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道曙光下的真實 · 序
這個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至少對於我來說至今都還有著重要意義。我在東非度過了我成年時期的前半段，曾廣泛閱讀在那裡生活了兩代半的英國和德國少數民族的歷史和文學。如果不解釋一下北半球1953年到1954年冬季肯尼亞發生的事，本書的前五章在今天可能會很難理解。
喬莫·肯雅塔[1]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遊歷甚廣的非洲吉庫尤族黑人。在英國居住期間，他娶了一位英國女人做太太。根據當時英國殖民政府的說法，喬莫回到故鄉肯尼亞，發動了一場被稱作「茅茅運動」[2]的黑人農奴起義，將矛頭對準占有土地的農民。這些農民是從歐洲遷移過來的，吉庫尤人認為這些歐洲農民竊取了他們手中的土地。正如《暴風雨》[3]中卡利班的抱怨：
這島是我老娘昔考拉克斯傳給我，
而被你奪了去的。你剛來的時候，
撫拍我，待我好，給我
有漿果的水喝，教給我
白天亮著的大的光叫什麼名字，
晚上亮著的小的光叫什麼名字：
因此我以為你是個好人，
把這島上一切的富源都指點給你知道
什麼地方是清泉鹽井，什麼地方是荒地和肥田
茅茅運動並不是在四十年後最終為大部分非洲黑人贏得了整個撒哈拉以南統治權[4]的泛非獨立運動，而基本上是吉庫尤族的人文歷史上所特有的事件。一名吉庫尤人要成為茅茅戰士，必須立下瀆神之誓，從此停止正常生活，成為打擊從歐洲移民來的農場僱主的神風突擊隊[5]式的肉彈。全國最常見的農具在斯瓦希里語中被稱為panga，這是一種厚重的單刃刀具，用來自英格蘭中部地區的鋼板衝壓打磨而成，可用來砍柴、挖洞，在適當的時候，它還會成為殺人的屠刀。幾乎每個農場工人都有這樣一把刀具。我並不是人類學家，我的描述也許與真實情況相差甚遠，但這就是從歐洲移民而來的農場主以及他們的妻兒眼中的茅茅運動。令人悲哀的是，在應用人類學的這段小插曲中，最終被屠戮和殘害的並非茅茅運動所指向的從歐洲移民來的農耕家庭，而是拒不立誓卻與英國殖民當局合作的吉庫尤人。
歐洲人為了進行農業殖民，專門留出了一塊保護區，這在當時被稱作「白色高地」。和坎巴族人的傳統耕地相比，它的海拔更高，灌溉條件更好。吉庫尤人感到，這塊土地是從他們的手中竊取的。坎巴族勉強維持生計的農民儘管說著一種和吉庫尤人相近的班圖語，但是他們必須狩獵和採集更多的食物，以彌補他們收成不太樂觀的耕地，而且和他們的吉庫尤族鄰居比起來，他們的生活必需品更不容易就地取材。兩族人之間的文化差異很微妙，要想充分理解這種微妙的差異，通過把共同生活在伊比利亞半島的兩個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進行比較便可知。我們大多數人都很了解這兩個國家，所以明白為什麼在其中一國行得通的事對另一國卻毫無吸引力可言，茅茅運動也是如此。在大多情況下，茅茅運動對於坎巴族是行不通的。這對海明威夫婦——歐內斯特和瑪麗來說，確實是幸事，不然他們很有可能在睡夢中被他們十分信任並且自認為理解的僕人活活砍死。
一群逃脫拘留、宣誓加入茅茅運動的坎巴族人在威脅襲擊海明威遊獵營地之後不久，他們就如溫暖的晨光照耀下的晨霧一般消散了。這之後發生的故事對於當代讀者來說就很容易理解了。
我有幸是父親的第二個兒子，所以在我的童年晚期和青少年時期我和父親一起度過了很長時間，在這段時間，父親先後與瑪莎·蓋爾霍恩和瑪麗·威爾士成婚。記得我十三歲那年的夏天，我無意中走進父親的臥室，那是在瑪蒂[6]為他們兩人在古巴找到的房子。當時，他們倆正在以一種婚姻幸福指導手冊上推薦的激烈方式做愛。我立刻退了出來，我想他們並沒有看到我，但當我寫出眼下這個故事時，以及讀到父親把瑪蒂描述成模仿大師那一段時，那一幕便在我遺忘了五十六年之後又清晰地浮現在我眼前。她的確是個了不起的模仿大師啊。
海明威的這部無題手稿長達二十萬字左右，顯然並不是一本日記。在這本書中，你將讀到的是一部十萬字左右的小說。我希望瑪麗不要因為我保留了關於戴芭的許多描述而生氣。戴芭只是個黑皮膚的實體，而瑪麗才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妻子。最終，這位真正的妻子進行了二十五年之久的慢性殉夫自焚，只不過燃料不是檀香，而是杜松子酒。
虛構和事實之間模糊的對位法[7]構成了這部回憶錄的核心。在許多段落中，作者大量運用了這種手法，這無疑會為所有喜歡這種寫作手法的讀者增添樂趣。我曾在基馬納的遊獵營里度過一段日子，認識那裡的每一個人，無論是黑人、白人還是通體紅色的人。說不清是什麼原因，這讓我想起了1942年夏天在「比拉爾」號漁船上發生的事。當時我和弟弟格雷戈里還是孩子，在船上和臨時充當海軍後備隊員的出色船員們度過了一個月時間，就像格蘭特將軍十三歲的兒子弗萊德在維克斯堡的時候一樣。船上的無線電發報員是一名職業海軍陸戰隊士兵，曾一度駐紮在中國。在那個搜索潛艇的夏天，他得空第一次讀了《戰爭與和平》，因為他基本上白天黑夜都在待命，每天只需工作很短的時間，而這本書是船上的藏書之一。我記得他說這本書對於他的意義比其他人更大，因為他在上海時認識了那裡所有的白俄。
海明威在寫這部手稿的第一稿也是唯一一稿時曾被利蘭·海沃德[8]和其他拍攝《老人與海》的劇組人員打斷，所以他不得不去秘魯幫他們捕撈一條供拍攝用的槍魚。這個故事中提到了利蘭，他當時娶了一個只能每天和他用長途電話聯繫的女人。蘇伊士危機的爆發致使運河關閉，讓父親再度東非之行的計劃落空，這也可能是他再未繼續這部未完成的著作的一個原因。從故事中我們可以得知，他懷念「當年」的巴黎，而他中途輟筆的另一個原因可能在於他發現自己寫巴黎比寫東非更得心應手。儘管東非景色如畫，激動人心，但是這種美好只持續了幾個月他就遭了大罪，第一次是因為得了阿米巴痢疾，第二次是因為遇上了墜機。
如果拉爾夫·埃里森[9]還在世，我就會讓他來為這本書作序，因為他在《影子與行動》中寫過這樣一段話：
你還要問為什麼對我來說海明威比萊特更重要嗎？並非因為他是白人，或更為讀者所「接受」。而是因為他會欣賞這個地球上我所愛的東西：天氣、槍支、獵狗、賽馬、愛與恨，以及看似艱難卻可以被富有勇氣和獻身精神的人轉變為有利條件和輝煌勝利的不利處境。萊特卻因為太急躁、貧困或稚嫩而無法理解這些。也因為他把每天的生活過程和技術寫得細緻入微，按照他描述的獵鳥，我和我的兄弟得以在1937年的大蕭條中活了下來；因為他了解政治和藝術之間的差別，以及對於作家來說二者之間在某種意義上的真正關係。也因為他寫的所有東西都透著一種超越於我在家中所感受到的悲劇之上的精神，這一點很重要。這種悲劇很接近藍調的感覺，而這可能是美國人所能表達的悲劇精神的極限了。
我十分確信海明威讀過《看不見的人》，這幫助他在兩次讓他和瑪麗差點喪命的墜機事故後重新振作起精神。當他在五十年代中旬開始繼續寫他的這部關於非洲的手稿時，這激勵他重新開始創作的非洲之行已經過去了至少一年。在他的草稿中，他在評價作家們相互剽竊這件事時，腦中想到的可能是埃里森，因為埃里森小說中描寫瘋人院中的瘋子那一段像極了《有錢人和沒錢人》中描寫基韋斯特島上酒吧中的老兵們那一段。
埃里森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寫下這篇文章的，而海明威就在不久前的1961年夏天去世。當然，埃里森沒有讀過這部未完成的關於非洲的手稿，我在這裡把它塑造成了一部作品：《第一道曙光下的真實》，希望這不是最糟糕的樣子。我把我父親在早晨寫的東西進行了一番加工，就像蘇維托尼烏斯[10]在他的《名人傳》中所描述的：
據說，弗吉爾在創作《農事詩》的時候，習慣口述大量他在早晨創作的詩句，然後花一天中剩下的時間把它們刪減到很少的幾句，他詼諧地說他改詩的方式就像是母熊那樣把它們「舔」出模樣來。
只有海明威本人才能把他未完成的手稿「舔」成一隻有模有樣的灰熊。我在《第一道曙光下的真實》中所呈現的只不過是孩子的一隻玩具熊而已。從現在開始，我將每天帶著它上床，躺在床上，我祈禱上帝保管我的靈魂，假如我在醒來前死去，我會祈禱上帝將我的靈魂帶走。願上帝保佑您，爸爸。
派屈克·海明威
在非洲，第一道曙光下真實存在的事物到了正午時分就會成為假象。對於這樣的事物，你是絕對不會相信的，就好像你不會相信在驕陽炙烤的鹽鹼地上有一泓晶瑩剔透、灌木環抱的湖泊一樣。曾經，你在上午時分穿過鹽鹼地，知道那裡並沒有這樣的湖泊。而現在，它卻那麼真實地存在著，無限美好，根本不像是假象。
歐內斯特·海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