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聲禮炮 · 第一章 「在這裡，美利堅合眾國的主權第一次得到承認」

1776年11月16日，在西印度群島碧綠的洋面上突然浮現一團團白色煙霧，接著，從聖尤斯特歇斯（St.Eustatius）這座小小的荷屬小島一個不起眼的要塞上傳來了轟隆隆的炮聲。聖尤斯特歇斯奧倫治要塞（Fort Orange）的這幾聲炮響，是對美國戰船「安德魯·多利亞」號（Andrew Doria）在進入外國港口時循慣例發出禮炮的回應；當時這艘船桅杆上正掛著美國大陸會議規定的紅白相間的條形旗。這來自聖尤斯特歇斯島的應答禮炮聲儘管很微弱，卻首次正式宣告了那個世紀最為重大的事件，即一個註定要改變歷史進程的、新的大西洋國家（state）已經躋身於國家（nation）的行列。 眾所周知，美國革命自一開始就對歐洲社會的政府性質產生了實質性影響。馬姆斯伯里伯爵（Earl of Malmesbury）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曾回憶說，在美國叛亂發生伊始，「荷蘭大部分民眾的心態就都發生了不同尋常的改變」。聖尤斯特歇斯屬於荷蘭，而這位伯爵在美國革命取得勝利後曾在荷蘭海牙任英國大使多年。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對荷蘭執政（Stadtholder，尼德蘭元首及奧倫治親王）的權威的疑慮正在增加……實際上，當美洲的英國殖民者的叛亂取得成功的時候，所有的權威都受到了打擊。」這位英國大使正在見證的是——假如還不是事實的話，至少在觀念上已是如此——權力原來是貴族和君主行使的專制特權，現在正轉變為根植於憲法和人民代表的權力。這種轉變發生在1767年到1797年，這恰與他自己的職業生涯相重疊。他認為這段時期「是歐洲歷史上的多事之秋」。聖尤斯特歇斯總督約翰尼斯·德·赫拉夫（Johannes de Graaff）自作主張，決定對美國戰船「安德魯·多利亞」號發出的禮炮做出回應，這是背叛英國的殖民地發布《獨立宣言》以來，外國首次對美國國旗和美國的獨立國地位予以承認。荷蘭這次率先承認，也許就此事來說並沒有那麼重要，不過正如其他爭論者所辯解的，我們不妨說是美國總統把奧倫治要塞的禮炮確認為開天闢地之舉。1939年，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給聖尤斯特歇斯贈送了親筆簽名的牌匾，上面寫著：「紀念1776年11月16日由此要塞向美國國旗發出的禮炮，此舉系根據時任聖尤斯特歇斯總督約翰尼斯·德·赫拉夫之命做出，是對美國戰船『安德魯·多利亞』號發出的代表國家的禮炮的回應……由此，表明了美利堅合眾國的主權首次得到一位外國官員的正式承認。」就這樣，赫拉夫在美國的史冊中永遠占有了一席之地，儘管此事並不廣為人知。 「安德魯·多利亞」號——這場歷史劇的主角——並不尋常，它在歷史上聲名卓著。1775年10月13日，大陸會議通過法案創建了大陸海軍，而這艘船正是最初徵用的四艘船隻之一。這些船均由商船改造而成。此後不久，這艘戰船就參加了首次戰鬥。此船系小型雙桅帆船，前桅為橫桅，主桅為縱桅，經過改造，可以為新創建的美國海軍執行戰鬥任務。根據大陸會議的指令，這艘船在10月23日駛離靠近費城的新澤西海濱城鎮格洛斯特（Gloucestor），準備駛往聖尤斯特歇斯裝運軍事物資，並將《獨立宣言》的一份副本遞交給赫拉夫總督。這種船帆的面積有限，只能藉助西風帶航行，因此這艘船隻用了三個星期多一點兒的時間乘風破浪，於11月16日就抵達目的地，這個成就可謂不同尋常。當時從北美到歐洲的往返航行時間因船的類型不同而差異很大，通常噸位較大的戰船要比裝有大炮的護衛艦（frigate）及商船要花更多的時間。此外也受制於風向，有時風向飄忽不定，會從吹向東方的盛行西風帶轉為方向相反的東風。在美國革命時期，向東駛向歐洲的航行被稱為「順行」（downhill），通常需要三周到一個月的時間，而向西駛向美國的航行被稱為「逆行」（uphill），要逆著風和灣流航行，航程大約需要三個月。 如果沒有後面發生的事，聖尤斯特歇斯島的禮炮之舉本無足輕重。這位總督違抗本國政府的指令，有意鼓勵荷蘭人與北美殖民地從事軍用物資方面的貿易，並答應會繼續從聖尤斯特歇斯島運送物資。這對拯救美國革命至關重要，因為革命力量在初期勢單力薄，軍火嚴重匱乏。喬治·華盛頓曾寫到，在戰爭第一年時，整個美國軍營里「每個人平均還分不到9發子彈」。到了10月份，這些殖民地展開武力對抗已經半年了，華盛頓在給他兄弟的信中寫道：「我們幾乎每天都要飽受炮擊之苦，卻由於彈藥匱乏無法進行任何還擊，因為我們要把有限的彈藥留在比大炮射程更近的近距離搏殺時，等到那些英國老爺們膽敢從掩體中走出來的時候用。」在1775年6月邦克山（Bunker Hill）的那場惡戰中，美軍的彈藥已經快要耗盡了，士兵們只能用滑膛槍的槍托與英軍肉搏。由於英國一直擔心美洲殖民地可能會揭竿而起，有意讓殖民地依靠母國英國提供軍用物資，所以殖民地本身沒有任何製造武器或者彈藥的能力，也缺乏硝酸鉀這樣的原材料，以及製造軍火所需的技術和設備。從歐洲經由西印度群島轉運的彈藥就成了唯一的軍火來源。荷蘭為中立國，而且荷蘭人生性喜好貿易，又經常從事遠洋航行，這樣荷蘭就成了主要供應商，而聖尤斯特歇斯島居於與殖民地秘密貿易的要衝，自然成了各國貨物匯集的倉庫。英國人想方設法阻止這種運輸，有時會追逐運輸船隻一直到聖尤斯特歇斯港，然而荷蘭船員對當地的風向和潮汐等情況知之甚詳，總是能夠成功擺脫追逐者，毫不屈服地繼續航行下去。英國人變得惱火起來，抗議說殖民地那些「背信棄義的反叛者」不應當受到任何來自其友邦的「援助和給養」——詹姆斯·哈里斯爵士的前任、被約翰·亞當斯形容為「趾高氣揚」的英國公使約瑟夫·約克爵士（Sir Joseph Yorke）用傲慢的語言傳達了英國的憤怒。約瑟夫爵士系大法官［第一代哈德威克伯爵菲利普（Philip，first Earl Hardwicker）］之子，在海牙外交界可是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根據曾經拜訪過他的英國威廉·拉克索爾爵士（Sir William Wraxall）的描述，此人「殷勤好客又慷慨大方」，但給人的印象更多的是傲氣而非熱情，因為其舉止「刻板而拘泥於禮數」，而這種風範顯然很投執政奧倫治親王的胃口。拉克索爾爵士曾說，親王對他「懷有一種子女對父母那樣的崇敬」。然而，大使的風度對那些從事商船運輸的商人影響很有限。這些商人更關注生意，而非外交上的繁文縟節。 英國的紐約副總督（Lieutenant-Governor）卡德瓦拉德·科爾登（Cadwallader Colden）曾在1774年11月警告倫敦說：「此地與荷蘭之間的違禁品貿易已經達到空前的規模……必須對走私者採取行動，但是這並不容易，因為來自荷蘭或者聖尤斯特歇斯島的船隻並不直接停靠本港口，而是進入我們的海岸線及河流上的無數港灣和溪流，把違禁品裝上更小的船運走。」 與約克爵士有聯繫的線人很多，他們向他透露了這些違禁品是怎樣被轉運出去的。他發現有位非常活躍的運貨商，名叫艾薩克·范達姆（Isaac Van Dam），是個住在聖尤斯特歇斯島的荷蘭人。他充當美國人的中間人，將大量貨物和錢款發往法國，用來購買那些經由聖尤斯特歇斯島轉運到美國的軍火。對一個英國使節來說，看著違禁物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大行其道，這無疑讓他飽受痛苦。「我們那自詡的海上帝國已經無足輕重了，」約瑟夫·約克公爵哀嘆道，「我們也許會罰沒一些貝類，然而我們的鄰居會享用到牡蠣。」 英國被這種走私貿易激怒了，於1774年宣布，向殖民地出口「戰爭物資」系違法行為，並表示，英國作為交戰國，有權對貨船物資搜查並罰沒。英國接著對荷蘭政府發出威脅，要求禁止荷蘭臣民運送軍用物資。與一個世紀以前相比，那時的情況已經迥然不同了。一個世紀以前，荷蘭和英國為了爭奪海上霸權進行了一系列對抗。據傳，荷蘭的海軍上將勒伊特曾經溯泰晤士河而上，長驅直入，一直打到了敵國首都的大門口。他將一把掃帚釘在桅杆上，表明自己決心要把英國人從英吉利海峽中徹底清掃乾淨。由於這個願望未能實現，他開始肆意焚燒英國船隻，並將英國皇家海軍的主力艦「皇家查爾斯」號（Royal Charles）拖走。這個不幸的事件讓曾任海軍部秘書的塞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痛苦萬分。他在1667年6月12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感覺非常沮喪，頭腦中滿是這個不幸的消息……因為荷蘭人砸斷了鎖鏈，燒毀了我們的船，尤其是『皇家查爾斯』號，實際上我擔心的是整個帝國正在解體。」泰晤士河上船隻燃起的熊熊大火在倫敦清晰可見。然而在整個17世紀，英荷戰爭並未分出勝負，兩國都得出這樣的結論：爭奪霸權得不償失，加上兩國當時又都忙於應付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入侵，因此一致對敵要比互相廝殺更符合共同利益。1678年，英國和荷蘭[1]通過締結一系列條約結成共同防禦聯盟，規定雙方的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入侵時，對方均有義務提供援軍或其他幫助。在這種關係維持了近百年後，英國對荷蘭非常不滿，因為荷蘭非但沒有根據從前的條約規定，提供英國人要求的6000人援軍，反而幫助美國軍隊充實他們的彈藥庫，使得革命得以持續下去。 在18世紀70年代，英國有100艘戰列艦（指配有60門以上火炮的戰艦），而荷蘭同等規模的戰艦隻有11艘。荷蘭政府很明白，自己的海軍力量比英國弱，因此只能滿足英國的要求，停止向殖民地提供戰爭物資。1775年3月，荷蘭統治者向其臣民宣布，半年之內禁止向殖民地出口違禁物（武器彈藥）、海軍備用物資（供修理用的木材、帆用繩索以及所有維持艦船正常功能的材料）甚至衣物。對違禁者沒收貨物並處以巨額罰款，如無法繳清罰款，則處沒收船隻。到了8月，禁運又從半年延長為一年，在這之後的兩年里又經過兩次延期。運送這些物資本來獲利極大，這不可接受的禁令讓商人階層非常惱火，他們照樣我行我素。結果自然是走私更加猖獗，以至於約瑟夫·約克爵士接到指示，通知荷蘭的立法機構荷蘭國會說，英國戰艦已經接到命令，今後對聖尤斯特歇斯島要「提高警惕，不必太客氣」。英國開始嚴密監視，結果連海員們的補給都出現了困難。這在荷蘭國內引起了憤慨，於是有人提議去包圍約瑟夫·約克爵士的大使官邸以示報復，不過歷史記錄中並無證據表明，這種不符合外交禮節的做法真的付諸實施了。1776年1月，英王喬治三世下令投入使用更多的戰艦，因為「各種情報表明，主要是聖尤斯特歇斯島——當然也包括其他島嶼——在這個冬天給美國人供應軍火」。若不是尤斯特歇斯島的運輸者們始終不屈不撓地違抗禁運令，逃避那些追逐他們的人，美洲叛亂是否會一直持續到那時，恐怕還很難說。從軍事上說，這是個非常困難的時期。由於1776年8月的長島會戰（Battle of Long Island），美軍已遭受重挫，英軍控制了紐約和紐約海岸地區。不過華盛頓至少已將自己的部隊安全撤回曼哈頓，在那裡仍可以維持新英格蘭和南部的聯繫，而英軍的主要戰略意圖正是要切斷這種聯繫。不久英軍進入賓夕法尼亞，並危及費城——召開大陸會議的地方。在1776年聖誕節的時候，大陸會議撤到了巴爾的摩（Baltimore）。1777年9月，威廉·豪爵士（Sir William Howe）率領海陸大軍，浩浩蕩蕩地沿切薩皮克灣（Chesapeake Bay）北上，跨過德拉瓦河（Delaware），進入並占領了費城——當時美國最大的城市、製造業重鎮和商業中心。英軍占領費城，這意味著已經封鎖了美國的兩大港口，切斷了貨物運輸的通道。然而，荷蘭人不願意放棄這樁賺錢的買賣，轉而潛入那些小港口和河流入口，繼續提供槍支和彈藥，使得愛國者們可以繼續為獨立而戰。 然而，失去華盛頓要塞（Fort Washington）使得獨立事業又一次遭受重創。華盛頓要塞位於哈萊姆高地（Harlem Heights），跟新澤西的李堡（Fort Lee）遙遙相對，失去此要塞意味著失去對哈德孫河的控制，也使河對岸的新澤西門戶洞開，很容易遭受英軍侵入。這次挫敗意味著只有發動一次大的反攻，方能重新奪回失地。但美軍已經狼狽不堪，缺衣少藥，傷員無人救護，本來就亟須補充兵力，徵募的士兵又大多是短期的，這在部隊持續減員的情況下無異於雪上加霜。華盛頓頂多能夠搜羅到2500人，而其對手豪則有上萬人。儘管實力相差懸殊，華盛頓在危急關頭總能出奇制勝，化險為夷。就在大陸會議成員們為了保全性命而逃跑的那個聖誕節，華盛頓率領他那支精疲力竭的隊伍，再次渡過德拉瓦河，在特倫頓（Trenton）戰役中對黑森僱傭軍（Hessian）予以迎頭痛擊，迫使其投降，俘獲1000人。就華盛頓的獨立事業而言，此次大捷在鼓舞人心、提振士氣方面的作用是無可比擬的。 荷蘭人民亦表現出類似的大無畏精神。憑藉這種精神，荷蘭人民對西班牙的統治展開了長達80年的反抗，通過航海建立了一個海外帝國，在17世紀躋身於大國之列。儘管荷蘭今非昔比，每況愈下，但對英國人蠻橫霸道地規定什麼東西可以裝運，什麼東西不能，以及服從搜查或罰沒之類的指令，荷蘭人並不買賬。 在荷蘭人向「安德魯·多利亞」號發射禮炮致意後的5年里，荷蘭和英國人之間的敵對情緒達到頂峰，這對美洲殖民地的命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到1776年1月，敵對情緒已經公開化。聖尤斯特歇斯島臨時總督亞伯拉罕·海利格（Abraham Heyliger）措辭嚴厲地表示，英國人在追逐那些駛向尤斯特歇斯島的船隻時，「為所欲為，已經悍然踐踏了所有文明國家的法律」。這番抗議——其措辭比起最初的版本已經有所緩和——並未直接向英國人提出，而是轉給了位於阿姆斯特丹，主管與美洲貿易的西印度公司。掌管英國背風群島基地的海軍上將詹姆斯·揚（Admiral James Young）也針鋒相對，馬上譴責「大不列顛國王陛下那些叛逆的臣民……和……聖尤斯特歇斯島之間的邪惡勾當」。在那個月晚些時候，英王喬治還命令海軍部要「提高警惕」。 北美殖民地 根據禁運令，向殖民地運送軍用物資已屬違法，仍能運送要歸功於島府當局的美意，尤其要歸功於總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約翰尼斯·德·赫拉夫之所以能夠得到這個職位，完全是由英國人的另外一次抗議促成的——他們抗議赫拉夫的前任溫特總督（Governor De Windt）過於同情美國人的獨立事業，在阻止違禁貿易方面不夠有力，要求撤換他。溫特在1775年去世，荷蘭正好任命赫拉夫——已任島府秘書24年之久——取而代之，這樣看起來並非屈從於他國的要求。 在向西印度公司申請這個職位的眾多候選人中，赫拉夫被視為一個很有實力的競爭者。有的人認為他具備當選的條件，另外的人認為他不具備，甚至有居民抱怨說他的妻子「極為吝嗇，她給我們吃三天前的剩飯」。還有更糟的——「你知道她的餐桌布是從哪兒弄的嗎？從奧斯納布呂克（Osnabrück）弄的！你見過哪個體面人用這種桌布嗎？更別說有哪個普通人會喜歡這種東西。」儘管當地人對他沒有好感，赫拉夫還是得到了任命。他於1729年生於聖尤斯特歇斯的一個富裕家庭，和薩姆·亞當斯（Sam Adams）同一時代。他在荷蘭接受教育，又回到聖尤斯特歇斯，跟當時的總督亞伯拉罕·海利格的女兒結了婚，很快升任鄰島聖馬丁（St.Maarten）的指揮官，又在聖尤斯特歇斯島擔任執政秘書之後，接手他岳父曾擔任過的總督一職。他於1776年9月5日宣誓就職，才任職9個星期便釀成「安德魯·多利亞」號危機。據說他是島上最富有的商人和種植園主，占據了島上私有土地的1/4，擁有300個奴隸，並住在一所豪宅里——這處宅子是50年前由當時最富裕的商人建造的景觀房。赫拉夫用與阿姆斯特丹富裕的攝政王們家裡一樣的錫制器皿、代爾夫特（Delft）出產的陶瓷以及拋光的紅木，裝飾那些寬敞的房屋的裝修風格也與攝政王們家裡不相上下。此外，據說他還擁有16艘船，從事歐洲和聖尤斯特歇斯之間的貿易。他在家裡的二層樓陽台上，可以看到滿載貨物的船隻進出港口，據說這些貨物每年能給他帶來3萬美元的收入。很多當地居民抱怨說，他還持有大量抵押資產，這可以讓很多人聽命於他。加之他把很多親友安插到政府部門任職，因而他完全掌控了聖尤斯特歇斯的五人議會（Council）。議會成員與他屬於同一階層，都是生活優裕的商人和農民，而教議會（the church consistory）的大部分成員亦屬於此階層。他們這個小團體本著自身利益管理政務、司法，這在其他地方也並非罕見。當地人抱怨說總督行事專斷，像個獨裁者，這也表明赫拉夫並非那種有名無實或不在其位的總督，而是對島上事務有充分了解和掌控。 如果英國人指望他能在港口派駐衛兵查禁走私貿易的話，那麼他們的願望只能落空了。事實證明，他比他的前任更加同情美國的獨立事業。停靠在臨近的英屬島嶼聖基茨（St. Kitts）的「西福德」號（Seaford）指揮官——海軍上尉科爾包伊斯（Captain Colpoys）抗議說該港口「無條件向一切美國船隻開放」。而駐聖尤斯特歇斯島的美國代理商、來自馬里蘭的范比伯則在寫給家人的信中說：「我跟國王陛下的總督關係極為融洽……現在每天都有我們的旗幟在路上飄揚……總督每天都表示他熱切希望保護這兒跟我們之間的貿易。」雇用了總督的荷屬西印度公司不可能對這種態度一無所知。鑒於他們熱切地想增加美國貿易的收益，赫拉夫能夠得到任命，無疑恰恰是因為這種態度。 赫拉夫的領地——小小的聖尤斯特歇斯島，或當地人常說的斯塔蒂亞（Statia）——有一些顯著的特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於，當局並不非常確定其具體位置。在歷史書籍、地圖以及18世紀的慣用法中，它總是被列為背風群島的一部分，然而在當地旅遊局出版的一種小冊子中，它又被歸入向風群島。對於大多數讀者，大約都和我一樣對航海是外行，這種奇怪的矛盾似乎無關宏旨，可是在帆船時代這至關重要。「背風」是指順風的方向，因此通常指朝向陸地的方向，而「向風」則是逆風，指能夠充滿船帆的風所來的方向，因此跟背風的意思截然相反，這對航海活動有決定性的影響，兩者之意正如「里外」一樣，截然不同。對於這樣一個曾經是加勒比海上最富裕的港口，對美國歷史有過舉足輕重作用的地方，這種命名的不確定性顯得過於隨意甚至草率了。如果我們對印刷錯誤所導致的這類混亂忽略不計的話，目前可以比較明確的是，聖尤斯特歇斯島與維京群島一樣，應歸屬於小安的列斯群島（the Lesser Antilles）中的背風群島。 西印度群島整體像一個彎曲的鏈條，把北美和南美聯繫起來，從北美的佛羅里達連接到南美北部海岸的委內瑞拉。在海盜出沒的時代，這段海岸線被稱為西班牙大陸（the Spanish Main），海盜們在港口伺機而動，隨時準備襲擊西班牙財寶船——它們滿載著秘魯的銀子以及來自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財物，正向故土前進。 這個西印度群島鏈把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分隔開來，彎曲的鏈條的外圍伸入大西洋，內側則像一隻碗一樣包裹住加勒比海。這些西印度群島都是長滿樹木的隆起的陸地，周圍有白色的海浪拍打著，自在地臥在溫和的海洋中、靜謐的蒼穹下。當天上覆蓋著烏雲時，海水呈灰藍色，但在太陽照射下，海水又轉為碧藍。海水波光粼粼，載著帆船隊，泛起白色的浪花。這些船有的在島上的海港裝卸貨物，有的或許會卸下一支入侵的部隊，準備爭奪並占領某個島嶼，把它納入入侵者國家的版圖。這種情況司空見慣，並不斷引起主權的更迭，人們亦不以為怪，就像看見某個人又換了一套衣服一樣。通過國際貿易（這在18世紀就仿佛生命線一般），通過種植歐洲人甘之如飴的甘蔗，還有通過給甘蔗種植業帶來從事高溫勞作的苦力的奴隸貿易，這些島嶼積蓄了大量財富，它們本身也成了任何想獲取硬通貨的國家爭奪的目標，因為在當時的人看來，硬通貨便是國力所在。這些入侵者除了採取直接奪取的方式，還可以採用搗毀種植園、降低產量、減少宗主國收入的辦法，達到削弱其作戰能力的目的。在比一個半世紀略多的時間裡，聖尤斯特歇斯島這個最為富裕的島嶼的主權經歷了22次更迭。 加勒比海這隻大碗裡的島嶼可以分成三組。上面是巴哈馬群島，中間一組包含一些最大的島嶼，有古巴、牙買加、波多黎各以及被海地和聖多明各分割的那個島嶼。東端是由背風群島組成的細細的垂直鏈條，其中包括斯塔蒂亞，最近的鄰居是距離8英里的英屬聖基茨島。進一步往海洋的方向還有向風群島，其中包括馬提尼克島、巴貝多、格瑞那達，還有千里達托貝哥，這些島嶼處於逆風的位置。歐洲本土距離遙遠，根據目的地港口的不同，平均距離約4000英里，從西印度群島到歐洲，如果盛行西風帶的話（風由西往東刮），帆船平均需要航行5周到6周時間。而到北美海岸線的距離則小得多，穿過加勒比海和南大西洋只有大約1400英里，從西印度群島到美洲通常只需三個星期。地理學知識就此打住吧。 赫拉夫向叛亂者致敬以及他的國民公開違抗禁運令，這都冒了很大風險，可能遭到一個大國的報復。這就有必要問問他們這樣做的動機是什麼了。就此事而言，荷蘭人的主要興趣集中於有利可圖的貿易上，而不是自由。赫拉夫之所以這樣做，並不像他後來在接受調查時所聲稱的是在例行公事，而是有意為之。此事在後來引起軒然大波，奧倫治要塞指揮官亞伯拉罕·拉維尼（Abraham Ravené）在做證時說，他本來不願意對「安德魯·多利亞」號做出回應，但是他旁邊的總督命令他做出回應。島上居民支持此舉，這本身很說明問題。他們得以確認，自己的新總督不打算禁止違禁品貿易，或放棄這種貿易所帶來的財富。 斯塔蒂亞為此歡欣鼓舞。據馬里蘭的一位代理商說，在用禮炮做出回應後，「安德魯·多利亞」號的船長魯濱孫（Captain Robinson）「受到總督閣下及島上各類民眾的盛大歡迎……現在此地所有的美國船隻都懸掛大陸會議的旗幟。那些親英分子在這裡見了美國人唯恐避之不及」。由於赫拉夫的利益與西印度公司和商人階層一致，這第一聲禮炮顯然是為了使聖尤斯特歇斯那些桀驁不馴的島民相信，他們得到了善意的看護，這是他們放手追逐利潤所不可或缺的。為了再次強調這一點，赫拉夫在禮炮回應之後還舉行了晚會，款待魯濱孫船長。正如范比伯興致勃勃地向他在馬里蘭的上司們報告時說的，所有的美國代理商和商人都接到了邀請。范比伯寫下的這些字句再次證實了禮炮的真實動機：「荷蘭人非常明白，如果他們奉行法律，亦即遵守禁運令的話，這將毀掉他們的貿易。」 一份美國的日報——珀迪的《弗吉尼亞公報》（Purdie’s Virginia Gazette），在1776年12月26日頗為得意地報道了魯濱孫船長所接受的款待。報道是根據聖基茨的一份報紙的描述寫成的，該報肯定已被寄往倫敦。得知荷蘭承認反叛者的旗幟，倫敦自然很不開心，英國國王的大臣們譴責這種旗幟是「對英王陛下旗幟的公然侮辱」。確實，當倫敦從旁觀者那裡得知美國船隻在公共錨地受到禮炮這種禮遇時，憤怒本已無以復加，卻又被一份報告惡化——報告說「安德魯·多利亞」號離開時載滿了給美國人的軍火。 安提瓜的海軍上將詹姆斯·揚是背風基地的英國指揮官。他在一封致赫拉夫的信中說，自己感到痛苦的「震驚，每日得到肯定無疑的報告說，聖尤斯特歇斯島近來已公然地、明確地成了美國人及其船隻的庇護者，不管這些船隻是商船還是準備投入戰爭的武裝戰船」，就連「荷蘭議會的旗幟和要塞也會不顧尊嚴，如此低三下四地對這些海盜和叛徒予以禮炮回應，提供軍火及其他種種幫助，使他們能夠干擾並阻撓英王陛下忠誠臣民的貿易，甚至聖尤斯特歇斯總督每天都能容忍私掠船在其港口徵召海員、配備火力或者進行整修」。這封信足以傳達出英國人對叛民之蠻橫無理所感到的憤慨，這些叛民「干擾並阻撓」大英帝國的神聖貿易，而更令英國人憤慨的是，一個友邦——其實是同屬一個俱樂部的會員——不但對叛民表示同情，還施以援手。現在真正讓英國人義憤填膺的是荷蘭人，而不是美洲殖民地。因為在英國人眼裡，殖民地的國家地位並沒有得到承認，沒有交戰權，因此那些商船船長並無有效委任狀，這就是為什麼英國人那麼喜歡用「海盜」這個詞。 赫拉夫給大陸旗如此禮遇，並非因為預計到了這場戰爭的勝利方而表示恭維，因為總督鳴放禮炮距離伯戈因（Burgoyne）在薩拉托加（Saratoga）投降（1777年10月）還有將近一年的時間——準確說是11個月，只有這次投降才顯示出烏合之眾的殖民軍有可能取得勝利。正是由於薩拉托加的這次勝利，法國在1778年開始公開與美國結盟，從而改變了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 由於不遵守違禁令而財源滾滾的斯塔蒂亞及其總督並未被英國人日益加劇的憤怒嚇住。也許對於將要發生的事情而言，英國人憤怒得還遠遠不夠。 [1] 由於荷蘭為荷蘭聯省的主要成員，因此循18世紀慣例，這裡用荷蘭來代指整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