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秀文存 · 附錄答《新青年》雜誌記者之質問《東方》十五卷十二號

傖父 《新青年》雜誌近刊《質問〈東方〉雜誌記者》一文，條列問題，要求解答；且謂勿以籠統不合邏輯之議論見教。記者於邏輯之學未嘗研究，茲勉作解答，於邏輯或未有合焉： （1）《新青年》記者問「《東方》徵引德人台里烏司氏評論中國人辜鴻銘氏之著作（系從日本雜誌《東亞之光》譯錄原著中誤辜氏為胡氏），《東方》記者是否與辜為同志？」夫徵引辜氏著作為一事，與辜同志為又一事，二者之內包外延自不相同，《新青年》記者可以邏輯之理審察之。 （2）《新青年》記者謂「孔子之倫理如何，德國之政體如何，辜鴻銘、康有為、張勳固已明白言之，《東方》記者亦贊同否？」按此問題將孔子之倫理與德國之政體，與辜鴻銘、康有力、張勳三人所言之孔子倫理，與其所言之德國政體，互相連綴，混八項為一項而問記者之是否贊同，一若此八項中，苟贊同其一項者，則其餘各項亦均在贊同之列。其設問之意，無非欲將孔子倫理與德國政體並為一談，又將辜鴻銘所言之孔子倫理與其所言之德國政體並為一談，且將辜鴻銘之所言與張勳之所言並為一談，因而使孔子倫理與張勳所言作一聯帶關係，以為邏輯上「凡尊崇孔子倫理者即贊同張勳所言者也」之前提。但記者對於《新青年》記者所設問題，以為過於籠統，不能完全作答。其可答者，則記者固尊崇孔子倫理，且對於辜氏所言，凡業經徵引而稱許之者，皆表贊同之意者也。 （3）《東方》雜誌《功利主義與學術》之文中略謂「歐美民權自由立憲共和之說非功利主義所能賅括，吾國人之為此則屬於功利主義」。《新青年》記者乃謂記者「是否反對民權自由？是否反對立憲共和？」夫批評功利主義之民權自由，非反對民權自由；批評功利主義之立憲共和，非反對立憲共和；猶之批評應試做官之讀書非反對讀書，批評金錢運動之選舉非反對選舉。《新青年》記者亦可以邏輯之理審察之。 （4）任何名詞皆隨其所定之界說而異其意義。《新青年》記者將功利主義為廣義解釋，包括善行於功利主義之中，則《新青年》記者所崇拜之功利主義與《東方》所排斥之功利主義內包外延自不相同，不能籠統混合。至《新青年》記者謂「功之反為罪，利之反為害，《東方》記者倘反對功利主義，豈贊成罪害主義者」？以此種邏輯方法推論事理，則可雲「凡反對圖利之人即贊成謀害者，凡反對貪功之人即贊成犯罪者」。此推論果好乎否乎？ （5）《功利主義與學術》文中謂「文化重心在高深之學，普及教育不過演繹此高深之學之一部分，為中下等人說法；如無高深之學，則普及教育將以何物為重心」？並無反對教育普及之言，《新青年》記者乃責以反對教育普及，不知用何種邏輯以斷定之？又文中謂「教育普及而廉價出版物日眾，不特無益學術反足以害之」，下引美人勃拉斯所言之書報及吾國坊肆誨盜誨淫之書以實之，則所謂廉價出版物之有害學術者，自指勃氏所言之書報及坊肆中誨盜誨淫之書而言。《新青年》記者斷章取義責《東方》以「反對普及教育，反對通俗書籍文字，以廉價出版物為有害學術」，試另設較為簡明之例，一曰「民國成立而定期出版物日多，言論荒謬，如某日報之鼓吹某事，某雜誌之主張某說」云云，則此例中所指為言論荒謬者，自然指某日報某雜誌而言。若以此例所言為「反對民國反對出版物以定期出版物為荒謬」，果當乎否乎？ （6）《新青年》記者對於《東方》雜誌《迷亂之現代人心》文中為種種之質問，謂「中國學術文化以儒家統一以後之漢、魏、唐、宋為盛乎？抑以儒家統一以前之晚周為盛乎？歐洲文藝復興以後之文明，比之中土，比之歐洲中世，優劣如何？」《東方》原文曾言「進化之規範，由分化與統整互相調劑而成」，有分化而無統整，自不能謂之進步。中國晚周時代及歐洲文藝復興以後之文明，分化雖盛，而失其統整，遂現混亂矛盾之象。以晚周與漢、魏、唐、宋，以歐洲與中上，比較其文明，以記者之見解言之，殊不能謂其彼善於此。但此種問題，各人各具見解，不易論定。《新青年》記者苟有所見，盡可自抒偉論，無煩下問。至文明之統整思想之統一云云，決非如歐洲黑暗時代之禁遏學術，阻礙文化之謂，亦非附和雷同之謂，亦非儒術即學術之謂，亦非不翻譯歐洲書不輸入歐洲文化之謂。凡此皆《新青年》記者自己推想之誤。《東方》原文明言「吾人不宜僅以保守為能事」；又言「西洋學說之輸入夙為吾人所歡迎」，又言「盡力輸入西洋學說使其融合於吾固有文明之中」；又言「西洋之種種主義主張驟聞之似有與吾固有文明絕相鑿枘者，然會而通之，則其主義主張往往為吾固有文明之一局部擴大而精詳之者」。此等論旨，原文中再三申說，《新青年》記者如將原文全閱一過，想亦不至有「人間思想界與留聲機器有何區別」及「商務印書館何以譯歐洲書」之疑問。至原文所謂「君道臣節及名教綱常諸大端」，記者確認為我國固有文明之基礎。《新青年》記者謂共和政體之下，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作何解，謂之叛逆，謂之謀叛共和民國，謂之謀叛國憲之罪犯。記者以為共和政體決非與固有文明不相容者。民視民聽，民貴君輕，伊古以來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義為基礎。政體雖改，而政治原理不變，故以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為基礎之固有文明與現時之國體融合而會通之，乃為統整文明之所有事。若謂共和政體之下不許人言固有文明中有君道臣節名教綱常諸大端，則非用焚書坑儒之法，將吾國固有之歷史文學政治諸書及曾讀其書之人一律焚坑之不可。蓋固有文明中有君道臣節名教綱常諸大端，乃已往之事，實非《新青年》記者所得而取消。已往之事實既不能取消，則不能禁人之記憶之稱述之。苟不用焚坑之法，雖加以謀叛之罪名，亦不能使之箝口而結舌。前清專制官吏動輒以大逆不道謀為不軌之罪名迫壓言論，初未有效，《新青年》記者可以不必步其後塵矣。 （7）《新青年》記者謂「《方東》記者之意頗以中國此時無強有力者以強力壓倒一切主義主張為憾」，又謂「《東方》記者既以為非己國固有文明不足以救濟中國，何以《工藝》雜誌序文中復有雖周、孔復生，無所措手之言？」按《東方》原文明言強有力主義之不能壓倒一切，反足釀亂；又《工藝》雜誌序中所云周、孔復生無所措手，乃反面文字，非正面文字。《新青年》記者如將原文及《工藝》雜誌序文全閱一過，當不至作此疑問。 （8）《中西文明之評判》，系譯日本雜誌，文中有「此次戰爭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云云。《新青年》記者乃以「此言非夢囈乎」為問。夫《新青年》記者對於上列云云，加以事理上或文義上諸責，固無不可，若僅以是否夢吃為嘲罵之方法，是村嫗反唇相譏之口吻，非言論家之態度也。 （9）德人台里烏司氏謂「歐洲文化不合於倫理之用」，而稱許辜鴻銘之主張為正當。《新青年》記者謂「台里烏司氏料必為崇拜君權之怪物」，又謂「《東方》記者處共和政體之下不宜譯錄辜言而稱許之」。按《東方》譯錄辜言，並無牴觸國體之語。《新青年》記者以辜氏所著《春秋大義》中有尊王之語，乃並其與現時國體不相牴觸之語亦謂不宜譯錄，又以台里烏司氏稱許辜氏所主張之倫理乃斷定台里烏司氏為崇拜君權之人，遂台里烏司氏所述辜氏之言亦謂不宜譯錄：如此羅織，雖專制官僚，亦無此嚴酷矣。 （10）辜氏著作中曾謂「中國人不潔之癖，為中國人重精神而不注意於物質之一佐證」。《新青年》記者乃問「精神為何等不潔之物」。夫辜氏之言，就文義推之，固謂中國人之不潔由於不注意物質也。其不注意物質，由於注重精神也。義甚明了。若以此二段為前提而下斷案，僅能謂中國人之不潔由於注重精神，決不能下「精神為不潔之物」之斷案。《新青年》記者明於邏輯，胡為有如是之疑問？此外問題尚多，記者不暇一一作答，惟《新青年》記者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