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聲禮炮 · 第三章 「海上乞丐」——荷蘭崛起

在赫拉夫鳴放禮炮致意的時候，他的同胞已經幾乎在各個領域都達到了或正處於巔峰狀態——例如為了宜居而興建水利工程，為了贏得政治獨立而花費極長時間成功對抗了當時最大的帝國，繁榮的貿易、商業和銀行業，覆蓋各大洋的海運，倫勃朗在黃金時代登峰造極的藝術作品——幾乎在所有方面均有建樹，唯有其政府是個例外。他們滿足於一種軟弱無力的政治制度，即便是太平洋上的某個原始小島也無法忍受這樣的制度。因為這些或正面或負面的特點，荷蘭人是當時歐洲最有意思的民族，儘管當時的人很少會這樣說。也許只有一個美國人是例外，那就是約翰·亞當斯，美國第一位駐荷蘭公使。1780年，在到達荷蘭後不久，他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說：「我現在所在的國家是世界上最為奇妙的……我才來到這裡三四個星期，但我……已經對荷蘭非常喜愛了。這是個獨特的國度。它無與倫比。到處都是工業的影響和藝術的傑作……這個民族不為人所知，連鄰居也不了解它。荷蘭語是唯有他們自己才使用的語言。因此，他們不與任何人交談，別人也不與他們交談。英國是個了不起的民族，但他們瞧不起荷蘭人，因為荷蘭是個小民族。法國是個更大的民族，因此他們也瞧不起荷蘭人，因為荷蘭與他們相比更小。但是我很懷疑，如果按人口比例來看的話，歐洲是否還有別的民族像荷蘭這樣值得尊敬。」由於荷蘭在貿易上異軍突起，歐洲人心懷嫉妒，未能欣賞荷蘭人的優點。 荷蘭成了歐洲造船業的中心，荷蘭人在長期與水抗衡的過程中又增添了一個本領。在史前時期，歐洲被來自東方的日耳曼人所占據，其中一個叫巴達維亞（Batavi）的部落——後來被荷蘭人視為自己的祖先，為了尋求一塊可以安居的地方，一直向前推進，直至來到海邊無法再走為止。這裡是歐洲的邊緣，受到海浪的沖刷和浸泡，然而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生活在這裡。這裡濕潤潮濕，生計艱難，沒有別的民族會跟他們爭奪這個地方。他們把土丘作為建造房屋的基礎，這樣可以讓房子高出水面，他們建造坡道供家畜進出之用，建造海堤阻攔海水，通過實踐和試驗學會了使用風車，不斷把積水從溪流、泉眼和沼澤中汲取出來，使自己的腳下有了乾燥的土地。不久，他們學會了從湖底和沼澤地上排水造地，這些被稱為圩田（polders）的地方可供農業和居住之用。通過把抽出的水導入溝渠，他們又開鑿出了可供運輸的運河。維護這個排水體系需要持續維護和更新；這項工作從來沒有停止，也永遠不會完結。通過人力和工程上的驚人壯舉，這個民族成功地為自己創造了可以居住的土地，用人類的手完成了這之前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事。他們成就了可以與《創世記》相媲美的偉業，也就對人和自然之力毫無畏懼了，渾身充盈著事在必成的信念。這個民族人數不多，居住在一塊不踏實的土地上，但他們竟然敢於反抗當時最大的帝國西班牙的統治，在從1568年到1648年長達80年的抵抗中不屈不撓。與美洲殖民地的對手英國遠在3000英里之外且遠隔重洋不同，荷蘭的敵人就在同一大陸，從巴塞羅那到安特衛普的陸上距離不過約900英里。最終贏得獨立之後，僅僅經過了一代人的自治，荷蘭已經成為歐洲的商業中心和金融中心，依託從印度洋延伸到哈德孫河的龐大海洋帝國，把自己改造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 荷蘭的驚人發展和擴張的奇蹟讓歷史學家感到困惑，就連荷蘭學者也感到驚訝。也許正如同荷蘭的排水工程和推翻西班牙，這些事件顯得神秘只是因為人類精神究竟能發揮多大的作用永遠無法明確地說明。不過對於荷蘭奇蹟，有些原因還是可以辨明的。他們的崛起部分是由於需要，一個處於不毛之地邊緣的民族要設法生存；部分原因是他們有小拿破崙那樣頑強的意志和力量去超越自己的大哥哥們；最後還有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從自己已經成就的偉業中得到了激勵。 不過當這種擴張正在發生的時候，荷蘭人自己並不覺得這有什麼神秘可言。在1548年荷蘭各省遞交給君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及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Carles V）的請願書中，他們解釋了為什麼要這樣做。請願者表示，為了讓土地不受海水侵蝕，需要建造堤壩、水閘、水溝、風車和圩田，不斷排水造地，需要巨額的年度支出。他們寫道：「除此之外，該荷蘭省還有很多沙丘、泥塘、湖泊及其他荒地，無論是種植還是放牧均不適宜。因此該省居民為了養活自己和妻兒，只能從事手工業和貿易，他們需要從海外輸入原材料並將成品再出口，包括將各種各樣的織物、布飾出口到西班牙、葡萄牙、日耳曼、蘇格蘭，特別是丹麥、波羅的海、挪威及其他地區，並帶回這些地區出產的物品，主要是小麥和其他糧食。因此該省的主要營生必須通過航運及相關貿易，有賴於此，商人、船長、船員、領航員、修船木匠等很多人得以養家餬口。這些人通過航海和進出口讓貨物在各個地方流通，而他們帶來的商品則在荷蘭、布拉班特（Brabant）、佛蘭德斯（Flanders）以及周圍地區進行售賣。」 海外擴張的一大實際要素便是船隻。由於荷蘭與波羅的海國家從事穀物貿易，荷蘭人比對手更易得到波羅的海的木料，有了造船材料的穩定供應。他們採用了一種更為高效的船舶設計方式，與戰船不同，專門用於貨船。這種設計只需較少的船務人員；沒有船炮可以裝載更多的貨物；採用標準化零件，比其他國家的造船法造價低、建造快，而且可以大量建造。當彼得大帝決定讓俄國成為航海大國時，他在1697年來到荷蘭，到在須德海（Zuyder Zee）和北海之間的贊丹（Zaandam）的干船塢，學習造船術。在贊丹，一艘250噸淺吃水貨船「槽形船」（flute）的造價只有英國船廠的一半。簡化帆纜後，一艘200噸的船隻需10人即可駕駛，而在英國，同樣大小的船則需要20到30名船員才能開動。 在17世紀，各國生機勃發，貿易空前繁榮，商業迅速擴張，荷蘭人的聰明才智和造船法使荷蘭脫穎而出，躋身於大國之列。這些船隻運載的貨物包括東印度群島的香料、印度的棉花、中國的茶以及西印度群島的糖，流通所產生的利潤使得荷蘭人可以借錢給周圍的國家。由於荷蘭的航運和金融資源，與荷蘭的聯盟變得重要起來。 荷蘭崛起的奇蹟除了有獨特的荷蘭因素外，亦受到16世紀後期開始的時代精神的影響。中世紀的大門正通向所有領域裡新的境界：思想自由，印刷術帶來的信息傳播，以及地理大發現。大船的建造使商船不再局限於地中海熟悉海岸的貿易，可以轉向遙遠大陸的產品、物資和未知的民族——棉花，糖，辣椒和香料，茶和咖啡，絲綢和陶瓷，所有這些物品都湧向歐洲，豐富了生活，擴大了貿易，刺激了工業發展。歐洲人衝破了大陸的限制，橫渡大西洋，進入太平洋，繞過非洲好望角，發現了東印度群島。荷蘭人很快捷足先登。由於他們工於造船，加之土地匱乏，無法用賺得的錢購買土地，於是他們把錢投入航海。他們通常合夥經營，這樣可以分攤風險，也有更多的資本用於裝備船隻，招募船員，支持長途的航行。 在1595年進行了第一次探險後，荷蘭於1598年開始了去東印度群島的航行，這個航程漫長而危險。商船隊共有22艘船，遭遇了暴風雨、船員疾病、私掠船以及其他海上航行的危險，最終只有14艘船回來了。然而他們帶回的胡椒、香料以及印度的產品遠遠彌補了他們的損失，吸引了其他投資者加入這場冒險競爭。1601年，共有65艘船——這是上一次探險的船數的3倍——向同一個目的地進發，有那麼多競爭者捲入其中，以至於荷蘭議會建議他們聯合起來。就這樣，荷屬東印度公司於1602年成立，首開後來推動荷蘭崛起的大規模商業集團之先河。由於有足夠的資本來支持大商船隊的長途航行，又有國家特許的貿易壟斷，東印度公司成立20年後，又創立了荷屬西印度公司，主要關注巴西的糖，秘魯和墨西哥的銀，此外還寄望於美洲的皮毛生意。該公司在1621年獲准壟斷美洲貿易，這是在亨利·哈德孫發現哈德孫河之後。當時他受荷屬東印度公司雇用，去探索一條從東北方向通向東方的通道，卻在西半球發現了一條像萊茵河那樣的大河，並完成了從科德角（Cape of Cod）到弗吉尼亞之間美國海岸線的勘測。同一時期，在河與海洋之間建立了面海向河的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這兩個貿易公司帶回的財富擴大了荷蘭的課稅基礎，給政府提供了更多的錢組建更多的船隊，更大範圍地進行擴張。別的國家看到這一切很是眼紅，為了平息自己心中的妒火，他們敗壞荷蘭人的聲譽，說他們為了錢不擇手段。自然，其國民最主要的興趣是賺錢，加之荷蘭人在長期的反抗中培養了很強的自由和獨立意識，這一切都促成了荷蘭異乎尋常的迅猛發展。 憑藉出色的航海技術和優良的船隻，荷蘭人登上了世界貿易之巔，超越了當時被認為是最強的航海大國西班牙，也超越了一直想與荷蘭爭奪貿易的英國。英國的船長受其社會風氣的影響，認為擁有土地乃是社會生活之最高理想，而這種土地所有權不能受到體力勞動或者商業活動的玷污。英國的船長往往是貴族的志願者，實踐經驗有限甚至闕如。與此相反，荷蘭的船長和海軍將領往往是老水手的孩子，從小就是拉扯纜繩長大的。荷蘭的海軍上將勒伊特是17世紀的海軍英雄，一位法國軍官曾震驚地看到他拿著一把掃帚打掃自己的船艙，又走出去餵自己養的雞。 那時以經商起家的「企業家」們，為長途貿易和新興產業提供了資本和組織，而新興產業發端於新的產品——如印刷機用紙，為行駛遠洋航線的商船隊製造大型船隻的造船廠，武器、制服、營房及所有戰爭裝備的製造廠等等。這些產業除了讓人們致富，還為重商主義的觀點提供了證據——通過窮人們的辛勤勞作製造出口物品，取得貿易順差和硬通貨，這樣又可以製造更多的船，裝備更多的軍隊。正如荷蘭人不久即意識到的，這些企業家們發現，利潤最簡單的用途便是向其他企業家提供有利息的貸款。 1609年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在這一年發現了哈德孫河，成立了阿姆斯特丹銀行——該銀行仿佛推動荷蘭商業血液流通的心臟。它採用新方法管理外匯兌換，鑄造固定重量和價值的硬幣，開放提供信用和貸款的支票服務，為存款提供擔保，不久各個國家的貨幣源源不斷地流向這個銀行，而荷蘭弗羅林成了最受歡迎的貨幣。該銀行還定期印刷、發布股票市場的股價，這一發明或許讓全世界都對阿姆斯特丹充滿感激——或許並不感激。 1648年，荷蘭從西班牙那裡贏得獨立，最終成為富裕強國——儘管長期的抵抗鬥爭嚴重耗費國力，被戰爭蹂躪的鄉村城鎮滿目瘡痍，由於軍火及軍隊的開銷、大量有產者移居國外而導致嚴重的貧乏。由於其異乎尋常的開拓精神，由於迫切的需要，也由於經歷嚴酷考驗所得到的自信，他們不斷擴張貿易和航運，直到掌控了超過一半的歐洲貿易，並可以停靠從東印度群島到非洲，從巴西到加勒比海，再到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幾乎所有外國港口。在奧斯曼帝國，他們得到特許可以在土耳其全部領土上從事貿易。這是對西班牙人的懲罰，因為在勒班陀大海戰（Battle of Lepanto）中，西班牙擊敗了土耳其人。荷蘭人的船艙承載著全世界超過3/4的貨運量，這包括來自波羅的海的木材和糧食、法國的食鹽、荷蘭的織物、東印度的香料，以及西印度的糖。根據歷史學家的估算，荷蘭在1648年取得獨立時，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強國。據說荷蘭人在海上有1萬艘船，年度國際貿易量估計達10億法郎——這個數字無疑有些誇大，也許是那些外國船員為了讓自己的政府感到羞愧而奮起競爭吧。 大約在1634年，荷蘭人從印第安人手中購得曼哈頓島8年之後，進入加勒比海，奪取了聖尤斯特歇斯島、聖馬丁島、庫拉索島以及拉丁美洲大陸上的蘇里南（Surinam）。糖比香料價值更高，吸引了各國的掠奪者。舌頭甜滋滋的感受令人愉悅，糖成為日常飲食的一部分，並能甜化其他食品，這提升了西印度群島不動產的價值。各個國家蜂擁而至，只要見到長著高高的甘蔗的小島便視為珍寶，納入囊中。種植園主都發了大財。多年以後，有一次英國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乘車經過韋茅斯（Weymouth）時，看到一個種植園主乘坐的馬車的馬和配置比他自己的還氣派。「糖，對吧？這些東西都是從糖來的！」當皮特聽說馬車主人是個西印度種植園主時，不禁感慨地說道。 沉甸甸的甘蔗必須收割，拉到作坊去，經過碾子兩三次擠壓——當然這都是手工完成的——榨取汁液，然後把這些汁液倒進鍋里，煮熬成晶體，再經過幾次煮熬提純，脫色呈白色，然後壓成糖塊包裝，或者未經提純的紅糖亦可，最終運至需要糖的市場。當地加勒比人在種植園的勞作中極易生病死去，因而從非洲販來了體格更為強健的黑人勞力，促成了獲利豐厚的奴隸貿易。 在非同尋常的航海和商業大發展時期，荷蘭還陷入反抗西班牙統治者的動盪之中。通常人們以為作為動盪的後果，經濟擴張和革命激情，這二者會相互削弱，結果二者卻齊頭並進了。 荷蘭的反抗並非由於民族情緒高漲，因為荷蘭根本就沒有什麼民族情緒，也沒有什麼政治思潮。儘管最初受到16世紀新教反對天主教鬥爭（系由新教脫離天主教而發）之影響，但在荷蘭，主要的驅動力卻是荷蘭人對西班牙暴政的憎惡情緒。這歷時80年的抗爭混亂不堪，其中交織著各宗派、黨派的內訌，與外國勢力的結盟、示好，而西班牙統治者不斷升級的高壓手段把民眾的恨意推向了狂怒，結果把本是支離破碎的國民聯合到一起，共同為獨立而奮爭。 由於受到宗教改革——尤其是最激進的加爾文派（Calvinism）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荷蘭北方各省接受了新教改革，其熱忱不亞於約翰·諾克斯（John Knox）領導下的蘇格蘭人。與法國和哈布斯堡神聖羅馬帝國接壤的南部各省依舊信奉天主教。這加劇了國家的分化。新教徒們毫不妥協，堅決不肯回歸天主教會，而其君主、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Spain）則同樣堅決地要將他們重新收回羅馬的教會。 當腓力同父異母的姐姐、代行荷蘭總督之權的攝政、帕爾馬的瑪格麗特（Margaret of Parma）敕令禁止教堂舉行新教儀式，並禁止自封的新教牧師公開布道時，這些禁令引爆了憤怒的抗議和激烈的抵抗。他們向國王請願，希望他廢除這些敕令，然而這反而加強了腓力將異教徹底拔除、代以絕對皇權之權威的決心。然而，要讓權威有效，兩方缺一不可：一方發號施令，一方欣然接受。腓力的荷蘭臣民並沒有欣然接受的打算。1566年，給國王的請願書沒有得到答覆，他們開始大肆洗劫教堂，損毀聖像和聖物——他們所鄙視的偶像崇拜的象徵。在貴族聯盟（League of Nobles）的帶領下，新教運動在城鎮和工業化民眾中激起騷動，使荷蘭面臨全面暴亂。這些新教徒異常頑強團結，儘管他們來自荷蘭不同省份，見解五花八門，又分屬不同的工人階級。當貴族聯盟400人的隊伍來到布魯塞爾的政務院示威，要求撤銷針對異教分子的宗教裁判所時，對他們毫不同情的大臣伯萊蒙特（Barlaimont）輕蔑地稱他們是「一群乞丐」，而他們立刻就接受了這個光榮的稱號。在聯盟的宴會上，他們穿著乞丐的灰色衣服，脖子上掛著乞丐用的木杯。這個名稱後來成了他們與西班牙戰鬥贏得自由的榮譽稱號，海員們也得以在揭西班牙和英國對手的傷疤時自稱「海上乞丐」取樂，他們可不是什麼乞丐。 組織反抗還需要更多的東西。在1568年，拿騷的路易（Louis of Nassau）對北方城市格羅寧根（Groningen）的北方當局貿然發動了一場孤注一擲的進攻，一位關鍵人物就此登上舞台，這就是路易的兄弟奧倫治親王拿騷的威廉（William of Nassau），後來他以「沉默者威廉」（William the Silent）之名作為英雄載入史冊。奧倫治是法國南部的一個小領地，歸拿騷伯爵家族所有。威廉由故去的上一位皇帝任命，是荷蘭、澤蘭（Zeeland）和烏得勒支（Utrecht）三省的執政和總司令。當路易的叛亂被輕易鎮壓、路易本人也因此喪命之後，威廉繼承了反叛者的衣缽。他為反叛注入雄心和活力，使得鬥爭得以持續，直到荷蘭贏得獨立——這已經是拿騷的路易揭竿而起80年之後。在勝利來到之前，西班牙的獨裁和荷蘭的反抗都在不斷升級。 在反叛最初的年頭，菲利普國王的解決方式是派殘暴的阿爾瓦公爵（Duke of Alva）率領1萬名軍隊，通過恐怖鎮壓迫使民眾就範。阿爾瓦的辦法是在城鎮中進行大屠殺，把新教徒作為異教徒進行迫害，還專門組建了名為「血腥法庭」（the Council of Blood）的戡亂委員會——該法庭審理過1.2萬宗案子，判處9000人有罪，處決或流放了1000多人。率領反叛的貴族被砍頭，在布魯塞爾的集市廣場（Market Square），一天就有18人被砍頭。大量財產被沒收，很多人逃離荷蘭，到處都瀰漫著宗教裁判所的恐怖，這種審判與荷蘭本地的世俗審判是迥然不同的。為了確保每個階層的人們都成為反叛者，阿爾瓦還對所有出售物品徵收1/10的銷售稅，對所有收入徵收1/100的所得稅。這遭人憎惡的什一稅比任何暴行更能激起反抗。 研究過這次叛亂的一流歷史學家莫特利（Motley）無法抑制其維多利亞時代新教徒的正直，把腓力二世稱為「令人厭惡的人」。腓力視野狹隘、頭腦僵化，無法認識正是他自己把麻煩激化成了叛亂。腓力只是認為他受上帝之命來徹底剷除新教，完全不覺得在完成此項使命過程中會遇到任何障礙。反抗的第一次小勝利激勵了荷蘭人。1572年，「海上乞丐」的一支海盜隊伍奪取了登布里爾（Den Briel）要塞港，該港口位於默茲河（Meuse）河口，控制著該河的航運入口。 這些「海上乞丐」都是極端的加爾文主義信徒，由於早期對新教的迫害而形成。技藝精湛的水手結成兇殘的團伙，通過掠擾西班牙海船來支持反叛事業。與此同時，他們的活動也加劇了不同地區和不同派系之間的內鬥。 如果沒有出現強有力的領導者——威廉·奧倫治，低地國家各省份與城市之間根深蒂固的分裂和互相猜忌，生怕自己的鄰居得到了好處或者增加了影響力，本會永遠地挫敗所有反抗西班牙的共同鬥爭。然而威廉對這場仿佛沒有希望的鬥爭的堅持，即使遇到挫折或失利仍不動搖，通過克服各個省份之間的鬥爭，強調共同的目標，以政治遠見把同胞凝聚為一體。儘管他或有妥協的時候，或許他採取的策略不總是那麼直截了當，然而他憑藉自己個性的力量傾力抵抗，並最終成為抵抗的化身。如果抵抗有一面旗幟，那麼上面應該寫上他的這句話：「並非要看到希望才能堅持。」 1574年，即奪取登布里爾的次年，萊登（Leyden）英勇地抵抗了西班牙的圍困，這使得所有的城鎮和民眾都團結在反叛者的麾下。萊登周圍湖泊環繞，下萊茵河的河流、水道縱橫交錯，是號稱「荷蘭花園」的富裕的萊茵河三角洲上美麗、繁榮的織布業中心。 對付萊登的利器便是飢餓。阿爾瓦被召回了，但他的繼任者加強了圍困，哪怕一隻雞或者一片萵苣葉都難以入城。有7個月的時間，虛弱的居民們僅靠煮食樹葉草根、乾魚皮以及從前脫粒機上剩下的麥糠果腹。偶爾殺只狗供衛兵食用，狗的屍體被撕成血淋淋的肉塊，然後被生吞下去。饑荒後面總是跟著疾病，這使得傷病人員不斷增加。情況岌岌可危，居民們面臨著或者被消滅，或者投降的抉擇。 就在這時，他們把自己的老對手——水——變成了自己的武器和同盟。威廉·奧倫治提議把默茲、伊塞爾（Yssel）以及其他流經萊登的河流的河堤挖開，讓河流決口沖走包圍者，並形成一個淺湖，使平底駁船和駁船能駛向陸地，為這個被圍困的城市運送給養。因為決口可能淹毀農作物，必須先徵得土地所有者和農民的同意。為此而派遣的使者穿過層層封鎖線，帶回了他們的許可。萊登的人們日益憔悴虛弱，但是誰都不想投降。荷蘭議會召開會議，拒絕了西班牙人提出的條件，並接受了威廉·奧倫治破堤放水的提議。他們下令在鹿特丹、代爾夫特及其他河港集中200艘平底拖船，準備裝載武器和給養。這些船還載著後來證明對救援至關重要的，由800名面容冷峻的「海上乞丐」組成的、「一支雖小卻令人生畏的」隊伍，他們臉上青黑色的疤痕都是在過去的戰鬥中留下的。 1574年8月，毀壞堤壩的命令下達了。這可不僅僅是在牆上挖幾個洞那麼簡單。這些洞要大到足以讓駁船穿過，還要在周圍西班牙守衛部隊威脅不大的炮火下進行。他們的武器是比較原始的16世紀的滑膛槍，火藥從槍口裝入，每發一槍都要重裝火藥，火藥就裝在士兵脖子上掛著的袋子裡。「海上乞丐」一如既往地狠狠還擊，把敵人逼出了要塞，讓他們置身開闊地，然後他們驚恐地發現，水位正慢慢地從自己的腳上升高。颳了三天的西北風使極深的河水湧向萊登的方向，為駁船開闢了一條通道。救援隊伍慢慢地行進著，在一個個湖泊間穿行，不斷地破壞堤壩，直到他們抵達距離目標只有5英里的地方。這一工程花費了數周，此時萊登的人們忍受著飢餓，經歷了死亡。正在這時，一陣相反的東風漸起，把水吹開了，水淺得無法航行。在行進的最後階段，這些船只能被推著拉著穿過泥灘，而城裡虛弱的民眾正經歷痛苦，翹首期待援軍的到來。 西班牙人擔心他們的退路被切斷，因而放棄了原來的防禦陣地，加之不斷遭受「海上乞丐」們的攻擊，他們無法阻止援軍靠近。這支笨拙的兩棲救援隊伍穿過泥濘，像海龜一樣從水中顯現，一點點靠近被圍困的城市。此時他們得天之助，一陣風颳起，把船隊推到了距離城牆僅幾百碼的地方。船員們一躍而下，把駁船扛過最後一段淺灘。最後的一支西班牙殘軍被迅速解決掉了。船終於被成功地推入碼頭，濕漉漉的船員們把麵包扔給岸邊的民眾——他們看到援軍到來都已喜極而泣。6000人死於飢餓和疾病，萊登的人口減少了1/3，沒有投降而得到了解救。那些眼眶深陷的倖存者湧向大教堂，做禮拜感謝上蒼。為嘉獎這個城市的頑強，威廉·奧倫治提供給他們兩個選擇：他們可以不必為每年舉辦的利潤豐厚的展會繳稅，或者選擇建立一所大學。這些頭腦精於算計的自治民們選擇建立一所大學。他們認為課稅與否受限於政局的發展，但是大學一旦建立，將永久地讓這座城市受益。自那時起，歐洲最著名的學府就一直屹立至今，它是那些臉上布滿疤痕的「海上乞丐」和萊登的平底駁船的饋贈。 在萊登，西班牙的傲慢遭到了踐踏，但是他們在1576年對安特衛普的洗劫中報了仇。安特衛普是個繁忙富裕的港口，位於斯海爾德河（Scheldt）河口，是進出歐洲北部貿易的樞紐。這次洗劫是由於西班牙軍隊兵變所引起的，這些士兵已經有22個月沒有收到承諾給他們的軍餉了。腓力二世把巨額戰爭費用轉嫁為對西班牙商人和權貴們的負債，在1575年宣布他的國庫破產，還得到教皇的豁免特許他撤回所有允諾和約定，「以免與異教徒鬥爭時被高利貸所摧毀」。這個當時最富有的君主向來不通情理，他把這項豁免權行使在了不給自己的部隊發餉上，認為既然他是上帝用來摧毀異教徒的工具，那麼他的所作所為，不管是否明智，都是正確的。正像腓力所有的決斷一樣，這讓他吃了苦頭。怒氣沖沖的兵變者衝進了安特衛普，把最繁榮地區的所有街道都付之一炬，最後還不忘向聖母馬利亞跪下，請求她保佑他們的勾當。這是基督徒特有的習慣，認為神明會充滿同情和寬容，會為自己的暴行作保。在征服墨西哥的時候，西班牙教士舉著天主旗幟，保佑那些折磨並屠殺原住民的西班牙征服者。在安特衛普，這些兵變的士兵殺死了所有擋住他們去路或者站在門口的居民，肆無忌憚地殺害那些上了年紀的住戶、帶著嬰兒的年輕婦女、與自己一樣的天主教教士和修士，以及外國商人。在這場為時三天的浩劫中，他們洗劫了所有的倉庫、商店和住宅，搜颳了價值無法計算的金錢、銀子、珠寶和上好的家具，殘酷地折磨所有懷疑藏匿財產的人，造成了數千人死亡，那些「遵紀守法」的省份的居民也對西班牙人感到無比痛恨。這場暴行的直接後果是可能發生的所有狀況中對西班牙最具破壞性的：這導致了各省結盟運動。雖然這種結盟並不穩固或者長久，然而足以動搖其統治了。 說法語的瓦隆人（Walloons）和說荷蘭語的佛蘭芒人（Flemings）之間、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沿海省份與內陸省份之間、貴族和平民之間，以及處於支配地位的阿姆斯特丹和其他省份之間一直爭執不斷，因此到目前為止，他們都未能就反抗事業採取一致行動。荷蘭人現在才開始明白，如果真想趕走西班牙人的話，他們就必須聯合起來。有鑒於此，威廉·奧倫治給各省議會寫了一系列的信，建議為了達成共同的目標在彼此之間達成和解。此時在根特（Ghent），議和已經在進行。對安特衛普的洗劫——後來被稱為「西班牙狂怒」（Spanish Fury）——發生四天後，九省的代表便締結了一個合約，即《根特和解協定》（The Pacification of Ghen）。根據此次協定的誓約，他們要維護相互之間的和平，將生命和財產用於把祖國從西班牙人和外國壓迫者手中解救出來。正如大約200年後，此前互不相容的13個美洲殖民地的代表首次舉行殖民地間的會議一樣，荷蘭抵抗者的聯合行動是統治者無法應付的，這些統治者曾堅定地認為聯合永遠不可能發生。在美洲殖民地亦是如此，英國人自己的行為——頒布《波士頓港口法案》（The Boston Port Bill）和《強制法案》（Coercive Acts），使得爭執不休的殖民地終於團結起來。 在荷蘭，根特協議體現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界定各種權利和義務的合約和條款中，涉及各個城市和省份的地理劃分、商業活動，尤其是宗教事務，還規定了腓力二世的異母兄弟、新西班牙總督奧地利的唐·約翰（Don John of Austria）如想會見荷蘭國會必須接受的條件——這個新總督正準備去會見國會。奇怪的是，這些荷蘭人剛剛發誓驅逐西班牙人，本應好好對付新總督，但當時強大的王室還籠罩著一層神秘的色彩，君主還有絕對的權威，荷蘭人並未打算與之徹底翻臉，也缺乏徹底翻臉所需的軍事手段。在簽訂根特協議後，他們很快陷入派別紛爭而一發不可收拾——有都想占上風的舊有教派與宗教改革派，有地方與外國努力的聯合與背叛等，結果仿佛開始了內戰，所謂的和解協議已是一紙空文。在紛爭和混亂中，試圖締結比根特協議「更為緊密的聯盟」的一種新的運動在擔心北方各省會結成分裂的聯盟的恐懼下出現了。 在這些壓力下，代表們於1579年在烏得勒支召開會議——烏得勒支是中部城市，從它大教堂（Domkerk）的塔上，視野可及50座城市，一直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港口鹿特丹。儘管與會者一致同意，他們將會團結一致，「就像一個省一樣」，但是此次會議促成的「烏得勒支同盟」（the Union of Utrecht）並未鞏固根特協議的成果。相反，由於宗教上的分歧無法調和，最終令人遺憾地加速了這個處於萌芽狀態的國家的分裂。北方七個省份的確組成了圍繞著須德海（the Zuyder Zee）——北方的巨大內海——的聯盟。其中四個為內陸省份，三個在北海海岸，這七個省份作為聯省最終成為荷蘭。作為回應，荷蘭南部天主教各省及布魯塞爾、安特衛普和根特這幾個城市也組成聯盟，成功分裂了出去，最終成了獨立的國家比利時，只是邊界上有些調整而已。對於這個如此能幹的民族來說，未能形成統一國家的後果很嚴重。假如他們沒有分裂，他們會保有更大的領土、更多的人口，他們可能成為歐洲的主人——假如他們有征服的欲望（他們沒有）、他們的團結沒有被宗教爭端削弱的話，宗教內部的紛爭總是各種爭執中最為激烈和致命的。如果說此刻他們失去了支配歐洲的機會的話，他們也終於獲得了支配自己領土的機會。 荷蘭各個城市和派別縱橫捭闔，在其締結的錯綜複雜的各種合作或不合作約定中，推動國家形成的一個最主要因素——明確要求獨立——是闕如的。極為重視個人權利的加爾文派催促荷蘭議會——僅存的本土政府機構——明確表明這個意圖。在1581年的海牙會議上，議會通過了一個重要決議，即「籲求誓絕」（the Oath of Abjuration），這是荷蘭的獨立宣言。代表們宣稱，腓力二世未能公平對待臣民，施行開明統治，違反了作為統治者的契約和責任，故而喪失了統治的權利。代表們宣布，根據臣民的天賦權利，他們將放棄對他的效忠，廢黜這個專制、暴虐的君主，因為除此之外再無維護自身自由的辦法。這裡有點兒似曾相識的感覺：這比美國人提出同樣的訴求提前了200年。 如果托馬斯·傑斐遜認為起草《獨立宣言》是他最引以為自豪的成就——正如他的墓志銘所表明的——那麼他應該稍微想想1581年的荷蘭宣言，這個200年前的宣言用幾乎相同的字句表明了同樣的論點。這並不是說傑斐遜起草的這份美國最重要的文件乃是剽竊之作，而是表明人們對自由的由衷嚮往，以及對廢黜暴虐的統治者的人民權利的深信不疑，深深根植於人心的普遍信念。 為了明確與西班牙斷絕關係，所有官員必須本人親自宣布放棄效忠，這對那些畢生對王室忠心耿耿的人來說無疑非常痛苦。這種宣誓給弗里斯蘭省（Friesland）的一名議員帶來了如此大的衝擊，以致他在發誓棄絕的現場因心臟病或者中風倒地身亡。 荷蘭人頑強的持續抵抗耗盡了腓力二世的資源，更耗盡了他的耐心。他想畢其功於一役，徹底摧毀抵抗，於是懸賞2.5萬金克朗——這是一大筆錢，約合7.5萬荷蘭盾，再加上其他獎賞和赦免狀等，要威廉·奧倫治的腦袋，死活不論。很快便有了領賞的人。1584年，一名叫巴爾薩澤·熱拉爾（Balthazar Gérard）的刺客用欺騙的手段潛入威廉在代爾夫特的住處，一槍把威廉殺死在自家的樓梯上。 應該承認，此時荷蘭的相關記錄表明荷蘭人在政治上幼稚到了違背常理的地步。他們認為除非有歐洲其他有為君主的庇護，否則他們將無法擺脫西班牙君主的統治，因此他們四處尋找可以充當他們君主的候選人，這其中甚至包括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眾所周知，她生性專斷，她如果成了荷蘭的君主，恐怕將是荷蘭人最大的噩夢。 在奧倫治親王在世的時候，他無疑是國王的當然之選，但是他不像其他君主那樣有軍力和財力上的優勢。伊麗莎白女王在自己國內正深陷於天主教勢力的不滿、伺機待發的陰謀叛亂之中，很明白自己自顧不暇，不願再陷入國外類似的麻煩中，因而沒有接受這個請求。 刺殺威廉並未達成腓力二世的意圖，因為威廉已經使抵抗事業有了自己的生命。當安特衛普被腓力委任的荷蘭總督帕爾馬公爵接管之後，西班牙獲得了穿越英吉利海峽正對英國的戰略通道，荷蘭因此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英國人意識到，與其花費力氣與荷蘭進行無休止的拉鋸戰，倒不如幫助他們一道對付西班牙人，因為英國一直擔心西班牙會入侵英國。當繼任者帕爾馬公爵奪回安特衛普，得到了穿過英吉利海峽、正對泰晤士河入口的重要港口和優良海軍基地，西班牙的意圖已昭然若揭。 精明果敢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與其他君主不同，並不因變革而害怕變革。她願意不計前嫌，與荷蘭反抗者這些宿敵結盟。1585年，她派遣了一支8000人的遠征軍去幫助抵抗者對抗帕爾馬的攻擊。這支軍隊由她所青睞的萊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率領，此人生性虛榮、野心勃勃又頑固不化，並非此任的最佳人選。荷蘭人出於對外援的過分崇敬，授予萊斯特荷蘭總督的稱號，以為這樣能更好地牽制住伊麗莎白女王，萊斯特卻在此名義下干涉荷蘭省議會的事務，在戰略上一意孤行，全然不顧荷蘭人的想法。當他下令禁止與敵人從事當時司空見慣的貿易時，他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罪過：荷蘭人最不能容忍別人插手他們的貿易。這個最初被看好的聯盟解體了，雙方互相指責，萊斯特離開時，誰也不覺得可惜。在歷史上，他的錯誤和失敗被其副手、詩人菲利普·錫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更為浪漫、更令人難忘的名聲所掩蓋。錫德尼在聚特芬之戰（the Battle of Zutphen）中受了致命傷，但他把一杯水讓給了一位同樣身受重傷的戰友，並說出這句流傳後世的話：「你比我更需要它。」除了這句可以在文學作品中流傳千古的話之外，英國對荷蘭的干涉再未留下什麼痕跡，卻間接導致歐洲歷史走向一個轉折點。由於招致了腓力二世的怒火，這個頭腦偏狹的國王決心要摧毀英荷聯盟，毀滅英國，並對異端給予最後的致命一擊。 這致命一擊是強大的西班牙無敵艦隊（armada）的海上出擊和緊隨其後的入侵，然而腓力二世一如既往地在指揮、戰略和供給方面都組織得非常混亂。他任命上將梅迪納·西多尼亞公爵（Duke of Medina Sidonia）指揮艦隊，此人之前從來沒有指揮過海上戰鬥，而航行的海域是他從未去過的，也沒有事先安排緊急情況下的避難港口，計劃的成功還要依賴於同位於荷蘭的帕爾馬部隊會師，再一起入侵英國。帕爾馬的部隊受到荷蘭人的封鎖，絕不可能抵達會合點。腓力的西班牙艦隊在暴風雨和英國海軍的雙重夾擊下，或被擊沉，或逃散到赫布里底群島（the Hebrides）附近。由於風浪、敵人的炮火和食物的匱乏，無敵艦隊的海員損失過半。遭受重挫的無敵艦隊不得不繞過蘇格蘭，沿著愛爾蘭以西冰冷又漫長的航線回來，狼狽不堪，飽受折磨，沒有帶回征服的榮耀，而籠罩在失敗的陰影中。腓力海軍的此次大敗標誌著西班牙在歐洲強權政治中的支配地位的終結，以後西班牙再也沒有重現往日輝煌。 一貫一意孤行的腓力並沒有放棄，而是傾其所有去壓制荷蘭——他發現荷蘭的商業帝國已使其實力大增。凡人終有一死，腓力死於1598年——無敵艦隊失利10年後，他已經建造好了自己在埃斯科里亞爾（Escorial）的陵墓，這是繼金字塔之後最了不起的王室陵墓。無情地征伐新教徒，使他深陷於16世紀歐洲的宗教戰爭之中，這耗盡了西班牙的戰鬥力，使其無法全力對付由於發展商業、貿易而日益繁榮富強的荷蘭。腓力的死亡使西班牙無力維持其統治。腓力死於17世紀將要到來的時候，這個世紀是荷蘭的黃金時代。意味深長的是，荷蘭的輝煌是在美洲成就的，歷史的風向已經開始向西颳了。 1609年，一個受僱於荷屬東印度公司的英國航海家發現了哈德孫河。也是在這值得紀念的阿姆斯特丹銀行成立之年，西班牙同意簽訂為期12年的休戰協定，這實際上承認了荷蘭七省聯盟的獨立。西班牙乃是輝煌的龐大帝國，現在卻不得不屈尊與一個在君主國包圍之中剛剛成立的、長著腳蹼的共和國講和，這不免讓那些老列強感到驚異。他們開始重新在歐洲這盤棋上審視從前的「海上乞丐」，認為荷蘭是個值得結交的國家。連荷蘭人自己也感到驚異，他們終於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報。休戰結束以後，西班牙又時斷時續地進行戰鬥，但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戰果，最後只能不了了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Treaty of Westphalia）簽訂，歐洲列強為「三十年戰爭」（the Thirty Years』War）——1914年以前歐洲範圍最廣、最具破壞性的戰爭——畫上了句號，包括西班牙在內的締約國正式承認飽經戰火的荷蘭聯省共和國的獨立。和約是在之前的明斯特（Münster）初步和約的基礎上簽訂的，當時西班牙代表們把手放在十字架上，而荷蘭代表們則將兩個手指指向天空。當荷蘭代表們走進議政廳時，這座城市的自由民組成儀仗隊站成兩排歡迎他們，中世紀風格的街道上禮炮轟鳴，慶祝這個時刻。這恰好是17世紀的中點，一年之後，王室專制的鼎盛時期落在了劊子手斧頭的陰影下——英國國王查理一世被劊子手砍掉頭顱。 在忙於驅逐西班牙人的時候，荷蘭人的文化生活也異彩紛呈。雖然那些總督是些古板、守舊的人，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懷有自由見解，那裡的文化氛圍卻自由而包容：他們允許猶太人和其他各種基督教教派自由活動，也因殷勤好客地庇護那些逃避他國宗教迫害的人們而廣為人知。逃難者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英國的異議分子，這些尋找宗教自由的人們在世紀之交來到萊登定居，20年後又帶著對未來的期望踏上征程，在1620年最終抵達普利茅斯岩（Plymouth Rock）。另外一個影響深遠的團體是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猶太移民，其中有斯賓諾莎的父母，他們於1632年在阿姆斯特丹生下了斯賓諾莎。 由於荷蘭出版業發達，歐洲大陸上最為活躍的作家和學者都慕名前來。他們的作品在自己的國家被禁，荷蘭人卻願意以拉丁文出版發行這些作品，使其能夠面向廣大國際讀者。就這樣，荷蘭出版業有幸出版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書之一，作者是一個情願在荷蘭住20年也不願意接受路易十三統治的法國人，這本書就是笛卡兒的《方法論》（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年在萊登出版。歐洲文化中其他一些最為重要的人物也在荷蘭開展他們的事業，雖然有時也會引起同行的嫉恨。巴魯赫·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人本主義宗教哲學家，阿姆斯特丹本地人，儘管作為猶太人因為異端而被排除在猶太教會之外，他在這裡繼續生活並出版了《神學政治論》（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發明了顯微鏡的安東尼·范·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在其出生地代爾夫特完成了自己的科學研究。代爾夫特的格勞秀斯（Grotius）本人是荷蘭人，他在《論公海》（Mare Liberum）中永久地確立了海洋自由的原則，而他的《論戰爭與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是有關公法影響最大的著作——1625年不得不在巴黎出版，當時他受到私敵的陷害在獄中服刑。著名學者皮埃爾·培爾（Pierre Bayle）主張對宗教保持理性的懷疑，他在著作中提出普通人的宗教信仰是基於人的輕信，而非理智和現實，所以培爾並不是一個受天主教專制當局歡迎的哲學家。在被迫離開法國之後，他來到荷蘭，在鹿特丹的伊呂斯特爾學院（Ecole Illustre）得到教職和薪俸，這個學院是專門為逃難的學者提供庇護而設立的。他著名的《歷史哲學批判辭典》（Dictionnaire）是他以一己之力編纂的百科全書，於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闡述了他對自然現象的解釋。雖然此書第一版在法國被禁，但它仍成為狄德羅和法國百科全書派的靈感源泉。鹿特丹接納了培爾，為這個超乎尋常地表達了寬容想法的人提供了一個家。他觀察到很多宗教少數派只要能夠享有思考的自由，都對荷蘭共和國非常忠誠，他於是建議：「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對所有的宗教都給予庇護，既然大多數神學問題都無從證實，那麼人們應該為那些他們無法說服的人祈禱，而不是壓制。」[1]這些話比我們的第一修正案早了很多。荷蘭統治者的不同尋常在於，雖然他們安於自己的地位和舒適，但他們所促成的社會能夠包容非正統觀念。然而對新英格蘭的美洲新教徒來說，艱辛生活的磨難並沒有教會他們善待自己的同類。恰恰相反，他們形成了一個剛愎自用、睚眥必報的統治集團。 由於荷蘭社會的寬容，沒有出現大批不得不在新阿姆斯特丹安家落戶的移民。唯一的例外是某些富裕得能安置至少50名移民的商人，他們得到了西印度公司給予的土地，成了紐約和新澤西的大莊園主。由於缺少大規模穩固的荷蘭定居點，當英國人1664年來到這裡，奪取這個地方並將它命名為紐約的時候，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無法找到足夠的人來組織防禦力量。 是不是荷蘭社會這種富於滋養作用的自由精神造就了17世紀中葉繪畫的黃金時期？出現了人文主義大師倫勃朗（Rembrandt）和維米爾（Vermeer）這位恬靜之美的倡導者。與此同時，還有一些聲名卓著的人物畫家，如弗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和凡·戴克（Van Dyck），室內畫畫家揚·斯蒂恩（Jan Steen）、特·博爾奇（Ter Borch）以及霍赫（de Hooch），還有那些讓人著迷的風景畫家，擅長畫鬱鬱蔥蔥的森林和駛過運河的帆船的勒伊斯達爾（Ruysdael）以及霍貝瑪（Hobbema）。即便這個世界無法對黃金時代做出解釋，那也應該為這個時代感到慶幸。 揆以為當時的史實，黃金時代並不和平，而是充斥著入侵和戰爭所帶來的殺戮和恐怖。1672年，法國路易十四的部隊猛攻荷蘭邊界，這被稱為「法蘭西的憤怒」（French Fury），這讓人想起了西班牙的恐怖統治。法國一舉攻入中部的烏得勒支，而荷蘭人這次又把水當成武器，放開水閘淹沒了土地。與此同時，英國也在其商人的鼓動下再次發動海戰，想憑藉武力摧毀荷蘭海軍和荷蘭這個商業對手。這三場戰爭最後終結於1674的《威斯敏斯特條約》（The Treaty of Westminster）。這個條約確立了中立貿易的規範，這後來導致了種種麻煩。 儘管黃金時代麻煩不斷，但這不能抹殺造成這個時代的一大政治成因——1648年，荷蘭獲得了主權和獨立。在明斯特簽訂的和約中，荷蘭捍衛了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這種鬥爭在下一個世紀裡將由美國人展開。 [1] 他的這番建議，正如其他明智的告誡一樣，受到了自己命運的嘲弄。法國胡格諾派的難民們並不比天主教徒們享有更多的寬容。由於難民們的影響，他不得不辭去教席，儘管他仍然在荷蘭居住並出版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