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秀文存 · 答張豂子（新文學及中國舊戲）
豂子君鑒：
尊論中國劇，根本謬點，乃在純然回於方隅，未能曠觀域外也。劇之為物，所以見重歐洲者，以其為文學美術科學之結晶耳。吾國之劇，在文學上，美術上，科學上，果有絲毫價值邪？尊論謂劉筱珊先生頗知中國劇曲固有之優點，愚誠不識其優點何在也。
欲以「隱寓褒貶」當之邪？夫褒貶作用，新史家尚鄙棄之，更何論於文學美術？且舊劇如《珍珠衫》《戰宛城》《殺子報》《戰蒲關》《九更天》等，其助長淫殺心理於稠人廣眾之中，誠世界所獨有，文明國人觀之，不知作何感想。
至於「打臉」「打把子」二法，尤為完全暴露我國人野蠻暴戾之真相，而與美感的技術立於絕對相反之地位。若謂其打有定法，臉有臉譜，而重視之邪？則作八股文之路閏生等，寫館閣字之黃自元等，又何嘗無細密之定法，「從極整齊極規則的工夫中練出來」，然其果有文學上美術上之價值乎？
演劇與歌曲，本是二事；適之先生所主張之「廢唱而歸於說白」，及足下所謂「絕對的不可能」，皆願聞其詳。
獨秀一九一八，六，十五。
附張豂子書
記者足下：
仆自讀《新青年》後，思想上獲益甚多。陳、胡、錢、劉諸先生之文學改良說，翻陳出新，尤有研究之趣味。仆以為文學之有變遷，乃因人類社會而轉移，決無社會生活變遷，而文學能墨守跡象，守古不變者。故三代之文，變而為周、秦、兩漢之文，再變而為六朝之文，乃至於庸、宋、元、明之文。雖古代文學家好摹仿古文，不肯自辟蹊徑，然一時代之文，與他一時代之文，其變遷之痕跡，究竟非常顯著。故文學之變遷，乃自然的現象，即無文學家倡言改革，而文學之自身，終覺不能免多少之改革；但倡言改革乃應時代思潮之要求，而益以促進其變化而已。
梁任公之《時務報》《新民叢報》，在前清時代八股思想未除淨盡之日，乃能以新名詞新文體（在當時固為最新之文體），為士流所嘆賞，其所著述皆能風靡一時。則文學改良為社會固有之思想，為進化自然之現象，可以想見。故黃遠生亦謂「文學之必須改革，乃時代思想當然之傾向」。（見所著想影錄）
且文學改良之後，文學上有三大利益：
（一）絕能窒礙思想之弊舊文學之所以當然淘汰，即因其窒礙思想：如八股為舊文學中最劣等之文學，明太祖創設此種文學，即所以使人民絕對無思想之自由也。新文學第一利益，即使吾人思想活潑，不致為特種情形所障礙，而常有自由進取之精神。
（二）使文學有明確之意思真正之觀念舊文學之弊，在籠統含糊；黃遠生旦以「籠統為國人之公毒，不僅文字一事。」（見《東方》雜誌遠生所著《國人之公毒》一篇）新文學則絕無此種弊病，一字有一字之意思，一句有一句之意思，一段有一段之意思，一節有一節之意思，文字淺顯，而意思明確，多作此種文字，可使吾人頭腦清楚，知識明白。
（三）為文言一致之好機會新文學乾淨明白，使人易於了解；且雜以普通習用之名詞尤為雅俗所共曉：如「結果」「改良」「腦筋簡單」「神經過敏」以至「當然」「必要」「事實」「理想」等語，一般社會，幾成為一種漂亮之俗語，盡人皆能言之，而文學上用此等語調，亦仍不失為雅潔，此豈非文言一致之動機乎？
有此三事，故仆對於改良文字，極表贊成。至於改良上具體的辦法，如胡、錢諸先生所舉，仆最表同情者，為「不用典」一事，因此事最足以窒礙思想也「袁隨園亦謂「用典如陳設古玩，各有攸宜，然明窗淨几，亦有以絕無一物為佳者，孔子所謂『繪事後素』也。」又謂「唐人詩不用生典，敘風景不過『夕陽芳草』，用字面不過『月露風雲』，一經調度，便日月軒新；猶之易牙治味，不過雞豬魚肉，華陀用藥，不過青粘漆葉，其勝人處，不求之海外異國也」，云云。能不用典故，一意白描，詢文學上之最美者也。
此外若趨重白話一節，仆亦贊成。惟以《水滸》《西廂》等書為極有價值的文學，與金聖歎批評《才子書》同一見解，而金聖歎之批評，乃未嘗一為胡、錢諸先生所援引，豈尚怕與人苟同耶？仆以為聖嘆之批評，亦甚有價值，以其思想，即文學改良的思想也。先生等既倡言改良，而吐棄其人，不屑一稱道其與先生等同一之論調，此仆所不解也。
仆尤有懷疑者一事，即最近貴志所登之詩是也。貴志第四卷第二號登沈尹默先生《宰羊》一詩，純粹白話，固可一洗舊詩之陋習，而免窒礙性靈之虞。但此詩從形式上觀之，竟完全似從西詩翻譯而成，至其精神，果能及西詩否，尚屬疑問。中國舊詩雖有窒礙性靈之處，然亦可以自由變化於一定範圍之中，何必定欲作此西洋式的詩始得為進化耶？西人翻譯中國詩，自應作長短句，以取其便於達意。中國譯外國人詩，能譯成中國詩體，固是最妙；惟其難恰好譯成中國詩體，故始照其原文字句，譯成西洋式的長短句。《宰羊》一詩，及其他《人力車夫》《鴿子》《老鴉》《車毯》等作，並非譯自西詩，又何必為此西詩之體裁耶？《旅歐雜誌》載汪精衛先生譯FablesdeFlorian 一詩，作五言詩體，韻調格律亦甚自然。彼譯西詩，且用中國固有之詩體。先生等作中國詩，乃棄中國固有之詩體，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詩，是否矯枉過正之譏，仆於此事，實在懷疑之至。（《清華月刊》載《懺情叢談》，對於先生之文學改良談攻擊甚力，於白話詩尤甚。）
仆之意思，以為文學改良，乃自然的進化。但一切詩文，總須自由進化於一定範圍之內。胡先生之《嘗試集》，仆終覺其輕於嘗試，以此種嘗試（沈先生之《宰羊》詩等，皆統論在內），究竟能得一般社會之信仰否，以現在情形論，實覺可疑。蓋凡一事物之改革，必以漸，不以驟；改革過於偏激，反失社會之信仰，所謂「欲速則不達」，亦即此意。改良文學，是何等事，決無一走即到之理。先生等皆為大學教師，實行改良文學之素志，仆佩服已非一日。但仆懷疑之點，亦不能不為胡、沈諸先生一吐，故敢致書於貴記者之前，懇割貴志之餘白，以容納仆之意見，並極盼賜以明了之教訓，則仆思想上之獲益，當必有更進者。
又戲劇為高等文學，錢、胡、劉三先生所論極是。胡適之先生更將有《戲劇改良私議》之作，劉半農先生亦謂當另撰關於改良戲劇之專論，仆皆渴望其發表，以一讀為快。但胡適之先生《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謂「崑曲卒至廢絕，而今之俗劇乃起而代之」。俗劇下自注云，「吾徽之徽調，與今日京調高腔皆是也」。此則有一誤點。蓋「高腔」即所謂「弋陽腔」，其在北京舞台上之運命，與「崑曲」相等。至現在則「崑曲」且漸興，而「高腔」將一蹶不復起，從未聞有「高腔」起而代「崑曲」之事。
又論中所主張廢唱而歸於說白，乃絕對的不可能。此言亦甚長，非通訊欄所能罄。劉半農先生謂「一人獨唱，二人對唱，二人對打，多人亂打，中國文戲武戲之編制，不外此十六字」，云云。仆殊不敢贊同。只有一人獨唱，二人對唱，則「二進宮」之三人對唱，非中國戲耶？至於多人亂打「亂」之一字，尤不敢附和。中國武戲之打把子，其套數至數十種之多，皆有一定的打法，優伶自幼入科，日日演習，始能精熟；上台演打，多人過合，尤有一定法則，決非亂來，但吾人在台下看上去，似乎亂打，其實彼等在台上，固從極整齊極規則的工夫中練出來也。
又錢玄同先生謂「戲子打臉之離奇」，亦似未可一概而論。戲子之打臉，皆有一定之臉譜，「崑曲」中分別尤精，且隱寓褒貶之義，此事亦未可以「離奇」二字一筆抹殺之。
總之，中國戲曲，其劣點固甚多；然其本來面目，亦確自有其真精神。固欲改良，亦必以近事實而遠理想為是。否則理論甚高，最高亦不過如柏拉圖之「烏托邦」，完全不能成為事實耳。近有劉筱珊先生，頗知中國戲曲固有之優點，其思想亦新，戲劇改良之議，仆以為可與彼一斟酌之也。
附錄一胡遣之的跋
豂子君以評戲見稱於時，為研究通俗文學之一人，其贊成本社改良文學之主張，固意中事。但來書所云，亦有為本社同人所不敢苟同者，今就我個人私見所及，略一論之。
來書雲，「中國舊詩雖有窒礙性靈之處，然亦可以自由變化於一定範圍之中，何必定欲作此西洋式的詩，始得為進化那？」又云：「汪精衛先生譯西詩且用中國固有詩體。先生等作中國詩，乃棄中國固有之詩體，而一味效法西洋式的詩，是否矯枉過正，仆於此事實在懷疑之至」。今試問何者為西洋式之詩？來書謂沈、劉兩君及我之《宰羊》《人力車夫》《鴿子》《老鴉》《車毯》等作皆為「西洋式的長短句」。豈長短句即為「西洋式」耶？實則西洋詩固亦有長短句，然終以句法有一定長短者為多，亦有格律極嚴者。然則長短句不必即為西洋式也。中國舊詩中長短句多矣。《三百篇》中，往往有之。樂府中尤多此體。《孤兒行》《蜀道難》皆人所共曉。至於詞，「舊皆名長短句」。詞中除《生查於》《玉樓春》等調之外，皆長短句也。長短句乃詩中最近語言自然之體，無論中西皆有之。作長短句未必即為「西洋式的詩」也。平心論之，沈君之《人力車夫》、最近《孤兒行》，我之《鴿子》最近詞。此外則皆創體也。沈君生平未讀西洋詩，吾稍讀西洋詩而自信無摹仿西洋詩體之處。來書所云，非確論也。
以上所說，但辯明吾輩未嘗採用西洋詩體。並非謂採用西洋詩體之為不是也。吾意以為如西洋詩體文體果有採用之價值，正宜儘量採用。採用而得當，即成中國體。然此另是一問題，茲不具論。
來書兩言詩文須「自由變化於一定範圍之中」。試問自由變化於一定範圍之「外」，又有何不可？又何嘗不是自然的進化耶？來書首段言中國文學變遷，自三代之文以至於梁任公之「新文體」，此豈皆「一定範圍之中」之變化耶？吾輩正以為文學之為物，但有「自由變化」而無「一定範圍」，故倡為文學改革之論，正欲打破此「一定範圍」耳。
來書謂吾之《嘗試集》為「輕於嘗試」，此誤會吾嘗試之旨也。《嘗試集》之作，但欲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以作詩，及白話入詩有如何效果，此外別無他種奢望。試之而驗，不妨多作；試之而不驗，吾亦將自戒不復作。吾意甚望國中文學家都來嘗試嘗試，庶幾可見白話韻文是否有成立之價值。今嘗試之期僅及年余，嘗試之人僅有二三；吾輩方以「輕於嘗試」自豪，而笑旁觀者之不敢「輕於一試」耳！
來書未段論戲劇，與吾所主張，多不相合，非一跋所能盡答，將另作專篇論之。推吾《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所謂「高腔」，並非指「弋陽腔」，乃四川之「高腔」，四川之「高腔」與「徽調」「京調」、同為「俗劇」，以其較「崑腔」「弋陽腔」皆更為通俗也。
胡適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錄二錢玄同答的信
豂子先生：
我所謂「離奇」者，即指此「一定之臉譜」而言；臉而有譜，且又一定，實在覺得離奇得很。若雲「隱寓褒貶」，則尤為可笑。朱熹做《綱目》學孔老爹的筆削《春秋》，已為通人所譏訕；舊戲索性把這種「陽秋筆法」畫到臉上來了：這真和張家豬肆記■形於豬鬣，李雪家馬坊烙圓印於馬蹄一樣的辦法。哈哈！此即所謂中國舊戲之「真精神」乎？
金聖歎用迂謬的思想去批《水滸》，用肉麻的思想去批《西廂》，滿紙「胡說八道」，我看了實在替他難過。玄同雖不學，然在《新青年》上發表之文章，似乎尚不至與金氏取「同一之論調」。
錢玄同 1，April，1918
附錄三劉半農答的信
豂子先生：
「二人對唱」一句話，僅指多數通行腳本之大體言之；若要嚴格批駁，恐怕京戲中不特有《二進宮》之三人對唱，必還有許多是四人對唱，五人對唱，..以至於多人合唱的。且「唱」字亦用得不妥：——戲子登場，例須念引子報名，豈可算得唱；淫戲中的小旦小生，做了許多手勢，只用胡琴襯托，並不開口，豈可算得唱；《下河南》中，許多醜角打混，豈可算得唱；..諸如此類，舉不勝舉。是足下所駁倒者，只一「二」字；鄙人自為批駁，竟可將全句打消。然我輩讀書作文，對於所用字義，固然有許多是一定不可移易；卻也有許多應當放鬆了活看的。這句話，並不是鄙人自為文飾，汪容甫的《說三九》，早就辯論得很明白了。
至於「多人亂打」，鄙人亦未嘗不知其「有一定的打法」；然以個人經驗言之，平時進了戲場，每見一大夥穿髒衣服的，盤著辮子的，打著花臉的，裸著上體的跳蟲們，擠在台上打個不止，襯著極喧鬧的鑼鼓，總覺眼花鐐亂，頭昏欲暈。雖然各人的見地不同，我看了以為討厭，決不能武斷一切，以為凡看戲者均以此項打工為討厭，然戲劇為美術之一，苟訴諸美術之原理而不背（是說他能不背動人的美感，足下謂「吾人台下看去，似乎亂打」，似即不能動人美感之一證），即無「一定的打法」，亦決不能謂之「亂」，否則即使「極規則，極整齊」，似亦不能謂之不「亂」也。
劉半農一九一八，四，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