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講稿 · 第三章　三級會議之召集

導致君主制被推翻及隨後的大動盪的，並不完全是當時法國的現狀。因為，當時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並不比以前更大；惡政和壓迫比以前還小了，在對英戰爭中，取勝也已使查塔姆之敗帶來的屈辱基本上一掃而空。 但美國的榜樣與法國的理論合在一起，導致了革命的爆發，不是在人民憤怒和絕望的時候，而是在國民與國王之間的感情趨好的時候。法國人並不是不計後果，心血來潮，相反，他們是忠實的追隨者，他們用以進行冒險的觀念正是柏克和漢密爾頓一致同意的觀念，也是柏克與他那幾位卓越的同胞——亞當·斯密和威廉·瓊斯——能夠達成一致的觀念。柏克曾說，與英國相比，法國的政府是奴役性的，要恢復歐洲的自由，除了革命，沒有別的辦法；而法國人也說過同樣的話，並據此採取了行動，他們都不認為自己過甚其詞了，他們可能完全相信自己恰恰遵守了高貴而神聖的權威保存在歷史中的戒律。其實，他們已經超出了這種共同的基礎，而依靠的是一種天真的看法，這種看法已經嚴重偏離了上述戒律，引起了一場無法控制的衝突。我們必須研究一下這些並非完全不同的動機，研究一下這些並非聞所未聞的理論，概括而言，就是研究一下這些有堅定信仰的、普普通通的人。 法國之所以召集三級會議，是因為政府要得到所需之錢，沒有別的辦法可想。赤字是壞政府的標誌，因而，召集三級會議的首要目標就是調整稅率。自從現任國王登基以來，一直就有人提議恢復那個古老而被人遺忘的機構，不僅僅是為了解決財政問題，也是為了解決法國的一切難題。 國王一直反對建立一套司法體系，聲稱這會使政府的行動受到法律的制約。高級教士階層也反對杜爾哥、內克爾（Necker），並反對解放新教徒；貴族們則成了所有主張改革的派別中最活躍的一群人。而民眾中的大多數則默默地忍受著困苦。他們不擁有表達自己的意見的渠道。他們沒有舉行公共集會的權利，沒有出版報刊的自由，政府特許出版的報紙完全局限於報道官方人物的活動，即使是對於網球場上的咒罵，這些報紙也從不報道。那種令民眾騷動的情緒並沒有出現，除非它表現為秩序的混亂。沒有這種情緒，法國的未來仍是未知數。國王感受到了來自享有特權和既得利益的階層的牴觸情緒，這些階層也是他滿足自己需要的源泉，但他並不認為全民都有這種反感情緒。國王準備依賴第三等級，他對此滿懷希望，甚至對他們信任有加，他準備為獲得他們的支持而不惜付出很高代價。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兩邊的利益是一致的。國家之所以手頭拮据，是因為法國有超過一半的財產並沒有正常納稅，對於政府來說，取消這些稅收豁免，讓貴族和教士交出他們的特權，跟其他人一樣納稅，這是至關重要的。從這個角度看，國王的目標就是取消特權，實現法律面前的平等。在這一點上，平民階層是站在他一邊的。如果他們不用再承擔那些被豁免的人的稅收負擔，如果打破源遠流長的由窮人替富人納稅的習慣，他們就可以大大減輕自己的負擔了。因而，他們與國王結成同盟是一眼就能看得出來的，是自然而然的。但不管是對君主制還是對民主制來說，取消特權都意味著財政上的平等，這對民眾有更大的意義。他們在不得不掏錢養活上層階級、給上層階級帶來好處和安慰之外，也會要求把他們交的稅款花在他們自己身上。除了房屋和土地租金之外，早在這之前，從遙遠的記不清的。某個時代起，他們還要交納很多稅費，那時，權力來自於占有土地，土地的所有者就是當地的政府，是人民的統治者和保護者，人民因此都向他們交錢。除此之外，還有一類需索，間接地起源於同樣的歷史淵源，即要掏錢代償和補償古老的權利，因而，這種費用具有合法的性質，不是以暴力為依據，而是建立在契約基礎之上的。 每一位有頭腦的政治家都知道，這些稅費中的第一類，也即受益權是多餘的、不公正的那一類，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貴族們不僅要放棄他們可以豁免某種稅費的特權，還得放棄他們沒幹多長時間或沒幹什麼有價值的工作卻可以領取年金的特權。另一方面，那些不完全是在中世紀形成的、而是建立在契約之上的稅費，則應被視為合法的權利，人民應當繼續交納。在國家的眼裡，特權就是逃稅的權利。而對政治家來說，特權更意味著強制他人代他交稅的權利。對於鄉村民眾來說，它具有更為廣泛的重要意義。對於他們來說，所有這些特權都是同一個原則的結果，是同一種結構的遺蹟：它們都是封建制的遺風和殘餘，封建制就意味著權力附著在土地上，就意味著拒絕資本和工業。它意味著等級治理（class government），而否定國家與民族的概念；它意味著外國入侵者的征服和統治。沒有人能否認，很多偉大的家族在服務其國家的過程中因戰功而被冊封；實際上每個人都知道，這些家族中最高貴的蒙莫朗西 (1) 曾佩有法蘭西的盾形紋章，因為在布維納（Bouvines）大捷中，他們的祖先身受重傷，國王將自己的手指放在他的傷口上，用他的血在他的盾牌上畫了百合花徽圖案 (2) 。以後當我們碰到西哀士神父（Abbé Sieyès）的時候，我們將會看到，人們是多麼堅定地相信，貴族就是法蘭克人，就是條頓暴君，就是凱爾特當地的掠奪者。在他們看來，對封建制，不是進行修修剪剪的問題，而應連根拔除，因為很多貴族的起源是極為可憎的，是與公共政策、社會利益和正當的理性完全不相容的。對於接受了杜爾哥、亞當·斯密或富蘭克林的生活觀念的這一代人來說，為了某些僅僅出於久遠的歷史和發黃的羊皮紙而存在的特權利益而讓人們接受痛苦，這完全是違反理性的。 儘管對於封建特權存在著三種不同解釋，因而在不久的將來將引出一個危險的問題，不過，邁出第一步還是比較容易的：國王向平民階層求援，請求他們幫助他重建國家。與那個時代的多數君主一樣，路易十六也是個銳意改革的君主。他登基之後挑選的第一位大臣就是馬肖（Machault），大家都知道馬肖有一個廣泛的變革方案，都知道馬肖一直盼望著由一位認真的君王占據王位。後來，他又委任杜爾哥以官職，杜爾哥可是那個世紀最深刻、也最徹底的改革者。他也委任馬勒澤布（Malesherbes）為官，馬勒澤布是一位身體非常虛弱的人，但卻是政府工作人員中最有教養的；在加冕儀式上，他曾發誓要依法處置內克爾，但後來也給了內克爾一個官職，內克爾是一位新教徒，外國人，也是一位共和主義者。當路易十六開始通過馬勒澤布取消宗教上的資格限制條件時，他對內克爾說：「現在你已經是個新教徒了，我宣布你是個猶太人。」他已經準備採取措施解放猶太人，這些猶太人到任何地方去，都不得不像只豬一樣交過路費。他實施了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司法改革計劃，他幫助發動叛亂的美洲贏得了獨立。後來，科隆選帝侯曾向一位法國流亡者抱怨說，他的國王的政策實在令人痛恨，他的政策引發了殖民地、荷蘭和布拉班特（Brabant）等地對政府的反抗，他沒有資格要求歐洲的君主們支持他。 但在自由主義方向上進行改革的動力只是一陣風，由於目標的分歧和不堅定，改革進程受到了阻礙。被派去徵召馬肖的國王的使者，就在馬肖已經為馬備鞍的時候又被召回了。國王罷免了杜爾哥，為的是討好皇后。內克爾組織的第二個行政管理團隊被拖了一年半時間不能上任，在最後一刻，被他的政敵取而代之。國防大臣聖熱爾曼（Saint Germain）深得國王寵信，國王也希望保住他，「但我能幹什麼呢？」國王寫道：「他的政敵要求我罷免他，我只能聽從多數的意見。」莫勒帕（Maurepas）在臨終前留下一張紙，上面寫了四個人的名字，他奉勸他的主子不要任用這四個人。路易卻讓他們全當上了最高級別的官員。路易因為查塔姆之敗而對英國很反感，他那時甚至反感對法國畢恭畢敬的福克斯，他之所以投入戰爭支持美洲獨立，僅僅是為了一雪七年戰爭 (3) 之恥，而絕不是因為同情美洲人的事業。臣民們請求他不要到處冒險，他予以拒絕，並堅持認為，這些損失大多數都應當由他的這些臣民們來承擔。他實行的那些向自由主義妥協的政策，在很多情況下，其代價都不是落在國王身上，而是由那些妨礙國王的權勢力量來承擔。他宣布取消酷刑，自己什麼損失都沒有，卻限制了反對他的執法官員可以利用的手段。他解放了新教徒，並讓一位瑞士的加爾文派教徒做自己的顧問，讓天主教教士們大為不悅；但他對教士們的這種不滿卻滿不在乎。天主教主教們發現，他根本不在乎他們，於是，就不去參加早起後的覲見了。他也拒絕任命法國的紅衣大主教。到過凡爾賽宮、羅米利（Romilly）和瓦普利（Vaply）的英國人注意到，在大庭廣眾之下，路易總是漫不經心，當著廷臣的面說笑個不停。在樞密會議上，他會睡著，如果討論比較枯燥，他甚至會打起鼾來。他曾對內克爾說，他之所以想召開三級會議，是因為他想有人給他領路。1788年，在與執法官員和高級教士發生衝突之後，他作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決定：向遠離權力中心的人民求助，迫使充斥著他的宮廷、構成社交圈、主宰輿論的那些階層向他讓步，這是一個沒有十足勇氣的人才會作出的決定，他天生就只有不確定而微弱的理性。內克爾只好說：「你可以把你的理念借給一個人，但你不可能把你的意志力也借給他。」 路易十六所要進行的事業是他的能力和素質遠不能承擔得起的，不過，他倒還不至於搞不清他那個時代存在的問題，而自他開始以那套不變的絕對君主制的話語發號施令之時起，他已經學到了一些東西。他解放了王室的農奴，他實行了省和鄉村理事會制度，他不惜冒犯一直仍然龐大的階層而宣布地主不得進入地方政府，他在改革刑法典的時候為了使之具有可行性，沒有邀請專家而是邀請公眾予以協助；所有這些舉措顯示了他身上的另一種精神。所有這些都反映了他真實的心態。他已下定決心，必須以儘可能小的代價剝奪上層階級的財政特權。為了實現這一必要而又深思熟慮的目的，他向法國的平民階層開出了條件，這是法國歷史上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向他的臣民開出的條件。他後來宣稱，事實上，他也有資格宣稱，正是他邁出了與法國人同心協力建立一個穩固政體的第一步；正是他取消了專斷的權力，取消了稅收方面的特權，不再根據功勞之外的標準提拔官員，也不再實行未經同意即行徵稅的慣例。當他聽說，應召顯貴（Notables）中只有一人投票支持增加第三等級的代表人數時，他說了一句：「你可以加上我一票。」馬盧埃（Malouet）是大革命時期情操最為高尚、也最具洞察力的政治家，他作證說國王是誠心的，他說，國王完全贊成他的看法。 路易十六提出的一部自由憲法中包括了宗教寬容，人身保護令狀，平等納稅，取消酷刑，中央權力分散，地方自治，新聞出版自由，普選權，在官方不提出候選人和不施加影響的情況下進行選舉，定期召開三級會議，議會有通過投票決定撥款、提出立法動議、修改憲法的權利，大臣責任制，平民階層在法國議會中擁有兩倍代表人數等等，國王在提出所有這些內容的時候，既沒有議員們從旁顧問，甚至也並不總是在公眾支持下提出的；這些都是那位國王主動作出的讓步，這些讓步更多地出於國王自己施政的考慮，而不是民眾的要求。有人說，權力是所有具有強烈欲望的人所追求的目標，從心理學上看，主動讓出權力是荒唐的，在歷史上也不曾有過。路易十六當然計算過他的行為可能帶來的收益和成本，並說服自己相信，他的決定是精明的，而絕不是慷慨的。普魯士特命全權公使在1789年7月31日的一封快信中公正地描述過國王。這位公使說，國王有意削弱行政部門在國內的權力，為的是增強法國在國外的力量；更有效地進行管理的行政當局可能會使大臣們喪失權力，但這樣的政府卻能使國民受益；一個政府權力受到限制、而力量更為強大的國家，要好於一個具有絕對專制的權力、卻遭人痛恨、財政混亂到無法解決的政府；他決心讓祖先流傳下來的專斷的政府容納當時新興的各種力量。在建立自由政體的道路上，他已經推動王室走到了盡頭，剩下的只能交給國民了。他沒有試圖去影響選舉，沒有試圖去訓導三級會議，也沒有想到去指揮和控制三級會議。面對三級會議，國王已主動地放棄了自己的權力。他賦予這個新成立的立法機構以如此之多的權力，以至於沒有什麼保留給國王了，國王的權力實際上已經被暫時中止了，並且永遠也不可能恢復了。國王把關鍵問題交給了互相對立的各個等級去自己較量，而一直以來，只有國王才能調和和約束這些等級。 1786年，政府的財政赤字攀升到了400到500萬法郎，採取極端補救措施的時候顯然快到了。顯然不可能繼續在賬目上大規模地做手腳以掩藏這個秘密了，財政大臣卡隆（Calonne）於1787年2月召開緊急應召顯貴會議。應召顯貴是從顯要人物、主要是上層等級的大人物中挑選出來的，不過，他們並沒有司法權或提出法律動議的權力。政府召集他們是為了加強政府的力量，他們贊成的事情也應當是他們那個等級會接受的事情。政府希望以此避免召開法國三級會議。因為已經有175年沒有召開過的法國三級會議，是昔日政治舞台上的角色，既不大可能恢復了，也不可能適合現代社會的要求。如果應召顯貴可以決定徵稅，他們就能夠決定徵稅的條件，他們就會從輔助性機構變成主宰者。但政府很快就發現，應召顯貴會議不能達到增加稅收的目的，而那位大臣由於沒有能夠控制住他們也被免職了。他的死對頭、並且顯然應該繼任財政大臣一職的內克爾卻被趕走，委任土魯斯大主教（後來的桑斯大主教）來想辦法避免召開立法會議。實在是沒有辦法可想了，只有召開那令人驚恐的三級會議。拉法耶特在召開顯貴會議的時候就曾經要求召開三級會議，現在又重提這一要求，並要求代表範圍更為廣泛。 1788年8月8日，國王宣布明年召開三級會議，他宣布，最終，國民將永久性地自己解決自己的治理問題。這些話的意思就是說，1788年的絕對專制政體，到1789年將讓位於代議制君主政體。但通過什麼樣的途徑達到這一目標，國家到底如何組織，卻不大清楚。國王邀請公眾提出建議，報紙可以自由出版，不用受其出版周期的限制。國王立即提名內克爾繼任那位大主教，他是事物之新秩序當然的執行者。於是，一天之內，政府收入增加了30％。他是一位外國人，不受法國傳統和思維方式的限制，作為一位日內瓦人，他不僅不受天主教的影響，也不受當時占主流的自然神論者的左右，普雷斯特利曾形容內克爾是他在巴黎知識界中所見到的唯一一位信仰宗教的人。他是最早研究並看清現代輿論力量的外國政治活動家；他認為，公眾輿論反映著信心，甚至可以說跟城市是一回事；他認為資本家的看法最靈敏地記錄著公眾信心的變化；而由於巴黎是商業活動的中心，所以，儘管他是位聯邦主義者，他卻高度重視這個中心城市的支配地位，因為它對於自由和秩序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內克爾非常熟悉共和制度的運轉機制，他也崇拜英國的模式。但國王不想聽人說起向那個最近剛打敗法國的民族學習，這些人總是把他們的失敗不僅歸咎於軍事上的無能，也歸咎於政治上的無能。因而，內克爾只好抑制自己的政治熱情，不急於召開三級會議。他說，如果當初就讓他繼任卡隆的職位，由他組織召開應召顯貴會議，恐怕就不需要召開三級會議了。而現在，他樂於看到三級會議將使國家的整個財產平等地交納稅款，如果在公眾強大的壓力下，可以立刻實現這一目標，那麼，以他講究實際的精神，就不會急於作更進一步的變革。 第三等級被懇請發揮更大的財政作用。如果這使上等階層產生了必要的使命感，答應國民的要求，對於支持政府財政的階層來說也就足夠了，他也就會反對涉及其他更為讓人望而生畏、而又極具誘惑力的目標，儘管這是他自己嚮往的。並不是因為這些目標是危險的，而是因為，問題明擺在那兒，如果他在1787年就執掌權力，只需用較小的代價就能獲得靠召開更廣泛的議會才能獲得的東西。正是內克爾心中的這樣一種想法，使他在掌握那麼大權力的時候卻出人意料地軟弱，當危機爆發的時候便束手無策。人們將會發現，他以為只會進行中庸的、有限度的改革的那種力量，其實卻像尼亞加拉大瀑布的激流，法國已經陷入無可抵擋的劇烈變革進程之中了。 一切都取決於政府決心根據什麼樣的方式組織、選舉和管理國家。為了能向社會明確宣示這些方式，內克爾要求再次召開應召顯貴會議，公開提出這個問題，徵詢他們的意見。顯貴們後來積極地支持自由主義的改革方案，他們作出的回應看起來似乎有可能把他從極為沉重的責任中解救出來，並阻止衝突公開爆發。顯貴們給他提出了種種建議。他們決定，應當通過選舉產生下議院，實際上這可以是不作任何資格限定的普選，堂區神父應當是選舉者，也有資格當選，貴族中地位較低者也應當跟地位較高者一樣有自己的代表。他們也把選舉權擴展到包括不識字的大眾，因為他們認為，危險主要來自中產階級，而不是下等民眾。但計票的時候，他們的三張票折合為一張票；每個階層的代表的數量應當相等。排行緊在國王之後的御弟普羅旺斯伯爵則附和少數派的意見，他認為，平民階層代表的人數應當等於其他兩個階層的人數的總和。這成了一個爭論激烈的問題。如果平民階層不能取得支配地位，那就沒有辦法保證其他兩個階層讓路。另一方面，如果要實現重大的突破，承認堂區神職人員的地位，承認我們稱之為地方紳士的人士的地位，等於是對平民勢力讓步。教士階層中的兩個分支之間的對立，與貴族內部兩個分支之間的對立，要遠遠比這兩個等級中的下層與第三等級之間的對立更嚴重，後面這些人都有可能成為自由主義事業的推進者。到了恰當的時候，人們將會看到，民主制度兩個最強有力的領袖人物，一個是古代的貴族，另一個就是加爾都（Chartres）大教堂的教士。應召顯貴們在12月12日得出了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結論之後散會。5日，組成巴黎議會的行政官們（magistrate）在嚴肅地列舉了憲法的大原則後，請求國王確認他們是未來任何立法機構的基礎。政府的處境是顯而易見的。城牆已經倒塌了，至於會不會有什麼認真的抵抗，實在值得懷疑。 與此同時，各省出現騷動，各種政治小冊子大量非法出版，長期被壓抑的感情爆發了出來。這些都表明，公眾輿論已經走到了兩大保守力量的前面。事態已經要求，政府應當儘早作出顯示自己決心的決定，應當占領或許可以遏制迫在眉睫的民主制的陣地。內克爾的判斷是，只要他堅守應召顯貴會議確定的方針，局勢就將固若金湯。他下定決心，平民階層的代表的數量應當跟其他兩個等級相等，而不能等於其他兩個等級之和。他想徵求一位具有政治家氣質的高級教士波爾多大主教的意見，他起草並寄給他一份報告，報告中拒絕增加平民階層的人數。但當他心情焦急地坐待狂風大浪降臨的時候，他也開始犯起了嘀咕；隨後他收到回信，大主教警告他，如果作出有利於貴族的決定，貴族們必將遭受屠戮。他惕然驚醒。他對他的朋友們說：「如果我們不主動將平民等級的人數增加一倍，他們就會自己起來將自己的人數增加十倍。」聖誕節期間，大主教又見到內克爾，內克爾向他保證，政府已經不再強大到足以抵制平民的要求了。但他也決定，三個等級應當分開進行投票，在討論到特權問題的時候，或者在各個等級的利益不一致的時候，平民階層不應該占有數量上的優勢。他希望，貴族將按照自己的比例平等地納稅，他將站在這些目標與任何希望獲得平等政治權力的過分的要求之間，居中調停。 12月27日，內克爾的方案被御前會議採納。存在著不同看法，但國王批駁了這些看法，王后這次則沒有說話，顯示她在當時支持採取這些措施。路易十六沒有意識到這些重大行動的意義，而這些措施將使他倒向民主制度。國王這種舉動等於直截了當地對法國人民說：「讓我得到我所需要的幫助，因為我們具有共同的利益，只要你們給予我有限而適當的幫助，你們就能得到豐厚的回報。因為你們將立刻得到你們自己制定的一部憲法，這憲法將會限制國王的權力，我們將一起來制約那些對人民只有壞處的傢伙。」這是一個隱而不彰的約定，其條款和界限都不怎麼明確；有的人認為這是給予人民豁免權，別的人卻覺得這是在壓迫人民。如果要維護建立在自由原則之上的憲法，就必須徹底地全盤改變和救治社會機體。而調整國王與人民的關係反倒不是什麼艱巨的任務。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人民與貴族的關係。在政治改革的背後，要進行一場社會革命，因為唯一能夠具有益處的自由，乃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自由。這時，身為內克爾最信賴之顧問的馬盧埃對內克爾說：「你已經使第三等級的影響力跟其他等級可以相提並論了，之後就應該進行另一場革命，而要完成這場革命，你就必須向下拉平那個等級的巨大特權。」內克爾卻並沒有這種雄心，他顯然想捍衛所有的特權，只有稅收特權除外。 國王在御前會議上的決定受到廣泛的喝彩；公眾相信，他們所要求的一切都已得到了，最起碼也已有指望得到了。但只要不讓平民等級有機會讓自己的數量說話，他們的代表人數加倍就只是幻想而已。普羅旺斯伯爵、即後來的路易十八明確地指出，老的三級會議之所以沒有發揮作用，就是因為第三等級沒能在其中占據優勢。因而他強烈要求第三等級應當深思熟慮，應當統一投票，他也提出，第三等級應當占有多數席位。人們普遍地認為，這就是代表人數加倍的正確含義，這其中的邏輯是無法抗拒的。國王的這次大妥協賦予平民等級的實際權力已經超出了他們名義上的、法律上的權力，因而它也被接受並加以利用。 選舉的形式在1月24日確定了。教士等級將得到300個代表名額，貴族也有300個，而平民等級將有600個。候選人的資格並沒有任何限制或例外；但由於選民人數比較多，較低等級的選舉實際上是間接的；在平民等級來說，一般每一百個選民中才能產生一位具有選舉權的人。除了選舉產生議會代表之外，還應選舉出代表的代表，即後備代表，以備代表出缺時補充。正是這種獨具特色的安排，使得平民等級在自己的正式代表人數不能加倍時，可以依託這些後備代表。他們可以號召自己的後備軍來參戰。有幾個省的權利和特許權暫時受到限制，這樣，所有省都處於同一水平。 法國從來沒有進行過比這更真誠、比這更為名副其實的選舉。總的來說，選舉是有秩序地進行的。教士們有點憂心忡忡，貴族更是提心弔膽，但整個國家總的來說都對未來充滿信心。一些最具有自由主義色彩、最先進、最為直言不諱的宣言，都出自貴族和教士階層之手。2月9日，威尼斯公使報道說，教士和貴族都已經準備接受平等納稅的原則了。選舉將要持續兩個多月，從2月一直到5月。 根據古代的習俗，議會代表更多的是人民的授權代表（plenipotentiary），而不僅僅是代議士（representative）。為遵守這種習俗，所有選舉活動的第一步是先起草授權指導（議員活動的）原則。法國的每一個角落都行動起來，都在尋找自己的想法。鄉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他們選出的選舉人，選舉人會在挑選議會議員的過程中對這些想法進行比較、充實。這些授權指導原則是一個行將死亡的社會留給後來社會的一筆最重要的遺產，它們通常都是那些傑出的公眾人物的作品，比如馬盧埃、朗瑞奈（Lanjuinais）和迪蓬（Dupont）。其中，迪蓬是杜爾哥的好朋友，提出過1786年的商業條約。奧爾良公爵則將西哀士寫的一篇文章印行散發至全國。 就這樣，在傑出的、富有經驗的人物的領導下，整個國家似乎已經形成了共識。整個法國都希望建立起王權受到限制的制度，實行代議制和分權，所有這些都是1814年憲章的先聲。幾乎看不出有什麼跡象顯示，人們已形成了拋棄絕對君主制的精神，也沒有跡象顯示共和制度即將降臨。對於某些比較重大的具體問題，比如上議院的問題、教會與國家關係的問題以及基礎教育的問題，還沒有形成明確的看法。人們確實提出了免費學校（free school）、累進稅、廢除因貧窮而淪為奴隸的制度、消滅無知等等問題。享有特權的階層已經準備在稅收問題上作出巨大讓步，似乎沒有人把未來議會中派出代表的權利與其財產之占有狀況聯繫在一起。十有九成的人都認為，對於一部憲法來說，重要的是獲得某種普遍的同意。唯一形成巨大分歧的問題是，平民階層希望，國會只應當由一個單一的國民議會組成，而其他等級都認為，應當有三個議院。不過，對於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平民階層已經完全形成了一致意見，而其他階層卻仍然眾說紛紜。在這裡，出現了一種不祥的裂痕，而我們已經提到過的貴族和教士中的少數派，將在衝突的時刻主導整個歐洲的命運。從團結一致的法國的所有這些文章和授權指導原則中我們可以看出，真正的政治家的功能就是提煉概括充分自由之本質。 這些授權指導原則本來應當是強制性的。9年前，柏克在退出布里斯托爾議員競選時曾明確提出了關於選民及其選舉產生的議員之職能的憲政學說；查爾斯·薩姆納說，當柏克發表這番講話的時候，他是在立法。作為這些授權指導原則之基礎的古老的觀點則使國會議員成為其所獲授之權力的代理人，法國眾多歷史事實能證明這一點。剛開始，人們感覺不到這種做法的危險：因為，這種授權指導原則經常是議員自己撰寫的，又由他來執行。它們更像是一項承諾，而不是一項命令。 國民已經對王室的請求作出了回應，報價與需求之間已經達成了一致。上等階層一直在反對和抵制國王，人民則渴望支持國王，人民與國王有望共同邁出第一步。代表授權指導原則比較中庸、平靜，這掩蓋了理念上無法彌合的衝突和正在下面沸騰的狂暴的激情。 選舉出來的都是上等階層和中等階層中的精英；宮廷非常滿意地將創造新制度、並永久解決財政問題的任務交給他們的聰明智慧。宮廷一直堅守著不干預的方針，它沒有任何政策，只有滿心的希望。主動權交到了每個人手裡。國會將由新成員組成，他們互相沒有聯繫，也沒有黨派組織。他們需要一定的時間摸索自己的道路，他們也將失去調停者和引路人。在那一時刻，統治權後退了，為的是實現政府的最高目標；君主制自行轉入無政府狀態，靜觀著下一步將出現什麼情形；國王既想避免自己站到那些經常圍繞著宮廷的階層的對立面，也不想站在那個它希望獲得其幫助的階層的對立面。 政府放棄了選舉和中庸的授權指導原則賦予他們的優勢；政府希望特權階層最起碼也會跟其選舉人一樣地講究情理，他們因此而喪失了最大的機會。人性總是傾向於低估那些尚不明顯的危險。米拉波即使不算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起碼也算一位敏銳的觀察家，但他也曾想像，三級會議的整個使命在一個星期內就能完成。很少有人看出「特權」這個詞背後隱含的野心，也沒有誰看清財政改革與社會變革之間的巨大差別。中等階層在攻擊野蠻的殘餘封建制時嚮往的是顛覆那種將財產和權力賦予少數人的環境。對於自己在權力分配中受到的限制提出批評，實際上是在攻擊財富的集中化。這兩種互相關聯的想法，正是大革命的隱秘的動機。在那個時代，根據法律，有權就有財富，這一點是自印刷術發明以來人類作出的最重要的發現，當時卻未被人們清晰地了解。但那種在地下翻騰的力量，已經被那些機智的保守分子認識到了，他們時刻保持警惕，為王國可能拋棄他們而進行著準備。因而，如果議會分為三院，就不大可能實現國王召開三級會議所欲實現之目標。如果分為三院，最後要麼四分五裂，要麼中等階層的議會代表可能無法完成他們的主人和僱主——下等階層——為他們所提出的目標，那時，下等階層就會利用暴力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在三級會議開會之前，馬盧埃又一次對內克爾提出嚴肅的忠告：「你現在已經知道了法國的願望；你知道授權指導原則，但你不認識那些議會代表。不要把所有事情都交給你不了解的人來隨意決定。應當立刻將人民的要求轉向制定一部憲法，賦予它們以法律的力量。在你還擁有不受約束的行動權力的時候，趕快行動。在君主已對尚保持忠誠並充滿希望的國民作出最重大的讓步的時候，你所採取的行動會獲得人民的喝彩。今天，你是至高無上的，也是安全的。而到了明天，就時不再來了。」 馬盧埃尤其建議政府控制那些已被證明為正當的權力，而將只會引起爭議的權力交給代議士們去決斷。內克爾則信守自己經過深思熟慮而定下的中立立場，他希望，在獲得完全的自由後，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他不願意支持某一方，因為他不能確信支持一方並不會冒犯另一方，他因此而錯失了成為各方均可接受的仲裁人的良機。他也認為，自己沒有作出任何決定，那他的敵人也就找不到藉口。上等階層或許會明智地得出一個結論，儘管王室和他們自己面臨這麼多危險，但現在應當把國家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承擔起作為普通人所應承擔之義務和負擔。 然而，沒有一方會退讓。平民階層不可能看不出，時間在他們一邊；也不可能認識不到，他們可以迫使其他等級與他們合作，從而確保摧毀這些等級的特權，讓遊戲按自己的規矩玩。根據很多選區全體居民的強烈要求，其他兩個等級被禁止聯合投票。他們的抵制是正當的，只能通過國王或人民的干預才能予以克服。如果他們立刻就作出退讓，並藉助深思熟慮在5月份就完成到8月份的動亂中才實現的目標，那他們的政策就有可能是正當的。儘管存在這些難題，上等階層也面臨這些危險，三級會議還是在令人難忘的日子——5月5日召開了。內克爾希望會議在巴黎舉行，因為這裡是金融家們的聚居地。人們提出了四五個開會的地點。這時候，國王終於打破了沉默，說應當在凡爾賽舉行，他考慮的是方便自己打獵。他看不出有什麼值得擔心的事情正在迫近首都。不過，自那之後，一些地方時不時爆發的騷亂和某些選舉人的公開言論，開始使他改變了看法。 在會議開幕那天，王后進入會場時得到的是難堪的沉默，但她的反應是顯然非常高興、極為優雅地對會議致以遲到的祝賀，這給她贏得了熱烈的歡呼。當她經過國會代表中的平民代表時，他們都對她表示喝彩，只有普羅旺斯省的第三等級議員除外，因為他們中間有米拉波。只有他發出噓聲。還有兩位女士從同一扇窗戶觀看議會開會，她們是內克爾的女兒和外交大臣蒙莫蘭（Montmorin）的妻子。一個人對於自己見證了近代史上最偉大的一幕而自豪，另一個人則對不祥的預兆憂心忡忡。她們兩人都是正確的；那議員們中間瀰漫著一種自信而熱情的情緒。跟我關係很親近的一位親戚1846年在羅馬，當時，正是新教皇進行改革的那段激動人心的時期，當時的教皇是整個歐洲最受歡迎的人物。他們問一位跟他們住在一起的一位義大利女士，為什麼她對所有這些示威遊行這麼憂心忡忡，她回答說，「因為，1789年，我在凡爾賽」。 一直反對內克爾的大臣巴朗坦（Barentin）始終對三級會議心懷憂懼和厭惡，他繼國王之後講話。他是一位法國法官，他除了古代法蘭西實行過的制度之外，對於任何治理形式都不感興趣。儘管如此，他也承認，大家團結起來進行思考是合乎理性的解決辦法。他又說，僅靠共識並不能解決問題，他強烈要求其他兩個等級放棄自己的豁免權。內克爾則把他的聽眾們搞糊塗了，他背棄了首相一直堅持的立場。他向其他兩個等級保證，只要他們作出已經許諾的讓步，那麼，由於實行分開投票，他們不會被第三等級吞沒。他說話的口氣好像是他們的保護人，條件是，他們必須服從一般的法律，按與自己相稱的比例交稅。儘管他沒有明說，但卻暗示，他們拒絕給予國王的東西，將被人民搶走。在他的財政預算報告中，他低估了赤字水平，對於憲法，他也未置一詞。偉大的一天就這樣草草收場了。議員們返回之時，應當由司儀官引領，我們很快還會再次看到這位官員。平民等級議員卻拒絕了這位司儀官，因為前一天，他曾要求他們騰出他們在教堂的中殿占據的地方。於是，他們把司儀官的訓令置之腦後；因為政府權力的批准權已經交給了議員們，他們成了一個槓桿，藉此，那個人數最多的等級推翻了君主制；就這樣進行了七周之後，由於一篇講話，終於爆發了世界歷史上所進行過的最大一場憲制鬥爭。 ———————————————————— (1) Montmorency，1493—1567，法國陸軍元帥，弗朗西斯一世、亨利二世和查理九世時的重臣，曾鎮壓波爾多反抗鹽稅的叛亂，在與胡格諾教派的戰爭中負傷而死，稱號為Duc de Montmorency。——譯者 (2) 該圖案象徵法國王室。——譯者 (3) 1756—1763年間英國、普魯士、漢諾威與法國、奧地利、俄國、瑞典、西班牙之間進行的戰爭，法國在其中喪失了很多海外殖民地，而英國則成為海上霸主。——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