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經 · 卑政

譯文

［劉安在《淮南子》中說：「太陽、月亮是最光明、最偉大的，然而卻仍有照不到的地方，是因為它們高懸在萬物之上的緣故。油燈和蠟燭雖然非常微小，但世上卻不能缺少它，因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陽、月亮所照不到的犄角旮旯。」由此看來，治國以能普遍實行為貴，是由來以久的道理。所以古代聖君設置官吏，使他們各司其職，從而達到合作共治的目的。] 《淮南子》上說：「救助溺水的人，給他金玉等珍寶，不如給他一根平常的繩子。」韓非子說：「很多天吃不上飯的人，讓他等有了黃粱米飯和肉食之後再吃，餓著的人一定不同意。」［所以說治療飢餓，不寄希望於寶鼎煮出的美味；拯救溺水的人等不到行步端正的慢性子。]這就是說，治理國家以淺近易行為貴，才能把事情辦好。為什麼這樣說呢？韓非子說：「人們所說的智謀之人講的微妙高深的道理，即使是智力較高的人也是感到難以理解的。現在為普通人立法，卻盡講智力較高的人也難以明白的道理，那麼普通人也就更無法弄明白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等待有了黃梁米飯和肉食後再去吃飯的；連粗麻織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須有了繡花的綢衣才喜歡穿的。由此說來，治理國家的事，急迫的事還解決不了，可以緩一步的事情就用不著去做。[韓非子還說：「現在人們所說的英烈之人都是些與眾不同。行為怪僻的人。他們標舉恬淡的學問，講些恍惚的道理。我認為恬淡，是無用的道理，恍惚是沒原則的說法。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養父母。侍奉君主，孝養父母是不能用恬淡無為之人的，必須用講究忠誠信義的人。而講究忠誠信義就不能恍惚。可見恍惚的道理，恬淡的學問，都是迷惑人的邪術。」韓非子還說過：「非要考察別的人怎樣做才能明白，就不能認為他有完全的智能，因為人是考察不完的。有才德的人才能做的事，是不能當做取法的標準的。]所以《尹文子》說：「凡是雖有些道理卻對於治國沒有幫助的，君子不去談論它；雖然有能力但於具體事情上沒有好處的，君子不必去做。所以君子所說的道理，不越出名法和權術的範圍；君子所作的事情，不超出種田務農，行軍布陣的事情。這就是說，合於急用的才努力去做。[所以說：小人所說的都是關於儒家、墨家孰是孰非的爭論，所做的都是些固執、偏激、偽飾的行為。這不過是追求名聲而已，所以英明的君主要誅殺他們。］ 現在世上有些人，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高，辦事要比所有的人強，能言善辯想要出群，勇力想要超眾。但是，出眾的品行卻並不能教化人民；超眾的辦事能力並不能合於急用；傑出的口才也不能挨門挨戶地去遊說；過人之勇，卻不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去行軍打仗。總之，這四種超眾之處，不過是產生禍亂的根源而已。 ［所以說，行善的，使人不能隨心所欲；弄巧的，使一般人不能插手。 這獨善、獨巧的人，其實也未窮盡巧和善的道理。所以應該以聖人之理為貴，不以一人獨自治理為貴，以能和大家一起共同治理為貴。應該以工捶的巧技為貴，不以一人獨巧為貴，而以能有和大家一樣的巧技為貴。《文子》說： 「先知先覺，通達的見解，這是人材的過人，但太平盛世，不把這當作比別人珍貴的東西。廣博的知識，超人的記憶力，能言善辯的口才，這是人聰明智慧的流露，但是英明的君主不把這當作要求臣下的標準。做視一切，輕賤別人，不受流俗的污染，這是士大夫的高尚的品行，但太平盛世不把它當做教化百姓的標準。所以，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現，不能做為衡量百姓的標準。 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不能當做一國的風俗。所以國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成；軍隊強大，可以和怯懦的人並肩作戰。用不著等待古代英俊傑出的人物出現而人可以自我充實的原因，就是按他們所現有的品質、能力兼容並用他們而已。」《文子》這些話，是認為聖明的君主不能用先知遠見、博聞強記、傲視別人三事來教化天下。假如讓百姓都把這作為行動的規範和風俗是行不通的。如今只要隨其風土人情，以務農耕稼、行軍作戰為教化，娓婉地附合眾人，隨同流俗而已。而不是以獨能獨勇為貴啊。］所以古代聖明之君隨順大道來通過險阻。［《淮南子》說：「能夠體悟大道的就會安逸而不會走入窮途未路；依仗自己巧妙的一定勞而無功。有離朱那樣明亮的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的縫衣針，卻看不到泉水中的游魚。有師曠那樣能分辨各種音調的耳朵，卻聽不到十里之外的聲音。所以，任用一個能力強的人，不能把三畝大的宅院治理好；遵循大道的規律，依從大地之自然法則，宇宙六合也不難治理的均衡公正。這就是順隨大道來通過險阻的意思。］ 樹立法度來理順各種差別。《文子》說：「農民，士大夫，工匠，商人，無論在鄉里、在州縣，都是有差別的。農民和農民談論收穫；士大大和士大夫談論品行；工匠與工匠談論巧技；商人和商人談論利潤、價格。所以士大夫不會失去品行；工匠不會有做不了的活計；農民不會花費無用的氣力，總有所收穫；商人不會折損本錢。這就是用各安其位的方法來理順各種差別。］使聰明的人和愚笨的人不互相輕視，能巧的和粗俗的不互相拋棄，這是最好的治理國家的辦法。所以叔孫通要制定禮儀，漢高祖說：「不會很難吧！」 叔孫通回答說：「禮這種東西，是隨著時世人情而制定用來節制虛文的。」 張釋之對文帝講論治國的道理，文帝說：「講得淺近些，不要有太高深的道理，只要現在可以施行的就好。」由此看來，如果治理國家不依從時俗急需的事去做，而以奇異為貴，那就是犯了餓了多日的人讓他等待黃梁米飯和肉食，借給別人金玉珍寶去拯救溺水者一樣的錯誤理論。 ［過去，楚國的公輸般，宋國的墨翟，能使木製的飛蔦飛上天，但並無實際用途。漢代的張衡能使車的三個輪子自己運轉而不靠馬的拉力。魏國的馬鈞能制出會吹蕭的木人。但假如沒有實際用途，做這些東西，就是廢功損力、勞民傷財，它的害處太多了。《莊子》說：「朱汗漫跟支離益學習殺龍的技術，花費了千金的學費，但學成之後，卻沒有使用這種技術的機會。」 《文子》說：「治國的根本在於仁義、禮樂、名法、刑賞，超出這些去弄別的，即使能統括天地，纏繞萬物，卻屬於治國之外的道理，對廣大人民百姓來說，既不能吃，又不能用。所以古代聖人置之不言。」由此看來，做事在於切合現實，不應好高騖遠，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