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史 · 序言

法國大革命與荷蘭革命、17世紀英國革命一樣，是使資產階級成為世界主宰的這一長期社會、經濟演變過程完成的標誌。 這個當今人所共知的真理是由資產階級最覺悟的理論家從19世紀開始宣告的。為了從歷史角度論證《憲章》，基佐曾指出，法國社會和英國社會的主要特點在於：在人民和貴族之間存在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它的思想逐漸明確，並建立了一個新社會的框架。1789年革命便是對這種新社會的確認。其後的托克維爾及泰納也贊同這種觀點。托克維爾曾以「一種宗教的恐怖」談道：「這場不可抗拒的革命多少個世紀以來突破重重阻礙向前發展。今天，人們仍然看到它在自己造成的廢墟中前進。」泰納勾畫出資產階級在社會地位方面緩慢地上升，這最終使它對不平等狀況不能忍受。但是，儘管這些歷史學家確信資產階級的誕生和發展首先歸功於流動財富、商業以及後來的工業企業的產生和發展，他們卻從未注重具體研究大革命的經濟根源和從事這場革命的社會各階層。 尤其應當指出，儘管這些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們具有遠見卓識，他們都未能闡明一個根本問題：大革命歸根結蒂應該通過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之間的矛盾來加以解釋。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強調指出，資產階級力量所賴以形成的生產資料是在「封建社會」自身的內部產生和發展的。在18世紀末，所有制關係、農業和製造業的組織形式已不再適應迅速發展的生產力，並成為生產的阻礙。《共產黨宣言》的作者們寫道：這種桎梏「必須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1] 在《社會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史》一書中，饒勒斯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之所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本人也在該書《總引論》中承認，他對歷史的解釋中「既有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觀點，又有米什萊的神秘主義觀點」。）再現了大革命的經濟和社會基礎，雄辯地展示了一幅廣闊宏偉的時代畫面，它至今仍不失為一座不朽的豐碑。他寫道：「我們懂得，經濟條件、生產和所有制方式是歷史的基礎。」饒勒斯之所以能把大革命史研究推向前進，是與20世紀初工人運動的高漲分不開的。關於這一點，如果說他本人並未明確指出，阿爾貝·馬迪厄卻感覺到了。馬迪厄在1922年《社會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史》再版前言中寫道：饒勒斯把他在政治鬥爭中的「敏銳感與嗅覺」同樣運用於歷史資料的研究中。「由於他投身於各種集會和黨派的激烈的政治生活中，他比那些教授和埋頭於工作室的人更能體會出革命者的激情及他們明確或隱晦的思想。」饒勒斯的著作或許有簡單化的毛病。在該書中，大革命的發展是單一性的：其原因在於業已成熟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和知識方面的力量，其結果則是這種力量以法律的形式被確認下來。 薩尼亞克和馬迪厄又有發展，他們闡明了18世紀中在1787—1788年達到高潮的貴族的反動。馬迪厄以含糊的用語稱之為「貴族的反叛」，即貴族瘋狂反對任何改革嘗試，少數特權人物不僅把持所有國家官職，而且頑固拒絕與上層資產階級共享優勢。這就說明法國大革命何以具有劇烈的性質，資產階級的上台為什麼不是一種漸變而是一種實質性的突變。 然而，大革命不僅僅是資產階級的業績。在饒勒斯之後，馬迪厄也強調了第三等級的迅速分化和資產階級各派與人民各階層之間很快出現的敵對，指明了大革命歷史的複雜性和各階段的發展進程。喬治·勒費弗爾把目光從歷史學家們一貫注重的巴黎和大城市轉向對農民的研究（因為18世紀末的法國畢竟是以農為主的國度）。在此之前，農民的行動一直被看作是對市民運動的反應，主要是配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和王權。關於大革命的同質形態和發展主流的觀點便這樣延續了下來。喬治·勒費弗爾以精確的社會分析揭示出：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框架內，發展著一股農民運動的潮流。它在其起因、進程、危機和傾向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獨立性。有必要明確指出，農民運動的根本目標與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摧毀封建的生產關係。大革命在農村打碎了舊的所有制關係，加速了傳統農業組織的瓦解。 喬治·勒費弗爾的著作具有示範與榜樣的價值。沒有他開拓的這一研究領域便沒有大革命的社會史研究。而這種社會史研究是加深對大革命了解的唯一途徑。要想說明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的作用表現，搞清革命運動的曲折發展過程和最終對大革命做出確切總結，我們別無他徑，只有從細緻地分析各社會階層及其團體的地產、流動財富和經濟實力入手。 有一個事實發人深省：在資產階級無可爭議地統治了150多年之後，仍然沒有一部關於大革命期間法國資產階級的歷史著作問世。在對大革命期間資產階級的研究方面，已經出現了一些側重精神形態而不是經濟實力的論文和對某個地區或城市、某個家族或階層的專題研究成果。這些專題研究注重史料分析並提出了研究方向，因而具有較高價值。儘管如此，大革命史研究在這方面的落後狀況必須受到正視。毫無疑問，對社會（指上流社會）和統治階級的描寫不乏其作。但這些通信集或回憶錄中的描述僅限於對習俗或思想的勾畫，而我們需要搞清楚的卻是生產關係、收入和人數方面的狀況。我們除了沒有一部資產階級的歷史以外，也沒有一部關於大革命期間的貴族的歷史著作。城市人民階層的歷史則初具規模。嚴肅的歷史研究的第一個目標應該是：在經濟和稅收文件所提供的統計數字的基礎上，著手對各局部地區進行專題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對各階級和社會階層進行綜合的研究工作。而這種研究工作才是揭示階級對立和把握階級鬥爭辯證運動複雜性的唯一途徑。例如，對糖島（指安的列斯群島——譯者）的開發和與之相關的大規模海上貿易儘管已有許多描寫，但目前還沒有一部深入研究波爾多資產階級的著作。缺乏對吉倫特派所代表的這個社會團體的財富和實力的估量和對其構成範圍的明確勾畫，對吉倫特派的任何評價便無從談起。 這類例子俯拾即是。我們會看到，由於對當時社會力量缺乏確切的了解，大片的研究領域仍有待開發，大革命的許多曲折仍不為人所知。 * * *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頁256。——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