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間 · 前言

《二千年間》這本書是在1944~1945年間陸續寫成的。當時我在重慶的《新華日報》的編輯部工作，我在工作之餘用大部分精力學習中國歷史。《新華日報》是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地區公開出版的惟一的一張報紙。設在重慶郊外的化龍橋的報社周圍經常有國民黨的特務駐守，報館工作人員進城出城常有特務追隨，所以可以說是在緊張的狀態中。但這並不能使我們停止工作和學習。只是在那種條件下我不可能得到任何想讀的書。我儘量利用當時能找到的各種不同觀點的著作，並且做了很多筆記。《二千年間》的各篇文章就是整理這些筆記而寫成的。 在抗日戰爭結束前二三年間，葉聖陶先生在成都主持由上海移來的開明書店的編輯部，並且主編早在30年代初已在上海創刊，在教育界和學生中素負盛譽的《中學生》雜誌。我在抗日戰爭前已認識聖陶先生，他是我所尊敬的前輩。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到了大後方，但不在重慶。在他有事到重慶時我也曾拜見過他。在我寫出這些有關中國古代歷史的文章後，寄給在成都的聖陶先生，他很高興地把這些文章發表在《中學生》上。大約每一個月我就寄一篇給他。在聖陶先生逝世後出版的《葉聖陶集》的第20卷中提到這些文章。那一卷收錄了聖陶先生在1944~1945年的日記，其中有他陸續收到這些文章的記載。 在這些文章刊載完畢以後不久，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回到上海復業的開明書店願意出版我這本書。當我把這些文章編輯成書的時候，就給了它《二千年間》這個書名。由於在當時情況下我在《新華日報》用的名字出現在《中學生》雜誌上是不適宜的，所以改用了「蒲韌」這個筆名。在上海出書時也用這個筆名。 我的這些文章本來是自己學習歷史的筆記，並沒有想藉此對現實有所諷喻，但寫文章的時候是在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六七年，而國內政治仍然使人焦慮，由這些客觀形勢引起的感觸不可能不流露到筆端上來。中國的歷史上經常有塞外的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建立政權的事。這些歷史舊事和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性質和歷史意義完全不同。但就歷史上胡騎踏進中原引起的種種反響來說，也確有和現實某些相似的地方。寫這些文章時對相同相似之處不免注意較多，而且因為是講過去的歷史，對於當前的帝國主義侵略與前代事情相異，當然就不可能說到了。在1946年開明書店編輯部的先生們處理這本書稿時，把書中有幾處說到當前正是抗日戰爭的話改成了已在抗日戰爭後的語氣，現在我又改回去了。這畢竟是留著抗日戰爭時期的印痕的書。 也許因為這本書的寫作體例可說是別創一格，所以它在抗日戰爭結束後的年代裡出版還頗受到讀書界的注意。記得在1946年吳晗同志從大後方到北京路過上海時，曾寫了一篇篇幅比較長的文章評論和介紹這本書，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但可惜現在我已經找不到這篇文章了。 這本書出版後三年多全國解放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最初兩三年間，因為學校里沒有適當的歷史教科書，有些地方的中學曾用《二千年間》這本書當做新的教本代替以前暫用的教科書。顯然這本書是不適合於這個用途的。我想那時曾用過這本書的老師們是很吃力的。以後雖然有的出版社建議把這本書作為普通讀物出版，但沒有得到作者本人同意，也就沒有再出版過。在《胡繩全書》重印以前唯一的例外是1994年上海書店刊印的《民國叢書》。這套叢書編輯的用意是把被認為還值得保留的民國時代出版的書重印若干以免流失。我的三本書被收入在內，《二千年間》就是三本書中的一本。 （按：本文節選自胡繩先生在1996年為《胡繩全書》第五卷所寫的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