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 · 《論馬基雅維里》摘錄
Ⅰ.這篇著作的結語摘錄3
我們想到的主要是兩種人，如果我們可能，我們想在這兩種人面前保護自己。首先是這樣一種人，這種人的思想從未超出最新的報紙上的談論，他們認定，這裡不可能有其他人，所說和所寫的一切都與這類報紙有關，因而也應當對此作出評論。我請這些人思考一下，沒有任何一個人會說，「瞧，這裡指的就是這個人，就是這個人！」——他並沒有事先在自己那裡作出判斷說，這個人的確實際上是這樣，這裡指的會是他；因此，沒有任何一個人會指責一位大體站得住的、在涵蓋一切時代的規則中忘卻每個特殊時代的著作家撰寫諷刺作品，而不把自己作為原初的和獨立的著作家，去撰寫這些諷刺作品，並且以最荒唐的方式去暴露他自己最隱蔽的思想。
其次是這樣一種人，這種人不害怕任何事情，但害怕涉及事情的語言，而且對這種語言非常恐懼。你可以踩他們於腳下，而全世界都可以旁觀；這時，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既不是恥辱，也不是惡行。但是，如果發生了關於踩人的事情的談話，這時，這就會是一個不可容忍的事件，而變為惡行。此外，也沒有一個有理性的和友善的人出於幸災樂禍，會談這件事，相反地，僅僅是為了找出辦法，不再發生這樣的事情，才會談這件事。對未來的惡行，他們也持同樣的態度。他們不願意別人打擾他們甜蜜的夢，因此對未來是緊閉雙眼的。但是，其他睜著眼睛的人並沒有被阻止去觀察正在臨近的事情，他們會不由自主地說出他們看到的東西，並且給它一個名稱，這時，這種人就覺得，克服這種危險的最安全的辦法是不要談論和稱謂所見的事情，似乎可以對現實倒行逆施，不言語就意味著未看到，未看到就意味著不存在。於是，夜遊者就大踏步地走在深淵旁邊；沒有人出於憐憫大聲呼喚他，他的夢境現在正保護他，但是，如果他醒來，他就會墜入深淵。但願那種人的夢幻會給夜遊者帶來恩賜、特權和安全，以便不用大聲呼喚他們和叫醒他們，就有挽救他們的辦法。人們常說，鴕鳥會在獵人走向它的時候閉上眼睛，似乎它不再看見危險，危險就不再存在。鴕鳥的敵人不會大聲向它吆喝：「睜開你的眼睛，看看吧，獵人正在走來，快逃往另一個方向，你就可以躲避這個敵人了。」
Ⅱ.馬基雅維里時代的巨大寫作自由與出版自由4
由於上一節的安排，同時也因為我們的一些讀者或許感到驚訝，說那時怎麼能對馬基雅維里有剛才所述的評價，所以，我們也許值得花費力氣，在19世紀初從各個炫耀自己有最廣泛的思想自由的國家出發，去回顧16世紀初在義大利和教皇所在地羅馬存在的寫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我只從成千上萬的事例中舉兩個事例。馬基雅維里是應教皇克萊門七世的要求撰寫《佛羅倫薩史》的，並且標明是獻給這位教皇的。但在這部史書的第一卷立即就有這樣一段文字：「如果說迄今為止還未有過關於某一位教皇的侄子輩或親戚們的報道，那麼從現在起則充斥了關於這些人的故事，直到我們隨後還將會看到關於兒子們的報道；這樣，未來的教皇就不再是被提升的，因為就像他們現在試圖把他們的兒子們安插在君主國中一樣，他們還想把教皇的寶座傳給兒子們。」
教皇克萊門七世為了順應誠實的安東尼（這是出版商的名字）的意願，給他簽發了印刷《佛羅倫薩史》、《君主論》和《論集》的特許證，根據這項特許證，翻印這些著作的，如果是基督徒，將受到逐出教會的懲罰，如果是教皇的臣民，還將受到沒收印刷品的懲罰，並被科以25個杜卡特的罰款。
無論怎樣，這種情況是應當得到解釋的。歷屆教皇和教會的大人物們把他們自己的全部存在僅僅看做是供極其低賤的群氓觀看的一個幻象，如有可能，也看做是供教皇極權主義分子觀看的一個幻象；他們有足夠的自由，允許每一個高尚的、有教養的義大利人對這些事情進行思考、議論和寫作，就如同他們私下對此進行議論一樣。他們不想欺騙受過教育的人，而群氓卻不讀書。這樣就容易解釋，為什麼其他的規章制度在後來成為必要的。宗教改革家們教育德國民眾去讀書，他們援引在教皇眼皮底下進行寫作的著作家們，讀書的範例對其他國家是有感染力的，而現在著作家們卻成了一種可怕的，因而受到嚴格監視的力量。
雖然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現在，尤其是在新教國家，某些專業的著作，比如提出任何一種哲學普遍原理的著作，肯定會受到書刊檢查制度的檢查，因為情況就是如此。現在這裡出現的情況是，那些除了會說每個人都能背誦的話語以外，就不知道說出任何其他東西的人們，在方方面面都被允許如其所願地使用大量紙張；但是，一旦確實存在理應說出的新思想，書刊檢查官則不能立即理解它，並且會發生誤解，以為它會包藏著一個在暗中留給他的毒物，所以他為了完全安全起見，寧願把這種新思想壓制下去。因此，如果19世紀初的一位著作家希望得到教皇在16世紀初業已毫無顧慮地普遍認可的那種出版自由的適當的，並不過分的部分，這位身居新教國家的著作家也許不應當受到指責。
Ⅲ.未發表的《關於愛國主義與其對立面》「前言」摘錄5
於是，在這些要求正義和公正的限定之內，我會設想，那些人很可能允許我們不害怕說出他們自己不害怕實地去做的事情；因為很顯然，這些即使我們不說也會昭然若揭的事實惹出的麻煩，遠比事後說出這種事實大得多。雖然完全沒有任何東西阻礙那些以官方名義監督公開的書籍印刷的人們本身從屬於目前爭論不休的兩個主要派別中的任何一派，然而他們只有在自己作為著作家出現的時候，才能注意他們這個派別的利益；但他們作為公開場合的人是根本不從屬於任何派別的，他們必須把他們每天都允許非理智按照自己的所有興趣去從事自己的所需的東西也同樣給予理智，而理智在他們那裡請求講話本來就比非理智罕見得多；他們無權由於某種聲音在他們的耳朵聽起來異樣和荒謬就禁止發出這種聲音。在我看來，情況本當如此。在實踐中情況是否正好如此，將會顯示出來。
寫於柏林，18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