力，羅伯特·默里·基斯在工作上取得了巨大進展，並最終爭取到了和約瑟夫二世和瑪麗亞·特蕾莎進行私人面談的機會。這樣的機會並不多，卻常常能夠對羅伯特·默里·基斯的工作起到至關重要的助推作用。 我提到的這些外交家都曾經對普魯士王國的政策發表過正面和合理的評價。這就表明，在這一歷史階段，保持一定的中立態度才是大不列顛王國的利益所在。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在1776年到1780年，自1763年就開始仇視普魯士王國並且同樣遭到對方仇視的大不列顛王國外交家們竟寫出了許多態度中肯的評論和報告。縱觀腓特烈大帝在位期間所得到的來自大不列顛王國方面的評價，大不列顛王國外交家們在這幾年裡對他做的評判相對而言恐怕已經算是最公正的了。此外，對比各大列強留下的史料檔案，大不列顛王國外交家們對於巴伐利亞公國遺產繼承問題所做的判斷也是最公正的。而縱觀這些外交家寫的信，在判斷上最可靠也最有力的作者則非羅伯特·默里·基斯莫屬。 註解： [1] 　卡羅林·瑪蒂爾達（Caroline Matilda，1751—1775），大不列顛王國公主，1766年到1772年的丹麥-挪威聯合王國王后。 [2] 　1787年到1791年最後一場奧土戰爭結束後，在普魯士王國和大不列顛王國的斡旋下，奧斯曼帝國和奧地利大公國在今天的保加利亞的西斯托伐簽署了《西斯托伐條約》。 [3] 　1282年到1816年，那不勒斯王國位於羅馬教皇統治下的義大利半島。該王國大部分時間一直處於法蘭西王國和西班牙王國之間的爭奪之中。 [4] 　瑪麗亞·卡羅萊納（Maria Carolina，1752—1814），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國王后。 [5] 　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1746—1792），瑞典王國國王，1771年到1792年在位。 [6] 　涅斯托爾《荷馬史詩》中《奧德賽》裡面的皮羅斯國王，在古希臘羅馬神話中是一個富有智慧且受人敬重的長者。 [7] 　喬治·坎寧（George Canning，1770—1827），大不列顛王國政治家。 [8] 　指1778年到1780年。 [9] 　法爾肯施泰因伯爵指約瑟夫二世。 [10] 　指亨利親王。 [11] 　這裡有個例子可以說明他掌握的情報並不夠精確。見《詹姆斯·哈里斯日記》，第1卷，第2頁，1767年，他說腓特烈大帝將普魯士王國軍隊的人數從七萬人增加到十五萬人。到了第143頁，他給出的人數則是「五萬到將近二十萬」。第一卷也是最重要的一卷相對還好一些，第四卷給出的信息則多有不精確之處。——原注 [12] 　卡爾·威廉·芬克·馮·芬肯施泰因（Count Karl-Wilhelm Finck von Finckenstein，1714—1800），普魯士王國外交家。 [13] 　舉例來說，腓特烈大帝問休·艾利奧特：「你覺得我往大不列顛王國新派的大使怎麼樣？——此人非常不討人喜歡，可以說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人物。」休·艾利奧特答道：「此人代表您再合適不過了。」等等。——原注 [14] 　喬治·基斯（George Keith，1692—1778），蘇格蘭和普魯士王國軍官、外交家，第十代馬歇爾伯爵。 [15] 　詹姆斯二世黨人，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詹姆斯二世流亡海外。大不列顛王國和愛爾蘭王國隨後掀起政治運動，旨在幫助斯圖爾特家族重新登上王位。斯圖爾特家族詹姆斯二世的支持者被稱為「詹姆斯二世黨人」。 [16] 　不倫瑞克-盧恩堡公爵斐迪南（Duke Ferdinand of Brunswick-Wolfenbüttel，1721—1792），普魯士王國陸軍元帥。 [17] 　特別見《政府檔案——國外部分，普魯士王國》，第102卷，柏林，1780年2月22日，「保密」以及另一處「保密」。和亨利親王的關係見休·艾利奧特致亨利·霍華德的信，出處同上，1780年5月30日、1780年6月2日。和腓特烈·威廉二世的關係出處同上，見第104頁，休·艾利奧特致大衛·默里，1780。——原注 [18] 　容克（Junker），一種尊稱。源於中古高地德語，意思是「年輕的貴族」或「少爺」。 [19] 　辛辛那提斯，即盧修斯·昆克修斯（Lucius Quinctius，公元前519—前430），羅馬共和國貴族政治家、軍事領袖。盧修斯·昆克修斯雖是貴族，卻喜歡過樸素的田園生活，經常像農民一樣在鄉間干農活。 [20] 　細節見明托夫人：《休·艾利奧特回憶錄》，第191頁。——原注 [21] 　《國家檔案——國外部分，普魯士王國》，卷102，柏林，1778年1月10日、1778年2月22日、1778年11月7日；第104卷，1778年5月13日，1778年6月4日。——原注 [22] 　聖詹姆斯宮是亨利八世建造的宮殿，位於現在的威斯敏斯特市，在18世紀以前一直是君主居住和辦公的主要場所。 [23] 　佩克斯列夫（Pecksniff），英國作家狄更斯小說中的人物，是一名道貌岸然的偽君子。 [24] 　《政府檔案——國外部分，巴伐利亞公國》，第113卷，聖詹姆斯宮，亨利·霍華德致莫頓·伊登，1778年2月3日。莫頓·伊登的信很有價值，其中的描述很精確。對巴伐利亞公國的概述見各處。——原注 [25] 　見附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