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 · 前言

《第三人》從沒想過要寫來給人讀，它只是為了給人看的。像許多風流韻事一樣，它始於一張餐桌，令人頭痛地延續到了許多地方：維也納、威尼斯、拉韋洛 [1] 、倫敦、聖莫尼卡 [2] 。 我覺得，對於大多數小說家而言，會在頭腦中或筆記簿里對某些故事的最初想法進行醞釀，這些想法最後也一直沒有被寫出來。有時候某人會在多年以後重新檢視這些想法，然後遺憾地發現，它們一度是不錯的想法，然而現在已經時過境遷。許多年前，我曾經在一個信封的封瓣上寫下過這樣一個開頭：「一個禮拜前我跟哈利做了最後的告別，他的棺材被放入了二月的凍土中，因此當我在斯特蘭德街看到他夾在一大堆陌生人中與我擦身而過，沒有流露出任何認識我的跡象時，我心中將信將疑。」我跟自己創造的主人公一樣，並沒有朝著哈利追上去，因此在亞歷山大·柯達 [3] 爵士要我替卡羅爾·里德寫一部電影——作為《墮落的偶像》的延續——時，我除了這段開頭之外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奉上。儘管柯達爵士說想要拍一部關於四強割據維也納的電影，其實心裡是想讓我把哈利·萊姆的故事再寫下去。 對我來說，要我不先寫一個故事就直接寫電影劇本幾乎不可能。即使是電影，其依賴的也不僅僅是情節，還要有適度的人物塑造，要有情緒和氛圍，而這些要我一上來就以電影劇本那種乾巴巴的速記方式來體現，我覺得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另一種媒體中再現某種效果可以做到，但要以劇本的形式完成最初的創造卻做不到。必須得有更多的材料才能找到感覺往少里去寫。因此，《第三人》儘管從來沒想過要出版，也必須先寫成一個故事，然後才可能進行那過程看似沒完沒了的從一種處理方式向另一種處理方式的轉變。 我和卡羅爾·里德密切合作，一起動腦筋琢磨這些處理方式，每天在地毯上踱來踱去，彼此把場景演給對方看。沒有第三者加入過我們的會議，靠的都是兩個人之間頭腦清晰的思維碰撞。小說家當然覺得小說是處理某個特定主題的最佳方式，對於將其變成電影或戲劇的許多必要改動忍不住會產生反感。但是《第三人》的目的從來就只是為一部影片提供原材料。讀者們會注意到這個故事和電影之間存在許多差異，可千萬別把這些改變想像成是強加到不情不願的作者頭上的：其實這些改變反倒更有可能是作者的主意。事實上，電影要比原來的故事更出色，因為在這次的情況中，相較於故事，電影的完成度更高。 這些改動中的一些有著明顯的表面原因。選擇一位美國影星而非英國明星就會牽涉到許多改動。舉例來說，約瑟夫·科頓 [4] 先生若是拒絕羅洛這樣的角色名就相當有道理。這個名字對他來說必定是荒唐的，而華立這樣的名字則會使我聯想到美國詩人托馬斯·華立·齊維爾斯 [5] ，想起他那滑稽的形象來。而且一個美國人也不大可能被人錯認成著名英國作家德克斯特，後者的文學風格像極了溫潤才情頗為豐富的埃·摩·福斯特先生。卡羅爾·里德正確地拒絕了一種很不靠譜的情況出現，即添加大量的解釋使一部已經太長的影片更添時長。即便他沒有這樣做，不同身份間的混淆也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還有一小點是：為了尊重美方的意見，用一個羅馬尼亞人的角色替代了庫勒這個角色，因為奧遜·威爾斯 [6] 先生已經讓我們這部戲裡有了一個美國人的反派角色了。(順便提一句，電影裡那段關於瑞士自鳴鐘的膾炙人口的台詞正是奧遜·威爾斯親自加到劇本里去的。) 我和卡羅爾·里德之間為數不多的幾場爭論之一是關於結尾，事實成功地表明他是對的。我當時的意見是，這樣的一部娛樂片分量太輕，不足以承載起一個不歡喜的結局。里德從他的角度覺得我的結尾——雖說也是曖昧的，沒有人說話——會讓剛剛見到哈利死去的觀眾們感到有種令人不快的玩世不恭。我承認當時並沒有被完全說服。我擔心沒有多少人會在女孩自墓園向遠方一直走去的時候還等在座位上——他們會覺得這不過就跟我的那個一樣，只是個老套的結尾，反倒更加冗長。我沒有對里德在執導方面的功力給予足夠的考慮，而且在那個階段，我們倆當然也都不曾預見到里德後來居然能不可思議地發現齊特琴演奏家卡拉斯先生。 俄國人綁架安娜那一段(這在維也納是完全有可能會發生的事件)，直到相當晚的階段才被刪去。它融入故事的方式無法令人感到滿意，有可能會使整部電影淪為一幅宣傳畫。我們無意挑起人們的政治情緒。我們只想娛樂他們，讓他們感受到一點點驚悚，讓他們笑。 事實上，現實只是童話故事的背景。盤尼西林騙局的故事所依據的真相也並不更加殘酷，因為有那麼多間諜都比約瑟夫·哈賓更加無辜。幾天前在倫敦，一位軍醫帶著兩個朋友一起去看了這部電影。他看得饒有興味，卻發現那兩位朋友看完之後悶悶不樂，意志消沉，對此他大感意外。後來他們告訴他，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們在皇家空軍服役，那時他們自己就在維也納倒賣過盤尼西林。在看到這部電影之前，他們從來不曾想到過自己的行為居然有可能引發那樣的後果。