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論 · 法國革命論

兼論倫敦某些團體有關該事件的行動，一封原意系致巴黎一位先生的信 可能不是沒有必要告知讀者，本論文的緣起是作者本人與巴黎一位很年輕的先生之間的通信 (1) ，這位先生使得作者有幸被諮詢對於在當時以及此後是如此之牽動了所有的人那麼多注意力的那件大事 (2) 的意見。覆信寫於1789年10月份內的某個時候；但此信由於慎重考慮的緣故而被擱置了下來。 (3) 在以下開頭的幾頁中就引述了那封信。隨後，那封信送給了收信人。延遲發信的原因，在致那位先生的一封短札中也提到了。這使他產生一種新的迫切了解作者看法的要求。 作者於是便開始對這一題目進行更充分的第二次討論。作者曾經想在剛剛過去的春季的早些時候 (4) 把它刊印出來；但是一碰到這個問題，他就發現他所承擔的不僅遠遠超過了一封信的分量，而且其重要性也需要他付出比當時所能付出的更多的閒暇時間來進行更為詳盡的思索。然而，由於他已經把自己最初的思想寫成了一封書信的形式，而且當他坐下來寫作時，他確實已想要把它寫成一封私人的信件；因此他發現很難再改變寫作的形式了，儘管他的觀點已經發展到更大的範圍並且獲得了另一種方向。他很清楚，另一種不同的方式可能會更有利於他那題材的適宜的劃分和安排。 閣下： 您高興地再度懷著誠摯之情來徵詢我對法國最近事態的想法。我將不會讓您有理由想像，我認為我的看法具有可以希望我自己會因為它們而被徵詢的價值。它們是太無關緊要了，不值得急迫地加以傳播或者去制止。正是出於對您、而且僅僅是對您的關切，當您最初想要獲知它們的時候，我還猶豫不決。在我有幸寫給您並且終於發出了的第一封信中，我並不是為了某一類人也不是站在某一類人的角度而寫的；在這封信中，我仍將不是。我的錯誤，如果有的話，都是我本人的。只有我的名譽對它們負責。 閣下，您在我寄給您的那封長信中看到了，我的確是極其衷心地希望法國會因一種理性的自由精神而增添活力，而且我認為你們有義務以完全公正的政策來提供一種永久的團體，使那種精神得以寓於其中，並提供一種有效的機構，使之得以發揮作用；但是在你們最近的一些事項中，我卻不幸對某些實質問題抱有很大的疑問。 您上次寫道，您想像我或許可能被看作法國某些行動的擁護者，其根據是倫敦的兩個紳士俱樂部——被稱作「憲法協會」 (5) 和「革命協會」 (6) 的——對這些行動已發表的莊嚴的公開支持的保證。 我當然有幸屬於不止於一個俱樂部，在那裡面本王國的憲法以及光榮革命的原則 (7) 是受到高度尊重的；而且我認為自己在維護憲法和這些原則的極度純潔性和生氣勃勃的熱忱方面是屬於最前列的。那是因為我這樣做，在我看來是必要的，而且不會有錯。那些精心維護我們革命的名聲的人們以及那些追隨本王國憲法的人們，將會很好地考慮怎樣同那些在對革命和憲法的熱忱的藉口之下太頻繁地脫離了自己真正的原則，並在一切場合都準備脫離產生了革命和存在於憲法之中的那種堅定的、審慎的而又深思熟慮的精神的人們打交道。在我回答您信中的更具體的特殊問題之前，我請求先離題告訴您一些我曾有可能獲得的有關這兩個俱樂部的信息——它們認為自己作為團體，是應該干預法國的事務的；首先我要向您保證，我不是，並且從來都不是這兩個團體中任何一個的成員。 第一個團體自稱為「憲法協會」或「憲法情報協會」或某種這類的名字，我相信它已成立七八年了。這個協會的體制看來是屬於慈善性的，並且其性質一直是值得稱道的；它的宗旨是由會員出資促進許多書籍的流通，那是些很少會有人花錢購買的書；於是它們就會滯留在書商的手裡而為一個有益的人群團體帶來巨大損失。究竟這些慈善性流通的書籍是不是也同樣慈善地為人所閱讀呢， (8) 我就不得而知了。很可能其中有一些是被輸入到了法國；而且就像是這裡所不需要的貨物那樣，在你們那裡卻可以找到市場。我聽說許多有關知識的談論就是從這裡送出去的書籍中獲取的。它們的文章都有些什麼促進作用（正如據說有些酒漂過洋就變醇了那樣），我說不上；但是我從未聽說過一個有著正常判斷力的或有著最低限度的知識的人，說過一句話是稱讚該協會所流通的大部分這些出版物的；而且他們的活動也從未曾被人當作具有任何嚴肅的意義而被人稱引過，除非是被他們自己中間的某些人。 你們的國民議會 (9) 似乎抱有我對這個可憐的慈善俱樂部的大致相同的意見。作為一個民族，你們對「革命協會」保留有你們所儲存的全部溢於言表的感激之忱；當時他們在「憲法協會」的同夥們公平地享有某種同樣的地位。既然你們已經選擇了「革命協會」作為你們民族感激與頌揚的偉大目標，你們將會認為，我以它最近的行為作為我的觀察的主題便情有可原。法國的國民議會已經由於採納這些先生們而賦予他們以重要的意義；他們也就以一個在英國傳播國民議會的原則的委員會而行動，來回報這種好意。從此以後，我們就必須把他們看作是一種特權人物，當作是在外交團體中並非無足輕重的成員。這就是賦給了默默無聞以榮耀並賦給了人所未識的優點以顯赫聲名的那些革命之一。直到最近，我還想不起我曾聽人說過這個俱樂部。我十分肯定，它從未片刻占據過我的思想；並且我相信，它也不曾占據過他們行列中的任何人。我經過調查，發現在1688年革命周年紀念日，有一夥不順從國教者——但我不知道是屬於哪個教派的——長期都有在他們的一個教堂里聽布道的習慣，然後就像別的俱樂部一樣在酒館裡興高采烈地度過這一天。但是我從沒有聽說過有任何公共措施或政治體制，更不用說任何外國憲法的優點，曾經是他們節日正式日程的主題；直到出乎我無法表達的意外，我發現他們以一種公共的資格通過祝賀的詞句而賦予了法國國民議會以一種權威性的認可。 在這個俱樂部的古老的原則和行為中，至少就其所宣稱的而論，我看不出有任何我可以認為是例外的東西。我認為非常有可能的是，為了某種目的，新的成員已經進入到他們中間來了；而且某些真正的基督教政治家——這些人喜歡分配救濟金，卻小心翼翼地隱蔽起那隻正在分配救濟金的手來——可能已經使他們成為了這些人的宗教計劃的工具。無論我可以有什麼樣的理由懷疑有什麼秘密的做法，我所要談的都不是作為一種確鑿性的東西，而只是公開的東西。 有一件事，我應該很抱歉被人認為是直接或間接與他們的行動有關。我肯定地要承擔我的全部責任，與其餘的世人一道，以我個人和私人的資格，思考在社會舞台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情：在古代或近代的任何地方，在羅馬的共和國或巴黎的共和國；但是我既沒有一般的使徒式的使命而只不過是某一個國家中的一個公民，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又不得不受該國的公共意志所左右；因此我應該認為，要公布與一個外國的現行政府的一份正式的公開通信而並沒有得到我所生活於其下的那個政府的正式授權，那對於我至少是不適當的和不正常的。 我應該更加不情願以任何有似於一種模稜兩可的敘述來參與那種通信，那對於許多不熟悉我們習慣做法的人來說，可能使得我所參加的這種言論看來像是某些人以集體的資格採取的一項行動，他們被本王國的法律所承認並且得到授權可以談論其中某些部分的意義。有鑒於一般未經授權的敘述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並且有鑒於在它們之下（而非根據單純的正式程序）所可能進行的欺騙，下院就要以署名的方式拒絕對最瑣碎的對象的那種最鬼祟的請求，而你們卻對那種署名方式敞開了你們廳堂的關閉著的大門，你們曾以那麼多的禮節和儀式並且以那樣的大聲歡呼把它迎進了你們的國民議會，就仿佛你們是受到了整個英格蘭國家的整個代議制的威嚴的訪問。假如這個社會認為適宜於送出去的東西乃是一份論證，那麼它是誰的論證就意義不大了。它不會由於它是來自何方，就更加令人信服或更加令人不信服。但這卻僅只是一紙投票和決議。它全然依據於權威；而在這種情況下它就單純是某些個人的權威，但個人則並不出現。他們的署名，在我看來，就應該被合併於他們的文件之中。那時候，世界就會有辦法知道他們是多少人，他們都是誰，而且根據他們個人的能力、他們的知識、他們的經驗或他們在這個國家中的領導和權威而知道他們的意見可能有什麼價值。對於我——一個只不過是平凡的人——來說，這個行動看來是有點太精緻和太巧妙了；它有著太多的政治謀略的味道，是用來在一種唱高調的名稱之下以便賦予這個俱樂部的公開宣言以一種重要意義，而當人們仔細檢查這個問題時，它並非完全值得人們去這樣做。它是夾雜著太多的陰謀詭計的一種謀略。 我要自詡我愛一種高尚的、有道德、有規矩的自由，正如我愛那個社會裡的任何一位先生，不管他是誰；而且或許我在自己全部的公共生涯中，對我自己之忠誠於那項事業已經做出了很好的證明。我認為我也像他們一樣幾乎不妒忌任何別的國家的自由。但是我不能站出來頌揚或者譴責任何關係到人類行為和人類牽掛的事情，單純就事論事，把它看作是被剝掉了一切聯繫，完全處於形上學的抽象作用那種赤裸裸的孤立狀態之中。各種形勢（有些先生是把它們不當作一回事的）事實上都在賦予每一種政治原則以其突出的色彩和獨特的效應。各種形勢都使得每一項社會的和政治的規劃成為對人類有益或有害的東西。抽象地說，政府——也和自由一樣——是好東西；然而，在常識上，我十年前能夠祝賀法國享有一個政府（因為她當時是有一個政府）而不去問那個政府的性質是什麼，或者它治理得怎麼樣嗎？我現在能夠慶祝同一個法國享有著自由嗎？是不是因為抽象的自由可以列為人類的福祉，我就可以認真地對一個瘋子逃出了他那監禁室的防護性的約束和保護性的黑暗，而祝賀他恢復了享受光明和自由呢？我是不是要慶祝一個逃出了監獄的強盜和殺人犯恢復了他的天賦權利呢？這就會重行演出被罰作船奴的罪犯們以及他們那位英雄的解放者（那位面容憂傷的形上學的騎士）的場面了。 (10) 當我看到自由精神在行動時，我就看到有一種強烈的原則在起作用，而這一點暫時就是我所可能知道有關它的一切。這種狂野的瓦斯、這種固定的氣體 (11) 乾脆都被釋放了出來：但是我們卻應該停止我們的判斷直到最初的激盪略微平靜下來，等到溶液澄清，直到我們看到了某種要比表面渾濁的泡沫動盪更深一層的東西。在我斗膽公開祝賀別人的幸福，認為他們真正得到了幸福之前，我必須有說得過去的把握。阿諛奉承既腐蝕了聽話的人，也腐蝕了說話的人；而逢迎諂媚對於人民比起對於國王來，也沒有更多的用處。因此，我應該中止我對於法國的新的自由的祝賀，直到我獲悉了它是怎樣與政府相結合在一起的，與公共力量、與軍隊的紀律和服從、與一種有效的而分配良好的徵稅制度、與道德和宗教、與財產的穩定、與和平的秩序、與政治和社會的風尚相結合在一起的。所有這些（以它們的方式）也都是好東西；而且沒有它們，就是有了自由，也不是什麼好事，並且大概是不會長久的。自由對個人的作用是，他們可以去做他們高興做的事；但在我們冒險去祝賀以前，我們卻應該看看究竟什麼是他們高興要做的，否則祝賀可能馬上就轉化為抱怨。就分散的、隔絕的私人而言，審慎就可以決定這一點了；但是當人們集體行動時，則自由便是權力 。深思熟慮的人們在表明自己的態度之前，將要觀察權力 是怎樣加以運用的；而尤其是要考察新 人手中的新 權力這樣一種東西，對於這些新人的原則、脾氣和好惡，他們還很少或者根本沒有什麼經驗；此外還有種種形勢——而其中顯得最能激動人心的那些人，很可能並不是真正的推動者。 然而，所有這些考慮都不在「革命協會」那種超驗的尊嚴的眼裡。雖然我一直是在這個國家裡——我有幸從這裡寫信給您——我對他們的議事錄也只有一種不完備的觀念。我一到城裡來，就要了一份他們的會議記錄，那是由他們的當局出版發行的，包括普賴斯博士的一篇講道並附有羅什富科公爵和艾克斯大主教的信件和其他幾份文件。 (12) 全部的那份出版物及其要把法國的事物與英國的事物聯繫起來的明顯意圖、要引導我們去模仿國民議會的做法，給了我很大程度的不安。那種做法對於法國的權力、信譽、繁榮和安寧的效應，已變得日益明顯了。要加以確定的憲法形式，對於其未來的政策，已變得更加清楚了。我們現在的狀況，就是要以說得過去的確切性來識別被抬出來要我們去模仿的那種對象的真正的性質。假如說保留審慎和得體的態度，要求人們在某些境遇之下緘默；那麼在另一些境遇之下，更高一級的審慎就有理由使我們要談出自己的思想。在我們英國這裡，混亂的苗頭在目前還是十分微弱的；但是在你們那裡，我們卻已經看到了它的襁褓狀態，儘管還很微弱，卻時時刻刻都在增強其力量而成為崇山峻岭並且要向天公本身作戰。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們鄰居的住宅起了火，救火車把水多少灑到我們自己的住宅上就不會有錯。由於過分警惕而遭受輕蔑，要比過分信賴一種安全感而被毀滅好得多。 我主要是擔心我自己的國家的和平，並且決不是不關懷你們的國家；我更多地是希望交談首先只是使您私人感到滿意的事物。我將仍然注視著你們的事情，並繼續親自給您寫信。我自己沉浸於書信往還的自由之中，請允許我發泄我的思想，表達我的感情，就正如它們在我心中所呈現的那樣，而並不顧及正式的方法。我從評論「革命協會」的那些行動出發，但我將不限於它們。我這樣做是可能的嗎？在我看來，仿佛是我陷入了一場危機，不只是在有關法國的事情上，而且是在有關全歐洲，或者不僅是全歐洲的事情上。把一切境況都合在一起，法國革命乃是世界上迄今所曾發生過的最為驚人的事件。最可驚異的事件，在許多事例中都以最荒謬和最荒唐的手段並以最為荒唐的方式發生了，而且顯然地是用了最為可鄙的辦法。在這場輕率而又殘暴的奇異的混亂中，一切事物似乎都脫離了自然，各式各樣的罪行和各式各樣的愚蠢都攪在了一起。在觀察這場邪惡的悲喜劇的場面時，極其相反的各種感情必然地一一相繼而來，並且有時候是在心靈之中互相攙和在一起；它們交替呈現為鄙夷和憤怒，交替呈現為歡笑和眼淚，交替呈現為蔑視和恐懼。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這種奇怪的場面對某些人卻全然呈現為另一種觀點。那對他們所激起的情操不是別的，而只是興高采烈、大喜過望。在法國的所做所為之中，他們只看到了一種對自由的堅定而穩健的運用：那在整體上是與道德、與虔誠如此之融合一致，乃至使它不僅應該得到那些大膽的馬基雅維里 (13) 式的政客們的世俗性的歡呼，而且也使之成為了適宜於抒發宗教雄辯的虔敬之情的主題。 在上一個11月4日的上午，理察·普賴斯博士這位赫赫有名的非國教牧師在老猶太（Old Jewry）的非國教聚會堂里向他的俱樂部或者說社團做了一篇異常之駁雜的講道；其中有一些良好道德與宗教的觀點，講得還是不錯的，攙和在一種各式各樣政治見解和思考的稀粥里；不過法國革命則是那口大鍋里的主要配料。我認為由「革命協會」通過斯坦厄普伯爵轉交給國民議會的那篇演說，就出自這次講道的原則並且是從其中所得出的推論。它被那篇演說的宣講者所提出。它被渾身散發著這次講道的氣味，而又不加以任何公開的或暗含的責難或者制約的那些人所通過。然而，假如這些先生們中有任何一位想要把這次講道和這項決議分開，那麼他們就懂得怎樣承認其中的一個而否定其中的另一個。他們可以做到這一點，而我卻不能。 就我而言，我把那篇講道看作是一個與文學界的陰謀家和詭計多端的哲學家、與國內外的政客神學家和神學政客緊密勾結的人的公開宣言。我懂得他們要把他樹立為一位傳神諭者；因為他懷有世界上最良好的意願，自然而然地要腓力普化 (14) ，與他們的謀劃緊密配合而唱出他那首預言式的歌曲。 那篇講道我相信是本王國自1648年以來得到寬容或受到鼓勵的任何一個神壇上所從來沒有聽到過的一種調子。那一年普賴斯博士的一位先驅休·彼得斯牧師 (15) 以聖徒的榮譽和特權，在聖詹姆斯廣場建造了那位國王 (16) 自己的教堂的穹隆，那些聖徒們「他們口中稱讚神為高，手裡有兩刃的刀，為要報複列邦，刑罰萬民，要用鏈子捆他們的君王 ，用鐵鐐鎖他們的大臣 。」 (17) 除了在你們的法國聯盟的日子 (18) 或我們的英國莊嚴聯盟和盟約的日子 (19) 而外，很少有什麼神壇上發出來的誇誇其談，比起這篇老猶太聚會堂的演說是更少帶有節制精神的味道的了。然而，假設在這篇政治的講道中可以看到有某種像是節制之類的東西的話，政治和神壇仍然是毫無一致之處的兩個詞。在教堂里除了基督仁愛的救苦救難的聲調而外，就不應該聽到有任何別的聲音。由於這種對責任的混淆，公民自由和公民政府的事業就和宗教事業一樣地毫無所獲。脫離了自己本然的性質去認定並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的那些人，絕大部分都對他們所離棄的本性和他們所認定的本性茫然無知。他們完全不認識他們所那麼喜歡加以干預的世界，他們對其中的一切事物都毫無經驗，卻以那麼大的信心在論斷它們；他們一點都沒有政治，而只有他們所激起的感情。確實，如果對人類的紛爭和敵對應該容許有休戰一天的地方，那就是教堂了。 這種布道壇的風格，在如此漫長的中斷期之後又復活了起來，對我來說就有著一種新穎的氣氛——那卻是一種並非全然沒有危險的新穎性。我並不把這種危險性同等地都歸咎於這篇論文的每一部分。對一位高貴可敬的在俗神職人員——他被認為在我們的一所大學裡擔任要職 (20) ——和其他「有地位 、有文化」的在俗神職人員所做的這一提示，可能是恰當的而又及時的，儘管是有點新奇。如果高貴的「尋求派們」 (21) 在國家教堂的舊貨堆中或者在不同教派的宗教聚會的各類井井有條的貨倉里找不到有什麼東西可以滿足他們虔誠的幻想，那麼普賴斯博士就建議他們去改善非國教；並且他們之中的每一派都要根據自己的特殊原則建立起一個單獨的聚會所。 (22) 多少引人矚目的是，這位可敬的神職人員竟然如此之真誠地要建立一些新的教堂，並且對於在那裡面可以教導的學說竟是如此之全然漠不關心。他的熱忱有著一種奇特的性質。它不是為了要傳播他本人的見解，而是要傳播任何一種見解。它不是為了要傳布真理，而是為了要散布矛盾。只要能讓高貴的教師們互持異議，不管是誰發出的或者是為了什麼都無關緊要。這一重要之點一旦確立，他們的宗教就理所當然地是合理的和高尚的。我懷疑宗教究竟會不會收穫到那位錙銖必較的神職人員 (23) 根據這種「偉大的布道者的偉大團體」所計算出來的一切好處。對於目前正在美化非國教的hortus siccus［植物標本］的已知各個階級和各色人等的充裕的收集來說，它肯定會是一種難於歸類的而又有價值的補充。一位高貴的公爵，或一位高貴的侯爵，或一位高貴的伯爵或勇敢的男爵的一篇講道，肯定會增加這個城市的娛樂並使之多樣化的，它已開始變得對它那各種乏味消遣的千篇一律感到饜足了。我應該只規定，這些穿長袍、戴頭冠的新「牧約翰們」（Mess-Johns） (24) 應該在人們所期望於他們那些被授權的布道壇上的民主和平等的原則之內保持某種限度。我敢說，這種新的傳教意志是令期待著他們的人們失望的。他們在實際上以及在象徵上，都將不會成為進行論辯的神職人員，也無意於這樣來培訓他們的會眾，從而他們可以像在以往美好的時代 (25) 里那樣，向龍騎兵隊和步兵與炮兵團宣講他們的學說。這類安排，無論對強制性的世俗的和宗教的自由事業是多麼有利，對國家的安寧卻不會是同樣有益的。我希望這些很少的限制不會成其為不寬容的某些巨大延伸，也不會成其為專制主義的某些非常狂暴的運用。 但是我可以說我們的宣道者，「Utinam nugis tota illa dedisset tempora saevitiae」［但願他把用於暴力的時間，都花在煩瑣無聊的事情上］ (26) ——他這種大喊大叫的荒唐言論裡面的一切東西並不都是屬於那麼無害的一種傾向的。他的學說影響了我們憲法中最關重要的部分。他在這篇政治講道中告訴「革命協會」說，他的陛下「幾乎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國王，因為他是唯一 由於自己人民的選擇 而取得王冠的」。 (27) 至於世界上 的一切國王，他們（除了一個以外）便都被這位人權 的大祭司以12世紀的教皇 (28) 那種日麗中天、炙手可熱的廢黜大權而淋漓盡致地並且過分勇敢地扣上了一句足以橫掃一切的破門與詛咒的詞句而在全球的經度與緯度的範圍之內宣布為篡位者；他們應該考慮的是，他們怎麼會容許這些使徒傳教士們到他們的領土上來向他們的臣民宣告他們並不是合法的國王。這是他們所關注的。而作為一種暫時的國內關懷，我們的關注則是要認真考慮這項唯一 原則的有效性，根據這項原則這些先生們承認大不列顛的國王有資格得到他們的效忠。 這一學說應用到現今英國在位的君主身上，不是毫無意義（因此就既不真也不假），就是肯定了一種最沒有根據的、最危險的、最非法的和最違憲的立場。按照這種政治上的精神科醫生的說法，假如國王陛下的王冠並非出於人民的選擇，他就不是合法的國王 。而現在，沒有什麼要比說這個王國的王冠乃是國王陛下所這樣地在保持著的，更加不真實的了。因此，假如你追隨他們的準則，那麼大不列顛的國王——他肯定並不是由於任何形式的人民選舉而得到他的高位的——就不論在哪方面都不比其餘那幫篡位者更好——那幫篡位者統治著（或者不如說掠奪著）我們整個這個可憐的世界的表面而並沒有任何一種權利或資格得到自己人民的效忠。這種普遍學說的政策，這樣加以定性之後，就再也明白不過了。這種政治福音的宣揚者們希望他們的抽象原則——他們的原則是：人民的選舉對於主權者的政權的合法存在乃是必要的——將會為人所忽視，而大不列顛的國王則是不受它的影響的。同時，他們會眾的那許多雙耳朵會逐漸習慣於此，就仿佛它是毫無爭議而為人所公認的一條根本原則似的。在目前，它只是作為一種理論在運作，以布道壇上的防腐汁加以醃製而保存起來以待未來之用。Condo et compono quae mox depromere possim［我在收集和積累，從而我可以使用它們］ (29) 。由於這種政策，當我們的政府為了偏愛自己的（而自己又並不要求的）一種保留而感到慰藉時，它和所有的政府所共有的那種安全（就輿論就是安全而論）便被取消了。 於是，當這些政治家的學說不大為人注意時，他們就繼續前進；但是當他們的話的真實意義以及他們學說的直接傾向受到人們檢驗時，那時候就出現了含混其詞和捉摸不定的語言結構。當他們說國王的王冠得自人民的選擇，因而便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主權者時，他們或許是在告訴我們，他們的意思只不過是在說，國王的某些前人是由於某種選擇而應召登基的；因此其王冠就是得自人民的選擇。於是，他們就以一種可悲的藉口而希望由於使他們的命題變得繁瑣無味而得以安然無恙。他們若是在他們所尋找的庇護所里去進行攻擊是會受到歡迎的，因為他們是躲在自己的愚蠢之中。因為，假如你承認這種解釋的話，他們的選舉觀念和我們的繼承觀念又怎樣相區別呢？從詹姆斯一世傳下來的不倫瑞克 (30) 這一支的王位繼承（而非任何鄰國的那種），又是怎樣使我們的君主國合法化的呢？的確是有某一個或另一個時候，各個王朝的創立者們都是被召請他們來進行統治的那些人所選出來的。這種見解是有充分理由的，即所有歐洲的王國在某個遙遠的時期都是選舉制的，對選擇對象則有或多或少不同的限制。但是不管在這裡或那裡，一千年以前的國王可能是怎樣的，不管英國的或法國的統治王朝可能是以怎樣的方式開始的；但是今天大不列顛的國王卻是按照自己國家的法律、根據固定的繼承法則而成為國王的；並且當他履行了主權合同的法定條件時（正如它們確實被履行了的那樣），他就擁有他的王冠，並對「革命協會」的選擇不屑於一顧，「革命協會」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都對他們的國王沒有投過任何一票；儘管我並不懷疑，他們不久就會成立一個選舉團體的，假如事情成熟得能使他們的要求得以實現的話。國王陛下的後裔和繼承者們將一一順序地按時繼承王冠，而對於他們的選擇則不屑於一顧，正如國王陛下對於繼承他所佩戴的各種東西一樣。 不管在迴避解說事實 的嚴重錯誤方面——即假設國王陛下的王冠（儘管他擁有它，是符合人們願望的）是得自人民的選擇——他們可以是怎樣地成功，卻絲毫不能迴避他們對人民有選擇之權這一原理的充分明確的宣言；這一權利是直截了當地受人擁護並得到支持的。有關選舉的全部轉彎抹角的影射都奠基於這一命題，並可以歸結於這一命題。為了使國王獨一無二的合法資格的基礎不致於被當作那種阿諛奉承的自由的一番空話，政治神學家就要武斷地聲稱， (31) 根據革命的原則，英國人民已經獲得了三項基本權利，他認為這三項構成一個體系，並可以一言以蔽之，即我們獲得了： 1、「選擇我們自己的統治者」； 2、「因其行為不端而廢黜他們」； 3、「為我們自己建立一個政府」 的權利。這種新的、聞所未聞的權利法案儘管是以全體人民的名義發表的，卻僅只屬於這些先生和他們的派別。英國人的整體，並沒有參與其中。他們根本不承認它。他們要以他們的身家性命來反抗對它的實際肯定。他們是由於他們國家的法律而不得不這樣做的，而那法律又正是在那個濫用革命名義的團體所聲稱為維護那種虛構的權利而求助於那場革命的時期所制訂的。 這些「老猶太」的先生們在他們對1688年革命的全部推論中，有著一場大約40年前在英國發生的革命和這場新近發生的法國革命，那些是如此之呈現在他們的眼前，以致於他們經常把所有以上這三者混為一談。我們有必要把他們所混淆了的東西區分開來。我們必須記得他們對於我們所尊敬的革命行動 的錯誤幻念，以便發現它那真正的原則 是什麼。如果1688年革命的原則可以在什麼地方找到的話，那就是在被稱作「權利宣言」的條文之中。在那份由偉大的法律家和偉大的政治家們——而不是由熱情而沒有經驗的狂熱者們——所制訂的最睿智的、最嚴肅的而又最深思熟慮的宣言之中，並沒有說過一個字，也沒有提出過一項建議是有關「選擇我們自己的統治者 ；因其行為不端而廢黜他們；為我們自己建立一個 政府」的普遍權利的。 《權利宣言》（威廉和瑪麗的第一項法案，會議集2，第2章） (32) 是我們憲法的奠基石，它已經得到了鞏固、解釋和改進，並且在它那基本原則之上永遠地被確定了下來。它被稱為是「一項宣布臣民的權利與自由和確定 王位繼承 的法案」。您可以看到，這些權利和這種繼承是合為一體而加以宣布的，並且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 這個時期過後幾年，又有第二次機會來肯定對於王位選舉的權利。鑒於國王威廉和那位公主（隨後是安女王 (33) ）的後嗣有著全盤失敗的前景，對於王位安排的考慮和對人民自由的更進一步保證的考慮，又呈現在立法機關的面前。他們在這第二次是不是制訂了任何辦法，使得王位在「老猶太」的假革命原則之上合法化了呢？沒有。他們遵循《權利宣言》中通行的原則而更加確切地指明了要繼位的新教嗣子都是誰。這項法案也以同一個政策結合了我們的自由和同一法案中的世襲繼承。它們並不是一種選擇我們自己的統治者的權利，而是宣布那種按世系（即從詹姆斯一世 (34) 以下的新教世系）「的繼承 對於本國的和平、安寧和安全」乃是絕對必要的，而且對他們同樣迫切的乃是「由此維持一種繼位的確鑿性 ，使臣民可以可靠地訴之於他們的保護」。從這兩份法案之中所聽到的，都是革命政策之準確無誤的、毫不含混的宣示，而不是作出什麼「有權選擇我們的統治者」那類妄誕的吉普賽式的預言 (35) ；它們證實了這個民族的智慧是怎樣全然相反地把一種必然性的情況轉化為一種法治的。 毫無疑問，在這次革命中國王威廉個人暫時有點偏離了正常世襲繼承的嚴格順序；但要從一個特例和有關一個個人所制訂的法律中得出一種原則來，卻是違反了法理學的一切真正的原則的。Privilegium non transit in exemplum［個例不能成為普遍準則］。假如曾有過什麼時候是有利於確立這一原則的，即一個民選的國王才是唯一合法的國王，毫無疑義那就是在革命的時候。它之並沒有在那個時候出現，就證明了全民族都認為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那樣做。沒有人對我們的歷史是如此之全然無知，竟至於不知道國會中兩黨 (36) 的大多數都是十分不情願有任何類似於那種原則的事情的，以致於他們最初決定要把空缺的王冠不是置之於奧蘭治親王 (37) 的頭上，而是置之於他的妻子即詹姆斯國王之女瑪麗的頭上，瑪麗是那位國王所生的最長者，他們承認她無疑是他的所出。要請你們回憶的所有這些情況，會像是複述一個陳詞濫調的故事；不過這些情況卻說明了，他們之接受國王威廉確切地說並非是一種選擇，而是對所有不希望事實上再回到國王詹姆斯或是把他們的國家投入血泊之中以及再把他們的宗教、法律和自由帶回到他們剛剛逃出的那種危險之中的人們來說，在那得以獲得必要性的最嚴格的道德意義上乃是一樁必要性 的法案。 就在這一法案之中——國會在這一法案中，暫時地在一個特例中，違背了繼承的嚴格順序而贊成一位雖非最近、卻是很近的王公貴族來繼承王位——令人驚奇的是我們觀察到，薩默斯勳爵 (38) （他起草了被人們稱為《權利宣言》的法案）在那種微妙的局勢里是怎樣表現自己的。令人驚奇的是我們觀察到，這種對連續性的暫時擺脫辦法是多麼巧妙地避開了人們的耳目；而在這一必要性的法案中所能被找來支持世襲繼承觀念的一切東西都被提出來討論，被培育起來，並由於這位偉大的人物和那追隨著他的立法機構而成了最重要的東西。他撇開了國會法案那種枯燥的、命令式的風格而使上院和下院的議員們都捲入一場虔誠的立法鳴放之中，他宣稱，他們認為「要保持被稱作陛下的天潢貴胄 在他們祖先的寶座上 最幸福地君臨著我們，乃是一種神奇的天意，是上帝對這個民族的仁慈與善意，為此他們從內心深處報之以他們最謙卑的感激和讚美。」——立法機構顯然在自己心目之中有著認可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第三章）和詹姆斯一世（第一章）的法案，這兩個法案都強烈宣告了王冠的繼承性質；並且在很多部分他們幾乎是以逐字逐句的精確性在追隨著從這些古老的宣言條文中可以發現的那種感恩的辭句乃至形式。 在威廉國王的法案中，兩院並不感謝上帝說他們已經找到了一個良好的機會可以肯定他們有選擇自己的統治者之權，更不用說使選舉成為獲得王位的唯一合法的 資格了。他們已經處於一種儘可能地要避免它的出現的狀態——這一點被他們看作是一種天賜的逃避。他們對每一種傾向於削弱這些權利的局勢，都加上一層精心織就的政治幕幔，那是他們想要以改良了的繼承順序加以延續的；否則的話，那就可以為任何未來背離他們當時所已經永遠確定下來了的東西提供一個先例了。從而他們就可以不必鬆弛他們君主制的神經，並且他們就可以與他們祖先的辦法保持著緊密的一致，正如在瑪麗女王 (39) 和伊麗莎白女王 (40) 所公告的法令中所顯示出來的那樣，在第二句話里他們被公認授予他們的陛下以國王全部的 合法特權，宣稱「這些特權在他們身上是最完全地 、正當地並完整地 被授與、被體現、被結合與被占有的。」在隨後的字句中，為了防止以任何號稱具有王位資格為藉口而發生問題，他們就宣稱（在這裡也遵守著傳統的語言以及本國的傳統政策，並且仿佛從標題 (41) 起複述了此前伊麗莎白和詹姆斯法案的文字）：「這個國家的統一、和平和安寧，在上帝之下，完全有賴於」保存「其王位繼承的確定性 」。 他們知道，可疑的繼承權只會是太有似於一場選舉了；而一場選舉就會徹底毀滅「這個國家的統一、和平和安寧」，而那被他們認為是一樁重大的考慮。為了符合這些目標，並因此為了排除「老猶太」的「選擇我們自己的統治者之權」的學說，他們就遵循摘自此前伊麗莎白女王法案中的一句話，其中包含有一項最莊重的宣誓，那是擁護世襲繼承制所曾有過的或可能有的一項最莊重的宣誓，是拒絕這個社會所可能歸罪於他們的那些原則的一項最莊重的聲明書。「精神和世俗兩界的貴族們以及平民們 (42) ，以上述全體人民的名義，永遠使他們自己 、他們的子孫後代 最謙卑地和忠誠地委身於，並且忠誠地允諾他們將盡他們最大的力量擁護、支持並保衛他們所稱的陛下，以及此處所規定和包括的對國王的限制 」 (43) 等等，等等。 我們由於革命而獲得了選舉我們國王的權利，這種說法是如此之遠非真實，以致於倘若說我們過去曾經享有過它的話，那麼英格蘭國民在當時就必定會為他們自己、也為子孫萬代而極其鄭重地永遠譴責它並放棄它了。這些先生們根據他們的輝格原則，可以隨意地無論怎樣評價他們自己；但是我決不想被人認為是一個比薩默斯勳爵 (44) 更好的輝格黨人；或者被人認為對革命原則要比那些使革命原則得以實現的人理解得更好；或者能在《權利宣言》中讀出為那些人——他們曾把那部不朽的法律的文字和精神銘刻在我們的法令中和我們的心靈里——所不知道的任何奧秘。 確實，這個國家憑藉武力和機緣而來的權力，當時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自由地採取它所願意的任何途徑來填補王位的；但卻只能是根據他們也可以全然廢除君主制和他們憲法其他每一部分的這同一個理由而自由地這樣做。然而，在他們的權限之內，他們並不想做出如此之勇敢的變更。要對最高權力（例如當時國會所行使的權力）的純抽象 的權能加以限制，的確是很困難的，或許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對道德 的權能 (45) 加以限制，哪怕是在最無可爭辯的君主的權威之下，使偶發的意志服從於永恆的理性並服從於信仰、正義和既定的基本政策，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並且完全可以約束一個國家中以任何名義、任何資格而行使任何權威的那些人。例如，上院確實沒有資格解散下院；不能，甚至於也不能解散它自身，也不能（假如它願意的話）放棄它在英王國立法體制內的那一部分。儘管一個國王可以為了他本人而遜位，但他卻不能為了君主制而遜位。根據同樣有說服力或者是更有說服力的理由，下院就不能放棄它所應享的權威。社會的締約或者說公約——那通常就名之為憲法——是禁止這種侵權和這種棄權的。一個國家的各個組成部分，有義務彼此以及與所有在他們的約定之下得到了任何重大好處的人們互相堅持他們的公共信念，正有如國家整體有責任要對每個個別的團體守信一樣。否則的話，權能（competence）和權力（power）很快地就會被混為一談，於是剩下來的就不會是法律而只是一種占上風的力量的意志而已。根據這一原則，王位繼承始終都是它現在那樣，亦即是一種法定的世襲繼承制：只是在舊的系列裡它是一種依據習慣法的繼承，而在新的系列裡則是依據成文法，它仍然是根據習慣法的原則在運作，實質不變，只不過是規定了它那方式並說明了是由什麼人而已。這兩種法律的規定具有同樣的力量，並且都來自一個同等的權威，都源於國家的共同協定和原始約定（original compact），即communi sponsione reipublicae［國家全體的同意］，並以此而同樣地在約束著國王和人民，只要這些條款得到遵守並且他們繼續是一個政治體。 假如我們不使自己糾纏在形上學詭辯的迷宮裡面，那麼運用一種固定的規則與偶然的偏離這二者就遠遠不是不可調和的；還有，我們政府繼承的世襲原則的神聖性與在極端緊急情況下有能力改變其應用，這兩者也是如此。即使是在那種極端的情況下（假如我們以我們在革命中對我們權利的運用作為衡量我們權利的尺度的話），這種改變也僅限於違規的那部分、限於造成了必要偏離的那部分；而且即使那時候，它也要進行得不致於引起整個公民群體和政治群體的解體，其目的是要從社會的原始因素之中衍生出一種新的公民秩序來。 一個國家沒有某種改變的辦法，也就沒有保全它自身的辦法。沒有這類辦法，它甚至會有冒著喪失它所極為虔敬地想要加以保存的那部分憲法的危險。保存與糾正是兩條原則，都在「復辟」與「革命」 (46) 這兩個關鍵時期強烈地起過作用，當時英格蘭發現它自己已沒有國王。在這兩個時期，英格蘭國民喪失了團吉他們那座古代大廈的聯繫；然而他們並沒有拆散整個的組織。相反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都通過沒有受到損害的那些部分而再造了老憲法的缺陷部分。他們保持那些老的部分恰如它們的原狀，從而使修復的部分可以適合於它們。他們是根據古代組成的等級 (47) 而以其古老的組織形態在行動，而不是根據一個解體的民族的有機的moleculae［分子］ (48) 在行動。也許，主權的立法機構在任何時候都不如在這次革命時期對於英國憲法政策的那種基本原則表現出更為親切的關懷，當時它背離了世襲繼承的直系。王冠多少是脫離了它以前在其中所轉移的那個世系，但是新世系也是源出於同一個家族。它仍然是一個世襲苗裔的世系，仍然是同一個血統的世襲苗裔，儘管是加上了新教這一條件限制的世襲苗裔。當立法機構雖然變更了方向，但仍然在遵守這項原則時，他們就表明，他們維護了它沒有被破壞。 根據這一原則，世襲法已經承認了過去時代的某些修改了，並且是早在「革命」時代之前。在征服 (49) 以後的時候，就出現了世襲苗裔的合法原則的大問題。究竟是per capita［以人計］的後裔還是per stirpes［以支計］的後裔來繼承， (50) 就成為了一個疑問；但是無論是當採用per stirpes［以支計］的苗裔法時，per capita［以人計］的苗裔就退了位，還是人們願意要新教的苗裔時，天主教的苗裔就退了位；世襲原則卻以一種永遠的不朽性經歷了一切輪迴而生存了下來——multusque per annos stat fortuna domus et avi numerantur avorum［許多年來這家的幸運巍然不動，他們先人的先人的家譜延續不斷］。 (51) 這就是我們憲法的精神，它不僅存在於它那規定了的歷程中，而且也存在於它那全部的革命中。無論是誰出場或者是怎樣出場的，也無論他是由法律還是由武力獲得王冠的，世襲的繼承制不是繼續了下去便是被人們所採納。 「革命協會」的先生們在1688年的革命中就只看到對憲法的背離；而他們卻把這一對原則的背離當成是原則。他們根本沒有顧及他們那學說的顯然後果，儘管他們必定看到了它很少在這個國家的成文體制上留下了什麼成文的權威。當這樣一種毫無憑據的準則——即王位只有選舉的才是合法的——一旦被確定時，在這種虛構的選舉以前的君主們的行為，就沒有一樁可能是有效的了。這些理論家是不是有意模仿他們的前輩，硬要把我們古代君王的遺骸從他們安靜的墳墓裡面拖出來呢？他們是不是有意想回過頭去剝奪所有在革命以前御位的國王們，使之無效，並且從而把英格蘭的王位塗上一層連續不斷的篡位的污點呢？他們是不是就我們國王全部世系的資格在有意否定、否決或質疑我們法令的整體呢？——那些全都是由他們所認為的篡奪者通過的。是不是想廢除對我們的自由有著無可估量的價值的那些法律呢？——那些法律至少是與革命時期之中或革命時期以來所通過的任何法律有著同樣偉大的價值。假如自己的王冠不是得自人民的選擇的那些國王，就沒有資格制訂法律，那麼de tallagio non concedendo［未經同意，不得攤派］法將會變成為什麼呢？《權利請願》將會變成什麼呢？habeas corpus［人身］法案又會變成什麼呢？ (52) 是不是這些人權的新醫生們擅自就肯定，國王詹姆斯二世按照當時一條非正式的繼承規則系以旁系血親即位，所以在他做出任何行為足以正當地被認作是他的遜位以前，他在任何內涵上和意義上就都不是英格蘭的一位合法的國王了呢？假如他不是的，那麼這些先生們所懷念的那個時期的國會裡面的大量麻煩倒是可以免除了。但是詹姆斯國王是一個具有好名分 的壞國王，而不是一個篡位者。凡按照國會的法令——它把王冠置於選帝侯夫人索菲婭 (53) 和她後裔的頭上，他們是新教徒——即位的君主，就都像詹姆斯國王那樣有著世襲的資格登基。詹姆斯國王是依法登基的，那在他取得王冠時就是合法的，而不倫瑞克家族 (54) 的君主們的繼位則不是由於選舉而是由於法律，像是他們的新教後裔幾次繼位的情形那樣——正如我希望我已經充分表明了的。 特別規定了這個王族繼位的那項法律，是威廉王的第十二和第十三項法案。這一法案的條文約束著「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以及我們的後代 服從他們、他們的子孫 和他們的後代 」直到時間的盡頭，那和《權利宣言》約束著我們服從威廉王和瑪麗王后所用的文字是一樣的。因此，它就保證了世襲的王位和世襲的效忠這兩個方面。除非是憲法政策形成了一種體制來保證那種永遠要排除人民的選擇的繼承制，否則立法機構又能根據什麼理由來苛刻地摒棄我們國家向他們提出的那種公道而又充裕的選擇，而要到異域去找一位外國的公主呢？——我們未來統治者的世系就要從她的腹內得出他們在一系列的世代中統治千百萬人的資格的。 索菲婭公主之在威廉王的第十二號和第十三號繼位法案中被提到，乃是由於她是承襲 我們國王的苗裔 ，而不是由於她當時作為行使權力的女執政者的才幹，她可能、並且事實上也的確從來沒有親自行使過權力。她被通過乃是由於一個原因，並且僅僅是由於一個原因，因為（據該法案說）「漢諾威選帝侯公爵遺孀索菲婭公主殿下，乃是我們永誌不忘的大行君主詹姆斯一世之女公子 前波希米亞王后伊麗莎白公主殿下的女公子 ，並以此而被宣布為新教世系的下一個繼承人」，等等，等等；「並且王冠將繼續留給她親生的後裔，但必須是新教徒。」這一限定是由國會做出的，即一個出自索菲婭公主的世襲世系不僅要在將來繼續下去，而且（他們想得是非常具體的）它還要通過她而聯繫到國王詹姆斯一世那個古老的世襲支脈，從而使得這個君主國可以保持萬世一系，並可以以被後裔所贊同的古老方式保持下去（但對我們的宗教必須是安全的）；在這種方式中如果我們的各種自由一旦受到威脅，它們就往往經歷種種優先權與特權的風暴和鬥爭而得以保存下來。他們做得很不錯。沒有任何經驗曾教導過我們，除了一種世襲的王位 之外，還有任何其他的渠道或方法能夠使我們的自由得以經常地延續下去，並作為我們世襲的權利 而保持其神聖性。一種不定的、痙攣的運動，對排除一種不定的、痙攣的疾病可能是必需的。但是繼承的程序，卻是英國憲法的健全有益的習慣。是不是立法機構在把王冠限定於出自詹姆斯一世的女性後裔漢諾威這一系的這個法案中，對英國王位有著兩個或三個或可能更多的外國人來繼承的種種不便之處，便要求人們具有一種應有的意識呢？不是的！——他們對這種可能由外國人統治而發生的禍害，已經有一種應有的意識了，而且對它們還不止於是一種應有的意識。 但是關於英國民族的全盤信念——即革命的原則並沒有授權他們去隨意選舉國王或者毫不顧及我們英國政府古來的基本原則——人們不可能給出比如下這一點更有決定性的證明了：他們繼續採用一項古老世系的新教世襲繼承法，而它作為一個外國世系所具有的一切危險和一切不便之處正充分展示在他們眼前，並且以極強的力量作用於他們的心靈之上。 幾年以前，我應該是恥於以當時並不必要的任何論證的支持來過分增加如此之足以支持它自身的一個問題的負擔的；但是這一煽動性的違憲學說，現在卻已公開地被人講授、公開宣揚和印行了。我對革命——它那信號往往都是從布道壇上發出的——感到厭惡；改革的精神已經傳到了國外；對一切古老制度——當其被置之於與當前的方便感或與當前的傾向相對立時——的全盤鄙棄，正在你們那裡風行，並且可能也要在我們這裡風行：所有以上的考慮在我看來，就使得喚起我們對自己國內法律的真正原則的關注成為了並非是不可取的事；而您，我的法國朋友，也應該開始知道這些，並且我們應該繼續珍視這些原則。我們在海水的兩岸 (55) 不應該讓自己被某些人的假貨所欺騙，他們以加倍的狡猾、以非法的船隻 (56) 向你們輸出假貨，當作是英國生產的原裝商品（儘管與我們本土全不相干），為的是按最近巴黎改良了的自由的款式加工以後，再把它們私運回到這個國家來。 英格蘭的人民並不要模仿他們所從未試驗過的款式，也不會回到他們經過試驗而發現是災難性的款式。他們把他們王位的合法世襲繼承制，看作是他們的正確而不是他們的錯誤，是一種利而不是一種弊，是他們自由的一種保證而不是受奴役的一個標誌。他們把他們國家目前所存在的那樣的結構 ，看作是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的；並且他們把不受干擾的王位繼承制設想為是對我們憲法所有其餘組成部分的穩定性與持久性的一種保證。 在我談下去以前，我要請求容許我注意一下某些不足掛齒的陰謀詭計，那是以選舉作為王位的唯一合法資格的煽動者們所準備採用的，為的是把對我們憲法的公正原則的支持變成一樁令人反感的事業。這些詭辯家們偷偷塞進了一種虛構的理想和一些偽造的人物；只要是你保衛王位的世襲性質，他們就認為你是在維護這種理想和這些人物。通常他們都要爭辯，就仿佛他們是與奴隸制的那些暴烈的狂熱者 (57) 發生了衝突似的，那些狂熱者們曾堅持（我認為現在不會再有人堅持了）「王位是由神授的、世襲的和不可取消的權利在維繫著的。」——這些在把老一輩狂熱者們對個人為所欲為的權力加以教條化，仿佛世襲的王權乃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政府，就像我們那些盲信人民群眾為所欲為的權力的新一代的狂熱者們在堅持，一場人民選舉乃是權威唯一的合法來源。老一輩的特權信仰者們，確實是思考得很愚蠢，或許也很不虔誠，就仿佛君主制要比任何其他的政府形式有著更多的神權的認可，仿佛一種世襲的統治權利就在每個應該順序繼承王位的人的身上，而且在每一種（不可能成為任何公民的或政治的權利的）情況下，都是嚴格地不可廢除 的。但是有關國王世襲權利的一種荒謬見解，並未能損害一種合理的、基於法律與政策的堅實原則之上的見解。假如法學家和神學家們所有各種荒謬的理論都會污染他們所精通的種種對象的話，那末我們在世界上就應該沒有法律、也沒有宗教保留下來了。但是對一個問題在一方面的荒謬理論，並不構成在另一方面就肯定一種虛假的事實或是頒布各種災難性的準則的理由。 「革命協會」的第二項要求就是「有因統治者其行為不端而廢黜他們的權利」。或許是我們祖先的擔心導致了「因行為不端而被廢黜」的先例。這種擔心是形成這一公告的原因 (58) ，它暗示了詹姆斯國王的遜位。這種擔心，如果說是有什麼過錯的話，還不如說是過於小心，過於謹慎罷了。但是，所有這些防範措施以及積累起來的各種情況，都表現了在人們被壓迫所激怒和為勝利而激昂的情況下，國民會議中已居主導地位的小心謹慎的意識。這種防範和情況，使他們自己不易於犯錯並使過程極端化：它表明了在使革命成為安定之母而非未來革命的哺育者的那種偉大的事件中，影響著國事處理的那些偉大人物們的焦灼之情。 如果一個政府可以被如此之輕鬆而又不明確的東西——諸如「行為不端 」的這種看法——所顛覆的話，那麼就沒有一個政府能夠片刻維持下去了。領導這場革命的人們決不是把國王詹姆斯的實際遜位置之於這一角度和不確定的原則之上的。他們宣告他的罪狀恰好是被大量公然的非法行為所證實了的、有計劃地要顛覆新教教會和國家 以及他們基本的 、無可置疑的法律和自由；他們宣布他的罪狀是破壞了國王與人民之間的原始公約。這就不止於是行為不端了 。一種嚴重的、對在上者予以否定的必要性，就迫使他們採取了他們所採取的步驟，並且是極為勉強地這樣做的，正如在一切法律中那種最為嚴峻的情況那樣。他們對未來能保全憲法的信心，並不在於未來的革命。他們全部那項規劃宏偉的政策，就是要使任何未來的當政者幾乎無法做到再去強迫王國的各個等級訴之於這類激烈的補救辦法。他們把王位留在——在法律的眼中和法律的評估中——它過去的那種狀態，即根本不負任何責任。為了更進一步減輕王位的分量，他們就加重了國家大臣們的責任。根據國王威廉的第一號法令、議會記錄第二，亦即那個被稱之為「宣布臣民的權利和自由與規定王位繼承法令」的，他們宣布大臣們應該按這一宣言的條件為國王服務。不久以後，他們又成功地使國會頻繁集會 ，從而整個的政府就被置於王國的人民代表和顯貴們的經常的檢查和主動的控制之下了。在下一項偉大的憲法法案 (59) 中，即國王威廉的第十二號和第十三號法令中，為了進一步限制王權和更好地 保障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他們就提出「在英格蘭偉大的封璽之下，國會下院對提出的彈劾不得請求赦免。」他們認為《權利宣言》中為政府所奠定的規則，即國會經常不斷的檢察和實際的彈劾權，要比保留像「廢黜他們的統治者」這樣一種實行起來是那麼困難、問題是那麼難以確定而後果又往往是那麼災難深重的權利來，不僅對於他們的憲法自由，而且對反對行政的罪惡，都是更加好得無比的一種保障。 普賴斯博士在他的講道中 (60) ，很確切地譴責了對國王使用粗俗諂媚的言詞。代替這種令人作嘔的風格，他建議國王陛下應該被告知，在慶賀的場合「他要把自己更確切地看作是人民的僕人而不是人民的主人。」 (61) 作為一種致賀來說，這種新形式的說法似乎並不使人很舒服。在名義上以及在實際上都是僕人的人們，並不喜歡人家說出他們的地位、他們的責任和他們的義務。在古老的戲劇中，奴隸告訴他的主人說「Haec commemoratio est quasi exprobratio」［這種提示就帶有責備的味道］。 (62) 作為一種祝賀，它是不愉快的；作為一種教導，它是不健全的。畢竟，假如國王要使自己回應這種新的說法，要實施它的條文，甚至於要採用「人民的僕人」這一稱謂作為自己王家的風範的話；那麼無論是他還是我們由此會得到什麼樣的改善，我是無法想像的。我曾見過一些非常自負的函件，署名為您的最馴服、最卑微的僕人。大地之上所曾出現過的最驕傲的職稱，卻採用了一個比自由的使徒們現在向君主所提出的更為謙卑得多的頭銜。多少國王和多少國家卻被一個自稱是「僕人的僕人」的人踐踏在腳下；而廢黜君主的授權卻被蓋上了一個「漁夫」的印記。 我應該把這一切都當作只不過是一種空洞無聊的閒談，在那裡就像在一種沒有味道的氣氛中一樣，有人受著自由精神的蒸發之苦（假如並不是簡單地擁護這種思想的話）以及「因其行為不端而廢黜國王」這種規劃的一部分之苦。從這個角度上看，它是值得考察的。 國王在一種意義上無疑是人民的僕人，因為他們的權力除了以普遍的利益為目的而外，就沒有任何其他合理的目的；但是要說他們的哪一點在通常的意義上（至少就我們的憲法而言）就像是僕人一樣，那就不真確了；僕人處境的實質就是要服從別人的命令，並且可以隨意被人解僱。但是大不列顛的國王並不服從任何別人，而所有其他的人，個別地以及集體地，卻都在他的下面，對他有合法服從的義務。法律是既不懂得奉承，也不懂得侮辱的；而法律並不像這位謙卑的神學家所稱呼的那樣，稱呼這位最高長官為我們的僕人，而是稱為「我們的君主國王殿下 」；而在我們這方面，我們也學會了只講法律的原始語言，而不講他們巴比倫 (63) 神壇上那種混亂的行話。 既然他並不要服從我們，而且既然我們要服從他的法律；所以我們的憲法就並沒有做出任何規定，要使他在任何負責的程度上成為一個僕人。我們的憲法一點兒都不知道有什麼像是阿拉貢的執法官 (64) 那樣的長官，也不知道有任何依法任命的法庭或任何法定的程序使國王要承擔那屬於所有僕人的責任。在這一點上，他與下院和上院沒有區別；他們在他們的若干公共職能方面，絕不奉命要陳述他們的行為，儘管「革命協會」直接與我們憲法中最明智而最美好的那部分相對立，一味在聲稱「國王無非就是第一公僕，是由他們所設立的並且對他們負責 」。 假如我們的祖先們對自己的自由找不到任何保障，只好使自己的政府運作無力、任職不穩，假如他們除了讓國內混亂而外，就想不出任何防止濫用權力的更好辦法；那麼他們在革命時就配不上明智這一聲譽了。就請這些先生們說明，他們所肯定國王作為僕人要對之負責的那種代議的 公眾究竟是誰吧。那時候，我就足以向他們提供可以肯定他並非是如此的那種成文法了。 這些先生們任意高談闊論的那種撤銷國王的儀式居然可以不用武力來完成，即使有的話，也是極為罕見的。那時候，它就成為一場戰爭的、而不是一項憲法的個案了。法律在武力之下就得俯首聽命並保持沉默；審判官也就隨著他們那無法再維護的和平而一齊倒台。1688年的革命是由一場正義的戰爭而取得的，那是任何一場可能是正義戰爭的、尤其是一場內戰的唯一個案。「Justa bella quibus necessaria［戰爭當其不可避免時，就是正義的］。」 (65) 廢立的問題，或者假如用這些先生們更喜歡的詞句，是「廢黜國王」，就將永遠是——正如它曾一直是——國家的一個特殊問題，並且是完全超乎法律之外的；正像所有其他國家問題一樣，這是一個如何處置的問題，是一個採取什麼手段的問題，是一個可能有什麼後果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有關成文權利的問題。正如它不是通常人可以濫用的，同樣地它也不是通常的頭腦就可以激發出來的。究竟在什麼地方服從應該告終而抵抗必須開始，這條思想上的分界線是微妙的、模糊的、很不容易界定的。決定它的，並不是單獨的一項行動或單獨的一樁事件。在想到它以前，政府確實必須是已經濫用職權並且亂了套；而未來的前景又必須是像以往的經驗一樣糟糕。當事物陷入了那種可悲的狀態時，這種病症的性質就要向那些大自然已使他們有能力以極端的方式對一個失調的國家行使這種急需的、可疑的苦藥的人們指明補救之道何在了。各種時間和局勢和挑戰，都將講授它們自己的課程。聰明人將根據情勢的嚴重性做出決定；而激怒的人將根據對壓迫的敏感；思想高尚的人將根據對不稱職的人們濫用權力的鄙視和憤怒；勇敢大膽的人則根據在一樁慷慨的事業中對有榮譽的危險的熱愛：但是，無論是有還是沒有權利，一場革命都將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們的最後不得已的辦法。 「老猶太」神壇所聲稱的第三項權利，即「為我們自己建立一個政府的權利」，則革命所做的任何事情，無論在先例上或在原則上，至少也是像他們的前兩個要求一樣地缺乏依據的。進行革命乃是要維護我們古老的 無可爭辯的法律和自由，以及那種成為我們對法律和自由的唯一保障的古老的 政府體制。如果您渴望知道我們憲法的精神，以及保障了它直到今天的那個偉大時期的主導政策，就請您在我們的歷史中、在我們的國會法案中和國會記錄中，而不是在「老猶太人」的講道中以及在「革命協會」晚宴的祝酒詞中去尋求它們吧。在前者之中，您將發現別的思想和另一種語言。那樣的一種說法之並不適用於我們的氣質和願望，正有如它之並沒有任何方面的權威的支持。組成一個新政府這一觀念本身，就足以使我們充滿了厭惡和恐懼了。我們在革命時期曾希望過——我們今天還在希望著——推導出來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作為是一份得自我們祖先的遺產 。對於那份豐厚的遺產，我們已經小心翼翼地不去進行違反原來作物本性的任何幼芽接枝。我們迄今所進行的一切改革都是根據對於古代的尊崇這一原則在進行的；而且我希望——不，我堅信不疑——今後所可能進行的一切改革，都將根據類似的前例、權威和典範而小心翼翼地來形成。 我們最古老的改革就是「大憲章」（Magna Charta） (66) 那場改革。您將看到，從我們法律的那位偉大的先驅者愛德華·柯克爵士 (67) （以及確實繼他之後的所有偉大的人物）下迄布萊克斯通 (68) ， (69) 都在孜孜以求地要證明我們自由的淵源。他們力圖證明約翰王的大憲章這份古老的憲章是與另一份出自亨利一世 (70) 的成文憲章有聯繫的，而且這兩份文件都只不過是重申這個王國更加古老的現成法律而已。就事實而論，這些作家看來大部分都是對的，雖說或許並非總是對的；但是假如說法學家們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錯了的話，那就更加強而有力地證明了我的立場；因為它指明了我們的全體法學家們和立法者們以及他們所希望影響的全體人民，一直都充滿著對於往古那種極其強烈的關懷的心靈，還有這個王國把他們最神聖的權利和公民權當作是一種遺產 的那種穩定的政策。 在查理一世的被稱之為《權利請願書》第三編的著名的法律中，國會向國王說，「您的臣民已經承襲了這種自由，」聲稱他們的公民權並不是基於「作為人的權利」的抽象原則，而是作為英國人的權利，並且是作為得自他們先人的祖產。塞爾登 (71) 和其他學識淵博的人一樣，在起草這份《權利請願書》時，至少也如同我們的講道壇上或你們的論壇上的任何人一樣地熟悉有關「人權」的各種普遍理論，熟悉得正有如普賴斯博士和西哀士神父 (72) 一樣地充分。但是出於與那種取代了他們的理論科學的實踐智慧相稱的原因，他們就寧願要這種成文的、有記錄可查的、世襲的 資格，而不願要對人和對公民可能是很珍貴的一切東西，不願要那種曖昧的思辨的權利——那權利把他們確鑿的遺產暴露在爭權奪利之下，並且被各式各樣窮凶極惡、爭論不休的精神撕裂得體無完膚。 同一種政策也滲透在從此以後就被制訂出來用以維護我們自由的所有各種法律之中。在威廉和瑪麗的第一編叫作《權利宣言》的有名的法令中，國會兩院關於「有權利組成他們自己的政府」並沒有說過一個字。您可以看到，他們全部的關懷都是要確保他們長期以來所具有的、而後來卻受到了威脅的那種宗教、法律和自由。「他們極其嚴肅地考慮 (73) 建立這樣的一種機構的最好的辦法，從而使他們的宗教、法律和自由可以不再有被損壞的危險」；他們一開始他們的程序就首先聲明某些這類最好的辦法，「首先 」就要做到「他們的祖先在類似的情況中通常 所做過的那樣，為了維護他們古老的 權利和自由而宣告 」；——於是他們就祈求國王和王后，「應該加以宣告 和實施的乃是，被肯定了和宣告了的全部的和個別的 權利和自由，都是本王國人民真正古老的 和無可置疑的權利和自由」。 您可以看出，從《大憲章》到《權利宣言》，我們憲法的一貫政策都是要申明並肯定，我們的自由乃是我們得自我們祖輩的一項遺產，而且是要傳給我們的後代的，那是一項專屬本王國人民的產業，不管任何其他更普遍或更優先的權利都是些什麼。我們的憲法就以這種辦法而在其各個部分之如此巨大的分歧性之中保持了一種統一性。我們有一個世襲的王位；一種世襲的貴族制；以及從一個漫長的祖先系列那裡繼承特權、公民權和自由權的下院和人民。 這種政策在我看來乃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或者不如說是順其自然的幸福結果——自然乃是不假思索而又超乎思索之上的智慧。 (74) 創新的精神一般都是一種自私的氣質和局限的眼光的結果。凡是從不向後回顧自己祖先的人，也不會向前瞻望子孫後代。此外，英格蘭的人民很懂得世襲的觀念提供了一條確鑿的保守原則和一條確鑿的傳遞原則，而又一點也不排除一條改進的原則。它不管獲得，但是它卻保障所獲得的東西。一個國家按照這些準則行事，無論會得到什麼好處，都會像是在一種家庭協議中那樣地牢靠，像是在一種永久產業中那樣地有把握。根據一項按照自然的模式而運作的憲法政策，我們就接受了，我們就掌握了，我們就傳遞了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特權，其方式正如我們享受並傳遞我們的財產和我們的生命一樣。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則、財富、上天的賜與，都被留下給了我們，並且由我們以同樣的歷程和秩序留傳下去。我們的政治體系是被置於與世界秩序、並與一個由各個短暫部分組成的永恆體所註定的生存方式恰好相符合併且相對稱的狀態；在這裡，由於一種巨大智慧的安排，人類的偉大神秘的結合一旦鑄成為一個整體，它便永遠既無老年，也無中年或青年，而是處於一種不變的永恆狀態，經歷著永遠的衰落、淪亡、新生與進步的不同進程而在前進著。因而，在國家的行為中，在我們所改進的事物中，由於保持著自然的方法，我們就永遠都不是全新的；在我們所保存的事物之中，我們永遠也不會過時。由於堅持這種態度和我們祖先們的這些原則，引導我們的就不是崇古的迷信而是一種哲學類比的精神。在這種對遺產的選擇中，我們就賦給了我們的政策結構以一種血緣的形象，用我們最親密的家庭紐帶約束我國的憲法，把我們的基本法律納入我們家庭親情的懷抱之中，保持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家室、我們的塋墓和我們的祭壇，使之不可分離，並受到它們相互結合併相互作用的仁愛的鼓舞。 通過我們人為的制度中與自然相符合一致的同樣規劃，並且由於召喚了自然之永不錯誤的和強大有力的本能的幫助來加強我們理性之易於失誤而又軟弱的策劃，於是我們便從一種遺產的角度來考慮我們的自由而得到了其他某些不小的好處。自由的精神其本身雖則導致誤用和過分，卻經常仿佛是在聖徒化了的祖先們的面前以一種令人畏懼的嚴厲方式而在受到鍛煉。自由的後裔這一觀念，就以一種習慣性的、天然的尊嚴鼓舞了我們，它防止了那些最先獲得任何名氣的人們幾乎是不可避免地會帶有的那種使人丟臉的暴發戶式的倨傲。就靠了這種辦法，我們的自由就成為了一種高貴的自由。它帶有一種堂皇動人的面貌。它有一部家譜和顯赫的祖先們。它有它的支柱以及它的徽符。它有它的肖像畫廊、它的紀念銘文、它的記載、物證和勛銜。我們是根據自然在教導我們要尊敬個人這一原則而學習到對我們的公民基本原則的尊敬的，而且是著眼於它們的時代並著眼於把它們遺傳了下來的那些人們的。我們選擇了我們的天性而不是我們的思辨、我們的胸襟而不是我們的發明，來作為我們的權利和特權的偉大培養室和貯存庫；所有你們的辯士們都做不出任何東西能比我們所採取的途徑更好地適應於維護一種合理的而有氣概的自由。 假如你們高興，你們也可以受益於我們的先例，並賦給你們所恢復了的自由以一種相應的尊嚴。你們的特權雖則中斷了，但並沒有被忘懷。你們的憲法，在你們並未能享有的時候，確實是遭到了浪費和敗壞；但是你們卻享有一個高貴而又可敬的堡壘的部分牆壁和整體基礎。你們可能已經修復了這些牆壁；你們可能已經在這些古老的基礎之上重新進行了修建。你們的憲法在它得以完成之前就被中斷了，但是你們已經有了一部憲法，其成分已經非常之接近於所能夠希望的那樣美好。在你們古老的三級會議里，你們有著各個部分，與你們的社會有幸所由以組成的各個行業相對應；你們有過一切的那種結合和一切的那種利益對立，你們有著那種作用和反作用——它們在自然的和政治的世界裡，從各種不調和的權力的相互鬥爭中，得出了宇宙的和諧。這些互相對立和互相衝突的各種利益，是你們認為在你們的舊憲法和在我們目前的憲法之中成為了如此之巨大的污點的，卻對一切魯莽的決策設置下了一道有益的障礙。它們使得深思熟慮成為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然；它們使得一切變化都成為一種妥協 的課題，那自然而然就會得出節制；它們形成了種種氣質 可以防止粗暴的、魯莽的、無法無天的改革，並可以使得少數人或者許多人的所有的為所欲為、不顧一切地運用權力永遠成為行不通的事。通過各個成員與各種利益的那種分歧性，普遍自由所具有的安全性就正如幾個不同等級中所有的各種不同觀點是一樣之多；而由於一個真正的君主的分量壓倒了全體，各個部分就會受到阻礙而不會歪曲，並且會從它們所規定的地位出發。 你們在你們古老的等級中已經有了所有的這些優點；但是你們選擇的行為卻仿佛你們從不曾被納入過公民社會，而一切都得重新開始。你們開始得很糟糕，因為你們是以鄙視屬於你們的一切事物而開始的。你們是在做著沒有本錢的生意。如果你們國家的最近幾代人在你們的眼裡顯得沒有多少光彩的話，你們可以把他們忽略過去並且從更早的祖先群那裡得到你們的要求。在對這些祖先們的一種虔誠的愛戴之下，你們的想像力就會在他們的身上體現為超乎當前的流俗做法之上的一種道德的和智慧的標準；你們就會隨著你們所熱望仿效的範例而升高。尊敬你們的前人，你們也就學會了尊敬你們自己。你們就不會認定法國人是一個昨天的民族，是一個天生低賤、奴顏卑膝的可憐蟲的民族，直到1789年的解放為止。為了以你們的榮譽為代價而為你們的某些窮凶極惡行為的辯護士們提供一個藉口，你們就不會滿足於被說成是一夥逃亡黑奴 (75) ，突然之間從囚牢里跑了出來；因此就要寬恕你們濫用（你們所並不熟悉而又很不適應的）自由。我的可敬的朋友們，把你們想成——我就是一個總在這樣想你們的——是一個節亮慷慨的民族，卻長期被你們對忠實、榮譽和忠誠的高尚而浪漫的情操錯誤地導向了你們的不幸；事態已經不利於你們了，但是你們並沒有被任何不自由的或奴性的氣質所奴役；你們在最熱誠的馴服之中是被一種公共精神的原則所驅使的；在你們國王的身上，你們所崇拜的是你們自己的國家——這樣想豈不是更為明智嗎？你們是不是已經使人了解到，在這種可愛的錯誤的幻覺之中，你們已經比你們聰明的祖先們走得更遠，你們已經決心恢復你們古老的特權，同時你們卻保留著你們古老的和你們最近時代的忠誠和榮譽的精神；或者說假如你們缺乏自信，不能清晰地分辨你們祖先的幾乎已經被忘卻了的憲法，你們卻觀看到了你們在這個國土 (76) 上的鄰人，他們還活生生地保留著歐洲古習慣法的古老原則和典範，只是加以改善以適應於現在的狀態而已——你們遵循著明智的範例，就會向全世界做出新的智慧的範例的。你們就會使得自由的事業在每一個民族的每一個可尊敬的心目之中成為尊貴的東西。由於表明了自由不僅能與法律相調協，而且當其規範得良好時還是有助於法律的，你們就會恥於大地之上的專制主義了。你們就會享有一種非壓迫性的、而是一種生產性的稅收。你們就會享有一種繁榮的商業來培育它。你們就會享有一部自由的憲法；有一個強大的君主制；有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有一個改革了的和受人敬重的教士階級；有一種心平氣和而精力充沛的貴族來領導（而不是來扼殺）你們的德行；你們就會有一個自由的平民階層來競相模仿並充實那種貴族；你們就會有一族受到保護的、心滿意足的、勤勞而馴服的人民，他們被教導著去尋求並且承認德行在一切條件之下所能發現的幸福；人類真正的道德平等就在於此，而不在於那種怪誕的神話，那種神話向註定了要跋涉艱苦生涯的、捉摸不定的旅程的人們，激發了種種虛假的觀念和空洞的希望，而其作用只不過是加重了和惡化了現實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是永遠不能消除的；而且，公民生活的秩序之所以要確立這一點，是為了它使之必須留在卑賤狀態之中的那些人的利益，正如也是為了它能夠使之上升到一種更光彩的（但並非更幸福的）地位的那些人的利益一樣。你們有一樁順利而輕鬆的福祉與光榮的事業在向你們敞開著，那是超乎世界歷史上所曾記載過的任何東西的；但是你們也已經表明了，困難對於人類乃是有益的。 計算一下你們的收穫吧：看一看引導你們的領袖們去鄙視所有他們的前人和所有他們的同時代人以及甚至於鄙視他們自己（直迄他們變得真正可鄙的那個時刻為止）的那些妄自尊大的思維得出的是什麼東西。由於追隨這些虛偽的光明，法蘭西竟以比任何民族所曾購買過的最確鑿無疑的賜福都更為高昂的代價，買下來的是不折不扣的災難！法蘭西用罪行買來了貧困！法蘭西並沒有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德行，而是她放棄了自己的利益以便她可以出賣自己的德行。所有其他的民族都是以從根本上創立、或者是以更大的嚴謹性在推行宗教的這些或那些儀式而開始組建新政府或改造舊政府。所有其他的民族都已經以更嚴肅的風尚奠定了公民自由的基礎以及一種更嚴峻、更有陽剛之氣的道德體系。法蘭西，當其放鬆了王權權威時，卻對風尚的放縱恣睢和對意見與實踐的肆無忌憚的褻瀆神明加倍地予以縱容；並且那漫延到了各色人等，就仿佛她正向通常成其為財富和權力的疾病的一切不幸的腐敗現象接通某種特權或暴露某種隱蔽的利益似的。這就是法蘭西的新的平等原則之一。 法蘭西，由於領袖們的背叛，已經全然玷污了王公們內閣里的寬厚的會議聲調，並且解除了它那最強勁的論據的武裝。她已經神化了暴政那種缺乏信心的黑暗而又可疑的準則，並且教導了國王們在道德政治家們之（今後人們將稱為）虛妄的花言巧語面前發抖。君主們要考慮一下這些人，他們勸告君主們要對於作為自己王位的顛覆者、作為意圖推翻自己的叛逆者的人寄予無限的信心，辦法是在華而不實的藉口之下引導他們輕易善良的天性，容許把勇敢而不忠的人們結合進來參預自己的權力。僅僅這一點（假如再沒有其他的話），就對你們並對全人類是一種無法彌補的災難了。請記住，你們在巴黎的國會告訴了你們的國王，在召集三級會議時，除了他們十分慷慨地過度熱衷於向王位提供支持而外，他用不著有什麼可害怕的。確實，這些人應該把頭藏起來。確實，在他們的勸告引致了他們的君主和他們的國家的傾覆之際，他們應該承擔他們自己的那一份。如此之樂觀的宣言就有助於對權威進行催眠；鼓勵它魯莽地對未經考驗的政策進行危險的冒險；忽視使仁愛有別於愚蠢的那些做法、安排和防範措施；而沒有這些，也就沒有人能對政府、對自由的任何抽象計劃的有益作用負責。因為缺少了這些，他們就看到了對國家的良藥會腐化變質成為對國家的毒藥。他們看到了法國對於一位溫和的合法的君主造反，那要比人們所曾知道有過任何民族起來反抗最非法的篡權者或最血腥的暴君，都帶有更多的激憤、狂暴和侮辱。他們的抗拒是針對著忍讓的；他們的反叛是由於保護而來的，他們打擊的是一隻提供了恩惠、愛護和保護的手。 這一點是不自然的。其餘的則都秩序井然。他們在自己的成功之中發現了對自己的懲罰。法律被推翻了，法庭被顛覆了，工業毫無生機，商業奄奄待斃；已經不納稅，但是人民卻貧困了；教堂遭到洗劫，國家得不到休息；政治的和軍事的無政府狀態成了王國中的憲法；一切人間的和神明的事物都為著公共聲譽這個偶像而被犧牲了，其後果則是國家破產；而一切之中登峰造極的則是新的、不穩定的、搖搖欲墜的權力這份紙債券，即那種窮極無聊的欺詐和乞丐式的掠奪之信譽掃地的紙債券，那是為了支撐一個帝國而發行的通貨，以代替兩大公認的通貨 (77) ——而那兩大公認的通貨是代表人類持久的、傳統的信貸的。但是當財產的原則——它們就是它的產兒和代表——有系統地被顛覆時，它們就從它們所來自的那個大地之上消失了並隱匿了起來。 這一切可憎恨的事情都是必要的嗎？它們真是堅定不移的愛國者們，被迫不得不涉歷鮮血和混亂以抵達平安和繁榮的、自由寧靜的彼岸而進行殊死鬥爭之無可避免的結果嗎？不是的，一點都不是那樣！法蘭西的新鮮的廢墟只要我們放眼望去，就會震撼我們的感情的，它們決不是內戰的蹂躪；它們乃是深遠的和平時期的粗暴無知的謀劃之可悲的但卻富有教育意義的一個紀念碑。它們是輕率而狂妄的——因為沒有人抗拒而且也不可抗拒——權威的表演。那些在這樣以自己的罪行揮霍掉了寶貴的財富的人們、那些造就了公共災禍（那份為國家的最終得救而保留的最後賭注 (78) ）的這群肆無忌憚的奢侈浪費的人們，在他們的前進之中竟沒有遇到什麼——或者不如說就根本沒有遇到任何——反對。他們的整個進程比一場戰爭的進程更像是一次凱旋。他們的先驅者們 (79) 已經走在了他們的前面，摧毀了一切，把一切都拉平在他們的腳下。他們為了被他們所毀滅的國家，不曾流過自己的 一滴血。除了他們的鞋帶子而外，他們對他們更偉大的結果的各種計劃並不曾做出過任何犧牲，而他們卻囚禁他們的國王，殺害他們的同胞公民，把千千萬萬可尊敬的人和可尊敬的家庭投入窮愁悲苦之中，以淚洗面。他們的殘酷甚至於不是恐懼心的怯懦的結果。那乃是他們在他們飽受折磨的大地上因批准了叛國、搶劫、強姦、暗殺、屠戮和焚燒而享有十足的安全感的結果。但是，這一切的原因從一開始就都是明顯的。 這種不受約束的抉擇、這種對罪惡的多情選擇，假如我們不考慮到國民議會的組成的話，看起來就是無法交代的；我不是指它的正式體制（那就其現狀而言，是十分例外的），而是指它在很大程度上所由以構成的材料，那比全世界上所有的手續都要有著上萬倍更為重大的後果。如果我們除了根據它的名稱和職能而外，就對這個議會一無所知的話，那麼就沒有任何色彩可以向我們描繪出任何更為可敬的東西了。就這方面來看，一個研究者的頭腦當其被好像是整個民族的德行與智慧都集中到一個焦點之上的那樣一種可畏的形象所屈服時，就會停頓下來的，哪怕是對事物最惡劣的方面也會遲疑不決而不敢加以譴責。它們看來倒不是可譴責的，而只是神秘莫測的。但是不管是什麼名義、權力、職能、人為的制度，都不能把任何權威體系所由以組成的那些人們，造就成為並不是上帝和自然和教育和他們的生活習慣所造就成他們的那種樣子。人民並沒有超出這些之外的能力。德行和智慧可以是他們選擇的目標；但是他們的選擇既沒有把德行也沒有把智慧賦予他們所選定的那些人們。對於任何這類的權力，他們都沒有任何自然方面的保證 (80) ，他們也沒有任何宗教啟示方面的許諾。 在我讀過了被選入Tiers État［第三等級］ (81) 的人的名單和介紹時，他們隨後的所做所為，並沒有任何事情看起來是可以令人詫異的。確實，在他們中間我看到了某些有名望的人、某些才華耀目的人；但是在國家的任何實際經驗方面，卻找不出一個人來。最優秀的人也只不過是談理論的人。但是不管這些出色的少數人可能怎麼樣，構成其特性並且最後必然決定其方向的，卻是整體的素質和質量。在所有的團體之中，凡是將實行領導的人，必定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要跟隨在後面。他們必須使他們的種種提議符合他們所希望加以指導的那些人們的趣味、才能和心性；因此假如一個議會有很大一部分組成得很邪惡而又很脆弱，那麼除非是世上能有那樣一種極其罕見的——並且因此之故就是不能加以指望的——至高無上的德行，否則的話就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防止有才能的人會通過它而散布開來並且變成為各種荒謬計劃的專門工具！代替非凡高度的德行的，事情倒更有可能是：他們會被邪惡的野心、被對庸俗的光榮的慾念所驅使，如果這樣，那時候議會的這一脆弱的部分——他們最初是與之保持一致的——就輪到自己變成為他們陰謀詭計的愚弄品和工具了。在這場政治交易中，領袖們將不得不向他們的追隨者們的愚昧低頭，而他們的追隨者們則將不得不屈從於他們領袖們的極其惡劣的陰謀詭計。 在任何公共的集會中，領袖們所提出的建議要獲得任何程度的鄭重性，他們就應該尊敬——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是懼怕——他們所指導的那些人。要不被人盲目地領導，追隨者們就必須有資格如其不是作為行動者，至少也是作為審判官；他們必須也是有著天然的分量與權威的審判官。並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保證這類集會中的穩定與溫和的行為，但是他們這個團體應該是令人尊敬地——就生活的現狀而論——由有恆產的、受過教育的人和有著諸如擴展與解放理解力這樣的習慣的人們所組成的。 在召集法國的三級會議時，使我震驚的第一件事就是它大大脫離了古老的渠道。我發現第三等級的代表是由六百人所組成。他們等於其餘兩級代表的總人數。 (82) 如果各個等級分別活動，則人數無需費力去思索，便會是無關緊要的。但是當三個等級合為一體時，那麼這一多數的代表的政策和必然作用就是明顯不過的了。另兩個等級任何一個中有非常之小的背叛，就必定要把這兩者的權力都置於第三等級之手。事實上，這個等級的全部權力不久就歸併到了那個團體之內。 (83) 因此，它的正式組成就具有無限重要的意義。 閣下，當我發現該議會的很大一部分比例（我相信是出席的成員的大部分）是由法律的開業者們所構成的，就請您判斷一下我的驚異吧。 (84) 它並不是由顯赫的行政官員（他們曾宣誓以自己的知識、審慎和品格效忠於國家），並不是由居領導地位的律師（他們是法庭的光榮），也不是由有名的大學教授所組成的；而是絕大部分（正如這樣的一種數目所必然地）都由下等的、無知無識的、機器般的、純屬各行各業的馴服工具的那些成員們所組成的。也有顯著的例外；但是一般成分則是默默無聞的地方律師、小地方司法機關的管事人、鄉村的法律代理人、公證人和一大串市鎮訴訟的有司、農村糾紛的瑣屑爭執的挑撥者和調解人。從我讀到這份名單的那一剎那，我就清楚地看到了——而且幾乎正像它所發生的那樣——一切隨後發生的事。 任何一種行業被認為所應有的估價水準，都成了從業者們對他們自己的估價的標準。不管許多律師的個人優點可能是什麼，而且那在許多人的身上無疑是很可觀的；但是在那個軍事王國里這個行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曾受到人的重視，除了其中地位最高的那些人——他們往往把自己的職位結合於偉大的家族榮譽並被授予巨大的權力和權威。這些人肯定都是受人高度尊敬的，並且甚至於對他們懷有很大程度的畏懼之情。但是再下的一級就不大為人重視了；那機械的部分其聲譽程度是很低的。 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是至高無上的權威被賦給了這樣組成的一個團體，那麼它就必定會明顯昭著地產生要把至高無上的權威置之於習慣上並沒有受過教育要尊重自己的那種人之手的後果；他們此前並沒有幸運在品格上受到過威脅，他們也不能被人期待著有什麼節制或者是謹慎行事，他們自身必定會比任何別人都更加驚異於發現自己手中的權力。誰能夠自詡，這些人突然之間並且仿佛是魔術般地從最低微的屈從階層之中被推了出來，是不會陶醉於自己意料不到的偉大之中的呢？誰能夠設想，習慣上總是好管閒事、冒險、機巧、活躍、秉性好鬥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們，會輕易地就回到他們那種古老而又含糊不清的爭論和艱辛的、低級的、無利可圖的詭辯裡面去呢？誰又能懷疑，唯有必須是由國家來負擔（這一點是他們一無所知的），他們才能夠追求他們個人的私利（這是他們太了解的了）呢？這並不是一樁取決於機遇或偶然的事。它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必然的；它是植根於事物的本性之中的。他們必定要參與 ——假如他們的能力不容許他們領導的話——任何一種可能為他們獲得一部聚訟紛紜的憲法 的計劃，那就能夠為他們打開數不清的有利可圖的工作的大門，那些工作會隨著國家一連串種種巨大的痙攣和革命（特別是一切巨大的和激烈的財產變動）而到來的。難道能夠期待著他們會照顧財產的穩定性嗎？——他們的存在，總是有賴於一切使得財產成為有問題的、曖昧不明的和不可靠的東西的。他們的目標會隨著他們地位的提高而擴大，但是他們的心性和習慣以及完成他們計劃的方式，卻必定是始終如一的。 好！可是這些人卻受到其他類型有更冷靜的頭腦和更廣闊的理解的人的影響和約束。他們那時候是不是也被一小撮鄉下老粗們的超級顯赫的權威和可怕的尊嚴所震懾呢？這些鄉下佬在那個議會裡有席位，其中有些人據說還不能閱讀和書寫。還有數目差不多的商人，他們儘管多受了點兒教育，社會地位也更顯赫一些，卻是除了他們賬房裡的事情而外從來就不知道有任何別的。不！這兩類人只是更加容易變成被律師們的陰謀詭計所壓倒和左右，而不是成為對他們的制約。具有這樣一種危險的比例失調， (85) 全體就必定要被他們所統治。與法律界相聯合的，還有一個相當可觀的醫學界的比例。醫學界在法國並不比法律界更享有其公正的評價。因此，它的從業者就必須具有那些並不習慣於尊嚴的情操的人們的品質。但是假設他們是置身於他們所應有的地位，而且他們確實也是那樣的話（就像在我們這裡一樣），那麼病榻之旁卻並不是造就政治家和立法者的學院。然後出現的是股票和基金的交易商，他們必定不惜任何代價渴望著把自己理想中的紙面財富轉化為更為牢靠的土地資源。在這些人之外，還參與有其他各色人等，從他們那裡並不能夠期待有什麼對一個偉大國家的利益的知識或關注，以及對任何制度的穩定性有什麼關懷；人們都被造就為工具而不是控制者。一般說來，國民議會中Tiers État［第三等級］的構成就是如此，其中簡直看不到我們所稱之為對國家的天然的鄉土之情的絲毫痕跡。 我們知道英國下院 (86) 並不向任何階級的任何人才關起它的大門，它由於各種適當原因的確實運作，就在地位上、在出身上、在世襲的和後天的財富上、在有教養的才能上、在軍事的民事的海事的和政治的卓異上充滿了這個國家所能提供的一切輝煌的東西。但是假設——這是很難以假設的情況——［英國］下院是以法國Tiers État［第三等級］的同樣方式而組成的，那麼這種騙局的統治能被人忍受嗎？或者甚至於能被人想像而不感到恐怖嗎？上帝禁止我去含沙射影地說任何有損於那種行業的話，因為它是另一種祭司，在行使著神聖的正義的權利。但是當我尊敬人們行使屬於他們的職能，並且盡力做到像一個人所能做到的那樣，防止他們被排除於任何職能之外時，我卻不能為了奉承他們而向自然撒謊。他們在這個組織中是良好的和有用的；但是假如他們占有優勢以致於事實上變成了全體，那麼他們就必定會成為災難了。他們在自己特殊職能方面的優越性，很可能遠遠超過了別人的條件。但是這一點是逃不過人們的觀察的，即當人們過分局限於職業的和專業的習慣時，而且當其在那種狹隘的圈子裡反覆加以應用而變得根深蒂固時，他們與其說是有資格，倒不如說是沒有能力去做有賴於人類的知識、有賴於複雜事務的經驗、有賴於關於各種複雜的內外利益（它們，都參與形成那個被人稱之為國家的五花八門的東西）的有廣泛聯繫的觀點的任何事情。 歸根結底，倘若下院就是一個全然職業性和專業性的組織，下院既然是被法律、習慣、理論與實踐的成文規則之不可動搖的屏障所限定和封閉，被上院所制衡，而且它的存在又時時刻刻都要依靠王權的規定來決定延續、中止或解散我們；那麼下院的權力又是什麼呢？下院的權力——直接的或間接的——的確很大，並且但願它能長期充分保持其偉大以及屬於真正偉大性的精神；並且只要它能使在印度的法律破壞者 (87) 不致成為英格蘭法律的制訂者，它就能做到這一點。然而，［英國］下院的權力即使一點兒都沒有減小，比起你們［法國］國民議會中穩定的多數身上所掌握的權力來，也只是滄海中的一粟而已。那個［國民］議會自從推翻了秩序以後，就沒有根本法，沒有嚴格的慣例，沒有受人尊敬的習俗來限制它。他們發現自己不是有義務要遵守一部固定的憲法，反而是自己有權力制訂一部能符合自己想法的憲法。普天之下，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用來控制他們。又應該是什麼樣的頭腦、心靈和氣質才有資格或者才敢於不只是在一部固定的憲法之下制訂法律，而且還一舉而對一個偉大的王國——對其中的每一部分，從在位的君主直到一個教區的小教堂——拋出一部嶄新的憲法來呢？但是，——「笨蛋闖進了天使不敢落腳的地方。」在這樣一種對未經界定和不可能界定的目的之不加限制的權力狀態之中，一個對職務在道德上而且幾乎在體力上是不能勝任的人，其災難必定會是我們所可能想像發生在處理人事上的最大的災難。 考慮過了第三等級在其原來所處的結構中的成分之後，我來看一下教士的代表們。在那裡似乎也是，在他們的選舉原則中根本就沒有顧及到對於財產的普遍保障或者他們公共目標的代理人的才能。選舉是這樣設計的，以便把很大一個比例的單純的鄉村有酬牧師 (88) 派來從事這項偉大而艱巨的從新塑造國家的工作；只不過在圖片上看見過國家的人並且在偏僻的鄉村邊界以外就對於世界一無所知的人，這些人沉淪在絕望的貧困之中，除了以嫉妒的眼光而外就不會看待任何財產，無論是世俗的、還是教會的財產；他們中間必然會有很多人，懷著能夠分到掠奪來的最微小的一份這最小的希望，就輕而易舉地參與圖謀那份看來很難說是他也有份的財產，除非那是一場大爭奪。這些代理牧師們不是在制衡其他在議會裡活躍著的騙子們的權力，而是必然地成為那些人的積極的助手，或者最好也只是消極的工具，他們習慣地被那些人引到他們瑣屑的鄉村事務里去。他們也很難成為他們那類人中最真心實意的人，那類人利用自己那種不中用的悟性，卻能策劃出一種信任來，把他們從他們與他們那伙人的自然關係中以及從他們自然的行動範圍中導向擔當起復興王國的事業來。這種占壓倒優勢的分量，再加上Tiers État［第三等級］騙子集團的力量，就形成了那種愚昧、粗暴、狂妄和掠奪欲的衝擊力，那是任何東西都阻擋不住的。 對於細心觀察的人來說，從一開頭看來就必定是第三等級的大多數與我所描述過的這樣一個來自教士的代表團相聯合，而當其力圖推翻貴族時，就會不可避免地屈從於那個階級中某些個人的最惡劣的詭計。這些個人玷污了並侮辱了他們自己的等級，他們掌握著一筆可靠的資金來償付他們的新追隨者。大肆揮霍種種可以使得他們同夥們開心的東西，對於他們來說一點兒都算不得什麼犧牲。衝動而又心懷不滿的有身分的人們，與他們之被個人的驕傲和狂妄所激動成比例，一般地都是鄙視自己的等級的。他們那種自私且具災難性的野心所呈現的最初徵兆之一，就是他們對與別人所共享的尊嚴不屑於一顧。依附於自己的同類、熱愛我們在社會中所屬的那個小集團——這是公共感情的第一條原則（仿佛就是它的胚胎）。這是我們所由以走向熱愛自己國家和熱愛人類那條鎖鏈的最初一環。對那一部分社會的安排感興趣，就成為對於組成了它的所有那些人手的信任；而且既然除了壞人以外絕沒有任何人會對它濫加論證，所以除了賣國賊而外就絕不會有人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出賣它。 在我們英格蘭的內亂時期（我不知道在你們法國的議會有沒有過任何這樣的時期），曾有過幾位人物，比如當時的荷蘭伯爵 (89) ，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家庭由於揮霍王室賞給他們的恩賜而使得王室臭名遠揚，他們後來又參加了由於人們不滿而掀起的反叛，而他們本身就是那些不滿的起因；他們協助顛覆了王位，而他們又有賴於王位，對有些人來說，是其生存，對其餘的人來說，則是那種他們所用來推翻他們恩主的全部權力。假如對於那種人的貪得無厭的要求規定了界限的話，或者是也容許別人來分享他們所霸占的東西的話，那麼報復和嫉妒很快就填補起他們的貪婪所留下來的貪得無厭的空虛。他們的理性被複雜失調的情緒所攪亂，已經是一片顛倒；他們的眼光變得龐大又惶惑；那對別人是莫名其妙的，對他們自己則是捉摸不定的。他們發現，他們在任何固定的事物秩序中的無原則的野心在各個方面都是有界限的。但是在一片混亂的迷霧和朦朧之中，一切就都被擴大了，並且看起來像是沒有任何限度似的。 當有地位的人們為著一種沒有明確目標的野心而犧牲了尊嚴的一切觀念，並且是以低級的手段、為著低級的目的而工作時，整個氣質就都是低級而可鄙的了。難道某些類似這樣的東西，現在不是正出現在法國嗎？難道它不是產生了某些不名譽的和不光彩的事情嗎？在所有的現行政策中，難道不全都有著一種卑鄙嗎？在一切的所做所為中，難道不都有一種傾向要隨著個人一道而降低國家的一切尊嚴和重要性嗎？進行其他革命的人們，在他們企圖進行或者是實際上造成了國家的變革時，全都是由於推進了人民——人民的和平是被他們攪亂了的——的尊嚴而使自己的野心得以聖潔化的。他們有長遠的眼光。他們以治理好國家而不是以毀滅國家為目的。他們是具有偉大的政治天才和偉大的軍事天才的人，如果說他們也是他們時代的恐怖和裝飾品的話。他們不像猶太人的掮客那樣，競相爭執誰最能夠以騙人的通貨和貶值的紙幣來彌補由他們那些墮落的會議給他們的國家所造成的悲慘和殘破。這種老式的偉大的壞人中有一位（克倫威爾 (90) ）得到了他自己的同胞、一位當時受人愛戴的詩人 (91) 的稱頌，它表明了他所提出的都是些什麼，他在自己野心的成功之中在很大程度上確實都成就了些什麼： 「正如您 靜靜地升起，國家 也升華了， 「當它由您 加以改變時，並不是一片混亂； 「就像世界偉大的場景在改變，無聲無息， 「升起的太陽摧毀了黑夜的庸俗 之光。」 這些搗亂者不大像篡權者那樣地要肯定自己在社會中的自然位置。他們的升起，是來照亮和美化這個世界的。他們之徵服自己的對手，是以自己的光芒蓋過了自己的對手的。那隻像一個毀滅的天使在打擊這個國家的手，同時也把國家所忍受的力量和能量傳遞給了它。我並不說（上帝不許那樣說），我並不說這些人的德行可以看作是對他們罪行的一種平衡；但是它們卻是對他們罪行的效果的某種矯正。正如我說過的，我們的克倫威爾就是這樣。你們［法國］的吉斯、孔代和科利尼整整那幾族人 (92) 也是這樣。黎塞留家族 (93) 也是這樣，他們在較為平靜的時期，卻以內戰的精神在行事。像這樣人品較好、從事的事業較少可疑之點的，還有你們的亨利四世和你們的蘇利 (94) ，儘管他們是在內亂之中養育起來的，並不是全然沒有自己的某些污點。這是一件發人深省的事，應該看一下法國當她有了一個喘息的時刻時，是多麼快地就從任何國家所曾有過的最漫長和最可怕的內戰之中恢復並站立了起來。為什麼？就因為在所有他們的屠殺之中，他們並不曾害死他們國家的心靈 。一種自覺的尊嚴、一種高貴的驕傲、一種強烈的榮譽和競爭意識，並沒有被消滅。相反地，它卻被點燃了並且在燃燒著。國家的各個器官，不管是多麼破碎，依然存在著。所有對榮譽和德行的獎勵、所有的報償、所有的區別，都還依舊。但是你們當前的混亂就像是一場癱瘓，已經打擊了生命泉源的本身。在需要以一種榮譽的原則來推動的局勢之中，你們國家的每一個人卻都在含垢忍辱，除非是在一種委屈而羞辱的憤怒之中，就不可能享有生命的感覺。但是這一代人將很快地就成為過去的。下一代的貴族將有似於陰謀家和小丑，有似於錢商、高利貸者和猶太人，這些人會永遠都是他們的同夥，有時候還是他們的主子。閣下，請相信我，凡是企圖使人平均的人，絕不會使人平等。在由各色公民所組成的一切社會裡，某類公民必定是在最上層。因此，平均派只不過是改變和顛倒了事物的自然秩序而已；他們使社會的大廈不堪重負，因為他們把結構的堅固性所需要放在地上的東西置之於空中。裁縫們和木匠們的聯合——（例如，巴黎的）共和國就是由他們組成的——是不能應付你們以最惡劣的篡奪，即一種對自然特權的篡奪而企圖迫使他們進入的那種局勢的。 在三級會議開幕時，法國的財政大臣以一番辭令華美的語調說道，一切職業都是榮譽的。假如他的意思是說，沒有哪種正當的雇員是不光彩的，那麼他就並沒有超出真理。但是我們在肯定任何事情都是榮譽時，卻包含有對其垂青程度的區別。一個理髮匠或一個蠟燭商的職業，對任何人都不會是一樁榮譽——更不用說許多其他伺候人的僱工了。這類行業的人，不應當受到國家的壓迫；但是如果允許像他們那樣的人個別地或集體地來進行統治的話，國家可就要遭受壓迫了。在這一點上，你們認為自己是在向偏見進行鬥爭，但是你們卻是在向自然開戰。 (95) 親愛的閣下，我並不設想您是屬於那種詭辯的、強詞奪理的人，或者是屬於那種極不坦率的遲鈍的人，竟至於對每一種普遍的看法或觀點都要求對各種糾正和例外加以明確詳盡的說明，那本是理性假定會包含在一切出自有理性的人的普遍命題之中的。您並不會想像，我希望把權力、權威和榮譽，僅僅限定於血統、名分和頭銜。不會的，閣下。除了實際的或設想中的德行和智慧而外，政府並沒有任何資格的限制。只要是實際上發現了有它們的地方，它們無論在哪個國家，無論在什麼地位、職業或行業，都有上天的通行證通向人世上的地位和榮譽的。一個國家瘋狂地和邪惡地排斥政治的、軍事的或宗教的才幹與德行的服務（那些才幹與德行之賦予人們正是為它增光和服務的），並且把一切造就出來是要圍繞著國家放射出光輝和光榮來的東西都貶斥到默默無聞的地步——這樣的國家就有禍了。走到相反的極端，把一種低水平的教育、對事物的一種庸俗狹隘的眼光、一種污穢的僱傭職業，當作是一種值得博取的資格——這樣的國家也有禍了。一切事情都應該開放，但卻並不是對每一個人都毫無區別。沒有哪種輪換制、沒有哪種以抽籤任命的辦法、沒有哪種以抽籤制或輪換制 (96) 的精神而進行的選舉方式，在一個涉及到廣泛目標的政府之中可能是普遍良好的。因為他們並沒有直接或間接的意圖，要著眼於責任而選擇人或者是使之彼此適應。我要毫不遲疑地說，從默默無聞的狀況通向榮名顯赫的道路不應該弄得太容易，也不應該過於是一樁理所當然的事。假如說罕見的才能是一切罕見的事物之中最為罕見的，那麼它就應該經過某種驗證。榮譽的殿堂應該是坐落在卓越性之上的。假如它是經過德行而被打開的，那麼也應該記得，德行是只有由某種困難和某種鬥爭才能得到考驗的。 凡是不能代表一個國家的能力以及它的財產的東西，就不能成為一個國家的恰當的和適宜的代表。但是既然能力是一項生氣蓬勃的積極原則，並且既然財產是呆滯的、遲鈍的和畏怯的，所以它就永遠不可能不受到能力的侵犯，除非是它脫離了一切的比例而在這種代表之中占有主導地位。它也必須表現為大量的積累，否則它就得不到正當的保護。財產由於其獲得了與儲存相結合的原則所形成的特性，就會是不平等的。因此，激發了嫉妒和誘發了貪婪的那些大量財富，就必須把危險的可能性置之於度外。然後，它們就以其全部的級差而對財產較少的人形成了一道自然的壁壘。同樣數量的財產，由於事物的自然歷程而被許多人所分享，就不會起同樣的作用。隨著它的被分散，它的防衛力量也就越發地被削弱。在這一分散的過程之中，每個人的那部分都要少於他渴望可以自詡由於消耗別人的積累而獲得的東西。掠奪少數人，確實只不過會對多數人的分配額給予一個不可思議之小的份額而已。但是多數人卻並未能做出這種計算，而那些領導他們去掠奪的人，卻從來都無意於做出這種分配。 在我們家庭中延續我們財產的這種權力，就是屬於其中最有價值和最有趣味的情況之一，並且是最傾向於延續社會自身的那種東西。它使得我們的弱點屈服於我們的德行；它甚至於把仁愛移植到貪財上面來。家庭財富的、以及伴隨著世襲占有而來的（與之最為有關的）顯赫名望的享有者，就是這種傳遞過程的天然保安人員。在我們［英國］這裡，貴族院（House of Peers）就是依據這一原則而形成的。它完全是由世襲財產和世襲名望所構成的；並且因此就成為立法機構的第三位；而且終於成為了對一切財產進行一切再分配之唯一的審判官。下議院儘管不是必然地、卻在事實上而且在遠為更大的部分上，也總是這樣構成的。讓那些大財主們去成為他們所願望的東西吧，他們也有機會躋身於最優秀者之林的，他們在最壞的情況下也會成為國家這艘船的壓艙石。因為儘管世襲財富以及與之相伴而來的地位被那些匍匐在地上的諂媚者們和對權力的盲目而卑鄙的崇拜者們過分地偶像化了，它們卻也在哲學之任性的、僭越的而短視的不肖子弟們的淺薄的思辨中被粗魯地忽視了。某些體面的、規矩的卓越地位，某些對出身的偏重（而非排他性的占有），既不是不自然的，也不是不公正的或不恰當的。 據說，2400萬人應該壓倒20萬人。 (97) 確實是的；假如一個王國的憲法就是一個算術問題的話。這種說法很可以把街頭上的燈杆 (98) 作為它的下一步；但是對於能夠平心靜氣推理的人，這是可笑的。多數人的意志和他們的利益必然往往是有分歧的；而當他們做出一種壞的抉擇的時候，分歧就會很大。一個由500名鄉村律師代理人和名不見經傳的代理牧師組成的政府，對於2400萬人來說並不是件好事，雖說它是由840萬人選出來的；而它由已經出賣了對自己的信託以便博取權力的一打有身分的人來引導也並不就更好。目前，你們似乎是在一切事情上都已經偏離了自然的大道。法國的財產並沒有在駕馭它。當然，財產是被搗毀了，而合理的自由卻並不存在。你們目前所得到的一切，乃是一紙空文和一部玩股票的憲法；至於未來，你們認真想過法國的領土在83個獨立行政區（更不要說組成它們的各個部分）的共和體系之上居然能夠作為一個整體而加以治理，或者是由於一個人頭腦的衝動而居然能夠開動起來嗎？當國民議會完成了它的工作時，它也就完成了它的垮台。這些共和國不會長久忍受一種對巴黎共和國的屈服狀態的。他們將不會忍受這個團體來壟斷對國王的俘虜和對自稱為「國民」的那個議會的統治。每一方都將給自己保留自己的那一份教會贓物；它不會容忍那份贓物或者他們更為正當的勤勞果實或者他們土地上的天然產品，被送給巴黎的機制去膨脹它那驕橫暴戾，或者是去縱容它那驕奢淫逸的。在這裡面，他們將看不到任何的那種平等——在那種平等的藉口之下，他們被誘導拋棄了他們對君主的效忠以及他們國家古代的憲法。在這樣一部像他們近來所制訂的憲法中，不可能有一個首都城市。他們已經忘記了，在他們建構民主政府的時候，他們事實上已經肢解了他們的國家。他們所堅持稱之為國王的那個人，連把這些共和國的整體足以結合在一起的權力的百分之一都沒有保留下來。這個巴黎共和國確實是企圖完成軍隊的墮落並且非法地延續議會（而不求助於它的選民），作為延續它那專制主義的手段。它由於變成為漫無節制的紙幣流通的中心，而將努力把一切都吸引到它自己那裡來，但這是枉然。全部這種政策到頭來所呈現的脆弱，將正有如它目前的狂暴一樣。 假如與你們仿佛是奉了上帝的和人的聲音的號召那種形勢相對照，這就是你們的實際形勢的話，那麼我在自己的內心裡就無法找到它而可以祝賀你們所做出的抉擇或者是伴隨著你們的企圖而來的成功。我也很難向任何別的民族推薦一種基於這樣的原則和產生這樣效果的行為。這件事我只好留待給對你們的事務比我能看得更遠並且最能懂得你們的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有利於他們的設計的那些人了。革命協會的先生們的祝賀來得那麼早，看來是強烈地認為有關這個國家是有著某種政治規劃的，而你們的經歷可能在某種方式上在其中是很有用的。因為你們的普賴斯博士似乎是以很大程度的熱情把自己投入了這個題目，他以如下引人矚目的話向他的聽眾們演說道：「我不能在做結論時，不特別 請你們回想到我曾不止一次提到過 的那種思考，而且你們的思想或許一直在預期 著它；這種思考在我的心靈中的感受要比我所能表達 的更多。我指的是有關目前時期之利於自由事業的一切努力 的那種思考。」 很顯然，這位政治宣道師 的心靈這時是被某種非凡的計劃所膨脹起來的；而且很可能是他的聽眾——他們要比我更理解他——都在他以前就經歷過他的想法以及它所引致的整個一連串的後果。 在我讀到這篇講道之前，我確實認為我曾經在一個自由的國度里 (99) 生活過；而我所珍視的卻是一個錯誤，因為它使我更喜歡我所生活於其中的這個國家 (100) 。當時我的確覺察到，一種警惕的、永遠在覺醒著的靈敏感，對於保衛我們的自由這一財富——不僅是防範侵略，而且是防範敗壞和腐化——乃是我們最佳的智慧和我們最大的責任。然而，我認為那種財富不如說是一種要加以保障的享有權，而不是一種要去競爭的獎品。我並沒有看出目前時期會怎樣地非常之有利於對自由事業的一切努力 。目前時期與其他的時期之不同，僅只在於法國所做出的事情的那種狀況。如果那個國家的例子對這個國家會有影響的話，那麼我很容易設想何以他們某些進程有著不愉快的方面而且與人道、寬宏、善意和正義不太調和，卻又能以對於行為者有著如此之多的柔順的溫情和對於受難者有著如此之多的英勇的毅力而得以緩解。要是不信任我們有意去追隨的那種樣板的權威性，那肯定是很不慎重的。但是承認了這一點，我們便被導向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即，那種自由的事業是什麼，而且為了它所進行的努力——其中法國的例子是如此突出地顯著——又是什麼？是不是要消滅我們的君主制，以及這個王國［英國］的一切法律、一切審判法庭以及一切古來的組織？是不是為了擁護一部幾何學式的和算學式的憲法，這個國家的一切路標就都要被撤銷？是不是上院就要被投票表決為無用？是不是教區制就要被取消？是不是教會的土地就要出售給猶太人和經紀人，或是用之於賄賂新發明的各個城市共和國而淪為一場參與盜竊聖物的行為？是不是所有的捐稅就都被表決為冤案，而稅收就要轉化為一種愛國的捐獻或一種愛國的贈禮呢？是不是為了支持這個王國［英國］的海軍力量，銀鞋扣就要替代土地稅和麥芽稅呢？ (101) 是不是所有的品級、身分和區別都要打亂，從而從普遍的無政府狀態之中（再加上國家的破產），三四千個民主政府就應該形成為83個，而它們又由於某種人所不知的吸引力就會組成為一個了呢？為了這一偉大的目標，軍隊是不是就要被引誘脫離它的紀律和它的忠誠呢？——首先是以各式各樣的墮落，然後則是以增加捐款這種可怕的先例。是不是教區牧師要被引誘脫離他們的主教呢？——向主教們提出一種虛幻的希望以便得到他們自己等級的一份贓物。是不是倫敦的公民們要以他們自己同胞的錢來養活自己從而脫離自己的效忠呢？是不是這個王國合法的硬幣，要被一種強制性的紙幣所取代呢？是不是所掠奪來的公共稅收的剩餘部分，要用之於維持兩支軍隊的互相監視和互相討伐這一野心的規劃呢？假如說這些就是革命協會的目的和手段的話，那麼我承認它們配合得很不錯，而且法國以這些先例就可以向他們供應這兩者。 我知道，你們的先例之被提了出來是要羞辱我們的。我知道我們被認為是一個愚笨的、遲鈍的民族，由於認為我們的局面是可以忍受的而變得消極順從了；由於有了一點點自由而永遠無法獲得充分完美的自由了。你們法國的領袖們一開始是傾向於羨慕——幾乎是崇拜——英國的憲法的；但是隨著他們的前進，他們就開始以一種主宰者的輕蔑態度在鄙夷它了。你們國民議會在我們這裡的朋友們，對於以前被認為是自己國家的光榮的東西，充分懷有同樣卑鄙的一種見解。革命協會已經發現了英國這個國家是不自由的。他們深信不疑的是，我們代議制中的不平等乃是「我們憲法中的如此粗暴和顯著 的缺點，以致於它主要地是在形式上 和理論上 才顯得優異。」 (102) 一個王國立法體系中的代議制，不僅是其中全部憲法自由的基礎，而且也是「一切合法政府 」的基礎；「而沒有這一點，一個政府 就只不過是一種篡奪 行為而已；」——「當代議制只是局部 的，則這個王國就只是局部地 享有自由，而且如果是極其局部的，它就只得出一種貌似 ；假如不僅是極其局部的，而且還是賄選的，它就成了一種麻煩 。」普賴斯博士認為代議制的這種不合宜性乃是我們的根本大患 ；而且雖說關於代議制有這種相似性的腐敗現象，他卻期待著那還不曾到達其充分完整的腐朽，但是他深恐「為我們所獲得這種根本的賜福，將會一事無成，直到某種巨大的濫用權力 再度激發我們的憎恨，或某種巨大的災難 再度驚醒了我們的恐懼心的時候為止，或者是直到別的國家 獲得了一種純粹而平等 的代議制，但我們卻被人嘲笑只不過是影子 的時候為止，這時候別人的獲得才會燃起我們的羞恥心。」對於這一點，他又增添了如下這樣一些字樣：「這樣一種代議制主要是由財富和人民中少數 千把個渣滓 所選舉出來的，他們的選票一般都是被收買的。」 這裡您會嘲笑這些民主派的一貫性；當他們沒有警惕的時候，他們就以極其鄙夷的態度對待社會中較低賤的那部分人，而同時他們又佯裝要把那部分人當成是一切權力的貯藏所。向你們指出潛伏在「不適當的代議制」這個詞句的普遍性和不確定性之下的許多謬誤，將會需要很長的論證。對那種老式的憲法——在它下面我們曾長期昌盛過——要做到公正，我這裡只需說，我們的代議制已經被發現是十足地適合於人民所能期望或設計的一種代議制的全部目的的。我蔑視我們憲法的敵人，他們不能證明相反的東西。要詳盡說明我們發現它能非常之好地促進它的目的的種種細節，需要有一部論述我們實際的憲法的專著了。我這裡陳述革命派的學說，只是為了讓您和別人可以看出這些先生們對他們國家的憲法抱有怎樣的一種見解，以及何以他們似乎在想：某種巨大的濫用權力或某種巨大的災難對一部符合他們觀念的憲法乃是一次賜福的機會，它會大大緩解他們的情緒；您會看到他們何以 是如此之醉心於你們那種公正而平等的代議制，一旦擁有了它，同樣的效果就可以隨之而來。您會看到他們把我們的下院認為僅僅是一種「貌似」、「形式」、「理論」、「影子」、「笑柄」，或許還是一種「麻煩」。 這些先生們估價他們自己是有體系的，而且還是有道理的。因此他們必須把代議制的這種粗暴而顯著的缺點、這種精神的痛苦（他們是這樣稱它的），視為不僅其本身是一種罪惡的東西，而且還使得我們整個政府都成為了絕對非法的 ，一點兒都不比一場直截了當的謀篡 更好些。為了驅除這種非法的和被篡奪的政府，另一場革命當然就是完全有理由的了——假如不是絕對必要的話。如果您仔細考察一下他們的原則的話，它確實要比改變一下下院的選舉走得更遠得多；因為假如人民代議制或選舉對於一切政府的合法性 都是必要的話，那麼上院一下子就變成私生子和血統不純的了。上院根本不是代表人民的，哪怕是「貌似或者在形式上」。王位的情形也整個是同樣地糟糕。國王可以枉然努力要以根據革命所確立的權威來向這些先生們掩飾他自己。為了要有一個名義而訴諸的那場大革命，其本身在他們體系里也需要有一個名義。依照他們的理論，大革命乃是建立在一個並不比我們目前的形式手續更為堅實的基礎之上的——像是由一個上院以及由一個恰好像目前的下院（也就是說，像他們所稱為的）是由一個純屬「影子和笑柄」的代議制所構成的那樣。 有些東西是他們必須摧毀的，否則他們的存在對於自己就似乎沒有目的了。一種是要通過教權來摧毀政權；另一種則是要通過政權來消滅教權。他們覺察到在完成對教會與國家的這場雙重的毀滅之中，可能給公眾帶來最惡劣的後果；但是他們是如此之熱衷於自己的理論，以致於他們不止於是在提示說，這場毀滅以其必然導致的和伴隨而來的全部災難——而且這在他們看來是十分肯定的——對於他們並非是不可接受的，或者是遠離他們的願望的。他們中間有一位極有權威、並且肯定是極有才幹的人 (103) ，在談到教會與國家之間的一場假想的聯盟時說道：「或許我們必須等待政權的滅亡 ，然後這種最不自然的聯盟才會崩潰。那個時候無疑地將是災難性的。但是假如說政治世界的痙攣會伴隨有如此之可願望的一種效果的話，那麼它又有什麼可悲泣的呢？」您看，這些先生們是準備以怎樣一種堅定的眼光在觀看可能降臨到他們國家頭上最重大的災難的！ 因此不足為奇的是，由於對他們國內的憲法和政府中的一切事物都懷有這類觀念——無論是教會的還是國家的，無論是作為非法的與被篡奪來的，還是最好也只是作為一種枉然的笑柄——他們便以一種渴望而熾烈的熱情在觀看著國外。當他們被這些觀念所支配時，要向他們談他們祖先們的實踐、他們國家的根本法律、一部憲法的固定形式——它的種種優點是被長期經驗的堅實考驗並且是被不斷增長的公共力量和國家繁榮所證實了的——就是枉然的了。他們把經驗鄙夷為文盲的智慧，至於其他東西，則他們已經在地下埋好了地雷，它將在轟然一聲的爆炸中粉碎一切古老的規範、一切先例、憲章和議會的法案。他們有「人權」 (104) 。不可能有任何規定是反對這些權利的；沒有任何協定對這些權利是有約束力的；這些權利是不承認任何節制和任何妥協的；任何扼制他們的充分要求的東西，都充滿了大量的狡詐和不正義。他們的人權是不容許任何政府以其延續的悠久性或以其行政措施的正義性和寬大性來尋求安全而反對這些權利的。這些思辨家的反對意見——假如它的形式和他們的理論不一致的話——在反對這樣一種古老的和仁慈的政府時，是和反對最兇殘的暴政或最積極活動的篡奪同樣地有效。他們總是與政府在爭論，不是在濫用權力的問題上，而是在資格的問題上、在名義的問題上。我對他們那種政治形上學的尷尬的微妙性，不想說什麼。讓他們成為他們學校里的趣聞吧。——「Illa se jactet in aula-Aeolus, et clauso ventorum carcere regnet.」［「在那座殿堂里，讓伊奧魯斯去咆哮吧，當他對大風關閉了地牢時，就讓他在那裡面統治吧。」］ (105) ——但是別讓他們搗毀監獄像是一場黎凡特風 (106) 那樣地爆發，以它們的颶風橫掃大地並爆出深處的泉水而把我們淹沒。 我遠遠不是在理論上要否定（完全有如我內心裡遠遠不是要在實踐上阻止——假如我有能力去做或者去阻止的話）真正的 人權。在否定他們虛假的權利要求時，我並不想要損害那些真正的權利，那些是他們所號稱的權利要全盤加以摧毀的。假如說公民社會是為了人類的好處而建立的，那麼它所為之而建立的那一切好處就成為了人的權利。它是一種慈愛的制度；而法律本身則是唯一按規矩實行的慈愛。人們有權按照那種規矩而生活；他們有權行事公正，正如在他們的同胞中間那樣，無論他們的同胞是擔任公職還是從事平凡的行業。他們有權得到他們的勞動果實，有權得到使他們的勞動果實豐碩的各種手段。他們有權得到他們父輩的所有，有權哺育和改進他們的後裔，有權生時受到教育、死時得享安慰。凡是每一個人不侵犯他人而能獨立做到的事，他就有權為自己做出；而且他還有權公正地得到全體中間的一部分，那是社會以其技術和力量的全部結合可以為他的利益而做到的。在這種夥伴關係中，一切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但並不是都獲得同等的東西。一個在合夥中只有五先令的人對它所享有的權利，正如一個有五百磅的人對他那更大的股份所享有的權利一樣。但是他在合股的收益之中，卻無權享有同樣之多的股息；至於每一個個人在管理國家事務上所應享有的權力、權威和方針的份額，則我決不承認它是人在公民社會中的直接的原始權利；因為我考慮的是公民社會的人，而不是別的什麼。那是一樁要由約定來加以安排的東西。 如果公民社會是約定的產兒，那種約定就必須是它的法律。那種約定就必須限制和規範所有的憲法條文——它們全都是在那種約定之下形成的。每種立法的、司法的或行政的權力，都是它的產物。在任何其他的事物狀態之下，它們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一個人怎麼可能在公民社會的種種約定之下，聲稱享有甚至還並沒有設定其存在的那些權利呢？享有那些與之絕不相容的權利呢？公民社會的原始主旨（first motive）之一——而且那還成為了它的基本規則之一——就是：沒有人應該是其自身案件的審判官 。由於這一點，每個人立刻就剝奪了自己作為一個未經訂約的人的原始的基本權利——那就是，他可以審判自己並判定自己的案件。他放棄了要作自己的統治者的一切權利。他在很大程度上斷然放棄了自我辯護的權利，那是自然界的第一條法律。人們不可能同時既享有一個非公民國家的權利，又享受一個公民國家的權利。為了能夠獲得正義，他就放棄了他那可以決定對自己最為根本之點的東西都是些什麼的權利。為了能夠獲得某種自由，他就以信賴它那全體而做出了投降。 政府並不是由於天然權利 (107) 而建立的，天然權利可以，而且確實是完全獨立於它而存在的；並且是以更大得多的明晰性和以更大得多的程度上的抽象完美性而存在的；但是它們的抽象完美性卻是它們實際上的缺點。由於對一切事物都有權利，它們就需要有一切事物。政府乃是人類的智慧為了人類的需求而提供的一種設計。人們有權使這些需求應該由這種智慧來提供。那種出自公民社會的、對他們的情感加以充分約束的需求也應計入這些需求之中。社會不僅僅要求個人的情感應該受到控制，而且即使是在群眾和團體之中以及在個人中間，人們的意願也應該經常受到抵制，他們的意志應該受到控制，他們的情感應該加以馴服。這一點只有由於一種出自他們自身之外的力量 (108) 才能夠做到；而且，在發揮這種力量的功能時不能屈服於那種意志和（它的任務本來就是要加以操縱和克服的）那些感情。在這種意義上，對人們的約束以及對他們的自由的約束，就要被算作是他們的權利。但是既然自由和限制是隨著時間和情況而變化的，容許有無限之多的變易，所以它們就不可能被固定在任何抽象的規則上；沒有什麼東西是如此之愚蠢，乃致於要根據那項原則來加以探討。 一旦你從人的充分權利中取消了任何東西，使每個人都來統治他自己並且忍受對這些權利的任何人為的和主動的限制；從這一瞬間起，政府的全部機構就變成了一項權宜之計。正是這一點才造就了國家的憲法及其權力的適當分配這一技術上最微妙而又最複雜的問題。它要求對人性和人的需要、對促進或阻礙公民體制的機制所要追求的各種目的，具有一種深刻的認識。國家需要有其力量的後備軍和對其混亂的補救之道。高談一個人對食物和藥品的抽象權利又有什麼用呢？問題在於怎樣取得和支配它們的方法。從這方面考慮，我總是勸人去請求農夫和醫生的、而不是形上學教授的援助。 建設一個國家或者復興它或者改革它的那種科學，就像其他的每一種社會科學一樣，並不是à priori［先天地］就可以教給人們的。它也不是一次簡短的實驗，在那種實用科學裡就能教會我們的；因為道德動機的實際效果並不總是直接的；而第一次就出現了偏頗的例子，有可能在其更遙遠的作用中卻是卓越的；而且它那卓越性甚至於可能來自它一開頭所產生的種種不良的效果之中。也會出現相反的情形：各種很可稱道的計劃，有著令人欣慰的開端，卻往往有著可恥的和可悲的結局。每個國家中往往都有某些看不清楚的和幾乎是潛伏的原因、許多乍看起來是無關重要的事情，卻有可能是它們的興旺與逆境在根本上所最需依賴的東西。因此，政府這門科學既然其本身是如此之實際，並且是著意於如此之實用的目的，所以就是一個需要有豐富經驗的問題，甚至於比任何一個人在整個一生中所能獲得的都要更多的經驗（而不管可能是多麼地明智而又細心）；任何一個人就應該以無限的審慎去冒險推翻一座大廈（這座大廈曾在漫長的時代中、在某種過得去的程度上適應了社會的共同目的），或是去冒險重新建立起它來，而在自己的眼前卻並沒有什麼經過考驗的有效用的模型和樣版。 這些形上學的權利進入到日常生活中來，就像光線穿透到一種稠密的介質之中一樣，它們由於自然的規律，是會脫離它們的直線而折射的。的確，在人類的感情與關懷的全部複雜的總體之中，人們的原始權利經歷著如此之多的折射和反射，以致於如果談論它們，就仿佛它們始終是處於它們原始取向的簡單狀態之中一樣，那就變得荒謬了。人性是錯綜複雜的；社會的目標也有著最大可能的複雜性；因此之故權力就沒有一種單純的意圖或取向是能夠適合於人性或者人事的性質的。當我聽說有任何新的政治體制在尋求並且炫耀自己設計的簡捷性的時候，我就毫不懷疑可以斷定設計者們對自己的行當是全然無知，或者根本就不懂得自己的責任。各種單純的政府從根本上說都是有缺陷的，還不用把它們說得更糟糕了。假如您單從一種觀點來考慮社會，那麼所有這些單純的政體方式都是無限迷人的。事實上，每一種方式都要比更複雜的那些方式之能夠達到它們複雜的目標，更加完美得多地適應它那單純的目的。但是整體得到的適應之不完美和不規則，比起某些部分以極大的精確性加以安排而其餘的部分則由於對備受愛護的某一成分的過分照顧而可能全然被忽視，或許是實質上受到損傷，要更好得多。 這些理論家們所號稱的權利，全都走上了極端；並且與他們在形上學上的真確成比例，他們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也都是虛假的。人權是一種中間的 、不可能界定的東西，但並不是不可能加以分辨的。人在政府中的權利乃是它們的優勢所在；而這些往往是各種不同的善之間的平衡；有時候則是善與惡之間，有時候又是惡與惡之間的妥協。政治理性乃是一種計算原則，是在道德上而不是在形上學上或數學上對真正的道德因素作加、減、乘、除的運算。 人民的權利幾乎總是被這些理論家們詭辯地和人民的權力混為一談。社會的主體只要是當其能夠採取行動時，就不可能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但是只有到了權力和權利合而為一的時候，他們的整體才無權不與德行，以及一切德行中的第一件事即深思熟慮，相一致。人們對於一切不合理的東西和一切對自己沒有好處的東西都是無權的；儘管有一位開心的作家說過，Liceat perire poetis［讓詩人們有權去毀滅吧］。據說當時是他們中間有一個冷血的人跳進了一場火山爆發的烈焰之中，Ardentem frigidus Aetnam insiluit［他 (109) 是冷血跳進了燃燒著的埃特那火山的］。 (110) 我認為這樣一樁玩笑不如說是一種無法解釋的詩的破格，而並非一種帕爾納索斯山的公民權 (111) ；而且選擇了行使這種權利的，無論他是詩人，或神職人員 (112) ，或政治家，我以為更明智的——因為是更仁慈的——思想會促使我去拯救這個人，而不是留下他那聲音刺耳的拖鞋作為他那愚蠢的紀念品。 我所寫的大部分都涉及那些周年紀念 (113) 的種種說教。假如人們在紀念這件事實時，不以他們目前的進程為恥的話，這種說教將會騙得許多人脫離原則並且使他們喪失他們所紀念的那場革命帶來的好處。閣下，我向您承認，我從來不喜歡這種滔滔不絕地談論著抵抗和革命，或者是使對憲法的極端藥劑成為了它每天的麵包的做法。它使社會的習慣變成無病呻吟，庸人自擾：它在周期性地服用升汞劑，並為了我們對自由的愛而反覆吞服著斑蝥刺激物。 這種病態地使用補藥成為了習慣之後，就會由於庸俗的濫用而瓦解了並消耗了本來要在偉大的場合加以施展的那種精神的資源。弒暴君的主題就是在羅馬奴役最富忍耐力的時期而成為了學校兒童們的日常作業的——cum perimit saevos classis numerosa tyrannos.［在擁擠的課堂上就把殘酷的專制君主消滅了］。 (114) 在通常的事物狀態中，它在像我們這樣的國家裡就產生了最惡劣的作用；即使是對於那種自由的事業，它也以一種誇誕的漫無節制的思辨而加以濫用。幾乎所有我們這個時代高度有教養的共和派 (115) ，在一段短時期之後，都變成了最堅決的、步伐最徹底的廷臣；他們很快地便把那種惱人的、溫和的而又實際的抵抗事業留下來給我們中間的那些人，那些人在他們自己理論的傲慢與沉醉之中受到他們的輕視，那些人也並不比托利黨人 (116) 高明多少。當然，虛偽是最喜愛崇高的思辨的；因為它從不想走出思辨之外，所以並不要花費什麼就可以使得自己輝煌。但是哪怕在被這些狂言臆語的思辨想像為是輕率更有甚於欺詐的情況中，問題也始終大致是同樣的。那些發現了自己極端的原則並不適用於僅僅需要有條件的——或者，我可以說，公民的和法制的——抵抗的那類情況的教授們，在那類情況中就一點都不採取抵抗了。那在他們乃是一場戰爭或一場革命，否則就什麼也不是。他們發現自己的政治規劃並不適用於自己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狀態，於是往往就輕易地想到全體的公共原則，並且在他們那方面就為了非常之微小的利益而準備著拋棄他們認為是只具有非常之微小的價值的東西。的確，有的人有著更穩定和更堅忍的性格，但是這些都是置身於國會之外的熱切的政治家，他們並沒有什麼可以誘使他們放棄自己心愛的計劃。他們的眼中經常有著教會的或國家的或這兩者的某些改變。當情形是這樣時，他們就總是壞公民並且是十足靠不住的團體。因為他們以為自己的思辨設計有著無限的價值而國家的實際安排則不屑一顧，所以至多他們也只是對它漠不關心而已。他們在對公共事務的良好治理之中看不到有什麼優點，在對公共事務的罪惡治理中也看不到有什麼缺點；他們倒不如說是高興後者，以為那更有利於革命。他們在任何人、任何行為或任何政治原則中，除非是可以促進或延緩他們的那種變革計劃而外，就看不到有任何的優點或缺點；因此他們在某一天會採取最強暴而濫用的君權，而另一個時候又採取對自由的最放肆的民主觀念，他們從這一個原則過渡到另一個，絲毫也不顧及到什麼原因、人物或黨派。 在法國，你們現在正處於一場革命的危機之中，正處於從一種政府形式到另一種政府形式的轉變之中——你們卻看不到人性也恰好是處於我們在這個國家［英國］所看到它處於的那種同樣的局勢之中。在我們，它是戰鬥的，在你們則它是凱旋的；而且當它的權力與它的意志相稱的時候，你們也知道它能夠怎樣地行動。不要設想我把這些觀察僅限於任何一類人，或者是以之理解各行各業的一切人——不，絕不是如此。我不可能是那麼不公正，正如我不可能和那些宣揚極端性的原則的人友好相處一樣，他們在宗教的名義之下所宣揚的只不過是兇殘而危險的政治主張而已。這些革命的政治主張中最糟糕的就是：他們鍛煉情感並使之變得冷酷，為的是準備在極端的情況之下有時候要採用那些不顧生死的出擊。但是由於這類情況可能永遠也不會出現，所以心靈就受到了一種無償的玷污；而當墮落並不是為任何政治目的服務時，道德情操就會大蒙其害了。這種人對自己的人權理論是如此之感興趣，以致於他們已經全然忘記了人性。他們對於人的理解力並沒有開闢一條新的途徑，反而是成功地堵塞了通向人心的那些途徑。他們已經顛倒了他們自身心中以及和他們在一起的那些人心中全部安置得十分良好的人類情感中的同情心。 老猶太的這篇著名的說教，在其通篇的政治部分中除了這種精神而外就什麼也沒有提到。陰謀、屠殺、行刺，對某些人來說乃是獲得一場革命的微不足道的代價。一場廉價的、不流血的改良，一種無辜的自由，對於他們的嗜好來說，顯得是太平淡乏味了。必須來一場偉大的場面變化，必須有一種宏偉的舞台效果，必須有一片宏偉的景觀來激發人們的想像力，——因為它已經由於不斷地、了無生氣地享受了60年的安全 (117) （以及公共繁榮的那種永遠毫無生氣的安寧）而變得麻木不仁了。說教者發現它們全都在法國大革命之中。這便通過說教者整個的編造而激起了一種青春的熱情。隨著他在前進，他的熱情就燃燒了起來；而當他達到了他那誇誇其談的結論時，那就成為一場熊熊烈火了。然後他就從他那神龕的毗斯迦山 (118) 上觀看法國的自由、道德、幸福、昌盛和光榮的狀態，就像是面對著一片被允諾的土地上的一派鳥瞰景色，於是他迸發出了如下的狂歡： 「這是怎樣的一個多事之秋啊！我感激我竟然活過了它；我幾乎可以說：主啊 ，現在請您讓您的僕人平安地離去吧 ，因為我已親眼看到了您的救贖 。我已經活著看到了知識的傳布 ，它摧毀了迷信和謬誤。我已經活著看到了人權 空前地更加為人所理解，以及那些似乎已經遺忘了自由的觀念而在渴望著自由的國家。——我已經活著看到了三千萬人民 (119) ，他們激憤而堅定，唾棄奴隸制而以一種不可抗拒的聲音在要求自由。他們的國王被押在凱旋的行列之中 ，一個為所欲為的君主親身向他的臣民們投降了 。」 (120) 在我繼續講下去之前，我必須談到：普賴斯博士似乎是有點過高地估計了他在這個時代所獲得和所傳布的那種偉大的知識財富。對我來說，上一個世紀看來也是完全同樣地啟蒙了的。儘管它是在不同的地方，卻有著和普賴斯博士的勝利同樣值得紀念的勝利；那個時期的某些偉大的說教者之參與其中，也正像普賴斯博士在法國的勝利中所做到的是同樣地熱烈。在審判休·彼得斯牧師 (121) 的叛國罪時已經證實了，當國王查理被遣返倫敦受審時，這位「自由的使徒」當天正在指揮著凱旋的隊伍 。證人說道：「我看到國王陛下在六駕馬車裡，彼得斯在國王前面騎著馬凱旋 。」普賴斯博士當談到仿佛是他做出了一樁大發現時，只不過是在追隨著一個先例而已；因為在對國王的審判開始之後，就是這位彼得斯博士結束他在白廳（他是非常之凱旋式地選擇了他的地點的）皇家禮拜堂的長篇禱詞時說道：「我已經祈禱並講道20年了；現在我可以和老西米恩（Simeon）一起說：主啊 ！現在請您讓您的僕人平安地離去吧 ，因為我已親眼看到了您的救贖 。」 (122) 彼得斯並沒有得到他那祈禱的果實；因為他既沒有像他所希望的那麼快離去，而且也不平安。他本人成為了（我衷心希望他在這個國家裡的後繼者們沒有一個會成為那樣）他作為大祭司所領導的那場勝利的犧牲品。或許他們在「復辟時代」 (123) 對待這個可憐的老好人是太嚴酷了。但我們正是有負於對他的追憶和他的受難，才知道他也正像任何一個在我們這個時代里追隨著他並重複著他的人一樣，是有著同樣之多的光明和同樣之多的熱忱的，並且曾同樣有效地推翻了一切可能妨礙他所致力的偉大事業的迷信和謬誤 ——那就會認定它自身對人權的知識以及那種知識的全部光榮後果是唯一具有資格的。 隨著老猶太說教者的這段俏皮話——它只有地點和時間的不同，但是與1648年 (124) 狂歡的精神和文字是完全一致的——「革命協會」這些政府的締造者、這支君主的廢除者 的英雄隊伍、統治者的選舉人和在凱旋行列里押著國王的領導人，就以一種傳布知識的驕傲心理——其中的每一個成員都獲得了如此巨大的一份贈禮——在昂首闊步，他們忙於進行一場慷慨的知識傳布，這種知識是他們如此之無償地接受來的。為了進行這種慷慨大度的傳播，他們就從老猶太的教堂轉移到了倫敦的酒店；在那裡這同一位普賴斯博士——在他身上，他那講壇鼎爐里的煙霧尚未完全消散——就推動了並執行了這個決議或者說致賀詞，並由斯坦厄普勳爵傳遞給了法國的國民議會。 我發現有一位福音書的傳道者玷污了神殿中在我們救世主第一次出現時所發出的美妙的先知呼聲（通常叫作nunc dimittis［這就結束了］），並把它以一種不人道而又不自然的狂歡用之於或許是向人類的惻隱與憤怒所曾展現過的最可怖、最惡毒和最令人痛苦的場面。這種「帶頭凱旋 」——其最好的形式也只是毫無氣魄的和褻瀆宗教的，卻使得我們的說教者充滿了如此之邪惡的狂喜——我相信必定會使得每一個高尚的心靈都感到震驚的。有幾個英國人便被那場凱旋式驚呆了。它倒更像是（除非我們是出奇地受了騙）一場美洲野人進入奧農達加 (125) 的遊行場面——他們在他們所謂的勝利那一陣屠殺之後，就把他們的俘虜（已經被像他們自己一樣兇惡的婦女們的嘲弄和毆打給嚇壞了）帶進了四圍掛著帶發人頭皮的茅草棚里去——而不大像是一個文明的尚武民族的凱旋盛典；如果是一個文明的民族，或任何具有慷慨感的人們，就能對敗亡的被害者有一種個人切身的勝利感。 親愛的閣下，這不是法國的勝利。我不得不相信，它作為一個國家已經用恥辱和恐怖把您壓倒了。我不得不相信國民議會發現他們自己是處於一種無力懲罰這種凱旋的作者們或者其中的演員們的最大的屈辱狀態之中；而且他們所處的局勢是，他們對這個題目所可能進行的任何探討，都必定會缺乏哪怕是一種自由或大公無私的面貌。那個議會的辯護辭可以在他們的局勢之中找到；但是當我們贊同他們所必定 帶有的東西時，我們自己身上也就有了一個腐化了的心靈的墮落選擇。 他們是帶著一種被強迫的自願面貌，在一種嚴格的必然性的統治之下進行投票的。他們就仿佛是坐在一個外國共和國的心臟里：他們居住在一座城市裡，而這座城市的憲法既不是出自他們國王的憲章，也不是出自他們的立法權力。他們在那裡是被一支既不是由國王的權威、也不是由他們自己的命令所組建的軍隊 (126) 包圍著；而這支軍隊，如果他們居然下令解散的話，就立刻會把他們解散的。在一夥刺客們已經驅除了好幾百名成員之後，他們還坐在那裡；而那些以更大的忍耐力或更美好的希望而抱有同樣溫和的原則的人們，則每天都繼續面臨著狂暴的侮辱和被謀害的威脅。在那裡有一個多數——有時是真正的，有時則是號稱的——其本身也是俘虜，卻強迫一個被俘虜的國王以第三隻手來頒布他們最無法無天的和最輕佻放蕩的咖啡館裡的骯髒的胡說八道，作為王家的敕令。令人作嘔的是，他們全部的措施都是在加以辯論之前就決定好了的。無庸置疑，在刺刀和路燈杆和對他們住宅放火的恐怖之下，他們就不得不採納各個俱樂部所提出的一切粗暴的和肆無忌憚的措施了，這些俱樂部是由各種各樣的情況、語言和民族的一種荒謬絕倫的混雜體組成的。在這些俱樂部中可以發現一些人，和這些人比較起來，喀提林 (127) 就會被人認為是審慎的，而西提古斯 (128) 則是一個溫和而克制的人了。公共措施之變形成為怪物，也不僅僅是在這些俱樂部裡面。它們在學院裡就經歷過了一番事先的歪曲，那正是這些俱樂部要有如此之多的講習會的用意所在，這些俱樂部是在所有的公共地點都建立了的。在所有的各種聚會中，每項建議都與它的大膽和狂激和出賣別人而成比例地被當作是天才卓越的標誌。人道和惻隱之心被譏之為迷信和愚昧的結果。對個人的溫情被認為是對公眾的背叛。隨著財產之淪於不可靠，自由卻總是被估價為完美無缺的。他們就在已經干下了的或是正在籌劃之中的行刺、屠殺和抄家中間，形成了對未來社會的良好秩序的種種計劃。懷抱卑鄙的罪犯們的屍體並以他們犯罪的名義提升他們的親屬， (129) 這樣他們就驅使著數以百計的有德行的人去達到同樣的目的，辦法是迫使他們靠行乞或是犯罪活下來。 他們的這個議會機構就在他們的面前既不自由又不體面地扮演了一出深思熟慮的滑稽劇。他們表演得就像是市場上一群騷亂的觀眾面前的喜劇演員；他們在一群不顧羞恥的窮凶極惡的男人們和女人們的混亂喊叫聲中進行表演，而這些人則按照他們目空一切的幻想，指揮、控制他們，向他們喝彩或喊倒好；有時候還混雜在他們的座位中間，以一種下賤的發作和傲慢而妄自尊大的權威這二者的奇特的混合而對他們頤指氣使。既然他們已經顛倒了一切事物的秩序，看台也就代替了議會廳。這個推翻了國王和王國的議會，甚至於並不具有一個嚴肅的立法團體的面貌和形象——nec color imperii, nec frons ulla senatus［既無皇帝的姿態，又無任何元老的風度］。 (130) 他們被賦予一種威力，就像那種邪惡原則的威力一樣，在進行顛覆和毀滅，卻沒有任何進行建設的力量，除了是建造那類可以適用於進行更多的顛覆和更多的毀滅的機器。 讚美並衷心依附國民代表議會的又有誰呢？又有誰不是必然地懷著恐懼與厭惡的心情在躲避這樣一場褻瀆神明的鬧劇和對那個神聖機構之令人反感的顛倒錯亂呢？愛君主制的人和愛共和國的人，都必定同樣地憎惡它。你們議會的成員們也必定是在那種暴政之下呻吟——他們蒙受它的全部恥辱，對它沒有任何指導權，也沒有得到什麼利益。我敢肯定有許多成員——他們甚至於構成那個團體的大多數——必定是和我有同感的，儘管是在歡呼著「革命協會」。可悲的國王！可悲的議會！那個議會必然是怎樣沉默地在對那些成員感到憤怒，他們竟可以把有如遮蔽了天空上的太陽的那一天稱之為「Un beau jour［一個美好的日子］！」。 (131) 他們內心裡必定會是何等之憤怒，聽到了別人認為應該向他們宣稱，「國家這艘船 (132) 會在它的航道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朝向復興飛速前進」，而它卻正在冒著我們的說教者的凱旋之前到來的那場叛賣與謀殺的罡風！當他們懷著外表的忍耐和內心的憤怒聽說無辜的人們在自己的家裡被殺害，而「流出的血並不是最純潔的」 (133) 時候，他們的感受又必定會是什麼樣子！當他們被訴苦者所包圍，訴說著動搖了他們國家的基礎的種種混亂，他們卻被迫必須冷漠無情地告訴這些訴苦者說，人們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他們會呼籲國王（那位被俘虜的國王）要強制執行法律來保護人們時；當那位被俘虜的國王的那些備受奴役的大臣們已經正式通知他們說，現在既沒有法律，也沒有權威，也沒有留下任何權力可以保護人們時，他們必定會作何感想？他們不得不作為當前的新年祝賀 (134) 而請求他們被俘虜的國王忘掉去年的風暴時期，並且著眼於他 很可能為他的人民所成就的偉大的好事；正是為了完全成就那種好事他們才中止了他們實際上的效忠表示的；他們向他保證他們的忠順，只要他不再享有任何發號施令的權威，這時候他們必定又會作何感想？ 確實，這種說法乃是以非常之良好的用意和感情提出來的。但是在法國的歷次革命中卻必須計及他們風尚觀念上的一場很大的革命。我們在英格蘭據說是從海水的你們那一邊轉手學到禮貌的，據說我們是在法國的二手舊衣店裡整飭我們的舉止的。果真如此，那麼我們就仍然是老樣子，一直遠不能和巴黎有著良好教養的新方式保持一致，以致於竟要認為十分應該以最優美的微妙的致意（無論是悼念還是祝賀）語調向在大地上爬行的那位最屈辱的生物 (135) 說，偉大的公共利益竟是來自對他的僕人們的殺害、對他本人和他妻子圖謀行刺以及他本人親自經受的屈卑、羞恥和侮辱。這是一個安慰人的題目，我們紐蓋特（Newgate）的死囚懺悔牧師大概是太人道了，而不肯向一個絞刑架腳下的罪犯使用它。我倒會認為，巴黎絞架的行刑人既然是被國民議會的投票所解放，被容許在人權的先驅隊伍中有他的那支隊伍和武器，所以就會是一個十分慷慨、十分豪俠的人，十分之充滿著他那種新的尊嚴感而不會對任何一個（被leze nation［叛國罪］可能置之於他的執行權力 的運用之下的）人去採用那種斷頭的安慰辦法的。 當一個人這樣地受到奉承時，他就確實是被瓦解了。健忘這付鎮痛劑這樣服用過後，就很可以指望著保持一種惱人的警覺性並以一種腐蝕性的記憶在助長著活生生的潰瘍。於是，使用大赦這種麻醉劑再加上輕蔑與鄙視的全部成分，就是要向他的嘴舉起滿得要溢出來的人間悲苦的酒杯並迫使他喝盡最後的一滴，而並不是什麼對「受創心靈的芳香劑」。 向這些理由——它們至少也像新年賀詞中所如此之精妙地被強調著的理由那麼強烈有力——屈服之後，於是法國國王便或許會企圖忘掉這些事情和那篇賀詞。但是歷史對我們全部的行為都保存著持久的紀錄，並且對於各種各樣的所有統治者的舉動都要運用它那令人敬畏的裁判；它將既不會忘記那些事情，也不會忘記人類交往之中的這個美好的自由時代的。歷史將記錄下來，在1789年10月6日的早晨，法國國王和王后在一整天的混亂、驚愕、沮喪和屠殺之後，在公眾的忠誠所保證的安全之下，躺下來在幾小時的喘息和煩愁憂鬱的休憩之中浸沉在大自然里。王后首先被她門前衛士的聲音從這場睡眠中驚起，這個衛士向她大喊趕快逃命——這是他可能做出的效忠的最後證據——他們捉住了他，於是他就死掉了。 (136) 他馬上就被斬首。一夥殘忍的暴徒和刺客，身上染著他的血，闖入王后的室內，用刺刀和匕首把床捅了幾百下；這位被追捕的女人剛剛及時幾乎是赤身裸體地逃出這裡，並且通過兇手們所不知道的途徑逃到了一個國王兼丈夫的腳下，而他本人的生命卻一刻也不安全。 這位國王——無需再說他了——和這位王后以及他們幼小的孩子們（他們一度曾經應該是一個偉大而慷慨的民族的驕傲），這時就被迫捨棄了全世界最華麗的宮殿 (137) 的庇護，他們在血泊里離開，宮殿被屠殺所污染，斷肢和殘骸四處可見。他們從這裡被帶到他們王國的首都。在針對組成國王貼身衛隊的那些出身高貴的侍從們的這場無緣無故、沒受到任何抵抗、不分清紅皂白的屠殺中，有兩個侍從被挑了出來。這兩個侍衛 (138) 就以執行司法的全部儀式，殘酷地而又公開地被拖到鐵砧上面，在王宮的廣場上被砍了頭。他們的頭被插在長矛上，領著遊行隊伍，同時王室的俘虜們則排隊走在後面，慢慢地向前移動，周圍儘是可怕的呻吟和尖厲的叫聲與激動的顫抖和下流的謾罵以及以最下賤的女人撒潑的姿態像魔鬼發瘋般地展現的種種難以言表的惡行。在他們那種一點一點的、更有甚於死亡的痛苦之後，在行程12英里、延續了6個小時的漫長折磨而使人心滿意足之後，他們就被引導著他們進行這次有名的遊行的那些兵士們所組成的衛隊安置在巴黎的一所舊皇宮 (139) 里——這時它已被改成了國王的巴士底獄。 這是一場應該奉獻給神壇的勝利嗎？應該滿懷感恩地舉行紀念嗎？應該以熱情的祈禱和熱烈的歡呼供獻給神聖的人道嗎？——我向您保證，這些在法國舉行的、只受到老猶太喝彩的底比斯和色雷斯的狂歡節 (140) ，在這個王國［英國］里只能點燃極少數人心靈中的預言熱情；儘管一個聖人和使徒——他可以有他自己的啟示，而且他已經如此完全地消滅了自己內心中所有卑鄙的迷信——可以傾向於認為，在一座聖殿里由一位可尊敬的聖人來宣布（並且不久之前曾被天使的聲音向牧羊人們的安謐的無辜同樣地加以宣告過）把它比作「和平的君主」之降臨於世界，乃是一件虔誠的和得體的事。 最初，我對敘述這場未曾防範的激盪的爆發，完全不知所措。我的確知道，君主們的受苦受難給某種人的口腹準備了一道精緻的美味。有些反思可能有助於把這種食慾保持在某些有節制的限度之內。但是當我把一種局面納入我的考慮之中時，我就不得不承認應該向社會做出大量的承諾，而且這種誘惑對於通常的斟酌來說是太強大了；我的意思是指，這種勝利的艾奧·培安 (141) 式的情況、這種蠱惑人心的喊叫聲：「把所有的主教 都吊死在路燈杆上」， (142) 很可能對這幸福的一天之可以預見得到的後果，造成一場熱情的迸發。我容許有如此之大量的熱情，多少是有點偏離了審慎之道。我容許這位先知在看來就像是千年福王國（或是在一切教堂建築的廢墟之上的那個設想中的第五王國 (143) ）的先兆這樣一樁事情上，引吭高唱著歡樂和感恩的頌歌。然而，在這種歡樂之中卻有著（正如在所有的人世事務中都會有的）某種東西在鍛煉這些可敬的先生們的忍耐心並考驗他們信心的長期忍受力。這個「美好的日子 」的其他吉利的局勢，還需要在實際上殺害國王和王后和他們的孩子。也還需要對主教們實際上進行殺戮，儘管已經有那麼多的叫喊聲在召喚著了。有一些弒君和褻瀆神明的屠殺，確實是已經被勇敢地策劃出來，但只是策劃出來了而已。在這次屠殺無辜者的偉大歷史場面中，它卻不幸始終沒有完成。在這個人權學派里，究竟有哪位大師的如椽大筆可以完成它，今後就要拭目以待了。這個時代還不曾享有那種已經摧毀了迷信與錯誤的知識的傳播的全部好處；而考慮到由於法國國王本人的受難以及一個啟蒙時代的種種愛國主義的罪行所會產生的一切好處，法國國王也還需要有另一兩樁事情再付與湮沒無聞。 (144) 儘管有關我們的新眼光和新知識的這項工作，並沒有徹底完成在所有可能的方面它所意圖它應該做到的事，然而我卻要認為這樣來對待任何一個人是必定要使任何人都感到震駭的，除了那些生來就為的是幹革命的人們而外。但是我不能在這裡止步。由於被我天生來的感情所影響，而且絲毫沒有受到任何一絲這種新出現的近代光明的啟發，閣下，我必須要向您坦白：這些受難的人們的崇高地位，而尤其是那麼多國王和皇帝的後裔的性別、美麗和可愛的品質，王室兒童們的幼小年紀——他們只是由於幼稚無辜而感受不到他們父母們所經受的那種殘酷虐待（而不是一種可以得意的事）——大大地加重了我對那種最憂傷的境遇的感受。 我聽說這位莊重的人 (145) ——他是我們的說教者們的凱旋的主要目標——儘管自己也挺過來了，卻對那種羞辱的境遇感受至深。作為一個人，他會要感念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以及他本人的忠誠的衛士們，他們在他身邊遭到冷血般的屠殺；作為一個君主，他要感念他那些文明的臣民們的出奇可怕的轉變，他對他們感到的憂傷更有甚於對他自己的關懷。這並沒有減少他的勇氣，卻無比地增加了他那人道性的榮譽。我要非常抱歉，確實是非常抱歉地說，這種人物所處的地位乃是我們不宜於加以讚揚的那種偉人的德行的地位。 我聽說，我歡欣鼓舞地聽說，那位偉大的夫人 (146) 和這場凱旋的其他目標也都挺過了那一天（人們會很高興看到為受難而生的人們是會很好地受難的），而且她忍受了所有繼之而來的日子，她以一種穆肅的忍耐、以一種適合於她的身分和門第 (147) 並與一位以其虔誠和勇氣而聞名的君主的苗裔相稱的態度而忍受了她丈夫的被囚禁和她本人的被俘虜、她的朋友們的流亡、那些祝詞中的侮辱性的奉承話；而且像她母親一樣，她具有崇高的情操，她的感情帶有一位羅馬女主人的尊嚴；而且萬不得已時她也將挽救她自己不受最後的羞辱；而且假如她一定會失敗的話，她也不會以什麼不光彩的手段而失敗的。 我見到這位法國王后至今已是十六七年了， (148) 當時她在凡爾賽宮中是太子的王妃，而且在這個寶球 (149) 上——她似乎簡直沒有觸摸過這個寶球——她確實從來不曾煥發過更為光彩的儀表。我看到她正在遠處點綴著並歡欣地招呼著她剛剛開始步入的那座高聳的圓頂建築——她閃耀得像是啟明星，充滿了生氣、光輝和歡愉。啊！是什麼樣的革命！我必須要有怎樣的一顆心，才能不動感情地觀照那場升起和那場沒落！我簡直沒有夢想過，當她對那些地位懸殊的、充滿著熱誠而又尊崇愛戴之情的人們授予可敬的頭銜時，她卻竟然要不得不對隱藏在他們胸中的那種羞恥帶上一副強烈的解毒劑；我簡直沒有夢想過，我竟然活著看到了在一個充滿了豪俠之士的國度里、在一個充滿了榮譽的人們和騎士的國度里，會有這樣的災難落在她的身上。我以為哪怕是一個對她帶有侮辱性的眼光，都必定會有一萬支寶劍拔出鞘來復仇的。但是騎士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了。繼之而來的是詭辯家、經濟家和計算家的時代；歐洲的光榮是永遠消失了。我們永遠、永遠再也看不到那種對上級和對女性的慷慨的效忠、那種驕傲的馴服、那種莊嚴的服從、那種衷心的部曲關係——它們哪怕是在卑順本身之中，也活生生地保持著一種崇高的自由精神。那種買不到的生命的優美、那種不計代價的保衛國家、那種對英勇的情操和英雄事業的培育，都已經消逝了！那種對原則的敏感、那種對榮譽的純潔感——它感到任何一種玷污都是一種創傷，它激勵著人們的英勇卻平息了殘暴；它把它所觸及的一切東西都高貴化了，而且邪惡本身在它之下也由於失去了其全部的粗暴而失去了其自身的一半罪過——這一切都成為過去了。 見解與情操二者的這種混合體系，在古代的騎士風格中有著它的根源；而那種原則儘管由於人世事務變化多端的狀態而在其表現上姿態萬千，卻始終持續並影響著各個世代的漫長序列，直到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假如它竟然全部被絕滅了的話，那損失恐怕就太重大了。正是這一點才賦予了近代歐洲以它的特點。正是這一點才在它那些各式各樣的政府形式之下突出了它自身，突出了它對於亞洲各國——並且很可能也對古代世界最輝煌的時期里繁榮昌盛過的那些國家——的優勢。正是這一點才造成了一種高貴的平等而又不混淆各種等級，並通過社會生活的全部級差而把它傳了下來。正是這種見解，才把國王調和到群體中間來並把私人提高到國王的夥伴。它不用武力或反抗就克服了驕傲和權力的兇猛性；它迫使君主們屈服於社會的尊重那條柔軟的項圈之內，強使頑固的權威要順從於優雅的風度，並且以風範來馴服一個號令著各種法律的征服者。 但是現在，這一切是都被改變了。一切令人欣慰的幻念——它們使得權力是溫和的並使得服從是自由的，它們調和了各種不同的生活差異，而且它們以一種輕而易舉的消化作用把美化了和馴化了私人社會的種種情操都合併到政治里來——現在都被這場光明與理性的新的征服者的帝國給瓦解了。生活中所有美妙的帷幕全都被粗魯地撕掉了。所有由道德的想像庫中所提供的種種附加的觀念——那乃是內心所享有、被認識所裁可作為遮蔽我們赤裸裸的、顫抖著的天性的種種缺陷並在我們自己的估價中把它們提高到尊嚴的地位之所必需——都被作為一種荒唐可笑而又過了時的款式而被戳穿了。 在事物的這種格局裡，一個國王只不過是一個男人，一個王后只不過是一個女人；一個女人只不過是一個動物，而且是一個並非最高級的動物。對於女性一般所表示的這類並不帶有特殊眼光的敬意，都被看作是傳奇和蠢事。弒君、弒父和褻瀆神明只不過是迷信杜撰的故事，這些都由於破壞了法理的純樸性而敗壞了法理。殺害一個國王或一個王后或一個主教或一個父親，只不過是通常的家內殘殺；而且假如人民由於任何機緣或者以任何方式而成為它的贏家，那麼一番家庭殘殺就更加是極為可寬恕的了，我們對它不必進行過分嚴厲的探究。 這種野蠻的哲學乃是冷酷的心靈和理解混亂的產兒，並且它缺少堅實的智慧，正有如它缺乏一切的鑑賞力和優雅感；根據它那方案，各種法律就只有靠它們自身的恐怖以及靠每個個人根據自己個人的計較在其中所可能找到的、或者是從自己私人利益中所可能付與它們的關切來加以支撐了。在他們 學園的叢林中 (150) ，在每一排的盡頭，你看到的只有絞刑架。沒有留下來任何東西是致力於共和國的深情厚愛的。根據這種機械主義哲學的原則，我們的體制就永遠都不可能體現在具體的人的身上（假如我可以使用這種說法的話），從而能在我們的身上創造出愛、敬、仰慕或執著。但是排斥了深情厚愛的那種理性，是無法填補它們的地位的。這種公眾的深情厚愛與風尚相結合，有時候是需要用以作為某些補充的，有時候是作為某些糾正措施的，並且總是作為對法律的助手的。有一位聰明人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批評家對於詩的結構所提出的那句箴言，對於國家也同樣是真確的：Non satis est pulchra esse poemata, dulcia sunto.［詩歌只有美是不夠的，還得有深情。］ (151) 每個國家都應該有一套風尚的體系，使一個教養良好的心靈願意去享受它。要使我們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就應該是可愛的。 但是風尚和輿論在打擊之下消失了，而這種或那種權力卻將存留下來；而且它會找到其他更惡劣的手段來作為自己的支撐。為了要顛覆古來的體制，謀篡已經摧毀了古來的原則，它將以類似於它用來獲得權力的那些方法來保持權力。當古老的封建的與騎士的效忠 精神——它使國王擺脫了恐懼從而使國王和臣民都擺脫了對暴君制的警惕——將會在人們的心靈中熄滅時，由於有先發制人的謀殺和先發制人的抄沒財產，所以預料得到將會有種種陰謀和暗殺，以及一長串的陰森的和血腥的準則，它們構成為一切權利的政治法典，但並不是根據它自己的榮譽和那些要服從它的人們的榮譽。 當古老的生活見解和規則被取消時，那種損失是無法加以估計的。從那個時刻起，我們就沒有指南來駕馭我們了，我們也不可能明確知道我們在駛向哪一個港口。就整體而論，歐洲在你們革命完成之日，無疑地是處於一種繁盛的狀態。那種繁榮的狀態有多少是由於我們古老的風尚和輿論，是不大好說的；但是既然這些原因不可能與它們的運作毫不相干，所以我們就必須假定它們的運作在整體上乃是有益的。 我們過於輕易地以我們所發現的事物狀態來考慮它們，而並未能充分留意到產生它們的、以及可能維持它們的各種原因。最確鑿不過的莫過於：我們的風尚、我們的文明以及與風尚和文明相聯繫的一切美好的東西，在我們的這個歐洲世界裡，多少世代以來都有賴於兩項原則， (152) 而且確實還是這兩者結合的結果。我指的是紳士的精神和宗教的精神。貴族和教士，一個是以職業，一個是以恩寵，保存了學術的生命，哪怕是在干戈擾攘之中，而且哪怕當時的政府就是干戈擾攘的原因而並非是由之所形成的結果。學術報答了它從貴族和牧師那裡所接受來的東西，並且由於開闊了他們的思想和豐富了他們的頭腦而償付了高利貸。假如他們都能繼續懂得他們那種不可分解的聯合以及他們應有的位置，那會是多麼幸福啊！假如學術不曾被野心所敗壞而是始終滿足於只是作一個教導者而不想作主人，那會是多麼幸福啊！但學術將要隨著它的天然保護者和保衛者一道被投進泥淖之中，遭到一群豬一樣的粗鄙之徒的踐踏。 (153) (154) 假如像我所懷疑的那樣，近代文學之有負於古代風尚的，更有甚於它們往往所願意承認的；那麼我們要像它們所應分的那樣來充分評價其他的趣味，其情形也會是如此。甚至於商業和貿易和製造業這些我們經濟的政治家們的神明，它們本身恐怕也只是被創造物；它們本身只不過是結果，而我們卻挑出它們來當作是最初的原因而加以崇拜。它們肯定地是在使學術得以繁榮那種同樣的蔭庇之下成長起來的。它們也可以隨著它們天然的保護原則一起衰落。至少目前在你們那裡，它們有全部消失的危險。當一個民族需要貿易和製造業，而高貴性的和宗教的精神又依然存在時，情操就提供了——而且還並非總是供應得很不好——它們的地位；但是當商業和工藝在一場考驗一個國家不要這些古老的基本原則還能屹立得如何的實驗之中竟然失敗了的時候，一個粗暴的、愚蠢的、兇惡的而同時又是貧窮而悲慘的、野蠻的、缺乏宗教、榮譽和雄壯的驕傲的國家，目前一無所有，今後也毫無希望，又必然會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東西呢？ 我希望你們可以不會很快地就採取最短的捷徑走向那種可怖而又可厭的局勢。在國民議會和所有他們的教導者的進程里，已經出現了一種構思上的貧困、一種粗糙和庸俗。他們的自由是並不自由的。他們的科學乃是自高自大的無知。他們的人道乃是野蠻和粗暴。 還不大清楚，我們在英國是不是從你們那裡學會了這些宏偉的和彬彬有禮的原則和風尚的——其中有相當的痕跡還保留著——或者你們是不是從我們這裡學到了它們的。但是我以為，我們最好是追蹤它們到你們那裡。在我看來，你們似乎是——gentislncunabula nostrae［我們這個種族的搖籃］。 (155) 法國始終是或多或少地影響著英國的風尚；而當你們的泉水被阻塞和受了污染的時候，泉水在我們這裡——或者也許在任何國家裡——就不會流得很長遠或流得很清澈。照我看來，這就只會使得全歐洲極其密切而息息相關地注視著在法國所做出的一切事。因此，就請原諒我，假如我是過分冗長地談到了1789年10月6日的殘暴場面，或者是對一切革命之中最重要的場合——它可以從那一天算起，我指的是一場情操的、風尚的和道德見解的革命——在我的心目中所出現的反思給予了過多的篇幅的話。既然事情目前的狀況是，一切可尊敬的事物都在我們身外被毀掉了，而且還在企圖摧殘我們身上的每一項可尊敬的原則，所以人們就幾乎是被迫要為著保存人們的共同感情而辯解。 我和普賴斯牧師博士以及他那些世俗的群眾們（他們將選擇是否採取他的講演的那種情操），何以感受是如此之不同？——就因為這一條簡單的理由——因為我應該這樣做乃是很自然的 ，因為我們天生來就會在這類場面中對現世繁榮之不穩定的情況以及人類偉大性的巨大不確定性，受到憂鬱情操的感染；因為在這類事件中，我們的感情就教導了我們的理性；因為當國王們被這場偉大戲劇的「最高導演」攆下了他們的寶座，變成了卑賤者侮辱的對象，變成了善良者憐憫的對象時，我們在事物的道德秩序中所看到的這類災難，就正如我們在事物的物理秩序的一場奇蹟中所看到的災難一樣。我們被震驚得陷入了沉思，我們的心靈（正像是長久以來被人所觀察到的 (156) ）乃是被恐懼和憐憫所淨化了，我們軟弱的、未經思考的驕傲在一種神秘智慧的支配之下謙卑了起來。假如這樣一種景象展現在舞台上，就可能引得我流下眼淚。我真正應該為在自己身上發現對描寫中的不幸有著那種淺薄的戲劇感而感到羞愧，而我在現實生活中卻能夠對它感到歡欣。懷有這樣一種顛倒的心靈，我就永遠不敢在一場悲劇面前表現出我的面貌。人們就會想，以前加里克和不久之後的西登斯 (157) 從我身上所索取的眼淚，都是虛偽的眼淚；我應該知道它們都是愚蠢的眼淚。 的確，劇院比起教堂來是一個更好的道德情操的學校，在那裡人道的感情就這樣地被激揚起來。詩人們必須對付一群在人權學校里尚未畢業的讀眾，並必須致力於內心的道德素質，因而就不敢炮製出一幕像是一場狂歡那樣的勝利。凡是在人們追隨自己的天然衝動的地方，他們就不會忍受那類馬基雅維里的政策之令人厭惡的準則，不管是用來獲得君主制的還是民主制的暴政。他們在現代的舞台上會摒棄它們的，正如他們一度在古代的舞台上所做的那樣；在古代舞台上他們甚至於不能忍受一個扮演暴君的演員口中說出這類罪惡的虛擬語句，哪怕是適合於他所扮演的角色。在雅典，劇場觀眾在這一凱旋日的真實悲劇之中沒有一個是會忍受為人所曾忍受過的東西的；一個主要演員，就仿佛是在一個出售恐懼的商店裡所懸掛的天平上面，他在衡量著有多少真實的罪行，又有多少偶然的好處；在加減權衡之後，便宣布天平是在有好處的那一邊的。他們忍受不了居然看到在一本總賬目中開列著新的民主制的罪行和舊的專制主義的罪行的對照，而政治會計師竟發現民主制依然負著債，卻又一點都不能或不願付款以求得平衡。在劇院中，最初直覺的一瞥，不需要有任何細緻的推理過程就會表明，這種政治計算的方法會證明任何程度的罪行都是有道理的。他們會看到，根據這些原則，即使在沒有做出最惡劣的行動本身的地方，那也勿寧說是由於陰謀者的僥倖，而不是由於他們吝惜付出背叛和流血的代價。他們很快地就會看到，罪惡的手段一旦得到寬容，很快就為人們所樂於採用。比起通過倫理道德的這條大路來，它們提供了一條更短的捷徑。由於論證了叛賣和謀殺對公共利益是正當的，於是公共利益很快地就變成了藉口，而叛賣和謀殺則變成了目的；終於巧取豪奪、心懷惡意、報復以及比報復更可怕的恐怖，就能滿足他們那些永不滿足的嗜欲。在人權的這些勝利的光輝之中，喪失了一切天然的是非感的後果就必定會如此的。 但是這位可敬的牧師卻在這場「領導著凱旋」之中歡欣鼓舞，因為路易十六真是一個「為所欲為的君主」；換句話說，那不多不少恰好因為他是路易十六，而且因為他不幸生而為法國國王，有著一個悠長系列的祖先和人民悠久的默認（而他本人並沒有任何布置）所使他享有的各種特權。那確實變成了一場不幸，即他生而為法國國王。但是不幸並不是罪行，而行為失檢也並非總是最大的罪過。我永遠都不認為一位君主，他全部御位期間的各種行為乃是對他臣民的一系列讓步，他願意放鬆他的權威，減少他的特權，號召他的人民享受他們的祖先所不知道的、或許是所不曾願望過的自由； (158) 這樣一位君主，儘管他屈服於人們和君主們所賦有的共同弱點，儘管他曾一度認為有必要用武力來對付公開反對他本人以及他那殘餘權威的某些亡命策劃，儘管這一切都應考慮在內，我仍將很難被導致認為，他就配得上巴黎和普賴斯博士的那種殘酷而侮辱性的凱旋。從這樣一個對於國王的例子，我要為自由這樁事業而戰慄。在對人類犯下的罪大惡極而未受懲罰的暴行之中，我要為人道這一事業而戰慄。但是有一些屬於那種低級的和墮落了的心靈方式的人們，他們卻以一種沾沾自喜的敬畏之情在仰望著國王，他們懂得怎樣保住自己的祿位，嚴厲掌握著自己的臣民，肯定自己的特權並且以一種嚴酷的專制主義之覺醒了的警惕性來防範著自由到來的第一步。針對著諸如此類的東西，他們永遠也不提高他們的聲調。背叛了原則的人們，被幸運所選中，他們在受難的德行中永遠看不到任何好東西，在成功的篡奪中也永遠看不到任何罪行。 假如能夠向我說明，法國國王和王后（我是指在那凱旋之前就是國王和王后的人）乃是頑固而殘酷的暴君，他們已經炮製了有意的計劃要屠殺國民議會（我想我曾在某些印刷品中看見過某些暗示著諸如此類的東西），那麼我應該認為囚禁他們是正當的。假如這一點是真的，那就應該做出更多的事，但我的意見是那應該以另一種方式做出來。對真正暴君的懲罰乃是正義的一樁高貴可畏的舉動，並且它曾經很真確地被人說成是對人類心靈的慰藉。但是假如我要懲罰一個罪惡多端的國王，我應該顧及對這種罪行進行復仇時的尊嚴。正義乃是莊嚴的和鄭重的，它執行懲罰更多地是服從於必要，而不是進行選擇。假若尼祿，或阿格麗品娜，或路易十一，或查理九世都是臣民；假若瑞典的查理十二在殺害了帕特庫爾之後，或是他的前驅者克里斯蒂娜女王在殺害了莫納爾代斯基之後， (159) 落入到您閣下之手，或者是落入我的手裡，我肯定我們的措施就會是不同的。 假如法國國王，或者法國人的國王（或者無論在你們憲法的新詞彙里是以什麼名義稱呼他），他本人以及他的王后本人確實應該受到那些未公開承認但也未受到報復的謀殺企圖，以及那些隨之出現的比謀殺更為殘忍的侮辱的懲罰，那麼這樣一個人就甚至於很不應該得到那種（我所理解是加之於他的）下級的行政委託了；他也就不宜於被稱為一國之主——他已經蹂躪了和壓迫了那個國家。在一個新國家裡是不可能選擇出比一個被廢黜的暴君的職位更壞的一種職位的。但是先把一個人作為最壞的罪犯加以貶斥和侮辱，隨後又在你們最高的關懷之中信任他是一個忠心的、誠實的和熱忱的僕人，這和理性思維是不一致的，在策略上是不慎重的，在實踐上是不可靠的。能夠做出這樣一種委託的那些人，必定要比他們可能對人民所犯下的任何罪行，更加犯有肆無忌憚地破壞信任的罪。既然這就是領導你們的政治家們前後矛盾所可能做出的唯一罪行，那麼我的結論就是，這些駭人聽聞的含沙射影，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我認為其他的一切造謠誹謗也並不更好。 在英格蘭，我們對他們不寄予任何信任。我們是慷慨的敵人；我們是忠實的盟友。我們滿懷鄙夷和憤怒在摒棄那些人的無恥讕言，他們以自己肩上的百合花形紋章 (160) 為證據給我們帶來了種種軼聞逸事。我們最近也有過喬治·戈登勳爵在紐蓋特的事； (161) 而且無論他是成為一個公開的改宗猶太教者，還是他在熱忱地反對天主教神甫和各種各樣的教士時曾鼓動過一群暴民（請原諒我用這個字樣，它在這裡還是可用的）拆毀我們所有的監獄，都是給他自己保留了一份自由，但他卻並未以一種有德的使用自由而使自己配得上那種自由。我們重建了紐蓋特監獄，並租賃了那幢建築。對於那些敢於誹謗法國王后的人，我們有著幾乎像巴士底獄一樣堅固的監獄。在這座精神的隱蔽所里，就讓高貴的誹謗者呆下去。讓他在這裡面默念他的塔爾穆德經， (162) 直到他學會了和他的出身與身分更為相稱的舉止而不致再那麼玷污他所宣稱已經改宗的那種古老的宗教，或者是直到你們海水那邊的某些人為了討好你們新的希伯來的兄弟們而贖出他為止。那時候他可以有能力用猶太會堂的老地方和30個銀幣的長期複利的一小部分款項（普賴斯博士已經向我們表明， (163) 在1790年之中複利將會成就什麼樣的奇蹟）購買下最近才被人發現是被高盧教會 (164) 所篡奪了的土地。請派遣給我們你們教皇的巴黎大主教吧，我們也將派遣給你們我們的新教拉比。 (165) 我們將這樣對待你們交換派來給我們的人，就像他是一個紳士和忠實的人那樣；但是請讓他隨身帶來他的待客、獎賞和施捨的基金並依靠它；我們決不會沒收那項榮譽而虔誠的基金之中的一個先令，並且也不會想到要靠掠奪教堂濟貧募捐箱來充實國庫的。 我親愛的閣下，老實向您說，我認為我們國家的榮譽多少是涉及這個老猶太會和倫敦酒店的行為的反對者的。我沒有任何人的委託書。當我反對的時候，我只代表我自己發言，正如我以全部可能的誠摯、以和那場勝利的演員們及其崇拜者們的全部交流所做出的那樣。當我論述任何其他與英格蘭人民有關的事物時，我是根據觀察而不是根據權威發言的；但是我發言根據的是與這個王國的各色人等十分廣泛而多樣的交往以及我從早年開始並持續了將近40年的長期仔細的觀察而得到的經驗。考慮到我們和你們只不過是小小24英里的一水 (166) 之隔，而且這兩個國家之間的相互交往最近是非常之多的，所以我往往要驚訝，看來你們懂得我們是何其之少。我懷疑這是由於你們是從某些出版物上形成了對這個國家的判斷的，它們確實是極其錯誤地——假如說畢竟是——表現了在英格蘭普遍流行的各種見解和心性。幾個小小的陰謀家企圖在喧囂吵鬧、大吹大擂和彼此相互喊價之中掩飾起他們全部重大的要求，他們的虛榮、不安和陰謀詭計的精神，就使得你們猜想，我們之輕蔑地忽視了他們的能力，就是普遍地默認他們的意見的一個標誌。我向您保證，事情絕不是這樣。因為雖有半打蚱蜢在蕨類植物裡面以它們擾人的聲音形成了一個野生圈，但幾千頭大牲畜卻在英國橡樹的綠蔭底下休息，悄然無聲地在反芻；就請你們不要猜想，發出喧譁的那些東西就是田野上唯一的居留者；當然，他們的數目是很多的，而且他們畢竟也不同於小小的、枯乾的、細微的、跳躍著的——雖則是高聲叫喊的而又討厭的——生命短促的昆蟲。 我幾乎膽敢肯定，我們一百個人當中也沒有一個參與了「革命協會」的「凱旋」。如果法國國王、王后和他們的孩子由於戰爭的機緣落到了我們手中，那麼即使是在最濃厚的仇恨下（但願這種假設的事件不會發生，但願沒有這種仇恨），他們也會受到另一種凱旋進入倫敦的對待。從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曾有過一位法國國王； (167) 你們看到了戰場上的勝利者是如何對待他的；他以後又是以何種方式在英國受到接待的。四百年過去了，但我相信自從那時候以來我們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多虧了我們對變革的堅韌抗拒，多虧了我們冷峻持重的國民性，我們還保留著我們祖先的特徵。我認為，我們並沒有丟掉十四世紀思想的大度和尊嚴，也沒有把我們自己變成野蠻人。我們不是盧梭的信徒，也不是伏爾泰的門生； (168) 愛爾維修 (169) 在我們中間也無所作為。無神論者不是我們的傳道師；狂人也不能成為我們的立法者。我們知道我們 沒有發明什麼；我們也不認為在道德方面有什麼東西可以被發明出來。許多關於政府的偉大原則、許多關於自由的思想，在我們出生之前很久就已經為人所理解了；而這一切，在墓地埋葬了我們的妄自尊大之後，在沉默的墳墓將它的法則強加到我們粗暴的饒舌上以後，也都不能有任何發現。在英國，我們還沒有完全拋棄我們天賦的心腸；我們在內心中還能體驗到、並且我們珍視與培育那些人類與生俱來的情操，那是我們的責任感的最可靠的保衛者，最活躍的監視者，也是一切自由的、男子漢的精神的真正支柱。我們並沒有被挖空，被在裡面塞上些毫無價值的關於人權的骯髒的廢紙，就像博物館裡填充了穀殼和破布的那些鳥類標本一樣。我們保留著我們所有的、仍然是原來的和完整的、沒有被誇夸其談和對上帝的不敬所炮製成的情感。我們的胸膛里跳動著有血有肉的真正的心。我們敬畏上帝；我們滿懷畏懼地仰望著國王；滿懷深情地仰望著議會；滿懷責任感地仰望著行政官；我們滿懷尊崇地仰望著教士；我們滿懷敬意地仰望著貴族。 (170) 為什麼？因為當這些觀念出現在我們心目之前時，我們自然而然地 會喜愛它們；因為其他的情感都是虛假的、欺騙的，企圖腐蝕我們的思想，敗壞我們原始的道德，使我4們無法適合理性的自由；它們通過向我們灌輸奴性而又放肆無節制的傲慢而使我們得意忘形於一時，使我們終生適合於只作理所當然的奴隸。 先生，您看，在這個啟蒙的時代我十足敢於宣稱，我們總的來說乃是具有天然的情感的人們；我們不是拋棄我們所有的那些舊的成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珍視它們；而且大言不慚地說，因為它們是成見，所以我們珍視它們；它們存在的時間越長，它們流行的範圍越廣，我們便越發珍視它們。我們怕的是每個人單只是依靠自己個人的理性儲存而生活與交流，因為我們認為這種每個個人的儲存是微少的，如果他們能夠利用各個民族和各個時代的總的庫存和資產的話，他們就會做得更好。我們的許多思想家不是去破除那些普遍的偏見，而是運用他們的智巧要發現貫徹其中的潛存的智慧。如果他們找到了他們所尋求的東西（事實上他們也很少失敗），他們就會認為最聰明的辦法還是讓這些偏見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理性一起留傳下去，而不是拋掉偏見的外衣而只留下赤裸裸的理性；因為偏見及其理性有一種使那種理性運行起來的動力和使之持續下去的熱情。偏見可以在緊急情況下迅速得以運用， (171) 它事先就把我們的思想納入一種智慧和道德的穩定行程之中而不讓人在決定的關頭猶豫不決、困惑、疑慮以及茫然失措。偏見使一個人的美德成為習慣，而不致成為一系列毫無聯繫的行為。正是通過偏見，一個人的責任才成為他天性的一部分。 你們的那些文人和政客，以及我們之中所有那些擺脫了偏見的人們，在這些方面是與我們根本不同的。他們不尊重別人的智慧；他們以對自己的過分自信取代了這種尊重。對於他們，一種事物的規格只要是舊的，就有足夠的理由被毀掉。至於匆促建立起來的新規格，他們也絲毫不關心它的持續；因為對那些很少或者根本就不考慮以前時代所做過的一切的人，對那些把全部希望都寄託於新發現上的人們，持續性並不是他們的目標。他們頗有體系地相信，一切具有永久性的東西都是禍害，因此他們與一切既有的成就都處於不可調和的戰爭狀態。他們認為政府可以像服裝的式樣似地經常變換而不會有什麼惡果；他們認為除非著眼於目前的方便而外，就無須堅持任何一種國家的組織原則。他們講起話來總是似乎以為在他們與執政者之間有著一種獨特的約定；這一約定只是約束執政者一方，雙方並沒有任何相互的關係；人民的威權，只要它願意，無須任何理由便有權解除這一約定。他們對自己國家的依附，僅僅是在國家贊同他們某些流變不定的規劃時方才存在；那是隨著政治體制之符合他們暫時的見解而告開始和終結的。 這些學說，或者不如說這些情緒，似乎在你們那些新政治家們當中很流行。但它們與我們在這個國家［英國］中所一直奉行的是完全不同的。 我聽說在法國有人提出，你們那裡所做的事情是仿效英國的榜樣的。請允許我申明，幾乎你們那裡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來源於我們英國人的實踐中的或占主導地位的見解，無論是在法案中還是在行動的精神中。請允許我補充說，正像我們不想從法國那裡學習這些東西一樣，我們也肯定從沒有教給那個國家這些東西。我們這裡和你們進行聯繫的陰謀分子至今還只是一小撮人。如果說不幸由於他們的詭計、他們的煽動、他們的出版物以及由於一種源於一個期待中得到法國的建議和力量的聯盟的自信，他們就可以吸引相當一部分人參加他們的派系的話，並且因此他們認真要在這裡試圖模仿一些你們所作所為的任何事情的話，那麼我就膽敢預言，情形將是：他們隨著給自己的國家帶來一些麻煩，很快地就會自取滅亡的。這個民族在遙遠的過去時代沒有由於對教皇的一貫正確無誤的尊重而改變自己的法律； (172) 而他們現在也不會出於對哲學家們的教義的內心虔敬的信心而改變它；儘管前者以革除教門和十字軍為武器，而後者則以誹謗和路燈杆來行事。 以前，你們的事情只關係著你們自己。我們只是作為人感受到它們；但我們畢竟是置身於它們之外，因為我們不是法國公民。但當我們看到有人向我們提出以法國為榜樣時，我們就必須作為英國人來感受，並且還感到我們必須是英國人。不管我們怎樣，你們的事務已形成了我們的利益的一部分；至少在迴避你們的萬靈藥方或者你們的瘟疫時是如此。如果它是萬靈藥方，我們也不想要它。我們知道那種不必要的藥方的種種效果。如果它是一場瘟疫，那麼它就是我們要做出最嚴格的檢疫加以預防的一場瘟疫。 我從各方面都聽說有一個自稱是哲學家 (173) 的陰謀集團，在最近法國發生的許多事件中博得了榮譽；他們的見解和體系成為所有這些事件的真正的指導精神。我沒有聽說過英國在任何時代有任何黨派團體，不論是文學的還是政治的，是以這種名聲而著稱的。在你們那裡，它難道不是由這些人組成的嗎？不是由這些以其粗鄙流氣的風格通常被人稱為是無神論者或不敬神者的庸俗人們所組成的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要承認，在過去我們也有過這種類型的作家，他們也都在當時喧囂過一陣。但現在他們已永遠默默無聞了。在最近40年內出生的人，有誰讀過柯林斯、托蘭德、廷德爾、查布、摩爾根以及所有那些自稱是自由思想家們的一個字呢？現在有誰還看博林布魯克的東西呢？有誰通讀過他的作品呢？請問問倫敦的書商們，所有這些世界之光的名人現在都怎樣了？ (174) 用不了幾年，他們少數的後繼者也將走入「全體凱普萊特家人」的家族墓穴中去的。 (175) 但是在我們這裡，不論他們過去和現在是怎樣，他們過去和現在都是些完全不相關聯的個人。在我們這裡，他們保持著他們同類的共性，卻從不合群。他們從不以團體的形式進行活動，從不在國家中以一個派別著稱，他們從不以一個派別的名義或資格，或者為了這個派別自己的目的而試圖影響我們的任何公共事務。至於他們是否應該這樣存在，是否應該被允許這樣活動，則是另一個問題了。正因為這樣的陰謀團體從未曾在英國存在過，因此他們的精神也就既不曾對我們憲法的原始結構的確立、也不曾對我們憲法所經歷的幾次修訂和改善中的任何一次產生過任何影響。這一切都是在宗教和信仰的指導之下完成，並且是由宗教的法令所認可的。這一切都來自我們民族特點的純樸性，都來自悟性之一種天生的坦誠和直率。它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們歷代當權者的特性。這種品性現在仍然被保持著，至少是在人民的偉大主體之中。 我們知道，而且更妙的是，我們在內心中感覺到宗教乃是公民社會的基礎，是一切的善和一切慰藉的源泉。 (176) 在英國我們對此是如此之堅信不疑，以致於在歲月的長河中不論是迷信的鏽蝕，還是人類心靈中所積聚起來的謬誤都無法遮掩它，以致於英國99％的人都不肯選擇對上帝的不虔敬。我們決不會愚蠢到要招請一個敵人來除去任何一種制度中的腐敗，去糾正它的缺點或去完善它的結構。如果我們宗教的教誡曾經需要做進一步的闡釋的話，我們也決不會邀請無神論者來解釋他們。我們不會以那種褻瀆神明的火光來照亮我們的神廟，它將以其他的光輝來照亮。這裡氤氳著的將是其他的香料，而不是那些偽劣的形上學的販子們所販運的有害的廢料。如果我們教會的收入需要調整，那麼不論於公於私，我們都不會以貪得無厭的態度去處理宗教獻祭收入的審計、收取及其使用。我們並不激烈地譴責希臘的教會，也不譴責亞美尼亞的教會 (177) ，甚至當我們的激情平靜下來之後，我們也不會再譴責羅馬的宗教體系，但我們選擇了新教；並非因為我們認為其中更少有基督教，而是因為按我們的判斷，它有著更多的基督教。我們不是出於冷漠，而是出於熱忱，才成為了新教徒的。 我們知道，人在本質上是一種宗教動物，能知道這一點乃是我們的驕傲；我們知道無神論不僅違反我們的理性，而且也違反我們的本能；因而就不可能長久流傳。但是如果在一個動亂的時刻，在由地獄的蒸餾器——它在法國現在正如此劇烈地沸騰著——所產生的熱酒精而導致的迷醉狂亂之中，我們拋棄了這迄今為止一直成為我們的自豪和安慰、成為我們的文明以及其他許多國家文明的偉大源泉的基督教，從而赤裸裸暴露了自己，那麼我們就要擔心（由於充分覺察到人的心靈是無法承受真空的）某種粗鄙的、有害的、墮落的迷信將會取代它的地位。 為了這個原因，在我們剝奪我們現存的體制賴以維持他人尊敬的自然的、人文的手段，並使它為人輕蔑（正如你們所做的、並且為此理應受到懲罰的那樣）之前，我們希望能向我們提出一些其他的東西來代替它。這樣，我們就可以形成自己的判斷了。 根據這些思想，我們就不像有些人那樣來與現存的社會體制進行爭論——這些人對這些體制的敵意已經形成了他們的一種哲學和一種宗教——而是對它們甚為依戀。我們決心要維護一個現有的教會、一種現有的君主制、一種現有的貴族制和一種現有的民主制，每一種都處於它現有的階段而並不再多。我馬上就要向你們表明，我們擁有的其中每一種各有多少。 這個時代的不幸（而不是像那些紳士們認為的那樣是一種光榮）就是，每件事情都要加以討論，就好像我們國家的體制一直都更是一個有爭議的、而並非一種共享歡欣的題材。由於這個原因，並為了滿足你們之中希望看到其例子的那些人（如果你們之中有這樣的人的話），我不揣冒昧地用一點有關每一種這類體制的想法來打攪你們。我並不認為古羅馬時代的人是不明智的；當他們想要創新他們的法制時，便派出使節去考察他們所能抵達的那種組織得最好的共和國。 (178) 首先，請允許我談談我們的教會體制，它是我們偏見的第一種，但並不是一種缺少理性的偏見，而是其中包含著深沉而廣泛的智慧。我先來談它。它在我們的心靈中是開頭，是末尾，而且是貫徹始終的。因為奠基於我們現在仍然擁有的這種宗教體系，我們一直是按照我們早就接受的、而且一貫延續下來了的人性觀念在行事的。這種觀念不僅僅像是一個聰明的建築師一樣建造起來了一座莊嚴的國家結構，而且還像一個有遠見的業主一樣要維護這座建築免於毀壞崩坍，使之像一座聖殿一樣清除了一切欺詐、暴力、不公正和專制等等雜質，它莊嚴地、永遠地獻身於國家以及其中的一切公務。做出這種奉獻是要使所有那些在人世的政府中代表著上帝本人的領導人應該對他們的職責及目的具有高尚可敬的思想；他們的願望應該充滿不朽性；他們不應該注意眼前微不足道的錢財或者庸人們的過眼煙雲的稱讚，而是應該注意他們天性中的永恆部分之堅定的、永恆的運用，注意在他們作為一份留給全世界的豐富遺產的範例中那種永久的聲望和光榮。 這些崇高的原則應該注入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們的頭腦中去；而教會組織則提供了使它們可以不斷地保持活力和得到強化的力量。有助於使人的理解和情感與上帝相聯繫的理性的和自然的紐帶之每種道德的、民事的或政治的體制，在增強那種美妙的結構物——人——上，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的特權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乃是他自己的創造物； (179) 而且當他像他所應該的那樣被創造出來之後，就註定了要在這一創造中占有一個非同小可的地位。但是，因為更優秀的性質永遠都應該是主導，所以只要一個人被置於別人之上時，他在那種情況下就特別應該儘可能地使自己接近於自我的完善。 通過一種國教體制而獻身於國家，這對於以一種健全的敬畏之情來推動自由的公民們，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為了保障他們的自由，他們就必須享有某一定部分的權力。因而在這樣的社會中，一種與國家以及與公民對國家的責任感聯繫在一起的宗教，就要比在被屈服的條件之下人民只限於私人情感和自己家庭事務的那些社會中更為必要了。所有擁有任何一部分權力的人，都應該強烈地而又充滿敬畏地烙上這樣一種觀念：他們只是受委託而行事的；他們必須就自己的那種委託來向一個偉大的主人、社會的創造者和奠基者 (180) 陳述自己的作為。 與那些單獨的君主相比，構成為集體主權的那些人們甚至於應該更深切地把這項原則銘刻在自己的心靈中。缺乏了手段，這些單獨的君主們就什麼也做不成。然而凡是尋求幫助而運用手段的人，同時也會發現有各種阻礙。他們的權力因而就決不是完整的，他們也無法安然地濫加運用。這樣的人，不管是怎樣地在阿諛、驕橫和自以為是之中被培養起來的，必定應該覺察到不管是否有人為法的保護，他們都須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為他們濫用這種委託而負責。如果他們不被人民的起義砍掉腦袋的話，也會被那些用於保衛他們安全以防人民起義的御林軍們給吊死的。因此我們就看到法國國王被他的士兵們為了增加薪餉給出賣了。但是凡在人民權威成為絕對不受限制的地方，人民便會對自己的權力產生一種無窮大的自信——因為它遠為更有根據。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們自身便是自己的手段。他們更接近於自己的目的。此外，他們對世上最大的控制力之一，即名譽感和尊崇感，也更不負什麼責任。在公共活動中，很可能分攤到每個個人身上的臭名確實也很小；輿論的作用是與濫用權力的人數成反比的。他們對自己所作所為的自我讚賞，使得公共評判在表面上看來是贊成他們的。因此完美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無恥的東西。因為它是最無恥的，所以它也就是最肆無忌憚的。沒有人以他那種身分會害怕自己可能要受懲罰。人民整體肯定是決不用害怕的：因為所有的懲罰都是著眼於保護人民整體而作出的範例，人民整體永遠也不能成為任何人手下的懲罰對象。 (181) 因此，無比重要的就是，不應該容許他們想像他們的意願要比國王的更應該成為是非的標準。應該說服他們，他們全然沒有權利，更沒有資格為了自己的安全而運用任何不論什麼樣的武斷的權力；因此，他們不應當在自由的假象之下來行使一種實際上是不自然的、顛倒了的統治權，不應專橫地要求那些國家的執政者去卑躬屈膝地服從他們變幻無常的意願，而不是無保留地獻身於他們的利益（而那才是他們的權利），從而消滅了所有為他們服務的人們身上的一切道德準則、一切尊嚴感、一切判斷力的運用以及一切始終一貫的性格；而就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也使自己委身而成了庸俗的阿諛奉承者或宮廷的諂媚者們那種奴顏卑膝的野心之恰當的、適宜的但也是最可鄙的俘虜。 沒有宗教就全然不可能使人民清除自己對私慾的種種迷戀；當他們意識到自己是在行使（並且是在更高一級的委託方式上行使）權力時，而那種權力要成為合法的就必須是按照那種永恆不變的、而意願和理性在其中乃是合而為一的法律， (182) 那時候他們便會更加留心他們是怎樣把權力交到了那些卑劣無能的人的手中的。在他們委任官員行使權力時，他們將不是在委派一項可憐的工作，而是一項神聖的職能；那並不是根據他們可鄙的私利，也不是根據他們的恣意任性，更不是根據他們的專斷意志；他們將只把權力（進行委託或接受委託的任何人都會感到戰慄的權力）委託給那些人——那些人是他們可以辨識出具有把積極的道德和智慧集於一身的主導比例並適宜於擔負起責任的人，這樣的人是要從具有人類缺陷和弱點的大量不可避免地混雜在一起的人群中間加以發現的。 當他們習慣地確信，對一個品質優良的人，任何邪惡，無論是現有的還是潛在的，都是不可接受的時候，他們便能更好地將一切帶有狂妄的和無法無天的統治痕跡的東西從所有文職、神職和軍職官員們的頭腦中清除掉。 但是國家和法律所要為之而奉獻的首要的、最重要的原則之一，便是提防它的那些臨時的所有者和終生的租用者不去考慮什麼是他們從自己的先人所得到的東西或是什麼應該是留給後代的東西，而是要像十足的主人一樣地行事；他們不會認為隨心所欲地摧毀他們社會整個的原來的結構，從而割斷永業、損壞遺產是他們的權利；但他們冒險留下給他們之後而來的人的乃是一片廢墟，而不是一幢住宅——並且教導他們的後代不尊重他們的設計，就像他們自己不尊重他們前人的制度一樣。由於經常大量地和多方地任憑心血來潮的異想天開和趕浪潮而在毫無原則地輕易改變國家，整個國家的鏈鎖和延續性就遭到了破壞。一個世代就不能與另一個世代相銜接了。人類就會變得不會比夏天的蒼蠅好多少。 首先，人們將不會再學習法理學這一人類理智的驕傲了，認為它只不過是一堆陳舊的被駁倒了的錯誤；然而它連同它的種種缺欠、冗雜和錯誤一起，卻是歷代理智的綜合，它把原始正義的原則和人類所關注的問題的多樣性結合在了一起。於是，個人的自以為是和狂妄自大——這是所有那些從來未見識過高於自己的智慧的人的必然產物——將會竊據法庭。當然，並沒有什麼確鑿的法律可以建立起希望和畏懼的牢固不易的基礎，能把人們的行動納入一定的軌道或是指引他們走向一定的目標。在財產的占有方式和職權的運作方式中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東西可以形成一種堅實的基礎，使所有的父母都可以據之而為他們的下一代的教育或者將來在世上選擇自己未來的事業進行考慮。沒有什麼原則是可以在早年就被鑄成為習慣的。一個最能幹的教師一旦完成了他那艱苦的教學任務之後，卻會發現一切都變了；他並沒有能帶出來一個完成了一門有德的學業、在社會的地位上適合於贏得重視和尊敬的學生，而是他製造出來了一個可憐蟲：受到世人的輕蔑和嘲笑，對於什麼是受到尊敬的真正基礎茫然無知。在其貨幣標準不斷變化的一個國家中，當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檢驗榮譽的標準時，誰還能保有幾乎是隨著心靈的最初衝動而在跳動的那種嬌柔細緻的榮譽感呢？生命中沒有任何一部分會保留下來它那收穫的。對於科學和文學的蒙昧、對於藝術和工藝製造的缺乏技術，必不可免地會隨著缺乏穩定的教育和固定的原則繼之而來；這樣，用不了幾代人，國家本身就會瓦解，分崩離析為個體性的塵埃，最後隨著天上的風而消逝。 因此，為了避免反覆無常和前後不一的惡果——那要比固執和最盲目的偏見還壞上一千倍——我們才把國家尊為神聖，以致於不以恰當的小心翼翼，就沒有人可以去挑剔它的缺點或腐敗；以致於一個人就決不可夢想通過顛覆而發動一場改革；以致於他應該接觸國家的錯誤，就仿佛是滿懷虔誠的畏懼和戰慄的態度去接觸父親的創傷一樣。這種聰明的偏見教導我們要滿懷恐懼地看待他們國家的那些兒女。他們不顧一切，魯莽地把自己年邁的父親砍成碎塊， (183) 放進巫師的釜里，希望用他們那些有毒的草藥和瘋狂的咒語就可以使父親的機體復活，使他們的老父得以重生。 社會確實是一項契約。對於那些單純以偶然的利益為目標的各種附屬性的契約，是可以隨意解除的，但是國家卻不可被認為只不過是一種為了一些諸如胡椒或咖啡、布匹或菸草的生意，或某些其他不關重要的暫時利益而締結的合夥協定，可以由締結者的心血來潮而加以解除的。我們應當懷著另一種崇敬之情來看待國家，因為它並不是以單只服從屬於暫時性的、過眼煙雲的赤裸裸的動物生存那類事物為目的的一種合夥關係。它乃是一切科學的一種合夥關係，一切藝術的一種合夥關係，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種合夥關係。由於這樣一種合夥關係的目的無法在許多代人中間達到，所以國家就變成了不僅僅是活著的人之間的合夥關係，而且也是在活著的人、已經死了的人和將會出世的人們之間的一種合夥關係。每一個特定國家的每一項契約，都只是永恆社會的偉大初始契約中的一款，它聯繫著低等的自然界和高等的自然界，連接著可見的世界與不可見的世界，遵循著約束一切物理界和一切道德界各安其位的那項不可違背的誓言所裁定的固定了的約定。這種法律並不屈服於某些人的意志——這些人由於來自對上的、無限高於他們的義務，不得不使自己的意志屈從於那種法律。那個大一統王國的各個市政團體在道義上並不可以隨心任性為所欲為，根據自己有一種偶然改進的想法就整個拆散自己屬下社團的聯繫，使之分解為若干基本原則之非社會的、不文明的、不相連屬的混亂狀態。只有最初的和至高無上的那種必要性，即那種不是被選擇而是要做出選擇的必要性，那種高於一切思考之上、不容討論也無需證據的必要性，才有權證明訴之於無政府狀態的正當性。這種必要性並非是對於準則的例外；因為這種必要性的本身也就是人們所必須自願或被迫遵守的那種事物的道德的和物理的性質的一部分；但是假如把這僅僅是對必要性的屈服當作選擇目標的話，那麼法律就被破壞了，自然狀態就會得不到遵守，反叛就會被宣布為不合法，就會從這個理性、秩序、和平、德行和成效顯著的懺悔的世界被驅除、被放逐到那個瘋狂、無序、邪惡、動亂、徒勞無益的憂傷的敵對世界裡去。 親愛的先生，我以為這些現在是、過去是並且長期將是這個［英國］王國里那部分並非最無知和不肯思考的人們的情操。那些屬於這類人的人們，他們是根據人們應該形成自己的見解這一理由而形成自己的見解的。但那些不大肯探索的人，則從權威那裡接受了它們，而天意註定了要依靠信任別人而生活的那些人不需要因依靠別人而感到羞愧。這兩種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在行進，儘管處於不同地位。他們都隨著宇宙的秩序在行動。他們都認識到或感覺到這一古代的偉大真理：「Quod illi principi et praepotenti Deo qui omnem hunc mundum regit, nihil eorum quae quidem fiant in terris acceptius quam concilia et caetus hominum jure sociati quae civitates appellantur.」（「對於創造了宇宙的最高神來說，人世間最可以接受的莫過於這種叫做國家的有組織的人類社會和人類結合了。」） (184) 他們之接收這條頭腦和心靈的準則，並非是由於它帶有作者的大名，也不是由於這項準則的更偉大的出處， (185) 而僅只在於有了它才能給每一種真知灼見（即人類的共同性質和共同關係）以真正的分量和認可。他們確信做一切事情都得有所參照，一切都須參照到那指引著一切的參照點，所以他們就認為自己作為個人，在心靈的聖殿中，或以個人身分聚合在一起時，有責任不僅僅要懷念自己那高貴的出身和地位，而且還在於他們以其集體的資格應該向公民社會的締造者、創立者和保護者表達他們全民族的敬意。如果沒有這個公民社會，人類就絕無任何可能達到他那天性所許可的完美，甚至於也不可能遙遙地、微微地接近於這種完美。他們認為那位賦給了我們那由於我們的德行而可臻於完善的天性的造物主，同時也希望看到為達到它那完善所必需的手段。——因此他要求有國家。——他要求它有與一切完美的源泉和根本原型之間的聯繫。凡是相信造物主這種意志的人（那意志乃是萬法之法、萬王之王），絕不會非難我們集體的這種忠誠和敬意，絕不會非難我們之承認最高的主人；我甚至還要說，這種對國家本身的奉獻，作為一種獲得普遍讚頌的祭壇上的值得稱道的奉獻是應該以全部公共的、莊嚴的儀式來進行的，在建築上、在音樂上、在裝飾上、在言論上、在人品的尊嚴上，都應符合人類的天性所教導於他們的那些習慣；也就是說，要出之以適度的華貴和真誠的形式，要出之以溫和的莊嚴和肅穆的場面。他們認為，為了這類目的而花費國家一部分財富，就正如用它來刺激個人的奢侈是同樣地有用。它是公共的裝飾。它是對公眾的慰藉。它培育了公眾的希望。最窮苦的人也在其中發現了自己的重要性和尊嚴；而個人的財富和傲慢卻每時每刻都使那些地位卑賤和窮困的人感到自己的卑賤，並貶低和詆毀自己的身分。它是為了生活卑微的人們的，它要培植他們的性情，使他們心目中有一個國家，在那裡財富的特權將告中止，那時候他們將天然是平等的，而且由於德行還可能更加不只是平等而已，他們的國家的這一部分公共財富是被花費了並且是被聖潔化了。 我向您保證我並不想標新立異。我告訴您的乃是從古至今在我們這裡為人所接受的見解，它持續受到普遍的贊同；而且它們確實是如此之影響到我的思想深處，以致我甚至無法辨別哪些是我從別人那裡所學到的，哪些又是我自己思考的結果。 正是根據某些這類原則，大多數英格蘭的人民非但不認為一個全國性的宗教組織是非法的，而且很難想像沒有它會是合法的。在法國，如果你們不相信我們熱愛這個組織勝於一切，並且甚於其他一切國家，那麼你們就完全錯了；而且當這個民族由於偏愛它而做出了一些不明智、不正當的舉動時（在某些情況下，他們肯定曾這樣做過），您至少可以在他們的錯誤本身之中發現他們的熱忱。 這一原則貫穿著他們全部的政治體制。他們認為他們的教會對他們的國家不是一種方便，而是一種本質；認為它不是一種異己的、可分離的東西，不是為了某種方便可附加的東西，不是某種根據暫時的便利而可以保留或拋開的東西。他們認為它是他們整個憲法的基礎，藉助於憲法和憲法的每一個部分，它支撐著一個牢不可破的聯盟。在他們的心目中，教會和國家乃是不可分割的概念，很少只提到其中的一個而不同時提到另一個的。 我們教育的形成方式，也是要肯定並加固這種印象。我們的教育在某種方式上，從幼兒到成年的所有階段里都是完全掌握在教士手中的。即使是我們的青年，在他們離開中學和大學，進入人生中最重要的時期，即開始把社會經驗和學習聯繫起來的時候，當他們帶著這種觀點訪問別的國家時，不是我們所見過的其他各地來的老家僕去當貴人們的管家，隨著我們的年輕的貴族或紳士出國的人有3/4都是教士；不是作為嚴肅的牧師，也不是作為單純的隨從，而是作為性格嚴謹的朋友和伴侶，他們中不少人和貴族本人一樣是良家子弟。有著這種關係，他們之間通常會終生保持一種密切的聯繫。我們認為，由於有這種聯繫，我們就可以使我們的紳士們依附於教會；同時我們又由於與國家領袖人物之間的交往而使教會不受官方控制。 我們是如此之堅持我們古老的教會方式和體制，以致於它們自從十四或十五世紀以來就很少有什麼改變。在這一點上，正如在其他一切事物中一樣，我們都堅持我們那古老的、已經確立的信條，即永遠也不要完全地、突然地脫離我們的古代傳統。我們發現這些古老的體制，從總體上來說，是有利於道德和紀律的；而且我們認為它們可以加以修正，而同時並不改變其基礎。我們認為它們是可以接受和改善的，並且首先是可以保存科學和文學的各種遺產，正如天意的秩序所應該一一相繼地產生出它們來那樣。畢竟是具有這種哥德式的和僧侶式的教育（因為它那根本結構就是如此），我們才有權聲稱我們與歐洲其他任何國家一樣，對科學、藝術和文學的進步——它們曾照亮了並裝扮出近代的世界——做出過同樣豐碩和同樣古老的一份貢獻；我們認為這種進步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我們並沒有蔑視我們的先人所留給我們的知識財富。 正是由於我們對教會的依附，英國這個國家才認為把全體的偉大根本利益 (186) 委諸於他們根本就不信賴的民事或軍事的公共機構的任何部分，也就是說委諸於個人的捉摸不定的貢獻，乃是不明智之舉。他們要走得更遠。他們確實從來不曾容忍，也永遠不會容忍把教會的不動產轉化為一種依賴於國庫的財政補貼，那可以由於財政困難加以推遲或停付，或者也許是取消；這些困難有時候藉口是政治的目的，其實卻經常是由政客們的揮霍、疏忽和貪婪所造成的。英國人民認為他們既有宗教上的理由，也有憲法上的理由反對任何要把他們的獨立的教士轉變成國家的宗教受補貼者的計劃。當教士的影響力依賴於王權時，他們就為自己的自由而戰慄；而當教士淪於依附王權之外的任何其他人的時候，其內部就必然會分裂、混亂，他們就會因公共的安寧受到教士派系之爭而戰慄。因此，他們才使自己的教會，就像他們的國王和他們的貴族一樣成為獨立的。 出於對宗教和憲法體制的綜合考慮，出於他們認為以可靠的方式確保對弱者提供安慰和對愚者提供教育乃是一種責任這一見解，他們就把教會的地產合併於並且認同於人民的私有財產 ；國家無論就使用而言還是就擁有而言，都不是所有者，而只是他們的護衛者和調節者而已。他們宣告，提供了這種規定就可以像腳底下的大地那樣的穩固，而不會隨資金或活動的幼里普斯的潮流 (187) 而波動。 英國人——我是指那些有知識、具有開放和率直的智慧（如果他們有的話）的英國領導人物——會恥於像一樁愚蠢的詭計那樣，在口頭上宣揚一種宗教而在行動上卻表現為蔑視它。如果他們以自己的行動（這是唯一很少會撒謊的語言）似乎在把道德界和自然界的偉大指導原則只看作一種使卑賤者俯首帖耳的辦法，那麼用這樣一種行為他們恐怕就會挫傷自己心目之中的政治目標了。他們會發現，要使別人相信一種連他們自己也明顯地毫不信任的制度是很困難的。這個國家的基督教政治家們確實首先是要滿足群眾 ；而這正因為他們是群眾 ；並且因此（作為群眾）就是教會體制的首要目標，也是一切體制的首要目標。他們被教導說，向窮人宣講福音的情況乃是它那真正使命的一次巨大考驗。因此，他們就認為，那些不關心給窮人宣講福音的人，也就並不相信它。但是因為他們知道愛不僅僅是限於某種行業，而是應該運用於所有需要它的人的身上，所以他們也就並沒有喪失對那些可憐的大人物的痛苦所應有的焦灼憐憫之情。他們在自己的傲慢和狂妄的惡臭之中，由於過分的細緻，也並不排斥關心醫療自己心靈的膿瘡和周身疼痛。他們很清楚，宗教教導的後果對於他們要比對任何其他人都來得更大；因為他們面臨著巨大的誘惑，因為他們的失誤會帶來重大的後果，因為他們的壞榜樣會傳染，因為有必要在節制和德行的羈軛面前低下自己那傲慢和野心的強頸來，因為考慮到與人們最需要知道的東西相關的那種可怕的愚蠢和赤裸裸的無知已經支配了法院、軍隊首領、參議院，與在廠房裡和田野里是同樣之甚。 英國人民感到滿意的是，對於大人物，宗教的安慰也像它那教導一樣是必要的。他們也在不幸的人們中間。他們也感受到個人的痛苦和家庭的煩惱。在這些方面，他們並不享有特權；對於道德所徵收的賦稅，他們也得付出自己全部的費用。在那些摧心裂肺的煩憂之下，他們需要那種至上的慰藉，那些煩憂和動物生活的有限需求很不相同，它們的範圍是無限的，並且在想像的狂亂無垠的領域裡以無限的組合而呈現出多樣化。這些人，我們這些往往是十分不幸的兄弟們，需要有某些仁慈的慰藉，以便填補那占據了那些在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盼望或恐懼的人的頭腦里陰暗的空虛；需要有某些東西來緩解那些無所事事的人們的那種致命的消沉和擔負過重的怠惰；需要有某些東西來激起他們在那種隨著可以買到一切享樂而來的令人乏味的饜足之中能夠繼續生活下去的欲望，在那裡天性不是留下來給它自己的進程，在那裡甚至於願望都可以事先計劃好，因而成果也就被預謀好了的對歡樂的策劃和設計所摧毀了；而在希望和成就之間也並沒有穿插任何障礙或間歇。 英國人民知道，宗教導師們對於地位悠久的有錢有勢者所可能起的影響會是多麼地微不足道，而對新出現的暴發戶的影響又是多麼地微小，假如他們不是以一種與他們必須與之打交道的那些人相匹配的姿態出現的話，何況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還必須對那些人行使某種似於權威的東西。假如他們把那個導師團體看得在各方面都不如他們的家內僕人的地位，他們又會怎樣看待那個導師團體呢？如果貧窮是自願的，那麼就可能有所不同了。自我否定的強大範例對我們的心靈起著強大的作用；一個沒有欲望的人會得到巨大的自由和堅定乃至尊嚴的。但是既然任何行業的人的大多數也都是人，而他們的貧窮不可能是自願的，所以隨伴著一切世俗的貧窮而來的那種不受尊敬在宗教界也是難免的。因此我們的富有遠見的制度才注意使那些要教導傲慢無知者的人，那些要成為對肆無忌憚的邪惡 (188) 的監察者的人，既不致於引起他們的蔑視，也不依賴他們的施捨過活，而且它也不會誘使富人忽視對自己心靈的真正治療。由於這些原因，在我們首先以一種慈父般的關切照顧窮人時，我們並沒有把宗教貶斥到偏僻的市鎮和鄉村里去（像是某種我們羞於向人表明的事情那樣）。不！我們願意使它在宮廷和議會中昂起它那戴著主教冠的頭。我們要使它和生活中所有的人相混合，和社會上的所有階級都融匯在一起。英國人民願意向全世界高傲的權勢者和他們能言善道的詭辯家們表明，一個自由的、慷慨的、有知識的民族是尊重它那教會的高級神職人員的。它不會以財富和頭銜或是以任何其他形式而狂妄自大，滿懷輕蔑地去鄙視他們所尊崇的一切，或是擅自侮辱那種憑自己努力而博得的個人的高貴，他們希望那永遠都是（而且那也往往是）知識、虔誠與德行的結果，而不是報酬。（因為又有什麼東西才能成為報酬呢？）他們可以看到一個主教走在一個公爵的前面，而不會感到難過或不快。他們可以看到一位達勒姆（Durham）的主教或一位溫切斯特（Winchester）的主教每年擁有一萬英鎊；但是他們不能設想，為什麼這筆資財比起等量的地產之在這位伯爵或那位鄉紳的手裡來，就是在更壞的人的手裡，儘管很可能事實是前者並不會養那麼多狗和馬，不會拿本應是餵養兒童的食物去餵它們。的確，教會的全部收入並非每一個先令總是用在慈善事業上的，或許也未必應該如此；但是總有一部分通常是這樣使用的。我們最好是珍視德行和人道，把大多數事情留給人們的自由意志，哪怕對它的目標有所損失，而不要企圖把人變成某種政治仁慈的簡單機器或工具。總的說來，世界是只有靠自由才能獲得的，沒有自由，德行也就不能存在。 一旦國家確認了教會對地產的所有權，它就會始終一貫地聽不到人們評論其多寡。過多或過少都是對所有權的背離。當至高無上的權威對這種所有權，正如對一切所有權那樣，有著充分的、權威的監督以防止任何的濫用時，並且在它明顯地背離了的時候，就會引導它趨向適合於自己建制時的目的，那麼，不管在什麼人的手裡有多少數量，又能有什麼惡果會產生呢？ 在英國，我們大多數都認為那些使人對差別、榮譽和收入（它不是取之於別人的，與德行毫不相干）加以白眼的，並不是對古代教會的克己和禁慾的熱愛，而是對那些往往是自己財富的創業者的人的嫉妒和惡意。英國人民的耳朵是靈敏的。他們廣泛聽到這些人的談論。這些人的言談暴露了自己。他們的語言是騙子的行話，是偽善的黑話和空話。當這些空談家力圖把教士們帶回到那種原始的福音書式的貧窮時，英國人民就必定要這樣想。那種原始的福音書式的貧窮，在精神上應當是永遠存在於他們身上的，（並且也應該存在於我們身上，不管我們是否喜歡它，）但在事實上卻必定是各式各樣的——當那個團體對國家的關係起了變化，當人們的風尚，當生活方式，當人類事務的整個秩序確實都已經經歷了一場全盤的革命時。當我們看到這些改革者把自己的財物交給公眾，並把自己的全身獻給早期教會的嚴格紀律時，我們就會相信他們是真誠的宗教狂熱者，而不會像現在這樣認為他們是撒謊者和騙子。 由於這些想法在大不列顛下院議員的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所以他們在國家危機之中就決不會通過沒收教會和窮人的地產來尋求財源。褻瀆神聖和放逐並不是我們供應委員會的方法和手段。 (189) 交易巷（Change Alley）里的猶太人還沒有敢流露出來希望以屬於坎特伯雷大主教教區的收入作抵押。當我向您確認下述事實時，我不怕受到非難：在［英國］這個王國中，沒有一個您希望引征的公共人物、沒有一個 任何政黨或行業的人是不會譴責［法國］國民議會被迫做出的那種不誠實的、背信棄義的、殘酷的沒收那些財產的決定的，而保護這種財產權乃是他們的首要責任。 我要帶一點民族自豪的得意感告訴您，我們這裡那些曾希望舉起他們那令人厭惡的酒杯向巴黎的各種社團祝賀的人們已經失望了。你們對教會的掠奪已經成了我們教會財產安全的保障。它喚醒了人民。他們滿懷恐怖和驚訝看著這種橫暴而無恥的剝奪行徑。它打開了並且將越來越打開他們的眼睛看清這些陰險的人們的私慾的擴張及其情操的那種狹隘的慷慨——它從隱秘的虛偽和狡詐開始，而以公開的暴力和搶劫告終。在我們國內，我們已經看到了類似的開端。我們警惕著在防範類似的結局。 我希望我們永遠不會如此之完全喪失社會結合的規則所加諸於我們的一切責任感，竟致於在任何公共利益的藉口之下要沒收一個單獨無辜的公民的財產。除非是一個暴君（這個名詞代表可以使人性腐化和墮落的一切東西），有誰能設想整個行業成千上萬的人全部被沒收了財產，不經起訴，不經聽證，也不經審判？只要還沒有喪失人性的一切痕跡，有誰能夠想到要打倒那品位崇高而職責神聖的人們，其中有些人的年紀是立刻會喚起人們的尊敬和同情的，有誰能想到把他們從國家的最高位置上拉下來（而他們在國內本來是靠自己的地產維持生活的），使其淪於一種貧困、卑賤和受人鄙視的狀態？ 那些掠奪者在如此粗暴地把受害者從他們自己的餐桌旁趕走之後，在這個餐桌如此美妙地展現在貪婪的覬覦者的面前之後，確實會賞賜受害者一些餐桌上的殘羹剩飯。但是，把人從獨立地位驅逐到靠施捨為生，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度殘暴的行為。在某一種生活狀態中有可能成為人們可容忍的條件、但不適應於其他事物的東西，當一切環境全都發生變化後，就可能成為一場可怕的革命；成為使一顆有德的心靈，除非要求置罪犯於死地而外，對懲罰任何罪行都會感到苦惱的那樣一場革命。對許多心靈來說，這種罷黜 和喪失公權 的懲罰要比死更壞。毫無疑問，那是這種殘酷的苦難的一種無限的加劇：那些由於教育以及由於其在履行職務中所處的地位這雙重偏愛而被教導要擁護宗教的人們，要從掠奪了他們全部所有的那些人褻瀆的、不虔敬的手中領取他們自己過去財富的殘餘作為施捨；要從那些眾所周知而又直認不諱的無神論的傲慢而脆弱的手中領取（如果他們終究領取了的話）而不是從信徒的仁慈捐獻的手中領取宗教的維持費。而無神論者的這筆施捨（那是按它所持有的蔑視的標準發放的），其目的只在於使接受施捨的人在世人眼中變得卑鄙和一文不值。 但是這種攫取財產的行為，看起來卻好像是一種依法判決，而不是沒收。他們似乎從王宮的各科學院和雅各賓派 (190) 那裡發現了有些人對他們依法擁有、使用既符合法庭的裁決，又符合千百年來積累的規定的財產，並不享有任何權利。他們說，教士只有一種虛構的人格，那是國家的創造物，是他們隨意可以摧毀的，並且當然在每一方面都可加以限制或改造。他們說，教士所擁有的財富確切地說並不是自己的，而是屬於創造出這個神話來的國家的。因而我們就不必由於我們對他們這種結構性格的所作所為，而擔心他們的天然情感或天然人格是否會受苦受難。你們是以何種名義去傷害人們，去剝奪他們自己職業的正當報酬，又有什麼關係呢？——而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不僅曾是國家所許可的，而且還是它所鼓勵的；在這個被認為是可靠的報酬的基礎上，他們規劃了自己的生活，締結了債務，並使大量的人完全依靠他們為生。 先生，您不要想像我是在做一份冗長的討論，在祝賀這種對人與人的可悲的劃分。論證暴君制是可鄙的，正有如它那力量是可畏的。你們那些掠奪者不是從他們早期的罪行中獲得了一種權力，使他們得以免除為爾後所曾、以及將來所可能犯下的罪行而遭受懲罰嗎？這並不是邏輯學家的三段論，而是劊子手的鞭子，那可以駁斥成為搶劫和謀害的幫凶的一種詭辯。巴黎能言善辯的暴君們高聲譴責了那些在以往時代里擾亂了世界的、已經下了台的王朝的暴君。他們是如此之勇敢，因為他們是不會被關到自己舊主人的監牢和鐵籠里去的。 (191) 當我們看到我們當代的暴君們在我們眼前製造著更惡劣的悲劇時，我們是不是對他們會更溫和一些呢？當我們能夠以同樣的安全行使自由時，難道我們不會像他們所做的那樣來行使我們的自由嗎？當講出誠實的真理只不過需要鄙視我們憎惡其行為的那些人的意見而已的時候？ 這種對一切所有權的侵犯行為，最初是根據他們行事的體系，用一種最令人吃驚的藉口進行掩飾的——即尊重民族的信念。這些所有權的敵人們，起初是裝作對恪守國王與公共債權人之間締約有著最敏感、最細心、最認真的關切。這些人權的宣揚者們是如此之忙於教導別人，以致他們自己竟沒有時間學點什麼東西；否則的話，他們就會知道，公民社會所要信守的首先的、原始的信念乃是針對公民的所有權，而不是針對國家的債權人的要求。公民的要求在時間上是最先的，在資格上是最高的，在衡平上是最優越的。個人的財富，不管是自己掙得的，是遺產還是以擁有某些集體財物的資格，都不成為債權人安全保證的一部分——無論是公開的還是蘊涵著的。他們在做交易時，頭腦里並沒有那些東西。他很知道，公眾無論是由一個國王還是由一個立法機構來代表，除了公共財產而外並不保證任何別的東西，而且除非來自對全體公民的正當的和按比例的徵收而外，它就不可能有任何公共財產。對於公眾債權人而言，這一點是約定好了的，此外就不可能有任何約定。沒有人能夠抵押自己的不公正作為自己正直性的擔保。 我們不可能迴避要對由這種關於新的公共信念的極端嚴厲和極端疏忽之間所造成的矛盾做出某些觀察，它影響著這種交易，而且它不是根據義務的性質，而是按與它締約的各色人等在起影響的。在法國歷代國王舊政府的一切法案中，國民議會除了有關現金的合同而外，全都不承認有效；一切其他法案其合法性都是極其含混可疑的。那個王朝政府所有的其他法案都被他們以一種如此可憎的眼光來看待，以致在它的權威之下擁有某種權利便被看作是一種罪行。作為為國家服務而獲得的報酬津貼，肯定是所有權的一種良好的基礎，正有如任何一筆向國家奉獻的錢財是一樣的安全可靠。它甚至於更好，因為為了得到那種服務，國家已經花了錢，而且花了很多錢。然而我們從不曾在法國看到有大量這類的人，他們在最為所欲為的時代、在最為所欲為的大臣手下都從未曾被剝奪過自己的收入，卻遭到這個人權的議會無情的洗劫。當他們要求自己以血汗掙來的麵包時，他們卻被告知說，他們的服務並不是為現存的這個國家做出的。 公共信義的這種解體不僅是限於這些不幸的人們。［國民］議會以其所必須具備的完整的一貫連續性致力於一場可敬的思考：它在多大程度上應受前政府與外國簽訂的條約的約束，而他們的委員會則要報告其中哪些是他們應該批准的，哪些不是的。以這種辦法，他們就把這個處女國家的對外信用也置於其對內信用的相等地位上了。 很難設想，依據什麼樣的理性原則，王室政府在這二者之中就不應具有報償人們的服務以及以自己的特權簽訂協議的權力，而只是具有向債權人擔保國家現有的和可能收入的權力。國家財富在一切事物中都是法國國王的特權或歐洲任何國王的特權所最少染指的。而抵押公共的收入卻蘊涵著王權在最完全的意義上支配了公眾的錢口袋。這遠遠超出了甚至徵收一種暫時的或偶然的賦稅的委託權。然而這種危險的權力（它是一種無限的專制主義的明確標誌）制訂的法案卻被看作是唯一神聖的。一個民主的議會對於其資格得自君主權威之中最可非議和最可憎惡的運用而來的這套資產所表現的偏愛，又是從何產生的呢？理性並不能提供什麼來協調這種不一致；對於衡平原則也不能指靠偏好來加以說明。但是這種矛盾和偏私，儘管不能有論證，卻並非沒有恰當的原因；而這種原因，我認為並不難發現。 由於法國的龐大國債，一種巨大的金融利益就不知不覺成長起來了，並且隨之就有了巨大的權力。而由於這個王國中所流行的傳統習慣，財產的一般流通，特別是由土地到貨幣和由貨幣到土地的雙向轉化，始終是件十分困難的事。比在英國更為普遍而且更為嚴格的家族規定、jus retractus［回復權］、 (192) 王室所擁有的而且被法國法律準則認為是不可轉讓的大量地產，以及宗教團體的大宗不動產——所有這一切都使得法國的金錢和地產這兩種利益比起在這個國家［英國］來更加彼此分離，不易混合；這兩種顯然不同財產的擁有者彼此之間也不像在我們這裡那樣互有好感。 長期以來，人民以一種頗為邪惡的眼光來看待金融資產。他們把它看作是與苦難相聯繫的，並加劇了這些苦難。它同樣使那些古老的地產利益者感到妒忌，部分地是由於它使得人民感到厭惡的同樣原因，但更是因為它以一種炫耀的奢華的光彩使一些並無家譜世系、只有空頭銜的貴族們黯然失色。甚至於當代表更恆定的土地利益的貴族與其他行業聯姻時（這有時會發生），那種挽救了整個家族免於破產的財富，仍被認為是玷污和褻瀆了它。因而甚至於通常種種可使不和得到平息、使爭端轉化為友誼的手段，也會加劇雙方之間的敵意和仇恨。同時，那些不是貴族或新封貴族的富人，卻隨其事業而越發驕傲。他們滿懷憤怒地感到了自己地位的卑下，拒不承認這種地位卑下的基礎。為了報復這類對手的傲慢的侮辱，為了把自己的財富提高到他們認為是其天然的地位和評價，沒有任何手段是他們所不樂於採用的。他們通過王權和教會來攻擊貴族。他們特別攻擊的是他們認為其中最脆弱的一方面，即教會的財產，那通常是由國王恩賜給了貴族的。主教職位和被委任的大修道院的聖職， (193) 除少數的例外，都是由貴族階級擔任的。 在舊有的貴族土地利益與新興的金融利益之間這場真正的、儘管並不總是為人所察覺的戰爭中，最大的（因為是最可加以運用的）力量乃是掌握在後者手中。金融利益在本性上更易於進行一切冒險；而它的擁有者也更傾向於經營任何一種新的企業。它是近期的積累，因此很自然地適合於一切新事物。所以它就成為一切希望變革的人們所追求的那種財富。 與這種金融利益一道，一種新型的人成長起來了，那種利益隨著這些人很快地就結成了一種緊密的、引人注目的聯盟；我指的是那些政治文人。這些文人喜歡突出自己，是很少反對創新的。自從路易十四 (194) 的生命和偉大衰頹之後，他們就不那麼能得到他本人或攝政或王位繼承人的栽培了；他們也不像在那種鋪張但並非不高明的輝煌時代那麼系統地靠恩寵和賞賜而效力於宮廷了。因此他們盡力想結成一種自身的團體來彌補他們在舊日宮廷的保護下所失去的東西；在這方面，法國的兩個學院 (195) 以及其後由這些紳士們的一個組織所推進的《百科全書》這樁偉業 (196) 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文學家陰謀集團在幾年之前就制訂了某種摧毀基督教的正式計劃之類的東西。他們狂熱地在追逐這個目標，那種狂熱程度迄今為止我們還只在某些虔誠體系的布道者身上看到過。他們沉醉於一種極其狂幻的、要使人改宗的精神；由此很容易地就會執著於按他們的辦法迫害異己的精神。 (197) 那些以直接的或即刻的行為未達到他們偉大目標的事，可以在較長的過程中通過輿論的媒介來實現。要左右那種輿論，第一步便是建立起對那些指導輿論的人的控制。他們處心積慮地以極高的手法和堅韌使自己掌握一切通往文學榮耀的道路。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也確實在文學和科學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世界對他們是很公正的；並由於垂青一般的才幹而原諒了他們特殊原則中的邪惡傾向。這是一種真正的慷慨大度，而他們所回報的則是力圖將富有見識、學問和情趣的聲譽全都歸於自己和他們的追隨者。我膽敢肯定，這種狹隘的、排他性的精神有害於文學和情趣，不亞於它有害於道德和真正的哲學。這些無神論的教士們有一種他們自己的偏執，他們學會了以僧侶的精神來抨擊僧侶。但是在某些事務上，他們卻又是世俗的人。陰謀詭計也被用來補充論據和才智的不足。在這種文化壟斷的體系之上，還加上了不斷積極地用一切方式、一切手段去誹謗和詆毀那些不肯參與他們一黨的人。對那些已經觀察到了他們行為的精神的人，事情早已很清楚了：除了能把語言上和筆頭上的不寬容轉化為一場打擊所有權、自由和生命的迫害的那種權力而外，並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了。 對他們所加以的零散的、微弱的迫害，更多地乃是形式上和表面上的姿態，而不是出自嚴肅認真的痛恨， (198) 那既沒有削弱他們的力量，也沒有減緩他們的努力。整個的問題乃是，不管他們是遇到反對還是取得成功，一種世界上前所未知的強暴而惡意的狂熱完全支配了他們的心靈，使得他們本該是有趣的和富於教益的言論變成了十足令人厭惡的。 (199) 一種團伙的、陰謀的和叛教的精神浸透了他們的全部思想、言論和行動。而且，由於爭論的熱衷很快就把思想轉變為武力，他們就開始與外國的君主們通信勾搭，希望通過起初他們是要去奉承的那些權威，就可以實現自己心目中的變革。對於他們來說，這些變革無論是通過專制主義的雷霆，還是通過群眾騷亂的震盪來實現，全都無關緊要。這個團伙和前普魯士國王 (200) 之間的通信就向我們揭示了許多他們全部行徑的精神。 (201) 出於與這些君主相勾結的同樣目的，他們以一種突出的方式培植著法國的金融勢力；並且部分地通過那些身居要職而有著最廣泛、最可靠的交際手段的人所提供的便利，他們精心地把持了一切輿論的渠道。 作家們，特別是當他們結成團體而行動並有著一種方向時，對公共的精神就起著巨大的影響；因此這些作家們和金融利益的聯盟 (202) 在消除人民對這種類型的財富的仇恨和嫉妒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這些作家們，像所有鼓吹新鮮事物的人一樣，裝出對窮人和卑賤者的極大熱情，同時他們用種種諷刺極力誇大宮廷、貴族和教士的錯誤，使之令人憎惡。他們變成了一批蠱惑者。他們為了偏袒一個目標，就成為了連結令人憎惡的財富和激動不安的、絕望的貧窮二者之間的一條紐帶。 (203) 因為這兩種人 (204) 看起來在所有最近發生的事件中都像是主要領導人，所以他們的聯合和他們的政策就可以解釋——不是根據任何法律的或政策的原則，而只是作為一種原因 ——那種普遍的狂暴，由於它，一切宗教團體的土地財產都遭到了衝擊；還可以解釋那種與他們所藉口的原則相反的、對來源於王權權威的金融利益所採取的精心照顧。一切對財富和權力的嫉妒，都被人為地導向反對其他階層的富人去了。除了我所論證過的這些而外，我們又能根據什麼其他原則來解釋像教會的財產這樣的一種看來是如此之奇特而又不自然的表象呢？——它經受了長期歲月的更替和無數國內暴亂的震撼的考驗，既受到正義、又受到偏見的保護，而它現在正被用於償債，一種相對晚近的、不光彩的而且是由一個受到詆毀和被顛覆了的政府所欠下的債。 公共產業是公共債務的一種充分的抵押品嗎？假如它不是，並且還肯定會造成某一方面的損失，當這種唯一合法享有的產業——那是締約雙方在進行交易時都已計算過了的——被發現不夠抵債時，那麼按照自然的和合法的衡平原則，誰又該成為受害者呢？肯定地說，它應該不是賒售的一方，就是說服他賒售的一方，或者是這雙方；而不應是與這一交易毫無關係的第三方。在資不抵債的任何情況下，不是應該由那些軟弱得根據不可靠的擔保而貸款的人來承擔，就是由那些欺詐地提供了無效擔保的人來承擔。法律不知道有其他的裁決準則。但是按照新的人權體制，那些依照衡平應當承擔損失的唯一的人，卻正是那些將無恙地得到補償的人；而那些要去償還債務的人，既非借方又非貸方，既非抵押人又非受押人。 對這些交易，教士階級都做了些什麼呢？對任何超過了他們自己債務範圍的公共締約，他們該怎麼辦呢？對於這一點，確實是把他們最後的一畝地產都投進去了。沒有什麼別的比對他們處理教士階級債務的做法的關注更能導致［國民］議會的真精神，那種精神以其新的公平和新的道德，更適合於公開的沒收。這個抄沒者集團——他們忠實於金融利益，為此而對其他每一個人無忠實可言——發現教士階級是足以忍受一種合法的債務的。當然，他們宣布教士們合法地擁有財產——而那是他們的借貸權和抵押地產之權所暗含了的；這就承認了這些被迫害的公民的權利，而正是在這一行動中他們的權利是如此粗暴地遭到了蹂躪。 如果像我說過的那樣，除了公眾的整體而外，還有什麼人是要向國家債權人做出補償的話，他們就應該是那些辦理這種協定的人了。那麼，為什麼不沒收所有那些財政監督官們的地產呢？ (205) 為什麼不是那一長串的部長、財政官和銀行家們被沒收呢？——當國家由於他們的辦法和建議而淪於貧困之際，他們卻發了財。被沒收的為什麼不是拉博德先生（Laborde） (206) 的地產而是巴黎大主教呢？ (207) 他可是與公共債務的設立和承包沒有任何瓜葛。或者，如果你們為了金融家的利益而必須沒收舊有的地產，為什麼這種懲罰只限於一個階層呢？我不知道舒瓦瑟爾公爵 (208) 的揮霍是否從他所得自他的主人的無限賞賜中還剩下了點什麼，而那個朝廷曾以各式各樣在戰爭與和平中的揮霍浪費而大大加重了法國今天的債務。如果還剩下有這類東西的話，為什麼不把它沒收充公？我記得我在法國舊政府的期間曾經到過巴黎。我在那裡時正好是艾吉永公爵 (209) 被專制君主的保護之手剛從斷頭台上搶救了下來（正如一般所認為的那樣）。 (210) 他是一位大臣，與這段揮霍浪費時期的各種事件不無關係。為什麼我沒有看到把他的地產交給他所在的市鎮呢？諾阿耶世家 (211) 長期以來都是法國王室的僕人（我承認是很出色的僕人），當然也就得到了一定份額的賞賜。為什麼我一點都沒有聽說用他們的地產來償還公共債務呢？為什麼羅什富科公爵 (212) 的產業就比羅什富科紅衣主教 (213) 的更為神聖呢？我並不懷疑前者是一位可敬的人物，他也很好地使用了自己的收入（如果我們談論其使用會影響到對財富的資格並不是一種玷污的話）；但是我下面的說法並非是對他的不敬，即可靠的消息足以保證我說，他的兄弟 (214) 魯昂紅衣大主教對他自己的同樣有效的財富的運用要遠為值得讚許並且遠為更富於公共精神。當一個人聽到對這類人士的放逐以及沒收他們的產業時，能不感到氣憤和厭惡嗎？如果誰在這種情況下不產生這種情緒，他就不是一個人了。一個不能表達這種情緒的人，就不配享有自由人這個名稱。 幾乎沒有一個野蠻的征服者曾在財產權方面製造過一場如此之可怕的革命。沒有哪個羅馬派系的頭子，在所有他們拍賣自己的掠奪品的場合豎起了「crudelem illam hastam」 (215) 時，曾對被征服的公民的財物進行過如此之巨額的出售。人們不得不偏袒那些古代的暴君們說，他們所做的事很難說是在冷血中做出來的。充滿了復仇的情緒，充滿了血腥和掠奪的無數最新的你爭我奪和反擊，他們的激情被點燃了，他們的脾氣暴戾了，他們的理智混亂了。他們由於害怕隨著歸還財產而把權力歸還給那些被他們傷害得已絕無寬恕的希望的家族，以致於被逼得超越了一切節制的限度。 這些羅馬的掠奪者還僅僅是暴君的初步，還沒有受過有關人權的教導，以致在沒有遇到挑釁的情況下就相互施加一切的殘酷手段；他們認為有必要為這些不義的行為塗上一層保護色。他們認為被征服的一方全都是些叛徒，是拿起武器或以其他充滿敵意的行為在反對國家。他們認為這些人是因為他們犯了罪才被剝奪財產的。而在你們那裡，在你們那裡人類精神有了進步的狀態中，卻不拘這些形式。你們沒收了500萬英鎊的歲租，把四五萬人趕出了家門，僅僅是因為「你們高興這樣做」。英國的暴君亨利八世因為並不比羅馬的馬里烏斯們和蘇拉們 (216) 更有教養，也沒有在你們的新學校中學習過，所以並不知道在那個進攻性的大武器庫中可以找到多麼有效的一種專制主義工具，叫做人權的。當他決心要掠奪修道院之前——就像雅各賓俱樂部掠奪了一切教會財產一樣——他還著手設立了一個委員會來審查這些團體所犯的罪行和濫用職權的情況。正如可以預料的，他這個委員會報告的事實，有誇大，也有謊言。但不管真假，這個委員會報告了種種瀆職和侵權。然而，因為瀆職可以糾正；因為個人的罪行並不意味著要沒收團體的財產；因為在那個黑暗的時代，財產還沒有被發現是偏見的產物，所以這一切瀆職（肯定有足夠之多）還很難被認為是這樣一場（像他有意進行的）沒收財產的充分根據。所以，他設法獲得在形式上是獻出這些產業。所有這一切冗繁的手續乃是由一個在歷史長河中最確鑿無疑的暴君之一所採用的，他在冒險向國會要求通過一項法案肯定他那邪惡的辦法之前，作為必要的前奏，他要以分一部分贓物來賄賂他那奴顏卑膝的兩院成員，並向他們許諾永久免稅權。假如命運把他保留下來到我們這個時代，只要有4個專用名詞就會完成他的工作，省掉了他這一切的麻煩；他不需要別的，只消一句短短的咒語——「哲學 、光明 、大度 、人權 。」 我絕不能說什麼來稱頌暴君制的那些行為。迄今為止，在任何虛假的保護色之下也還不曾有哪個聲音稱頌過他們；然而這些虛假的保護色也表明專制主義對正義的一種致敬。位於一切恐懼和一切悔恨之上的權力，卻並沒有放置於一切羞馳之上。而當羞恥之心還保持著警惕時，道德感就還沒有在暴君們的內心中完全熄滅，節制也就還沒有最後從他們的頭腦中被驅逐出去。 我相信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正直的人在他的思考中都會表同情於我們的政治詩人，並且只要這種貪得無厭的專制主義的行為出現在他的眼前或在他的想像中，就要祈禱擺脫這種預兆： ——但願沒有風暴 降臨到我們的時代，在那裡毀滅也要得到改造。 告訴我，我的繆斯， 是什麼可怕的悲慘過錯、 是什麼罪行可能激發一個基督徒的國王 如此大發雷霆？ 是奢侈還是貪婪？ 難道是他如此之節制、貞潔和正直？ 這些是他們的罪行嗎？還是更是他自己的， 對沒有錢的他，錢財就足以構成罪行了。 (217) 同樣是這種財富——它在所有的時代、所有的政體之下對於貧窮和貪婪的專制政權都是大逆和lese nation［叛國 ］——誘使你們一舉而破壞了所有權、法律和宗教。但是法蘭西這個國家是否已到了如此之悲慘無告的地步，以致於除了搶劫而外就沒有別的來源維持其生存？在這一點上，我希望能得到一些信息。當三級會議召開時，法國的財政狀況是否已經到如此地步，以致於各個部門在按公平和寬容的原則做出節約後，也沒有由各個等級公平地分擔支出的任何辦法，使之可能得以恢復？如果只需這樣一種公平分擔的話，你們很懂得那是很容易做到的。內克先生 (218) 在他向凡爾賽舉行的三級會議提出的財政預算中，曾詳細地闡述了法國的狀況。 (219) 如果我們信得過他，那麼就沒有必要為了使法國的收支維持平衡再徵收任何新的賦稅。他說明各種名目的經常開支（包括一筆4億新貸款的利息）為5.31444億里弗 (220) ，而固定收入為4.75294億里弗，則赤字為5.615億里弗，或不到220萬英鎊。但是為了平衡它，他提出了節約開支和增加收入的計劃（認為定能完全落實），其總額比赤字的數目還多些。他以下面這些著重的言詞結論說（報告的第39頁）：「Quel pays, Messieurs, que celui, où, sans impôts et avec de simples objets inapperçus, on peut faire disparaître un déficit qui a fait tant de bruit en Europe.」［「先生們，除了我國，還有哪一個國家在不增加稅收的情況下並以一種不為人注意的簡單目標，就能消除一筆在歐洲引起了如此大的反響的赤字？」］至於內克先生的報告中指出的還賬、減少負債和其他有關公債的偉大目標以及政治安排，毫無疑問是可以接受的，但須對公民們一視同仁地有一種很溫和的、按比例的評估，使他們所有的人都得以最充分滿足他們的需要。 如果內克先生的這種說法是假的，那麼國民議會強迫國王接受他為大臣，就要受到最高程度的譴責了，並且國王是由於任用了一個人擔任他們的 大臣而被廢黜的——此人曾有能力在一個極其重要的關鍵時刻並在直接屬於他的特定職責的事情上，竟如此之臭名昭著地濫用了他的主人的和他們自己的信任。但是，如果這種說法是確切的（就像您一樣，我一直對內克先生懷有高度的敬意，所以我不懷疑那是確切的），那麼又能夠說什麼來贊同那些人呢？他們不去徵收溫和的、合理的和普遍的賦稅，而是沒有任何必要地像冷血動物一樣，求助於一種偏頗的而殘酷的沒收行為。 教會方面或貴族方面可曾以特權為藉口拒絕這種賦稅呢？不，肯定並沒有。對於教士們，他們甚至跑在第三等級所希望的前面。在三級會議召開之前，他們已經向他們的代表們發出了明確的指示，要放棄一切使他們的立足點不同於其他法國臣民情況的豁免權。在放棄特權這一點上，教士階級做得甚至比貴族更為明顯。 但是讓我們假定就像內克先生最初所陳述的那樣，赤字保持在5600萬（或220萬英鎊）。讓我們承認他彌補這項赤字的一切財源都是厚顏無恥、毫無根據的捏造，而且國民議會（或者他們的雅各賓派文件老爺們 (221) ）因之就理應把這種赤字的全部負擔都加到教士階級的身上——即使我們承認這一切，需要220萬英鎊也無法解釋要沒收500萬英鎊之多。把這220萬英鎊單方面加在教士階級的頭上是迫害性的和不公正的，但它還不足以毀滅那些被強加以這種負擔的人；因此就還不能滿足經營者們的真正目的。 不熟悉法國情況的人，在聽到教士和貴族們在納稅方面享有特權時，可能會想像在法國革命之前這兩個階級對國家絲毫沒有擔負。這是一個大錯誤。他們在納稅方面彼此並不平等，而他們每一方又與平民不平等。然而，他們是繳納了大量捐稅的。不管是貴族還是教士，都未享受過任何對消費稅或海關稅或任何名目繁多的間接 稅的豁免，它們在法國以及在［英國］這裡，都構成為所有公共繳納中很大的一部分。貴族要交納人頭稅。他們還要交納被稱為第二十個便士的一種土地稅，有時高達每英鎊3先令，有時4先令；這兩種直接 稅並不輕，其作用也絕非微不足道。由征服而被兼併於法國的各省中（它們在面積上大約構成全國的1/8，但在財政上構成更大得多的比例），教士們也要繳納與貴族們稅率相同的人頭稅和第二十個便士稅。在原有省份的教士不繳人頭稅，但他們是用一筆大約2400萬［里弗］，即100萬多一點的英鎊為代價贖買了他們自己的。他們被免除了第二十個便士稅，但當時他們做出了無償的捐贈，他們為國家借了債，他們承擔一些其他的開銷，而這一切約計為他們純收入的1/13。他們還須每年再繳納4萬多英鎊，使自己與貴族的貢納持平。 當這種巨大剝奪的恐怖懸在教士階級的頭上時，他們又通過艾克斯（Aix）的大主教做出了另一項捐獻； (222) 而這項捐獻卻由於太過分了而不應加以接受。但對於國家債權人來說，它十分明顯地要比沒收所能合理地帶來的任何東西都更為有利。它為什麼未被接受呢？原因是很明白的：人們並不想要教會來為國家服務。為國家服務被當成是摧毀教會的一個藉口。而在摧毀教會的過程中，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摧毀自己的國家；而且他們也已經摧毀了它。如果以敲詐勒索的計劃來代替沒收的方案，那麼設計中的一個偉大的目的就會遭到失敗。一個與新共和國相聯繫著的、並為了自身的生存而與之相聯繫著的新的土地利益集團就不可能產生出來。這就是為什麼巨額的贖金不被接受的原因之一。 根據一開始所準備推行的沒收計劃，其瘋狂性很快就變得昭然若揭。把這種數量龐大的地產，這種由於沒收王室的全部廣闊的領地而擴大了的地產，一下子投放到市場，很明顯地會由於這種沒收，由於這些土地（而且事實上由於全法國地產）的貶值，而使所期望的利潤落空。這樣突然間把它全部的流動資金由貿易轉到土地上面來，就必然成為另一場災難。人們又採取了什麼步驟呢？國民議會在感受到了他們那種計劃中的土地出售的種種不可避免的惡果之後，是不是再回到教士們的捐贈上來呢？沒有任何的苦痛可以迫使他們走上一條為正義的任何表現所認為不光彩的道路。在放棄了這種大量立即出售的一切希望之後，另一項計劃似乎已繼之而來。他們提出以股份來交換教會的地產。這項計劃中的大難題產生於如何均攤被交易的對象。此外還出現了其他的障礙，這些又把他們推回到了某種出售計劃上面來。許多市鎮都發出了警報。他們不願意聽說把王國的全部掠奪物都轉移到巴黎的公債執有者手中。許多這些市鎮都已經系統地淪於最可悲的貧困狀態。哪裡都看不到錢。他們因此被弄到了熱烈地渴望的地步。他們盼望著任何一種通貨可以振興他們瀕危的工業。於是這些市鎮就被允許分一份贓，那顯然地使最初的計劃（如果人們確實嚴肅地接受過的話）變得完全行不通了。公共開支的急需對各方面都形成壓力。財政大臣以一種最迫切、焦慮和預警的聲音，重申他要求支援的呼籲。因此在各方面的壓力下，於是代替了把他們的銀行家轉化為大主教和修道院院長的最初計劃，代替了清償舊債務，他們發行了一種利息為3％的新債，設計了建立在最終出售教會地產的基礎之上的一種新紙幣。 (223) 他們發行這種紙幣，首先主要地是為了滿足貼現銀行 (224) 對他們提出的要求，這個銀行乃是他們虛幻的財富的一架大機器，或造紙廠。 現在對教會的掠獲變成了他們一切財政運作的唯一來源；變成了他們全部政策的活命原則；變成了他們權力存在的唯一保障。要把每一個人都降到同樣的底層並使全國都以一種罪惡的利益來支持這種行動及其推行者那些人的權威，就有必要採取一切哪怕是最暴烈的手段。為了迫使那些最不情願的人也來參與他們的掠奪，他們就強使在一切支付中都使用他們的紙幣。凡是考慮到這個目標乃是他們一切計劃總趨勢的中心、乃是他們後來一切措施所由以出發的中心的人們，便不會認為我太冗長地討論國民議會的這一部分行動了。 為了切斷王權和司法機關之間的聯繫的一切表象，為了把全體都置於對巴黎獨裁者的默默服從之下，最高法院 (225) 古老的司法獨立及其全部的優缺點被全盤廢除了。當最高法院存在的時候，人民顯然可以不時地求助於它，並團結在它們古老法律的規範之下。然而我們應當考慮的問題是，在這些現在已被廢除了的法庭中的各種官吏都是用高價買得他們的職位的 ，對此以及對於他們所履行的責任，他們卻只收到了很低的利潤回報。簡單的沒收僅僅是對教士階級的一種恩惠；——對於律師們也看到了某些公正性的表象；他們會收到一筆巨額補償。他們的補償成為國債的一部分，而為了清償這筆債務，便有一筆用之不盡的基金。律師們會得到新的教會證券作為對他們的補償，這種證券是隨著司法及立法的新原則一起前進的。被遣散的官員只能或是分擔教士們的苦難，或是像所有其他人一樣以這樣一種方式並從這樣一種基金中收回自己的財產；而所有那些曾經被古老的司法原則所哺育並且曾經是所有權的堅定衛士的人，一定是會滿懷憎惡來加以看待的。即使是教士階級，也要從這種帶有不可磨滅的褻瀆神明的烙印和他們自身毀滅的徵象的貶值證券中，得到一份可憐的補貼，否則他們就只好挨餓。這樣一種強制性的紙幣對於信貸、所有權和自由的如此之粗暴的傷害，是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暴政與背信棄義的聯盟所很少展現過的。 在這一切活動過程中，終於出現了那個偉大的arcanum［奧妙 ］，即事實上（就他們的行動中可以推測出來的任何確定的事而言），教會的地產在任何公正的意義上都並沒有被出售。根據國民議會最近的決議，它們確實是被交付給了那些最肯出價的人。但是應該注意到的是，這場交易的錢僅僅付出了一部分 。剩下的那部分將在為期12年之內付清。因此那些哲學式的購買者在繳出某種押金之後，便可以立即擁有地產。它們在某些方面就變成了送給他們的一份禮物，是封建占有制在向新制度輸誠。這種規劃顯然是對一批沒有錢的買主敞開了大門。其後果將是，這些買主或不如說是受惠者，不只是用他們所積累的地租（那是國家也同樣可以收到的）來償還，而且也用建築材料的贓物，用濫伐森林，或用他們那習慣於高利盤剝的手從可憐的農民那裡所能榨取的不管什麼樣的錢來償還。農民則被委之於這些唯利是圖而又恣睢專橫的人們的決斷之下，這些人由於對一個新的政治體制之不穩定地據有一塊地產的不斷增長的收益有著不斷增長的需求，而刺激了他們各式各樣的敲詐勒索。 當這一切狡詐、欺騙、暴力、搶劫、焚燒、謀殺、沒收、強制性的紙幣以及形形色色的暴政和殘酷都被用來實現與支持這場革命而產生了它們的自然效果，亦即衝擊了一切有德的和嚴肅的心靈的道德情操時，這種哲學體制的煽動家們便立刻扯起喉嚨，聲明反對法國舊的君主政府。當把那個已被廢黜的政權抹夠了黑之後，他們就進而論證說，仿佛是凡不贊成他們這種新的濫用權力的人，便當然必定是舊的濫用權力的人的同黨；而那些譴責他們殘暴的自由計劃的人，就應當被當作是奴役制的辯護士。我承認，是他們的需要驅使他們得出了這種卑鄙可恥的謊言的。使人們能認可他們的作為和計劃的就只是這一假設：在他們與歷史的紀錄或詩人的創造所能提供的某些最令人作嘔的暴君制二者之間並沒有第三種選擇。他們的這種讕言很難配得上詭辯這個名稱。它不是別的，只不外是純屬厚顏無恥而已。難道這些先生們在整個理論界和實踐界的圈子裡從未聽說過在君主專制主義和群眾專制主義二者之間有任何別的東西嗎？他們難道從未聽說過有一種法制的君主制嗎？那是被一個國家的偉大的世襲財富和尊嚴 (226) 所支配和制衡的；這兩者又一般地都受到理性和人民的感情以一種適宜的和永恆的機構所啟動的明智的制約所支配的。然則難道我們就不可能發現一個人沒有罪惡的不良企圖或可悲的荒謬，會寧願有這樣一種混合的和有節制的政府而不願有這兩種極端的任何一種；而且他可以聲稱一個缺少一切智慧和一切道德的國家輕易地選擇了這個政府（或者不如說當實際上已經擁有了這樣一個政府之後就肯定了它 ）的時候，就認為理所當然可以犯下一千種罪行並使國家陷於一千種邪惡之中，為的就是避免它嗎？純粹的民主制乃人類社會可以投身的唯一可容忍的形式，而任何人都不得遲疑於它的優點，否則就被懷疑是暴君制的朋友，也就是人類之敵——難道這真是一條如此之普遍被認可的真理嗎？ 我不知道把目前法國的統治政權歸入哪一類。它揚言是一種純粹的民主制，但我認為它正在沿著一條筆直的道路迅速地變成一種有害而不光彩的寡頭政治。 (227) 不過目前我承認它的性質和效果還是它自己所自稱的那種設計。我並不僅僅根據抽象的原則而譴責任何的政府形式。可能會有某些情勢使純粹民主的形式變成為必要的。 (228) 另有些情勢（很少有並且是有一種很特殊的背景）它會明確地為人所期待著。我不認為這是法國的或任何其他大國的情況。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過大規模民主制的前例。古代人對民主制比我們更為熟稔。對於那些曾觀察過大多數這類憲法並且最理解它們的作者們，我還不是全然沒有閱讀過，我禁不住要贊同他們的意見：一種絕對的民主制，就像是絕對的君主制一樣，都不能算作是政府的合法形式。他們認為那與其說是一種健康的共和政體，還不如說是它的腐化和墮落。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亞里士多德就說過民主制和暴君制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點。 (229) 關於這一點，我能肯定的是每當一個民主制的政體出現像它所往往必定要出現的嚴重的分歧時，公民中的多數便能夠對少數施加最殘酷的壓迫；這種對少數人的壓迫會擴大到遠為更多的人的身上，而且幾乎會比我們所能畏懼的單一的王權統治更加殘暴得多。在這樣一種群眾的迫害之下，每個受害者就處於一種比在其他任何的迫害下都更為可悲的境地。在一個殘暴的君主統治下，他們可以得到人們的慰藉和同情以減緩他們創傷的刺痛；他們可以得到人們的稱讚，在他們的苦難中激勵他們高潔的恆心。但是那些在群眾之下遭受到傷害的人卻被剝奪了一切外界的安慰。他們似乎是被人類所遺棄，在他們整個物種的共謀之下被壓垮了。 讓我們假定民主制並不具有像我所認為它會具有的那種派系暴政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並且假定它的本身的純粹形式就具有如此之多的優點，正如我敢肯定它是只有在與其他的形式相混合時才會具有的那樣；可是君主制在它那方面難道就完全不包含任何值得稱道的東西了嗎？我並不常常引用博林布魯克。 (230) 一般地說，他的著作也沒有在我的頭腦中留下什麼長久的印象。他是一個傲慢而淺薄的作者。但他曾有過一個說法，在我看來卻不乏深度和分量。他說他欣賞君主制有甚於其他政體，因為你可以更好地把任何一種共和制移植到君主制上面，而不能把君主制的任何東西移植到共和政體的形式之上。我認為他是完全有道理的。歷史事實就是這樣，那與他的思考十分吻合。 我知道談論已成為過去的偉大政權的錯誤是何等之容易的一個題目。通過國家的一場革命，昨天搖尾乞憐的諂媚者就會轉變為今天的嚴厲的批判者。但是那些有著堅定的、獨立的精神的人，當他們思索的對象是政體這樣一個對人類是如此嚴肅的事務時，將會不屑於扮演一個諷刺家和演說家的角色。他們會像判斷人類的性格那樣地判斷人類的制度。他們將會區分混雜在不免一死的制度之中的（正如在不免一死的人們之中的）好與壞。 你們法國的政府，儘管通常——而且我以為是公正地——有著無規格的或規格很差的君主制中最好的政府的名聲，但仍然是充斥著對權力的濫用的。這種濫用在時間的長河中積累起來，就像它們在一切不受人民代表經常監督的君主制之下所必定會積累的那樣。我對這個被推翻了的法國政府的缺點和錯誤並不陌生；而且我認為我在天性上或政見上並不傾向於頌揚任何一種正當而自然的遭人責難的對象。但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於那個君主制的弊病，而在於它的生存權。法國舊政府是不是真的無法改造或不值得改造，以致於絕對需要立刻把整個的組織推翻，並為取代它而建立一座理論的和實驗的大廈掃清地盤？全法國在1789年年初是有著另一種見解的。這個王國每一個地區給它們三級會議的代表們的指示，都充滿了改革那個政府的種種方案，而絲毫沒有涉及一點點想要摧毀它的計劃。如果這樣一種計劃哪怕是暗示了出來，我相信就只會有一種聲音，即以輕蔑和厭惡而加以摒斥的那種聲音了。人們有時是逐步地被引導向前，也有時會急急忙忙地沖向某些事物，這些事物如果他們能全部看到的話，他們是根本就不會允許絲毫去接近的。當發出那些指示時，除了存在著濫用權力以及他們要求改革而外，並沒有其他問題；就在今天也沒有。但是在那些指示發出與革命爆發的間隙期，事情改變了形態；這種變化的結果就是，今天真正的問題乃是：那些進行改造的人和那些進行摧毀的人，究竟誰是對的？ 聽起有些人談到法國的前王朝，你會以為他們說的是波斯在達赫瑪斯·庫里·汗 (231) 的凶暴的刀劍之下在流血，或至少描述的是土耳其那種野蠻無序的專制主義，在那裡一個有著世界上最宜人氣候的最美好的國家卻被和平所蹂躪更甚於其他國家被戰爭所困擾；那裡的人們不知道有藝術，那裡的製造業奄奄一息，那裡的科學蕩然無存，那裡的農業衰頹，那裡的人種自身也在觀察者的眼前泯沒而消逝。這是法國的情形嗎？我沒有別的方法來決定這個問題，唯有參照事實。事實並不支持這種比擬。君主制本身帶有許多弊端，也有一些好的東西；法國的君主制畢竟曾從宗教中、從法律中、從習俗中、從輿論中得到過對自己禍害的某些改正，這就使得它成為一個不如說是表面上的、而非實質上的專制政體（儘管它絕非是一個自由的、因而也絕非是一個良好的政體）。 在衡量一種政體對任何一個國家的作用的標準中，我必須認為該國的人口狀況是一個十分確定的標準。一個國家如果人口繁盛並持續在改善，就不會有一個作惡多端 的政府。大約60年以前，法國各財政區的監督 (232) 曾經做過（和其他問題一道）一項有關各自管區內的人口狀況報告。我手頭沒有這些卷帙浩繁的文件，我也不知道哪裡能找到它們（我只好憑記憶來談，因而是不太肯定的）；但我想根據他們的說法，即使是在那個時期，法國的人口也估計在2200萬人。在上個世紀末，人們一般估計為1800萬。根據這兩種估計的任何一種，法國的人口狀況都不壞。內克先生是自己時代的一個權威，至少不亞於那些監督們過去的時代，他在1780年根據顯然是可靠的原則推斷法國人口為2467萬。但這是不是舊政權之下可能達到的最後數字？普賴斯博士的意見是，那一年法國的人口增長絕沒有達到頂峰 。在這些估計上，我當然承認他的權威要遠遠超過我承認他在一般的政治方面的。這位紳士根據內克先生的數據完全相信，自從那位大臣的計算之後，法國的人口有了迅速的增長；它增長得那麼迅速，以致於他不同意在1789年這個王國的人口數字會低於3000萬。在大大降低普賴斯博士的樂觀估計之後（我也很以為應該降低），我仍不懷疑法國的人口在最近這段時期內有了可觀的增加。但假設它的增長不過是從2467萬到2500萬，這仍在不斷增長的2500萬人口分布在大約2.7萬平方里格 (233) 的土地上，仍是為數龐大的。例如，它遠遠高於我們這個島國，甚至也遠高於英格蘭這個聯合王國中人口最稠密的部分。 說法國是一個土地肥沃的國家，這種說法一般地並不確實。它有相當一部分是荒蕪不毛之地 (234) ，其他自然條件也有許多不便之處。但就我所能發現的而言，在這片領土上最為得天獨厚的部分內，人口數目是與大自然的恩惠相符合的。 (235) 面積為404.5平方里格的利勒（Lisle）財政區（我認為這是一個最有力的例證），約在10年前有73萬人，即每平方里格為1772人。法國其他地區的中間值在同樣面積內約為900人。 我並不把這種人口狀況歸功於那個被推翻了的政府；因為我並不喜歡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天意的恩惠的東西歸功於人們的設計。但是這個被人譴責的政府並沒有能阻礙、反而極可能是有助於那些因素髮揮作用（不管那些因素是什麼）——不管是屬於土地的性質還是人民的勤勞傳統，它們在整個王國中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人口數目，並在某些個別地方展示了那樣的人口奇蹟。而我從不願設想，一個根據經驗被發現是包含著有利於人口增長的原則（哪怕不那麼明顯）的那種國家組織，會是一切政治體制中最壞的一種。 國家的財富是另一項不可忽視的標準，根據它我們就可以判斷，某一個政府在整體上看是保護人民的還是摧殘人民的。法國在其人口的眾多上遠遠超過了英國；但我覺察到她在財富的對比上卻遠遜於我們；他們那裡的財富不如我們這裡分配得平均，財富的流通也不那麼方便。我相信英法兩國政府形式的差別乃是英國方面占優勢的原因之一。這裡我說的是英格蘭，而不是全部英國的領地。 (236) 如果以英國全部領地和法國的相比，則會在某種程度上削弱我們方面的財富的相對比值。但是，法國的財富雖然比不上英國的，卻仍然構成一種很值得尊敬的富裕程度。在內克先生於1785年出版的書中， (237) 包括有大量的有關公共經濟及政治算術的精確而有趣的事例；而他對於這個題目的思考總地說來是自由而開明的。在這部書里他給出有關法國狀況的觀念遠不是這樣一副形象，即在這個國家裡，政府乃是一種十足的災難、一種絕對的禍害，除了通過一場全盤革命這樣一種暴力的而且說不準的藥方之外就沒有救藥了。他證實從1726年到1784年，法國鑄幣廠所鑄造的金銀貨幣總量約達1億英鎊。 (238) 內克先生不可能會弄錯鑄幣廠所鑄的金條總量。它是一項有官方記錄的事項。這位幹練的財政家關於在他1785年寫書時，即法國國王被廢黜和被囚禁的大約4年之前，社會上流通的金銀總量的推算沒有官方記錄那麼準確；但他們顯然是建立在如此之堅實的基礎之上的，以致我們很難在很大程度上拒絕同意他的計算。他計算的numeraire［硬幣］或我們所稱的specie［硬幣］，法國當時擁有的約相當於8800萬英鎊。這對於一個國家是多大的一筆財富積累——即使是像那樣的一個大國！在他1785年寫書時，內克先生遠不認為這種財富的匯聚會要停止，以致於他當時預計在他進行推算的期間流入法國的貨幣量將每年增長2％。 些適宜的原因把鑄幣廠鑄造出來的所有錢幣從一開始就引入那個王國；某些起作用的原因必定使得內克先生所計算留在國內流通的這樣一筆巨大財富洪流保持在國內或者重回到它的懷抱。假設對內克先生的計算作出一些合理的削減，剩下來的仍是一筆龐大的數目。如此之強大的獲得與保留財富的原因，不可能出現在一個衰落的工業、一種沒有安全保障的所有制和一個專事破壞的政府之下的。確實，當我考慮法蘭西王國的面貌時，我會想到她那許多富庶的城市、她那些寬闊的大路和橋樑之壯觀與實用 (239) 、她那些在一個如此幅員遼闊的大陸上為水上交通提供了便利的人工運河和水道 (240) ；當我轉過來看她的港口和海灣的宏偉工程和她那全部軍用和商業的船隊時；當我眼前看到她那眾多的以如此大膽而巧妙的技術建造的防禦工事，那在建造和維護上都所費不貲，以及對她各個方面的敵人都設置了一道武裝的防線和不可滲透的障礙的防禦工事時；當我想到在那片廣闊的土地上只有多麼小的一部分是沒有耕作的，那高度完美的農藝給法國帶來了多少大地上最美好的產品時；當我想到它那優異的製造業與紡織業（除了我們而外不次於任何人，而且在某些個別領域也不遜於我們）時；當我思索著那些公共的以及私人的偉大的慈善基金會時；當我品覽使得生活美化和精緻的一切藝術的狀態時；當我歷數她所培養出來的那些在戰爭中使她揚名的人們、她的能幹的政治家們、她那大量高深的法學家和神學家、她那些哲學家、批評家、歷史學家、古物收藏家，她的詩人和她的宗教的和世俗的演說家時，我在這一切之中看到了某些令人敬畏、使人們浮想連翩的東西，這些東西把人們的心靈扼止在輕率的和不分青紅皂白的苛責的邊緣，要求我們應該很嚴肅地檢查一下，究竟潛伏的禍害是什麼和有多麼大，才使得我們有權一下子就把如此之宏偉的結構夷為平地。以這樣的觀點看問題，我看不出有土耳其的專制主義。我也沒有辨認出這個政府有這樣的特徵，即它在整體上是如此地壓迫人或如此之腐化或如此之不負責任，以致於根本不能適用任何改革 。我必須認為這樣一個政府很配得上發揚自己的優點，改正自己的錯誤，並有改進為英國體制的能力。 不論是誰，仔細考查過這個被推翻的政府前幾年的作為，就不會看不到它在宮廷的自然而然的浮沉變幻之中有一種朝著國家的繁榮和進步的真誠努力；他必須承認這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在某些情況下是要徹底清除、在許多情況下是要大力糾正這個國家中過去所流行的各種濫用權力的作法和習慣的；甚至於對於他的臣民人身的無限權力——那無疑地是與法治和自由不相容的——在運用中也已一天天地越來越緩和了。政府本身遠沒有拒絕改革，而是以易受指責的便利程度向有關這方面的各種提案和提議者開放著。倒不如說它過多地被賦予了革新精神的面貌，而那又很快地轉過來反對那些曾支持過它的人們，並以他們的滅亡而告結束。如果說很多年來那個垮了台的君主政體倒不是受到缺乏勤勉和公益心，而是受到在它一些計劃上的輕率和缺少判斷的打擊，那麼這種說法對它只是一種冷靜而毫無吹捧的公正。把這最後15或16年的法國政府拿來和這段時期的（或任何其他時期的）最明智和體制良好的政府相比較的話，這種辦法是不公道的。但如果是在揮霍浪費方面，或是在權力的雷厲風行方面以之與此前的任何統治相比，我相信真誠的判斷是幾乎不會去信賴某些人的善良願望的——這些人不斷地糾纏於路易十六統治時期的對寵愛者的賞賜或宮廷的靡費以及巴士底獄的恐怖。 (241) 在舊君主制的廢墟之上建立起來的這個新體制（如果它配得上有這個名稱的話），究竟能否更好地發揮它所加以照料的這個國家的人口和財富的作用，還是一樁十分可疑的事。我體會到這場變革不是帶來了改進，而是需要一段漫長的年代才能多少彌補這場哲學式的革命的後果，才能使國家回到它原先的立足點上來。幾年之後，如果普賴斯博士認為適宜於惠賜我們一份對法國人口的估計的話，他將很難得出他於1789年所算出的3000萬人那個總數了——或者是同年國民議會所算出的2600萬人，甚或內克先生1780年的2500萬人。我聽說法國現在有大批的向外移民，而且有那麼多人離開了宜人的氣候和那西爾斯女巫 (242) 般迷人的自由，逃難到加拿大冰天雪地的地區並且是在英國專制主義下。 現在法國的硬幣已經消失了，沒有人能認為這與現任財政大臣曾可以找到8000萬英鎊硬通貨的那個法國是同一個國家。而從它一般的現狀來看，人們會推論說，一段時間以來它曾經是受勒普泰（Laputa）和巴爾尼巴比（Balnibarbi）那些博學的院士們的專門指導的。 (243) 巴黎的人口已經大大減少了，以致於內克先生向國民議會報告說，維持其生存只需不到以前所必不可少的生活供應品的4/5就夠了。 (244) 我聽說（我從未聽到過相反的說法），這座城市現有10萬人失業，儘管它成了被囚禁的朝廷和國民議會的所在地。而據我得到的可靠消息，在這座都城中沒有別的景象表現得比行乞更為令人震驚和厭惡了。確實，國民議會中的投票也使人對這一事實深信不疑。他們近來任命了一個處理行乞的常設委員會。為此他們立刻配備了強大的警力，並第一次徵收了濟貧稅；為了解救目前的貧困，那一年公共支出的帳面上已出現了大筆數目。 (245) 與此同時，那些立法俱樂部或咖啡館的領袖們卻陶醉於對他們自身明智和才能的讚頌之中。他們以至高無上的權威在鄙視著其餘的世界。他們安撫這些被他們弄得襤褸不堪的人民說，他們乃是一個哲學家的民族。他們時而用各式各樣騙人的遊行、表演、騷動和叫囂的手法，時而用陰謀和入侵的警報企圖淹沒發自貧困者的呼聲，轉移旁觀者對這個國家殘破和苦難的視線。一個勇敢的民族肯定是寧可選擇一種與有德的貧窮相伴隨的自由，而不會要一種富裕而腐化的奴役狀態的。但是，在付出安樂而富裕的代價之前，人們應該十分確定所購買的乃是真正的自由，那是沒有別的代價所能購買的。然而，我總是認為，一種不伴隨著智慧和正義的自由看起來是可疑的，而且其後果也不會導致繁榮和富足。 這場革命的辯護士們不滿足於誇大他們的舊政體的弊病，他們還把幾乎所有可以吸引外國人注意的東西（我指的是他們的貴族和教士）都作為恐怖的東西用以打擊他們自己國家的聲譽。如果這只是一種誹謗，那它並不很嚴重。但它有著實際的後果。假如構成為你們地產所有者的大多數的貴族和紳士以及你們全體軍官就像德國的一樣——那時候漢薩各城市 (246) 為了保衛自己的財產而被迫聯合起來反抗貴族；假如他們也像那些經常從自己的城堡中出擊去搶劫商旅的義大利奧爾西尼（Orsini）和維泰利（Vitelli） (247) 那樣；假如他們也像埃及的馬穆魯克（Mamalukes）或是馬拉巴爾海岸的奈瑞斯（Nayres） (248) 那樣，那麼我就確實承認，過分吹毛求疵地探索將這個世界從這種煩惱之中解放出來的手段也許是不可取的。公正和仁慈的偉大雕像 (249) 可以被暫時遮蓋起來。道德為了自己的原則而屈從於暫停自己的規則，被這樣可怕的緊急狀態弄得驚惶失措的那些最敏感的心靈，在那些因殘害人性而使人性蒙羞的、自命為貴族的人被詭計和暴力所摧毀的時候，可能會轉過頭去。而那些最憎惡流血、背叛和專橫的沒收的人們，則可能在這場兩種邪惡之間的內戰面前，始終是沉默的旁觀者。 但是在1789年按國王的敕令在凡爾賽集會的那些享有特權的貴族們或他們的代表，難道配得上被看作是當代的奈瑞斯或馬穆魯克，或者看作是古代的奧爾西尼及維泰利嗎？如果我在當時提出這個問題，我會被看作是一個瘋子的。但是此後他們到底做了些什麼，以致於他們要被逐流亡，他們個人要遭到追捕、毆打和刑訊，他們的家庭離散，他們的住宅被夷為灰燼，他們這個等級要被取消，如果可能的話，還要消除人們對這個等級的記憶，辦法是強迫他們改變他們通常為人所知的真實姓名。請閱讀一下他們發給他們的代表們的指示吧。他們也如任何其他等級一樣熱情地呼吸著自由的精神，同樣強烈地稱讚著改革。他們自願放棄了自己在賦稅方面的特權；正如國王從一開始就放棄了自己對徵稅權的一切要求一樣。對於一部自由的憲法這個問題，全法國都只有一種意見。絕對君主制已經結束了。它沒有呻吟、沒有掙扎、沒有痙攣地呼吸了最後的一口氣。有關偏愛一個專制的民主制而不採取一種互相制約的政府的一切鬥爭和一切分歧，都是在這之後發生的。而那個勝利一方的凱旋則是對英國政體的原則的勝利。 我注意到，很多年以來在巴黎流行著一種對你們的亨利四世 (250) 的偶像崇拜情緒，甚至是到了完全幼稚的程度。如果有什麼東西可以使一個人對這種對王者氣象的美化感到無聊的話，那就是這種惡毒吹捧的過分姿態了。而使用這部機器最起勁的人，正是那些以推翻他的繼承者和後裔的王座而結束了他們的吹捧的人。這個人 (251) 至少也像亨利四世一樣的天性善良，完全同樣地熱愛自己的人民，並且比那位偉大的君主做出更加無限的努力在糾正國家歷來的弊端（我們甚至肯定亨利四世從來就沒有想過這麼做）。對他的那些諂媚者來說，幸好他們不是要對付亨利四世。因為納瓦拉的亨利 (252) 是一個堅定的、積極的、精明的君主。他確實具有人道主義和溫良的性情；但那是一種絕不會妨礙他的利益的人道主義和溫良的性情。他從不在把自己首先置於被人敬畏的地位之前就去尋求人們的愛戴。他使用溫和的語言，而伴以堅決的行動。他在整體上確定並維持自己的權威，而只在細節問題上做出一些讓步。他慷慨地花費他那君權的收入，但他小心翼翼地不去損害這筆資財。他一刻也不放棄他在基本法中所規定的任何要求，也不惜讓那些反對他的人流血——一般是在戰場上，有時也在絞刑架上。因為他懂得怎樣使那些忘恩負義之徒尊敬他的功德，所以他博得了這些人的稱讚；這些人如果是生在他的時代，他就會把他們關進巴士底獄，並會在他以飢餓迫使巴黎投降之後把他們與那些弒君者一道絞死的。 (253) 如果這些諂媚者對亨利四世的傾慕是真誠的話，那麼他們必須記得他們不可能對他的評價比他對法國貴族的評價更高；法國貴族的德行、榮譽、勇氣、愛國心和忠誠乃是他經常稱頌的主題。 但是法國的貴族自從亨利四世時代以來就退化了。這是可能的。然而它有甚於我可能在任何程度上信以為真的東西。我並不自命像其他某些人那麼準確地了解法國；但我曾終生致力於使自己了解人性；否則我就不配擔負起為人類服務的那份卑微的差事了。在這種研究中，如果人性中有很大一部分在一個僅距這個島國［英國］24英里的國家［法國］中出現了改變的話，我是不可能注意不到的。根據我所能觀察到的，並以之與我所能進行的探討加以比較，我發現你們［法國］貴族中的大部分人是有著高尚的精神並有著精細的榮譽感的，不管是就他們個人自身而論，還是就他們的整體而論，超乎其他國家一般情況的是，他們對自己的整體保持著監督的眼光。他們的教養相當不錯；心地善良 (254) 有人情味，熱情好客；他們的談話坦誠而開放，有一種軍人的調子；頗帶文學意味，尤其喜好他們自己母語的作家。許多人是懷著遠高於這類描述的抱負。我所談的都是我們一般所遇到的人。 至於他們對待地位較低下的階級的舉止，在我看來是溫良和善的；相對於在我們這裡普遍存在的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間的交往而言，他們就帶有更多的近於家常味的成分。毆打任何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地位最低下的人，都是聞所未聞的事，而且會被認為是極不光彩的。其他形式的欺壓社會下層人民的例子也很少見；至於對平民的財產或個人自由加以侵犯，我從未聽說他們 有哪一個干過；而且在舊政權之下，法律也嚴格不允許在國王的臣民中有這種殘暴行為。作為擁有地產的人們，我覺得他們的行為是無可指摘的；儘管在許多舊的土地占有制度中有很多可指摘的、並有很多可改進之處。凡是他們出租自己土地的地方，我沒有發現過他們與他們農民的訂約是壓迫性的；而當他們與農民合夥經營 (255) 時（這是常見的情況），我也沒有聽說過他們要強占那最大的份額。那種比例看來似乎不是不公平的。可能會有例外，但那肯定只是例外而已。我沒有理由相信法國土地貴族在這些方面比我國的土地士紳更為惡劣；在各方面他們肯定也不比他們本國的其他非貴族地產主更好惹事生非。在城市裡，貴族並沒有權勢可言；在農村也很少有。閣下，您知道，大部分文職政府的管理權和最基本的治安管理權並不在這些我們首先加以考慮的貴族的手裡。 (256) 國家的稅收體制及稅賦徵收，這個法國政府中問題最為嚴重的部分，並不是由佩劍的人來掌管的，他們也不對它的原則錯誤和在執行中可能出現的任何偏差承擔責任。 我很有理由否認法國貴族在壓迫人民方面有著很大的一份責任，即使是在確實有壓迫的情況下；但我也準備承認他們不是沒有犯下相當嚴重的過失和錯誤。愚蠢地模仿英國方式中最壞的那部分，已經損害了他們天然的性格，卻又沒有代之以他們或許有意仿效的東西，這肯定使得他們還不如他們以前的樣子。在他們中間比在我們這裡更為常見的是，他們在一生之中可加以原諒的階段過後，仍然在繼續著習慣性的放蕩生活方式；儘管是被更多的外在禮貌所掩蓋而可能不那麼有害，但它也更根深蒂固而難以救藥。他們過分縱容了那种放肆的哲學，而那種哲學卻有助於給他們帶來毀滅。但他們還有一個更致命的失誤，即那些在財富上已經接近或超過了許多貴族的平民，並沒有完全被承認財富在任何一個國家中出於理性和良好的政策應該賦予的那種身分和地位——儘管我認為他們並不與其他貴族的身分和地位相等。這兩種貴族被過分小心地彼此分開了；然而，還趕不上在德國或其他一些國家的那種程度。 正如我已冒昧地向您提示過的，我認為這種隔絕是造成舊貴族毀滅的一個主要原因。特別是軍職被過分排他性地保留給了世族。但這畢竟只是屬於一種見解上的錯誤，可以被另一種相反的見解加以糾正。平民在其中享有自己那部分權力的一個常設議會，可以很快地清除這種區別中的過分令人反感的和侮辱性的東西；甚至於貴族道德上的錯誤，也很可能由於一種各等級的組成所會造成的更大的職業和行業的多樣化而得以糾正。 我把這一切反對貴族的狂喊亂叫認為都只是一種做作。被我國多少世代所產生的法律、輿論和長期形成的習慣所賦予的榮耀乃至特權，絕沒有可以激起任何人的恐懼和憤怒的東西。即使人們過分地堅持這些特權，也絕不是一種罪行。每一個人為了保持他認為是屬於自己的所有以及使自己不同於眾的東西而進行的激烈鬥爭，乃是植根於我們天性中要求安全感、反對不正義和專制主義之中的一種。它就像是一種要保障所有權以及要維護一個穩定的國家中的團體的本能在起作用。這有什麼可以讓人吃驚的呢？貴族是社會秩序中一件優美的裝飾品。它就是一個優雅社會的科林多式建築的雕花柱頂。Omnes boni nobilitati semper favemus.［所有我們的好公民總是愛戴貴族的。］ (257) 這是一位聰明善良的人說的話。這種對貴族帶有幾分偏愛的傾向，確實是一顆開明仁慈的心靈的一個標誌。只有在自己的心裡毫無能使自己高尚的原則的人，才希望摧毀一切人們用於給社會輿論建立一個團體，使短暫的尊敬得以化為永恆的那些制度。只有一種乖戾的、惡意的、嫉妒的心性而毫無對現實或對道德的形象和表現的愛好的人，才會高興看到那曾長期在光輝和榮譽之中繁榮過的制度夭折。我不願看到任何東西被毀壞，不願看到社會中產生任何空白，不願看到大地上有任何廢墟。我的研究和觀察並沒有向我展示法國貴族有任何不可救藥的過錯，或任何除了徹底清除就無法通過改革來加以清除的弊端；因此我既不感到失望，也沒有感到不滿。你們的貴族並不應該受到懲罰；但貶黜就是一種懲罰。 我懷著同樣的滿意發現，我對你們國家的教士階級的研究結論也並無不同。聽說人類中那些偉大的團體已經無可救藥地腐化了，這對於我來說決不是一個令人慰藉的消息。當人們談論將要被他們掠奪的那些人的罪行的時候，我對他們任何人都是不很相信的。我毋寧要疑心這些壞事都是捏造的或是誇大了的，因為有人在覬覦從對他們的懲罰中獲利。敵人決不是一個好證人，強盜則是更壞的證人。在這個階級中無疑地有各種禍害和弊病，這是必然的。它是一個古老的組織，並沒有得到經常的修正。但我沒有看到有人犯有值得被沒收他們財產的罪行，也沒有看到值得遭受那些殘酷的侮辱和貶黜以及那種違反自然的迫害的罪行，而這種迫害卻用來代替了改良的途徑。 如果這種新的宗教迫害確實有什么正當理由的話，那些扮演煽動群氓去進行搶劫的號手角色的無神論誹謗者們，是不會愛護任何團體而不去洋洋得意地追究現存教士階級的過錯的。他們沒有做到這一點。他們發現自己只好是翻閱過去時代的歷史去尋找（他們是以一種惡意的、任性的辛勤去尋找的）教士團體所製造的或對教士們有利的每一樁鎮壓和迫害的例子，以便按照一種非常不公正的（因為是非常不合邏輯的報復原則）來證明他們自己的迫害和他們自己的殘酷的合理性。他們在廢除了其他所有的譜牒和家世的區分之後，卻發明了一種罪行的譜系。為了某些人生身祖先的罪過而懲罰這些人，是很不公正的；但是以虛構在歷史上有著共同集體繼承的祖先淵源作為是懲罰那些與過去的罪過（除了是在名字上和一般特性上而外）毫無關係的人的理由，那就是屬於這個啟蒙時代的哲學的一種不公正的精緻化了。國民議會所懲罰的人，有許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數的話——與他們現在的壓迫者們所可能做的那樣，是同樣之憎恨過去時代里教士階級的暴力行為的；如果他們不是很好地覺察到了目前運用一切言論的真正目的的話，他們也會同樣高聲地、同樣強烈地表達自己的那種感受的。 社會團體之所以長久存在，乃是為了它的成員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對他們的懲罰。國家本身就是這樣的團體。我們在英國完全有理由認為，發動對所有法國人的不可和解的戰爭，就是為了在我們相互敵對的若干期間，他們曾給我們帶來過的災難。而在你們方面，你們也可以認為，由於我們的亨利們和愛德華們的不義侵略帶給了法國人民無比的苦難而攻擊所有的英國人是有道理的。確實，我們彼此進行這種滅絕性的戰爭，應該雙方都是有道理的，完全有如你們由於過去時代里一些同名字的人的作為而對你們現在的同胞進行毫無道理的迫害一樣。 我們沒有像我們可以做到的那樣，從歷史中汲取道德的教訓。反之，一不小心，它也可以用來敗壞我們的心靈，毀掉我們的幸福。歷史是一部打開了來教誨我們的大書，可以從人類過去的錯誤和苦痛中汲取未來智慧的材料。它被顛倒過來，也可以成為為教會中和國家中的各方提供進攻性和防禦性武器的一座彈藥庫，供應挑起並復活爭端和敵對的工具，向內亂火上加油。歷史——就其大部分而言——包括由傲慢、野心、貪婪、報復、慾念、叛亂、虛偽、失控的狂熱和一大串無序的欲望給世界帶來的苦難，這一切震撼著公眾的，具有同樣的 為患巨大的風暴，它在衝擊著 個人的狀態，使得生活不幸。 (258) 正是這些惡行才成為這種風暴的原因 ，而宗教、道德、法律、優先、特權、自由、人權等等都是藉口 罷了。從一種現實利益的某種似是而非的外觀中總可以找到這些藉口。你不想從人們的頭腦中根除騙人的藉口所應用的那些原則，從而使人們免於暴政和動亂嗎？但如果你這樣做了，你就會把人心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根除了。正像這些都是藉口，巨大的公眾災難的製造者或工具通常都是國王、教士、官吏、元老院、最高法院、國民議會、法官和軍官。你不會由於宣布了決議，今後不得再有君主、國務大臣、宣教師，不得再有法律的解釋者、高級軍官、公共議會等等，就能救治這些災難的。你可以改變名稱。但事情必定會以某種其他的形式繼續存在。在社會中必定總是存在著一定量 的權力——它處於某些人的手中並有某種名稱。聰明的人是把他們的療法應用於禍害，而不是應用於其名稱，要治癒的是這些禍害的長期原因，而不是這些原因偶然應用的機構或臨時借用的形式。否則的話，你可能在歷史上很聰明，而在實踐上則是個蠢才。很少有兩個時代有著同樣形式的藉口，或同樣的災難形態。惡是有一點創新精神的。當你還在議論它的形態時，它那形態早就成為過去了。同一個禍害本身會採取新的形體。精神是在輪迴的；但它遠不是由於改變了自己的面貌就喪失了自己的生命原則，它在自己新的軀體中以一種青春活力的新鮮生機而新生了。當你以為你在鞭撻它的死屍或在剷平它的墳墓的時候，它卻走了出來，繼續肆虐。當你還為這些幽靈和幻影而感到恐怖時，你的家已經成了盜賊們的老窩。因此，凡是那些僅僅接觸到歷史的表象或外殼的人，就認為他們正在向不寬容、傲慢和殘酷進行作戰；但在憎恨古來的黨派的不良原則的迷彩之下，他們卻批准了並哺育著不同派別的同樣醜惡的禍害，或許還更醜惡。 你們的巴黎公民以前在對加爾文派教徒的臭名昭著的聖巴托羅繆節 (259) 的大屠殺中，曾使自己充當了現成的工具。對那些可能想要為了當時的醜行和恐怖而報復今天巴黎人的人，我們又應該說什麼呢？他們確實是被引導去憎恨那場 屠殺的。儘管他們很兇惡，但要使他們憎惡它卻並不難；因為政客們和趕時髦的教師們對於恰好以同樣的方向來發泄自己的感情毫不感興趣。然而他們發覺使這種同樣的心性保持活躍乃是自己的利益所在。只消到了另一天，他們還是要搬演這同一場屠殺來取悅當年進行屠殺的那些人的後裔的。 (260) 在這場悲劇式的鬧劇中，他們塑造了洛林紅衣主教，穿著道袍，下達大屠殺的命令。這種場面是意圖使巴黎人憎恨迫害和厭惡流血嗎？——不，它是在教導他們迫害自己的牧師；是通過煽起對教士的厭惡和恐懼來刺激他們欣然去摧毀這個階級；而這個階級如果終究應該存在的話，就應該不僅是安全地存在，還應該備受尊重地存在。那是在用花樣和調料來刺激他們吃人肉的欲望（人們會認為他們那種食慾已經是足夠大的了），促使他們隨時準備著新的謀害和屠殺，如果它適合於今天的吉斯（Guise） (261) 們的願望的話。一個有大量的牧師和高級教士在座的議會則被迫要忍受這種找上門來的侮辱。作者並沒有被送去當船奴，演員們也沒有被送進感化院。在這次演出以後不久，這些演員們還跑到國民議會去要求進行這個他們膽敢加以揭露的宗教的種種儀式，並在元老院中表現出他們那種當婊子的面孔；而巴黎大主教——人們只是由祈禱和祝福而知道他的職務，由他的布施而知道他的財富——卻被迫放棄了他的府邸，逃離他的信眾（就像逃離開一群餓狼一樣）；確實僅只因為在16世紀時，洛林紅衣主教是一個叛逆者和一個殺人犯。 (262) 這就是那些人歪曲歷史的結果，他們為了同樣陰險的目的把人類知識的其他一切方面都歪曲了。但是那些願意站在理性高度上的人——這種高度把多少世紀都置於我們的眼下並把事物帶到真正比較的觀點之前；它把一些小名字隱去，把一些小派別的色彩抹掉，除了精神和人類活動的道德品質而外，沒有別的東西能上升到它那高度——將會對王宮 (263) 里的教師們說：「洛林紅衣主教是16 世紀的謀殺犯，而你們將享有成為18世紀的謀殺犯的光榮，而這就是你們雙方之間的唯一區別。」但我相信，到了19世紀，當歷史被人更好地理解、更好地運用之後，它將會教導我們文明的後代同樣地憎惡這兩個野蠻時代的惡行。它將教導未來的教士和官吏們，不要為了由現在現實中那種可悲的謬見的狂信者和暴烈的狂熱者們所犯下的巨大罪過而去報復未來的那些僅只思考而並無行動的無神論者——那種謬見在其平靜的狀態中一旦為人接受後就不只是受到懲罰了。它會教導我們的後代，不要為了宗教或哲學的偽君子們的胡作非為而向宗教和哲學開戰；宗教和哲學是在一切事物中顯著地在體恤和保護全人類的那位無所不在的主的仁慈所賜給我們的兩種最有價值的恩典。 如果你們的教士、或任何國家的教士，犯下了超出人類的弱點所能允許的合理界限之外的罪過，或犯下了很難與職業德行分開來的職業過錯，那麼儘管他們的罪過決配不上實行鎮壓，但我確實承認，這會很自然地產生一種效果，使我們對那些超過限度和正義而懲罰他們的暴君們的憤恨感大為降低了。我可以容許所有各派教士們都有某種對自己見解的固執、某種宣傳自己見解的過分的熱情、某種對自己的地位和職務的偏愛、某種對自己團體利益的依附、某種對那些馴順地聆聽自己教義的人和那些蔑視並嘲弄自己的人二者之間的厚此薄彼。我容許這一切，因為我是一個必須與別人打交道的人，是一個不願意由於摧殘寬容而成為最不肯寬容的人。我必須容忍這一切弱點，直到它們潰爛成罪行為止。 毫無疑問，人類情感由脆弱向罪過的自然進程是應該由警覺的眼睛和堅定的手來加以防止的。但難道你們的教士階級是真的超過了正當的可容許的界限了麼？從你們那裡各種新近出版物的普遍風格中，人們會被引導著相信你們法國的教士是一種怪物，是一個迷信、愚昧、懶惰、欺詐、貪婪和暴虐的可怕的大雜燴。但這是真的嗎？難道真的是時間的推移、利益衝突的停止、由黨派仇恨所造成的災難給人的慘痛教訓，對他們毫無影響，不能使他們的心靈得到逐漸的改善嗎？難道真的是他們每天都在重新侵犯著政治權力，危害著他們國家的國內安寧，並使政府的行動變得軟弱無力了嗎？難道真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教士們在以鐵腕壓制著世俗階層，並且到處去點燃那種野蠻的迫害之火嗎？他們是不是用各種欺騙手段力圖增加自己的產業？他們是不是利用屬於他們自己的地產已超過了正當的要求？或者他們是不是強行顛倒黑白，把合法的要求轉化成一種惱人的勒索？當他們並不擁有權力時，他們是不是充滿了那些企求權力的人的同樣的邪惡？他們是不是被一種兇猛好鬥的論戰精神燒昏了頭？受著對精神統治權野心的驅使，他們是不是準備在一切行政權的面前飛揚跋扈，燒毀教堂，屠殺其他教派的牧師，推翻他們的祭壇，在被顛覆的政府的廢墟之上開闢出通向一個教條帝國的道路——有時候是奉承，有時候是強迫人們的意識脫離公共體制的裁判而屈服於他們個人的權威，以要求自由開始而以濫用權力告終呢？ 這些或其中的某些，便是人們並非全無理由地在指責的過去時代某些教會人士們的罪過；這些教會人士分別屬於當時分裂了和擾亂了歐洲的兩大派別。 (264) 如果在法國，就像在其他國家明顯可見的那樣，這些罪過是大大地減少而不是增多，那麼就不應是以別人的罪行、以別的時代的壞品行來指責今天的教士，應該按照普遍的公正讚揚、鼓勵和支持他們，因為他們拋棄了使他們的前人蒙羞的那種精神，並已採納了一種在心靈上和作風上更適合於他們神聖職責的一種品格。 在上一個國王 (265) 御位的末期，當我有機會去法國時，教士階級以其各種形式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與某些出版物使我有理由期待著的相反，我並沒有發現針對這個階級有什麼不滿和怨言（除了有一批人，當時為數不多，但很活躍），我也很少或根本就沒有看到由於他們的緣故而引起公私生活的不安。我繼續考察，就發現這些教士一般都是有著溫和的頭腦和舉止得宜的人，其中包括男女兩性的僧俗兩界 (266) 。我未能有幸結識很多教區教士；但一般說來，我得到了有關他們的品德和他們對責任的專注的很完備的記述。我和一些高級教士有著個人的聯繫；而關於這個階級其餘的人，我也有很好的信息渠道。這些人幾乎全都是出身高貴的人士。他們很像他們自己這個等級的其他的人；而如果有任何不同的話，那也總是他們會更好些。他們要比軍事貴族受過更好的教育，所以決不會在行使自己的權威上因為無知或不當而玷污了自己的職業。在我看來，他們除了教士的品質而外，還有著自由而開放的精神，有著紳士般的胸襟，是有榮譽感的人；他們的舉止和行為不亢不卑。在我看來，他們毋寧是一個優異的階級；是一個你在其中不會為發現有著費奈隆 (267) 式人物而感到驚奇的集團。我在巴黎的教士中間見到許多博學而正直的人（其中有許多是在別的地方遇不到的）；而且我也有理由相信，這種描述並不只限於巴黎。我在法國其他地方所發現的，我知道只是偶然，所以只是當作一個很好的例子。我曾在法國外省的一個城市 (268) 中住過幾天，那裡的主教不在，我和他的三位主教代理人一起過夜，他們都是可以為任何教堂增光的人物。他們都是知識豐富的人，其中兩位是深刻的、廣泛的，精通古和今、東方和西方，特別是有關他們自己的專業方面。他們對我們英國神學家的廣博知識，超出了我的預料；而且他們以一種批評性的精確探討了那些作家的天才。他們其中的一位，即毛朗吉神父（Abbé Morangis）後來去世了。我在這裡毫不猶豫地向這位高貴、可敬、博學而傑出的人物表示我的敬意；我也以同樣的欣慰之情向其他那兩位的才華表示同樣的敬意，我相信他們還活著，如果我不怕傷害這些我無法去幫助的人們的話。 法國的高級教士中有些人在一切方面都是值得受到普遍尊敬的人。他們值得受到我和許多英國人的感謝。如果這封信居然能到了他們的手裡，我希望他們能夠相信，在我們國家中有人是懷著不平凡的感觸在同情他們不公正地被推翻，和他們的財產被殘酷地加以沒收。就一個微弱的聲音所能傳達的而言，我所說的話乃是我向真理所應做出的一項證詞。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涉及到這種違反自然的迫害，我都準備付出這種代價。沒人能夠阻止我要為人公正並且感恩。現在那些值得受到我們和全人類尊重的人正在群眾的辱罵和暴虐權力的迫害之下掙扎，這就特別宜於由我們負責表示我們的正義和感激之情，現在是時候了。 你們在你們的革命之前，大約有120位主教 (269) 。其中少數人是具有突出的聖潔和無限的仁慈的人。但當我們談到英雄人物時，我們談的當然是罕見的德行。我相信他們中間突出腐化的例子可能也像那些超絕的善良的人是同樣之少見。貪婪和放蕩的例子是可以拈出來的，我不否認這一點；那些樂於調查的人總會得出這種發現的。一個像我這種年紀的人是不會驚訝，在哪一行哪一界中都有幾個人在財富或享樂方面並非過的是那種自我克制的完美的生活——對財富或享樂，人人都嚮往，有些人是期待著，但那些最激烈地要求它的人，卻正是那些最關切自己的利益、最沉溺於自己的情慾之中的人。當我在法國的時候，我敢肯定壞教士是為數不多的。他們中某些個別的人以生活不規矩著稱，但他們卻具有自由的精神並賦有能使自己對教會和對國家很有用的品質，這就多少彌補了他們所缺乏的嚴肅德行。我聽說，除了少數的例外，路易十六在提升高級教職時對他們的品德要比他的前一任 (270) 更注意得多；而且我相信這可能是真的（因為在他整個御位期間，一些改革的思想正在流行）。但現在的這個統治權已經表明了一心只是想要掠奪教會。它懲罰了所有 的教士，這就是在偏袒壞教士，至少是在名譽方面。它建立起一種有辱人格的受僱制度，這使得沒有一個有自由思想或自由的生活條件的人會把自己的孩子交付給它。它必然要降到最下層的人們中間去。而由於你們的低級教士人數太少，不足以完成他們的責任；由於這些責任無可估量地繁瑣而又辛苦並且不受人尊重；由於你們不讓中層教士能有安逸，所以將來的法國天主教會 (271) 中，一切科學或學問都不會存在。為了使這個方案完整，你們的國民議會還完全不顧有聖職授與權的人的權利而規劃了未來的教職選舉制；這種安排只會把所有嚴肅的人、所有在自己的職責和自己的行為上準備保持獨立性的人驅逐出教士的行業，它將把對公共精神的全部指導權投入到那些放肆的、粗野的、狡詐的、宗派主義的、諂媚的壞人手中，他們的那種狀況和習慣，足以使他們那種可鄙的薪俸成為卑劣下流的陰謀的目標（與這種薪俸相比較，一個英國間接稅稅務官的收入要更豐富和更體面一些）。至於那些仍被他們稱為主教的神職人員，被選了出來，收入也是比較可憐的，他們是通過同樣的辦法（即拉選票的辦法），由那些人所共知或可以被炮製出來的各種教義派別選出來的。這些新的立法者在有關這種高級神職所要求的資格方面，無論是教理方面還是道德方面，都沒有任何規定；他們也沒有對下級教士做過任何規定；看來就只是無論上級或下級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宣傳和實踐他們所高興的任何形式的宗教或反宗教了。我還沒有看到主教對自己下級的管轄權是什麼，或者他們究竟是不是有這種管轄權。 閣下，簡單地說，在我看來這種新的教會機構只準備是臨時性的，是預備徹底廢除基督宗教及其任何形式的；一旦使教會的高級教職受到普遍蔑視的這種計劃得以完成，人們在思想上反對基督教的這最後一擊就準備好了。那些不肯相信指導著這些事情的哲學的狂徒們長期以來就在籌劃著這樣一種計劃的人，是全然不了解他們的性格和行為的。這些狂熱分子毫不猶豫地承認自己的意見，即一個國家沒有任何宗教要比有一個宗教可以生存得更好；而且他們可以用一份他們自己的綱領來取代宗教中任何可能有益的東西——亦即，他們想像以一種建立在對人的生理需求的知識基礎之上的教育，逐步地把人帶到一種開明的自利， (272) 據他們說，當很好地了解到了這一點之後，它就會與一種更廣泛的公共利益合而為一。這種教育的綱領是早已為人所知的。而最近他們則美其名曰公民教育 （就仿佛他們搞出了一個全新的專門名詞似的）。 我希望他們的英國同黨（對他們，我更認為不如說是行為嚴重不當，而不是想達到這種可惡的綱領的最終目標）既不能掠奪教士，也無法把這種民選的原則引入我國的主教和教區牧師職位。這一點在當今世界的條件下，將是教會最後的腐化，是對教士品格的徹底毀滅，是國家由於對宗教的一項錯誤安排所曾遭受的最危險的打擊。我完全知道，在王室和領主貴族的蔭庇之下（就像現在在英國和前不久曾在法國那樣），主教和牧師的職位有時是以卑劣的手段獲得的；但另一種競選教士的方式卻會使他們無限地更加肯定和更為普遍地屈服於卑鄙野心的一切邪惡手段，當這些邪惡手段作用於大多數人並通過他們起作用時，就將相應地造成災禍。 你們那些掠奪過教士的人們，以為很容易使自己的行為與所有新教國家相調和，因為那些被他們這樣掠奪、罷黜並付之與嘲笑和輕蔑的教士們都是屬於羅馬天主教的，也就是屬於他們自己 所宣稱的主張的。我毫不懷疑，在我們這裡正如在其他地方，我們總能找到一些可憐的心懷偏見的人，他們仇恨與他們自己不同的教派和黨派，遠甚於他們對宗教本質的熱愛；他們對那些在其具體的計劃和體系上與自己不同的人的憤怒，遠甚於對那些攻擊我們共同希望的基礎的人。這些人寫作和談論問題時的態度，可以想見是依據自己的情緒和性格的。伯內特 (273) 說，當他1683年在法國時，「要贏得最美好的那部分人贊同羅馬天主教教義的辦法是這樣的：使他們自己懷疑整個的基督教。一旦做到了這一步，他們對表面上自己是在哪一邊或採取哪種形式就無所謂了。」如果這是法國當時的宗教政策，那就是她現在有太多的理由所要為之後悔的了。他們寧願要無神論，也不要一種不投合他們觀念的宗教形式。他們成功地摧毀了那種形式；而無神論又成功地摧毀了他們。我可以很容易支持伯內特的說法；因為我在我們自己人［英國人］中間已經觀察到了太多的與之相類似的精神（因為它有一點點便已經是「太多太多」了）。然而，這種精神卻並不普遍。 改革了我們英國宗教的導師們，與你們目前在巴黎進行改革的醫生們毫無相似之處。或許他們（也像他們所反對的那些人一樣），不如說是受到了比所可能願望的更多得多的黨派精神的影響；但他們卻是更真誠的信徒，是具有極為熱烈和崇高的虔誠的人；為了捍衛自己特殊的基督教理想，他們隨時準備像真正的英雄一樣地效死（他們有些人確實是死去了）；他們會以同樣的堅定並更欣然地為了普遍真理的那座寶庫，為了他們自己的以血相爭的那些宗派而效死。這些人會滿懷厭惡地否認那些聲稱與他們有交情的卑鄙的人們，理由只不過是那些人掠奪了與自己有爭執的人的財產，以及那些人曾鄙視公共的宗教——而他們為了這種宗教的純潔性曾熱忱地奮鬥過，這種熱忱毫不含混地表明他們對於自己所希望加以改革的那個體系的本質的最高的敬意。他們有許多後裔都保留著同樣的熱忱，但卻有著更多的節制（正如更少地從事於鬥爭）。他們沒有忘記正義和仁慈是宗教的實質部分。不虔敬的人絕不會以不義和殘酷而使自己與自己任何一類同胞有什麼交流。 我們聽到這些新導師們在不斷地誇耀自己的寬容精神。至於說那些認為沒有什麼東西是值得尊重的人，也會寬容一切見解——這一點實在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同等加以忽視並不是一視同仁。那種出自輕蔑的仁慈，也並不是真正的仁愛。在英國有很多人是以真正的寬容精神在寬容的。他們認為宗教的各種教義，儘管程度不同，都是重要的；而在它們之中，正如在一切有價值的事物之中一樣，都有一種正當的偏愛理由。因此他們既偏愛，而又寬容。』他們寬容不是因為他們蔑視各種意見，而是因為他們尊重正義。他們會虔敬而深情地保護一切宗教，因為他們熱愛並尊重他們大家所一致同意的偉大原則以及他們大家所一致追尋的偉大目標。他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我們全都有著一種共同的事業，在反對著一個共同的敵人 (274) 。他們不會被宗派精神所誤導，以致於分不清做哪些事是對自己的這一小部分有利的，又有哪些是敵對的行動，是通過某一類具體的人而以他們自己在另一種名目之下也被包括在內的整體為目的的。我不可能說我們［英國］各色人等的品性都是怎樣的。但我說的是他們中的大部分；而且我必須告訴您，就他們而論，褻瀆神聖絕不是他們有關善舉的學說的一部分；他們非但不以這樣的資格稱你們為同志，而且如果你們的教授們被接納到他們的圈子裡的話，他們就必須仔細地把自己那種有關剝奪無辜者的合法性的理論隱蔽起來，而且他們必須歸還他們所偷竊的一切財物。在此以前，他們並不是我們的人。 你們可能認為，我們反對你們沒收主教、教長、牧師和教區教士們從自己土地的獨立地產中所獲得的收入，是因為我們英國有著同樣的制度。你們會說，這種反對的論點並不適用於沒收修道士和修女的財物和廢除他們這個階層。的確，你們的普遍沒收財產這種特殊辦法作為一個先例，並沒有影響到英國；然而這個道理卻適用，而且起著很大的作用。長期國會 (275) 曾經沒收了英國的教長們和牧師們的土地，它所依據的觀念和你們的國民議會發售修道院土地所依據的是一樣的。但是危險就在於它根據的是不正義的原則，而不在於是哪一類人首先受到它的危害。我看到的是，在一個離我們很近的國家裡，人們正在遵行一項置正義與人類的共同關切於不顧的政策。在法國國民議會看來，所有權是一文不值的，法律和慣例也是一文不值的。我看到國民議會公開譴責習慣法學說；而法國自己最偉大的法學家之一 (276) 卻非常真確地告訴我們，慣例乃是自然法的一部分。他告訴我們說，明確肯定它的界限並保證它不受侵犯乃是建立公民社會的原因之一。一旦這些慣例被動搖了，則任何一種所有權都不會有保障——當它大得足以引起一個貧窮政權的貪心時。我看到的做法，是與他們對自然法的這一偉大的基本部分的蔑視完全符合的。我看到這些財產的掠奪者們先從主教、教長和修道士們下手，但我沒有看到他們到此為止。我看到那些世襲王公們根據這個王國最古老的慣例法所擁有的大批地產（幾乎未經辯論的儀式）便被剝奪了自己的所有權；他們不再有自己穩定而獨立的財產，而淪為寄希望於國民議會隨意的、慈善性的津貼，而這個國民議會在它蔑視合法所有者的權利的時候，當然會任意地毫不顧及領取津貼者的權利。這些人被他們最初的不光彩的勝利的那種驕橫衝昏了頭腦，又受到他們對骯髒錢財的貪慾所造成的窘境的壓力，雖然失望卻沒有泄氣，終於妄圖全盤顛覆一個偉大王國的範圍之內所有各類人等的一切財產。他們強迫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商業活動中、在土地處置中、在民事中、在生活的全部交往中，都要接受他們的一種證券作為完全兌現的、良好的、合法的支付手段，而那是他們對自己計劃出售劫掠品的投機活動的象徵。他們還留下什麼自由或財產權的痕跡呢？在我們的議會裡，對一塊菜園的租賃權、對一間茅舍一年的利潤、對一座小酒館或麵包店的信用、對侵犯所有權的最微不足道的跡象，都比你們那裡對屬於那些最可尊敬的人物的最古老、最有價值的地產、或對你們國家整個商業金融界的處理要更鄭重得多。我們對立法權的權威懷有高度的尊重，但我們從未夢想過議會可以有任何權利去侵犯財產權，去壓倒慣例法，或強行使用他們自己捏造的一種通貨來代替真正的、為各國法律所承認的貨幣。而你們是從拒絕服從最溫和的限制開始，而以建立起一種聞所未聞的專制主義而告結束。我發現你們那些掠奪者行事的理由是這樣的，即他們的行動確實不會受到一種正義法庭的支持；但一切慣例法的規則都不能束縛一個立法議會。 (277) 因此一個自由國家的這個立法議會的召開並不是要保障財產權，而是要摧毀它，而且不僅是財產權，還包括每一條可以使它穩定的規則和準則以及一切使它得以運轉的手段。 當16世紀的明斯特（Münster）地方再洗禮派教徒們 (278) 以他們平均主義的制度和關於財產權的蠻橫見解使整個德國陷於混亂時，他們這場風暴的蔓延對歐洲哪一個國家沒有提供拉響警報的正當原因呢？在一切事物中，智慧所最害怕的便是這種瘟疫性的狂熱，因為在一切的敵人中，這是它最難以提供什麼力量加以反對的了。我們不能對無神論的狂熱精神無動於衷；這種精神受到了大量文章的鼓勵，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勤奮和花費而傳播開來，在巴黎所有的街頭和公共場所都有種種說教在鼓吹著。這些文章和說教向群眾灌輸一種黑暗野蠻的殘暴精神，取代了人們心中一切自然的共同感情以及一切道德的和宗教的情操；竟致於誘使這些可憐的人們以麻木的忍耐力在承擔著由財產權方面所造成的劇烈痙攣和變動所帶給他們的難以忍受的苦難。 (279) 這種狂熱的精神又伴隨著改宗的精神。他們有各種團體在國內外進行陰謀聯繫，宣傳他們的信條。伯爾尼共和國，這個世界上最幸福、最繁榮、治理得最好的國家之一，便是他們準備摧毀的重大目標之一。我聽說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成功地在那裡播下了不滿的種子。他們在整個德國也在忙碌著。在西班牙和義大利也並非沒有嘗試過。他們那惡意的仁愛之無所不包的計劃，也沒有漏掉英國；而在英國，我們看到有些人向他們伸出了雙臂，這些人不止在一個講壇上推薦他們的範例，不止在一個定期集會中公開呼應他們，向他們歡呼，把他們吹捧成我們效仿的對象；這些人從他們那裡接受過來在他們的儀式和神秘活動中間所供奉的團體標誌和旗幟； (280) 這些人就在我們的憲法已授予政府以全權維護這個王國的能力而政府也認為該向他們作戰的時候，還在建議與他們結成永久友好的聯盟。 我所擔心的並非是我們教會的財產也會根據法國的先例被沒收，儘管我認為那是一大罪過。我最大的關懷是，有朝一日在英國也會把為尋求財源而沒收任何財物看成是一項國策；或者公民中的任何一個階層會被引向把其他階層看作是自己當然的獵物。 (281) 各個國家都越來越深地涉足於無邊無際的債務海洋之中。公債在一開始是對政府的一種安全保障，因為它使大多數人關心國家的安寧；但在它過度了之後，也很容易變成政府傾覆的原因。政府如果通過徵收重稅來償還這些債務，就會變得受人民憎惡而垮台。如果它不去償還這些債務，它將會在所有黨派中最危險的那一個的努力之下而被推翻——我指的是雖受到傷害但未被摧毀的、廣泛不滿的金融利益。構成為這種利益的人們首先是向政府的忠誠盡職來尋求自己的安全，其次則指望政府的權力。如果他們發現舊政府軟弱無能、精疲力盡、缺乏活力，從而沒有足夠的生氣可以滿足他們的目的，他們就會尋求一個具有更充沛的精力的新政府；而這種精力並不是來自獲得新的力量，而是來自對正義的鄙視。革命是偏袒沒收財產的，而我們也不可能知道以後的沒收會以什麼可憎的名義得到批准。我肯定在法國占統治地位的那些原則會蔓延到所有國家的很多的人、許多階層的人——這些人把自己無害的怠惰認為就是自己的安全。產業主的這種幼稚可以說成是無用，而無用又可以說成是不適於保護自己的地產。目前歐洲的許多地方都處於公開的混亂。在其他許多地方的地下已發出了隱隱的呻吟；一場動盪已經為人感到了，它在預示著政治界的一場大地震。在有些國家中正在形成一些性質極其反常的聯盟和聯繫。 (282)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應該警惕。在一切大變動中（如果這些大變動必將來臨的話），最能夠削磨它們的災難的鋒芒的並促進其中可能具有的美好的東西的條件，便是我們在這些大變動中具有對正義的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對財產權的照顧。 但有些人可能爭辯說，法國這種大規模的沒收，不應使其他國家驚恐。他們說那不是由於野蠻的貪婪而產生的；那是一項有關國家政策的重大措施，採用它是要剷除一種廣泛的、根深蒂固的、迷信的禍害。我要把政策與正義分開來是極其困難的。正義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重大的、經常性的政策；在任何情況下對正義的任何背離，都會使人懷疑根本就沒有政策。 當人們受到現行法律的鼓勵而接受某種生活方式，並在那種方式中像在一種合法的職業中受到保護時；當他們已經使自己全部的思想和全部的習慣都適應了這種生活方式時；當法律長時期以來已經使得他們之遵守這種方式的規則成為了一種榮譽的理由，而背離它們則是一種恥辱、甚至於是受懲罰的理由時——這時我敢肯定地說，一種通過專橫的條款使人們的思想和感情遭受突然的粗暴行動的立法就是非正義的；這種用暴力貶低他們的地位和條件，用醜行和羞恥來誣衊他們已往認為是自己的幸福與榮譽所系的性格和習慣的立法就是非正義的。如果在這上面再加上把人們從自己的住宅驅逐出去，並且沒收他們一切的財物，那麼我實在不夠聰明，看不出這種由人們的感情、良心、偏見和財產權所製造的專制遊戲與最惡毒的暴君政治怎麼能夠區別開來。 如果說在法國目前所遵循的方針，其非正義性是顯而易見的，那麼有關這項措施的政策，即人們期望由此獲得公共福祉的政策，至少應該是同樣明顯並至少是同樣重要的。對於一個其行動不受任何情緒影響而且他在計劃中沒有別的念頭只有公共利益的人，下面這兩種政策之間的巨大差別馬上就會打動他的：一種是這些體制的最初設立所要求的政策；另一種則是徹底廢除它們的問題所要求的政策。它們都早已廣泛而深入地紮下了根，由於長期的習慣，其中許多比它們自身更有價值的東西都已經如此之適應了它們而呈現為與它們交織在一起的形態，以致於人們很難摧毀其中的一個而不明顯地損害到另一個。假如情形真的像那些詭辯者們在他們的辯論中以其猥瑣的風格所說的那樣，那麼這個人就會感到很為難了。但是在這件事上，就像在大多數國家問題上一樣，總有一條中間道路的。在絕對毀滅與不加改造而存在這種單純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外，也還有其他的某種東西。Spartam nactus es; hanc exorna.［你的命運在斯巴達註定了，好好信任它吧。］ (283) 在我看來，這是意味深長的一個準則，應該永遠為一個誠實的改革家牢記在心。我無法想像一個人怎麼會使自己狂妄到那種不分黑白的程度，把自己的國家視若無物，只不過當一張他可以在那上面任意塗抹的carte blanche［白紙］。一個富於熱情與思考的好心人，可能希望他那社會並不像他所看到的那樣子組織起來的；但是一個好的愛國者和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則總是在思考他將怎樣才能最好地利用他的國家的現實物質狀況。保護現存事物的意向再加上改進它的能力，這就是我對一個政治家提出的標準。此外的一切，在理論上都是庸俗的，在實踐上都是危險的。 在國家的命運中有些時刻有某些特殊的人物會受到召喚，要以巨大的精神努力來做出改善。在這些時刻，儘管他們看起來得到了他們的君王和國家的信任，並被授予全權，他們卻並不是總有合適的工具。一個在做大事業的政治家，就要尋求一種權力，即工匠們稱之為滑輪和槓桿 （purchase）的東西；如果他在政治中也像在機械中一樣，得到了這種權力，他運用起來就會得心應手。我以為在修道院的體制中就可以發現有一種體現政治仁愛的機制的偉大權力 。那裡有一種受社會監督的財政收入；那裡有很多人全身心致力於公共的目的並且除了公共的聯繫和公共的原則而外再沒有其他的聯繫和原則，這些人不可能把集體的財產轉化為私人的財富；這些人摒棄了個人利益，他們的貪心都是為了集體的；這些人的個人的貧窮乃是一種榮譽，而絕對的服從則代替了自由的地位。人們指望在需要這些東西的時候就把它們製造出來的這種可能性是枉然的。風隨著意思吹。 (284) 這些體制是熱心腸的產物，它們是智慧的工具。智慧本身並不能創造出物質的東西；這些東西是自然或運氣給我們的禮物；智慧的驕傲就在於能加以使用。這些團體及其財富的長年存在對於一個有遠見的人、對於思考著各種需要時間去形成、並且在實現了之後就可以持久維持的計劃的人來說，是特別適宜的東西。如果一個人獲得了對諸如存在於這種團體（像那些被你們粗暴地摧毀了的團體）的財富、紀律和習慣之中的力量的支配權和指導權，卻無法把它轉化為自己國家的偉大而長遠的利益，那他就不配有很高的地位，或者說甚至不配在偉大的政治家的行列中被人提到。一個富有創造精神的人看到了這種力量，就會想到有千百種用途。在道德世界中要摧殘由人類精神的旺盛的創造力之中所蓬勃生長起來的任何力量，就幾乎等於在物質世界中摧毀人體中顯然是最積極的品質一樣。 (285) 這就好像是試圖摧毀（假如我們有能力摧毀的話）硝石之中不揮發氣體的膨脹力，或者是摧毀蒸汽、電和磁的力量一樣。這些能量在自然界中是永存的，它們也總是可以辨識的。但它們似乎有些是無法利用的，有些是有害的，有些只能供兒童玩耍用；直到有一天，思想的能力加上實踐的技術馴服了它們的野性，使它們聽用，並使它們立刻成為聽命於人類的偉大目標和規劃的最強有力和最馴服的工具。難道你們可以指揮其腦力和體力的那五萬人和那既無懶惰又無迷信色彩的每年好幾十萬的收入，看來好像是太大，使你們無法加以使用了嗎？難道你們除了把教士轉變為受國家津貼者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使用這些人了嗎？難道你們除了只顧眼前揮霍浪費的拍賣而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使歲入帶來利益了嗎？如果你們的智力竟是如此之貧乏，那麼事情就只好是任其自然了。你們的政治家並不懂得自己的行業，因而他們就把自己的工具都賣掉了。 但是他們原則的本身就帶有迷信的味道，而它們也在通過永遠不斷的影響在培育著這種迷信。這一點我並不想進行爭辯；但是這一點不應該妨礙你們從迷信本身之中汲取可以提供公共利益的任何資源。在道德的眼光下，人心中有許多品性和情緒是帶有和迷信本身同樣可疑的色彩的，你們卻從中汲取了好處。你們的任務是糾正和緩解這種情緒中一切有害的東西，正如在一切情緒中一樣。但是迷信是不是一切可能的罪過之中最大的一種呢？在它有可能過度的時候，我以為它就變成了一樁大罪過。然而這是一個道德的題材，當然也就可以容許有各種不同的程度和各種不同的表現。迷信是精神脆弱的人的宗教；你得寬容他們是處於一種迷信的大雜燴之中，有些是瑣碎的、有些是狂熱的形式或其他形式，否則你就將剝奪這些弱者心靈的一種對最強者來說也是必要的力量了。肯定地說，一切真正宗教的主體都在於服從世界主宰者的意願；信仰他的教誨和仿效他的完美。其餘的事，就都是我們自己的了。它們可能對偉大的目的有損害，也可以對它有裨益。明智的人之作為明智的人，並不是崇拜者 （至少不是Munera Terrae［大地的禮物］ (286) 的崇拜者），他對這些事物既不狂烈地執著，也不狂烈地憎恨。智慧並不是愚蠢的最嚴厲的改正者。只有那些彼此相爭的蠢人，才會互相發動一場如此無情的戰爭，才會對自己的優勢加以如此殘酷的運用，以致於在他們的爭執中竟把毫無節制的粗鄙都投到了這一邊或那一邊。審慎會是中立的；但假如我們處於一場對一些其性質本不值得如此之大動肝火的事物一方堅決擁護、另一方激烈反對的爭端之中時，一個謹慎的人也要被迫做出選擇，究竟哪種錯誤和狂熱過度是他應該譴責的或應該容忍的；這時他或許會認為建設性的迷信要比破壞性的迷信更加可以容忍：那種美化一個國家的要比那種醜化它的，那種賜與的要比那種掠奪的，那種有利於錯誤的善行的要比那種激勵真正的不義的，那種引導一個人摒絕自己安全合法的享樂的要比搶奪別人自我禁慾的那很可憐一點的生活資料的，都更加可以容忍。我以為，這樣就很接近於我們的問題——亦即在修士們的迷信的遠古創立者和今天自命為哲學家的人的迷信這二者之間的那個問題——的狀況了。 目前我對人們之揚言出售［教產］是為了公共利益這一點暫不作任何考慮，儘管我認為那純粹是欺騙。我這裡僅僅把它看作是財產權的一種轉移。就這種轉移政策，我要談一些看法打攪您。 在一切繁榮的社會中，生產者所生產的東西總是比維持他當前生活之所需的更多。這剩餘的部分就構成了土地資本家的收入。它將被一個並不從事勞動的地產主所花費。但是這種閒逸的本身乃是勞動的發條，這裡面有著對生產的鞭促。國家唯一的關懷就是，由地租所取得的資本應該重新回到它所來自的生產中去，以及這種花費應該儘可能地不損害花費它的那些人的道德以及作為它所返還的對象的那些人。 一個嚴肅的立法者，總會就收入、支出和個人職務的全盤觀點來對人們向他提出驅逐一個所有者並建議以另一個陌生者取而代之的兩個人之間仔細進行比較的。通過大規模的沒收而進行的所有權的一切劇烈的革命，必定 會導致種種困難；在此之前，我們就應該有合理的保證，使購買被沒收的產業的人比起舊的所有者來——無論叫這些所有者是主教、司鐸、受獎方丈或僧侶或者無論你高興叫什麼——在很大程度上將更勤奮、更有德、更嚴謹、更不想從勞動者的收穫中榨取不合理的一份，或者是他們自身要耗費超出比一個個人正常所需的更多的份額；他們應該有資格以一種更穩定和更平等的方式支配剩餘部分，從而符合政治消費的目的。僧侶們是懶惰的。假如是這樣。假設他們除了在唱詩班中歌唱之外就沒別的用處。他們至少也和那些既不歌唱又不說話的人是同樣地有用。甚至於和那些在舞台上歌唱的人是同樣地有用。他們的有用體現在似乎他們從早到晚都在從事那無數的奴隸般的、墮落的、不體面的、不人道的、往往是最不健康的、疫癘般的職業——由於社會經濟的緣故許多可憐的人無可避免地淪於其中。如果打亂事物的自然過程，或在任何程度上妨礙由這些不幸的人被奇怪地加以指導的勞動在推動著的巨大的流轉之輪的運動，一般說來並不是有害的話，那麼我就更加無限地大力傾向於把他們從他們那可悲的勞頓之中解救出來，而不是去粗暴地打擾修道院中寧靜的安謐。人道精神，也許還有政策，可能會在這方面而不是在另一方面更好地證明我的正確。這是一個我經常思考的題目，而每次思考都從不能對它不帶感情。我確信在一個治理良好的國家裡，沒有任何一種考慮可以論證應該容忍這類職業和用人的正當性，除非是有必要屈從於奢侈的枷鎖之下或者是荒唐的專制主義之下——那他們就會按其自身的專橫方式去分配土地的剩餘產品了。但是，就這種分配的目的而言，在我看來，僧侶們的無用的消費和世俗的懶漢們的無用的消費，其導向是完全同樣的好。 如果那種所有制的優點和人們的計劃的優點是相等的話，那麼就沒有理由要去變動了。但在目前的例子中，二者並不相等：其間的差異是有利於那種所有制的。在我看來，你們要加以驅逐的那些人，其花費事實上並不是採取一條比你們現正闖入他們家門的那些寵兒們的花費更直接、更普遍地通向腐化、墮落並使他們所踐踏的人變得更可悲的道路。一個大地產的消費是對土地剩餘產品的一種分散，當它採取的途徑是積蓄起來大量書籍（那是人類精神的力量和弱點的歷史），是大量收集古代的記錄、獎章和錢幣（它們印證和解釋了法律和習俗），是繪畫和雕塑（它們由於模仿自然，仿佛是延伸了造化的極限），是為死者建造的宏偉紀念碑（它超越墳墓而繼續在關懷著和聯繫著生命），是收集自然界的標本（它成為世界上一切品類和種屬的代表團，那由於人們的嗜好而促進了、並由於我們的好奇心而開闢了通往科學的大道）——為什麼這對你們或對我就是不可容忍的呢？如果所有這些花銷的對象在巨大的常設機構中得到了更好的保證，使之可以免於不穩定的個人任性或個人揮霍浪費的胡作非為，難道它們比起這些同樣的情趣之風行於分散的個人之間就更糟了嗎？難道瓦匠們和木匠們在勞作中分擔農民們的汗水，在建造和維修莊嚴宏偉的宗教建築時流下的汗水，不正像他們在建造和維修那些邪惡而奢侈的畫閣和骯髒的暖室時流下的汗水是同樣的愉快而健康嗎？他們在修復那些因年代久遠變得破敗了的神聖作品時流下的汗水，不正像他們在建造滿足一時的淫樂的那些臨時的廳堂所流下的汗水是同樣的光榮、同樣的有益的嗎？在歌劇院和在妓院和在賭場和在俱樂部或馬爾斯大道 (287) 的尖頂紀念碑，不都是同樣的嗎？橄欖和葡萄的剩餘產品用來維持那些由於虔誠想像的神話而上升到為上帝服務的尊貴地位的人們的那種節儉生活的必需品，難道要比供養那大批數不勝數的、因為屈服於人類的驕橫而淪為無用的家奴的人就更糟了嗎？難道裝飾寺院比起勳章綬帶、飾帶、帽徽、小別墅 (288) 、精緻的夜宵 (289) 和其他一切耗盡財富的數不清的紈絝行為和蠢事來，就更加配不上一個聰明智慧的人了嗎？ 我們即使寬容了這些，也不是因為喜歡它們，而是因為擔心更糟的東西。我們寬容它們，因為財產和自由在某種程度上要求有這種寬容。但是為什麼要禁止那另一種而且在各個方面看來肯定都是更加值得稱道的對地產的使用呢？為什麼要通過對一切財產的破壞和對每一項自由原則的侵犯，強行把它們從較好的推向更壞的呢？ 這種對新的分散的個人和舊的集體的比較，是建立在後者不可能進行任何改革這種假設之上的。但是在改革問題上，我一向認為無論一個單獨的還是包含有許多個的團體，在其財產的使用方面以及在對其成員的生活方式和習慣的管理方面，都比分散的公民個人所能做到或也許所應該做到的，要更容易受到國家權力的公共指導；而且在我看來，這一點對於那些從事任何可以稱之為政治事業的人而言，都是一種相當現實的考慮。對修道院的產業，已經談得夠多了。 至於主教、司鐸和受獎方丈的產業，我不能發現為了什麼理由，除了繼承而外他們就不能以其他的方式擁有某些地產。對於擁有一部分、而且還是很大一部分地產——這些地產是由一些人繼承下來的，他們對地產的頭銜永遠在理論上、並且往往也在事實上，乃是他們在虔誠、道德和知識等方面的出類拔萃的程度——有哪一個哲學的掠奪者 (290) 能夠論證它是一件絕對的或相對的壞事？這種以所有者的優點為根據的財產權，反過來以其鵠的給了最高貴的家族以新生和支持，也給了最卑賤者以尊嚴和提高的手段。這種財產權的取得是以履行某些責任為前提的（不管你們可以選擇何種價值加之於那種責任），並要求所有者的人品至少外表上有禮貌和舉止莊重；他們要體現出既慷慨又有節制的好客精神；他收入的一部分要被當作慈善基金。他們即使是辜負了對自己的信任，即使他們滑到了自己的品格之外而蛻化為一個單純普通的世俗貴族或紳士，但在任何方面與那些要接收他們被剝奪了的財產的人相比較，難道就會更壞嗎？難道地產由那些毫無責任感的人所擁有，就比由那些有責任感的人所擁有更好一些嗎？由那些在其財富的用度上，除了自己的意願和嗜欲之外就沒有任何規則和方向可循的人所擁有，就比由那些在品格和生活目標方面都趨向於德行的人所擁有，更好一些嗎？何況［教會的］地產整個說來也並不具備人們認定的永久性產權 (291) 本身所應具備的一切特徵和弊病。他們的轉手流通要比任何其他的都快得多。任何過分都不是件好事；因此過大的一份地產儘管可以是終身正式擁有，然而如果存在某些不是只要事先交錢而是以另外的辦法也可以獲得的產業，我覺得似乎也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實質性的損害。 這封信寫得太長了， (292) 雖說就這個題目的無限內涵而言，它確實是很短的。有許多其他的附帶問題時時從這個題目湧進我的腦海。我把我的閒暇時間用於觀察，在國民議會的措施中我能否找出可以改變或修正我某些最初感想的理由——對此我並不感到遺憾。一切事情都更加強有力地證實了我最初的見解。我原來的目的本是要觀察國民議會對重大根本機構的原則，以及在你們用以代替你們所摧毀的舊東西的全部新東西與我們英國體制中的某些成分雙方之間做一個比較。但現在這個計劃的範圍比我最初估計的要大得多；而我又發現您不大想要聽取什麼事例。目前我必須使自己滿足於對你們的體製做一些評論，而留待另外的時間再討論有關我們英國實際上所存在的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精神。 我已經觀察了法國現政權所做的一切。我肯定是自由地在談論它的。那些其原則在於蔑視人類古老的、永久的觀念，並把對社會的規劃建立在新原則之上的人，肯定會認為，我們這些認為全人類的判斷更優越於他們的判斷的人，會認為他們這些人以及他們的設計都要經過檢驗。他們必定會認為理所當然的是，我們更願意傾聽他們的理由，而一點也不是傾聽他們的權威。對人類有巨大影Ⅱ向的偏見中，沒有一個是對他們有利的。他們宣稱自己敵視公眾輿論。他們當然決不能指望得到這種影響以及其他一切從其審判的座位上被他們所推翻了的權威的任何支持。 我從不認為這個［國民］議會除了是一個利用時勢攫取了國家權力的人們的一種自願聯合而外，還能是什麼別的。他們並不具有他們最初集會時的那種資格和權威。他們已經具備了另一種極其不同的性質；他們已經完全改變了和顛倒了他們原來所處於其中的全部關係。他們並不具備他們在任何國家的憲法之下所可以運用的權威。他們已經背離了派遣出他們的人民的指示；而當［國民］議會不再依任何古老的慣例和成文法行事時，這些指示乃是他們權威的唯一來源。他們最重要的議案都不是由絕大多數所通過的；在這種只能代表整體的推定權威的微弱多數中，局外人就要考慮其原因及其決議了。 如果這些人建立起來這個新的實驗性的政府，是作為被驅除了的暴政的一種必要的替代品，那麼人類就會預期這種處理的時間會通過長期的慣例影響而成熟成為合法性的政府，雖則在其開始時，這種政府是暴力的。凡是具有要維護社會秩序的感情的人，都會承認這種由那些無可爭辯的便利原則所誕生的社會秩序的合法性——即使它還在搖籃里；而一切正當的政府即產生於它，並根據它來論證它們自身延續的正當性。但是一個政權若不是由法律和必要性而誕生的，而是來源於往往是擾亂、有時候是毀滅社會的結合的那些邪惡和有害的做法，那麼他們對這個政權的運作就會遲遲不肯給予任何一種支持。這個［國民］議會幾乎為期還不到一年。我們聽到他們自己聲稱他們已經進行了一場革命。進行一場革命是一件prima fronte［表面上］需要有一種辯解的事。進行一場革命就是要顛覆我們國家的古老狀態；任何普通的理由都無法拿來論證如此之暴烈的一場行動的正當性。人類的情理就授權我們要考查獲得新政權的方式並批評由它所形成的運作，而不像通常對一個已成定局的並被公認的權威那樣地帶有敬畏之情。 這個［國民］議會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的行動所依據的原則，與看來似乎在指導他們運用這種權力的原則是極其相反的。對這種差別的觀察，使我們能深入到他們行動的真正精神裡面去。他們為奪取和保持政權所做的或繼續在做的一切，都用的是最普通的手法。他們的所做所為恰如他們野心勃勃的祖先在他們之前所做過的一樣。追蹤一下他們全部的陰謀、欺騙和暴力，你就可以發現其中沒有任何一點新東西。他們以一個訟棍那種一絲不差的精確性在仿效著他們的前人及前例。他們從未有半點偏離暴政和篡權的真正公式。但在一切有關公益的管理方面，他們的精神則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在這裡，他們把一切都委之於那些未經檢驗的思辨腳下；他們把公眾最可貴的利益委諸於那些信口開河的理論——而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會決定把自己最微不足道的私人利益交付給這些理論的。他們造成了這種差別，是因為他們奪取政權和維持政權的願望徹頭徹尾都是認真的；所以他們在這裡就要在前人鋪好的路上前進了。至於公眾利益，因為他們對那些並不真心關心，所以就完全委之於運氣；我說是運氣，因為他們的計劃在經驗中沒有任何東西來證實他們的意願良好。 對那些在涉及人類幸福的問題上自己感到畏縮和猶豫的人所犯的錯誤，我們必須永遠以帶有幾分尊重的憐憫加以看待。但是在［國民議會］那些先生的身上，一絲一毫也沒有那種惟恐為了作實驗而傷害嬰兒的慈父般的焦慮。在他們漫無邊際的許諾和他們的預言之狂妄這方面，他們遠遠超過了任何江湖醫生的海口。他們那種大言不慚的霸道，就以某種方式激發並挑起了我們要去調研一下他們的根據。 我深信，在國民議會中受人歡迎的領袖中是頗有一些人才的。其中有些人在他們的演說和寫作中顯示出辯才。而這不可能是沒有出色的和有教養的才華的。但也有可能只有雄辯，卻沒有相應的智慧程度。所以當我談到能力的時候，我必須進行區分。他們對支持自己的制度所做的一切事，就顯示出他們是非凡的人。這個制度的本身，被當作一個創立起來是為了保障公民的繁榮和安全並促進國家的強大的共和國的藍圖，我承認自己無法從中找到任何東西——哪怕只有一個例子——可以表現出是那種有理解力的並有決斷力的頭腦的作品，或者甚至是那種具有庸俗的謹慎的頭腦的作品。他們的目的看來始終是要躲避和繞開困難 。在一切藝術中，大師們的光榮就是要面對困難並克服困難；他們克服了第一個困難之後，還要把它轉化為重新攻克新困難的一個工具；從而使他們得以擴展他們科學的領域；甚至把人類智力本身的界標推向前去，超越自己原有思想的範圍。困難乃是比我們自己更了解我們、比我們自己更愛我們的慈父般的保衛者和立法者 (293) 所加之於我們的一位嚴厲的教師。Pater ipse colendi haud facilem esse viam voluit.［偉大的父本人不願意使耕作的路是一條輕易的路。］ (294) 與我們在進行較量的人強化了我們的神經，磨練了我們的技能。我們的對手也就是我們的助手。對困難進行這種可愛的鬥爭，就要求我們更好地認識我們的目標，並迫使我們考慮它的全部關係。這就不能允許我們可以成為淺薄的人。正是對這樣一樁事業缺乏了智性的神經，正是因為墮落性的好走捷徑和喜歡虛假的便利，才在世界上那麼多的地方都建立了享有專制權力的政府。他們建立了前法國專制君主制。他們建立了巴黎的專制共和國。對於他們，智慧不夠，就由充裕的暴力來補充。他們這樣做，卻什麼也沒有得到。他們靠偷懶的原則開始自己的工作，他們得到的是懶人共同的結局。那些與其說是他們避免了不如說是躲過了的困難，在他們的道路上還會重新與他們相遇；它們對他們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重；他們通過細節上一團混亂的一座迷宮而陷入了一場沒有止境、又沒有方向的忙碌之中，並且終於是使他們的全部成果都變得脆弱、有害而又不可靠。 正是因為沒有能力與困難進行角力，法國專橫的［國民］議會才被迫以廢除並以全部消滅的辦法來開始自己的改革規劃。 (295) 但是難道才能是要在摧毀和推翻之中表現出來的嗎？這一點你們的暴民們至少能做得和你們的議會同樣的好。最淺薄的理智、最粗笨的雙手，便可以完成這項任務而綽綽有餘。暴怒和瘋狂在半小時之內可以毀掉的東西，要比審慎、深思熟慮和遠見在100年之中才能建立起來的東西還多得多。舊制度的缺點和錯誤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並不需要有什麼才能，便可以指出它們來；而有了絕對的權力，只消一句話就可以整個掃除這些弊病和制度。當你們的政治家們要做一點事來填補被他們所摧毀的那些東西的地位時，就是這種同樣既懶惰又浮躁的情緒、這種喜歡偷懶又討厭安寧的情緒在支配著他們的。把他們所見到的一切事物都顛倒過來，這完全和破壞是一樣的容易。在從來不曾嘗試過的事情中，是不會發生任何困難的。批判精神對於發現過去所從不曾存在過的事物的缺點，幾乎無能為力；而熱烈的激情和騙人的希望卻有著想像力的全部遼闊的領域，它們的議論可以在其中暢通無阻。 同時既要保存又要改革，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當要保留下來舊的機構中有用的部分，並使加上去的東西適合於被保留下來的東西時，就需要我們運用富於朝氣的心靈、堅定不移的注意力、各種進行比較與組合的能力以及在靈活性方面富有成果的理解力；它們是運用於在與各種相反的惡的聯合力量之不斷的衝突中、在與拒絕一切改進的頑固性之不斷的衝突和對它所擁有的一切事物感到怠惰與厭倦的那種輕浮與草率的不斷衝突中。但是你們會反對說：「這樣一種進程是緩慢的。它不適於一個以幾個月之內就要完成若干時代的工作為榮的議會。這樣的一種改革方式可能要花費許多年。」毫無疑問它會的，而且它也應該如此。這是時間在其中可以成為助手、運作緩慢而且在某些情形下幾乎是無法覺察的那種方法的優越性之一。如果說當我們是對無生命的物體進行工作時，周密與審慎乃是智慧的一部分的話，那麼當我們所要拆除和建造的主體並非是磚石木材，而是有知覺的生物時——由於他們的處境、條件和習慣的突然改變，大批的人就可能淪於悲慘的境地——周密和審慎就確乎成為了責任的一部分。但是看來在巴黎流行的意見是，冷酷無情的心和頑固不化的信念乃是一個完美的立法者的唯一資格。我對那種崇高職位的觀念是大為不同的。真正的立法者應該擁有一顆富于敏感的心。他應該熱愛和尊重他的同類而戒懼他自己。他的資質可以使他憑直覺的一瞥就把握住他最終的目標；但是他對這一目標的行動則應該是慎思熟慮的。政治安排作為是為了社會性目標的一樁工作時，只能是以社會性的手段來鑄就的。在那裡，心靈必須同心靈協同合作。要產生那樣一種心靈的結合——單憑它就可以產生我們所追求的全部好處——是需要時間的。我們的耐心將會比我們的力量成就得更多。如果我能夠冒昧地訴之於如此之不合乎巴黎時尚的東西的話（我指的是訴之於經驗），那麼我就應該告訴您，在我的經歷中我曾經認識過偉人，並且還曾經與某些偉人共事過；而我從未曾看到過有任何計劃是不曾被那些其理解力要比領導他們事業的人低得多的人們的觀察所加以修正的。經歷一個緩慢而維持得良好的過程，每一個步驟的效果就都被人注意到了；第一步的成敗就照亮著第二步；這樣，我們就在整個的系列中安全地被引導著，從光明走向光明。我們就看到，各個部分或整個體系並沒有發生衝突。在最有希望的設計中所潛藏著的邪惡，當它們一露出頭來，人們就已有了準備。一種好處會儘可能地不為別的好處而被犧牲。我們是在補償，在調和，在平衡。於是我們便可以有能力把人類心靈和人類事務中所發現的各種特例和互相衝突的原則統一為一個一致的整體。由此而產生的，並非是一種單純性的 (296) 優異，而是一種遠為高級的在組成成分上的 (297) 優異。凡是在漫長的世代延續與人類的重大利益攸關的地方，那種延續就應該被容許參與到如此之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那些協商會議里來。如果說正義需要如此，那麼這種工作本身也要求有不僅只是一個時代的心靈所能提供的幫助。正是從這樣一種對於事物的觀點來看，最好的立法者就往往滿足於在政府中建立某些確定的、穩固的主導原則；那種力量就像有的哲學家 (298) 稱之為的可塑性；而原則既經確立之後，他們就任其自身去發揮作用了。 以這樣的方式來行事，也就是以一種主導的原則並以富有成效的精力來行事，對於我來說，這是一種深沉智慧的標準。你們的政客們之認為是堅韌勇敢的天才的標誌的，只不過是一種可悲的無能為力的證明而已。由於他們暴烈的急躁和他們不顧自然的進程。他們就被盲目地交付給了每一位計劃家和冒險家、每一位鍊金術士和江湖郎中。他們對轉而分析任何屬於平常的事物都感到失望。在他們的治療體系中，日常飲食是沒有一席之地的。最糟糕的是，他們這種對以一般的方法治療平常的病症之感到絕望，並不只是出於理解力上的缺陷，我恐怕它是出於某些性情上的邪惡。你們的立法者們似乎是從諷刺作家們的高調和插科打諢中得出他們有關所有的職業、社會地位和職務的見解的；而這些諷刺作家如果被帶到他們自己作品的文字面前時，他們自己也會感到吃驚的。由於僅僅聽信這些，你們的領袖們就只從事物邪惡和錯誤的方面來看待所有的事物，並把那些邪惡和錯誤加以各種色彩的誇張。雖然看起來好像是自相矛盾，但這無疑地是真實的；而那些習慣於以尋找和指出錯誤為業的人們，大體上說，並不適合於改革的工作，因為在他們的心靈中不僅不具備良善公正的模式，而且他們習慣上也對於思考那些事物毫無興趣。由於過於憎恨邪惡，他們就變得太不熱愛人類了。因而毫不奇怪，他們並不準備，也沒有能力去為人類服務。由此就出現了你們某些領導者們要砸爛一切的那種習性。在這場心懷惡意的遊戲中，他們表現出了他們四隻手 (299) 的全部活動力，至於其他，則雄辯的作家們的悖論，純粹作為一種想像的遊戲被提了出來，只是用以試驗他們的才智，引起人們注意，激起人們的驚奇；而它們被這些先生們撿起來，卻並不是以原作者的精神來作為培養他們的趣味、改進他們的風格的手段的。這些悖論對他們來說成為了嚴肅認真的行動基礎，他們就在這個基礎上管理著國家最重要的事務。西塞羅曾荒唐可笑地說，加圖 (300) 力圖在斯多葛哲學的低年級學生們用於鍛煉智力的校園悖論的基礎上進行國事活動。如果這對於加圖來說是真的，那麼這些先生們就是以生活在他那時代的某些人的方式來模仿他了——pede nudo Catonem.［光著腳，就成了加圖。］ (301) 休謨 (302) 先生告訴我，他從盧梭本人那裡得知了他的寫作原則的秘密。那位雖然古怪卻很敏銳的觀察家已經覺察到，要打動和吸引公眾，就必須創造出奇蹟；異教神話的奇蹟早就失效了；繼之而來的巨人、巫師、仙女和浪漫的英雄們也已耗盡了屬於他們那個時代的那份信心；現在對於作家們來說，除了那種還可能製造出來的並有著和過去同樣巨大的效果（儘管是以另一種方式）的奇蹟而外，就再沒有什麼東西了；而那就是，在生活上、在風尚上、在特徵上和在特殊局勢下製造出來的、導致新的、前所未見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衝擊的奇蹟。我相信，如果盧梭還活在人世，在他某個清醒的片刻，他是會對他的學生們的實踐的狂熱感到震驚的——他們在他們的悖論中乃是奴性十足的效顰者；並且即使是在他們的毫無信心之中也會發現有一種隱然的信仰。 擔當重大事務的人，即使是在常規的方式中，也應該讓我們有依據可以推斷其才幹。而醫國的醫生——他不滿足於治療病症，而是在承擔重建國家體制——則應該表現出非常的能力來。在那些既不訴諸實踐又不抄襲樣板的那些人的設計中，外表上就應該表現出來某些非同尋常的智慧形象。有沒有這類東西曾經顯示出來過呢？我就來觀察一下（這對於這一主題將會是非常短暫的）這個［國民］議會所做的事情。首先涉及的是立法機構的組成；其次，是行政權力的組成；然後是司法機構的組成；再則是軍隊的模式，並以財政體製作為結束。看一看我們是否能在他們的規劃的任何一部分中發現有驚人的才能，可以證實這些大膽的承擔者們具有著他們所自命的那種超乎人類的優越性。 正是在這個新共和國的統治集團和領導組成部分的模式中，我們可以期望看到他們輝煌的表演。在這裡，他們要證明對自己的傲慢要求所應有的名義。對於這一整個計劃本身以及對於它所依據的理由，我所參考的是［國民］議會1789年9月29日的公報，以及隨後對該計劃所做的任何改動的記錄。就這件事多少有些混亂而言，我卻看出這個體制在實質上是像它起初所形成的那樣地保存了下來。我的些許評論將著眼於它的精神、它的趨向以及它對建立一個人民共和國的適應性——他們聲稱他們的共和國是一個人民共和國——是否適合於任何共和國，尤其是這樣一個共和國所建立的目的。同時，我要考慮它與它自身、與它自己的原則的一致性。 舊的機構是由它們的效果來檢驗的。倘若人民幸福、團結、富有而強大，我們就可以推想其餘的一切了。好處來自哪裡，我們就可以斷定哪裡會是好的。在舊的機構中，對於它們理論上的偏差已經找到了各種各樣的修正辦法。它們的確是各種各樣的必要性和便利性的產物。它們通常並不是依據任何理論而建立的，毋寧說理論是從它們那裡得來的。在它們裡面，我們往往看到，在手段似乎並不完全協調於我們所能想像是原來的規劃的地方，目的卻得以最好地達成。由經驗所教導的手段也許比起那些原來的計劃中所設計的手段，能夠更好地適合於政治目的。它們又反作用於原始的體制，並且有時還改進它們似乎已經偏離了的那種設計本身。我認為所有這些都可能很奇特地體現在不列顛的憲法之中。在最壞的情形下的每一種估計中的錯誤和偏差都被發現和估計到了，而航船卻繼續沿著她的航線前進。這就是老的機構的情況；但是在一個新的純屬理論性的體系中，每一種設計都被期待著在表面上看來能適應它的目的，尤其是在那些設計者們全然不必煩心去努力使新的建築適應於舊的建築物的地方——無論是在牆壁上還是在地基上。 法國的建設者們，把他們所發現的一切東西都當作是垃圾給清除掉了，並且像他們精於裝飾的園丁一樣地把一切事物都納入一個精確的水平上。他們提出要把全部地方的和全國的立法機構建立在三個不同種類的三個基礎之上：一個是幾何學的，一個是算學的，第三個是財政的；其中的第一個他們稱之為地域的基礎 ；第二個為人口的基礎 ；第三個為賦稅 的基礎。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中的第一個，他們就把他們國家的領土劃分為83個規則的正方形，各為18里格（league）乘18里格。這些大的分區被稱為省 （Department），而這些他們又繼續以正方形的量度分成為1720個地區，稱之為公社 （Commune）。他們又繼續再往下劃分，以正方形的計量方法來進行，分為更小的地區，稱之為區 （canton），總數為6400個。 乍看起來，他們的這種幾何學基礎並沒有很多值得讚頌或責難之處。它並不需要有偉大的立法才能。對於這樣的一個計劃而言，除了有一個精細的土地勘測員和他的測鏈、瞄準器和經緯儀之外，就不再需要別的什麼了。這個國家舊有的區劃是由不同時期的不同偶然事件、各種財產權和司法權的起落浮沉確定了它們的疆界的。毫無疑問，這些疆界並不是根據任何一種固定的體系來規定的。它們要服從於某些不便利；但這些不便利已經在運用中找到了補救辦法，並且習俗已經提供了適應性和耐性。在並不是根據任何的政治原則、而是根據恩培多克勒 (303) 和布豐 (304) 式體系的方塊套方塊的這種新鋪砌法以及這種組織和半組織之中，要使人們所不習慣的無數地方性的種種不便利必定不會出現，乃是不可能的事。但這些問題我將要跳過去，因為這需要對這個國家有確切的知識來說明它們，而這是我並不具備的。 當這些國家的總監們前來考察他們的測量工作時，他們很快就發現，在政治上的一切事物之中，最謬誤的莫過於幾何學的證明了。他們於是就求援於另外一種基礎（或者毋寧說是一種支撐物）來支持起在那種謬誤的地基之上搖搖欲墜的那座建築物。顯然，土壤的肥瘠、人民的數目、他們的財富以及他們繳納稅賦的多少，在方塊與方塊之間造成了如此無限的差異，以致使得測量法成為了衡量共同體中的力量的一種荒謬的標準，並且使得幾何學上的平等成為了衡量人們分配的一切尺度之中最不平等的一個尺度。然而，他們又不能放棄它。但是由於把政治的與公民的代表制分為三個部分，他們就把這些部分中的一個部分歸之於方形的度量，而並沒有任何一件事實或一種計算能肯定這一地域性的比例代表制是分派得公正的，而且依據某一原則說應該是1/3。可是我設想，既然從那門崇高的科學的贈禮中給予了幾何學以這種比例（她的亡夫遺產的1/3 (305) ），所以他們就留下了其餘兩份來讓其他兩部分（人口與賦稅）混戰一團。 但當他們要供養人口時，他們就不能像在他們幾何學的領域裡所做到的那樣進展如此之順利了。在這裡他們的算學就背上了他們法學形上學的負擔。假如他們堅持他們的形上學原則的話，這種算學的辦法確實是很簡單的。人們對於他們來說是嚴格平等的，並且在他們自己的政府中享有平等的權利。在這個體系中，每一個人頭都會有其一票，而且每一個人都會直接投在立法機構中會代表他的那個人的票。「但只輕輕地——逐步地，卻還不夠。」 (306) 法律、風俗、習慣、政策、理性都要服從的這種形上學的原則，卻還得使自己服從於他們的意願。代表要與他的選民能夠發生接觸之前，其間必定有許多的等級和若干階段。事實上，正如我們馬上將會看到的，這樣的兩個人互相之間是不會有任何形式的交流的。首先，對組成為他們所稱的初級議會 的區 的投票人，有一種資格限制 。說什麼！對於不可剝奪的人權有資格限制？是的，但那是一種小小的資格限制。我們的不公正不會是有什麼壓迫性的；只不過是要交付給公眾當地3天勞動的所值而已。無論怎麼說，我都願意承認，除卻徹底推翻你們那使人平等的原則而外，這對於任何東西來說都不算多。作為一種資格限制，很可以不要去管它；因為它並不適應確立任何一種資格限制時的任何一種目的；並且，根據你們的意見，它從所有別人之中排除了那個人的投票權，而他的天然平等權卻是最需要得到保護和防衛的——我指的是除了他的天然平等權而外別無其他可以保障自己的那個人。你們命令他去購買權利——而這是你們以前告訴他，在他一出生時大自然就無償地給了他的，而且大地上沒有任何權威可以合法地剝奪於他的。至於不能到你們市場來的人，則一種反對他的暴虐的貴族制，就被你們這些假裝是與它勢不兩立的敵人在剛入口的那個地方建立起來了。 這種分級制繼續在進行著。這些區 的初級議會選出代表到公社 來；每200名有資格的居民選出一人。這是初級的選民與代表制立法者之間的第一道中介；而且這兒又設立了一道新的關卡以第二種資格限制來向人權徵稅：因為凡是不能繳納10個勞動日的所值的人，就不能被選入公社 。這並沒有完，還有另外的一項分級。 (307) 由區 選到公社 ，再選到省 ，省 的代表們又再選出他們的代表進入國民議會 。這裡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資格限制的第三個障礙。每一個進入國民議會的代表，必須交納價值一馬克 (308) 銀幣的直接稅。對於所有這些資格限制的障礙，我們只能是同樣地認為，它們是無力保障獨立的，只對於摧殘人權是有力的。 在全部這一過程中——那在它的基本成分上，傾向於基於自然權利的原則而只考慮人口 ——有著一種對於財產 的明顯關注；而這一點無論在其它規劃中是如何之公正合理，在他們的規劃中卻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當他們來到他們的第三個基礎，即賦稅 的基礎時，我們就發現他們更加整個地忽視了他們的人權。這一最後的基礎完全 是基於財產的。這一原則完全不同於人類的平等並且是與之全然不可調和的，從而卻得到了承認；但是這一原則剛一被承認，就（正如通常那樣）被推翻了；而且它之被推翻（正如我們馬上就要看到的）並不是要使財富的不平等趨近於自然的水平。在代表制的第三個部分（這部分專門保留給更高級的納稅）所增添的份額，僅僅是規定給區、而不是給其中納稅的個人的。不難看出，在他們的推理過程中，他們是怎樣地被他們的人權與富人特權兩者之間的矛盾觀念所困擾。憲制委員會幾乎要承認它們是完全不可調和的。「當問題在於個人與個人之間政治權利的平衡時——沒有這一點，個人間的平等將被摧毀 ，而一種富人的貴族政體 就會建立起來——這種有關納稅的關係，無疑地（他們說）是無價值的 。但是當納稅的比例關係僅僅從大量的人群 、並且單純從省與省之間加以考慮時，這種不便就完全消失了；在那種情況下，它僅只是在城市之間形成一種公正的相互比例，而並不影響到公民的個人權利。」 在這裡，納稅 原則就人與人之間而言，被指責為無價值的 ，並且是破壞平等的；它還是有害的，因為它導致了一種富人的貴族政體 (309) 的建立。然而卻又決不能拋棄它。擺脫困難的辦法就是在省與省之間建立不平等，而使每個人在每個省中都處於確實的同等地位。請注意，這種個人之間的平等在以前各省內確定資格限制時就已經被破壞了；而人們的平等無論是集群地還是個別地受到損害，看來都無關重要。一個個人處於由少數人所代表的人群中與處於由很多人來代表的人群中，並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要告訴一個珍惜自己的平等地位的人說，有的選舉人投票選出3個人和他投票選出10個人是有著同樣的選舉權的，那就太過分了。 現在，從另一種觀點來看它，並且讓我們假設他們按照納稅（也就是依據財富）的代表制原則設想得很好，而且對於他們的共和國是一種必要的基礎。在他們的這一第三基礎上，他們設想財富是應該受到尊重的，而且正義和政策都要求他們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給予富人以更大的份額；現在就可以看到，議會是怎樣通過賦予他們的地區——而不是賦予他們個人——憑藉他們的財富而來的更大限度的權力，從而為富人們提供了優越性乃至安全感的。我很願意承認（我的確把它奠定為一條根本的原則），在一個有著民主基礎的共和制政府中，富人們的確需要有著比他們在君主制下所必需的額外的安全保障。他們遭到嫉妒，又由嫉妒而遭致壓迫。在目前的規劃中，沒有可能推想他們會從貴族式的優先性中——群眾的不平等的代表制就是以它為基礎的——得到了什麼好處。無論是作為對尊嚴的支持還是作為對財富的保障，富人們都感覺不到它，因為貴族式的群眾是從純粹民主制的原則產生的；而且普遍代表制所賦予它的那種普遍性，絲毫也沒有照顧到或者聯繫到群體的這種優越性乃是建立在他們的財產之上的那些人們。如果這個規劃的設計者們想要因為他們的納稅而對富人們有所加恩的話，他們就應該是或者把恩典賦予富人個人，或者是賦予由富人所組成的某種階級（像是歷史學家們所描述塞爾維烏斯·圖利烏斯 (310) 在羅馬早期體制中所做的那樣）；因為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較量並不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鬥爭，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較量；不是各個地區之間的，而是不同類別之間的競爭。如果這個規劃被顛倒過來的話，會更好地適應於它的目標；亦即使得各群體之間的投票權都是平等的，每一群體之中的投票權還是與財產成比例。 讓我們設想（這是個很容易的設想），在某一地區中，一個人的納稅和他的100個鄰居是一樣地多。而他只有1票反對這些人。如果在這個群體中只有一名代表的話，他那些貧窮的鄰居們在選舉那一名代表時，就會以100比1的票數勝過他。這實在太糟糕了。但是由於他而作了某些修改。怎麼修改的呢？這個地區憑藉他的財富選出（比如說）10名而不是1名代表：也就是說，由於交付了很大的一筆稅，他就有幸要被窮人在選出10名代表時以100比1的票數勝過他，而不是被窮人在選出僅只1名代表時以恰好同樣的比例勝過他。事實上，富人要遇到更多的困難，而並沒有得益於這種代表制在數量上的優越性。在他的省份內代表的增長多達9人——以及民主制候選人可能會遠遠不只9人——是為了進行密謀策劃，並且以犧牲他為代價而討好人民並壓制他。除了居住在巴黎的樂趣和參與了王國政府而外，下層的人民大眾還由於這種辦法而得到了另一種利益，即每天得到18個裡弗的薪金（這對於他們是一個很大的目標了）。野心的目標增加得越多和變得越民主化，富人們也就隨之以那種比例越受到威脅。 因此這必然是那個被認為是具有貴族性的省份里窮人和富人之間所發生的情形；但在其內部關係上則情形恰好與那種特徵 (311) 相反。在它的外部關係中，也就是在它與其他省份的關係中，我看不出那種按財富而給予群體的不平等的代表制是怎樣成為了保障共和國的均衡和安寧的手段的。因為如果它的目標之一是要保障弱者不受強者的欺壓（像在所有社會都無疑會有的那樣）的話，那麼這些群體中更貧窮弱小的人又如何可以免於富有者的暴政呢？是靠給予富有者更進一步增加有系統的壓迫手段嗎？當我們涉及團體之間代表制的平衡時，它們之間就非常容易像是在個人之間一樣地出現地方性的利益、爭執和妒忌；而且它們的分歧就很容易產生一種更熱烈的分裂精神，以及某種導致更近於一場戰爭的東西。 我知道，這些貴族性的群體是建立在所謂的直接納稅的原則之上的。沒有什麼會是比這更加是不平等的一種標準了。由消費稅而產生的間接稅，實際上是一種更好的標準，而且要比這種直接納稅更為自然地在追隨著和發現著財富。要根據對這一種或另一種或這兩種稅賦來確定地方受重視程度的一個標準，的確是困難的；因為某些省份可能由於並非其內在（而是產生於它們有某些地區因其顯著的稅額而博得了偏愛）的原因，而在某一種或在兩種稅賦方面都交納得更多。如果各種群體乃是獨立的主權體，它們要以顯著的份額供給聯邦國庫，而且稅務局並沒有（像它往常那樣）對於全體課以很多的稅；它們只是個別地而非集體地影響到人們，並且由於它們的性質而混淆了所有的地域界限，那麼我們就可以談談基於群眾的納稅基礎了。但是在所有的事物之中，這一根據納稅而確定的代表制是一個國家中最難於確定公平原則的事物了，因為一個國家要把它的各個地區都視為一個整體中的成員。因為一個大城市，例如布爾多或巴黎，看來似乎交納了幾乎與所有指派給其他地方的份額不成比例的一筆巨大的稅額，並據此對它的群眾加以考慮。但是這些城市是按照那種比例的真正納稅者嗎？不是的。遍及全法國的商品消費者們都來到布爾多，支付了布爾多的進口稅。吉耶訥（Guienne）和朗格多克（Languedoc）的葡萄酒生產，給這個城市提供了從出口貿易中所增長起來的稅收的手段。把產業消耗在巴黎，因而就是巴黎這座城市的創造者的地產主們，是從他們的地租所由以產生的各省而為巴黎納了稅的。非常近似的同樣論點，也可以用之於根據直接 納稅而分配的代表份額，因為直接納稅必須根據實際的或認定的財富加以評定；而那種地方的財富其本身卻並非出於本地的原因，而且因此就公平而言就不應該造成一種地方性的偏向。 非常令人矚目的是，在這種確定依據直接納稅的群體代表制的根本規劃之中，他們並沒有確定直接納稅將要怎樣規定以及如何分派。或許在這種奇怪的程序中有著某種潛在的政策趨向於延續當前的［國民］議會。無論如何，只有完成了這件事，他們才有可能有明確的憲法。它最終必然依賴於稅收體制，並且必定隨著該體制的每一變動而變動。當他們設計各種事物時，他們的稅制之有賴於他們的憲法，遠不如他們的憲法之有賴於他們的稅制。這一定會在各群體之間引起巨大的混亂；正像地區對於投票的資格變化的限制必然會造成無窮無盡的內部紛爭——只要是進行真正競爭的選舉的話。 把這三個基礎放在一起——不是就它們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就［國民］議會賴以工作的那些觀念而言——進行比較，並且檢驗一下它與它自身的一致性，那麼我們就不可避免地發覺，被委員會稱之為人口 基礎的那項原則，並不是與其他兩項具有貴族性質的所謂地域的 和納稅的 基礎，都從同一個出發點開始運作的。結果便是，在所有三項原則都一起開始運作的地方，前一項原則就對後兩項原則產生了最為荒謬的不平等。每個區有4平方里格，據估計平均有4000名居民，或者說在初級議會 中有680名選民（這一數字要隨著該區的人口而變化），而每200個選民要選出一名代表 到公社 。9個區 組成一個公社 。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個區 ，包括有一個海港商業城 或一個大製造業的城鎮 。我們假設這個區的人口是12700個居民，或2193個選民，構成3個初級議會 ，並向公社 派出10名代表 。 相對於這一個 區的是同一個公社其餘8個區中的其他2個 。我們可以假設其中每一個的一般人口數為4000個居民和680名選民，或者說二者一共是8000個居民和1360名選民。這些將僅僅構成2個初級議會 ，並且僅僅派出6名 代表到公社 。 當公社 的議會根據那個議會中被承認首先要起作用的原則，即地域的基礎 ，而來進行選舉時，那個只有其他2個區 的地域之半 的單一的區 ，將依據明確的區域代表制的理由在選出3名代表 進入省議會的選舉中，具有10比6 的投票權。倘若我們正如我們很有理由地那樣來設想，公社 中的其他幾個 區在比例上少於平均人口（正像是主要的區 超過了它那樣），這種不平等儘管是驚人的，還會大大地加重。 現在，再看也被承認為在公社 的議會中起首要作用的一項原則的納稅基礎 。讓我們再來看看上面所說過的那樣一個 區。如果大商業或大製造業城鎮所交納的全部直接稅平均分派給居民們，那麼每個人都會發現所交納的要遠遠多於一個農村居民依據同等平均數所交納的。前者的居民所交納的總額會比後者的居民所交納的總額更多——我們可以公允地假定要多1/30那麼這個區的12700個居民或2193個選民就要和其他區 的19050個居民或3289個選民——這近於其他5個 區的居民和選民的估計比例數——交納得一樣多。而這2193個選民，正如我前面說過的，只派出10名 代表參加議會；那3289個選民則要派出16個 。這樣，就整個公社 的納稅 中的同等的 份額而論，在依據代表整個公社 的總稅額的原則選舉代表時，卻會出現16 票對10 票的差異。 用同樣的計算方式，我們會發現其他 區的15875個居民或2741個選民只交納不到 整個公社納稅的1/6，卻比那一個 區的12700個居民或2193個選民還要多3 票。 在這一由地域 和納稅 而產生的代表制之奇特的權利再分配中，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怪誕的和不公正的不平等便是如此。這一切所加的資格限制事實上都是消極的資格限制，它所賦予的權利與他們的財產成反比。 無論你願意從什麼角度來考慮，在整個這三種基礎的設計中，我並沒有看到把各種目標協調為一個一致的整體，而是有好幾種互相矛盾的原則被你們的哲學家們勉強地而又無法調和地拼湊到一起，就像是被關在籠子裡的那些野獸要互相撕咬直到它們互相毀滅為止。 我恐怕對他們考慮制訂一部憲法的方式已經說得太多了。他們有著大量的但是很壞的形上學；有著大量的但是很壞的幾何學；有著大量的但是很壞的比例算學；然而假如它完全像形上學、幾何學和算學所應該的那樣精確，而且假如他們的規劃在它們的所有各部分都是完全一致的話，那麼它也只不過是造成了一幅更美妙好看的幻景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種對人類的偉大安排中，居然對任何道德事物或對任何政治事物找不到任何一種參照系，找不到有任何東西是關係到人們的關注、行動、情感和利益的。Hominem non sapiunt.［他們並不認識人。］ (312) 您看，我僅僅是從選舉上考察這部憲法，一步一步地直到國民議會。我並沒有深入研究各省內的政府，以及它們經歷的公社和區的譜系學。在原來的計劃中，這些地方政府是儘可能地要以選舉議會的同樣原則和同樣方式來組成的。它們每一個的自身都是十分緊密而完整的。 您只能是看到在這一規劃中，有一種直接而當下的趨勢要把法國分解為一大堆共和國，並使得它們彼此之間全然獨立，除了它們默認來自各個獨立共和國的使節們的全體大會所決定的東西而外，就沒有凝聚、結合或從屬關係上的任何直接的憲法手段了。事實上，國民議會就是如此，而且這樣的政府我承認在世界上確實是存在的， (313) 儘管在形式上要無比地更加適合於它們人民的地域上和習慣上的境況。但是這種聯合（而不是政治體）一般都是必然性的而非選擇的結果；並且我相信，當前法國的政權正是那第一個在獲得了隨意處置他們的國家的充分權威之後就已經選擇了要以這種野蠻的方式來肢解它的公民體。 不可能看不到，這些號稱的公民們就以這種幾何學的分配和算學的安排的精神在對待法國，就像是對一個被征服的國家那樣。他們像征服者一樣地行動，他們模仿那種粗野種族的最為粗野的政策。這些蔑視被征服的民族並凌辱他們情感的野蠻勝利者的政策，永遠是要盡其全力摧毀這個古老的國家在宗教上、在政體上、在法律上以及在風尚上的一切遺蹟；混淆所有的地域界限；製造一場普遍的貧困；拍賣他們的財產；砸爛他們的君主、貴族和主教；貶低一切昂首於水平線之上或是可以用來在老見解的旗幟之下聯合和團結在艱難困苦之中被瓦解了的人民的一切東西。他們這些人類權利的真摯朋友以羅馬人解放希臘、馬其頓和其他民族的那種方式 (314) 已經使得法國自由了。他們在向他們的每個城市都提供獨立性的幌子之下摧毀了他們聯合的紐帶。 當組成為這些區、公社和省的新團體（這是用混亂的辦法蓄意製造的安排）的成員們開始行動時，他們將發現他們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彼此是陌生人。遍及各地而尤其是農村各區 的選舉人和被選舉人，往往都沒有任何公民的習慣或聯繫或任何成其為一個真正的共和國的靈魂的那種自然的行為準則。現在，地方長官和徵稅人與他們的轄區，主教們與他們的牧區，牧師們與他們的教區已不 再相識了。這些人權的新殖民地與塔西佗 (315) 所描述的羅馬衰亡期的政策中那種軍事殖民地有著強烈的相像之處。在更好和更明智的時期（無論他們對外族採取什麼路線），他們都小心翼翼地把一種有條不紊的從屬與殖民關係的各種成分放在同一個期間；而且甚至於把公民行為準則的基礎奠定在軍事的基礎之上。 (316) 但是，當所有這些美好的藝術品已經淪亡時，他們就正如你們的［國民］議會所做的那樣，向著人類的平等繼續前進，而且同樣地幾乎不去判斷、不去顧及使得一個共和國成其為可以容忍和可以持久的那些東西。但是在這一點上，正如在幾乎每個實例里一樣，你們的新共和國是在那些標誌著墮落與衰朽的共和國的種種腐化之中誕生的、繁殖的和養育的。你們的孩子是帶著死亡的徵兆來到世上的；facies Hippocratica［希波克拉底的面孔］ (317) 成了他的容貌的特徵和他的命運的預兆。 那些締造古代共和國的立法者們懂得他們的事業是太艱辛了，以致不能靠並不比一個本科大學生的形上學和一個稅務官的數學和算學更好的工具來完成。他們必須與人打交道，他們就不得不去研究人性。他們必須和公民們打交道，他們就不得不研究那些與公民生活環境相聯繫的習慣的影響。他們深切地感到，這種第二天性對第一天性的作用產生了一種新的混合；並且因而在人們中間便出現了許多分歧，因他們的出身、他們的教育、他們的職業、他們生活的時期、他們居住在城鎮還是鄉村、他們取得和保有財產的各種方式以及因財產本身的性質而異，所有這些都使得他們有如不同的動物品種一樣地繁多。因此他們認為他們自己不得不把他們的公民們安置到這樣不同的階級里去，放置到國家中這樣不同的位置上去：那裡是他們的特殊習慣使他們有資格去填充的；並且分派給他們這樣不同的適當的特權：以此確保他們特殊的境況所需要的東西，並且對每一種人都可以提供這樣的力量，從而能在由所有複雜的社會中所必定存在而且必定相互爭鬥的各種利益分歧所引起的衝突之中保護他們。因為那位立法者應該感到羞愧的是：連粗野的老農都應該很清楚如何分派和使用他的羊、馬和牛，並應該有足夠的常識不把它們抽象化，都等同於動物，而不給每一種動物以恰當的飼料、照顧和使用；而他，這位自己同類的管理者、安排者和保護者，卻把自己高升為一種空洞的形上學家，決意對自己所帶領的那群人一無所知而只看成是普遍的人而已。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孟德斯鳩 (318) 就非常正當地指出了，古代偉大的立法者是在他們對公民的分類中最大限度地顯示出他們的力量，並且甚至於超越了他們自己。正是在這裡，你們現代的立法者卻深深地陷入了反面的行列，並且甚而沉淪到他們自身的一文不值之下。前一種立法者們關注的是公民的不同種類，並把他們結合到一個共和國里去，而另外那些形上學的和鍊金術的立法者們卻採取了截然相反的途徑。他們企圖盡力把所有各種公民都混為一個均一的群體，然後又把他們的這種混合物分成為許多不相連貫的共和國。他們把人們貶低為僅僅為單純記數用的零散的籌碼，而不是其力量產生於它們在那張表上的位置的數字。他們自己的形上學的要素應該更好地教會了他們。他們的範疇表的口訣應該告訴過他們除了實體 和數量 之外在思想的世界裡還有著一些別的東西。他們應該從形上學的問答手冊中學到，在每種複雜的思考中都還有八個要點 (319) ——這是他們所從未想過的，儘管在全部的10條之中，這8條是人類的技能到處都能加以運用的題材。 他們非但沒有某些古代共和國的立法者們那麼能幹的心性——它以一種精心的準確性關注著人們的道德狀況和傾向——反而夷平了並徹底砸爛了他們所發現的哪怕是君主制的粗糙的並非人為安排下的一切等級，而那種方式的政府對公民的區分並不具有在一個共和國中那麼大的重要性。然而，這倒是真的，即每一種這樣的分類如果恰當地加以排列的話，則在所有的政府形式中都會是美好的；並會構成反對專制主義暴行的強大阻力，同時又是使一個共和國有效而持久的必要手段。缺少了這樣的一些東西，如果目前對共和國的規劃一旦失敗，那麼對一種有節制的自由的一切保障也就會隨之而失敗；所有能緩衝專制主義的間接限制也就都被排除了；就君主制如果在法國在這個或任何別的王朝之下重掌全部權勢 (320) 而言，如果不是從一開始就由明智而有德的君主顧問們有意地加以抑止的話，那麼它將很可能是大地之上所曾出現過的最為完整的專斷權力。這將是上演一場最絕望的賭博。 他們甚至於宣稱，伴隨所有這些進程的一片混亂，就是他們的目標之一，並且他們希望以人們對伴隨著他們製造出它的那些罪惡會捲土重來的恐懼而保障他們的憲法。他們說：「由於這一點，對於不全盤使整個國家解體就不能將它打碎的權威而言，它的毀滅會變得困難了。」他們設想，如果這一權威居然達到了他們所已經獲得的同等程度的權力，它就會更加節制和更加嚴厲地來運用它，而且會對他們肢解國家所使用的那種野蠻方式滿懷虔誠地戰慄不止。他們希望，由於恢復專制主義的德行，他們普遍邪惡的產物會享有安全。 閣下，我期望您和我的讀者們能仔細地研究一下德·卡洛納先生關於這一題目的著作。它確實不僅是一份雄辯的而且是一份有力的和有教益的傑作。我把自己只限於他談到的與新國家憲法和國家歲入情況有關的部分。至於這位大臣和他的對手們的爭論，我並不想對他們的事情發言。我也同樣無意冒昧地對於他要把他的國家從它目前受奴役、混亂無序、破產和乞憐的可恥可悲的處境解救出來的那些財政的或政治的方式和方法發表任何意見。我也不能像他那樣非常樂觀地去推想：他是一個法國人，比我對那些目標有著更密切的責任，並對判斷它們有著更好的方法。我希望他所提到的那份由［國民］議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所作的正式宣言——即關於他們規劃把法國不僅是從君主制變為共和國，而且是從共和國變為一個單純的邦聯（confederacy）的傾向——會受到特別的注意。它給我的觀察增添了新的力量，並且德·卡洛納先生的著作確實在這封信的大部分主題上都以許多引人注目的新論據彌補了我的不足。 (321) 正是這一要把他們的國家分裂成若干單獨的共和國的決議，才把他們驅入了他們最大的困難和矛盾之中。如果不是由於這一點，那麼所有從未能加以解決的個人權利、人口和納稅的精確平等和那些平衡的問題，就會全都毫無用處了。代表制雖然溯源於各個部分，卻應該有責任同等地注視著全體。每一個進入［國民］議會的代表，都應該是法國的，而且是她各色人等的代表——是多數人的和少數人的，是富人的和窮人的，是大地區的和小地區的代表。所有這些地區本身都要服從於某個獨立於它們而存在的永久權威——從這個權威產生了他們的代表制和一切從屬於它的東西，並且代表制就是指向它的。這個永久的、不可變動的、基本的政府，就會使得——而且這也是它唯一能夠做的事——那片領土成為一個真正的和嚴格的整體。在我們［英國］這裡，當我們選舉人民代表時，我們派他們到一個議會裡去，在那裡每一個人個別地都是一個臣民，並服從於一個政府全部完整的日常的職能。在你們，選舉產生的［國民］議會就是主權者，而且是唯一的主權者，因而所有的成員就都是這個唯一主權者的構成部分。但是在我們這裡，那就完全不同了。在我們這裡，代表脫離了其他部分就不能有任何的行動和任何的存在。政府乃是我們的代表制的個別成員和地區進行咨議的所在。這就是我們團結的中心。這個咨議的政府乃是全體的 而非各部分的託管者。我們公共議會的其他機構——我指的是上議院——也是如此。在我們這裡，國王和貴族乃是對每一個地區、每一個郡、每一個城市之間的平等的、個別的和共同的保障。您什麼時候聽說過在大不列顛有的地方遭受過其代表制不平等之苦，有哪個地方根本就沒有代表制？不僅是我們的君主制和我們的貴族制保障著為我們的團結所依賴的平等，而且它就是下議院本身的精神。這種受人如此之愚蠢地抱怨的代表制的不平等，也許就正是阻礙了我們像各地方的成員那樣來思考和行事的那種東西。康沃爾（Cornwall）和整個蘇格蘭選舉了同樣之多的成員，但是康沃爾就比蘇格蘭得到更好的照顧嗎？你們得自某些輕佻的俱樂部的任何根據，幾乎沒有促使他們動過腦筋。大多數那些根據任何動聽的理由而希望做出任何改變的人，都是依據不同的想法在要求改變的。 你們的新憲法在其原則上與我們的正好相反；而且我很吃驚，有些人怎麼會夢想把它裡面所成就的任何東西拿出來作為大不列顛的樣板。在你們那裡，最後的代表與最初的選民之間並沒有什麼聯繫，或者不如說根本就沒有聯繫。進入國民議會的成員並不是由人民選擇的，也不對他們述職。在他當選之前，還有三次選舉；介於他與初級議會之間的有兩套行政機構，從而使得他（正如我所說過的）成為一個國家的大使而並非是一個國家內部人民的代表。由於這一點，整個選舉的精神就改變了，而你們的憲法販子們所設計的任何修正，都不可能使他成為別的除其現狀以外的什麼東西。這樣做的企圖正好會不可避免地引致混亂，如果可能的話，要比目前還更加可怕。除非是通過迂迴的辦法，使得候選人從一開始就求助於初級的選民們，以便這些初級選民可以通過他們權威性的指示（也許還有某些更多的東西）迫使隨後的兩個選民團體作出符合他們願望的選擇，舍此別無辦法在最初的選民和代表之間產生一種聯繫。但是這顯然會顛覆整個的規劃。它又會把使他們陷入人民選舉的那種嘈雜與混亂之中——而這正是他們想要用他們插進來的分級選舉加以避免的——最終是冒險把整個國家的命運都交給了那些對它最沒有知識又對它最沒有興趣的人。這是一種永恆的兩難困境，他們被他們所選擇的邪惡、軟弱而又互相矛盾的原則拋入其中。除非人民打破並剷平這種分級，否則他們顯然在實質上根本就沒有對［國民］議會的選舉權；事實上他們在外表上和在實際上一樣幾乎沒有選舉過。 在一場選舉中，我們大家所尋求的是什麼呢？要達到它的真正目的，你們首先必須具有了解你們的人適合與否的辦法，而後你們就必須通過個人的義務或依附性而保持對他的某種控制。這些初級選民們在選擇中是為了什麼目的而受到恭維，或者不如說是受到嘲諷的？他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有關將要為他們服務的人們的品質的任何東西，而且這些人對他們也沒有任何一種義務，不管是哪一種義務。在所有不適合由那些掌握著任何實際的判決權的人所委任的權力之中，最特別不適合的就是與一種個人的選擇相關的東西了。在濫用權力的情形下，初級選民的團體永遠也不能讓代表來匯報自己的行為。在代表制的鏈條中，他和他們脫離得太遠了。倘若他到了兩年任期結束時行為不端，那也不會牽涉到他再連任兩年。由於這部新的法國憲法，最優秀的和最明智的代表們就和最壞的代表們同樣地進入了這座Limbus Patrum［煉獄］ (322) 。可以認為他們的根基是污穢的，必須駛進船塢去重新改裝。每個在議會中服務過的人，都沒有資格續任兩年。這些長官們開始學習他們的行當時，也正像煙囪清洗工 (323) 一樣，是沒有資格來操作的。浮淺、新鮮、粗糙的學識，以及片斷的、支離破碎的病態的記憶力，會是你們將來一切執政者註定了的特色。你們的憲法有著太多令人艷羨的東西了，以致在其中不會含有多少意義的。你們把代表會違背信賴的問題看得如此重要，以致於你們一點都不顧及他是否適合於執行它。 這個贖罪的間隔期，對於一個毫無信義的代表——他可能是一個好的拉票人，正如他是一個壞執政者一樣——並非是不利的。這時他會策劃使自己優居於最有智慧和最有德行的人之上。因為到最後這一選舉憲制的所有成員也都同樣地消散了，他們僅僅是為了選舉才存在的，他們可能不再是同樣的那些選舉出他來的人們了——而當他要提出請求重新接受委託時，他是要對選舉出他的人們負責的。要求公社 的所有二級選民（對此）作出解釋，那是荒唐可笑、行不通而又不公正的；他們本身在自己的選擇中就可能已經受了矇騙，就像第三級的選民即那些省 的選民在他們的選擇中所受到的那樣。在你們的選舉中，責任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在法國的這幾個新共和國的性質和憲法中，找不出有任何一種彼此一致的原則，於是我就思考那些立法者從任何的外來的材料中為它們提供了什麼粘合劑。他們的聯合、他們的場面 ，他們的公民宴會和他們的熱情，我並不關心；它們都只不過是些花樣而已；但是通過他們的行動而追蹤他們的政策，我認為我能辨識出來他們準備把這些共和國聯繫在一起的種種安排。第一種就是沒收 ，以及附著於它的強制性的紙幣；第二種則是巴黎城至高無上的權力；第三種是國家的全部軍隊。對於這最後一種，我將保留我所要說的話，直到我要把軍隊本身作為單獨一個題目來考慮的時候。 至於僅僅作為粘合劑的第一種（即沒收與紙幣）的作用，我不能否認這些相互依賴的東西會在某些時間構成某種粘合劑，如果他們的瘋狂和愚蠢在管理中以及在把各個部分調劑到一起時從一開頭並未引起抗拒的話。但是即便承認了這個規劃有某種凝聚性和某種延續性，在我看來，如果不久之後，這種沒收並未被發現足以支撐起紙幣（正如我從道義上就肯定它是不會的那樣），那麼它就不是粘合，而是給這些邦聯共和國（在它們彼此之間以及它們內部各個部分之間）都將無窮地增添分裂、顛倒和混亂。但是假如這種沒收到目前為止還能成功地回籠紙幣的話，這種粘合劑卻要隨著流通而消失了。同時它那約束力也會是很不確定的，而且它將隨著紙幣信用的每一次變化而或松或緊。 在這個規劃中惟有一點是肯定的——它貌似一種間接的、但在那些指導這樁事務的人們的心中（我對此毫無疑問）卻有一種直接的效應，那就是，它在每一個共和國中都造成一種寡頭制 的效應。一種並不是建立在任何實際的貯存或保證之上的紙幣流通，數額已達到4400萬的英國貨幣，而且這種通貨強行取代了這個王國硬幣的地位，因而成為了它的國庫的實質，以及所有它那商業和民事的交易媒介；它必定要把所有的不管是什麼權力、權威和影響——無論那可能採取什麼形式——都交到這種流通的管理者和指導者的手中。 在英國，我們感受到了銀行的影響，雖然它僅僅是一種自願交易的中心。確實不懂得金錢對於人類的影響的人，看不到掌管金錢事務的力量——那取決於管理者的程度，要比我們的任何東西都更加廣泛得多，而且在其性質上也更加深刻得多。但是這並不單單是一種金錢的事。在這個體系中還有另一個成員是不可分割地與這種金錢管理連結在一起的。它存在於隨意抽取被沒收土地的各個部分用於出售，以及進行一場把紙幣變為土地、土地變為紙幣的不斷轉換的過程。當我們跟隨這一過程到達它的結果，我們就可以覺察到有關這一體系運作所必須運用的力量的強度的某種東西了。通過這種手段，金錢盈利和投機的、精神就進入了大量的土地本身之中，並與之合為一體。由於這一運作，那種財產就（仿佛是）變得揮發了；它採取了一種不自然的而又古怪的活動，從而把所有的金錢的代替品以及或許全法國所有土地的足足1/10都投進了若干主要的和從屬的、巴黎的和外省的管理者的手中；它現在已經得到了紙幣流通的惡果中最糟糕而又最有害的部分，即它那價值的最大可能的不穩定性。他們把拉托娜對於德洛斯的地產的善意顛倒過來了。 (324) 他們讓他們的地產隨風飄走，就像是破船中輕巧的碎片一樣，oras et littora circum［繞著海岸和海濱］。 (325) 這些新的交易者們都是些積習成性的冒險家，他們沒有任何固定的習慣或地方的偏愛，一旦紙幣的、金錢的或土地的市場顯得有利可圖，他們就會再去追逐盈利。雖然有一位神聖的主教 (326) 認為農業將從要購買教會被沒收產業的那些「啟蒙了的 」高利貸者那裡得到巨大的好處，但是我——不是個好農夫，卻是個老農夫——要以極大的謙恭懇請讓我去告訴他後來的主人，高利貸並不是農業的導師；而且如果「啟蒙了的」這個詞是按照新詞典來理解的話——就像它一直在你們的新學派那裡那樣——我不能想像一個人之不信仰上帝怎麼能教給他任何多一點點的耕種土地的技術或促進措施。「Diis immortalibus sero」［我為永恆的上帝而播種］， (327) 有一個羅馬老人當他手執犁的一端而死神執著另一端時，曾這樣說過。儘管你們要委派兩個學院的所有領導人都參與Caisse d'Escompte［貼現銀行］的領導，但一個富有經驗的老農就抵得上他們的全體。在和一位卡爾都西派 (328) 修士的簡短談話中，我得到了比從我曾交談過的所有的銀行領導人那裡得到的更多的有關耕作的奇異有趣的知識。然而，並沒由理由要害怕金錢交易者們介入農村經濟。這些先生們在金錢繁殖上是太精明了。起初，或許他們多愁善感的想像力會迷戀著純樸的和無利可圖的田園生活的樂趣；但是不久之後他們就發現農業是一樁更為艱辛的行業，而且比起他們所脫離的交易是獲利太少了。在對它唱過了讚歌之後，他們就會像他們偉大的先驅者和典型人物一樣背轉過身去。——他們也會像他一樣，開始時是唱著「Beatus ille」［幸福的人］ (329) ——但是結尾又是什麼呢？ Hœc ubi locutus foenerator Alphius, Jam jam futurus rusticus Omnem relegit idibus pecuniam, Quœrit calendis ponere. ［高利貸者阿爾弗烏斯這樣說， 他總是想成為一個農人， 這個月的中旬收回了所有的錢， 是為了下個月一開始再把它放出去。］ (330) 在這位主教的神聖預告之下，他們就培養出了Caisse d'Eglise［教會銀行］，那比它的葡萄園或它的谷地都獲利更多。他們將會按他們的習慣和他們的利益來運用他們的才智的。當能夠掌管財政和統治各地方時，他們是不會去扶犁的。 你們的立法家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嶄新的，他們是第一個把共和國建在賭博之上的，並把這種精神注入其中，如同它那性命攸關的呼吸一樣。這些政治的宏偉目標就是要使法國變形，從一個偉大的王國變為一個大賭場；把它的居民變為一個賭徒的民族；使投機像生活一樣地廣泛；把它摻進它所關注的所有事務；並且把這個民族全部的希望和恐懼都從它們正常的渠道上轉入那些靠投機為生者的種種衝動、激情和迷信之中。他們高聲宣揚他們的見解：他們目前的這個共和國體系沒有這種賭博基金就無法存在下去；而且它的一線生機就是從這些投機的纖維中抽取出來的。古老的基金賭博無疑地是夠害人的，但它還僅僅是對個人如此。即使當它在密西西比和南海 (331) 有著最大的涉及面時，相比較而言也只是影響到少數人；在它擴展得更遠時，如像在發行彩票時，這種精神也只有一個單一的目標。但是在法律——法律在大多數情形下禁止並且從不鼓勵賭博——本身誤入歧途，從而違反了它的本性和政策，並把賭博的精神和象徵帶入最細微的事情里去，使每個人在每件事情上都置身其中，公然強迫臣民們走向這種毀滅性的賭桌；這時候一種更為可怕的、還從未在世界上出現過的傳染性的病症就蔓延開來。在你們那裡，一個人不投機，就既不能掙得、也不能買到他的正餐。他早上所得到的，在晚上就不再有同樣的價值了。他所被迫要償還一筆舊債的那種東西，將不會被認為與他所要償還他自己締結一份債務時所要支付的是同樣一筆錢而為人接受；當他要根本避免締結債務而立即償還時，那也不會是同樣的一筆錢了。工業必定要凋萎，經濟必定要從你們的國家被驅除出去。小心謹慎的深謀遠慮將不再存在。不知道自己工資的數目，誰還會去勞動？誰還會去研究增進那些沒有人能夠預測的東西？在不知道自己儲蓄的價值時，誰還會去積蓄？如果你把它從它在賭博的運用中抽出來，用於積累你們紙面的財富，那就不會是一個人的遠見，而只是一隻寒鴉的病態的本能。 這種系統地造就一個賭徒民族的政策中真正可悲的部分就在於，雖然所有人都被迫參與，卻很少有人能懂得這場賭博；而有條件為他們自己利用這種知識的人就更少了。大多數人必定成為控制這類投機機器的少數人的矇騙對象。它對農村必定會造成什麼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城裡人可以日復一日地算計著，農村居民卻不能如此。當農民第一次將他的穀物帶到市場，城裡的官員就強迫他按票面價值接受指券；當他用他的這種錢去到商店時，他發現它貶值了7％。這個市場他是再也不願去了。城裡的人將會發火；他們要強制農村的人拿出他們的穀物。於是抵抗就會開始，巴黎和聖德尼的謀殺者們將會重新遍布法國。 (332) 賦給農村的份額或許比在你們代表制的理論中的更多，但這種空頭饋贈又有什麼意思呢？你們把金錢和土地的流通中的真正權力置於什麼地位？你們把提升或貶低每個人的不動產的價值的手段放在哪裡？其操縱可以使得法國每個人的財產減少或增加10％的那些人，必定成為每一個法國人的主宰者。由這場革命而來的全部權力都將落入城裡的市民以及那些左右他們的金融領導人的手中。那些有地產的紳士、自耕農和農民中沒有任何人有此習慣或傾向和經驗，能使他們對法國現存的權力和影響的唯一來源有所分享。正是鄉村生活的本性，正是地產的本性，在它們所提供的所有職業和所有樂趣中使得那種方式的聯合和安排（那是唯一取得和發揮影響的方法）在鄉村人民中間成為不可能的事。儘管用你們所能用的一切辦法和全部的勤勉把他們聯合起來，他們總是又分解為個體。任何團結性的東西在他們之間幾乎總是行不通的。希望、恐懼、驚慌、艷羨，一天當中講完就成過去的過眼煙雲的故事，所有這些東西——它們是領導者用以控制和驅使隨從者們的腦筋的韁繩和馬刺——在分散開來的人民中是很不容易或者是幾乎不可能加以運用的。他們集合，他們武裝，他們行動，都是極其困難的，並要付出最大的代價。他的努力，如果居然能夠開始的話，也不可能持久。他們不可能有系統地行事。倘若鄉村的紳士們試圖通過他們單純的財產收入來施加影響，這對於那些有著10倍於他們的收入可以出售，而又可以把他們的贓物帶到市場上較量而毀滅他們的財產的人又算得了什麼呢？如果有地產的人想要抵押，他就貶低了他的土地的價值而抬高了指券的價值，他就以他必須要採用來與他的敵人進行鬥爭的那種手段本身而增加了他的敵人的力量。因此鄉紳、海陸官員、有著自由的觀點和習性而不附屬於任何行業的人，就會完全被排除於自己國家的政府之外，就仿佛他是合法地被排斥在外似的。顯然，在城鎮中所有密謀來對付鄉紳的東西都聯合起來而有利於金融管理者和領導人了。在城鎮中，聯合是自然的。市民們的習慣、他們的職業、他們的消遣、他們的工作、他們的怠惰都不斷地把他們引向相互接觸。他們的德行和他們的邪惡都是交流著的；他們總是在戒備之中；所以他們已經組編並有所訓練地被掌握在那些意圖組織他們採取政治或軍事行動的人們之手了。 所有這些考慮使我毫無疑問：倘若這一憲法的怪物能夠延續下去的話，法國將完全被社團中的煽動家，被指券的管理人和出售教會土地的託管人、代理人、經紀人、金融騙子、投機家和冒險家——他們構成了一種建立在王權、教會、貴族和人民的廢墟之上的卑劣的寡頭制——所組成的各種城鎮中的團體所統治。在這裡，所有的平等和人權的騙人的夢想和憧憬都結束了。在這個卑鄙的寡頭制的「塞波尼斯大沼澤」 (333) 中，它們全都被吞沒了、沉淪了並永遠消失了。 雖然人們的眼睛無法追蹤它們，但人們禁不住要想，法國的某些重大過失一定會向上蒼哭告的，上蒼曾認為以屈服於邪惡卑劣的統治來懲罰它是適宜的；在這種統治中，找不到任何甚至在其他那些暴政下所顯示的虛假榮光中的撫慰和補償，使得人們即使終身受壓迫，也並不感覺自己有失尊嚴。我必須承認，對於少數人的作為我深感憂傷並夾帶著某種憤怒；他們一度身居高位，並且仍然有著偉大的品格，他們被華而不實的虛名所惑，他們在致力於一樁事業時走得太遠而超出了自己的理解力所能測度的界限之外，他們把自己的美譽和他們聲名赫赫的權威借給了那些他們不可能熟悉的人的詭計，並且從而就把他們的德行本身用之於毀滅他們的國家。 關於第一種粘合的原則，就談到這裡。 他們新共和國的第二種粘合物便是巴黎城的優越地位； (334) 這一點我承認是與紙幣流通和沒收財產的那另一種粘合的原則有著牢固的聯繫的。正是在這個規劃的這一部分里，我們必須尋找各省和各管轄區域（教會的和世俗的）一切古老的界限消滅的原因，以及事物之間一切古老的結合的瓦解和這樣許多彼此並無聯繫的小共和國形成的原因。巴黎城的權力顯然是他們所有政治的一個巨大的泉源。正是通過現已成為投機的中心和焦點的巴黎的權力，這個派系的領袖們就在指導著，或者不如說是在號令著整個立法和整個行政部門。因此凡是能夠加強那個城市對其他共和國的權威的事情，都必須要做到。巴黎是堅實的；她有著與任何方塊形的共和國的力量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力量；而且這一力量是被匯集和凝聚到一個狹小的範圍之內的。巴黎各個部分之間有著自然而輕易的聯繫，那不會受到任何幾何式憲法圖式的影響，它在代表制中的比例或多或少對它也無關緊要，因為在它的魚網裡有著整網的魚。但這個王國的其他區劃卻被撕割成了碎片，並且脫離了它們全部的習慣辦法，甚至於統一的原則，所以至少在相當時間內，無法聯合起來對抗她。在所有從屬於她的成員中，除了軟弱、疏離和混亂而外，就沒有被留下任何別的東西了。為了加強計劃的這一部分，［國民］議會近來已經決定，他們的共和國不得有兩個是有同一個主管長官的。 對於一個縱觀全局的人來說，這樣所形成的巴黎的強大，將會出現一種普遍衰弱的體制。他們誇耀說，採用了這種幾何學的政策，所有的地方觀念就會消失，於是人民就不再會是加斯科涅人（Gascons）、皮卡德人（Picards）、布列塔尼人（Bretons）、諾曼人（Normans），而是法國人；只有一個國家、一個中心和一個議會。但是，更大的可能倒是，那個地區的居民很快就會沒有國家，而並不是都成了法國人。從來就沒有人由於一種驕傲、偏愛和真正的親切感而依附於一種方格形劃分的歸屬的。他絕不會因為屬於第71號方格或任何其他號碼而感到光榮的。我們是在我們的家庭里開始我們的公共感情的。沒有任何一種冷漠的關係意味著一個熱誠的公民的。我們進而擴展到鄰里情誼和我們慣常的地方性的種種聯繫。這些都是客棧和休息地。我們國家的這種區劃乃是由習慣而不是由權威突如其來的舉動所形成的，它們是這個偉大國家的許許多多的小化身，而心靈則在其中找到了某些自己可以去充實的東西。對於整體的熱愛並不會由於這種低一級的偏愛而消失。或許，它是對那些更高級和更宏大的關懷的一種基本訓練——正是由於這一點，人們才會像對他自己的事業一樣地傾心於像法蘭西那樣一個如此廣闊的王國的繁榮。公民們由於古老的偏見和非理性的習慣——而不是由於它那外形上的幾何學的特性——才對它那全部領土的本身深感興趣，就像是對各個地方的古老的名稱一樣。只要它能延續下去，巴黎的權力和顯赫地位肯定會壓服這些共和國並把它們攏在一起的。但是，由於我已經告訴了你們的那些理由，我認為它是不可能持續太久的。 從這個憲法的政治創造和政治結合的原則過渡到國民議會——它是作為主權者而出現和行動的——我們就看到有一個實體：在它的憲法中有著一切可能的權力而沒有任何可能的外部控制。我們看到了一個實體：沒有根本法、沒有確定的準則、沒有受人尊重的行事規則，沒有任何東西能使它堅持任何一種體制。他們的權力觀念總是從立法權限的最大程度的擴張中取得的，並且他們總是從最緊急的必要的種種例外情況取得他們通常的樣板的。未來在大多數方面將會像是當前的［國民］議會一樣；但是，由於新的選舉方式和新的流通趨勢，它將清除掉那少量存在於本來是從各種不同利益中選出來的少數人中的、並保存他們精神里某些東西的內部控制。如果可能的話，下一屆［國民］議會必定會比目前的更糟糕。目前這個議會由於摧毀了和改變了一切事物，顯然不會留給他們的後繼者們有什麼受人歡迎的事情可做。他們將被好勝心和先例所喚起而去做那些最魯莽而又最荒謬的事情。要設想這樣一個［國民］議會開會時能保持完全的安寧，那將是荒唐可笑的。 你們無所不備的立法者們在急於立即做出一切事情時，卻忘記了看來是帶根本性的一件事，而我相信那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從來都不曾為任何共和國的規劃者所忽略過。他們忘記了創立一個參議院，或者具有那種性質和特徵的某種東西。在此之前，從未聽說過由一個立法的和主動的議會所組成的政治體，而它的行政官卻沒有這樣一個諮詢會議；卻沒有某種外國可以使自己本身與之相聯繫的機構；卻沒有某種在政府的通常事務中人民可以指望著的機構；卻沒有某種在國家事務中帶來傾向性和穩定性，並保持某種類似一致性的東西的機構。國王們一般總是有這樣一種團體作為一個諮詢會議的。一個君主制可以沒有它而存在，但它看來卻是一個共和制政府的實質所在。它占有一種介乎由人民所行使的或由他們所直接委派的最高權力與單純的行政權二者之間的中間位置。這在你們的憲法中沒有絲毫跡象；而由於沒有提供任何這類的東西，你們的梭倫們和努瑪們 (335) 就像是在別的任何事情上一樣地發現了一種主權的無能。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轉移到他們在構造一種行政權力上所做的事。為此他們選擇了一位被貶黜了的國王。這位他們的首席行政官，將是一部機器，在他職能的任何一種活動中都沒有任何一種深思熟慮的決定權。他最多也只是一個向國民議會傳達可以讓那個機構知道的那些事情的渠道而已。如果他是被當作獨一無二的渠道的話，這種權力也並非沒有其重要性；儘管對於那些選擇了要運用它的人是無比危險的。可是公共消息和事實通報也可以由任何其他的傳遞方式以同樣的精確性傳到［國民］議會。因此，就通過一個被授權的報道者的陳述而對措施給予指導的方法而言，這種信息機構就是形同虛設了。 現在就從民事的和政治的兩個自然分支上來考察法國對一個行政官的規劃——在前者中必須注意到，根據新憲法，司法權的最高部分無論在它的哪一條線上，都不屬於國王。法國國王並不是司法的源泉。法官們——無論是初級法院的，還是高等法院的——都不是由他任命的。他既不能提出候選人，也對人選沒有否決權。他甚至於連檢查官都不是。他只是作為公證人來認證若干地區對於法官的選擇。他得由他的官員們執行他們的判決。當我們深入考察他的權威的真實性質時，他看來只不過是個捕役、執杖警官、法警、獄吏和絞刑吏們的頭領罷了。不可能把任何被稱為王權的東西，置之於更有辱人格的觀點之下了。像他那樣被剝奪了一切可尊敬的東西和在那個職位上一切可慰藉的東西，沒有發起任何審判的權力，沒有懸置權、減刑權和赦免權，如果他和司法行政根本就毫無關係的話，對於這位不幸的君主的尊嚴來說，倒還要好上一千倍。司法中的一切卑鄙可憎的事體都丟給了他。當他們決心把那位最近還是他們的國王的人放到僅僅比劊子手高一級的地位上而且差不多是同樣性質的一個職位上時，［國民］議會如此煞費苦心地要抹掉某些職務的污點，並非是一無所圖。像法國國王被安放在現在的位置上，使他無法尊重自己，也無法得到別人的尊重，這並不是自然的事。 再從他的政治能力這方面來觀察這位新的行政官，因為他是依國民議會的指令在行事的。執行法律乃是一個君主的職責；而執行命令就不是一個國王了。然而一項政治上的行政職能，儘管不過如此，也還是一項重大的託付。它確實是一項託付，它非常之有賴於主持它的人和所有他的下屬們雙方的忠誠而勤勉的表現。履行這一職責的手段應該由法令賦予；並且對它的意向應該由伴隨這一託付的環境所鼓舞。它應該與尊嚴、權威和慎思熟慮相伴隨，並且它應該導向光榮。行政的職務是一種費力的職務。並不是由於無能為力，我們才期待著由權力來工作。一個國王要指揮行政機構而又沒有任何辦法來酬報它，那算是一種什麼樣的人呢？沒有一份長久的職務，沒有一筆土地的賞賜，不，沒有一筆50鎊的年俸，沒有一個最空洞和最卑微的頭銜。在法國，國王不再是榮譽的源泉，正如他不再是司法的源泉一樣。所有的報償、所有的獎賞都在別人的手裡。那些對國王效勞的人們不是被天然的動力而是被恐懼所驅使的；是被一種對於除了他們的主人而外的一切事物的恐懼所驅使的。他那對內的強制職能和他在司法部門所行使的職能是同樣地可憎。如果要給予任何自治市以救濟，那要由［國民］議會來給予。如果要派部隊來，使之服從［國民］議會，那要由國王來執行這一命令；而且他在每種場合都濺上了他的人民的血漬。他沒有否決權，然而他的名義和權威卻被用來增強每一項粗暴的法令。不僅如此，他還必須贊同屠殺那些要試圖把他從監禁中解救出來，或者是對他個人或他那古老的權威表示最輕微依戀的人。 行政官職應該以這樣一種方式來組成，使得那些組成它的人應該傾心愛戴和尊重那些他們必須要服從的人。一種蓄意的忽視，或者更壞的是，一種字面上的但卻是顛倒而惡意的服從，必定只能是毀滅最有智慧的建議。法律企圖預見和追蹤這種精心的忽視和狡滑的用心都會是枉然。要使人們熱情地行動起來，並不是法律所能勝任的。國王們，即使是那些真正的國王們，可以而且也應該容忍臣民們的那些對於國王們來說是令人討厭的自由。他們也可以在不貶損自己的情況下甚至容忍這樣一些人的權威，只要它能促進他們的服務。路易十三對黎塞留主教恨得要命，但他對於那位大臣反對其敵手的支持，卻是他的統治的全部光榮的來源和他王位本身的堅實基礎。路易十四登基時並不喜歡馬薩林主教 (336) ，但為了他本人的利益卻保持住馬薩林當權。老年時他厭惡盧伏瓦 (337) ，但在許多年內當他忠實地效勞於他的偉業時，他容忍了這個人。當喬治二世讓肯定並不討他喜歡的皮特先生 (338) 進入他的御前會議時，他並沒有做玷污了一個明智君主的任何事情。但這些是因事務而不是因親悻而選出的大臣們，是以國王的名義並受了國王的託付而行事的；而不是作為他們所公開承認的、憲法上的和表面上的主人。我想，任何國王，當他從他最初的恐怖之中恢復過來時，都不可能熱誠地把生機和活力注入到他知道是由他一定會信服地認為是對他本人最不懷好意的那些人們所制定的措施的。又有哪一個僅僅是以得體的貌似尊重而效勞於這樣一個國王（或者，不管他是叫什麼）的大臣會熱誠地服從那些在另一天就會以自己的名義把他們投入巴士底獄裡去的人的命令呢？他們會服從那些人的命令嗎？那些人在行使專制的裁判時還自以為是在以寬恕待人，還自以為是給進了監牢的人提供了一個庇護所呢。如果你們期望在你們其他的創新和改造中有這種順從的話，你們就應該在自然界製造一場革命，並為人心提供一種新的組成。否則，你們的至高無上的政府就不會和它的執行體系相和諧。在有些情況下，我們是不能採用名稱和抽象化的。你們可以把我們有理由恐懼和憎恨的半打領袖人物稱為民族。這無非是使我們更加恐懼和憎恨他們而已。倘若由這些人以這些手段來製造這樣一場革命——就像你們製造了你們的革命那樣——被認為是有理由且有利的，那麼完成10月5日和6日的任務 (339) 就會是更明智的了。這位新的行政官就會把他的處境歸功於那些既是他的主人又是他的創造者的人們；而且他不得不在利益上、在犯罪社團上並且在感激之情上（如果在罪行中也可能有德行的話）服務於那些把他提升到一個有著大筆的錢財和大量的感官享受的地位的人們；還有更多的東西：因為他必定從那些人那裡收到了更多的東西——那些人在造就了一個屈服的對手之後，當然不會去限制這個被誇大了的人的。 一個國王處在目前的這種境遇，如果不是完全被他的不幸擊暈了頭腦，以致於認為吃和睡並不是生活的必需，而是生活的獎賞和特權，並且還毫不顧及光榮的話，是絕不可能適合於這一職位的。如果他的感受也像人們通常感受的一樣，他一定會感覺到一種處於這種境況之下的職位並不是一種他能從中得到聲名和榮譽的職位。他沒有濃厚的興趣可以激勵他去行動。他的行事最多也只是消極的和防衛性的。對於下層人民，這樣一種職位也許是一件榮耀的事。但是被提升到這種職位和被降低到這種職位，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並且會引起不同的感情。他是真正在任命大臣嗎？那麼他們將會對他懷有同情。他們是被強加於他的嗎？那麼他們和這個名義上的國王之間的全部事情，就將只有相互的牴觸。在所有別的國家中，國務大臣的職位都享有最高的尊嚴。在法國那卻是充滿了險惡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榮。儘管他們微不足道，但只要是世界上還存在有淺薄的野心，或者對一點可憐的薪金的嚮往就成為對目光短淺的貪婪者的一種刺激時，他們就會有對手的。這些大臣的競爭者們有能力依據你們的憲法而在他們的最致命的方面攻擊他們，而他們除卻犯罪者的落魄特徵而外並沒有任何駁斥別人對他們的指控的辦法。法國的國務大臣們是那個國家裡僅有的不能夠參與國家會議的人。什麼大臣！什麼會議！什麼樣的一個民族啊！——但是他們是負有責任的。那是一種由責任而來的可憐的服務。由於恐懼而得到的心靈的提高，是絕不會使一個民族光榮的。責任防止了罪行。它使得所有反對法律的企圖都有危險。但是就一種積極而熱誠的服務原則而言，除非白痴而外是沒有人會想到它的。難道指揮一場戰爭要託付給一個憎恨戰爭原則的人嗎？他在採取可能使戰爭成功的每一個步驟時，都在加強著那些壓迫他的人的權力。外國會認真地對待他這個並沒有掌握戰爭或和平的大權的人嗎？沒有，無論是他或他的大臣們，或者他可能影響的任何人，連一票的權利都沒有。一個可鄙的國家是一個配不上有一位君主的國家，最好是乾脆不要君主。 我知道有人會說，宮廷和執政的政府中的這些滑稽事只會在這一代人之中繼續；而且國王已經被引導宣布了王太子將會受到與他的地位相符合的教育。如果他真要被塑造得符合他的地位的話，那他根本就不會有任何教育了。他那訓練甚至於要比對一個專橫的君主的訓練更壞。如果他讀書的話——不管他讀不讀書，總會有好的或壞的才子們會告訴他，他的祖先是國王。自此而後，他的目標便是肯定他自己並為他的父母報仇雪恥。你們會說這不是他的義務。也許是這樣，但這就是本性 ；而且如果你們挑起本性 來和你們作對，你們就是很不明智地在信賴義務 了。在這個徒勞的政體規劃中，國家就在自己的胸膛里給目前培育了軟弱、混亂、逆反、無效和衰敗的根源；而且還為它最終的毀滅準備了手段。總之，在這一行政力量（我不能稱之為權威）中，我看不到任何東西有著即使是外表上的生機，或者有著在最小程度上與它目前所有的，或者是為將來的政府所規劃的最高權力的對應或相稱，或者是友好的關係。 由於經濟和政治一樣地誤入了歧途，你們已經建立了兩套 (340) 政府建制；一套是真實的，一套是虛擬的。二者都以巨大的費用來維持；但是我以為虛擬的那套花費最大。像後者這樣一種機器根本不值得它那輪子上的潤滑油。費用過大，而它的外表和用處卻都抵不上花銷的1/100啊！但我並沒有對這些立法者的才能有所不公。正如我所應該做的那樣，我並不承認有其必要性。他們對於行政力量的規劃並非出於他們的選擇。這種裝飾是必須保持的。人民不會同意和它分手的。對，我懂得你們。你們知道——儘管你們有著可以使天地為之低首的煌煌理論——你們確實知道怎樣使你們自己與事物的本性和環境相適應。但是當你們不得不走得這麼遠來適應環境時，你們應該是使你們的順從走得更遠，並把你們所不得不採取的東西做成有利於它的目的的合適的工具。那是在你們權能之內的。例如，在許多別的權能之中，給你們的國王保留戰爭與和平之權，就是在你們權能之內的。什麼！把所有特權中最危險的那種保留給行政官？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危險的事，也不知道有任何比它更有必要如此加以託付的事了。我並不是說這一特權就應該託付給你們的國王，除非是他享有他現在並不掌握的與之相伴的其他從屬性的託付。但是，如果他的確擁有它們，它們固然無疑是冒險的，但從這樣一種憲法中卻會帶來足以補償這一風險的更大的好處。沒有別的辦法可以防止一些歐洲列強公然地和私下地與你們［國民］議會的成員相勾結，干預你們所有的事務和在你們國家的心臟中煽動最有危害的派系——那些為了外國的利益並受外國指揮的派系。感謝上帝，我們還沒有這種最壞的罪過。你們的技術——如果你們有的話——應該是用來找出對這種危險的託付的各種間接的修正和控制。如果你們不喜歡在英國我們所選擇的那些辦法，那麼你們的領袖們就應該竭盡全力去設計出更好的來。如果有必要對你們那樣的行政機構在管理重大的事務上的後果舉出例證的話，我應該向你們指出德·蒙莫蘭 (341) 先生近日向國民議會所作的報告，以及所有其他有關大不列顛和西班牙之間的分歧的討論。但要向你們指出這些，未免對你們的理解力是太不尊重了。 我聽說那些被稱為大臣的人們，表示了要辭去他們職位的意圖。使我吃驚的倒是，他們並沒有早就辭職。無論怎樣，我都不會容忍他們在這最近的12個月裡所處的境況的。我以為理所當然的是，他們對革命 有著良好的願望。無論這一事實是怎樣的，既然他們置身於顯要地位（儘管是一種充滿了屈辱的顯要地位），他們就只能是第一批集體地看到了並且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部門裡感受到了那場革命所製造的種種罪惡。在他們所採取或所避免採取的每一步驟中，他們都必定感受到了他們的國家的那種墮落局勢，以及他們全然無能為力為它服務。他們處於一種附庸的奴役狀態，這在他們以前還沒有人見過。從他們的君主（他們是被強加給他的）那裡，或者是從把他們強加於他的那個［國民］議會那裡他們都得不到信任，他們的官職的全部崇高的職能都被［國民］議會的各個委員會在行使著，絲毫也不顧及他們個人的或他們官方的權威。他們沒有權力，卻還要執行；沒有自由決定權，卻還要負責任；沒有選擇，卻還要深思熟慮。處於他們這種為難的局面——在兩個統治者之下，對哪一個他們都毫無影響力——他們就必須以這樣的方式來行事了（事實上不管他們可能意圖著什麼），即有時出賣一個，有時出賣另一個，而且總是要出賣他們自己。這就是他們的處境；這也必定是他們的後繼者們的處境。我對內克先生十分尊敬並抱有良好意願。我感激他的關照。我以為當他的敵人們把他從凡爾賽驅逐出去時，他的被逐乃是最值得鄭重慶賀的一件事——Sed multoe urbes et publica vota vicerunt.［但是一大批城市和它們的公共祈禱者占了上風。］ (342) 他現在正坐在國家財源和法國君主制的廢墟之上。 對於這個新政府的執行部分的怪異組織還有很多可以考察的，但是疲倦卻一定要限制我們對於那些其本身幾乎是沒有界限的主題的討論的。 在國民議會所形成的司法規劃中，我沒能看出有什麼顯露聰明才智的地方。根據他們不可變易的程序，你們憲法的締造者們是從徹底廢除最高法院 (343) 而開始的。這些可敬的機構和舊政府的其餘部分一樣，需要改革，儘管在君主制中不應做任何改變。它們需要幾種更多的變動以使它們能適應於一部自由憲法的體制。但是它們在它們的憲法中有其特點，其中不少是值得明智之士嘉許的。它們有一個根本的優點：它們是獨立的。伴隨著它們的職位的最可疑的情況——亦即它是可買賣的——卻是有助於這種性格上的獨立。他們終身任職。實際上他們可以說是由繼承而任職的。他們是由君主任命的，所以他們被認為幾乎是從君主的權力而產生的。反對他們的那種權威之最堅定的努力，恰好表明了他們具有極端的獨立性。他們組成了若干永久的政治體，組成得足以抵制任意妄為的創新；而且從那種團體的構造以及它們大多數的形式而論，它們是被計算好了足以向法律提供確定性和穩定性的。它們在一切情緒和見解的革命中，都曾成為保障這些法律的一個安全的避難所。它們在專制妄為的君主的統治和專制妄為的派系鬥爭期間，曾經為這個國家挽救了她那神聖的儲存。它們活生生地保持著對憲法的記憶和記錄。它們是私有財產的巨大保障——可以說，（當個人自由已經蕩然無存時）私有財產事實上在法國和在任何其他國家一樣是得到了很好的保護的。在一個國家中無論至高無上者是什麼，都應該儘可能地使其司法權威要這樣來構成，從而使之不僅是不依賴於它，而且在某些方面還可以平衡它。它應該賦予它的司法權以一種可靠性來反對它自己的權力。它應該使得它的司法機構就仿佛是某種外在於國家的東西那樣。 這些最高法院提供了（肯定不是最好的，卻是某些頗為可觀的）對於君主制的放縱和惡行的矯正。當一種民主製成為了國家的絕對權力時，這樣一種獨立的司法機構就更是10倍地必要。在那種憲法中，像你們所設計的那種由選舉產生的、短期的地方法官，在一個狹小的社會中行使他們依賴性的職能，這肯定是所有法庭中最壞的一種。在他們那裡，要尋找對於異鄉人，對於易受打擊的富人，對於失敗了的少數黨派的人，對於所有那些在選舉中支持了未成功的候選者的人們的任何公正的表現，將是徒勞的。要使新的法庭清除最壞的派系精神也是不可能的。我們根據經驗知道，所有用投票的辦法來防止出現某些傾向，都是徒勞的而且是幼稚的。在它們可以最好地適宜於掩蓋某些目的的地方，它們也適宜於製造猜疑；而這是造成偏頗性的一個更有害的原因。 如果最高法院得以保留，而不是在這樣一場對國家是如此具有毀滅性的變動中被解散的話，它們在這個新的共和國中就可以服務於也許並不是確切（我不是指精確的平行），但卻近似於阿雷奧帕古斯 (344) 的法庭和元老院的在雅典所致力的同樣的目的，亦即作為對於一個輕浮而不公正的民主制的罪惡的一種平衡和矯正。人人都知道，這種法庭曾是那個國家的偉大支柱；人人都知道它曾是怎樣被精心地加以維護的，又被奉獻了何等之宗教性的敬畏。我承認，最高法院不可能完全免除派系；但是這種罪惡是外在的和偶然的，而不是在它們的構成本身中就有那麼多的邪惡，像是你們6年一次選舉產生的司法機構的那種新發明中必定會有的那樣。有些英國人對取消舊法庭的行動表示讚許，認為它們是由賄賂和腐敗來決定一切事情的。但是它們卻經受住了君主制的和共和制的審查的考驗。當它們在1771年被解散 (345) 時，審判庭很想要證明那些機構的腐化。那些再次解散它們的人，如果能夠的話，會做出同樣的事情的；但是兩次審訊都已失敗了，所以我得出結論：在它們中間，重大的金錢上的腐化是頗為罕見的。 和這些最高法院一起保留下它們對國民議會所有法令進行登記和至少是抗辯的古老權力的做法會是審慎的，正如它們在君主制時代對所通過的那些法令所做過的那樣。它將是使一種民主制的偶然的法令符合於某些普遍的法理原則的一種手段。古代民主制的弊病和它們崩潰的一個原因就是，它們像你們的做法一樣，是以偶然的法令，即psephismata［決議］，來進行統治的。這種做法很快就打斷了法律的進程和一致性，減少了人民對它們的尊重，而且最終是整個地摧毀了它們。 你們把在君主制時代存在於巴黎最高法院的抗辯權委之於你們主要的行政官（儘管在通常意義上，你們仍然稱他為國王），這是極端荒謬的。你們絕不應該使抗辯權在要去執行它的那個人的手裡遭殃。這就是既不理解會議也不理解執行，既不理解權威也不理解服從了。你們所稱為國王的那個人，應該是沒有這種權力，否則就應該有更多的權力。 你們目前的安排是嚴格的司法性的。你們的目標不是要模仿你們的君主制並把你們的法官置於獨立的位置上，而是要把他們降低到最盲目的服從。既然你們已經改變了所有的事物，你們就已經發明了新的秩序原則。你們起初指派了法官——我設想他們是要依據法律作出決定的——而後你們就讓他們懂得，在這樣或那樣的時候，你們有意要給他們某些他們所要據以作出決斷的法律。他們所做的任何研究（如果他們曾做過任何研究的話），對於他們都毫無用處。但是為了提供這些研究，他們就要發誓服從他們不時從國民議會所接受的一切規則、命令和訓令。這些如果他們屈從了的話，他們對問題就沒有留有任何法律的根據了。他們就變成了統治權——它在訴訟中或在其前景上，是可以完全改變決定的權威——手中完全的和最危險的工具。如果國民議會 的這些命令違反了在地方上選出他們的法官的那些人民的意願，就一定會發生令人一想就會感到恐懼的混亂。因為法官們的地位得之於地方的權威；而他們所發誓要服從的各種命令又來自於與他們的任命完全無關的那些人。與此同時，他們在行使他們的職能時又有著沙特萊法庭 (346) 的先例在鼓勵著和指引著他們。那個法庭審訊由國民議會送來的或由別的指控途徑帶到它前面來的罪犯們。他們坐在一個衛士的身下以保護自己的性命。他們不知道依據什麼法律進行審判，也不知道他們在什麼權威之下行動，還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樣的任期。人們認為，他們有時不得不冒著危險埋怨自己的生活。這一點或許並不確實，也無法可以肯定；但是當他們離去時，我們知道他們已經看到了，他們完全免於處罰而加以釋放的人們，卻被吊死在他們法庭的大門前。 這個［國民］議會的確允諾他們將制定一套法律，那將是簡短的、簡單的、明白的，等等。那也就是依照他們簡短的法律，他們將留給法官許多自主權；而他們卻已經破壞了可以使司法的自主權（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也是件危險的事情）配得上一種健全的 自主權的稱號的所有學術權威。 如果觀察一下行政機構小心翼翼地迴避這些新法庭的裁決，那會是非常奇怪的。那就是，那些應該最完全地服從法律的人們卻不受法律權力的約束。那些執掌公共金融信託的人們是所有的人中最應該嚴格地堅守他們的職責的。人們會認為，如果你們不是意圖使那些行政機構成為真正的、主權的、獨立國家的話，那麼在你們最初的考慮中，就必定是要組成一個類似於你們以前的最高法院，或者類似於我們的王家法院的那種令人生畏的法庭；在那裡，所有公共官員在合法行使他們的職能時都得到保護，而逾越了他們的法定職責時就會遭到強制。但是這種豁免的理由很簡單。這些行政機構乃是目前的領袖們在他們從民主制到寡頭制的進程中的重大工具。因此它們必定要被置之於法律之上。有人要說，你們所創立的法庭並不適宜於強制他們。它們無疑是如此。它們不適宜於任何合理的目的。也有人要說，這些行政機構要對那個立法機構負責。我猜想這是未曾很好地思考一下那個議會或那些機構的性質的一種說法。無論如何，服從那個議會的意思，並不就是服從法律，不管為的是保護還是約束。 這種法官的建制，還需要某些東西來完成。它要由一個新的法庭來加冕。這是一個宏偉的國家司法機構；而且它是要審判犯下了反對國家的、也就是說反對國民議會的權力的罪行的。看來就仿佛是在他們的觀點之中，他們有著屬於英國在大篡位時期 (347) 建立的高等法院的性質的某種東西。既然他們尚未完成這部分規劃，所以還無法對它做出一種正確的判斷。無論如何，如果不是極端謹慎地以一種與指導他們進行對國事犯的訴訟截然不同的精神來構成它的話，這個屈服於他們的審訊的法庭，即調查委員會 (348) ，就會撲滅法國最後一點自由的火花，並建立起在任何國家聞所未聞的最恐怖和專斷的暴政。如果他們希望給予這個法庭以任何一種自由和公正的外表，他們就一定不可隨意從它那裡調來或轉給它與他們自己成員有關的案件。他們還必須把那個法庭的位置移出巴黎的共和國。 (349) 在你們軍隊的構成中是不是表現了比在你們對司法機構的規劃中所能發現的更多的智慧呢？對於這一部分加以能幹的安排就更困難了，而且需要有更大的技巧和關注。不僅由於它本身事關重大，而且由於它是你們所稱之為法國民族的那個新共和體的第三項粘合的原則。那支軍隊最終會成為什麼樣子，的確不易猜測。你們已經投票贊成有一支很大的軍隊，而且待遇優厚，至少是完全等於你們公開的支付方式的。但是什麼是它那紀律的原則呢？或者說，它要服從誰呢？你們已經抓住了狼的耳朵，而我希望你們為你們已經選擇了安頓你們自己的幸運的位置而高興，在那個位置上你們可以很好地有條件自由地思考有關那支軍隊的或者是有關別的什麼事情。 軍事部門的國務大臣和秘書，是德·拉·杜爾·杜班先生。 (350) 這位先生和他在政府中的同僚們一樣，是革命的最熱誠的維護者和在那場事件中所產生的新憲法的誠摯崇拜者。他對於有關法國軍事的事實的陳述是重要的，不僅由於他的官方的和個人的權威，而且還在於它非常清晰地展現了法國軍隊的實際情況，以及它表明了［國民］議會在管理這一關鍵機構時所依循的原則。它可以使我們對於在這個國家（英國）中仿效法國的軍事政策會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利的，形成某些判斷。 德·拉·杜爾·杜班先生在最近的6月4日，就國民議會主持下的他那個部門的狀況作了一個報告。沒有人能了解得如此之充分，沒有人能表達得更好了。在向國民議會講演時，他說道：「陛下今天 派我來向你們報告那種複雜的混亂狀況，他每天 都得到有關它的極其令人不安的消息。軍隊（le corps militaire）有陷入最狂亂的無政府狀態的危險。整團整團都敢於當即冒犯對於法律、對於國王、對於由你們的法令所建立的秩序以及對於他們以最令人敬畏的莊嚴態度而作出的誓言所應有的尊重。我的責任迫使我通報你們這些過度的行為，當我考慮到那些干下這些事的人都是什麼人的時候，我的心在流血。那些人——制止對他們的最令人憂傷的控告並不在我的權能之內——正是直至今天還是充滿著榮譽和忠誠、而且是五十年來我作為同志和朋友一樣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那些軍人中的一部分。 「是什麼不可思議的狂幻和迷亂的精神把他們突然之間就引入了歧途？當你們不知疲倦地要使帝國達成一律，並把全體鑄成一個一貫而一致的整體時；當法國人被你們同時教導著法律對人權所應有的尊敬以及公民對於法律所應有的尊敬時，軍隊管理卻只呈現出一片騷動和混亂。我在不只一個軍團中看到紀律的約束鬆弛了或者是被破壞了：公然直接地和毫無遮掩地提出了最聞所未聞的種種要求；條令沒有效力了；長官沒有權威了；軍用的箱篋和旗幟被拿走了；國王本人的權威［risum teneatis（你能忍住不笑嗎）］遭到狂妄的挑釁；軍官們被鄙視、被貶斥、受威脅和被驅逐，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他們軍團里的囚犯，胸中滿懷著厭惡和屈辱在苟延殘喘。為了使所有這些恐怖更加充實，各地的指揮官們就在他們自己士兵的眼底下，甚或是在他們的懷抱里被割斷了喉嚨。 「這些罪惡是巨大的；但它們還不是這類軍事暴亂所能產生的最壞結果。遲早它們會危及國家自身的。事物的本性就要求 ，軍隊只能是作為一種工具 而行動。一旦它使自己成為一個決策機構，它就會根據它自身的決定而行動，而政府 ，不管它可能是什麼政府 ，就馬上會蛻變為一種軍事民主制 ，一種總是以吞噬那些創造出它來的人們而告結束的政治怪物。 「出現了這一切之後，誰還會不害怕有些團隊中由普通士兵和未受任命的軍官所組成的非常規的協會和騷動的委員會呢？他們不知道有上級甚而蔑視他們上級的權威，儘管那些上級的出席和同意並不能賦予這些怪物式的民主會議［comices (351) ］以任何權威。」 對於這幅完備的圖像沒有必要再增添多少東西了：就它的畫面所容許的而言，已經很完備了；但我擔心它並沒有容納這種軍事民主制的混亂狀況的性質和複雜程度的全部；而它正如那位軍事大臣所真切而睿智地指出的，無論是存在於哪裡、以什么正式的名稱而通行，都必然會成為國家的真正憲法。因為，儘管他報告［國民］議會說，軍隊中更大的部分並沒有拋棄他們的服從性，而是依然堅持著他們的職責；然而那些看到了表現得最好的軍團的旅行者們所觀察到的與其說是存在著紀律，不如說是還沒有發生兵變。 我禁不住要在這裡暫停一下，來反思這位大臣在涉及他所談到的過度行為時所流露的驚恐之情。對於他來說，部隊脫離了他們古老的忠誠和榮譽的原則，似乎是非常之難以想像的。當然，那些聽他報告的人們對它的原因是知道得太清楚了。他們知道他們所鼓吹過的學說、他們所通過的法令、他們所支持的實踐。士兵們記得10月6日。他們回想到那些法國衛隊。他們沒有忘記攻占國王在巴黎和馬賽的城堡。兩處總管的被害都未受到處罰， (352) 這是並未在他們的心靈中消逝的事實。他們並沒有放棄被如此招搖而費力地制訂的人類平等的原則。他們不能閉上眼睛，看不見全部法國貴族之遭受貶斥和對紳士觀念本身的壓制。全盤廢除頭銜和差別，也並沒有漏掉他們。但是當［國民］議會的醫生們與此同時在教導他們對法律應有的尊重時，杜班先生卻詫異於他們的不忠。很容易斷定，手裡拿著武器的人在這兩種課程中會願意去學哪一種。至於國王的權威（如果對於這一題目的任何論證不是太浮淺的話），我們就可以從這位大臣本人那裡看到，它對於這些部隊來說並不比對於其他任何一個團體來說更受到重視。他說：「國王曾經再三地重複他的命令，制止這些過度行為；你們的［（國民）議會的］同意對於防止危及國家的罪惡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了。是你們 把更為重要的輿論的力量 結合到立法權力的力量上來。」確實，軍隊對於國王的權力或權威不可能有任何見解。或許士兵到這時候已經懂得了，［國民］議會本身並不比那位王室人物享有更大得多的程度的自由。 現在就來看看，在一個國家中所可能發生的這個最為重大的危機關頭，都曾提出過什麼建議。這位大臣請求［國民］議會拿出它的恐怖手段，並喚起它的全部威嚴。他希望由他們宣告的莊重而嚴肅的原則，會給國王的文告注入生氣。在此之後，我們還應該求助於民事的和軍事的法庭；解散一些軍團，撤銷其餘的大部分，以及採用在這種情形下必須採用的一切可怕的手段來制止所有罪惡中最可怕的罪惡的進展；特別是人們會期望對指揮官在他們的士兵眼前被害進行嚴肅的追查。對於所有這些以及任何類似的事情，卻沒有一字提及。在他們被告知軍方踐踏了由國王頒布的［國民］議會的法令後，［國民］議會就通過新的法令；並且他們授權國王發出新的公告。在這位軍事部長陳述了團隊無視於prêtés avec la plus imposante solemnité［他們做出了最莊重的］宣誓後——他們又提出了什麼呢？只是更多的誓詞。他們更新了法令和公告——當他們感到了它們的不足時他們加倍地要求宣誓，那與他們削弱人心中的宗教制裁適成比例。我希望伏爾泰、達朗貝爾、狄德羅和愛爾維修 (353) 關於靈魂不朽，關於有一個在進行特別監督的天意以及關於有一個未來的賞罰國度的精彩布道，能有一種袖珍的縮寫本，與他們的公民誓詞一道，被送給這些士兵們。對此我毫不懷疑；因為我理解，某一類別的讀物對於他們的軍事訓練並非只是無關緊要的一部分，而且他們也像補充彈藥一樣地被充分補充了宣傳小冊子的軍火。 為了防止由士兵們的密謀、不合法的磋商、煽動叛亂的委員會和怪異的民主議會［"comitia, comices"］而產生的各種災難，以及由怠惰、奢侈、放蕩和不服從而產生的一切動亂，我相信，在人類所曾有過的、甚至在這個多產的時代里所有發明中最駭人聽聞的辦法都已經採用過了。它竟是這樣的：——國王在通告中向所有的團隊宣布了他的直接的權威和鼓勵：若干團隊應該親身加入若干城市的俱樂部和聯盟，並參加他們的宴會和公民娛樂！這種令人愉快的紀律，似乎是要緩和他們心靈中的狂暴，使他們與其他行業的酒伴互相融合，並把個別的陰謀溶入更廣泛的社團之中。 (354) 我很原意相信，正像德·拉·杜爾·杜班先生所描述的，這種補救辦法對於士兵們來說會是很開心的；而且無論在其他方面是怎樣地反叛，他們都恪盡職守地服從這些 王室的通告。但是我要問，是否所有這種公民的宣誓、聚會和慶祝，會使得他們比目前更願意服從他們的長官呢？或者會更好地教導他們去遵守軍事紀律的嚴厲規定呢？它會使他們成為法國式的令人欽佩的公民，而不大會成為任何類型的良好的士兵。人們很可以發生一個疑問，是否這些美好的桌邊談話會使得他們更好得多地適合於作一個單純的工具 這種性質呢？——這位資深的軍官和政治家正確地指出了，事物的本性總是要求一支軍隊要作為單純的工具。 關於由士兵們和城市中的慶祝組織的自由交流——它就這樣由王室的權威和認可而得到了官方的鼓勵——而來的這種增進紀律的可能性，我們可以從這位軍事大臣在這份報告中向我們所提供的那些城市本身的狀況來判斷。對於恢複目前 某些素質良好的團隊的秩序，他對自己的努力的成功懷有良好的願望；但是他發現未來卻有某些陰暗的東西。至於防止混亂的捲土重來，「對此，」他說，「政府不能對你們負責，只要他們看到城市攫取了你們的體制所全部保留給君主的對於軍隊的權威。你們規定了軍事權威和市政權威的界限。你們限制了你們所許可的後者對於前者的徵用權的行動；但是你們法令的文字和精神從來都沒有授權給這些城市的平民們來制服軍官們，審訊他們，向士兵們下達命令，把他們驅逐出委派給他們的衛戍崗位，阻止他們在國王的命令下進軍，或者簡而言之，就是使部隊聽命於他們所要經過的每個城市、甚或每個集市的異想天開。」 這就是要改造士兵們，使他們回到軍事服從的真正原則上面來，並且使他們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手裡的機器的那種都市社會的特徵和意圖！這就是法國部隊的癥結！這就是對他們的治療！陸軍如此，海軍也是如此。城市取代了［國民］議會的命令，而海員們又反過來取代了城市的命令。我從內心裡可憐像這位軍事大臣那樣的一位可敬的公僕的處境，在他老年時還不得不在他們的公民酒杯中籲請［國民］議會，並且以鬢髮斑白的頭鑽進這些青年政客們的各種各樣的奇思怪想之中。這樣的方案不像是出自一個在人世上飽經磨難50年的人的建議。它們看起來似乎更應該被認為是出自那些政治上自負的跳班生 (355) （他們縮短了通向他們在國家中的學位的途徑）；並且對於一切事情都有一種內心狂熱的信心和解說；關於信譽，他們有一位醫生曾以極大的贊同和更大的成功認為應該告誡［國民］議會不要理睬老人或者任何把自己的價值置於自己的經驗基礎之上的人。我猜想所有的國務大臣都必須通過和接受這種考驗並完全摒斥經驗和觀察的種種錯誤和邪說。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愛好。但是我想，如果我不能達到智慧，至少我會保持某種老年的不屈不撓的絕對尊嚴。這些先生們經營的是更新；但是任何代價都難以使我的頑強性格屈從於被他們所更新；我也不會在自己的大關口上 (356) 開始用他們的新腔調大嚷大叫或者是在我的第二次搖籃里結結巴巴地發著他們那種野蠻的形上學的原始發音。 (357) Si isti mihi largiantur ut repueriscam, et in eorum cunis vagiam, valde recusem！［但是如果有哪位神靈要讓我重新年輕並在搖籃里哭叫，我就會斷然拒絕！］ (358) 他們稱之為憲法的這種幼稚而迂腐的體制中的任何部分的無能，若未經發現與它發生接觸的、或者與它有著任何最遙遠的關係的每一個其他部分的徹底不足和危害，就不可能被暴露出來。不顯示［國民］議會的虛弱，你們就無法對於王權的無能提出一種補救辦法。不揭露出武裝城市的更糟糕的混亂，你們就無法考慮國家軍隊的騷動。軍事的暴露了民政的，而民政的又泄露了軍事的無政府狀態。我希望每個人都仔細閱讀德·拉·杜爾·杜班先生的那篇雄辯的講話（它確實是雄辯的）。他把對城市的拯救寄希望於某些部隊的良好表現。這些部隊是要保存那些城市中的用意良好的那部分人（那被承認是最弱的部分）免於遭受用心最惡劣的那部分人（那是最強的部分）的掠奪。但是這些城市卻要裝出是一種主權並且要指揮那些對於保護它們乃是必不可少的部隊。的確它們必須是指揮他們，或者是討好他們。城市由於它們處境的必要性以及它們所獲得的共和權力，在對部隊的關係上，必須是主人，或者是僕從，或者是盟友，或者相繼地是其中的每一種；或者依據局勢，它們必須成為所有這些的一個雜貨店。除卻城市又有什麼政府來抑制軍隊，或者，除卻軍隊又有什麼政府來抑制城市呢？為了在權威消逝了的地方維持和諧，［國民］議會不顧一切後果試圖以疾病本身來醫治疾病，他們還希望通過在城市中給予它一種墮落的利益而使他們自己免於一種純粹的軍事民主制。 如果士兵們一旦在任何時候參與了城市的俱樂部、陰謀集團和聯盟，一種選擇性的吸引力就會把他們引向最低級和最不可救藥的方面去。隨這些而來的，則是他們的習慣、情感和同情。用公民同盟來加以避免的軍事陰謀，由於向它們提供了引誘那些用以維持它們秩序的國家軍隊的手段而得以馴服的那些反叛的城市；所有這些由一種古怪而不祥的政策所造成的怪物，必定都要加劇它們所由之而產生的種種混亂。必然會有流血。在他們所有各種力量的結構中和他們所有各種民政和司法的權威中所表現出來的缺乏共同的判斷，將會使得血流成河。騷亂無序可以在一時一地平靜下來。它們又會在其他的地點和時間爆發；因為這種罪惡是激烈的和內在的。所有這些把反叛的士兵和暴動的農民混合起來的方案，必然還會越來越多地削弱士兵和他們長官之間的軍事聯繫，並且還給狂暴的設計者和農民增添了軍事的和反叛的膽量。要確保一支真正的軍隊，長官應該是士兵眼中的第一個人和最後一個人；是他們所關注、追隨和敬重的第一個人和最後一個人！似乎所需要的軍官，其主要的資格必須是冷靜和耐性。他們要以競選活動的藝術來掌管他們的部隊。他們必須把自己看成是候選人而不是司令官。但是由於用這樣的辦法，權力可能有時候是在他們手中，所以他們賴以得到提名的那種權威就具有高度的重要性了。 你們最終都可以做什麼，現在還沒有呈現出來；而且它也無關緊要，只要你們的軍隊與你們的共和國的所有部分之間的奇特而矛盾的關係以及那些部分彼此之間的和它們與整體之間的令人困惑的關係始終保持現狀。你們最初似乎是給了國王臨時的軍官提名權，而由國民議會保留了批准權。有興趣追索下去的人，會極其精明地發現真正的權力之所在。他們必定很快就察覺，那些可以無限否決的人，事實上是在委派。因此軍官們必定會把他們在那個［國民］議會裡的陰謀詭計看作是唯一可靠的升遷途徑。再有，依照你們的憲法，他們必須是從宮廷開始提出他們的申請。在我看來，這種對於軍階的雙重談判，乃是一種適宜於在［國民］議會本身中加劇和這個龐大的軍事蔭庇制相關的派系之爭的設計，就仿佛它並不是為了什麼別的目的而研究出來的；並且隨後就以其性質對於政府（不管它可能是置之於任何基礎之上）的安全來說乃是更加危險的、而且最終會摧毀軍隊本身效能的各種派系傾軋而毒害了軍官團。那些喪失了王權為他們謀劃的晉升機會的軍官，必定會成為曾拒絕了他們的要求的那個［國民］議會的反對派，並且必定會在軍隊的內心裡培養起針對著統治權力的不滿。另一方面，那些把自己的利益繫於［國民］議會的軍官們則感到他們自己在王權的善意中最多也不過是次要的，儘管在［國民］議會的善意中乃是首要的，所以他們必定會輕視一個既不會推進，又不能延遲他們的晉升機會的權威。要避免這些弊害，如果除了資歷而外你們就沒有別的任用的或晉升的規則的話，那麼你們就會有一支形式上的軍隊；同時它會變得更加獨立，並且更加是一個軍事共和國。並不是他們而是國王，才成為了機器。一個國王是不能夠部分地加以廢黜的。如果在指揮一支軍隊時他不是一切的話，那麼他就什麼都不是。個人的權力在名義上被置於軍隊之首，而他又不是軍隊感恩和懼畏的對象，那結果會是什麼呢？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是不適於掌管一切事物中最微妙的一種對象，即對軍人的最高指揮權的。他們［軍人］必須被一個真正的、生氣勃勃的、有效的、決斷的個人權威所節制（並且他們的趨向會把他們引導到他們的必需所要求的東西）。［國民］議會的權威本身由於通過了他們所選擇的這樣一個虛弱的渠道而受到損害。軍隊將不會長期指望一個通過虛假的表演和明顯的欺騙而行動的議會。他們不會認真地服從於一個囚徒。他們將或則是蔑視一件裝飾品，或則是憐憫一個被俘的國王。如果我沒有犯太大的錯誤的話，你們的軍隊對於王權的這種關係將會成為你們政治中嚴重的兩難局面。 此外還要考慮的是，像你們的這樣一個議會，即使假定它擁有另一種可以傳達它的命令的機構，是否就適於增進一支軍隊的服從和紀律呢？人們都知道，軍隊迄今為止對任何參議院或人民的權威都只有一種非常不穩定的而又不可靠的服從；而且他們尤其不會屈從於一個任期只有兩年的議會。軍官們必定會全然失去軍人的特性的，如果他們以十足的屈服和應有的崇敬來看待乞求者們的管轄權的話，尤其是當他們發現他們得重新諂媚那一長串無數的乞求者的時候——那些人的軍事政策和指揮天才（如果他們有任何一點的話）必定和他們的任期之短暫是同樣地不確定。在一種權威軟弱而一切權威又都在變動不已之時，一支軍隊的軍官們在一段時期內會始終是反叛的和充滿派系傾軋的，直到某一個懂得安撫軍人的藝術並具有指揮的真正精神的受人擁戴的將領，把所有人的眼光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來為止。軍隊將由於他個人的原因而服從他。在這種事態中，要保證軍隊的服從就別無其他途徑。但是那種事件一旦發生時，真正指揮著軍隊的人就成了你們的主人；成了你們國王的主人（這個主人還是小的），你們議會的主人，你們整個共和國的主人。 (359) ［國民］議會以他們現有的權力會對軍隊怎麼樣呢？可以肯定，主要地是使士兵們不效忠於他們的長官。他們已經從一種最可怕的措施而開始了。他們已經觸動了組成軍隊的各個分子圍繞著它得以安寧的那個中心點。他們在軍官和士兵之間的最重大、最根本和最為緊要的聯繫中破壞了服從原則——那正是軍事服從的鏈條所開始的地方，全部的那個體系都有賴於此。士兵被告訴說，他是一個公民，享有人和公民的權利。他被告訴說，一個人的權利在於成為他自己的主宰，並且只被那些委派他到自己的政府的人所統治。很自然的是，他應該認為，他應首先做出自己的選擇，他要向哪裡付出他最大程度的服從。因此他很可能有系統地做出他在目前只是偶爾做出的事；那就是，他至少會在對他的長官的選擇上行使一種否決權。目前，人們都知道軍官們最多也只是被容忍而已，而且是根據他們良好的作為。事實上，現在已經有了許多他們被自己的隊伍革職的事例。這裡還有對於選擇國王的第二種否決權：那至少也是和［國民］議會的別的否決權一樣有效的一種否決權。士兵們已經知道這是在國民議會中順利通過的一個問題：他們難道不應該直接選擇他們的長官或者是其中的某一部分人嗎？當這樣的事情被考慮時，他們將傾向於最有利於他們的要求的那種見解，就不會是過分的猜想了。他們不會容忍被人認為是一個被囚禁的國王的軍隊，而同一國家中的另一支軍隊 (360) ——他們也得與之聯歡和結盟——卻被視為是一部自由憲法的自由的軍隊。他們將把他們的目光投向另一支更持久的軍隊：我指的是市鎮的軍隊。他們清楚地知道，那支軍隊確實是選出自己的長官的。他們也許不能夠弄清楚他們之不去選出一位他們自己的拉斐特侯爵 (361) （或者他所叫的新名字），是基於什麼樣的差別基礎？如果這種對司令官的選舉是人權的一部分的話，為什麼就不是他們的呢？他們看到了選出來的保安官、選出來的法官、選出來的牧師、選出來的主教、選出來的市政機構和選出來的巴黎軍隊的指揮官。為什麼單單要把他們排除在外？難道英勇的法國軍隊是那個民族中唯一不能成為對於一個司令官乃是必要的軍事才幹和各種資格的合適的裁判者嗎？是不是他們由國家支付報酬，就因此喪失了人權？他們自身就是那個民族的一部分，並且是為那份報酬做出了貢獻的。而且難道國王不是，國民議會不是，以及所有選舉出國民議會的人不是都同樣地得到了報酬嗎？他們看到了在所有這些情形下，對那些權利的行使都被付給了一份薪水，而不是看到所有這些人都由於得到一份薪水而喪失了所有這些權利。你們所有的決議、你們所有的文件、你們所有的辯論、你們在宗教和政治方面的醫生的全部工作，都被辛苦地置於他們的手中；而你們卻期望著他們將只在符合於你們意願的程度上把你們的學說和範例運用到他們自己的事情上。 在你們的這樣一個政府中，一切都依賴於軍隊；因為你們已經辛辛苦苦地摧毀了全部見解和偏見，以及你們身上所具有的支持政府的全部本能。因此，一旦在你們的國民議會和國家的任何一部分之間出現了任何分歧，你們就必定得求助於強力。你們沒有別的東西；或者不如說你們沒有給自己留下任何別的東西。你們從你們的軍事大臣的報告中看到，軍隊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是著眼於對內的強制的。 (362) 你們必須用一支軍隊來統治；而且你們已經向你們用於統治的那支軍隊以及國家的整個肌體，灌輸了那些在一段時期之後必然會使得你們在決心使用它時會使你們感到無能為力的原則。當世人被告知軍隊不應該向公民們開火，而且這種說法仍舊在我們的耳中迴響的時候，國王卻要召集軍隊行動起來反對他的人民。殖民地向他們自己肯定了獨立的憲法和自由貿易。對他們必須用部隊來加以制止。在你們人權法典的哪一章里，他們能夠讀到，使他們的商業為了別人的利益而受到壟斷和限制乃是人權的一部分？正如殖民者起而反抗你們，黑奴們就起而反抗他們一樣。再度使用部隊——屠殺、酷刑、絞刑！這些就是你們的人權！這些就是胡編亂造出來卻又可恥地被收回了的形上學宣言的結果！只不過在幾天以前，你們某個省的農夫曾拒絕向土地的主人交納某幾種地租。其結果是，你們命令農村居民要交納所有的地租和應付的款項，除了那些已被你們作為弊政而廢除了的以外；而且如果他們拒絕，你們就命令國王調遣軍隊去對付他們。你們制訂了帶有普遍效果的形上學命題，然後你們又試圖以專制主義來限制邏輯。當前體制的領袖們告訴他們說，作為人，他們有權利攻取要塞、殺害衛兵、在毫無權威（甚至是來自［國民］議會的權威）顯現的情況下就去捕捉國王；而作為最高立法機構，那個［國民］議會卻以國家的名義在開會——然而這些領袖們卻擅自派遣正是在這些混亂中行動過的軍隊，去強制那些依照被他們親自批准所保證過的那些原則和範例而作出判斷並遵循著的人們。 這些領袖們教導人民要把一切封建性都作為暴政的野蠻主義去憎恨和排斥，而後來又告訴他們要以耐心來容忍那種野蠻的暴政到什麼地步。由於他們對於苦處大肆渲染，所以人民發現他們對於矯治卻是極其吝惜的。他們知道，不只是你們准許他們贖取（但卻沒有提供任何用於贖取的錢）的某些免役稅和個人稅，對於那些你們根本就未作規定的負擔來說是無足輕重的。他們知道，幾乎地產的整個體系在其起源上都是封建性的；它是由一個野蠻的征服者把原來的所有者的財產分配給他的野蠻的工具們；而且這種征服的最苦難的後果就是，每一種地租毫無疑問地仍然像它們原來的那樣。 農民們極有可能是這些古代的產權所有者古羅馬人或高盧人的後代。但是倘若他們以根據古文物學家和律師的原則而確定的資格在任何程度上遭到了失敗，他們就退回到人權的堡壘里去。在那裡他們發現人是平等的；而大地這位所有人的仁慈而平等的母親，不應當被壟斷而助長任何人的傲慢和奢侈——這些人的天性並不優於他們自己，並且如果他們不為他們的麵包而勞動的話，還要更糟。他們發現，依照自然的法則，土地的占有者和開墾者才是真正的所有者；並不存在有任何違反自然的規定；而且在奴隸制時代與地主所達成的協定（在有任何這種協定的地方），都只是脅迫和強制的結果；並且當人們重新進入人權領域時，那些協定就和別的在舊的封建制和貴族制暴政盛行之下所確立的一切東西一樣化為烏有了。他們將告訴你們，他們看不出一個戴著帽子和國民徽章的懶漢與一個戴著頭布穿著法衣的懶漢之間有什麼不同。 (363) 如果你們把收取地租的資格置於繼承和由長期占有而獲得的權益的基礎之上，他們就會告訴你們，根據國民議會為了使他們了解信息而出版的加繆先生 (364) 的講演，開端惡劣的事物是不能享有因長期占有而獲得的權益的；這些領主的資格在其根源上是邪惡的；而且那種強力至少和欺騙是一樣的惡劣。至於由繼承而來的資格，他們會告訴你們，是那些耕種土地的人的繼承，而不是破爛的羊皮紙文件和愚蠢的替代品，才是財產的真正來源；那些領主們已經享用他們的僭取太久了；而且如果他們允許給這些世俗的僧侶們任何慈善性的年金的話，那麼他們就應該對真正的所有者（對於對他的物品的假冒的要求者，他是如此之慷慨大度）的施與感激不已。 當農民們把刻有你們的肖像和銘文那種詭辯理性的硬幣還給你們時，你們當作偽幣而拒收它，還告訴他們說，你們在將來會向法國自衛軍和龍騎兵、輕騎兵付出代價的。為懲罰他們，你們抬出國王的第二手權威，而國王只是用於破壞的工具，並沒有任何保護人民或者他自身的力量。經過他，似乎你們會使自己服從。他們會回答說，你們教導過我們不存在什麼紳士；你們的原則中有哪一條教導我們要向並非是我們選出來的國王低頭呢？無需你們的教導我們就知道，授與那些土地是為了維護封建尊嚴，封建頭銜和封建官職的。當你們把這種原因視為弊端而取消的時候，為什麼還要保留更加有害的後果呢？既然現在已經不存在世襲的榮耀和顯赫的家族，為什麼我們還要納稅來維持你們告訴我們是不應當存在的東西呢？你們取消了我們的舊貴族地主，他們再沒有別的特點和別的頭銜，只不過是你們權威之下的收租者而已。你們曾努力要使你們的這些收租人受到我們的尊敬了嗎？沒有。你們派他們到我們這裡來，他們的武器被扭折了，他們的盾牌被打碎了，他們的徽章被損壞了；而且是如此之鎩羽落魄和變了形，成為那樣一種兩條腿而無毛的東西 (365) ，以至於我們不再認識他們了。他們對我們來說是陌生人。他們甚至於不以我們古老的領主的名義行事。從肉體上說，他們可能是同樣的人；雖則按照你們關於人的身分的新哲學來說，我們對此並不能太確定。在所有其他方面，他們是完全改變了。我們看不出，為什麼我們就不能像你們具有取消他們的一切榮譽、頭銜和優遇那樣，也有權拒絕向他們繳納地租。這一點我們從沒有授權你們去做，而且這確實是你們冒用未經委託的權力的許多事例中的一個。我們看到巴黎的市民們，通過他們的俱樂部，他們的暴民和他們的國民自衛隊，隨意地在指揮你們，並且作為法律給了你們那些在你們的權威之下作為法律而傳達給了我們的東西。通過你們，這些市民們支配了我們所有的人的生命和財產。為什麼你們就不應該像關懷這些橫暴的市民們涉及榮譽的優待和頭銜（這些對他們和對我們都全無關係）的要求那樣，來關懷涉及我們地租（它會以最嚴重的方式影響我們）的勞苦農民的願望呢？但是我們發現，你們對他們的幻想比對我們的必需更加關切。向與自己平等的人交納貢賦，難道這屬於人權嗎？在你們的這種措施面前，我們可以認為我們並不是完全地平等的。我們可能會懷有某些舊的、習慣性的、無意義的偏袒那些領主的先入為主的成見，但是我們不能設想除非是摧毀對他們的全部尊敬而外，你們能以什麼觀點來制訂貶斥他們的法律。你們曾禁止我們以任何舊有的尊敬禮節來對待他們，而現在你們又派部隊用軍刀和刺刀逼著我們屈服於恐懼和強力——你們不讓我們屈從於溫和的輿論權威。 對於所有理性的耳朵來說，這些論據中的某些項，其理由是可怕而荒謬的；但是對於那些開辦了詭辯學校並確立了無政府狀態的形上學的政客來說，這一點卻是確鑿的。明顯的是，如果單純考慮權利，［國民］議會的領袖們對於把地租與頭銜和家族徽幟一併廢除，是不會有絲毫猶豫的。那只不過是貫徹他們推理的原則和完成他們行動的類推而已。但是他們自己新近擁有了一大筆沒收來的地產。他們把這種商品放到市場；而且假如他們允許農民以他們如此自由地使自己陶醉過的那些想法進行叛亂的話，市場就會全部毀滅了。任何一種財產所享有的唯一保障，乃是出自他們對於別的某種東西的貪婪的興趣。他們沒有別的什麼，僅憑自己恣意任性來決定什麼樣的財產權要受到保護，什麼樣的財產權要被推翻。 他們也沒有保留任何原則可以使他們的任何市鎮不得不服從；或者甚而是在良心上有義務不從整體中分離出去而鬧獨立，或者是使自己與某個別的國家相聯合。似乎里昂的人民近來已經拒絕納稅。他們為什麼不呢？還保留有什麼合法的權威來向他們徵收呢？國王徵收了它們中的一些。由各等級所程式化了的舊三級會議確定了更為古老的稅種。他們可以對［國民］議會說，你們既不是我們的國王，又不是我們所選出來的三級會議，也不是根據我們所據以選舉你們的原則而開會的，你們是誰呢？當我們看到你們所曾命令要交納的［鹽稅］被完全拒絕，當我們看到不服從的行為隨後卻被你們自己認可時，我們又是誰呢？我們不去判斷我們應不應該交納哪種稅，而且不去使我們自己運用你們在其他事情上贊同其有效性的那種同樣的權力，我們又是誰呢？對這一點的回答就是，「我們」要派軍隊。國王們的最後一條理由，永遠是你們［國民］議會的第一條。當增加報酬的印象還保留著，而且在所有爭端中充當仲裁者的那種虛榮受到奉承時，這種軍事上的援助會起一時的作用。但是，不忠於那隻利用它的手的這種武器將會突然折斷的。［國民］議會在開辦一個學校，在那裡他們系統地以不懈的毅力在教授著原理並訂立種種規劃，那對於民事的和軍事的一切服從精神都是破壞性的——於是他們就期望他們能以一支無政府狀態的軍隊去使一種無政府狀態的人民保持服從。 市鎮的軍隊——它依照他們的新政策，乃是要平衡這支國家軍隊的——如果僅僅從其自身來考慮，那組織就要簡單得多，而且在每一方面都更少有什麼例外之處。它是一個單純的民主的團體，與王權或王國並無聯繫；由各軍團所分別隸屬的地區隨意加以裝備、培訓和指派軍官；而且構成它的每個個人的服務，或者是代替私人服務的罰款，都是由同一權威所指導的。 (366) 沒有什麼東西是更整齊劃一的了。然而，如果從它對於王權、對於國民議會、對於公共論壇或者對於其他軍隊的任何關係上加以考察，或者從它各個部分之間的任何凝聚力或聯繫這一角度加以考察，它看來就是一個怪物，而且幾乎一定會在某場巨大的國家災難中終止它那混亂的運動。比起克里特同盟 (367) ，或者波蘭聯盟 (368) ，或者任何別的在由一個結構很糟糕的政府體系所產生的必要性之下所曾想像出來的設計得很糟糕的矯正辦法來，它是一部普遍憲法的一種更壞的保護品。 在結束了我對於最高權力、行政、司法、軍隊的結構以及所有這些建制之間的相互關係的這些評論之後，關於你們的立法者在國家歲入方面所表現出來的能力我也要說一些話。 在他們有關這個對象的行動中，如果可能，更少有什麼跡象表現出了政治的判斷力或財政上的才能。當三級會議召開時，看起來重大的目標是要改善歲入體系、擴大它的徵收、清除對它的壓迫和干擾並把它建立在最穩固的基礎之上。整個歐洲都對那個項目抱有很大的希望。法國的存亡就繫於這一宏偉的安排，而且這就成為了（在我看來是非常恰當的）那些主宰著［國民］議會的人們的技能和愛國心所要經受的一場考驗。國家的歲入也就是國家。事實上，無論是為了支持還是為了改革，全都有賴於它。每種職業的尊嚴都完全有賴於其中所發揮的美德的質和量。既然在公眾中發揮作用的（而並非僅僅是忍受苦難的或消極的）有才智者的一切偉大品質，都需要靠力量來展示它們，我幾乎就要說，為了它們那無庸置疑的存在，作為一切權力的源泉的歲入在其管理中就成為了每一種積極美德的領域。公共美德的性質是宏偉而光輝的，是為了偉大的事物而樹立的，並且與偉大的關注相通，它需要廣闊的領域和範圍，而不能在束縛之下和在窄小的、狹隘而污穢的環境之中發展和成長。單只是通過歲入，政治體就能夠以其真正的天才和性格而行動，並且因此它將展現出正像它擁有一項公正的歲入一樣之多的它那集體的美德，以及可以體現那些推動它而且仿佛就是它的生命和指導原則的那些人的特徵的美德。由此，不僅是慷慨、大度、仁慈、剛毅和遠見以及對一切美好的藝術的監護獲得了它們的養料和它們器官的成長，而且節制、克制、勤勉、戒慎和儉省以及無論別的什麼東西，凡是心靈在其中表現得超於嗜欲之上的，都沒有比在公共財富的供應和分配中還有著更多的恰當成分的了。因此，這門理論上和實踐上的財政科學——它必須得到很多輔助性學術分支的協助——得到了不僅是一般人的，而且是最睿智和最優秀的人的高度推崇，就不是沒有道理的了。而且由於這門科學隨著其研究對象的進展而成長，國家的繁榮和改善就總是隨著其歲入的增長而增長；而且只要留下來加強個人努力的部分與徵用於國家的共同努力的部分二者之間的平衡，有一種彼此適宜的相互比例，並保持一種緊密的對應與聯繫，它們兩者就都會持續地成長和興旺。並且，或許是由於歲入的龐大和由於國家的緊迫需要，財政體制上的舊有弊端被人發現了，而它們的真實性質和合理的理論也更為完整地為人所理解；就此而言，一筆較小的歲入在一個時期內可能比一筆大得多的歲入在另一個時期內更令人苦惱，而成比例的財富甚至是保持不變的。在這種事態之下，法國［國民］議會就發現，在廢止和變更的同時，還要保持、維護和明智地管理歲入中的某些東西。儘管他們的傲慢自負可能證明最嚴峻的檢驗是有道理的，然而在檢驗他們在財政事務方面的能力時，我還是只考慮什麼是一個普通財政大臣的簡單明白的責任，並且根據這一點而不是根據理想的完美模式來檢驗他們。 這樣，一個財政家的目標就是要保障一份充足的歲入，以明斷和平等來徵收它，節約地使用它，而且當必需迫使他利用信貸時，要以他行事的清白和正直，他算計的精確性和他基金的穩固性在那種情況下（並且永遠地）保證它的基礎。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可以簡明地看一下國民議會中那些讓自己承擔了這一艱巨事業的人們的長處和能力。我根據財政委員會的韋尼耶先生 (369) 8月2日的報告發現，他們手中的國家歲入額非但不是有了什麼增加，比起大革命以前它的出息來，年歲入總額減少了2億，亦即800萬英鎊 ，遠多於總額的1/3！ 倘若這就是偉大才能的結果，那就確實絕不會有什麼才能會以更卓越的方式表現出來或者能帶來如此之強有力的後果了。通常的愚蠢、平庸的無能、日常公務上的疏忽，甚至官方的罪行、腐敗、盜用公款，幾乎我們在近代世界中所見的任何直接的敵對行動，都無法在如此短促的時期之內如此完全地摧毀了財政以及與之相伴的一個偉大王國的力量。——Cedo quî vestram rempublicam tantam amisistis tam cito？［請問你們是怎樣喪失了你們那樣偉大的國家的？］ (370) ［國民］議會剛一召開，那些詭辯家和演說家們就開始責難舊體制歲入的許多最根本的部分，比如公家對鹽的專賣。他們真實地而又同樣不明智地指控它是設計拙劣的、壓迫性的和有偏向的。這一表述他們還不滿足於只用在先於某些改革計劃的演說中；他們以一種莊嚴的決心或公共的裁決來宣布它，好像它是被合法通過了的；而且他們把它傳播到全國。在他們通過這一法令的時候，他們又同樣鄭重地下令這同一種荒唐的、壓迫性的和偏袒性的稅必須要交納，直到他們能夠找到另一種歲入來取代它。後果是無可避免的。一向被免除了這種鹽的專賣的省份——它們之中有些被課以其他（或許是相等）的賦稅——完全不願意承擔這種（由於平均分配而抵償了其他稅種的）負擔的任何部分。至於［國民］議會，因為它正忙於宣布和破壞人權以及他們對普遍混亂的部署，所以既沒有工夫也沒有能力來設計，也沒有權威來推行任何種類的任何計劃來取代那種賦稅，或者是平衡它，或者是補償那些省份，或者是引導它們的心智轉向與別的要被減免的地區相調和的任何方案。 產鹽省份的人民，不能忍受掌管他們交款的這種權威所責成的稅款，很快就發現他們的耐心被耗盡了。他們認為自己在破壞方面和［國民］議會所能做到的是一樣地內行。他們推翻了全部的負擔而解救了自己。受到這一樣板的鼓舞，每個地區，或者一個地區的每個部分就都根據自己的感受來判斷自己的苦難，都以自己的意見來判斷其解救辦法，對其他的賦稅也都隨意而為。 我們下一步就來看他們怎樣引導自己去設計平等的課稅——與公民們的財富成比例，而又很不可能去倚重公共財富所必然由之而來的那種私有財富世代所運用的活躍的資本。通過損害若干地區和每個地區中的一些人，一種最富壓迫性的新的不平等、而不是更好的平等原則就被引用來判定舊的歲入裡面他們可以保持哪些部分。金額是由意向所調節的。這個王國中最馴服的、最守秩序的或對這個共同體最感親密的那部分，就擔負了國家的全部負擔。沒有什麼東西會變得像一個軟弱的政府那樣具有壓迫性而又不公正的了。要補充舊稅的全部不足和預期之中的每一種新的不足，一個喪失了權威的國家還能有什麼辦法呢？國民議會呼籲一種自願的捐贈；根據那些交納者的榮譽來估計，大約為全部公民的收入的1/4。他們得到了比可以合理地計算出來的更多的東西，但又的確遠不能解決他們的實際需要而且大大少於他們的渴望。有理性的人不大能對他們這種在捐贈掩飾下的賦稅有什麼期望的；這是一種虛弱無效而又不平等的稅；這種稅掩蓋了奢侈、貪婪和自私，把負擔拋給了生產性的資本、正直、慷慨和為公的精神——這是一種管制德行的稅。終於這張面具要被拋掉了，他們現在正試圖（卻很少成功）使用強力來徵收他們的捐贈。 這種捐贈，這種虛弱的軟骨病的產物，得依靠另一種力量來支持，那是同一種百般無能的孿生兄弟。愛國的捐獻是要補償愛國的貢稅的失敗的。約翰·多伊成了理察·羅伊 (371) 的擔保。通過這種方案，他們從贈予者那裡取走了價值很多的東西，而對於接受者而言，則價值相對地很小；他們破壞了若干貿易；他們掠奪了王家的華飾、教會的捐款盤和人民的個人裝飾品。自由的這些稚嫩的喬裝者們的這種發明，事實上只不過是對於老朽的專制主義的最貧乏的策略之一種奴性的模仿罷了。他們從路易十四的過了時的裝飾品的衣櫥里取出了一件陳舊而龐大的寬底假髮，用來遮蓋國民議會那過早的禿頂。他們製造了這種老式的純形式的愚蠢，假如對於明理的人它還需要有什麼論據來指明其危害和不足的話，《聖西門公爵 (372) 回憶錄》早就已經極其充分地揭露了它。同類的詭計我記得路易十五也曾嘗試過，但它從來沒有奏過效。無論如何，毀滅性的戰爭所需乃是無可救藥的規劃的某種藉口。對於災難的考慮極少是明智的，但這正是做出安排和籌備的一個時機。而正是在一個深遠的和平的時期——當時已享有5年之久，而且有希望更長地延續——他們卻去求助於這種不可救藥的輕率之舉。在他們嚴峻的處境下，玩弄這些充斥於他們流水帳的半數內容的財政上的玩偶和玩具，他們就一定會比由他們所提供的可憐的暫時供應所可能補償的，喪失更多的名譽。看來似乎那些採取了這樣一些規劃的人完全昧然於他們的境況，或者是完全不勝任他們的需要。無論在這些設計中可能有著什麼美德，明顯的是再也不能求助於無論是愛國的饋贈還是愛國的捐獻了。這種公共的愚蠢，其資源很快就告枯竭。他們的歲入方案的全部，的確是要用一切詭計，以造成庫藏充足的一種假象；而與此同時，他們卻割斷了長年補充的泉水和活生生的源頭。內克先生不久以前提出的報告，毫無疑問還意在表明前途有望。他對度過這一年度的辦法，給出了一種誘人的看法；但是他表示了（正如很自然的是他所應該的那樣）對於繼之而來的事情的某些憂慮。由於這次最後的預言，內克先生受到了［國民］議會議長友好的責備，因為他沒有以一種適宜的遠見去深入探討這一憂懼的基礎，從而防止已有預兆的禍害。 至於其他的稅收方案，就無法確定地對它們說些什麼了，因為它們還沒有運作起來；但是沒有人會如此樂觀，以至於設想他們能填補他們的無能在他們的歲入中所造成的巨大缺口的任何顯然可見的一部分。目前他們的庫存在現金上一天比一天下降，而在虛假的代替物 (373) 上則膨脹得越來越多。當現在發現里里外外除了紙幣——紙幣不是財富的代表而是缺匱的代表，不是信用而是權力的產物——就沒有什麼東西的時候，他們就想像我們英國的繁榮狀況要歸因於那種銀行的票據，而不是銀行票據要歸因於我們商業的繁榮狀況，歸因於我們的信用的牢固以及歸因於在交易的任何方面都完全排除了一切權力觀念。他們忘記了，在英國沒有任何一種1先令的紙幣不是由人們的選擇所接受的。全部紙幣都在實際儲存的現金中有著它的根源，而且它可以隨意立刻兌換成現金而不受最微小的損失。我們的紙幣之在商業上有價值，是因為它在法律上毫無價值。它在交易所中是有力量的，是因為它在威斯敏斯特廳里是無能為力的。 (374) 在償還一筆20先令的債務時，債主可能拒絕英國銀行所有的紙幣。而且在我們中間也沒有一種由權威所強加的不管是哪種品質或性質的獨一無二的公共擔保。實際上可以很容易地說明，我們的紙面財富並不是減少了真正的貨幣而是有著一種增加它的趨勢。它不是金錢的一種替代品，而只是便利了它的出入和流通；那是繁榮的象徵而不是困擾的標誌。在這個國家［英國］從來沒有過對於現金缺乏而紙幣充斥這個問題的抱怨。 好！但是對於揮霍性開支的削減以及由有德而睿智的［國民］議會所引進的節約措施，補償了歲入清單中所蒙受的損失。至少他們在這一點上已經履行了一個財政家的責任。那些說這話的人，看過國民議會本身的開銷沒有？看過各市鎮的、巴黎城的開銷沒有？看過給兩支軍隊增長的開支沒有？看過新的司法機構的開支沒有？甚而他們仔細比較過目前的和原來的年金表嗎？這些政客們是冷酷的，但不是節儉的。以原來那個揮霍無度的政府的開支以及它與當時歲入的關係來與和它的新國庫狀況相對立的這種新體制的開支做一個比較，我相信將會發現，目前的這種是超乎所有的比較之上更應該受到指責的。 (375) 剩下來的就只是要考慮法國目前的管理者們在他們要以信貸增加財源時所表現出來的財政才能的證據了。在這裡我要停頓一下，因為確切地說，他們是毫無信用的。舊政府的信用的確不是最好的；但是他們總能夠在某些條件下，不僅在國內，而且從積累了剩餘資本的大部分歐洲國家那裡弄到錢，而且那個政府的信用還在逐日增進。一種自由體制的建立當然會被認為能夠給予它以新的力量；而且它會確實做到這樣，倘若一套自由的體制已經被確立了的話。他們自稱是自由的政府，為了用他們的紙幣做交易，從荷蘭，從漢堡，從瑞士，從日內瓦，從英國都得到了什麼供應呢？為什麼這些商業和經濟的國家要與這樣一個企圖顛倒事物本性的民族進行任何金錢交易呢？——他們在這個民族中間看到債務人用刺刀尖作為他償還債權人的手段，以一項財務上的義務解除他的另一項財務上的義務，把他本身的窮困變為他的力量，並以他的破紙來償付他的利息。 他們對於掠奪教產是萬能的那種狂熱信心，導致了這些哲學家忽略一切對公共財產的愛護，正如對於哲人石 (376) 的夢想誘使受騙者們在更動聽的鍊金術的蒙蔽下就忽視了一切可以增進自己財富的合理手段一樣。在這些哲學家式的財政家們看來，這種由教會的木乃伊 (377) 製成的普遍藥劑，是會治癒國家所有的病症的。這些先生們或許不相信許多虔誠的奇蹟，但是毫無疑問，他們對褻瀆神明的神奇性卻有著無庸置疑的信念。不是有一筆債務壓在他們身上嗎？——發行指券 。——對那些在自己的職位上被他們掠去了自己的財產或者是從他們的工作崗位上遭到驅逐的人，要進行補償或者發給生活維持費嗎？——指券 。要裝備好一支艦隊嗎？——指券 。如果這些強加於人民的1600萬英鎊的指券，使得國家的需要還和以前一樣緊迫的話——有人就說，發它3000萬英鎊的指券——另外有人就說，發它8000萬的指券。他們在財政上爭吵的唯一分歧就在於強加於公眾苦難之上的指券數量的多少。他們全都是指券教授。即使是那些沒有被哲學抹殺自己天生良知和商業知識的人們提出了反對這種妄想的決定性的論據，在結束他們的論證時，也還是建議發行指券。我猜想他們一定要談指券，因為沒有別的語言能為人理解。他們的無效能的全部經驗，卻絲毫沒有使他們氣餒。不是舊的指券在市場上貶值了嗎？怎麼補救呢？發行新的指券 。——Mais si maladia, opiniatria, non vult se garire, quid illi facere? assignare — postea assignare; ensuita assignare.［病成這樣，想想看，不要治療嗎？怎麼辦？assignare；然後，assignare；隨後，assignare。］ (378) 這裡的文字輕微地變動了一下。你們目前的醫生的拉丁文也許比你們的老喜劇中的要好；他們的智慧以及他們策略的變化卻是同樣的。他們歌聲中的音符並不比布穀鳥更多；儘管他們的聲音非但不像那夏天和豐收的預告者的聲音那麼柔和，反而有如烏鴉一樣地刺耳而不祥。 除了哲學上和財政上最無可救藥的冒險家們之外，有誰竟然能想到要摧毀國家的固定歲入這一公共信用的唯一保障，而寄希望於以沒收來的財產為原料來重建它呢？如果說對於國家的過度熱忱會使得一個虔誠而可敬的主教 (379) （按教會的一位神父的預言 (380) ）打劫他自己的教派，而且為了教會和人民的好處使自己登上掌管沒收財產的大財政家和褻瀆神明的主計長的位置的話，那麼在我看來，他和他的助手們一定會以他們隨後的作為表現出來他們是知道他們所擔負的職務的某些東西的。當他們已經決定要把被他們征服的國度 (381) 的地產的某一部分撥給國庫時，怎樣使得他們的銀行有一筆真正的信用基金（就這樣一家銀行能夠變得如此而言），就是他們的事情了。 在無論任何情況下，要在任何地產銀行 的基礎上建立一套通用的流動信貸，迄今已證明了至少也是困難的。這種嘗試往往以破產而告終。但是當［國民］議會被引導從蔑視道德原則走到不顧經濟原則時，人們至少可以期望著他們不會在自己這方面取消可以減少這種困難、防止這種破產的任何惡化的東西。還可以期待著，為了使你們的地產銀行 可以為人忍受，在抵押報告中一切可以表明公開和公正的手段都將被採用，一切有助於恢復需求的東西都將被採用。從最有利於它們的觀點來看待事物，你們的處境就是一個人擁有一大筆地產，他為了償還一筆債務和供應某些用項，就希望賣掉它。既不能馬上出售，你們就希望抵押。一個有著良好用心和普通的清醒的理智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會怎麼辦呢？難道他不應該是首先確定這筆地產的總值、它的管理和安置的費用、各種影響它的永久的或暫時的負擔，然後得出一個淨餘數，用以計算這份抵押品的正確價值嗎？當那個餘數（這對債權人來說是僅有的擔保）被明確地確定了下來而且是確切地置於受託人之手的時候，於是他就標明這片土地要出賣，以及出賣的時間和條件。此後，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就會容許公共的債權人把他的股本劃入這種新的基金，或者他也可以從那些要預付錢款購買這種抵押品的人們那裡接受某些關於指券的建議。 這就會是像商人那樣井然而合理地行事了，並且根據的是公私信貸中所存在的唯一原則。交易者這時就會準確地知道他所買的東西，而可能掛在他心上的唯一疑慮就是對這筆贓物重新被收回的恐懼——由於在他們無辜的同胞公民的拍賣會上可能成為買主的那些可惡的傢伙們的褻瀆神明的抱怨，這種事在某一天是可能發生的（也許還要加上懲罰）。 對於儘可能多地抹掉迄今烙在每一種地產銀行上的烙印而言，一份關於財產的明確價值和出售的時間、環境以及地點的公開而確切的聲明乃是最為必要的。根據另一項原則，它也成了必要的，那就是，由於信守先前對於那件事的誓言的緣故，所以他們將來對一件不穩當的事務上的忠實，可以由他們對於他們的第一個約定的信守而確立。當他們最終決定了國家的財源來自掠奪教會的贓物時，他們於1790年4月14日對此事達成了一項莊嚴的決議。他們向他們的國家保證「在每年公共開支的咨文中，均需規定一筆款項足以支付羅馬天主教會的開銷、對教壇牧師的支持、對窮人的救濟和僧俗兩界、男女兩性的神職人員的年俸，以便使由國家支配的財產和物品得以付清所有的開支 ，以及由代表們或立法機構用之於國家的重大的和最為緊迫的危急關頭 。」他們在同一天進而允諾要毫不延遲地決定1791年所必需的總額。 在這一決議中，他們承認他們的責任是要清楚地表明上述項目的費用，這在他們以前所做的其他決議中應該是處於籌款次序的首位。他們承認，他們應該清楚地說明已經清償了所有債務的淨財產，而且應該立即說明。這一點他們立即做到了嗎？還是在任何時候做到了呢？他們提出過一份不動產的地租帳目，或者公布過一份他們所沒收作為他們的指券的動產清單了嗎？既然未確定財產的價值或支出的數量，他們能以什麼方式履行他們要給公共服務「一筆清償了所有債務的財產」這一允諾呢？這一點我留給他們的英國崇拜者們去解釋。他們馬上根據這一保證而事先並沒有任何可以使之成功的步驟，就在如此之漂亮的一紙宣言的信用之上而發行了他們價值1600萬英鎊的紙幣。這倒是很有氣魄的。在這一傑出的舉措過後，誰還能懷疑他們在財政上的才幹？——可是，在另外發行任何這些財政贖罪券 以前，他們至少要小心謹慎地兌現他們起初的諾言！——倘若曾做出過這樣的關於財產價值的或關於債務數量的估算的話，我並沒有看到過。我從沒有聽說過。 終於他們直說了，而且他們全盤揭露了他們把教會土地作為不管是什麼樣的債務或用項的抵押這一卑鄙的騙局。他們掠奪只是能使他們進行矇騙，但是在很短時期內，由於開列了其他用途——那吹脹了他們的武力和欺騙的整個機器——的帳目，他們的掠奪和欺騙的目的就都失敗了。我要感激德·卡洛納先生，為了他提到的文件之證明了這一特別的事實；那由於某種方式未能為我所注意到。至於對1790年4月14日宣言的背信，的確沒有必要來做出我的論斷。他們委員會的一份報告現已表明，維持已減縮了的教會機構的費用和其他有關宗教的和維持男女教士（維持生計或發給年金）的開銷以及其他隨之而來的同樣性質的開銷——那是他們由於這場財產痙攣所帶給他們自己的——超出了由它獲得的地產收入每年總額達200萬英鎊之巨；此外，還有一筆700萬以上的債務。這些就是矇騙術的計算能力！這就是哲學的財政學！這就是促使一個悲慘的民族投身於造反、謀殺和褻瀆神明並使他們成為毀滅自己國家的迅猛而熱忱的工具的全部騙局的結果！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在任何情形下，是以沒收公民的財富而致富的。這場新試驗也步了所有其餘試驗的後塵。每一顆誠懇的心靈、每一個自由與人道的真正熱愛者必定會歡欣地發現，不正義並非總是好政策，而搶劫也不是通往富裕的大道。我很高興在注釋中附上德·卡洛納先生對這個問題的精闢而生動的觀察。 (382) 為了使世人信服沒收教會而來的滾滾不斷的財源，［國民］議會對那些享有公職的社會等級採取了其他的沒收行動；而不由這一對地產的大舉沒收來加以補償的話，它們就無法以任何通常的姿態來完成。他們拋給這筆已償清了所有債務之後尚有餘額的基金以一筆新的費用；亦即，補償全部被解散了的整個司法機構以及一切被廢除的職務和等級；這筆費用我無法確定，但毫無疑問會達到為數好幾百萬的法國貨幣。新費用中的另一種是每天都要支付首批指券的利息，一年要支出（如果他們願意守信的話）48萬英鎊。他們麻煩過自己要坦誠地公布在市政當局手中管理教會土地的費用了嗎？——他們選定了要把對被沒收地產的管理託付給他們的以及他們手下一大批無名人員的謹慎、技能和勤勉，而其後果也已經為南錫主教 (383) 如此精闢地指了出來。 但是沒有必要逗留在這些明顯的負擔項目上。他們對所有的巨大負擔做過任何的清理嗎？——我指的是一切種類的全國的和市政的機構的全部，他們拿它和歲入的慣常收入作過比較嗎？在債權人還沒能夠在教產的哪一塊田地上種下自己的捲心菜以前，這些機構中的每一筆虧短的金額都要成為被沒收地產的一筆費用。除了這筆沒收外，沒有別的支柱能夠保持整個國家不致於坍塌。在這種局面下，他們有意地用一層濃霧掩蓋起來了他們本應孜孜不倦地清理出來的一切東西。而後，就像他們驅趕公牛要遮住它們的眼睛一樣地也蒙起他們自己的眼睛來，這時候他們用刺刀尖來驅趕他們的奴隸們（確實並不比他們的主子們被蒙蔽得更糟），把他們的虛構當做鈔票，而且一劑藥里就要吞下去3400萬英鎊的紙藥丸。然後，在他們過去所有的償付約定都沒有兌現並且在剩餘的地產甚至永遠也抵償不了他們的首批抵押——我指的是那4億（或1600萬英鎊）的指券——已經是很清楚的時候（如果在這樣一樁事情中有任何東西可以弄清楚的話），他們就傲慢地提出聲明，要求一筆未來的信貸。在整個過程中，我既看不出堅牢的公平交易感，也看不出巧妙騙局的精巧靈敏性。［國民］議會內部對於拉開這場騙局的洪水泛濫的閘門的反對意見，沒有得到回應，但是它們卻遭到了10萬名街頭財政家們的徹底反駁。這些就是形上學的算學家們用來做出計算的數目。這些就是法國哲學的公共信用所建立於其上的那種輝煌運算。他們不能夠增加供給但是他們可以增加暴民。讓他們在鄧迪俱樂部 (384) 的喝彩聲中去歡欣鼓舞吧——為了他們的智慧和愛國主義能這樣地把掠奪公民的所得用於服務國家。我沒有聽到英格蘭銀行的管理者們對於這件事的評論，儘管他們的贊同在信用的天平上要比鄧迪俱樂部的分量要多一小點 。但是，要對這個俱樂部做到公平，我相信那些組成它的先生們要比他們所表現的更聰明，他們對待他們的金錢並不如對待他們的演說那麼慷慨，而且他們是不會用他們折皺破爛的蘇格蘭紙幣的一個折角去換20張你們最漂亮的指券的。 今年 (385) 早些時候，［國民］議會發行紙幣的數額為1600萬英鎊：如此巨大的一筆供應所支付的救濟居然幾乎難以被人覺察，然而［國民］議會把你們的事情必定是弄到了怎樣的一種地步呢？這種紙幣幾乎馬上就貶值了5％，隨即又到了7％。這些指券對於歲入清單的影響是引人注目的。內克先生髮現歲入的徵收者們接受的是硬幣，交納國庫的是指券。由於這樣在收取貨幣而用貶值的紙幣入帳，徵收者就賺取了7％。不難預見，這一點必定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它並不就更少使人窘迫。內克先生被迫為了鑄幣而購買金銀（我相信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倫敦市場上），數額約超過所獲商品的價值1.2萬鎊。這位大臣認為，不管滋養著他們的隱秘的德行可能是什麼，這個國家都不能僅賴指券 為生；一些真正的銀幣是必需的，特別是為了滿足那些人——他們手持武器，當他們察覺到以真正的錢幣給他們增加報酬卻又被狡詐地以貶值的紙幣而被收回去的時候，他們是不願意使自己以忍耐而聞名的。那位大臣在這種非常自然的困厄之下就向［國民］議會提出請求，他們應該命令徵收的人們收到的是硬幣，就要用硬幣上繳。這一點一定逃不過他的注意：如果國庫為使用一種現鈔支付3％，而它回籠時會比這位大臣發行它時貶值7％，這樣一種交易是不大能使公眾致富的。［國民］議會沒有注意他的勸告。他們處於這種困境——如果他們繼續接受指券，現金就一定會成為他們的國庫里的異己分子；而如果國庫拒絕那些紙幣護身符 或者在任何程度上不支持它們的話，他們又必定會摧毀對他們唯一財源的信用。這時，他們就似乎做出了他們的選擇；並且由於他們自己採納了它而給予他們的紙幣以某種信用；在他們演講的同時，他們發出了一種吹牛的宣言，我寧可認為那是超出了立法權能的某種東西；那就是，在金屬貨幣和他們的指券之間並沒有價值上的差別。這是由這一哲學式的宗教會議中那些可敬的神父們，在一種詛咒之下所宣布的一種良好而堅定的信心的證明。誰願意相信，誰就去Credat［相信］吧——Judoeus Apella［猶太人阿培拉］肯定是不會的。 (386) 當聽到說他們的財政表中的神燈竟被比作勞先生的欺騙性表演 (387) 時，你們的群眾領袖們的心靈中湧起了一種高尚的憤慨。他們無法容忍聽到勞先生那密西西比河的沙子竟拿來和他們建立自己的體系於其上的那種教會的岩石相比。請讓他們抑制一下這種光榮的精神吧，直到他們向世人表明了他們的指券（他們沒有用其他的債務占用過這個名字）有著一種什麼樣的堅實基礎為止。他們拿那作為原型的偉大騙局和他們墮落了的仿製品相比較，就是對於前者不公正了。勞先生並不是真的僅以密西西比河的投資為基礎。他還添上了東印度的貿易；他還添上了非洲貿易；他還添上了法國所有的包稅權的歲入。所有這些都加起來，無疑地並不能夠支持公眾的熱情（而不是他）所選擇要建立在這些基礎之上的那種結構。但是這些，無論如何，相比較而言還是大方的欺騙。他們設想而且他們的目的也在於法國商業的增長。他們向它敞開了兩個半球的全部領域。他們並不想用法國自身的資產來餵養法國。宏偉的想像力會發現，在這種商業的飛翔中有些東西是要捕捉的。它是眩惑鷹的眼睛的錢財。它不是用來引誘鼴鼠的嗅覺的——鼴鼠把鼻子插進土裡並把自己埋在大地母親的懷抱中，就像你們那樣。那時候人們並沒有由於一種墮落而卑鄙的哲學而從他們自然的維度上收縮得太多，並去迎合庸俗下流的欺騙。最要緊的是要記得，在打動人們的想像時，那時候那種體系的經營者們對人的自由還懷有著敬意。在他們的騙局中沒有滲進暴力。這就被保留給我們的時代來撲滅理性的這點，可以打破這個啟蒙時代的深重黑暗的微弱的閃光。 回想起來，我並沒有談到有關財政規劃的任何東西，這種規劃可以強調是有利於證明這些先生們的財政才能的，並且還是在國民議會裡極為轟動地被提了出來，儘管終於還是沒有被採納。它隨著有助於紙幣流通的信用的某些穩固的東西而來；而且關於它的效用和它的優點人們已經說得很多了。我指的是把被管制的教堂里的鐘拿來鑄成貨幣的計劃。這是他們的鍊金術。這裡有著某些愚蠢擾亂了人們的論證，它們不只是滑稽可笑，而且在我們中間除了憎惡而外激不起任何情感，因此關於它我不再多談。 同樣不值得去進一步評論他們的一切規劃與再規劃、他們為推延毀滅之日臨頭而採用的那種紙幣流通、國庫與Caisse d'Escompte［貼現庫］之間的遊戲以及所有這些現在已被提升為國家政策的破了產的古老商業騙局的詭計。歲入是不能掉之以輕心的。對於人權的嘮叨也不會被人接受當作是對一塊餅乾或一磅彈藥的付款。於是在這裡形上學家們就從他們虛無飄渺的思辨中走了出來，並且忠實地追尋著先例。什麼先例呢？破產的先例。但是當他們的生機、他們的力量、他們的發明、他們的幻想都拋棄了他們，使他們遭受挫敗、阻礙和恥辱的時候，他們的信心依舊巍然不動。在他們的才能明顯地失敗了時，他們就把信貸當作是他們的仁政。當歲入在他們手中不見了的時候，在他們最近的一些行動中他們還自命是給了人民救濟而高度評價他們自己。他們並沒有救濟人民。如果他們懷有這樣的意圖的話，為什麼他們要下令交納那些令人可憎的賦稅呢？是人民救濟了他們自己而不是［國民］議會。 但是撇開一切可能聲稱有這種虛假救濟功勞的黨派的言論之後，事實上對人民有沒有過任何形式的任何救濟呢？貝利先生是一位紙幣流通的大經紀人，他可以引你深入到這種救濟的實質。他在國民議會的講演中，包含有對巴黎居民承受艱難困苦的毅力和不可動搖的決心的極高度的讚揚。好一幅公共福祉的絕妙圖景！什麼！承受利益和支持補償的巨大勇氣和不可征服的心靈的堅定性？從這位博學的市長大人的講演中人們會想到，巴黎人民在過去的12個月裡曾經遭受了某些可怕的封鎖的困境，亨利四世切斷過他們的供應大道，蘇利在巴黎城門高聲宣布過他的命令。但事實上，他們不是被別的敵人而是被他們自己的瘋狂和愚蠢、他們自己的輕信和頑固所圍困。可是貝利先生將比恢復巴黎中心供熱更快地融化他那大西洋地區的長年的冰——當巴黎仍舊受到一種虛假和無感情的哲學的「冰冷干硬的化石錘子的敲打」 (388) 的時候。在這一講演過後的某些時候，也就是剛剛過去的8月13日，這同一位長官在同一個［國民］議會的講台上就他的政府作了一個報告，他表白自己如下：「在1789年的7月（永遠值得紀念的一段日子），巴黎城的財政還是狀況良好的；收支相抵，而且她那時在銀行中有100萬（4萬英鎊）。在革命之後 ，她被迫承擔的支出達到250萬里弗。由於這些支出和免稅品 的生產的巨大下降，就出現了對於貨幣的不僅是暫時的而且是通盤 的缺匱。」這就是巴黎，為了供養她，在去年以來從法國全國各地的生機中汲取了那麼巨大的金額都花費掉了。只要巴黎還處於古羅馬的地位，她就永遠要由屬下的各省來維持。這是伴隨著主權民主共和國的統治的一種不可避免的弊害。在它發生於羅馬時，它還可以比那個產生了它的共和統治活得長。在那種情形下，專制主義本身必定會屈服於群眾性所具有的種種禍害。羅馬在她的那些皇帝之下，結合了這兩種體制的弊害；而且這種不自然的結合乃是她的滅亡的一個重大原因。 如果告訴人民說，他們是由於他們的公共地產的解體而得到了解救的，那就是一種殘酷而霸道的謊言了。政治家們在以破壞他們的歲入來給予人民救濟而高度評價他們自己之前，首先應該細心地關注這個問題的解決：——對於人民，是讓他們付出許多而又成比例地獲得更有益呢，還是免除所有的貢賦但獲得很少或毫無所獲更有益呢？我內心是決意要擁護第一種主張的。我有經驗，而且我相信也有最好的見解。在臣民方面取得權力與在國家方面他要承擔的需求兩者之間保持平衡，乃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的技巧的根本部分。獲取的手段在時間和安排上是要優先的。良好的秩序乃是一切良好的事物的基礎。為了能夠取得，人民必須馴服和順從，但不是奴性十足。官吏必須有威嚴，法律必須有權威。人民大眾不得從自己的頭腦里炮製出來的辦法去尋找自然的從屬原則。他們必須尊重那些他們不能分享的財產。他們必須以勞動去獲得依靠勞動可以獲得的東西，而且當他們發現（正如他們通常會發現的）成功與努力不成比例時，他們必須被教導在永恆正義的最終的平衡中得到慰藉。誰剝奪了他們這一慰藉，就扼殺了他們的勤勞並打擊一切獲得與一切保全的根基。幹這種事的人乃是殘忍的壓迫者、窮人和可憐的人們的不仁的敵人；同時他也就以他邪惡的論點把成功的勤勞成果和財富的累積暴露給無知者、失意者和沒落者去掠奪。 有太多的職業理財家很容易在歲入中除了銀行、流通、生活年金和通蒂式養老保險金 (389) 、長年租金以及店鋪的全部小商品而外，就看不到任何東西。在國家穩定的秩序之下，這些東西是不可加以輕視的，它們中的技巧也不能被認為不值得重視。它們是美好的，並且僅僅在它們是那種穩定秩序的結果並被建立在它之上時才是美好的。但是當人們認為這些並不高明的把戲，可以為由破壞公共秩序的基礎以及使財產原則遭到或蒙受破壞而造成的災禍提供一種力量時，它們在國家的毀滅中就會留下對荒謬政治的後果以及對肆無忌憚的、目光短淺的、心胸狹隘的智慧的一座陰暗而持久的紀念碑了。 由共和國的所有偉大成員中的這些大眾領袖們表現出來的無能的後果，都被自由的「全面補償的名義」所掩蓋了。在某些人民中，我確實看到了偉大的自由；但在許多——如果不是在大多數——人民中，我卻看到一種受壓迫的卑賤的奴役狀態。可是既沒有智慧又沒有美德，自由又是什麼呢？它就是一切可能的罪惡中最大的罪惡了，因為它是缺乏教養和節制的愚蠢、邪惡和瘋狂。凡是懂得有德行的自由是什麼的人，都不能容忍它被無能的頭腦憑著嘴裡大唱高調而受盡侮辱。對於自由的偉大而逐漸增強的情感，我確信我並不鄙視。它們溫暖人心，它們使我們的心靈宏大開闊，它們在鬥爭的時候激發我們的勇氣。像我現在這樣老，我依然欣悅地閱讀盧卡和高乃依 (390) 的美妙銷魂的著作。我也並不完全譴責大眾性的小藝術和小玩藝。它們促進了許多重要觀點的流傳，它們保持人民的一致，它們滋潤著心靈的努力，而且它們在道德自由的嚴峻的額頭不時散布了歡愉。每個政治家都應該獻身於寬仁，並且將順從與理性相結合起來。但是像在法國發生的這樣一場事件中，所有這些輔助性的情感和技巧全都歸於無用。要建立一個政府並不需要有什麼很多的審慎。安排好權力的座位，教導人民服從，工作便完成了。給人以自由則更加容易，這無需指導，只要放開韁繩就行了。但是，要形成一個自由的政府 ，也就是要把自由和限制這兩種相反的因素調和到一個融貫的作品中去，則需要有深思熟慮和一顆睿智、堅強而兼容並包的心靈。這一點我在那些在國民議會中擔任領導的人的身上並沒有發現。或許他們並不像他們所表現得那樣可憐地有著缺陷，我寧願相信是這樣的。那就把他們置於人類理解力的通常水準之下了。但是當領袖人物決心使自己成為群眾性拍賣場上的投標者時，他們建設國家的才智便毫無用處了。他們就變成為諂媚者而不是立法者了，變成為人民的工具而不是人民的指導者了。如果他們當中有什麼人恰好提出了一種要以恰當的標準嚴格加以限制和界定的有關自由的規劃的話，那麼他會被那些能炮製出更加漂亮動人的貨色的競爭者們馬上給壓倒的。他對事業的忠誠會受到懷疑。溫和被污衊為是懦夫的德行，而妥協則是變節者的審慎；直至為了保持他能在某些場合起到調和與緩解作用的信用，群眾領袖才不得不主動鼓吹某些學說、確立某些權力——而這些在以後卻會挫敗他最終所要達到的任何嚴肅的目標。 但是，我是如此之不理智，以致於在這個［國民］議會的不知疲倦的辛勞中居然一點也看不到任何值得讚揚的東西嗎？我不否認在無數的暴力和愚蠢的行動中，也可能做出過一些好事。他們摧毀了一切，肯定也消除了一些積弊。那些創新一切事物的人，也有機會可以建樹一些有益的東西。但要對他們利用他們所竊取的權威而做的事情給予信任，或者對他們賴以獲得權威的那些罪行加以原諒的話，那就必須是不製造這樣一場革命，同樣的事情就無法完成。它們極其肯定地是可以完成的，因為幾乎他們所制訂的每一項並不十分含糊的法令，都或者是包含在三級會議自願規定的國王的讓權中，或者是包含在對各等級的一致同意的指示中。一些陳規以正當的理由被廢除了；但是它們卻是這樣一些規矩：如果像它們過去那樣永久地存在的話，它們也不會減損國家的任何幸福和繁榮。國民議會的改進乃是表面上的，他們的錯誤則是根本性的。 無論他們是什麼，我希望我的國人不如向我們的鄰居推薦英國憲法的樣板，而不是為了我們自己的改進而從他們那裡拿過來模型。從前者之中，他們得到了一種無價之寶。我以為，他們並不是沒有某些憂懼和抱怨的理由的；但是這些他們不應歸咎於他們的憲法，而應歸咎於他們自己的行為。我以為我們的幸福境遇要歸功於我們的憲法，但要歸功於它的全體而不是任何單獨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那些在我們若干次的修正和改革中所保存下來的東西以及那些我們加以改變或增添的東西。我們的人民在捍衛自己的所有免遭暴力侵犯時，會充分運用一種真正愛國的、自由的和獨立的精神。我也並不排斥變動，但即使當我改變的話，那也是為了有所保存。我應該是被巨大的苦難引向我的補救之道。在我的所作所為中，我應該追隨我們祖先的先例。我會儘可能地在原建築物的風格之內進行修補。在我們祖先最關緊要的行動中，政治上的審慎、顧慮、周詳、道義上而非表面上的小心乃是其中主導性的原則。沒有被那些法國的先生們告訴我們他們已經如此豐富地享有的那種光明所照亮，他們就在人類的無知和易於犯錯誤的強烈影響之下而行動。那位使得他們如此之易於犯錯誤的上帝，會為他們按他們的本性行事而報償他們的。如果我們希望能配得上他們的財富，或者保存他們的遺產，就讓我們仿效他們的謹慎吧。如果我們樂意，讓我們也有所增多，但是讓我們保存他們遺留下來的東西吧！並且，立足於英國憲法的堅實基礎之上，讓我們滿足於讚美而不要試圖在他們不可救藥的飛翔之中去追隨那些法國的飛艇航行家吧。 我已經坦誠地向您訴說了我的情感。我想它們不大可能改變您的情感。我不知道它們是否應該。您還年輕，您不能指導，卻必須追隨您的國家的命運。但是今後在你們的共和國所可能採取的將來的某種形式中，它們或許會對您有某些用處。目前它 (391) 還幾乎無法保持不變，但是在它最終確立以前，它或許不得不像我們的一位詩人 (392) 所說的那樣「要經過未經檢驗過的存在之各式各樣的形態」，並且在它的全部輪迴中被火與血所淨化。 除了長期的觀察和富有公正無私的精神而外，我沒有什麼可以推薦我的見解的。它們出自一個不曾充當過權力的工具或偉大性的諂媚者的人；而且是一個在他最後的行動中不希望辜負他自己一生的宗旨的人。它們出自這樣一個人，幾乎他在社會上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一場為了別人的自由的鬥爭；出自這樣一個人，在他的心胸中除了他所認為的暴政而外，從不曾點燃過任何持久的憤怒和激情；並且在他一涉足於你們的事務時，就從被好人們用於懷疑富人壓迫的各種努力中也攫取了自己應有的一份，而且在這樣做的時候他使自己相信，他並沒有脫離他通常的職守。它們出自這樣一個人，他也渴望著榮譽、聲名和酬報，但所望甚少，而且他根本就不期待著它們；他並不鄙視名聲，也不怕責罵；雖然他要冒一種見解上的風險，但他並不躲避辯論；它們出自這樣一個人，他期望著保持一貫，但是要通過變換他能確保他的目的的一致性的手段來保持一貫；而且，當他航行的船隻的平衡可能由於一邊超載而有危險的時候，他願意把他的理性的輕微重量移到可以維持船的平衡的那一邊來。 ———————————————————— (1) 「巴黎一位很年輕的先生」，此人為法國人杜邦（Mons. de Dupont），曾訪問過英國並與作者相識，後來他把作者的此書譯成法文。——譯註 (2) 「那件大事」指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譯註 (3) 作者此信寫得雖然很審慎，但仍深恐受到檢查於杜邦不利而並未發出。可參看柏克《書信集》（T. W. Copeland編，劍橋大學版）卷3第102頁。——譯註 (4) 指1790年2月，當時《倫敦紀事報》已刊出本書的廣告。本書最終於同年11月出版。——譯註 (5) 「憲法協會」（Constitutional Society）於1780年由海軍軍官卡特賴特（John Cartwright，1740—1824）創立，參加者多為輝格黨貴族，他們宣揚前人的和當代的自由學說，反對奴隸制與民族壓迫。——譯註 (6) 「革命協會」（Revolution Society）由非國教徒於1788年以紀念1688年光榮革命一百周年的名義創立。該會主席斯坦厄普（Charles Stanhope，1753—1816）曾寫有一篇對柏克《法國革命論》的答覆。——譯註 (7) 「光榮革命」，指1688年英國推翻國王詹姆斯二世的革命，因未流血，故稱「光榮革命」；光榮革命的原則見於次歲公布的《權利法案》。——譯註 (8) 此處意謂它們是不是真正值得閱讀。——譯註 (9) 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亦稱制憲議會（Constituent Assembly），為法國革命的第一個議會（1789—1791），後為立法議會（Legislative Assembly）所取代。——譯註 (10) 「形上學的騎士」指唐·吉訶德，他曾解放罪犯，所根據的理由是人人都享有自由權這一形上學的原則。——譯註 (11) 蘇格蘭化學家布萊克（Joseph Black，1728—1799）稱碳酸氣為固定的氣體，因為它很容易固定於許多物體之中。——譯註 (12) 普賴斯（Richard Price，1723—1791）為英國非國教牧師，此處所稱的講道指他的《愛國論：》。該文出版時附有「革命協會」的報告及法國國民議會的《人權宣言》。羅什富科（Rochefaucault）公爵的信為致普賴斯的私人信件，艾克斯（Aix）大主教（國民議會議長）的信為致斯坦厄普（Stanhope）勳爵的公函。——譯註 (13) 馬基雅維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義大利政治思想家，以宣揚政治權術不受道德約束著稱。——譯註 (14) 「腓力普化」原文為斜體字philippizes，指參與腓力普的一方。古希臘馬其頓王腓力普二世欲與雅典結盟，受到雅典的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反對，遂藉助於德爾斐神諭來贊同自己。——譯註 (15) 休·彼得斯牧師（Rev. Hugh Peters，1598—1660）為英國獨立派牧師，曾參與克倫威爾革命軍，後在王政復辟時期因被指控策劃殺死國王查理一世而被處死。——譯註 (16) 指英王查理一世（1600—1649），1649年1月30日被處死。——譯註 (17) 《舊約·詩篇》第149篇，第6—8節（按，作者此處原文中「列邦」作「不信教者」（heathen），引文中的重點號是作者加的。——譯註）。——原注 (18) 「你們的法國聯盟」指1576年由吉斯（Guise）公爵所組成的天主教派的神聖聯盟，以鎮壓新教為目的。——譯註 (19) 「我們的英國莊嚴聯盟和盟約」指1643年英國國會與蘇格蘭代表所簽協定，蘇格蘭保證協助英國國會反抗英王查理一世、英國保證維護蘇格蘭長老會的國家盟約。——譯註 (20) 理察·普賴斯博士著《愛國論》，1789年11月4日，第三版，第17頁和第18頁（按，此處一位「在俗神職人員」指格拉夫頓（Grafton）公爵，時任劍橋大學名譽校長。——譯註）。——原注 (21) 「尋求派們」（Seekers）指對真理的尋求者，原為17世紀獨立派教徒中的一派。——譯註 (22) 「不喜歡公共權威所規定的那種宗教崇拜方式的人們，假如從他們所贊成的教堂中找不到什麼宗教崇拜的話，就應該為自己建立一套單獨的宗教崇拜 ；並且這樣一來，由於提出了一種理性的和高尚的宗教崇拜，有地位、有文化的要人們就可以對社會、對世界做出最大的服務了。」普賴斯博士講道詞，第18頁。——原注 (23) 「那位錙銖必較的神職人員」指普賴斯，他曾寫過許多有關財政的著作。——譯註 (24) 按，「牧約翰」為蘇格蘭對牧師的稱呼，Mess由magister一詞而來。——譯註 (25) 「已往美好的時代」指17世紀英國革命時期。——譯註 (26) 原文為羅馬詩人朱文納爾（Juvenal，55/60—約127）的詩句，語出《諷刺詩》卷4第150節。——譯註 (27) 按，普賴斯重複了盧梭主權在民的理論，認為國家的根據乃是一項原始契約，作者不同意這一理論。——譯註 (28) 指教皇英諾森三世（Innocent Ⅲ，1160/1161—1216），他曾把英國國王約翰和德國皇帝奧托革除教門。——譯註 (29) 語出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書翰集·上》卷1第12。——譯註 (30) 按，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1566—1625）為斯圖亞特王朝的首位國王，他的曾孫英國國王喬治一世（1660—1727），娶德國不倫瑞克公爵之女為王后。——譯註 (31) 普賴斯博士《愛國論》，第34頁。——原注 (32) 「權利宣言」通稱「權利法案」系1689年2月呈交英王威廉與瑪麗。——譯註 (33) 按，此處國王威廉指威廉三世（1650—1702），公主指瑪麗二世（1662—1694，曾與其夫威廉共享英格蘭王位），威廉死後由安（1665—1714）即位。——譯註 (34) 詹姆斯一世（1566—1625），英國國王（斯圖亞特王朝），1603—1625年在位。——譯註 (35) 吉普賽為歐洲的流浪民族，常為人預卜休咎；此處「吉普賽式的預言」指信口開河，想入非非。——譯註 (36) 「兩黨」指騎士黨（Cavaliers）與圓頭黨（Roundheads）。——譯註 (37) 按，英王威廉三世原為荷蘭奧蘭治（Orange）親王，因與英王詹姆斯二世之女瑪麗聯姻而繼承了英國王位。——譯註 (38) 薩默斯勳爵（Lord Somers，1651—1716），輝格黨人，他於1689年認定詹姆斯二世事實上遜位，起草了《權利宣言》，1697年任大法官（上院議長），對威廉三世影響甚大。——譯註 (39) 瑪麗一世（1516—1558，1553—1558在位。——譯註）《會議集》第3卷第1章。——原注 (40) 伊麗莎白女王（1533—1603），1558—1603在位。——譯註 (41) 按，標題通常印成紅色，作為崇敬的象徵，故泛指任何已經明白確定了的事物。——譯註 (42) 「貴族們以及平民們」指國會上院及下院的議員們。——譯註 (43) 「對國王的限制」指英國國王僅限於是英國國教徒，而不得是天主教徒。——譯註 (44) 按，此處作者對薩默斯的理解並不確切，因為薩默斯有一部專著《對全體王國和國家的評判》，書中扉頁即標有「英國人民與國會有權反抗並剝奪他們國王的壞政府。」——譯註 (45) 按，此處抽象權能與道德權能之分，作者也曾用之於考察美國革命。「抽象」一詞帶有貶義，因為政治家所要處理的乃是在實際上可行的，而不是在理想上完美無瑕的。——譯註 (46) 革命時期指1642—1660年的清教革命，復辟時期指1660—1688年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譯註 (47) 「古代組成的等級」原文為ancient organized states，此處states系指estates，即國會。——譯註 (48) 「有機的分子」指國家的各個組成部分：國王、貴族、紳士、教士、商人、官吏等等。——譯註 (49) 「征服」指1066年諾曼人征服英格蘭。——譯註 (50) 作者此處系借用羅馬法的術語。按羅馬法，繼承可以按人計（per capita），即由所有的後裔按人頭均等地繼承先人的財產，也可以按支計（per stirpes），即由各支（或各房）各繼承一部分。——譯註 (51) 語出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公元前70—前19年）《農事詩》（Georgics），第4卷，第208（論蜜蜂）。——譯註 (52) 按，「攤派」（tallagio，即tallage）為國王向城鎮與領地的徵稅，《權利請願》書為英王查理一世於1628年所同意，《人身法案》（主要系針對非法逮捕與囚禁）由英王查理二世1679年認可。——譯註 (53) 按，索菲婭（Sophia，1630—1714）為詹姆斯一世之外孫女，即詹姆斯一世之子查理一世的姐姐伊麗莎白之女，與德國漢諾威選帝侯聯姻。——譯註 (54) 漢諾威選 帝侯屬不倫瑞克（Brunswick）家族。——譯註 (55) 指英法兩國隔英吉利海峽相望。——譯註 (56) 「非法的船隻」（illicit bottoms）：英國於1651年通過「航海法案」，規定英國商品限用英國船隻運輸。——譯註 (57) 「奴隸制的那些暴烈的狂熱者」指君主專制的擁護者。——譯註 (58) 「國王詹姆斯二世曾企圖以破壞國王與人民之間的原始挈約而損毀 ［英］王國的憲法 ，並由於耶穌會士和其他壞人的策劃而破壞了根本 法律並把他自身撤出了［英］王國 ，從而就已經退出了 政府，因此王位就是空缺的 。」——原注 (59) 「下一項偉大的憲法法案」，指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案。——譯註 (60) 第22—24頁。——原注 (61) 按，此處系指盧梭的論點。參見盧梭《社會契約論》有關人民主權與主權之不可轉讓的論點。——譯註 (62) 語出古羅馬劇作家戴倫斯（Terence，公元前186/185—前161）《安德里亞》（Andria）第1幕，第1場。——譯註 (63) 巴比倫（Babylonian），此處指巴別（Babel）式的，即《聖經》中記述的造通天塔的幻想，見《創世紀》第11章。——譯註 (64) 「阿拉貢的執法官」（Justica of Arragon），按，阿拉貢為西班牙中世紀的一個獨立國，執法官的地位有似英國的大法官，由國會（Cortes）授權，中世紀阿拉貢國王須將其與貴族的分歧交給執法官仲裁。——譯註 (65) 語出羅馬歷史學家李維（Livy，公元前64/前59—公元17），《羅馬史》第9卷第1章。——譯註 (66) 「大憲章」（Magna Charta或Magna Carta），1215年英國失土王約翰（John Lackland，1167—1216，1199—1216在位）與貴族所簽訂的文件，在稅收、人身自由等方面對王權有所限制。——譯註 (67) 愛德華·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552—1634）曾任英國大法官，在國王特權問題上與詹姆斯一世有爭執而被免職。作為國會中反對派的領袖之一，他曾參與起草1628年的《權利請願書》。——譯註 (68) 布萊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英國最高法院出庭律師，以《英格蘭法律詮釋》一書聞名。——譯註 (69) 參見布萊克斯通的《大憲章》，牛津版，1759年。——原注 (70) 亨利一世（1069—1135，1100—1135在位），諾曼王朝英國國王。——譯註 (71) 約翰·塞爾登（John Selden，1584—1654）英國法學家，在政治上擁護國會。——譯註 (72) 西哀士神父（Abbé Sieyès，1748—1836），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理論家，以其《什麼是第三等級？》一書而聞名。——譯註 (73) 威廉與瑪麗，第一編。——原注 (74) 羅馬詩人朱文納爾：「絕不會自然是這樣說，而智慧卻又那樣說。」《諷刺詩》，XIV，321。——譯註 (75) 「逃亡黑奴」原文為Maroon slaves，原指17—18世紀居住在西印度群島及荷屬圭亞那的逃亡奴隸。——譯註 (76) 「你們」指法國人，「這個國土」指英國。——譯註 (77) 「兩大公認的通貨」指金和銀；法國大革命初期，金銀大部分被窖藏起來。——譯註 (78) 指流血革命。——譯註 (79) 指啟蒙時代宣傳革命思想的作家們。——譯註 (80) 指基督教會的使徒繼承說（theory of apostolic succession）。——譯註 (81) 「第三等級」為「三級會議」中市民或平民的代表，作者認為其中缺乏真正的政治家。——譯註 (82) 1789年5月5日法國三級會議於巴黎郊區凡爾賽宮召開，出席者中有貴族代表300人，教會代表300人，平民代表（第三等級）600人。——譯註 (83) 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級代表團併入國民議會。——譯註 (84) 按，律師的算法各有不同，但在三級會議中並非大多數。當時第三等級的主席為來自布雷頓（Breton）的勒·沙培利埃（Le Chapelier）。——譯註 (85) 按，三級會議中，農民約有七八十人，商人數目大致相同，醫生數目並非如下文所說的「相當可觀」，而是僅有16人。——譯註 (86) 按，在1832年「改革法案」以前，英國下院的民選成分是非常有限的。——譯註 (87) 「印度的法律破壞者」，指當時東印度公司商人本菲爾德（Paul Benfield），他的行為曾引起作者的強烈譴責，其後他以投機失敗於1810年死於巴黎。——譯註 (88) 按，在三級會議中，教士等級有主教48人，主持及教士38人，教區牧師208人。——譯註 (89) 「當時的荷蘭伯爵」為里奇（Henry Rich，1590—1649）。里奇曾任國會議員，清教革命前依附於王權，革命時期其立場曾多次反覆，後終以王黨而被殺。——譯註 (90) 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國清教革命的領袖，革命後任護國公。——譯註 (91) 指當時英國詩人沃勒（Edmund Waller，1606—1687），以下所引詩句見其所著《護國公頌》。——譯註 (92) 按，以上三家均為法國歷史上有名的貴族。第一代吉斯（Guise）公爵（Claude，1496—1550）服務於法國國王弗蘭西斯一世，其女嫁蘇格蘭王詹姆斯五世，生英國史上有名的蘇格蘭女王瑪麗。第二代吉斯公爵（Francois，1519—1563）與其弟洛林大主教（Charles，1527—1574）共同以反新教聞名。其子（Henri，1550—1588）參與了反新教徒的聖巴托羅繆（Bartholomew）大屠殺。其重孫（Henri Ⅱ，1614—1664）為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孔代（Condé）為法國波旁王朝的一支。孔代親王（（Louis Ⅱ，1530—1569）為反吉斯家族的新教軍事領袖，其後裔Louis-Joseph Condé（1736—1818）在大革命期間以保王派著稱。科利尼（Coligny，1519—1572）為法國海軍上將，力主寬容新教徒，在聖巴托羅繆大屠殺中首先被害。——譯註 (93) 黎塞留主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路易十三時期的法國首相。——譯註 (94) 亨利四世即納瓦拉（Navarra）的亨利，為法國波旁王朝第一代國王（1569—1610在位）。蘇利公爵（Sully，1560—1641）為法國大臣。——譯註 (95) 《傳道書》，第38章，第24—25節：「一個有學問的人的智慧來自有閒的機會；沒有什麼事情要做的人，就會變得有智慧。」——「一個扶著犁，因手持趕牛棒而洋洋得意的人，一個趕著牛忙於活計並且談論著牛的人，怎麼能變得有智慧呢？」 第27節：「所以每一個日夜勞動不息的木匠和工匠」，等等。 第33節：「在公共討論之中將不會去徵詢他們，他們也不會高坐在會議席上；他們將不會坐在審判官的席上，也不會理解判決書；他們不能宣布審判和判決，並且在講道的地方也找不到他們。」 第34節：「但是他們將維持世界的現狀。」 我無法確定這部書是經書（像是天主教會直到最近所認為的那樣），還是偽經（像它在這裡所引的那樣）。但我肯定它包含有大量的意義和真理在內。——原注 ［按，以上引文出自希臘文本《舊約》，而不見於希伯來文本，通常認為是偽經（Apocrypha）；其中大部分文字見於拉丁文本聖經（Vulgate）。——譯註］ (96) 按，抽籤制與輪換制的政府，系指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1611—1677）和詹寧斯（Soame Jenyns，1704—1757）的設計。——譯註 (97) 按，當時英國人口為2400萬，貴族為20萬。——譯註 (98) 法國大革命時，常常把被殺害者的屍骸掛在街頭的燈杆上示眾。——譯註 (99) 「一個自由的國度」，指法國。——譯註 (100) 「我所生活於其中的這個國家」，指英國。——譯註 (101) 按，土地稅和麥芽稅年徵稅款約為250萬鎊，約相當于海軍軍費的歲出。——譯註 (102) 《愛國論》，第3版39頁。——原注 (103) 按，此人系普里斯特利博士（Dr. Joseph Priestley，1733—1804），以下引文見他的《基督教腐化史》（History of the Corruptions of Christianity ，1782）一書的結論。——譯註 (104) 洛克認為某些權利是天生屬於一切人的，而這些權利一直為英國人所享有。——譯註 (105) 按，語出羅馬詩人維吉爾《依奈德》，Ⅰ.140。——譯註 (106) 「黎凡特風」（Levanter），指由黎凡特（Levant）刮來的強勁東風，黎凡特為日出之地，泛指地中海的東岸地帶。——譯註 (107) 「天然權利」（natural right）或譯「自然權利」、「天賦人權」，為18世紀革命的主要理論。——譯註 (108) 「一種出自他們自身之外的力量」，此處原文為a power out of themselves，指並非是出身他們自身之中（from themselves）而是來自他們自身之外（outside themselves）的力量，即永恆的天道。——譯註 (109) 指古希臘哲學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約公元前490—前430）。——譯註 (110) 語出古羅馬作家賀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詩藝》（Arte Poetica），465，466。——譯註 (111) 帕爾納索斯山（Parnassus）為希臘神話中阿波羅與繆斯女神的聖山，「帕爾納索斯山的公民權」指詩人的自由和特權。——譯註 (112) 指普賴斯博士，作者的意思是，普賴斯也像是傳說中的恩培多克勒一樣，由於戲劇性的愚蠢而不相信哲學。——譯註 (113) 作者本文寫於法國大革命一周年紀念之際。——譯註 (114) 語出古羅馬詩人朱文納爾（Juvenal，55/60—約127），《諷刺詩》（Satires ），第7卷，151。——譯註 (115) 按，當時許多高度有教養的共和派都先後依附於朝廷。——譯註 (116) 托利黨為英國王黨。——譯註 (117) 按，自18世紀初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至18世紀末大革命時期，法國始終未曾受強大外敵的威脅。——譯註 (118) 毗斯迦（Pisgah）山，摩西曾在此處眺望迦南，事見《舊約》《申命記》第34章，第1節。——譯註 (119) 按，法國大革命時，全國人口總數在兩千萬至三千萬之間。——譯註 (120) 這些可敬的先生們有另一位是目睹了巴黎最近所展現的某些景象的，他本人是這樣說的：「一位國王被他那征服者的臣民們押進了低頭認罪的凱旋行列之中 ，那是人世事務的場景中罕見的宏偉景象之一，而且終我的有生之年我都將以驚奇和感激之情想到它。」這些先生們在他們的感情上是出奇地一致的。——原注 (121) 見第14頁譯註。——譯註 (122) 《國事審判匯編》，卷2360，363頁。——原注 (123) 指英國清教革命後，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時代。——譯註 (124) 1648年英國國會決定將國王查理一世（1625—1649在位）交付法庭審判。——譯註 (125) 奧農達加（Onondaga）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個部落，屬易洛魁族（Iroquois），位於紐約州西北部。——譯註 (126) 「一支軍隊」，指1789年7月初倉促組成的國民警衛隊。——譯註 (127) 喀提林（Catiline，約公元前108—前62），羅馬政治活動家，以野心聞名，曾陰謀叛國，終於失敗。——譯註 (128) 西提古斯（Cethegus，指Gaius Cornelius Cethegus）為喀提林的同黨。——譯註 (129) 1790年1月法國阿加斯（Agasse）兩兄弟因製造偽幣被判刑，但他們的兄弟及親屬則被任命在國民警衛隊中任職，公開受到表揚。——譯註 (130) 語出古羅馬詩人盧坎（Lucan，39—65）史詩《內戰記》（Pharsalia）第9章，207。——譯註 (131) 1789年10月6日。——原注（按，這一天巴黎民眾進軍凡爾賽，王室被迫返回巴黎。——譯註） (132) 「國家這艘船」等為法國革命領袖之一米拉波（Mirabeau，1749—1791）語。——譯註 (133) 為法國革命絞死無辜者Foullon和Berthier時，法國革命演說家巴納夫（Barnave，1761—1793）語。——譯註 (134) 1790年1月3日法國國民議會致國王和王后的新年賀信中表示了如是的願望。——譯註 (135) 「那位最屈辱的生物」指當時被囚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譯註 (136) 按，此衛士的名字是de Miomandre，他沒有死，只是受了傷，後來康復了。——譯註 (137) 指凡爾賽宮，在巴黎西南遠郊。——譯註 (138) 這兩個人是Huttes和Varicourt。——譯註 (139) 指杜伊勒利（Tuileries）宮。——譯註 (140) 底比斯（Thebes）為古希臘一個城邦，與傳說中俄底浦斯悲劇有關；色雷斯（Thrace）在古希臘是個野蠻的國家。——譯註 (141) 艾奧·培安（Io Paean）為希臘神話中的少女、宙斯的情人，經歷過許多挫折，曾四處遊蕩。——譯註 (142) Tous les Evêques à la lanterne.「把所有的主教都吊死在路燈杆上。」——原注 (143) 「第五王國」（Fifth Monarchy）。英國革命末期，某些宗教狂曾宣揚將有一個以基督為首的普世王國的來臨，後遭克倫威爾鎮壓。——譯註 (144) 這裡應該提到一位目擊者有關這個問題所寫的一封信。這位目擊者是國民議會中一位最誠實、最睿智和最有口才的成員，是國家的最積極和最熱心的改革者之一。他不得不退出議會；而且後來有鑒於這場虔誠的勝利的種種恐怖以及從種種罪行中獲得了利益（假如不是造成了這些罪行的話）而掌握了公共事務的領導權的那些人們的品質，他就成了一個自願的流亡者。 拉利·托倫達先生（M. de Lally Tollendal）致一位友人的第二封信摘錄： 「Parlons du parti que j'ai pris; il est bien justifié dans ma conscience. — Ni cette ville coupable, ni cette assemblée plus coupable encore, ne meritoient que je me justifie; mais j'ai à coeur que vous, et les personnes qui pensent comme vous, ne me condamnent pas. — Ma santé, je vous jure, me rendoit mes fonctions impossibles; mais meme en les mettant de côté il a été au-dessus de mes forces de supporter plus long-tems l'horreur que me causoit ce sang,—ces têtes — cette reine presque égorgeé , —ce roi, — amené esclave , —entrant à Paris, au milieu de ses assassins, et précédé des tetes des ses malheureux gardes — ces perfides janissaires, ces assassms, ces femmes cannibales, ce cri de TOUS LES ÉVÊQUES À LA LANTERNE, dans le moment où le roi entre sa capitale avec deux évêques de son conseil dans sa voiture — un coup de fusil , que j'ai vu tirer dans un des carosses de la reine . M. Bailly appellant cela un beau jour , L'assemblée ayant déclaré froidement le matin, qu'il n'étoit pas de sa dignité d'aller toute entière environner le roi. M. Mirabeau disant impunément dans cette assemblée, que le valsseau de l'état, loins d'être arrêté dans sa course.s' élanceroit avec plus de rapidité que jamais vers sa régénération. M. Barnave, riant avec lui, quand des flots de sang coulaient autour de nous, Le vertueux Mounier* échappant par miracle à vingt assassins, qui avoient voulu faire de sa tête un trophée de plus: 'Voilà ce qui me fit jurer de ne plus mettre le pied dans cette caverne d'Anthropophages ［the National Assembly］ où je n'avois plus de force d'élever la voix, où depuis six semalnes je l'avois élevée en valn. Moi, Mounier, et tous les honnêtes gens, ont le demier effort à faire pour le bien étoit d'en sortir. Aucune idée de crainte ne s'est approchée de moi. Je rougirois de m'en défendre. J'avois encore reçû sur la route de la part de ce peuple, moins coupable que ceux qui I'orit enivré de fureur, des acclamations, et des applaudissements, dont d'autres auroient été flattes, et qui m'ont fait fremir. C'est à l'indignation, c'est à l'horreur, c'est aux convulsions physiques, que se seul aspect du sang me fait éprouver que j'ai cédé. On brave une seule mort; on la brave plusieurs fois, quand elle peut être utile. Mais aucune puissance sous le Ciel, mais aucune opinion publique ou privée n'ont le droit de me condamner à souffrir inutilement mille supplices par minute, et à perir de désespoir, de rage, au milieu des triomphes , du crime que je n'ai pu arreter. Ils me proscriront, ils confisqueront mes biens. Je labourerai la tere, et je ne les verrai plus. Voila ma justification. Vous pourez la lire, la montrer, la laisser copier; tant pis pour ceux qui ne la comprendront pas; ce ne sera alors moi qui auroit eu tort de la leur donner." ［「談一談我們所參加的黨派吧，這在我的良心上是有道理的。——並不是那座罪惡的城市，也不是那個更加罪惡的議會，配使我有道理；而是我有心讓您以及與您思想相同的人們不致於譴責我。我向您斷言，我的健康使我不可能去盡我的職責了；然而即使撇開這些不談，要再長期支持這種恐怖也是超出我的力量之外的，這種恐怖對於我來說造成了那些鮮血、那些頭顱、那位幾乎被絞死 的王后、那位淪為奴隸 的國王在他們的兇手中間進入了巴黎，而領頭在前面的則是他那些不幸的各級官吏、那些倒戈的禁衛軍、那些兇手、那些吃人的女人們、那種叫喊：「把所有的主教都吊死在路燈杆上」，正是這個時刻國王和他的兩位顧問主教在他的車裡進入他的首都；還打了一槍，那槍是我看到從王后的一輛車裡 掏出來的。貝利（Bailly）先生稱它是一個美好的日子 ，——那天早晨議會已經冷酷地宣布，全體都去擁在國王的周圍乃是與自己的尊嚴不相稱的。米拉波先生在那個議會裡不負責任地說，國家這艘船遠不是在它的航線上被扼阻了，而是以前所未有的更快速度朝著自己的復興在躍進。巴納夫先生和他一起在笑著，這時候血正從我們的身邊淌過。那位德行高尚的穆尼埃（Mounier）*奇蹟般地逃過了20次暗殺，他願意再次使自己的頭顱成為戰利品：這就是我決心不再涉足於那個吃人者的窠穴 ［國民議會——原注］之中 的原因，我在那裡面已經不再有發言的力量，我在那裡面曾經枉然發過六個星期的言。 「我，穆尼埃和所有正直的人都想到，為了做好事而做的最後努力是一去不復返了。任何恐懼的觀念都不會臨近我了。我要為自己辯護是會臉紅的。我在路上還接觸過那部分人，他們要比因憤怒、因叫喊、因歡呼——別人會對這些感到得意的，但那卻使我戰慄——而陶醉的人更為無辜。正是由於憤怒，正是由於恐懼，正是由於肉體的痙攣，才使得我感受到了唯有流血的景象是我要與之訣別的。人們只冒唯一的一次死亡，而人們卻可以冒上它許多次，當它可能有用的時候。但是天下的任何威力，但是任何公眾的或私人的意見，都無權譴責我枉然無益地每分鐘都受著上千次的折磨，無權譴責我在我所不能阻止的那些凱旋 、那些罪行中死於絕望和劇痛。他們剝奪我，他們沒收我的財產。我曾在大地上勞動過，我卻不會再勞動了。——這就是我的辯護詞。您可以閱讀它，出示它，傳抄它；這對那些不懂得它的人可真壞透了；但把它交給他們卻並不是我的過錯。」］ 這位軍人並沒有老猶太那些安詳的先生們那麼好的神經。——見穆里埃先生對這些書信往來的敘述，他也是一個榮譽的、有德行的、有才幹的人，因而也是一個逃亡者。 *請注意。穆尼埃先生當時是國民議會的議長。他此後不得不度流亡的生活，儘管他是對自由的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原注 (145) 指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譯註 (146) 指路易十六的王后瑪麗·安托瓦妮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譯註 (147) 按，瑪麗為奧國女主瑪麗·特利莎（Maria Theresa，1717—1780，1740—1780在位）之女。——譯註 (148) 作者曾於1774年見過這位王后。——譯註 (149) 寶球（orb），象徵王權的寶球，球頂上有一個十字架。——譯註 (150) 按，古希臘哲學家往往是在學園的叢林中漫步談論哲學的。——譯註 (151) 語出古羅馬詩人賀拉斯《詩藝》第99。——譯註 (152) 「兩項原則」指榮譽和宗教。——譯註 (153) 《新約》，《馬太福音》第7章，第6節：「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它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譯註 (154) 可參考貝利和孔多塞兩個人的命運，此處特別想要提及他們。請把審訊的情況及前者的被處決與這一預言比較一下。——原注［按，貝利（Bailly，1736—1793）和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兩人均為法國科學家與大革命的政治活動家，後均遭革命政權的迫害而死。——譯註］ (155) 語出古羅馬詩人維吉爾《伊奈德（Aeneid）》，第3章，105。——譯註 (156) 指亞里士多德《詩學》（第6章）為悲劇所下的定義乃是用眼淚淨化人們的靈魂。——譯註 (157) 加里克（David Garrick，1717—1779）為英國著名的戲劇表演家，系作者友人。西登斯夫人（Sarah Siddons，1755—1831）為英國著名戲劇表演家，有「悲劇女王」之譽。——譯註 (158) 作者此處可能是指建立各地方的議會。——譯註 (159) 尼祿（Nero，37—68），羅馬皇帝（54—68在位），為有名的暴君；阿格麗品娜（Agrippina，15—59）是尼祿的母親，曾教唆尼祿犯下種種罪行，後被尼祿殺害；路易十一（1423—1483），法國國王（1461—1483在位），以殘酷和狡詐聞名；查理九世（1550—1574），法國國王（1560—1574在位），發動了聖巴托羅繆的大屠殺，迫害新教徒；帕特庫爾（Patkul，1660—1707）為波羅的海地區德意志外交家，因反對瑞典國王查理十二（1682—1718，1697—1718在位）而促使北方大戰的爆發，後被瑞典軍隊殺害；克里斯蒂娜（Christina，1626—1689），為瑞典女王（1632—1654在位），後遜位去羅馬從事科學與藝術研究，莫納爾代斯基（Monaldeschi）原系她的寵信，後因公布了她的陰謀而被殺害。——譯註 (160) 指當時法國一些朝臣佩帶著百合花形紋章（flower-de-luce，fleur-de-lis）的王家標誌逃亡到英國，曾大談王后的醜聞。——譯註 (161) 喬治·戈登勳爵（George Gordon，1751—1793）於1787年6月以誹謗法國王后罪被判刑，潛逃至歐陸，不久返英國，聲稱自己已改宗猶太教。12月他以藐視法庭罪被捕入紐蓋特（Newgate）監獄。他曾於1780年涉及煽動暴民事件。——譯註 (162) 塔爾穆德經（Thalmud，或Talmud）為猶太教的經解和經說。——譯註 (163) 指普賴斯博士的一篇數理經濟的論文。按，30個銀幣為猶大出賣耶穌基督的代價。——譯註 (164) 高盧教會即法國天主教會。法國地方古稱高盧。——譯註 (165) 按，拉比（Rabbin，或Rabbi）為猶太教教士。——譯註 (166) 指英吉利海峽，由英國多佛（Dover）至法國加來（Galais）距離24英里。——譯註 (167) 1356年9月19日英國「黑王子」在普瓦捷（Poitiers）戰役中俘虜了法國國王約翰二世。——譯註 (168) 可參見柏克的另一段話：「有其師必有其徒。誰曾渴望伏爾泰和盧梭成為立法者？前者有寫美文的天分；沒有人能如此和諧地將瀆神和誨淫結合在一起。至於後者，我幾乎敢肯定他有很嚴重的智力障礙。但他用大膽的和非常規的眼光來觀察事物，而且十分雄辯。」柏克致無名氏，1790.1，《書信集》第6卷78—81頁。又見《致國民議會一成員的信》，17910——譯註 (169) 愛爾維修（Claude-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法國哲學家。他的著作《論精神》（1758）曾受到教皇的猛烈攻擊，但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譯註 (170) 我認為，英國人的形象被一位被認為是不信奉國教的牧師紳士在一封發表在報紙上的信里所歪曲了。在他給普賴斯博士的信中，談到在巴黎流行的精神時，他說：「在這裡，人民的精神已經清除了國王 和貴族 所強加於他們的心靈上的那一切妄自尊大的等級 觀念。不管他們談論國王 、貴族 還是教士 ，他們所用的全部語言都是英國人的最開明 、最自由的那些 語言。」如果這位紳士想要用開明 和自由 這些詞來形容某一類英國人，那可能是真的。但就一般情況而言，卻並非如此。 (171) 按，此處的思想亦見切斯特菲爾德（Lord Chesterfield，1694—1773）《文集》（1756年），本書作者是熟悉他的作品的。——譯註 (172) 英國國會曾否決英王對教皇的屈服，並宣布羅馬教廷無權任命英國主教。——譯註 (173) 「自稱是哲學家」此處系指自由思想者，即反對傳統基督教教義的人，他們在18世紀屬於「自然神教」，主張以理性的態度對待基督教。其中的代表人物見本段下文列出的名單。——譯註 (174) 柯林斯（Anthony CoUins，1676—1729），洛克的朋友，《關於自由思想的講話》（1713）的作者。托蘭德（John Toland，1670—1722），《基督教並不神秘》（1696）的作者，掀起了英國自然神論者和宗教正統派之間論戰。廷德爾（Matthew Tindal，1657—1733），《受到保護的基督教會的權利》（1706）的作者，該書曾被下院下令焚毀。查布（Thomas Chubb，1679—1747），自然神論者，油燭商，他的名字成為粗俗風格的代名詞。摩爾根（Thomas Morgan，？—1743），參加了自然神論者的論戰。博林布魯克（Henry Saint John, Viscount Bolingbroke，1678—1751），托利黨政治家，《一個愛國君主的思想》（1738）的作者。——譯註 (175) 凱普萊特（Capulet）家族為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一劇中兩大世仇家族中的一方。此處意指這些後繼者將會與自己的前輩一樣為人遺忘。——譯註 (176) Sit igitur hoc ab initio persuasum civibus, dominos esse ommum rerum ac moderatores, deos; eaque, quae gerantur, eorum geri vi, ditione, ac numine; eosdemque optime de genere hominum mereri; et qualis quisque sit, quid agat, quid in se admittat, qua mente, qua pietate colat religiones intueri: piorum et impiorum habere rationem. His emm rebus imbutae mentes haud sane abhorrebunt ab utili et a vera sententia.［因此在一開始我們必須說服我們的公民相信，神是我們的主人和萬物的尺度，現存的一切都是神的意志和權威的產物；他們又是人類的大恩人，並關注著每一個人的品格，看他做了些什麼事，犯了什麼錯誤，是否虔誠地履行了自己的宗教義務；記下來哪些人敬神，哪些人不敬神。浸沉於這些思想中的人，自然會形成自己的真確而有用的觀念的。］——原注（按，語出西塞羅《法律篇》，Ⅰ，2。——譯註） (177) 按，亞美尼亞教會，通常被認為是東正教（即希臘教）的一支。——譯註 (178) 按，古羅馬十人會議（Decemvirate）創立時，曾遣使考察正值黃金時代，即德里克里斯時代的雅典。——譯註 (179) 可參見《新輝格黨人對老輝格黨人白呼籲》（1791），柏克《全集》第3卷，第86頁。——譯註 (180) 按，原文此處的「主人」、「創造者」和「奠基者」三個詞均為大寫，指上帝。——譯註 (181) Quicquid multis peccatur inultum［法不責眾］。——原注（見古羅馬哲學家、詩人呂卡（Lucan，39—65）《內戰記》第5卷第260頁。——譯註） (182) 按中世紀經院神學的說法，在神明的心靈中理性和意志是同一的。——譯註 (183) 據古希臘傳說，德撒里國王珀里阿斯（Pelias）的女兒們聽從美狄亞的教導，以這種辦法懲處了她們的父親。霍布斯（Hobbes）和考利（Cowley）曾引用過同樣的傳說。——譯註 (184) 見西塞羅《共和國》第6卷。——譯註 (185) 按，原文是古羅馬政治家與將領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公元前237—183年）的話，出處見於古羅馬作家西塞羅的《共和國》。——譯註 (186) 指教會和教會的財產。——譯註 (187) 按，幼里普斯（Euripus）為優波島（Euboea）和希臘本土間的海峽，以水流的湍急和方向多變而著稱。——譯註 (188) 意指那些因財富而傲慢、無知、狂妄和墮落的人。——譯註 (189) 法國大革命時期，許多教會的財產均被國家沒收，高級教士被放逐到國外。——譯註 (190) 王宮（Palais Royale）是奧爾良公爵（平民菲力普）的府邸，其庭園在法國大革命初期是革命者的活動中心。雅各賓（Jacobin）為著名的政治俱樂部，坐落在聖譽街的多明我派雅各賓修道院。「雅各賓派」一詞最初是對該俱樂部成員的嘲諷，直到1792年他們才正式接受它（「雅各賓協會，自由與平等之友」）。——譯註 (191) 按，監牢和鐵籠是法國國王路易十一（1423—1483，1461—1483在位）經常採用的辦法。鐵籠系凡爾登主教所創設的，他本人也是第一個受害者。——譯註 (192) 按照法國舊法律，貴族可以隨時強制性地重新收買他已經出讓的自己某一部分采邑。貴族的後代也同樣可以重新收買他祖先出讓的任何一部分地產。在法國，有各式各樣的這類回復權（droit de retrait）。——譯註 (193) 在中世紀，一些修道院在教皇的特許下，享有自己產業的使用權。——譯註 (194)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國國王（1643—1715在位），是法國歷史上有名的「太陽王」。——譯註 (195) 當時法國實際上有5個「學院」：法蘭西學院，1634年由黎塞留創辦；美術學院，1648年由馬薩林創辦；文學院（1663）；自然科學院（1666），以及皇家音樂學院（1671）。其中前4個現在包括在現今的法蘭西學院中。此處所謂兩個學院系指法蘭西學院和文學院。——譯註 (196) 《百科全書》於1746年由狄德羅和達朗貝爾著手組織，1780年完成，共35卷，對法國大革命起了重要的影響。——譯註 (197) 這句話（直到下一段話的第一句末為止）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句子是我去世的兒子在閱讀我的原稿時加上的。——原注 (198) 指當時貴族與教會的反抗均軟弱無力，冉森派和耶穌會不能合作，巴黎議會的監督機構也無能為力。——譯註 (199) 作者於1773年1—2月訪問了巴黎，並與當地的知識界有過接觸（德芳夫人，莫爾萊神父及其他人）。不幸的是現在保存下來的他的信件中，沒有涉及他對他們的印象。關於這些人對他的印象，見他的《書信集》卷2，425頁。——譯註 (200) 即「腓德烈大帝」（1712—1786，1740—1786在位）。——譯註 (201) 我不想引用他們任何粗俗、卑鄙、不敬的話來震驚有德行的讀者們的感情。——原注 (202) 他們與杜爾哥和幾乎所有金融界人士都有聯繫。——原注 （杜爾哥（Turgot，1727—1781），1774—1776年任改革派金融總監，《對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思考》一書的作者。他是啟蒙思想家的同道，為伏爾泰所推崇，為《百科全書》的編纂做出過貢獻。在經濟學方面，他被認為是李嘉圖的前輩。——譯註） (203) 此處系指啟蒙思想家把資產階級和窮人在反對國王、貴族和教會的旗幟下結合在一起。——譯註 (204) 即資產階級和啟蒙思想家。——譯註 (205) 後來輪到他們也都被沒收了。——原注 (206) 19世紀的編輯們認為作者此處所指的是讓—約瑟夫·達爾（1724—1794），他是富有的銀行家，被路易十五封為拉博德侯爵。然而還有另一位富有的當代人拉博德，即弗朗索瓦—路易—約瑟夫，拉博德·梅雷維爾侯爵（死於1801年），為前者之子，是財政官和政治家，王室財產總管。他後來成為制憲議會的活躍分子，並在1790年成為那些負責收取教會的銀器作為愛國奉獻的委員之一。有可能就艾吉永和羅什富科們而言，（見後文註解）作者所指的不是叫這名字的某一個人。——譯註 (207) 國民議會在1789年11月沒收了全部的教會地產。當時的巴黎大主教是安托尼—埃萊奧諾爾—萊昂·勒克萊爾·德·朱涅（1728—1811），他曾以慷慨輸捐而著稱。大約此時，他放棄了自己的職務並自我流放。——譯註 (208) 艾蒂安—弗朗索瓦，舒瓦瑟爾公爵（1719—1785），路易十五的大臣。他去世時身負重債。本書作者後來為此處的引證而感到遺憾；他應舒瓦瑟爾遺孀的要求，同意就此點對本書的法文版做了修改。（見《書信集》第2卷234—237頁，285頁，337頁。）——譯註 (209) 埃馬紐埃爾—阿爾芒，艾吉永公爵（1720—1788），為上阿爾薩斯總督，1770年曾犯有濫用職權之罪，此案在路易十五的命令下被強行了結。他是法國最富有的貴族，但在國民議會中擁護革命。參見下一條注。——譯註 (210) 艾吉永公爵是被路易十五的情婦杜巴蕾夫人所挽救的。——譯註 (211) 路易—馬里，諾阿耶子爵（1756—1804）於1789年8月4日在國民議會提議廢除一切封建特權。這項提案得到了阿爾芒—德西雷，艾吉永公爵（1761—1800）的支持，後來被通過。這個艾吉永公爵即前面提到過的那個艾吉永公爵的兒子。——譯註 (212) 作者對於法國革命初期傾向革命的貴族及其在英國的同黨所採取的批判態度，見《給一個貴族的信：（1796）。佩恩（E. J. Payne）認為此處系指弗朗索瓦·亞歷山大·弗雷德里克，羅什富科—利揚庫爾公爵（1747—1827）。此人是經濟改革家和英國哲學的崇拜者，路易十六的朋友，1789年國民議會主席，後來被迫流亡國外，後又重返法國，並在拿破崙時代積極參與了公共生活。——譯註 (213) 多米尼克·德·拉·羅什富科（1713—1800），魯昂大主教、紅衣主教。他從一開始就聲明反對大革命的原則，並在波旁王朝被推翻後（1792年8月10日）流亡國外。他出身於羅什富科家族的窮困而偏遠的一支。——譯註 (214) 實際上不是他的兄弟，與他沒有很近的血緣關係。但是這個錯誤並不影響這一論據。——原注 (215) crudelem illam hastam：「殘酷的矛頭」。按古羅馬習慣，系以長矛戳在地上表示在進行公開拍賣。這句話大概是西塞羅說的，指對被沒收的蘇拉的財產進行拍賣。——譯註 (216) 馬里烏斯（Marius）和蘇拉（Sulla）為公元前1世紀的羅馬將領，曾進行過多年的內戰與屠殺。——譯註 (217) 這段詩的其餘部分是這樣的： 耗盡了他那王位的財富， 卻譴責別人的奢華以滿足自己。 而這種想粉飾褻瀆神明的可恥行動， 又必得裝上虔誠的名義。 沒有一種罪行是如此大膽， 除非是被理解為真正的或至少也是表面的善行； 有誰不怕做壞事，卻又害怕那個名聲， 雖然不管良心，卻仍是聲譽的奴隸。 這樣他就保護了甚至縱容了教會； 但君主們的刀劍要比他們的風度更尖銳。 因而他就改造了以往的時代， 摧毀了他們的仁慈，保衛了他們的信仰。 於是宗教就停留在一個怠惰的斗室里， 在一種空洞的沉思中。 像是躺在一塊岩石上一動也不動， 但我們又像一隻過分活躍的白鸛在吞噬著。 難道不知道有什麼溫和的區域， 界乎他們冰冷的和我們熾熱的區域之間？ 難道我們不能從那場昏睡的夢中醒來， 而只有在一場更壞的極端之中煩躁不安？ 對那種昏睡不醒卻無法可醫， 而只好任其中暑？ 難道知識就沒有界限，而必須走得那麼遠， 竟致使我們希望愚昧？ 或是寧可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路， 而不要由一個虛假的嚮導引路，在白天犯了錯誤？ 有誰看見了這一片狼藉而不問， 是哪個野蠻的入侵者洗劫了大地？ 但當他聽到了不是哥特人，也不是土耳其人， 而是一個基督教的國王 帶來了這片荒蕪； 當我們最美好的和他們最惡劣的行動之間， 都帶上熱誠的名稱時， 當我們的虔誠是這樣一種結果時， 他會認為我們的墮落可以被寬恕嗎？ 《庫珀之山》——約翰·德納姆爵士。——原注 （按，本詩作者約翰·德納姆爵士（1615—1669）是查理一世的朋友，英國著名詩人。——譯註） (218) 雅克·內克（1732—1804），日內瓦銀行家。他繼杜爾哥之後被路易十六任命為財政總監，並在1776—1781，1788—1789，1789—1790期間連續擔任此職務。他的正直和道德勇氣被廣泛承認，但他的治國才能卻常受人批評。他是斯塔爾夫人（de Staël）的父親。——譯註 (219) 見財政總監先生的報告。該報告是由國王命令在1789年5月5日做出的。——原注 (220) 里弗（livre），法國舊時流通的貨幣名，當時價值相當於1磅白銀。——譯註 (221) 在斯圖亞特王朝統治下的蘇格蘭憲法中，有一個委員會負責準備法律草案；不經它的事先批准，就沒有一項法案能夠被通過。這個委員會因此被稱為文件老爺。——原注 (222) 系指當時教士階級被允許保留教會土地，但放棄什一稅。——譯註 (223) 指assignats（指券），為法國大革命期間在被國家沒收的教會和王室土地基礎上發行的紙幣。正如作者所預見的，這種體制使投機者發了財。——譯註 (224) 貼現銀行（Bank of discount），即Caisse d'Escompte，為杜爾哥任財政總監時所創立。——譯註 (225) 最高法院（parliament，法文為parlement）為兼有行政與調節職能的司法機構，在大革命中被廢除了。——譯註 (226) 指貴族階級。——譯註 (227) 其後1795—1799年法國的執政府（Directoire）似乎證實了作者此處的論斷。——譯註 (228) 指當時還存在有熱內亞共和國、威尼斯共和國與瑞士聯邦。——譯註 (229) 當我寫下我憑記憶引征的這段話時，已經離開我讀亞里士多德的那段話有很多年了。有一位博學的朋友找到了這段話，原文如下：「 .」［「二者倫理的特性是相同的，都對公民中最優秀的階級實行專制主義；一個是用法規，而另一個是用命令和arrêts（裁決）。煽動家和宮廷佞幸往往是同一樣的人，經常是十分相像的；這些人在他們各自的政體形式內擁有主要的權力：佞幸是和專制君主一起，而煽動家是和我所描述的那種人民一起。」］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四卷第四章。——原注 (230) 博林布魯克（Bolingbroke，1678—1751）子爵，安（Anne）女王在位時曾任托利黨的首相，亦以作家和修辭學家聞名。——譯註 (231) 達赫瑪斯·庫里·汗（Taehmas Kouli Khân，亦即Tahmasp Quli Khan），後被稱為納迪爾·沙阿 Nadir Shah）（1688—1747），伊朗的統治者和征服者（1736—1747在位），原為土匪頭子。——譯註 (232) 財政區是法國舊制度下管理財政的地方單位。每個財政區設有一個監督。——譯註 (233) 里格：league［英］，lieue［法］，舊時長度單位，約為3英里或4.8公里。——譯註 (234) 按法國面積為1.23億英畝（acre），其中有1700萬英畝為不毛之地。——譯註 (235) 參見《論法國的財政管理》，內克著，第1卷第288頁。——原注 (236) 指聯合王國，即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譯註 (237) 《論法國的財政管理》，內克著。——原注 (238) 《論法國的財政管理》第3卷，第8、9兩章。——原注 (239) 此處所說的大路大多為路易十四與路易十五時建造。——譯註 (240) 法國第一條運河為十七世紀所建造的溝通塞納河與羅瓦河的運河，溝通大西洋與地中海的運河系路易十四時建造。——譯註 (241) 世人應該感謝卡洛納（Calonne）先生做出的努力，他反駁了對王室花費的荒唐誇大，揭露了各種補貼的虛假數字——其邪惡的目的都是要煽動群眾犯下各式各樣的罪行。——原注 （夏爾-亞歷山大·卡洛納（1734—1802）曾任路易十六的大臣。他的《法國》一書於1790年在倫敦出版。反對法國革命的共同政見使他與柏克很快有了密切的接觸。——譯註） (242) 西爾斯（Circe）為希臘史詩《奧德賽》中的女巫，她迷住了奧德修斯的同伴，把他們變成了豬。——譯註 (243) 關於由哲學家統治國家的觀念，見《格列佛遊記》。——原注 (244) 卡洛納先生說，巴黎人口的下降要大得多，而且自從內克先生的計算以來，很可能是如此。——原注 (245) 當我將此書付印時，我對上表中最後一項的性質和範圍是有懷疑的，它只有總項而沒有任何細目。那時以後我看到了卡洛納先生的著作。我必須認為，我沒有條件早些讀到此文是我的一大損失。卡洛納先生認為這項支出是由於生活必需品的緣故，但是因為他無法理解何以穀物的價格與銷售之間竟會維持高達1661000英鎊的差額，他似乎就把這筆巨額支出歸為革命的秘密花費。對這個問題我無從正面地說些什麼。讀者們自可根據這巨額支出的總量來判斷法國目前的狀況和形勢，以及這個國家所採用的國家經濟制度。這一切支出項目在國民議會中並沒有引起任何質詢和討論。——原注 (246) 德國西北部各城市於1241年結成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反抗海盜及諸侯的侵犯；極盛時曾有24個城市加盟。——譯註 (247) 奧爾西尼為12至15世紀義大利歸爾甫派（Guelph）貴族，因其與吉伯林派（Ghibelline）科隆納家族的世仇爭鬥而著稱。維泰利為15世紀義大利僱傭軍首領。——譯註 (248) 馬穆魯克為13至16世紀統治著埃及和敘利亞的軍人集團，原為奴隸。奈瑞斯為印度西部馬拉巴爾（Malabar）沿海地區的軍事貴族。——譯註 (249) 古羅馬的女神雕像中有公正和仁慈兩座。——譯註 (250)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國及納瓦拉國王。在他一生中，他為法國王權的加強和威望的提高、為促進國家統一與發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被認為是法國最有威望的國王之一。——譯註 (251) 指路易十六。——譯註 (252) 指亨利四世。——譯註 (253) 1790年10月1日，此書的法文版譯者杜邦給作者去信，希望他能將這段話作些修改，因為他不認為亨利四世是如此強悍。次日柏克回信，仍堅持自己的意見。信中說：「你們從小就只聽到對這位君主的溫仁的頌揚。有人使你們忘記了他性格中警惕和強硬的一面。而如沒有這一面，他就不配稱為偉人。」「如果今天支配著法國的那些人是他的臣民的話，他無疑會行使自己的權力懲罰他們的。」 如果柏克對亨利四世的描述是正確的話，那麼路易十六顯然要軟弱得多。1789年6月他曾對盧森堡大公說：「我決定犧牲一切，我不願看到哪怕有一個人為了有關我的爭辯而喪生。」——譯註 (254) 此處「心地善良」（officious）作「樂於助人」解。——譯註 (255) 與農民合夥經營的體制稱為métayage。——譯註 (256) 按，此權已收歸中央政府。——譯註 (257) 語出西塞羅《為塞斯提烏斯辯護》第9卷第21頁。——譯註 (258) 語出英國詩人斯賓塞（Spenser, Edmund，1552—1599）《仙后》第2卷。——譯註 (259) 聖巴托羅繆為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8月24日為聖巴托羅繆節。1572年8月23日夜至24日凌晨，國王命令天主教徒對新教徒進行大屠殺，巴黎死者達2000餘人，史稱「聖巴托羅繆之夜」。——譯註 (260) 按，此處系指一個劇本，名為《查理九世》，作者是馬里—約瑟夫，德·謝尼埃（Marie-Joseph de Chénier，1764—1811），他是法國著名詩人、啟蒙思想家安德烈·德·謝尼埃（André de Chénier，1762—1794）的兄弟。此劇在1787年曾被禁演，但在1789年11月又風行一時。——譯註 (261) 吉斯家族是洛林家族中年幼的一支，有三代人在法國政治中起過顯著的作用。上面提到的洛林紅衣主教路易·德·吉斯（Louis de Guise，1555—1588），就是這個家族中有名的第三人。這個家族的名字是和聖巴托羅繆大屠殺聯繫在一起的。——譯註 (262) 我們假設這故事是真的，但當時他並不在法國。一個名字也同樣可以使用另一個。——原注 (263) 王宮（Palais Royal）當時是革命派的活動中心。——譯註 (264) 「兩大派別」指宗教改革後的新教與舊教。——譯註 (265) 指法國國王路易十五（1715—1774年在位）。——譯註 (266) 僧俗兩界指修道院的修士與一般教會中的教士。——譯註 (267) 費奈隆（François de la Mothe-Fénelon，1651—1715），康布雷的大主教，以虔誠、博學、優雅和仁慈著稱。——譯註 (268) 即歐塞爾（Auxerre，在巴黎東南90英里處），見柏克《書信集》第2卷，第421—422頁。那裡的主教讓—巴蒂斯特—馬里·尚皮翁·德·西塞（Jean-Baptiste-Marie Champion de Cicé，1725—1806）後來被迫流亡國外，並得到過柏克家族的幫助。這位主教是西塞子爵（Visconte de Cicé，1745—1815）的兄弟。西塞子爵與柏克有書信往來。（見柏克《書信集》第6卷，第206—208頁。）——譯註 (269) 按，當時的大主教和主教共有131人，後縮減為83人，即每省1人。這131人中有48人在國民議會中占有席位。——譯註 (270) 按路易十六的「前一任」系指他父親路易十五。——譯註 (271) 按此處原文為the Gallican Church，系指法國（高盧）天主教會，即「獨立於羅馬的天主教會」。——譯註 (272) 「開明的自利」指愛爾維修《論精神》一書末尾論公民教育的話。——譯註 (273) 吉爾伯特·伯內特（Gilbert Bumet，1643—1715），威廉三世時索爾茲伯里的主教。此處所引出自他的《他當代的歷史》。——譯註 (274) 此處「共同的敵人」指不信教或無神論。——譯註 (275) 長期國會指1640—1660年的英國國會。它初期與英王查理一世對立，1648年後為克倫威爾所控制。——譯註 (276) 指讓·多馬（Jean Domat，1625—1696），《自然狀態中的民法》（1689）一書作者。——譯註 (277) 加繆先生的講話，由國民議會下令出版。——原注（加繆［Armand Gaston Camus，1740—1804］為詹森派法學家，制憲議會的成員，有關教士階級法案的起草者。——譯註） (278) 按，再洗禮派起源於瑞士，後以德國薩克遜州的明斯特為中心，此派宣揚平均主義與基督教千年福王國學說。——譯註 (279) 我不知道下面的描述是否嚴格真確，但它是被出版者當作是真的東西，以便刺激讀者。在他們的文件中刊出的一封來自圖勒（Toul）的信中，下引的這段話是關於這個地區的人民的情況的：「Dans la Révolution actuelle, ils ont résisté à toutes les seductions du bigotisme , aux persécutions et aux tracasseries des Ennemis de la Révolution. Obliant leurs plus grands intérêts pour rendre hommage aux vues d'ordre général qui ont déterminé l'Assemblée Nationale, ils voient, sans se plaindre , supprimer cette foule d'établissements ecclésiastiques par lesquels ils subsistoient , et meme, en perdant leur siège épiscopal, la seule de toutes ces ressources qui pouvoit, ou plutôt qui devoit , en toute équité , leur être conservée; condamnés à la plus effrayante misère , sans avoir été ni pu être entendus , ils ne murmurent point , ils restent fideles aux principes du plus pur patriotisme; ils sont encore prêts à verser leur sang pour le maintien de la Constitution, qui va réduire leur ville à la plus déplorable nullité .」［「在當前的這場革命中，他們抵禦了一切宗教偏執的誘惑 ，抵禦了革命敵人的干擾和迫害 。為了向支配著國民議會的普通等級的意見效忠，他們忘掉了自己的最大利益 ，他們看到自己賴以生存 的大批宗教機構受到壓迫而毫無怨言 ；甚至按一切公正的原則 都可以（或者不如說應該）給他們保留下來的他們所能有的唯一力量，即主教的席位也被取消了。他們遭受最可怕的苦難而不能為人傾聽 ，但他們絕不尤怨 ，他們始終忠於最純潔的愛國主義的原則，儘管憲法使他們的城市淪於最可悲的空虛 ，他們仍然準備流自己的鮮血 來捍衛它。」］無法設想這些人民是在爭自由的鬥爭中忍受這些苦痛和不義的，因為在這同一封信中很真確地說到這些人民從來就是自由的。他們所忍受的貧窮和毀滅，他們未加抗議地忍受最明目張胆的和直認不諱的不義，如果確是真的，就不會是什麼別的東西，而只能是這種可怕的狂熱主義的後果。而現在整個法國有大量的人群生活在同樣的條件下，有著同樣的精神狀態。——原注 (280) 見南特（Nantz）同盟的活動。——原注（南特的「愛國者協會」是「革命協會」的聯繫成員；倫敦革命會接受過南特愛國者協會所贈的旗幟，旗幟上有兩國國旗與「大聯盟」［Pacte Universel］字樣。——譯註） (281) 「Si plures sunt ii quibus improbe datum est, quam illi quibus injuste adeptum est, idcirco plus etiam valent? Non enim numero hæc judicantur sed pondere. Quam autem habet æquitatem, ut agrum multis anms, aut etiam sæculis ante possessum, qui nullum habuit habeat; qui autem habuit amittat? Ac, propter hoc injuriæ genus, Lacedæmonii Lysandrum Ephorum expulerunt: Agin regem（quod numquam antea apud eos acciderat）necaverunt: exque eo tempore tantæ discordiæ secutæ sunt, ut et tyranni exsisterint, et optimates exterminareutur, er preclarissime constituta respublica dilaberetur. Nec vero solum ipsa cecidit, sed etiam reliquam Græciam evertit contagionibus malorum, quæ a Lacadæmoniis profectae manarunt latius.」［即使那些得到不義之財的人在數目上超過了財產受到損害的人，前者也決不因此而更加有力；因為在這類事件中，力量不是由數目而是由其社會影響決定的。如果一個一文不名的人可以將屬於別人已有若干年、甚至若干代的地產據為已有，而以前的所有者卻必須失去它，那還有什麼公正可言？現在正是根據這種不義的原則，斯巴達人放逐了他們的監察官李桑得，並處死了他們的國王阿吉——這是斯巴達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從這時起，由於這種原因，嚴重的內部不和便使暴君得以出現，貴族被放逐，令人讚嘆地建立起來的國家瓦解了。而且這不僅僅是斯巴達的崩潰，這種傳染性極強的邪惡從這裡開始越來越廣泛地蔓延，終於將希臘的其餘部分也夷為廢墟。］——在描述了真正愛國者的模範、西錫安的亞拉圖（Aratus of Sicyon）那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的行為之後，西塞羅就說道：「Sic par est agere cum civibus; non ut bis jam vidimus, hastam in foro ponere et bona civium voci subjicere pnieconis. At ille Grvecus（id quod fuit sapientis et praestantis viri）omnibus consulendum esse putavit: eaque est summa ratio et sapientia boni civis, commoda civium non divellere, sed omnes eadem aequitate contmere.」［這是與我們的同胞進行交易的正確方式，而不是像我們已經兩次看到的那樣，將矛插在台上，將他人的財產放到拍賣人的槌下。這位明智而高尚的希臘人認為他必須關心所有人的福祉。一個具有高超的政治家才幹和十分明智的頭腦的好公民所應做的，不是把公民們之間的利益對立起來，而是把這些人的利益在平等公正的原則基礎上統一起來。」］——西塞羅：《論責任》第1卷第2頁。——原注 (282) 參見兩本書，書名為「Einige Originalschriften des Illuminatenordens」和「System und Folgen des Illuminatenordens。」慕尼黑，1787年。——原注（這兩部德文書的標題為：《關於光明會白若干原始文件》和《光明會的體系與後果》。光明會為德國無政府主義的異端團體，主張摧毀一切現存國家，消滅私有制，建立新的大同國家。——譯註） (283) 這是希臘悲劇家幼里庇底的《德勒福斯》一劇中，阿迦美濃向麥尼勞講的話。——譯註 (284) 《新約》，《約翰福音》第3章，第8節：「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譯註 (285) 可參見柏克《新輝格黨人對舊輝格黨人的呼籲》（1791）一書中關於「真正的、自然的貴族」的一段話（《柏克選集》第3卷，第85—87頁）。——譯註 (286) 按，「大地的禮物」指物質事物而言，是會消失的；系與上天的永恆禮物相對而言。語出賀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歌集》第2卷，第14節。——譯註 (287) 馬爾斯大道：舉行革命的紀念性集會的場地。——譯註 (288) 小別墅（petits maisons）：法國革命前，上層社會的時尚之一是在巴黎郊區擁有一幢小別墅以供私人享樂。——譯註 (289) 夜宵，即「小晚餐」（petit soupers），當時往往極為昂貴。——譯註 (290) 指法國百科全書派的理論家。——譯註 (291) 永久性產權（mortmain），即由一個團體所擁有的不可讓渡的所有權。——譯註 (292) 按，本書第一部分寫完後，作者曾有幾個月的時間參與國會活動，其後又開始第二部分的寫作。——譯註 (293) 「保衛者和立法者」此處指上帝。——譯註 (294) 語出古羅馬詩人維吉爾《農事詩》第1卷。——譯註 (295) ［國民］議會的一位領導成員，即德·聖艾蒂安先生（M. Rabaud de St. Etienne）② ，曾經再清楚不過地解釋了他們一切行動的原則：「Tous les établissements en France couronnent le malheur du peuple: pour le rendre heureux il faut le renouveler; changer ses idées; changer ses loix; changer ses moertrs; … changer les hommes; changer les choses; changer les mots… tout détruire; oui, tout détruire; puisque tout est à recreer. 」［「法國的一切現存制度都加劇了人民的苦難 。要使人民幸福 ，就必須改革這些制度 ：改變其思想 ；改變其法律 ；改變其道德 ；……改造人 ；改造事物 ；改造文字 ；……摧毀一切 ；對 ，摧毀一切 ，因為一切都要重新創造 。」］選出這位先生做主席的議會，並不坐落在三百號或小房子裡，③ 它是由那些貌似有理性的人組成的；但是他的思想、語言和行動都與那些在［國民］議會內外管理著目前正在法國運轉的那架機器的人們的講演、見解和行動毫無二致。——原注 ②讓—保羅·拉博·聖艾蒂安（Jean-Paul Rabaud St. Etienne，1743—1793），新教牧師，後為吉倫特黨的一員。1793年被送上斷頭台。——譯註 ③「三百號」是巴黎一座古老的盲人醫院，「小房子」是一座瘋人院，坐落在塞夫勒街。——譯註 (296) 　指個別地考察事物。——譯註 (297) 　指整體地考察事物。——譯註 (298) 　指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譯註 (299) 原文為quadrimanous（quadrumanous），意謂猴子似的。——譯註 (300) 加圖（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95—前46），羅馬政治家及斯多葛派哲學家。——譯註 (301) 語出賀拉斯《書札》Ⅰ，xix.12—14。原詩意謂，如果有人外形兇猛，赤足襤衫，四處遊蕩，以使自己與加圖相像，他就真的有了加圖的仁義和德行嗎？——譯註 (302) 休謨（David Hume，1711—1776），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盧梭於1766—1767年在英國時，曾得到休謨的幫助，後二人發生爭吵。——譯註 (303) 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約公元前490—前430），古希臘哲學家，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由四種最基本的元素（地、火、水、空氣）以不同比例構成，受愛與恨兩大動力的作用而輪流作主，循環不已。——譯註 (304) 布豐（Buffon，1707—1788），法國博物學家，對動物界按種、屬進行了歸類。——譯註 (305) 舊時，寡婦在法律上應得到其丈夫所遺地產的1/3。——譯註 (306) 語出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年，英國詩人）《道德論》，Ⅳ.1290——譯註 (307) 議會在執行他們委員會的計劃時，作了某些改動。他們從這些分級之中剔除了一項，這就消除了一部分反對意見。但是主要的反對意見——即初級的選民投票者和代表制立法者之間並沒有任何聯繫——仍然保持著其全部的力量。還有其他的變動，有些可能是更好，有些則肯定會更壞。但是對於作者來說，在規劃本身根本就是邪惡荒誕的地方，這些微小變動的得失看來都是無足輕重的。——原注 (308) 馬克（Mark），歐洲舊時稱量金、銀的重量單位，約合8盎司。——譯註 (309) 即古希臘政治學家所說的寡頭制或富豪政體。——譯註 (310) 塞爾維烏斯·圖利烏斯（Servius Tullius，公元前578—前534）為古羅馬的第6個王，他把羅馬劃為30個族，把人民由貧至富分為5個階級；出身低賤者富有之後也可在國家中享有權力。——譯註 (311) 指貴族性。——譯註 (312) 語出古羅馬銘辭作家馬提雅爾（Martial，約38/41—104）《格言集》。——譯註 (313) 如當時的美國、瑞士和荷蘭。但這幾國的政府都是在反抗外來的專制暴政之中建立的。——譯註 (314) 公元前196年羅馬征服希臘各邦後，宣布它們是自由的，後於公元前148年將它們併入羅馬的馬其頓省。——譯註 (315) 塔西佗（Tacitus，約56—約120），古羅馬歷史學家。——譯註 (316) Non, ut olim, univeræ legiones deducebantur cum tribunis, et centurionibus, et Sui cujusque ordinis militibus, ut consensu et caritate rempublicam afficerent, sed ignoti inter se, diversis manipulis, sine rectore, sine affectibus mutuis, quasi ex alio genere mortalium, repente in unum collecti, numerus magis quam colonia.［整個軍團——護民官、百夫長、士兵都在他們所屬的百人隊內——被移來以他們的一致同意和他們的同志關係創建一個小共同體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定居者們現在成了陌生人中的陌生人，成了來自不同步兵中隊的人，群龍無首，互相淡漠；突然間，似乎他們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成為群體地在一個地方組成一個聚合體而非殖民地的戰士之外，便什麼都不是。］塔西佗《編年史》，Ⅰ，14，第270所有這些會更加適合於這一荒謬無稽的憲法中的毫無聯繫、循環更迭、兩年一度的國民議會。——原注 (317)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5世紀時的希臘名醫，他對瀕死者的面容特徵作過經典性的描述。——譯註 (318) 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年），法國啟蒙思想家。——譯註 (319) Qualitas［質量］、Relatio［關係］、Actio［主動］、Passio［被動］、Ubi［姿態］、Quando［時間］、Situs［地點］、Habitus［具有］。——原注（以上8個範疇以及「實體」和「數量」兩個範疇都是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譯註） (320) 有人認為作者在這裡預見了後來拿破崙的專制。——譯註 (321) 見《論法蘭西國家》，第363頁。——原注 (322) 煉獄，英語為limbo，介於地獄與天堂之間，為未受洗而死亡的嬰兒或耶穌降臨以前的善良人們的棲身之處。——譯註 (323) 此處系指那些還沒有把長刷子伸進煙囪、自己就先爬進去清洗的孩子們。顯然這樣是無法進行清洗的。——譯註 (324) 按，德洛斯（Delos）為古希臘傳說中一個漂浮的島嶼，宙斯將其固定下來以便拉托娜（Latona，即勒托Leto）在此分娩她的兩個子女（即阿波羅和阿耳忒彌斯）。——譯註 (325) 語出維吉爾《埃涅伊特》，Ⅲ，75。作者此處意謂法國國民議會不僅未使地產穩定下來，反而使它處於流轉變動之中。——譯註 (326) 指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當時法國歐坦（Autun）的地方主教，他擁護革命，被教皇革除教門，後成為法國著名的外交家。——譯註 (327) 語出西塞羅《論老年》，Ⅷ，25。——譯註 (328) 卡爾都西派（Carthusy）為聖布魯諾（St. Bruno）於1084年在法國加爾都西山谷所創立的一個教派，故名。隸屬於本篤會，以紀律嚴明、生活艱苦聞名。——譯註 (329) 為古羅馬詩人賀拉斯語，他寫一個高利貸者稱頌田園生活的美好，但不久就發現自己更愛錢而非愛田園生活。——譯註 (330) 語出賀拉斯《詩集》，Ⅲ。——譯註 (331) 分別指法國和英國在18世紀早期發生的財政破產事件。——譯註 (332) 按，聖德尼（St. Denise）為巴黎的一區。正如柏克所預料的，1792年以後巴黎陷入了供應儲備不足的危機。其徵兆是他在此處指出的：1789年8月3日聖德尼區助理區長被暗殺，同年10月21日在巴黎對麵包商的屠殺；這一切均與饑民不滿有關。——譯註 (333) 塞波尼斯大沼澤（Serbonian bog），位於古埃及北部，傳說曾吞沒過大軍。見彌爾頓《失樂園》第2部，第592—594行。——譯註 (334) 正如同時代的許多學者一樣，柏克在這裡將中央集權及巴黎在法國社會各方面的支配地位當成了大革命的產物。但事實上，這一進程在舊制度下已經基本完成。在大革命之前，巴黎已經是法國真正的「中心』』了，大革命只是加劇了這一傾向而已。參見托克維爾（1805—1859年）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譯註 (335) 梭倫（Solon，約公元前630—前560），古希臘時雅典著名的立法家。努瑪（Numa，活動期約公元前700），古羅馬的第二個王，被認為是古羅馬國家的創製者。——譯註 (336) 馬薩林（Mazarin，1602—1661），路易十四時期的權臣。——譯註 (337) 盧伏瓦（Louvois，1641—1691），路易十四的陸軍大臣。——譯註 (338) 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英國政治家，演說家，為柏克寫作此書時任英國首相的小皮特之父。——譯註 (339) 1789年10月5日和6日，巴黎婦女進軍凡爾賽宮，強迫王室遷至巴黎。——譯註 (340) 把地方的共和建制計算在內，事實上是3套。——原注 (341) 德·蒙莫蘭（de Montmorin，1745—1792年），曾任法國外交大臣。——譯註 (342) 語出朱文納爾《諷刺詩》，Ⅹ，284。此處意味內克正因其受到普遍擁戴而遭難。——譯註 (343) 此處「最高法院」原文為parliament，法文為parlement，系指法國大革命前兼具行政與管理職能的司法機構。——譯註 (344) 阿雷奧帕古斯（Areopagus），古希臘雅典城邊的一座山，為元老院的聚會地。——譯註。 (345) 路易十四的大法官莫普（Maupéou，1714—1792）於1771年解散了最高法院。——譯註 (346) 沙特萊（Châtelet）法庭：攻占巴士底獄後，國民議會決定將某些王權主義者由巴黎的沙特萊法庭以叛國罪進行審判。——譯註 (347) 大篡位（theGreat Usurpation）時期，指17世紀英國革命後克倫威爾統治的共和國時期。——譯註 (348) 調查委員會（theCommittee of Research），法國國民議會中專司調查叛國陰謀的委員會。——譯註 (349) 對於所有這些司法機構和調查委員會的論題的進一步說明，請參看德·卡洛納先生的著作。——原注 (350) 杜班（M. de la Tour du Pin，1727—1794），當時主管國民議會的軍事委員會。1794年被送上斷頭台。——譯註 (351) conuces一詞源於拉丁文的comitia。comitia為古羅馬選舉官員和通過法律的會議。——譯註 (352) 1789年巴士底獄被攻占時，監獄長洛奈（Launey）被民眾殺害，1790年4月馬賽要塞被國民自衛軍攻占時，要塞長官博賽（Bausset）被害。——譯註 (353) 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達朗貝爾（d'Alembert，1717—1783）、狄德羅（Diderot，1713—1784）和愛爾維修（Helvetius，1715—1771），均為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家。——譯註 (354) Comme sa Majesté y a reconnu, non une systême d'associations particulières, mais une réumon de volontés de tous les François pour la liberté et la prosperité communes, ainsi pour le maintien de l'ordre publique; il a pensé qu'il convenoit que cbaque regiment prit part à ces fêtes civiques pour multiplier les rapports, et reserrer les liens d'union entre les citoyens et les troupes.［既然國王陛下這裡所承認的並不是一套特殊的組織，而是所有法國人為了共同的自由和繁榮以及為了維持公共秩序的一種志願的結合，所以他認為每一個團隊都應參與這些公民的節日慶祝，以便在公民和部隊之間增進和加強這種團結的聯繫。］——我引了批准部隊與民間組織共享盛宴的這些話，否則我就不會被人信任了。——原注 (355) 跳班生，原文為compounder，指英國大學中在某些情形下可以不通過正常的程序而獲得學位的人。——譯註 (356) 大關口，原文為grand climacteric，指63歲，舊時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很關鍵的年齡。——譯註 (357) 這位軍事大臣至此就退了學並辭了職。——原注 (358) 語出西塞羅《論老年》，ⅩⅩⅢ，83。——譯註 (359) 這段話常被認為是對後來拿破崙崛起的預言。——譯註 (360) 指國民自衛隊。——譯註 (361) 拉斐特（Marquis de Lafayette 1757—1834），法國革命中著名的政治家，曾參加美國的獨立戰爭，時任法國國民自衛隊司令。——譯註 (362) Courier FranCois［《法國通訊》］，1790年7月30日。Assemblée Nationale［《國民議會》］，第210期。 (363) 指法國革命時的革命派與中世紀天主教的主教和修道士的不同。——譯註 (364) 加繆（Camus，1740—1804），制憲議會成員，曾起草「教士公民法」。——譯註 (365) 按柏拉圖的定義，人是有兩條腿而無毛的動物。——譯註 (366) 從內克先生的報告中我看到，巴黎的國民自衛軍得到了公共財政中的大約14.5萬英鎊——超出在他們自己本城中所徵收的金額。這究竟是他們9個月的存在的實際開支，還是他們年度費用的估計數，我沒有看明白。這一點無關緊要，因為他們肯定可以隨意支取而無論多少。——原注 (367) 原文為Systasis of Crete，系古希臘克里特各城邦所組成的防禦同盟。——譯註 (368) 波蘭在歷史上長期是許多獨立、半獨立的封建諸侯的鬆散聯盟。——譯註 (369) 韋尼耶（M. Vernier，1731—1818），是當時國民議會中主要的財政專家。——譯註 (370) 語出西塞羅《論老年》，Ⅵ.20。——譯註 (371) 約翰·多伊（John Doe）與理察·羅伊（Richard Roe）在司法中常用以代表原告和被告雙方的名字。——譯註 (372) 聖西門公爵（Duke of St. Simon, Louis de Rouvoy 1675—1755），路易十四時期的廷臣和外交家，為後來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的伯祖父，其《回憶錄》中大量描述了當時的宮廷生活。——譯註 (373) 指指券。——譯註 (374) 交易所（Change）指倫敦股票交易所，威斯敏斯特廳（Westminster Hall）為當時英國最高法庭。——譯註 (375) 讀者將注意到，我只是稍微觸及到（我的計劃並不需要更多的東西）與對它們的需求有關的法國財政狀況而已。如果我另有所圖，我手頭的材料對於這樣一樁任務並不十分完備。對於這一論題，我請讀者參看德·卡洛納先生的著作以及他對於由無知與無能的膽大妄為的良好意圖在公共財產和法國一切事務中造成的災難和毀滅所做的大量展示。那些原因總會造成這樣的結果的。以相當嚴格的眼光並且或許是過於嚴厲地來看待那份報告，刪除可以置之於一個退職的財政家——他的敵人可能認為他渴望最大程度地成就他的事業——的報告中的一切東西；我相信將會發現，針對革新家們的大膽精神，有一種比由法國的代價所提供的更為有益的有關審慎的教訓，那是在任何時候都未曾向人類提供過的。——原注 (376) 「哲人石」（philosopher's stone）為中世紀煉丹術家所追求的能點石成金的石頭。——譯註 (377) 此處「木乃伊」系取其藥物學的意義。——譯註 (378) 此段文字系模仿莫里哀的喜劇《幻想病》（La Malade Imaginaire），劇中一個學生在被問及如何治療不同病症時，都回答以同樣的答案「先灌腸，後放血，最後吃瀉藥」。柏克以此諷刺法國國民議會以指券來應付一切危局的做法。該處拉丁文系不合文法的蹩腳拉丁文（dog-latin）。assignare影射指券。——譯註 (379) 此處系對塔列朗（見前注）的嘲諷。——譯註 (380) 波舒哀筆下的拉布呂耶爾（La Bruyère of Bossuet）。——原注 拉布呂耶爾（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法國雜文和格言作家。波舒哀（Jacques-Bénigue Bossuet，1627—1704），法國莫（Meaux）地方的主教、作家、政論家。——譯註 (381) 此處「被他們征服的國度」系指教會。——譯註 (382) "Ce n'est point à l'assemblée entière que je m'adresse ici; je ne parle qu'à ceux qui l'égarent, en lui cachant sous des gazes séduisantes le but où ils l'entrainent. C'est à eux que je dis: votre objet, vous n'en disconviendrez pas, c'est d'ô ter tout espoir au clergé, et de consommer sa ruine; c'est-là, en ne vous soupConnant d'aucune combinaison de cupidité, d'aucun regard sur le jeu des effets publics, c'est-là ce qu'on doit croire que vous avez en vue dans la terrible opération que vous proposez; c'est ce qui doit en être le fruit. Mais le peuple que vous y intéressez, quel avantage peut-il y trouver? En vous servant sans cesse de lui, que faites vous pour lui? Rien, absolument rien; et, au contraire, vous faites ce qui ne conduit qu'à l'accabler de nouvelles charges. Vous avez rejeté, à son préjudice, une offre de 400 millions, dont l'acceptation pouvoit devenir un moyen de soulagement en sa faveur; et à cette ressource, aussi profitable que légitime, vous avez substitué une injustice rulneuse. qui, de votre propre aveu. charge le trésor public, et par conséquent le peuple, d'un surcroît de dépense annuelle de 50 millions au moins et d'un remboursement de 150 millions. "Malheureux peuple! voilà ce que vous vaut en dernier résultat l'expropriation de l'Eglise, et la dureté des décrets taxateurs du traitement des ministres d'une religion bienfaisante; et désormais ils seront à votre charge: leurs charités soulageoient les pauvres; et vous allez être imposés pour subvenir à leur entretien!" ［在這裡，我決不是向整個議會發難，我只是想對那樣一些人講話，他們把議會引入歧途，向議會偽裝掩飾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我要向這些人說：你們並不諱言你們的目的就是要剝奪教士的一切希望，造成他們的毀滅；正是在這裡，人們應該相信你們提出的可怕的辦法中所具有的東西，而無需猜測其中任何的貪婪成分以及譁眾取寵的手法；這就是它所應有的結果。但是你們所關懷的人民，他們從中得到了什麼好處呢？你們不斷地利用他們，你們為他們都做了些什麼呢？什麼也沒有做，絕對什麼也沒有做；相反地，你們的所作所為只是加重了他們的負擔。你們出於對他們的偏見而拒絕了一筆4億的捐款，而接受它的話是可以有助於他們的喘息的；你們用一種毀滅性的不公正取代了那種合法又有利的財源。它正如你們自己所承認的，會給國庫、因而也就是給人民增加每年至少5000萬的支出以及1億5000萬需要償還的債務。 「可憐的人民！這就是對教會的掠奪以及對待這樣一個仁慈宗教的神職人員的徵稅法令的殘酷性所給你們帶來的最終結果了；從此，他們的一切就都要由你們來負擔了：他們的仁慈撫慰了窮人們；而你們卻為了維持他們而承當了負擔！」］——《論法國的國家》，第81頁。又見第92頁及以下。——原注 (383) 此時南錫（Nancy）主教為亨利·德·拉法爾（Henri de la Fare，1752—1829）。——譯註 (384) 指鄧迪（Dundee，為英國城市，位於蘇格蘭東部的一個海港）的「自由之友」（Friends of Liberty）俱樂部。——譯註 (385) 指1790年。——譯註 (386) 此句系由賀拉斯《諷刺詩集》Ⅰ.v.100中「讓猶太人阿培拉去相信吧，我才不會呢」一句轉化而來，此處意謂猶太人是不會相信現金與指券是等值的。——譯註 (387) 勞（John Law，1671—1729）系密西西比投機破產事件中主事的法國財政官員。——譯註 (388) 語出彌爾頓《失樂園》Ⅹ.293。化石錘子（petrific mace）為死神所用的工具，可將動植物化為石頭。——譯註 (389) 通蒂式養老保險金（tontine），由義大利銀行家通蒂（Lorenzo Tonti，1630？—1695？）所首倡的一種保險制度，參加者共享一筆或多筆養老金，死者所享份額由生者分享。——譯註 (390) 盧卡（Marcus Annaeus Lucanus，39—65），古羅馬詩人；高乃依（Pierre Cornedle，1606—1684），法國劇作家。——譯註 (391) 此處「它」指上文中「將來的某種形式」。——譯註 (392) 指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英國詩人，散文作家。引文出自他的悲劇《卡圖》第5場，第1幕。——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