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 · 中譯本序（布羅代爾夫人作）

費爾南·布羅代爾的著作開始譯成中文已有若干年了。然而命運卻安排作者最早作品《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下文略為《地中海史》）的中譯本，遠在其他作品之後，於今天才出版——雖然該書是作者最負國際聲譽的作品，代表了作者對歷史的獨到觀點。人們千差萬別的日常生活，各自文明的特性以及局限，社會的演變和經濟的偶然性，這一切在作者的歷史觀中遠比政治因素重要得多。人們當初稱之為「新歷史」的東西，曾在歷史學界引起廣泛爭論，現在我的中國朋友要我在這裡介紹它的含義，作為本書的序言。 然而要談論這種新的有關歷史的看法，也許該首先談談作者本人。F.布羅代爾生於1902年，是一位巴黎小學教員的兒子，但實際上屬於法國東部的一個農民家庭。在洛林的一個小村子他的祖母身邊，布羅代爾度過了生命最初的七個年頭。他像一個真正的農民的兒子那樣生活，熟悉有關農業、植物、樹木、家畜飼養、鄉村手工活的一切（這種與土地的親近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見）。1909年七歲時，他來到巴黎父母身邊接受教育，直到通過巴黎大學的入學考試。這段學習生活最終使他走上了地理學和歷史學的道路。 很快完成學業後，他非常幸運地找到了教師這一職業，從而迅速融入大千世界之中：1923年這位年輕的教師來到北非，首先在阿爾及爾待了十來年，之後到西班牙、義大利。他的旅行和檔案研究為後來撰寫《地中海史》做了準備；隨後在巴西的三年中，他興奮地體驗了與西方社會截然不同的社會形式，那裡尚帶有殖民歷史的色彩，但已被變革的強烈需要所震撼，而變革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新型國家經濟。 在思想趨於成熟的這段時期，這段對世界進行思考和發現的時期，他找到一條與過去在巴黎的所有老師完全不同的路。他熱衷於閱讀一本當時具有革命意義的新雜誌：《經濟和社會史年鑑》，這本雜誌是由兩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於1929年創辦的。正如雜誌名稱表明的那樣，他們為了擴大歷史學的視野，將歷史研究引向對社會、經濟過去的和現在的重大問題的研究而戰鬥著。這就不僅需要人們擺脫直到當時為止占統治地位的純政治史、純制度史，或者稱為「戰役史」的歷史，還需要人們對其他社會科學給予更多的關註：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人口統計學、人種學……這樣便可以嘗試一種「全面的歷史學」，通過研究某個問題，任何一個歷史時期，觀察者尋求抓住它們深藏的脈絡，將之重新安排在周圍總的環境裡：當時的經濟氣候、政治和社會因素的相互狀況、文化的分量（遠的，傳統文明的影響；現時的，文學和意識形態運動的影響）。 這一創建打破不同人文學科界限的全面歷史學的抱負，一直是30年代年輕的《年鑑》雜誌論戰的中心，它一直伴隨著布羅代爾十餘年關於《地中海史》的論文計劃。這一他後來稱之為「更偉大的歷史學」的東西，將成為他畢生的追求。 然而命運使他意外地與《年鑑》雜誌接近。當他於1937年11月返回巴黎時，正巧與呂西安·費弗爾同乘一條船（當時還沒有橫越大西洋的飛機），在長達三周的橫渡途中，他與費弗爾結下了親密的友誼，很快成為該雜誌的撰稿人。 同一時期，他已在西班牙以及義大利的檔案館裡收集了撰寫論文所有必要的材料。當他正準備動筆時，1939—1940年的戰爭爆發了。他一直戰鬥到最後，但法國的戰敗致使他於1940年至1945年在德國的戰俘集中營里度過了五年。在那裡他幾乎全憑記憶撰寫了這部關於16世紀地中海的巨著。與此同時，他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歷史觀，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深受被俘期間被動的長期思考影響的歷史觀，通過這種思考他認為那些最悲慘的事件（他在戰爭中所經歷的）不過是歷史長河中之一粟：要努力看得更遠，了解正在迫近的命運的意義，可能的話，還要保持希望。 難道我們可以用簡單的幾句話概括這一歷史觀嗎？它是建立在同一社會內部幾個疊加的歷史層面之上，每個歷史層面以時刻變化的節奏展開；非常緩慢的、幾乎世代不變的歷史，以幾乎不變的地理景觀和某些文明的傳承強加於所有人類集團——這就是布羅代爾經常稱做「長時段史」的東西；變化較為迅速、儘管還是節奏緩慢的歷史，以幾個十年的長周期，40年、50年，改變著有時是動盪著國家、社會和精神生活的循環的歷史；最後，是飛快變化的歷史，每天充滿多變的事件，可以說是我們在每天的報紙上看到的歷史，在西米昂之後，布羅代爾將這傳統的歷史稱為「事件」史。這三種歷史同時存在，就像潮汐深處運動之上的波浪。 在這種歷史觀里，文明具有特殊的地位。當然，文明也在變動，比地理空間強加的僵硬界限要活躍得多。然而透過文明的歷史表面的演變甚至是變革，它們的某些持久性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把它們記錄下來。我們每人身上都有這樣深深埋藏的痕跡。它使我們各自採取不同的常常是無意識的態度，是我們通過語言、飲食習慣（有「小麥文化」、「米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和所有存在的一切與諸多渠道繼承下來的。這些幾乎消除不掉的特點有時使文明之間彼此強烈對立。 就這一觀點而言，地中海是個特殊的觀察點。因為很久以來，東、西方最古老的文明（在阿拉伯人入侵後的13個世紀以來，演變成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在這裡一直處於對峙狀態。通過所有的歷史變遷和現代經濟的變革，它們之間幾乎可以說是必然的根本衝突，似乎是難以消除的，隨時準備重新出現並以暴力形式表現出來。 F.布羅代爾不可避免地要在這個深奧的基礎上建築自己總體世界觀。中國厚重的文明一直在引起他的特殊興趣，這個千年文明經過了它歷史的所有動盪——包括人民中國的動盪，保持了自己特殊的連續性。布羅代爾在《文明史綱》（於1963年所寫關於60年代的「當今世界」的著作，專為18—20歲的法國學生而寫）的一個長篇章節以及1979年所寫、於1993年譯成中文的著作《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一書里多次要解釋這一現象。 他實際上提出了一個雙重問題：明代的中國為什麼在發動一系列海外遠征並取得成功之後（這早於歐洲人繞過好望角），錯過了或者說拒絕了對外擴張的機會？為什麼她選擇了閉關自守？另外，中國出於什麼原因，在很多主要技術（例如冶鐵、印刷、造紙或紙幣方面）上領先於歐洲幾個世紀的情況下自滿於保持這些優勢而不是發展它們呢？除了有自己明確地位的政治問題的次要作用外，這些問題對他而言恰恰是文明帶來的問題。 布羅代爾一直保持對中國關注的證明之一就是他在50年代，在他長期領導的高等實踐研究院裡創建了一個中國研究中心。在這個中心裡他吸收了研究中國古代和現代問題最好的法國專家。這個中心在巴黎至今還在。 我堅信，倘若F.布羅代爾依然在世，他會以極大的好奇注視今天的中國對待現代資本主義的方式，也就是說，如果布羅代爾持論正確，中國會以獨特的她自己的方式改造資本主義。 我更確信，他會很高興地看到自己的著作被譯成如此美麗的文字，而我們西方人很不幸，看不懂這些美麗的文字。 獻給我永遠懷念的呂西安·費弗爾， 藉以表達我的感激及子女般的敬愛之情。 新大陸至今還沒有發現一個內海，堪與緊靠歐、亞、非三洲的地中海相媲美…… 何塞·阿科斯塔：《西印度群島博物志》，1558年，第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