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 《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
要知道《金瓶梅》這部書的社會背景，我們不能不先考定它的產生時代。同時，要考定它的產生時代，我們不能不把一切關於《金瓶梅》的附會傳說肅清，還它一個本來面目。
《金瓶梅》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所集中描寫的是作者所處時代的市井社會的侈靡淫蕩的生活。它的細緻生動的白描技術和汪洋恣肆的氣勢，在未有刻本以前，即已為當時的文人學士所嘆賞驚詫。但因為作者敢於對性生活作肆無忌憚地大膽敘述，便使社會上一般假道學先生感覺到逼脅而予以擯斥，甚至怕把它刻板行世會有墮落地獄的危險，但終之不能不佩服它的藝術成就。另一方面，一般神經過敏的人又自作聰明地替它解脫，以為這書是「別有寄託」，替它捏造成一串可歌可泣悲壯淒烈的故事。
無論批評者的觀點怎樣，《金瓶梅》的作者，三百年來卻都一致公認為王世貞而無異辭。他們的根據是：
（1）沈德符的話：說這書是嘉靖中某大名士做的。這一位某先生，經過幾度的附會，就被指實為王世貞。
（2）因為書中所寫的蔡京父子，相當於當時的嚴嵩父子。王家和嚴家有仇，所以王世貞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甲）報仇，（乙）諷刺。
（3）是據本書的藝術和才氣而論的。他們先有了一個「苦孝說」的主觀之見，以為像這樣的作品非王世貞不能寫。
現在我們不管這些理論是否合理，且把他們所樂道的故事審査一下，看是王世貞作的不是。
一 《金瓶梅》的故事
《金瓶梅》的作者雖然已被一般道學家肯定為王世貞（他們以為這樣一來，會使讀者饒恕它的「猥褻」描寫），但是他為什麼要寫這書？書中的對象是誰？卻眾說紛紜，把它歸納起來不外是：
甲、復仇說 對象（1）嚴世蕃
（2）唐順之
乙、諷刺說 對象—嚴氏父子
為什麼《金瓶梅》和唐順之發生關係呢？這裡面又包含著另外一個故事——《清明上河圖》的故事。
（一）《清明上河圖》和唐荊川
《寒花盦隨筆》：
「世傳《金瓶梅》一書為王弇州（世貞）先生手筆，用以譏嚴世蕃者。書中西門慶即世蕃之化身，世蕃亦名慶，西門亦名慶，世蕃號東樓，此書即以西門對之。」「或謂此書為一孝子所作，所以復其父仇者。蓋孝子所識一巨公實殺孝子父，圖報累累皆不濟。後忽偵知巨公觀書時必以指染沫，翻其書葉。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經營此書。書成黏毒藥於紙角，覬巨公外出時，使人持書叫賣於市，曰《天下第一奇書》，巨公於車中聞之，即索觀，車行及其第，書已觀訖，嘖嘖嘆賞，呼賣者問其值，賣者竟不見，巨公頓悟為所算，急自營救已不及，毒發遂死。」今按二說皆是，孝子即鳳洲（世貞號）也，巨公為唐荊川（順之），鳳洲之父忬死於嚴氏，實荊川贊之也。姚平仲《綱鑑絜要》載殺巡撫王忬事，注渭「忬有古畫，嚴嵩索之，忬不與，易以摹本。有識畫者為辨其贗。嵩怒，誣以失誤軍機殺之」。但未記識畫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謂識畫人即荊川，古畫者《清明上河圖》也。
鳳洲既抱終天之恨，誓有以報荊川，數遣人往刺之，荊川防護甚備。一夜，讀書靜室，有客自後握其發將加刃，荊川曰：「余不逃死，然須留遺書囑家人。」其人立以俟，荊川書數行，筆頭脫落，以管就燭，佯為治筆，管即毒弩，火熱機發，鏃貫刺客喉而斃。鳳洲大失望！
後遇於朝房，荊川曰：「不見鳳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實鳳洲無所撰，姑以誑語應耳。荊川索之急，鳳洲歸，廣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荊川。荊川閱書甚急，墨濃紙黏，卒不可揭，乃屢以紙潤口津揭書，書盡毒發而死。
或傳此書為毒死東樓者。不知東樓自正法，毒死者實荊川也。彼謂以三年之力成書，及巨公索觀於車中云云，又傳聞異詞耳。
這是說王忬進贗畫於嚴嵩，為唐順之識破，致陷忬於法。世貞圖報仇，進《金瓶梅》毒死順之。劉廷璣的《在園雜誌》也提到此事，不過把《清明上河圖》換成《輞川真跡》，把識畫人換成湯裱褙，並且說明順之先和王忬有宿怨。他說：
明太倉王思質（忬）家藏右丞所寫《輞川真跡》，嚴世蕃聞而索之。思質愛惜世寶，予以撫本。世蕃之裱工湯姓者，向在思質門下，曾識此圖，因於世蕃前陳其真贗，世蕃銜之而未發也。會思質總督薊遼軍務，武進唐應德（順之）以兵部郎官奉命巡邊，嚴嵩觴之內閣，微有不滿思質之言，應德頷之。至思質軍，欲行軍中馳道，思質以己兼兵部堂銜難之，應德怫然，遂參思質軍政廢弛，虛縻國帑，累累數千言。先以稿呈世蕃，世蕃從中主持之，逮思質至京棄市。
到了清人的《缺名筆記》又把這故事變動一下：
《金瓶梅》為舊說部中四大奇書之一，相傳出王世貞手，為報復嚴氏之《督亢圖》。或謂系唐荊川事。荊川任江右巡撫時有所周納，獄成，罹大辟以死。其子百計求報，而不得間。會荊川解職歸，遍閱奇書，漸嘆觀之。乃急草此書，漬砒於紙以進，蓋審知荊川讀書時必逐頁用紙黏舌，以次披覽也。荊川得書後，覽一夜而畢，驀覺舌木強澀，鏡之黑矣。心知被毒，呼其子曰：「人將謀我，我死，非至親，不得入吾室。」逾時遂卒。
旋有白衣冠者呼天搶地以至，蒲伏於其子之前，謂曾受大恩於荊川，願及未蓋棺前一親其顏色。鑒其誠許之久，伏屍而哭，哭已再拜而出。及殮，則一臂不知所往，始悟來者即著書之人，因其父受繯首之辱，進鴆不足，更殘其支體以為報也。
（二）湯裱褙
識畫人在另一傳說中，又變成非大儒名臣的當時著名裝潢家湯裱褙。這一說最早的要算沈德符的《野獲編》，他和世貞同一時代，他的祖、父又都和王家世交，所以後人都偏重這一說。《野獲編補遺》卷二《偽畫致禍》：
嚴分宜（嵩）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鄢懋卿以總鹺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鏊）胄君家，其家巨萬，難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類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薊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囑蘇人黃彪摹真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
嚴氏既得此卷，珍為異寶，用以為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發為贗本。嚴世蕃大慚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紿之，禍本自此成。或雲即湯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
這一說是《清明上河圖》本非王忬家物，由湯裱褙托王忬想法不成功，才用摹本代替，末了還是湯裱褙自發其覆。顧公燮《銷夏閒記摘抄》作《金瓶梅緣起王鳳洲報父仇》一則根據此說加詳，不過又把王鍪家藏一節改成王忬家藏，把嚴氏致敗之由，附會為世蕃病足，把《金瓶梅》的著作目的改為譏刺嚴氏了：
太倉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圖》，化工之筆也。嚴世蕃強索之，忬不忍舍，乃覓名手摹贗者以獻。先是忬巡撫兩浙，遇裱工湯姓流落不偶，攜之歸，裝潢書畫，旋薦之世蕃。當獻畫時，湯在側謂世蕃曰："此圖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試觀麻雀小腳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偽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湯之為人，不復重用。
會俺答入寇大同，忬方總督薊遼，鄢懋卿嗾御史方輅劾忬御邊無術，遂見殺。後范長白公允臨作《一捧雪》傳奇，改名為《莫懷古》，蓋戒人勿懷古董也。
忬子鳳洲（世貞）痛父冤死，圖報無由。一日偶謁世蕃，世蕃問坊間有好看小說否？答曰有，又問何名，倉卒之間，鳳洲見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跡漫滅，容鈔正送覽。退後構思數曰，借《水滸傳》西門慶故事為藍本，緣世蕃居西門，乳名慶，暗譏其閨門淫放，而世蕃不知，觀之大悅。把玩不置。
相傳世蕃最喜修腳，鳳洲重賂修工，乘世蕃專心閱書，故意微傷腳跡，陰擦爛藥，後漸潰腐，不能入直，獨其父嵩在閣，年衰遲鈍，票本批擬，不稱上旨，寵日以衰。御史鄒應龍等乘機劾奏，以至於敗。
徐樹丕的《識小錄》又以為湯裱褙之證畫為偽，系受賄不及之故，把張擇端的時代由宋升至唐代，畫的內容也改為汴人擲骰：
湯裱褙善鑑古，人以古玩賂嚴世蕃必先賄之，世蕃令辨其真偽，其得賄者必曰真也。吳中一都御史偶得唐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臨本饋世蕃而賄不及湯。湯直言其偽，世蕃大怒，後御史竟陷大辟。而湯則先以誆諞遣戍矣。
余聞之先人曰《清明上河圖》皆寸馬豆人，中有四人樗蒲，五子皆六而一猶旋轉，其人張口呼六，湯裱褙曰：
「汴人呼六當撮口，而今張口是采閩音也。」以是識其偽。此與東坡所說略同，疑好事者偽為之。近有《一捧雪》傳奇亦此類也，特甚世蕃之惡耳。
（三）況叔祺及其他
梁章鉅《浪跡叢談》記此事引王襄《廣匯》之說，即本《識小錄》所載，所異的是不把識畫人的名字標出，他又以為王忬之致禍是由於一詩一畫：
王襄《廣匯》：「嚴世蕃常索古畫於王忬，雲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識畫者往來忬家有所求，世貞斥之。其人知忬所獻畫非真跡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巡按方輅劾忬失機，世蕃遂告嵩票本論死。」
又孫之騄《二申野錄注》：「後世蕃受刑，弇州兄弟贖得其一體，熟而薦之父靈，大慟，兩人對食，畢而後已。詩畫貽禍，一至於此，又有小人交構其間，釀成尤烈也。」
按：所云詩者謂楊椒山（繼盛）死，弇州以詩吊之，刑部員外郎況叔祺錄以示嵩，所云畫者即《清明上河圖》也。
綜合以上諸說，歸納起來是：
（1）《金瓶梅》為王世貞作，用意（甲）譏刺嚴氏；（乙）作對嚴氏復仇的「督亢圖」；（丙）對荊川復仇。
（2）唐荊川譖殺王忬，忬子世貞作《金瓶梅》，荊川於車中閱之中毒卒。
（3）世貞先行刺荊川不遂，後荊川向其索書，遂撰《金瓶梅》以毒之。
（4）唐王結怨之由是荊川識《清明上河圖》為偽，以致王忬被刑。
（5）《金瓶梅》為某孝子報父仇作，荊川因以被毒。
（6）湯裱褙識王忬所獻《輞川真跡》為偽，唐順之行邊與王忬忤，兩事交攻，王忬以死。
（7）《清明上河圖》為王鏊家物，世蕃門客湯臣求之不遂，托王忬想法也不成功，王忬只得拿摹本應命，湯裱褙又自發其覆，遂肇大禍。
（8）嚴世蕃強索《清明上河圖》於王忬，忬以贗本獻，為舊所提攜湯姓者識破。
（9）嚴世蕃向世貞索小說，世貞撰《金瓶梅》以譏其閨門淫放，而世蕃不知。
（10）世貞賂修工爛世蕃腳，不能入值，嚴氏因敗。
（11）王忬獻畫於世蕃，而賄不及湯裱褙，因被指為偽，致陷大辟。
（12）王忬致禍之由為《清明上河圖》及世貞吊楊繼盛詩觸怒嚴氏。
以上一些五花八門的故事，看起來似乎很多，其實包含著兩個有聯繫的故事——《清明上河圖》和《金瓶梅》。
二 王忬的被殺和《清明上河圖》
按《明史》卷二〇四《王忬傳》：「嘉靖三十六年（1557）部臣言，薊鎮額兵多缺，宜察補。乃遣郎中唐順之往覆。還奏額兵九萬有奇，今唯五萬七千，又皆羸老，忬與……等俱宜按治。……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兒辛愛數部屯會州，挾朶顏為鄉導……由潘家口入渡灤河……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遂劾忬及……罪，帝大怒……切責忬，令停俸自效。至五月，輅復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忬及……下詔獄……明年冬竟死西市。忬才本通敏，其驟拜都御史及屢更督撫也，皆帝特簡，所建請無不從。為總督，數以敗聞，由是漸失寵。既有言不練主兵者，帝益大恚，謂忬怠事負我。嵩雅不悅忬。而忬子世貞復用口語積失歡於嵩子世蕃，嚴氏客又數以世貞家瑣事構於嵩父子，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大恨，灤河變聞，遂得行其計。」
當事急時，世貞「與弟世懋日蒲伏嵩門涕泣求貸，嵩陰持忬獄，而時為謾語以寬之。兩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諸貴人輿搏顙請救，諸貴人畏嵩，不敢言」。（《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貞傳》）
王忬死後，一般人有說他「死非其罪」的，也有人說他是「於法應誅」的，他的功罪我們姑且不管，要之，他之死於嚴氏父子之手，卻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
我們要判斷以上所記述的故事是否可靠，第一我們先要研究王忬和嚴氏父子結仇的因素，關於這一點最好拿王世貞自己的話來說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書》：
……至於嚴氏所以切齒於先人者有三：其一，乙卯冬仲芳兄（楊繼盛）且論報，世貞不自揣，托所知向嚴氏解救，不遂。已見其嫂代死疏辭戇，少為筆削。就義之後，躬視含殮，經紀其喪。為奸人某某（按：即指況叔祺）文飾以媚嚴氏。先人聞報，彈指唾罵，亦為所詗。其二，楊某為嚴氏報仇曲殺沈鍊，奸罪萬狀，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間有指斥。渠誤謂青瑣之抨，先人預力，必欲報之而後已。其三，嚴氏與今元老相公（徐階）方水火，時先人偶辱見收葭莩之末，渠復大疑有所棄就，奸人從中構牢不可解。以故練兵一事，於擬票內一則曰大不如前，一則曰一卒不練，所以陰奪先帝（嘉靖帝）之心，而中傷先人者深矣。預報賊耗則曰王某恐嚇朝廷，多費軍餉；虜賊既退，則曰將士欲戰，王某不肯。茲謗既騰，雖使曾參為子，慈母有不投杼者哉！
以上三個原因（1）關於楊繼盛；（2）關於沈鍊；（3）關於徐階，都看不出有什麼書畫肇禍之說。試再到旁的地方找去，《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貞傳》說：
奸人閻姓者犯法，匿錦衣都督陸炳家，世貞搜得之。炳介嚴嵩以請，不許。楊繼盛下吏，時進湯藥。其妻訟夫冤，為代草。既死，復棺殮之。嵩大恨。吏部兩擬提學，皆不用，用為青州兵備副使。父忬以灤河失事，嵩構之論死。
沈德符《野獲編》卷八《嚴相處王弇州》：
王弇州為曹郎，故與分宜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質（忬）方總督薊遼，姑示密以防其忮，而心甚薄之。每與嚴世蕃宴飲，輒出惡謔侮之，已不能堪。會王弟敬美繼登第，分宜呼諸孫切責以「不克負荷」訶誚之，世蕃益恨望，日譖於父前，分宜遂欲以長史處之，賴徐華亭（階）力救得免，弇州德之入骨。後分宜因唐荊川閱邊之疏譏切思質，再入鄢劍泉（懋卿）之贊決，遂置思質重辟。
這是說王忬之得禍，是由於世貞之不肯趨奉嚴氏，和謔毒世蕃，可用以和《明史》相印證。所謂惡謔，丁元薦《西山日記》曾載有一則：
王元美先生善謔，一日與分宜胄子飲，客不任酒，胄子即舉杯虐之，至淋漓巾幘。先生以巨觥代客報世蕃，世蕃辭以傷風不勝杯杓，先生雜以詼諧曰：「爹居相位，怎說出傷風？」旁觀者快之。
也和《清明上河圖》之說渺不相涉。
現在我們來推究《清明上河圖》的內容和它的流傳經過，考察它為什麼會和王家發生關係，衍成如此一連串故事的由來。
《清明上河圖》到底是一幅怎樣的畫呢？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九《題清明上河圖》一詩描寫得很清楚詳細：
宋家汴都全盛時，四方玉帛梯航隨，清明上河俗所尚，傾城士女攜童兒。城中萬屋翬甍起，百貨千商集成蟻，花棚柳市圍春風，霧閣雲窗粲朝綺。芳原細草飛輕塵，馳者若飆行若雲，紅橋影落浪花里，捩舵撇篷俱有神。笙聲在樓游在野，亦有驅牛種田者，眼中苦樂各有情，縱使丹青未堪寫！翰林畫史張擇端，研朱吮墨鏤心肝，細窮毫髮伙千萬，直與造化爭雕鐫。圖成進入緝熙殿，御筆題簽標卷面，天津一夜杜鵑啼，倏忽春光幾回變。朔風捲地天雨沙，此圖此景復誰家？家藏私印屢易主，贏得風流後代夸。姓名不入《宣和譜》，翰墨流傳藉吾祖，獨從憂樂感興衰，空吊環州一抔土！豐亨豫大紛彼徒，當時誰進流民圖？乾坤頫仰意不極，世事榮枯無代無！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八《記清明上河圖卷》：
嘉禾譚梁生攜《清明上河圖》過長安邸中，雲此張擇端真本也。……此卷向在李長沙家，流傳吳中，卒為袁州所鉤致，袁州籍沒後已歸御府，今何自複流傳人間？書之以求正於博雅君子。天啟二年壬戌五月晦日。
按長沙即李東陽，袁州即嚴嵩。據此可知這圖的收藏經過是：
（1）李東陽家藏。
（2）流傳吳中。
（3）歸嚴氏。
（4）籍沒入御府。
一百年中流離南北，換了四個主人，可惜不知道在吳中的收藏家是誰。推測當分宜籍沒時，官中必有簿錄，因此翻出《勝朝遺事》所收的文嘉《鈐山堂書面記》，果然有詳細的記載，在《名畫部》宋有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圖藏宜興徐文靖（徐溥）家，後歸西涯李氏（東陽），李歸陳湖陸氏，陸氏子負官緡，質於崑山顧氏，有人以一千二百金得之，然所畫皆舟車、城郭、橋樑、市廛之景，亦宋之尋常畫耳，無高古氣也。
按田藝蘅《留青日札》嚴嵩條記嘉靖四十四年（1565）八月抄沒清單有：
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冊軸，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金繡手卷冊共三千二百零一軸。內有……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以千二百金購之，才得其贗本，卒破數十家。其禍皆成於王彪、湯九、張四輩，可謂尤物害民。
這一條記載極關重要，它所告訴我們的是：
（1）《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
（2）其人以千二百金問購，才得贗本，卒破數十家。
（3）諸家記載中之湯裱褙或湯生行九，其同惡為嚴氏鷹犬者有王彪、張四諸人。
考陳湖距吳縣三十里，屬蘇州。田氏所記的蘇州陸氏當即為文氏所記之陳湖陸氏無疑。第二點所指明的也和文氏所記吻合。由蘇州陸氏的淵源，據《鈐山堂書畫記》：「陸氏子負官緡，質於崑山顧氏。」兩書所說相同，當屬可信。所謂崑山顧氏，考《昆新兩縣合志》卷二〇《顧夢圭傳》：
顧懋宏字靖甫，初名壽，一字茂儉，潛孫，夢圭子。十三補諸生，才高氣豪，以口過被禍下獄，事白而家壁立。依從父夢羽蘄州官舍，用蘄籍再為諸生。尋東還，游太學，舉萬曆戊子鄉薦。授休寧教諭，遷南國子學錄，終莒州知州。自劾免。築室東郊外，植梅數十株，吟嘯以老。
按夢圭為嘉靖癸未（1523）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他家世代做官，為崑山大族。其子懋宏十三補諸生。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嚴嵩事敗下獄，四十四年三月嚴世蕃伏誅，嚴氏當國時代恰和懋宏世代相當，由此可知，傳中所謂「以口過被禍下獄，事白而家壁立」一段隱約的記載，即指《清明上河圖》事，和文田兩家所記相合。
這樣，這圖的沿革可列成下表：
（1）宜興徐氏。
（2）西涯李氏。
（3）陳湖陸氏。
（4）崑山顧氏。
（5）袁州嚴氏。
（6）內府。
在上引的史料中，最可注意的是《鈐山堂書畫記》。因為文嘉家和王世貞家是世交，他本人也是世貞好友之一。他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應何賓涯之召檢閱籍沒入官的嚴氏書畫，到隆慶二年（1568）整理所記錄成功這一卷書。時世貞適新起用由河南按察副使擢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分守湖州。假如王氏果和此圖有關係，並有如此悲慘的故事包含在內，他決不應故沒不言！
在以上所引證的《清明上河圖》的經歷過程中，很顯明安插不下王忬或王世貞的一個位置。那麼，這圖到底是怎樣才和王家在傳說中發生關係的呢？按《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圖別本跋》：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真贗本，余均獲寓目。真本人物、舟車、橋道、宮室皆細於發，而絕老勁有力，初落墨相家，尋籍入天府為穆廟所愛，飾以丹青。
贗本乃吳人黃彪造，或雲得擇端稿本加刪潤，然與真本殊不相類，而亦自工致可念，所乏腕指間力耳，今在家弟（世懋）所。此卷以為擇端稿本，似未見擇端本者。其所云于禁菸光景亦不似，第筆勢遒逸驚人，雖小粗率，要非近代人所能辦，蓋與擇端同時畫院祗侯，各圖汴河之勝，而有甲乙者也。吾鄉好事人遂定為真稿本，而謁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記，文徵仲蘇書，吳文定公跋，其張著、楊准二跋，則壽承、休承以小行代之，豈唯出藍！而最後王祿之、陸子傅題字尤精楚。陸於逗漏處，毫髮貶駁殆盡，然不能斷其非擇端筆也。使畫家有黃長睿那得爾？
其第二跋云：
按：擇端在宣政間不甚著，陶九疇纂《圖繪寶鑑》，搜刮殆盡，而亦不載其人。昔人謂遜功帝以丹青自負，諸祗候有所畫，皆取上旨裁定。畫成進御，或少增損。上時時草創，下諸祗侯補景設色，皆稱御筆，以故不得自顯見。然是時馬賁、周曾、郭思、郭信之流，亦不致泯然如擇端也。而《清明上河》一圖，歷四百年而大顯，至勞權相而出死構，再損千金之值而後得。嘻！亦已甚矣。擇端他圖余見之殊不稱，附筆於此。
可知此圖確有真贗本，其贗本之一確曾為世貞愛弟世懋所藏，這圖確曾有一段悲慘的故事：「至勞權相出死構，再損千金之值而後得」。這兩跋都成於萬曆三年（1575）以後，所記的是上文所舉的崑山顧氏的事，和王家毫不相干。這一悲劇的主人公是顧懋宏，構禍的是湯九或湯裱褙，權相是嚴氏父子。
由以上的論證，我們知道一切關於王家和《清明上河圖》的記載，都是任意捏造，牽強附會。無論他所說的是《輞川真跡》，是《清明上河圖》，是黃彪的臨本，是王鍪家藏本，或是王忬所藏的，都是無中生有。事實的根據一去，當然唐順之或湯裱褙甚至第三人的行譖或指證的傳說，都一起跟著不存在了。
但是，像沈德符、顧公燮、劉廷璣、梁章鉅等人，在當時都是很有名望的學者，沈德符和王世貞是同一時代的人，為什麼他們都會捕風捉影，因訛承訛呢？
這原因據我的推測，以為是：
（1）是看不清《四部稿》的兩跋的原意，誤會所謂「權相出死力構」是指他的家事，因此而附會成一串故事。
（2）是信任《野獲編》作者的時代和他與王家的世交關係，以為他所說的話一定可靠，而靡然風從，群相應和。
（3）是故事本身的悲壯動人，同情被害人的遭遇，輾轉傳述，甚或替它裝頭補尾，雖悖「求真之諦」，亦所不惜。
次之因為照例每個不幸的故事中，都有一位丑角在場，湯裱褙是當時的名裝潢家，和王、嚴兩家都有來往，所以順手把他拉入作一點綴。
識畫人的另一傳說是唐順之，因為他曾有疏參王忬的事跡，王忬之死多少他應負一點責任。到了范允臨的時候，似乎又因為唐順之到底是一代大儒，不好任意得罪，所以在他的劇本——《一捧雪》傳奇中仍舊替回了湯裱褙。幾百年來，這劇本到處上演，劇情的淒烈悲壯，深深地感動了千萬的人，於是湯裱褙便永遠留在這劇本中做一位挨罵的該死丑角。
三 《金瓶梅》非王世貞所作
最早提到《金瓶梅》的，是袁宏道的《觴政》：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為內典。……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為逸典。（《袁中郎全集》卷一四，十之《掌故》）
袁宏道寫此文時《金瓶梅》尚未有刻本，已極見重於文人，拿它和《水滸》並列了。可惜袁宏道只給了我們一個藝術價值的暗示，而沒提出它的著者和其他事情。稍後，沈德符的《野獲編》卷二五《金瓶梅》所說的就詳細多了，沈德符說：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予恨未得見。丙午（1606）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今唯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袁中道，宏道弟）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飢。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即前後血脈，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
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雲。
關於有刻本前後的情形，和書中所影射的人物，他都講到了，單單我們所認為最重要的著者，他卻只含糊地說了「嘉靖間大名士」了事，這六個字的含義是：
（1）作者是嘉靖時人。
（2）作者是大名士。
（3）《金瓶梅》是嘉靖時的作品。
幾條嘉靖時代若干大名士都可適用的規限，更不妙的是他指這書是「指斥時事」的，平常無緣無故的人要指斥時事幹什麼呢？所以顧公燮等人便因這一線索推斷是王世貞的作品，牽連滋蔓，造成上述一些故事。康熙乙亥（1696）刻的《金瓶梅》謝頤作的序便說：
《金瓶梅》一書傳為鳳洲門人之作也。或雲即出風洲手。然洋洋灑灑一百回內，其細針密線，每令觀者望洋而嘆。
到了《寒花盦隨筆》、《缺名筆記》一些人的時代，便索性把「或」字去掉。一直到近人蔣瑞藻《小說考證》還認定是弇州之作而不疑：
《金瓶梅》之出於王世貞手不疑也。景倩距弇州時代不遠，當知其詳。乃斷名士二字了之，豈以其誨淫故為賢者諱歟！（《小說考證》二，96頁）
其實一切關於《金瓶梅》的故事，都只是故事而已，都不可信。應該根據真實史料，把一切荒謬無理的傳說一起踢開，還給《金瓶梅》以一個原來的面目。
第一，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要先抓住它的要害點，關於《清明上河圖》在上文已經證明和王家無關。次之，就是這一切故事的焦點——作《金瓶梅》的緣起和《金瓶梅》的對象嚴世蕃或唐順之被毒或被刺。因為這書據說是作者來毒嚴氏和唐氏的，如兩人並未被毒或無被毒之可能時，這一說當然不攻自破。
甲、嚴世蕃是正法死的，並未被毒。這一點《寒花盦隨筆》的作者倒能辨別清楚。顧公燮便不高明了，他以為王忬死後世貞還去謁見世蕃，世蕃索閱小說，因作《金瓶梅》以譏刺之。其實王忬被刑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初一日，歿後世貞兄弟即扶柩返里，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家，自後世貞即屏居里門，到隆慶二年（1568）始起為河南按察副使。另一方面嚴嵩於四十一年五月罷相，世蕃也隨即被刑。王忬死後，世貞方痛恨嚴氏父子之不暇，何能顏往謁賊父之仇？而且世貞於父死後即返里屏居，中間無一日停滯，南北相隔，又何能與世蕃相見？即使可能，世蕃已被逐，不久即死，亦何能見？如說此書之目的專在諷刺，則嚴氏既倒，公論已明，亦何所用其諷刺？且《四部稿》中不乏抨責嚴氏之作，亦何庸寫此洋洋百萬言之大作以事此無謂之諷刺？
再次，顧氏說嚴氏之敗是由世貞賄修工爛世蕃腳使不能入值致然的，此說亦屬無稽，據《明史》卷三〇八《嚴嵩傳》所言：
嵩雖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唯世蕃一覽瞭然。答語無不中。及嵩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嵩請留侍京邸，帝許之，然自是不得入值所代嵩票擬，而日縱淫樂於家。嵩受詔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值其方耽女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旨。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是積失帝歡。
則世蕃之不能入值是因母喪，嵩之敗是因世蕃之不代票擬，也和王世貞根本無關。
乙、關於唐順之。按《明史》：「順之出為淮揚巡撫，兵敗，力疾過焦山，三十九年春，卒。」王忬死在是年十月，順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貞何能預寫《金瓶梅》報仇？世貞以先一年冬從山東棄官省父於京獄，時順之已出官淮揚，二人何能相見於朝房？順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貞又安能遣人行刺於順之死後？
第二，「嘉靖中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話，假使可以把它牽就為王世貞，那麼，又為什麼不能把它歸到曾著有雜劇四種的天都外臣汪道昆？為什麼不是以明雜劇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王百穀或張鳳翼？那時的名士很多，又為什麼不是所謂前七子、廣五子、後五子、續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我們有什麼反證說他們不是「嘉靖間的大名士」？
第三，再退一步承認王世貞有作《金瓶梅》的可能（自然，他不是不能做）。但是，問題是他是江蘇太倉人，並且是土著，有什麼保證可以斷定他不「時作吳語」？《金瓶梅》用的是山東的方言，王世貞雖曾在山東做過三年官（1557-1559），但是能有證據說在這三年中，曾學會了甚至和土著一樣地使用當地的方言嗎？假使不能，又有什麼根據使他變成《金瓶梅》的作者呢？
前人中也曾有人斷定王世貞絕不是《金瓶梅》的作者，清禮親王昭槤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說：
《金瓶梅》其淫褻不待言。至敘宋代事，除《水滸》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領。以宋明二代官名羼雜其間，最屬可笑。是人尚未見商輅《宋元通鑑》者，無論宋元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譾陋若是！必為贗作無疑也。（《嘯亭續錄》卷二）
作小說雖不一定要事事根據史實，不過假如是一個史學名家作的小說，縱使下筆十分不經意，也不至於荒謬到如昭槤所譏。王世貞在當時學者中堪稱博雅，時人多以有史識、史才許之，他自身亦以此自負。且畢生從事著述，卷帙甚富，多為後來修史及研究明代掌故者所取材。假使是他作的，真的如昭槤所說：「何至譾陋若是！」不過昭槤以為《金瓶梅》是贗作，這卻錯了。因為以《金瓶梅》為王世貞作的都是後來一般的傳說，在《金瓶梅》的本文中除掉應用歷史上的背景來描寫當時的市井社會奢侈放縱的生活以外，也絲毫找不出有作者的什麼本身的暗示存在著。作者既未冒王世貞的名字來增高他著述的聲價，說他是贗作，豈非無的放矢。
四 《金瓶梅》是萬曆中期的作品
小說在過去時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尤其是「猥褻」的作品。因此，小說的作者姓名往往因不敢署名，而致埋沒不彰。更有若干小說家不但不敢署名，並且還故意淆亂書中史實，極力避免含有時代性的敘述，使人不能捉摸這一作品的著作時代。《金瓶梅》就是這樣的一個作品。
但是，一個作家要故意避免含有時代性的記述，雖不是不可能，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他不能離開他的時代，不能離開他的現實生活，他是那時候的現代人，無論他如何避免，在對話中，在一件平凡事情的敘述中，多少總不能不帶有那時代的意識。即使他所敘述的是假託古代的題材，無意中也不能不流露出那時代的現實生活。我們要從這些作者所不經意的疏略處，找出他原來所處的時代，把作品和時代關聯起來。
常常又有原作者的疏忽為一個同情他的後代人所刪削遮掩，這位同情者的用意自然是匡正作者，這舉動同樣不為我們所歡迎。這一事實可以拿《金瓶梅》來做一例證。
假如我們不能得到一個比改訂本更早的本子的時候，也許我們要被作者和刪節者瞞過，永遠不能知道他們所不願意吿訴我們的事情。
幸而，最近我們得到一個較早的《金瓶梅詞話》刻本，在這本子中我們知道許多從前人所不知道的事。這些事都明顯地刻有時代的痕跡。因此我們不但可以斷定這部書的著作年代，並且可以明白這部書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為什麼這樣一部名著卻包含有那樣多的描寫性生活部分的原因。
（一）太僕寺馬價銀
《金瓶梅詞話》第七回頁九至十有這樣一段對話：
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宿柳，又里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
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只管得三層門內，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著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著起來，朝廷爺一時沒有錢使，還問太僕寺支馬價銀子來使。休說買賣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
在崇禎本《金瓶梅》（第七回第十頁）和康熙乙亥本第一奇書（第七回第九頁）中，孟三兒的答話便刪節成：
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邊做些風流勾當，也是常事。奴婦人家，那裡管得許多。若說虛實，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況姻緣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
天衣無縫，使人看不出有刪節的痕跡。
朝廷向太僕寺借銀子用，這是明代中葉以後的事，《明史》卷九二《兵志·馬政》：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產馬，改徵銀。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為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馬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可金奏，下部議。部請養賣各半，從之。太僕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餘兩。及種馬賣，銀日增。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及張居正作輔，力主盡賣之議。……又國家有興作賞賚，往往借支太僕銀，太僕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羅應鶴請禁自借。二十四年，詔太僕給陝西賞功銀，寺臣言先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朝鮮用兵，百萬之積俱空。今所存者止十餘萬。況本寺寄養馬歲額二萬匹，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征甚少，而東徵調兌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部，未能有所釐革也。崇禎初，核戶兵工三部借支太僕馬價至一千三百餘萬。
由此可知太僕寺之貯馬價銀是從成化四年（1468）起，但為數極微。但隆慶二年（1568），百年後定例賣種馬之半，藏銀始多。到萬曆元年（1573）張居正作首相盡賣種馬，藏銀始達四百餘萬兩。又據《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倉庫》：
太僕，則馬價銀歸之。……隆慶中……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尚書朱衡極諫不聽。……至神宗萬曆六年……久之，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僕矣。
則隆慶時雖曾借支太僕銀，尚以非例為朝臣所諫諍。到了張居正死後（1582），神宗肆無忌憚地向太僕支借，其內庫所蓄，則靳不肯出。《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載居正當國時：
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饒馬，乃減太僕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
在居正當國時，綜核名實，令出法行，所以國富民安，號稱小康，即內廷有需索，亦往往為言官所諫止，如《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傳》說：
萬曆六年……上言……陛下……欲取太倉光祿，則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為例。
其用途專充互市撫賞，《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時傳》說：
萬曆五年召理戎政。……言……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才二三耳。
到了居正死後，朝政大變，太僕馬價內廷日夜借支，宮監佞幸，為所欲為，專以貨利導帝，《明史》卷二三五《孟一脈傳》說：
居正死，起故官。疏陳五事：言……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錙銖取之，泥沙用之。
不到十年工夫，太僕積銀已空。《明史》卷二三三《何選傳》：
光祿太僕之帑，括取幾空。
但還搜括不已，恣意賞賜。如《明史》卷二三三《張貞觀傳》所記：
三王並封制下，……採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賞。
十年內外庫藏俱竭，力靳內庫銀不發，且視太僕為內廷正供，廷臣請發款充軍費，反被譙責。萬曆三十年時：
國用不支，邊儲告匱……乞發內庫銀百萬及太僕寺馬價五十萬以濟邊儲，復忤旨切責。（《明史》卷二二〇《趙世卿傳》）
萬曆時代借支太僕寺馬價銀的情形，朱國楨《涌幢小品》卷二說得很具體：
太僕寺馬價銀隆慶年間積一千餘萬，萬曆年間節次兵餉借去九百五十三萬。又大禮大婚光祿寺借去三十八萬兩。零星宴賞之借不與焉。至四十二年，老庫僅存八萬兩。每年歲入九十八萬餘兩，隨收隨放支，各邊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邊功不時之賞，其空虛乃爾，真可寒心。
明神宗貪財好貨，至為御史所譏笑。如《明史》卷二三四《雒於仁傳》所載四箴，其一即為戒貪財：
十七年……獻四箴。……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來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
再就嘉靖、隆慶兩朝內廷向外庫借支情況作一比較，《明史》卷二〇六《鄭一鵬傳》：
嘉靖初……宮中用度日侈，數倍天順時，一鵬言：今歲災用詘，往往借支太倉。
《明史》卷二一四《劉體乾傳》：
嘉靖二十三年……上奏曰：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余歲頓盡。……隆慶初進南京戶部尚書……召改北部，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是時內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
據此可知嘉隆時代的借支處只是光祿和太倉，因為那時太僕寺尚未存有大宗馬價銀，所以無借支的可能。到隆慶中葉，雖曾借支數次，卻不如萬曆十年以後的頻數。穆宗享國不到六年（1567-1572），朱衡以隆慶二年九月任工部尚書，劉體乾以隆慶三年二月任戶部尚書，劉氏任北尚書後才疏諫取太倉銀而不及太僕，則朱衡之諫借支太僕銀自必更在三年二月以後。由此可知在短短的兩三年內，即使借支太僕，其次數決不甚多，且新例行未久，其借支數目亦不能過大。到了張居正當國，厲行節儉，足國富民，在這十年中，帑藏充盈，無借支之必要，且神宗懾於張氏之威稜，亦無借支之可能。由此可知《詞話》中所指「朝廷爺還問太僕寺借馬價銀子來使」必為萬曆十年以後的事。
《金瓶梅詞話》的本文包含有萬曆十年以後的史實，則其著作的最早時期必在萬曆十年以後。
（二）佛教的盛衰和小令
《金瓶梅》中關於佛教流行的敘述極多，全書充滿因果報應的氣味。如喪事則延僧作醮追薦（第八回，第六十二回），平時則許願聽經宣卷（第三十九回，第五十一回，第七十四回，第一百回），布施修寺（第五十七回，第八十八回），胡僧遊方（第四十九回），而歸結於地獄天堂，西門慶遺孤且入佛門清修。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實，假如作者所處的時代佛教並不流行，或遭壓迫，在他的著作中決不能無中生有捏造出這一個佛教流行的社會。
明代自開國以來，對佛道二教初無歧視，後來因為政治關係，對喇嘛教僧稍予優待，天順、成化間，喇嘛教頗占優勢，佛教徒假借餘光，其地位在道教之上。到了嘉靖時代，陶仲文、邵元節、王金等得勢，世宗天天在西苑玄修作醮，求延年永命，一般方士偶獻一二秘方，便承寵遇。諸官僚翰林九卿長貳入直者往往以青詞稱意，不次大拜。天下靡然風從，獻靈芝、白鹿、白鵲、丹砂，無虛日。朝臣亦天天在講符瑞，報祥異，甚至征伐大政，必以告玄。在皇帝修養或作法事時，非時上奏的且得誅罰。道士遍都下，其領袖貴者封侯伯，位上卿，次亦綰牙牌，躋朝列，再次亦凌視士人，作威福。一面則焚佛牙，毀佛骨，逐僧侶，沒廟產，熔佛像，佛教在世宗朝算是銷聲匿跡，倒盡了霉。
到隆萬時，道教失勢了，道士們或貶或逐，佛教徒又承渥寵，到處造廟塑佛，皇帝且有替身出家的和尚，其煊赫比擬王公（明列帝俱有替身僧，不過到萬曆時代替身僧的聲勢，則為前所未有）。《野獲編》卷二七《釋教盛衰》條：
武宗極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唄唱無異。至託名大慶法王，鑄印賜誥命。世宗留心齋蘸，置竺乾氏不談。初年用工部侍郎趙璜言，刮正德所鑄佛鍍金一千三百兩。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逮至今上，與兩宮聖母首建慈壽、萬壽諸寺，俱在京師，穹麗冠海內。至度僧為替身出家，大開經廠，頒賜天下名剎殆遍。去焚佛骨時未二十年也。
由此可知武宗時為佛教得勢時代，嘉靖時則完全為道教化的時代，到了萬曆時代佛教又得勢了。《金瓶梅》書中雖然也有關於道教的記載，如六十二回的潘道士解禳，六十五回的吳道士迎殯，六十七回的黃真人薦亡，但以全書論，仍是以佛教因果輪迴、天堂地獄的思想做骨幹。假如這書著成於嘉靖時代，決不會偏重佛教到這個地步！
再從時代的習尚去觀察，《野獲編》卷二五《時尚小令》：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宏後，中原又行《鎖南枝》《傍妝檯》《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為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䯼髻》三闋為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銅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嘆！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唯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弦索北調，其語穢褻鄙淺，並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羈人游婿嗜之獨深，丙夜開樽，爭先招致。
《金瓶梅詞話》中所載小令極多，約計不下60種。內中最流行的是《山坡羊》，綜計書中所載在20次以上（見第一、八、三十三、四十五、五十、五十九、六十一、七十四、八十九、九十一諸回）；次為《寄生草》（見第八、八十二、八十三諸回）；《駐雲飛》（見第十一、四十四諸回）；《鎖南枝》（見第四十四、六十一諸回）；《耍孩兒》（見第三十九、四十四諸回）；《醉太平》（見第五十二回）；《傍妝檯》（見第四十四回）；《鬧五更》（見第七十三回）；《羅江怨》（見第六十一回），其他如《綿搭絮》《落梅風》《朝天子》《折桂令》《梁州序》《畫眉序》《錦堂月》《新水令》《桂枝香》《柳搖金》《一江風》《三台令》《貨郎兒》《水仙子》《荼縻香》《集賢賓》《一見嬌羞》《端正好》《宜春令》《六娘子》……散列書中，和沈氏所記恰合。在另一方面，沈氏所記萬曆中年最流行的《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卻又不見於《詞話》。《野獲編》書成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1606），由此可見《詞話》是萬曆三十四年以前的作品，《詞話》作者比《野獲編》的作者時代略早，所以他不能記載到沈德符時代所流行的小曲。
（三）太監、皇莊、皇木及其他
太監的得勢用事，和明代相終始。其中只有一朝是例外，這一朝代便是嘉靖朝。從正德寵任劉瑾、谷大用等八虎，壞亂朝政以後，世宗即位，力懲其弊，嚴抑宦侍，不使干政作惡。嘉靖九年（1530）革鎮守內臣。十七年（1538），從武定侯郭勛請復設，在雲貴、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等處各派內臣一人鎮守。到十八年四月，以彗星示變撤回。在內廷更防微極嚴，不使和朝士交通，內官因之奉法安分，不敢恣肆。根基不厚的大璫，有的為了輪值到請皇帝吃一頓飯而破家蕩產，無法訴苦。在有明一代中，嘉靖朝算是宦官最倒霉失意的時期。反之，在萬曆朝，則從初年馮保、張宏、張鯨等柄用起，一貫地柄國作威。政府所有設施，須先請命於大璫。初年，高拱任首相，且因不附馮保而被逐。張居正在萬曆初期的新設施、新改革，所以能貫徹實行，是因為在內廷有馮保和他合作。到張居正死後，宦官無所顧憚，權勢更盛，派鎮守，采皇木，領皇莊，榷商稅，採礦稅。地方官吏降為宦寺的屬下，承其色笑，一拂其意，緹騎立至。內臣得參奏當地督撫，在事實上幾成地方最高長官。在天啟以前，萬曆朝可說是宦官最得勢的時代。
《詞話》中許多關於宦官的記載，如清河一地就有看皇莊的薛太監，管磚廠的劉太監，花子虛的家庭出於內臣，王招宣家與太監締姻。其中，最可看出當時情形的是第三十一回西門慶宴客一段：
話說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蟒，纓槍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敘禮，接茶。落後周守備、荊都監、夏提刑等武官，都是錦繡服，藤棍大扇，軍牢喝道，僚掾跟隨，須臾都到了門口，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裡面鼓樂喧天，笙簫迭奏。上坐遞酒之時，劉、薛二內相相見。廳正面設十二張桌席，都是幃拴錦帶，花插金瓶，桌上擺著簇盤定勝，地下鋪著錦茵繡球。
西門慶先把盞讓坐次，劉、薛二內相再三讓遜：「還有列位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三歲內宦，居於王公之上，這個自然首坐，何消泛講。」彼此遜讓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首，難為東家，咱坐了罷。」
於是羅圈唱了個喏，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個小廝在旁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才是周守備、荊都監眾人。
一個管造磚和一個看皇莊的內使，聲勢便煊赫到如此，在宴會時座次在地方軍政長官之上，這正是宦官極得勢時代的情景，也正是萬曆時代的情景。
皇莊之設立，前在天順、景泰時代已見其端，正德時代達極盛期。世宗即位，裁抑恩幸，以戚里佞幸得侯者著令不許繼世。中唯景王就國，撥賜莊田極多。《明史》卷七七《食貨志》一說：
世宗初命給事中夏言等清核皇莊田，言極言皇莊為厲於民。自是正德以來投獻侵牟之地，頗有給還民者。而宦戚輩復中撓之。戶部尚書孫交造皇莊新冊，額減於舊，帝命核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不復名皇莊。詔所司征銀解部。
由此可知，嘉靖時代無皇莊之名，只稱官地。《食貨志》一又記：
神宗賚予過侈，求無不獲。潞王、壽陽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為王莊，至四萬頃，群臣力爭，乃減其半。王府官及諸閹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扈養廝役，廩食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
由此可知《詞話》中的管皇莊太監，必然指的是萬曆時代的事情。因為假如把《詞話》的時代放在嘉靖時的話，那就不應稱為管皇莊，應該稱為管官地才對。
所謂皇木，也是明代一樁特別的惡政，《詞話》第三十四回有劉百戶盜皇木的記載：
西門慶告訴：「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場，賺了幾兩銀子。新買了一所莊子。在五里店拿皇木蓋房。……」
明代，內廷興大工，派官往各處采大木，這木就叫皇木。這事在嘉靖、萬曆兩朝特別多，為民害極酷。《明史》卷八二《食貨志》六說：
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戶所及衛卒。二十年，宗廟災，遣工部侍郎潘鑒、副都御史戴金於湖廣、四川採辦大木。
二十六年，復遣工部侍郎劉伯躍采於川、湖、貴州。湖廣一省費至三百三十九萬餘兩。又遣官核諸處遺留大木，郡縣有司以遲誤大工，逮治褫黜非一，並河州縣尤苦之。
萬曆中，三殿工興，采楠杉諸木於湖廣、四川、貴州，費銀九百三十餘萬兩，征諸民間，較嘉靖年費更倍。而采鷹平條橋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人逋直至二十五萬。科臣劾督運官遲延侵冒，不報。虛糜乾沒，公私交困焉。
按萬曆十一年慈寧宮災，二十四年乾清、坤寧二宮災，《詞話》中所記皇木，當即指此而言。
《詞話》第二十八回，有「女番子」這樣一個特別名詞。
經濟道：「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且是倒會的放刀……」
所謂番子，《明史·刑法志》三說：
東廠之屬無專官，掌刑千戶一，理刑百戶一，亦謂之貼刑，皆衛官。其隸役悉取給於衛。最輕黠狷巧者乃撥充之。役長曰檔頭，帽上銳，衣青素系小絛，白皮靴，專主伺察。其下番子數人為幹事，京師亡命誆財挾仇視幹事者為窟穴，得一陰事，由之以密白於檔頭，檔頭視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數，金曰買起數。既得事，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樁。番子即突入執訊之，無有左證符牒，賄如數，徑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干醡酒，亦曰搬罾兒，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牽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無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聞之，下鎮撫司獄，立死矣。
番子之刺探官民陰事，為非作惡如此。所以，在當時口語中就稱平常人的放刁挾詐者為番子，並以施之女性。據《明史》，在萬曆初年，馮保以司禮監兼廠事，建廠東上北門之北曰內廠，而以初建者為外廠，聲勢煊赫一時，至興王大臣獄，欲族高拱。但在嘉靖時代，則以世宗馭中官嚴，不敢恣，廠權且不及錦衣衛，番子之不敢放肆自屬必然。由這一個特別名詞的被廣義地應用的情況說，《詞話》的著作時代亦不能在萬曆以前。
（四）古刻本的發見
兩年以前，《金瓶梅》的最早刻本，我們所能見到的是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皋鶴草堂刻本張竹坡批點《第一奇書金瓶梅》，和崇禎本《新刻繡像金瓶梅》。在這兩個本子中沒有什麼材料可以使我們知道這書最早刊行的年代。
最近北平圖書館得到了一部刊有萬曆丁巳序文的《金瓶梅詞話》，這本子不但在內容方面和後來的本子有若干處不同，並且在東吳弄珠客的序上也明顯地載明是萬曆四十五年（丁巳，1617）冬季所刻。在欣欣子的序中並具有作者的筆名蘭陵笑笑生（也許便是作序的欣欣子罷）。這本子可以說是現存的《金瓶梅》最早的刊本。其內容最和原本相近，從它和後來的本子不相同處及被刪處比較的結果，使我們能得到這樣的結論，斷定它的最早開始寫作的時代不能在萬曆十年以前，退一步說，也不能過隆慶二年。
但萬曆丁巳本並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這刻本以前，已經有過幾個蘇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在刻本以前並且已有抄本行世。因為在袁宏道的《觴政》中，他已把《金瓶梅》列為逸典，在沈德符的《野獲編》中他已告訴我們在萬曆三十四年（丙午，1606）袁宏道已見過幾卷，麻城劉氏且藏有全本。到萬曆三十七年，袁中道從北京得到一個抄本，沈德符又向他借抄一本，不久蘇州就有刻本，這刻本才是《金瓶梅》的第一個本子。
袁宏道的《觴政》在萬曆三十四年以前已寫成，由此可以斷定《金瓶梅》最晚的著作時代當在萬曆三十年以前。退一步說，也決不能後於萬曆三十四年。
綜結上文所論，《金瓶梅》的成書時代大約是萬曆十年到三十年這二十年（1582-1602）中。退一步說，最早也不能過隆慶二年，最晚也不能後於萬曆三十四年（1568-1606）。
五 《金瓶梅》的社會背景
《金瓶梅》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它所寫的是萬曆中年的社會情形。它抓住社會的一角，以批判的筆法，暴露當時新興的結合官僚勢力的商人階級的醜惡生活。透過西門慶的個人生活，由一個破落戶而土豪、鄉紳而官僚的逐步發展，通過西門慶的社會聯繫，吿訴了我們當時封建階級的醜惡面貌，和這個階級的必然沒落。在《金瓶梅》書中，沒有說到那時代的農民生活，但在它描寫市民生活時，卻已充分地吿訴我們那裡農村經濟的衰頹和崩潰的必然前景。當時土地集中的情形，萬曆初年有的大地主擁田到七萬頃，糧至二萬石（張居正《張文忠公集書牘》六《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據萬曆六年全國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計算，這一個大地主的田數就占全國田數的百分之一。又如皇莊，嘉靖初年達數十所，占地至三萬七千多頃。夏言描寫皇莊破壞農業生產的情形說：
皇莊即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目，每處動至三四十人。……擅作威福，肆行武斷。……起蓋房屋，架搭橋樑，擅立關隘，出給票帖，私刻關防。凡民間撐架舟車，牧放牛馬，采捕魚蝦、蚌、莞蒲之屬，靡不刮取。而鄰近土地，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征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惡，多方掊克，獲利不貲。輸之宮闈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十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剝無餘，由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並而糧差愈難。卒致輦轂之上，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到首，道路嗟怨，邑里蕭條。
公私莊田，跨莊逾邑，小民恆產，歲朘月削，產業既失，稅糧猶存，徭役苦於並充，糧草苦於重出，饑寒愁苦，日益無聊，輾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為盜賊，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成投存勢家莊頭家人名目，恣其勢以轉為善良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桂洲文集》卷十三《奉敕勘報皇莊及功臣國戚田土疏》）
雖然說的是嘉靖前期的情況，但是也完全適用於萬曆時代，而且應該肯定萬曆時代的破壞情形只有比嘉靖時代更嚴重。據《明史》景王潞王福王等傳：景恭王於「嘉靖四十年（1562）之國……多請莊田……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數萬頃」。潞王「居京邸，王店王莊遍畿內……居藩多請贍田食鹽無不應……田多至四萬頃」。福王之國時，「詔賜莊田四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尺寸皆奪之民間，「伴讀承奉諸官假履畝為名，乘傳出入，河南北齊楚間所至騷動」。潞王是明穆宗第四子，萬曆十七年之藩；福王是明神宗愛子，萬曆四十二年就藩。三王的王莊多至十數萬頃，加上宮廷直屬的皇莊和外戚功臣的莊田，超經濟的剝削，造成人民逃竄，戶口消耗，道路嗟怨，邑里蕭條，強梁者起而為「盜賊」，柔善者轉死於溝壑的崩潰局面。
除皇莊以外，當時農民還得攤派商稅，如畢自嚴所說山西情形：
榷稅一節，病民滋甚。山右僻在西隅，行商寥寥。所有額派稅銀四萬二千五百兩，鋪墊等銀五千七百餘兩，皆分派於各州府。於是斗粟半菽有稅，沽酒市脂有稅，尺布寸絲有稅，羸特騫衛有稅，既非天降而地出，真是頭會而箕斂。（《石隱園藏稿》卷五《嵩祝陛辭疏》）
明末侯朝宗描寫明代後期農民的被剝削情況說：
明之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役加之，水旱災祲加之，官吏之漁食加之，豪強之吞併加之，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於是百姓之富者爭出金錢而入學校，百姓之黠者爭營巢窟而充吏胥，是加者七而因而詭之者二也。即以賦役之一端言之：百姓方苦其窮極而無告而學校則除矣，吏胥則除矣……天下之學校、吏胥漸多而百姓漸少……彼百姓之無可奈何者，不死於溝壑即相率而為盜賊耳，安得而不亂哉！（《壯悔堂文集·正百姓》）
農民的生活如此。另一面，由於倭寇的肅清，商業和手工業的發達，海外貿易的擴展，國內市場的擴大，計畝征銀的一條鞭賦稅制度的實行，貨幣地租逐漸發展，高利貸和商業資本更加活躍，農產品商品化的過程加快了。商人階級興起了。從親王勳爵、官僚士大夫都經營商業，如「楚王宗室錯處市廛，經紀貿易與市民無異。通衢諸綢帛店俱系宗室。間有三吳人攜負至彼開鋪者，亦必借王府名色」（包汝楫《南中紀聞》）。如翊國公郭勛京師店舍多至千餘區（《明史》卷一三〇《郭英傳》），如慶雲伯周瑛於河西務設肆邀商賈，虐市民，虧國課。周壽奉使多挾商艘（《明史》卷三〇〇《周能傳》），如吳中官僚集團的開設囤房、債典、百貨之肆。黃省曾《吳風錄》說：
自劉氏、毛氏創起利端，為鼓鑄囤房，王氏債典，而大村名鎮必張開百貨之肆，以榷管其利，而村鎮之負擔者俱困。由是累金百萬。至今吳中搢紳仕夫，多以貨殖為急，若京師官店六郭開行債典，興販屠酤，其術倍克於齊民。
嘉靖初年，夏言疏中所提到的「見畝征銀」，和顧炎武所親見的西北農民被高利貸剝削的情況：
日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乎！（《亭林文集》卷三《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商人階級因為海外和內地貿易的關係，他們手中存有巨額的銀貨，他們一方面利用農民要求銀貨納稅的需要，高價將其售出，一方面又和政府官吏勾結，把商品賣給政府，收回大宗的銀貨，如此循環剝削，資本積累的過程，商人階級壯大了，他們日漸成為社會上的新興力量，成為農民階級新的吸血蟲。
西門慶所處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他代表他所屬的那個新興階級，利用政治的和經濟的勢力，加緊地剝削著無告的農民。
在生活方面，因此就表現出兩個絕對懸殊的階級，一個是荒淫無恥的、專務享樂的上層階級，上自皇帝，下至市儈，莫不窮奢極欲，荒淫無度。就過去的歷史事實說，「皇帝家天下」，天下的財富即是皇帝私人的財富，所以皇帝私人不應再有財富。可是在這個時代，連皇帝也置私產了，金花銀所入全充巾帑，不足則更肆搜刮。太倉太僕寺所藏本供國用，到這時也拚命借支，藏於內府，擁寶貨作富翁。日夜希冀求長生，得以永保富貴。和他的大臣官吏上下一致地講秘法，肆昏淫。明穆宗、譚綸、張居正這一些享樂主義者的死在醇酒婦人手中，和明神宗的幾十年不接見朝臣，深居宮中的腐爛生活正足以象徵這個時代。社會上的有閒階級，更承風導流，夜以繼日，妓女、小唱、優伶、賭博、酗酒，成為日常生活，笙歌軟舞，窮極奢華。在這集團下面的農民，卻在另一尖端，過著飢餓困窮的生活。他們受著十幾重的剝削，不能不在水平線下生活著，流離轉徙，一遭意外，便只能賣兒鬻女。在他們面前只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轉死溝壑，一條是揭竿起義。
西門慶的時代，西門慶這一階級人的生活，我們可以拿兩種地方記載來說明。《博平縣誌》卷四《人道》六《民風解》：
……至正德、嘉靖間而古風漸渺，而猶存什一於千百焉。……鄉社村保中無酒肆，亦無遊民。……畏刑罰，怯官府，竊鐵攘雞之訟，不見於公庭。……由嘉靖中葉以抵於今，流風愈趨愈下，慣習驕吝，互尚荒佚，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艷色為盛禮。其流至於市井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袴；酒廬茶肆，異調新聲，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嬌聲充溢於鄉曲，別號下延於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風。
截然地把嘉靖中葉前後分成兩個時代。崇禎七年刻《鄆城縣誌》卷七《風俗》：
鄆地……稱易治。邇來競尚奢靡，齊民則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飲食器用及婚喪游宴，盡改舊意。貧者亦槌牛擊鮮，合饗群祀，與富者斗豪華，至倒囊不計焉。若賦役施濟，則毫釐動心。里中無老少，輒習浮薄，見敦厚儉樸者窘且笑之。逐末營利，填衢溢巷，貨雜水陸，淫巧恣異，而重俠少年復聚黨招呼，動以百數，椎擊健訟，武斷雄行。胥隸之徒亦華侈相高，日用服食，擬於市宦。
所描寫的「市井販鬻」、「逐末營利」，商業發展情形和社會風氣的變化及其生活，不恰就是《金瓶梅》時代的社會背景嗎？
我們且看西門慶和稅關官吏勾結的情形：
西門慶叫陳經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來，令書童寫了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與你鈔關上錢老爹，叫他過稅之時，青目一二。（第五十八回）
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盅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看見了，在廳上坐的，悉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緞箱兩箱並一箱，三停只報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柜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捕攔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
西門慶聽言，滿口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得重重買一分禮，謝那錢老爹。」（第五十九回）
和地方官吏勾結，把持內廷進奉的情形：
應伯爵領了李三來見西門慶。……李三道：「今有朝廷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萬兩銀子的古器。咱這東平府，坐派著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銀子，幹這宗批要做，都看有一萬兩銀子尋。……」西門慶聽了說道："批文在那裡？」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呢。」西門慶道：「不打緊，我這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
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里，乞別人家乾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設使就行到府里，我也還教宋松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第七十八回）
當時商人進納內廷錢糧的內幕：
李三、黃四商量向西門慶再借銀子，應伯爵道：「你如今還得多少才勾？」黃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著問那內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這裡借著，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找著，再得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
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管情就替你說成了。找出了五百兩銀子來，共搗一千兩文書，一個月滿破認他五十兩銀子，那裡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個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取添無真，進錢糧之時，香裡頭多上些木頭，蠟裡頭多攙些柏油，那裡查帳去！不圖打點，只圖混水，借著他這點名聲兒，才好行事。」（第四十五回）
西門慶不但勾結官吏，偷稅漏稅，營私舞弊，並且一般商人還借他作護符，賺內廷的錢！
在另一方面，另一階級的人卻不能不賣兒鬻女。《詞話》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道：「爹即是許了，你拜謝拜謝兒。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我明日領來與你看，也是一個小人家的親養孩兒來，他老子是個巡捕的軍，因倒死了馬，少樁頭銀子，怕守備那裡打，把孩子賣了，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吧！」
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樣的一個社會，農民的忍耐終有不能抑止的一天。不到三十年，火山口便爆發了！張獻忠、李自成的大起義，正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必然發展。
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樣的一個社會，才會產生《金瓶梅》這樣的一部作品。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於北平
（原載於《文學季刊》1934年1月創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